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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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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939年的最初几个月里事情已经变得很清楚，即中国能够而且肯定会继续斗争下去。1月4日近卫内阁的垮台，虽然更多的是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局势的紧张，而不是因为同中国议和的失败，但它是日本的希望已化为泡影和中国经受住了一场危险的风暴的又一个标志。西方民主国家在它们分别致日本的照会中表示，它们拒绝默认日本提出的东亚新秩序，这也就构成了对中国合法政府的一种保证，即如果它自己不屈服于日本的话，那么民主国家也不会以灭亡中国作为代价，来换取日本在未来的世界冲突中保持中立。那种冲突的阴影正在笼罩世界，在不吉祥的1939年3月里，当希特勒的军队长驱直入布拉格时，它更大大地扩展并加深了。迫在眉睫的世界斗争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仍然很难明确地加以预测；但重庆政府既相信，而且也很自然地希望，日本将会卷入同西方民主国家的，或同苏联的，或同这两者的纠纷中去，而这两者的结合最终将会把它打倒。因此，在重庆政府看来，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抗战，直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既然它不能没有别人的帮助就解放自己，它的命运将同总的结局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国政府决定等待那即将来临的全世界范围的冲突。它深信，它的忍耐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终将得到报偿。
军事上的考虑，和政治上的考虑一样，迫使中国采取一种坚持下去和等待外援的政策。在1939年初，据估计蒋在非敌占区拥有一百五十万武装人员，但这些人员与其说是一支正规军，倒不如说是一支质量和装备很不整齐的乌合之众的军队。中国军事上的缺陷，不仅仅是由于缺少武器和弹药，包括重型武器和飞机，虽然这方面的需要量是很大的。在中国广大内地，只有少数比大车路或碎石子路要好些的道路，除了崎岖险峻的山区就是大片沼泽的水稻田。一支正当地征募起来的、有适当的给养和训练、并配备有相当的指挥员的军队，在这种地区将会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即使它只是用步枪、机关枪和战壕迫击炮武装起来的。但是，虽然蒋及其部下一些比较有识之士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加以改善，中国军队的招募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按照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军事实践的研究者所熟悉的、并被莎士比亚笔下的福尔斯塔夫不朽化了的那种方式进行的。这样招募来的士兵饷银低微，缺衣少食，并且是用五花八门的武器装备起来的。他们的军官中很少有人具有较多的现代战争经验，或精确组织和选择时间的实践，而这些对于正确地指挥大部队却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士兵在抵抗一个组织和训练都比自己优越得多、物质装备也好得多的敌人方面，却能表现得不错，在实际上做得也很好，这是很了不起的。
在1939年春天，据说日本在中国，除满洲外，驻有二十五个师，或五十万以上的士兵。其中十一个师驻在华北和内蒙，同样数目的师分布在长江流域，相当于三个师的兵力驻在华南。这些兵力分散在有二亿七千万居民的六十万平方英里的中国领土上。日本士兵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占领比这广大面积中的一小部分更多一点的地方；他们只占据了主要的城镇及其郊区和主要的交通线。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中国的各种各样流动军队和游击队，一直在扩充他们的控制区。他们与其说是对侵略者的一个严重的军事威胁，倒不如说是使日本人很伤脑筋的事。这一部分是由于地方各游击队内部之间因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而闹纠纷；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长期缺少武器、军火和炸药。然而，他们所占据的地方是大片富饶的华北和华中棉粮产区，这对日本人在经济上剥削那些地方是一个实在的障碍，而这恰恰是日本打算建立的那个新秩序的首要目标。日军派遣一个纵队去打击游击队，就好象以剑击水。在日本远征军到来之前，游击队就散开了；等它返回基地，就又跟着跑了回来，并且一有机会，就截断那些掉队的人。为了占据平原低地，日本需要有常驻的守备部队，这就需要把大批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派往中国。
尽管存在着十分巨大的空间和地形方面的障碍，日本军队怀着征服自由中国的心脏、富饶而辽阔的四川省的目的，本来是能够再进一步深入中国的。但是，即使他们能如愿以偿，还是没有绝对的把握能使蒋屈服；他或许还会从更遥远的中国西北地区继续进行抵抗。何况，这样的推进将会使日本人正在尽力解决的、已经很困难的交通和供应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并且将会给中国游击队以新的可乘之机。这些都是反对采取进一步征服和占领领土的政策的很有分量的理由。
此外，这种政策势必需要把日本在华的兵力再增加一倍。但这并不至于给日本的军事和经济资源带来太大的紧张，关于这一点，在中国和西方流行着很多普遍的误解。日军的伤亡是相当可观的，但它不仅被还在迅速增加的已超过七千万的人口中每年达到入伍年龄的男子的增加数所弥补，而且还有多余。日本在对华战争中，还使用了很大一部分年龄较大的第二线军队；而把它的精锐部队保存在国内和满洲。日本从和平时期转入完全战时经济时，在缺少技术工人、生产环节阻塞、特别是在机械工具方面，遇到了不少困难。结果是，它的实际军费开支往往达不到国会所批准的公债发行数。但是这些困难并不妨碍它对装备差的中国人增加军事方面的压力，增加这种压力只需要消耗不太多的军火就够了。日本的国债在迅速增加，但它全是内债，并且被战时生产的刺激和劳动力的充分就业造成的国民收入的增长所抵消了。日本人民对无止境的中国事变日益感到厌倦，对缺少消费品，特别是衣服和鞋袜，感到恼火。但是增加的捐税和储蓄，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趋势，因此在人民中还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不安。日本购买原料所需外汇储备日益减少；但它已经积聚了大量的存货。在1939年，日本很象是一个在从事一场令人厌烦的殖民战争的国家，而不大象是一个在竭尽全力和充分利用其一切资源来反对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的国家。
实际上，日本军队首脑是在利用中国事变来为他们的国家卷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作好准备，他们倒也并不掩盖他们的这种意图。在193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最有可能成为敌人的似乎是苏联，日本同这个国家的关系是最坏的了。1938年11月28日，当时的陆军省次官东条中将曾在一次日本企业家的集会上警告说，日本可能不久就会发现它自己在同苏联和中国打仗，战时生产计划的制订要估计到这种可能性。第二年1月日本国会开会时，有人曾就东条的这一讲话质问陆军大臣板垣将军。板垣答复说，日本军队没有侵犯苏联的意图，但他宣称，如果发生来自俄国人方面的敌对行动时，“我们准备击退他们，并且毫不犹豫地消灭他们”。他接着又说，当军队集中全力来彻底解决中国事变时，在这种解决和对付苏联的军事准备之间是有着紧密联系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它们是完全相同的。”换句话说，日本的军事力虽必须强大得足以制止苏联站在中国一边进行武装干预，或打败这种干预，如果它发生的话。
这样，日本的军方首脑们就已预见到了，日本由于企图在远东称霸，可能会卷人同一个或几个大国的纠纷中去。因此，他们不想在中国战场上投入太多的武装部队。此外，如果欧洲大战爆发，就有可能——在日本的将军们看来是很可能的——德国不是打败它的对手，就是削弱它们，使得它们不能在远东做任何事来反对日本，从而被迫放弃它们对中国的支持并接受日本的新秩序。在那种情况下，失去了外国援助希望的中国，就可能无须再经过重大的战斗而屈服。这样，从日本人的观点来看，同中国人的观点一样，在中国的这场斗争的结局，将不可避免地同未来的世界冲突联系在一起。
由于这一切原因，日本人决定在中国不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只是把他们的力量用在打击和击溃任何中国军队的集结上，这种集结可能表示中国人要对某处重要的日军阵地发动一次区域性的反攻。1939年初，日本人的确向长江以南发动了一次进攻，结果是在3月27日夺取了江西省省会南昌市。但除此以外，他们没有试图再去占领任何新的大片领土。1939年5月可以看到日本新策略的一个例证：当日军从汉口的西面和西北面越过汉江向前挺进时，似乎有攻取沙市和宜昌两市的企图，但经过三周的战斗之后，它又返回了原地。日本人声称已经切断和击溃了大批集结起来的、可能打算重新夺回汉口的中国部队；另一方面，中国人则断言，他们已打退并挫败了一次日本人向长江上游推进的努力。外国记者们倾向于对双方的说法都持怀疑的态度。但鉴于日本人没有能在中国打出决定性的一击，报纸的报道有点倾向于低估日本取得的成就，而接受中国人所作的关于日本正在变得衰竭和虚弱的宣传。实际情况远非这样；日本正在把大量的开支用于扩充和改善它的战争潜力。1939年10月，英国驻东京武官报告说，日军在人力、士气、作战经验和军火储备等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至于别的方面，日本人在1939年春夏之际对华北和长江流域的游击队发动了广泛的“扫荡”远征。但是，这些出击并没有产生什么持久性的结果，到7月，由于河北和陕西南部发生洪水，更是受到了极大的阻碍。日本空军加剧了对自由中国各城市，包括战时首都重庆在内的空袭；这就引起了外部世界的抗议，对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滥用空中武器，那时的各国还不曾变得麻木不仁，无动于衷。
但是当中日冲突这样有气无力地拖延下去的时候，虽然形势变得日益明显，最终的结果将主要取决于远东以外的事态发展，可是冲突仍在继续进行和日本已不能随心所欲地决定一切这一事实，却对世界的其他部分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日本军政界首脑中那些对于使日本卷入新的冒险的做法主张要谨慎、并且反对加强日本同欧洲轴心国的联系的人，可以用中国事变仍在继续这一事实来证明他们的态度的正确。同时，在征服中国的努力中消耗掉了相当大一部分的日本资源，这就使得日本成了一个不很得力、因此也就不太合乎需要的盟国，特别是在共同反对苏联方面，这并不是对德国的政策不发生影响的。另一方面，日本军方首脑既没有能单凭武力来解决中国事件，又没有能使自己从中国事件中摆脱出来而不损伤其国内威信，这种失败促使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特别是涉及外国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的措施，从而更加扩大了日本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裂缝，并帮助了那些赞成日、德、意三国更加密切合作的人。
第二章 日本人对外国租界施加压力
对华冲突未能胜利结束，使得日本人产生了挫折和愤怒的情绪。他们是这样一个民族，在他们彬彬有礼的态度和表面的含蓄后面，却隐藏着一种容易激动和十分活跃的性格，他们在处理任何问题时，容易动感情，而不是冷静分析。他们现在觉得他们受到欺骗而失去了胜利的果实，并因为他们的对华政策引起了普遍的敌视而感到怨恨。由于受到宣传的深刻影响，他们深信东亚新秩序的意图是好的，但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除了他们的轴心国伙伴之外，它在国外却得不到同情。这种同外国敌对的意识，在日本人中间引起了一种好斗的精神，他们的领导人就又很快地利用了这种心理。
日本陆军首脑们需要一只替罪羊。他们知道，日本舆论中的一个决非无足轻重的分量，会把中国冲突的旷日持久和最终结局归咎于他们，而这种追究责任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伤害，除非他们能够把继续进行一场使人精疲力尽、代价昂贵、已不再能以伟大胜利来吸引人的斗争的责任转移到其他地方。他们无疑还能记得1918…1922年间日军在西伯利亚的冒险，结果使它在日本国内的威望和影响大受损害，而且也没有得到一寸的土地来补偿生命和钱财的损失。自从1923年发生大地震以来，由于陆军能够很有成效地处理那场灾难后出现的悲惨局面，它已经重新获得人民的敬重；但是如果这次规模更大得多、耗费也更大得多的中国事件，最后证明同样也是对日本毫无好处可言，那么以后陆军对政策的影响，很可能要受到一次决定性的和持久的挫折。
日本军方首脑并没有正视这样一种前景。他们指望最后能拖垮中国的抵抗，并找到一种办法来控制他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以便进行广泛的经济开发。这样既可以帮助日本战时经济的发展，又可以通过向日本工业资本家提供新的赚钱机会来笼络他们。但这种拖垮敌人的过程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它势必要使日本经济持续地处于紧张状态，并使日本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它与1937年夏天欢呼的人群挤满火车站送别派往中国的军队时，人民心中所想象的速战速胜的出征，将会是很不相同的。所以陆军不得不为它的未能迅速结束战争进行辩解，并且它也急于想把一场令人厌烦而又负担沉重的消耗战所引起的人民对它的反感摆脱掉，这场消耗战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财政和经济方面也都消耗严重。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陆军指责西方国家——德国和意大利除外——所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应对鼓励中国人继续抵抗，以致剥夺了日本的胜利果实，负主要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英、法、美三国和苏联都受到了攻击。但是象在任何情况下一样，这个最后提到的大国，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原因，就被看成是最敌视日本的国家。因为觉得法国是在追随和仿效英国和美国的榜样，所以主要是对英国和美国进行指责。它们声言反对新秩序，它们在外交上继续承认重庆政府，以及它们对自由中国的贸易和货币给予财政上的援助：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了强烈的攻击。在这方面，日本人并不仅仅是做出一种姿态；他们明白中国从国外得到的道义上的支持和为数有限的物质援助，是使它能够继续斗争的重要因素；而且，这场斗争越是多使用经济和财政的武器，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也就会越大。中国政府在日内瓦和别处虽然理所当然地迫切要求给予更多的援助和采取直接的措施以挫败日本的战争努力，但它也认识到它已经得到的援助的价值。在此期间，它知道它的斗争得到大多数国家的同情，并相信慷慨的援助终将到来，这对于鼓舞中国人的士气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日本的外交官和军部首脑同样清楚地觉得，如果能够把中国人的这些希望打破，并促成一个远东的“慕尼黑”，日本的任务也就会相应地减轻。从这场冲突一开始，他们就采取软硬兼施和对外国在华利益施加压力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日本政界人士花言巧语地说，他们乐意同那些能够采取适应中国新情况的政策的国家合作（那就是要它们抛弃重庆和支持新秩序），在那个新秩序的总体制内有着广大的企业领域可以向第三国的国民开放。但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日军以军事上的需要为借口，仍在继续实行并增加他们对第三国的贸易、运输和航运所施加的限制。这些措施具有三重目的：阻碍外国的商业企业，从而为日元集团经济的增长扫清道路；对外国施加影响；以及让日本武装部队及其在华的随军人员能够中饱私囊，其中许多人以凶暴的特征在国外臭名远扬。因此，1939年春夏期间美国和英国政府虽然一再向东京提出抗议，但是日本人只在口头上讲好话，而很少采取行动来撤除对英美在日本占领区的商业和航运所设置的障碍，这也就不奇怪了。相反，这一年标志着日本对外国在中国的租界施加的压力大大地增加了，它的目的是企图迫使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放弃它们反对建立新秩序的立场。结果是在英日两国的关系上出现了一次十分危险的危机，以致在1939年夏天，两国已濒临战争边缘。
受到影响的主要是以下三个地区：上海的公共租界，或它的仍处于上海工部局控制之下的那一部分地区，厦门附近的鼓浪屿公共祖界，和天津的英租界。在所有这三个地区中的最紧迫问题，是日本人所谓的“恐怖主义”问题，即中国爱国团体暗杀日本人扶植的政府的官员或其他卖身投靠日本人的中国人。在这争端的背后隐隐存在着更加广泛的问题。日本军方首脑对这些在他们的势力包围之中但又不能加以控制的领土越来越憎恨，那里居住着有势力的中国金融界和商界人士，他们继续拥护合法的中国政府，他们所窖藏的金银财宝日本人渴望予以强迫接管，以便用来支持他们的货币体制。使他们感到同样苦恼的是，有一家不受控制的中国报纸仍在出版，它在工部局所规定的限制范围内，继续表示反对日本侵略者，鼓舞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这些外国人管理的地区——当然，天津和汉口的日本租界除外——是日本人道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因为它们是在日本所占领的大片领土中的一些孤岛，可以在任何时候用不可抗拒的胁迫来加以践踏，外国管理区就几乎成了日本手中的抵押品，并且给了日本军方首脑一个对西方国家施加压力的手段，而这种手段他们也是毫不迟疑地就要加以利用的。
1939年初，上海就是处于这样的地位。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当局仍然完全控制着公共租界的虹口和杨树浦地区。他们并不想放弃这种控制，除非要有一定的代价，而这种代价也许上海工部局不经西方各缔约国的同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上海的中国地界，包括在属于工部局的沪西越界筑路中间的一些地段，是由日本人扶植的大道市政府管辖的，它的后台是那个亲日的南京维新政府。没有这些不同组织之间的充分合作，在公共租界镇压恐怖主义的暴行的问题，就几乎是不能解决的；但是这种合作如果需要承认这些日本人扶植的政权的话，那么工部局就必须同中国的合法政府相互妥协，因为后者对整个上海地区拥有合法的主权。
1938年7月19日，上海市工部局颁布紧急布告，宣称任何人如在公共租界内对武装部队有违犯行为，应即押送该武装力量；凡在公共租界内犯有武装罪行或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者，应即驱逐出境。它还授权公共租界巡捕得进入任何场所搜查非法拥有的武器，并悬赏奖励提供有关恐怖主义组织的报告。难办的是，许多暗杀者在公共租界巡捕管辖区以外的地方有藏身之处，他们因此可以在公共租界内犯罪，然后逃之夭夭，逍遥法外。在1939年的前几个月里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暗杀事件，2月19日南京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籙的遭到暗杀更是达到了顶点。2月22日，日本总领事由日本驻上海的海陆军司令官们陪同，去向上海市工部局总董提出了五项要求。这些要求是：（一）紧急布告必须严格执行；（二）为了保护日本国民和镇压恐怖主义活动，日本警察和宪兵必要时可随时随地在公共租界内采取必要的措施，这种措施应会同工部局巡捕房一起行动；（三）日本当局会同公共租界当局一起，可以搜查出入租界的华人，如有必要并可加以拘留；（四）工部局巡捕房的日本巡捕部分应加强力量；（五）应立即采取措施在公共租界的重要地点搜查华人。
当地的日本官员并非是好战的；的确，日本总领事曾宣称，恐怖分子活动的目的是要使日本同上海市工部局发生纠纷，从而同英国发生纠纷，因此，双方都应当小心，不要落入这种圈套。但是，在东京却出现了不祥的议论，特别是出自陆军大臣的一些话。2月21日，他谴责工部局缺少“诚意”，而不是没有力量来执行命令；并威胁说要采取“适当的和有效的自卫措施”。两天后，外相也说了大致相同的话。这些话似乎表明，日本政府打算利用上海这些事件作为一种手段来向工部局索取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让步。因此，根据驻东京大使罗伯特·克雷吉爵士本人的建议，英国政府指示他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并说英国政府将以十分沉重的心情看待用武力改变租界现状的任何企图。美国大使也单独地提了一个类似的抗议。由于法租界没有直接卷入，所以法国人不愿意跟着办，而且也没有人硬要他们这样做。英美两国政府也都向蒋介石呼吁，要他尽可能地劝说亲重庆的恐怖主义分子停止他们在公共租界中的活动。蒋不承认他对这些行动负有任何责任，也没有作出直接的答复，但确实采取了英美所要求的行动。
与此同时，上海市工部局在2月25日对日本总领事作了答复。工部局宣称，它将继续使紧急布告充分发生作用，它邀请日本便衣警察参加搜查中国嫌疑犯，它还说，只要能得到补充人员，就可以使工部局巡捕房的日本巡捕达到规定人数。但它坚决不允许日本警察或宪兵在公共租界内采取单独行动，虽然它欢迎上海工部局巡捕和日本警察之间进行合作，只要这是由双方警察领导人商定的，并且日本警察和宪兵在同工部局巡捕合作时穿着便衣。
日本总领事2月28日的答复，表示对工部局的回答有些不满。但他不承认有在公共租界内采取单独警察行动的任何意图，他并且接受了工部局关于进行合作的建议。不过，他不仅要求增加工部局巡捕房日本巡捕分队的实力，而且要求接受日本人先前提出的建议，即任命合格的日本人到工部局巡捕房外国巡捕分队中任职，并增加工部局巡捕房日本高级职员所掌握的权力。但是日本人不准备在这个时刻把事情做得太过分，经过进一步的讨论，结果在3月4日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上海市工部局巡捕房应与日本领事馆警察和宪兵共同合作以镇压恐怖分子活动，但这种合作必须取得工部局巡捕房总巡的同意。总巡“准备对下列建议给予同情的考虑：在现在的刑事处组织内设置一个综合课，由一名日本高级职员率领几名经过挑选的日本下级人员主持其工作”。这个课将负责在处理抗日恐怖活动时同日本领事馆警察和宪兵进行联络的工作。3月14日，工部局公布了这项协议，并趁机否认了以下这种传说，即日本宪兵将要进驻上海市工部局各巡捕房内，将要允许他们监督工部局巡捕房的中国人员。实际上，工部局在它仍能控制的那部分公共租界内的行政权力并没有受到损害。蒋介石在3月11日对以下一项报道表示关切，即凡是在公共租界内有抗日活动嫌疑的人都将归日本当局审讯。对此，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后为英弗查佩尔勋爵）在3月17日向他保证说，这并非事实，被日本人控告有恐怖活动的人，将由工部局巡捕房逮捕并审讯。
事情就这样暂时到此为止，虽然一直有谣传说日本人即将对公共租界发动武装进攻。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赫伯特·菲利普斯爵士在4月17日的一封电报中提到了此事，并且还提到当地的日本报纸以及南京和上海的日本人扶植的政权都在发动一场反对上海工部局的运动。但是他认为，日本人在使用武力之前，无论如何将宁愿静待预料中的欧洲战争爆发，而不愿冒同英国和美国发生纠纷的危险。不过，他怕他们可能会要求在公共租界内建立一个日本警察控制网，如果不答应他们，就要实行经济封锁，从而使食品供应和基本公用事业被切断。
5月初，日本人又一次采取行动。2日，驻在上海的日本海军当局发表了一个声明，宣称工部局采取的镇压公共租界内抗日分子的措施是不够的。它还支持日本人扶值的上海市政府市长傅筱庵以前提出的要求。傅要求允许他的警察进入公共租界，以协助镇压恐怖分子；中国的国旗（即国民党的国旗）不应当在公共租界内悬挂；公共租界内的中国法院和设在那里的中国地政局的房地产地契及其他文件都应移交给他的政府。
5月3日，日本外务省次官交给罗伯特·克雷吉爵士一份关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备忘录。这是涉及到英国大使2月28日提出的那份抗议书的，他在抗议中曾说，公共租界管理制度的改变只能通过谈判并取得一切有关方面的同意才属有效。日本的备忘录宣称，公共租界管理制度所依据的土地章程，自从1866年以来基本上没有变动过，现在迫切需要加以修改。日本在工部局内的代表权应当扩大，日本籍巡捕和其他官员应在公共租界的总的管理体系中占有更大的份额。这样“才能使日本有可能在公共租界的管理中进行积极的合作”，并“保证它的管理机器顺利运转”。工部局还应当同中国人的市政府合作，允许它控制公共租界中的中国法院，并把土地登记册移交给它。还应该对公共租界中的恐怖活动更加严厉地控制。日本政府“正严重关切地注视着公共租界的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以之作为他们非法活动的一个基地”。
一份内容相同的文件交给了美国驻东京大使。5月4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把这份备忘录的副本交给了英国和美国的总领事和工部局总董。为了避免给日本人以进行武装攻击的任何借口，工部局同法租界当局一起，在5月11日发表了一份联合公告，禁止在这两个地区内进行一切政治活动，违者将被驱逐出境；宣称在必要时将实施严格的宵禁条例；并威胁说，有破坏和平或扰乱秩序的行为的任何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英国总领事同意他的美国同行的意见，即日本人的修改土地章程和承认日本人扶植的市政府的要求是不能答应的。在这个意见上他们都得到了他们本国政府的支持。5月14日，美国驻东京大使奉本国政府之命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以答复后者5月3日的来文。美国政府认为，修改上海土地章程和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的问题，应等待有了更加正常的形势发展后再商议。它拒绝接受日本人的这样一个论点，即在上海的日本人没有得到足够的代表权，但表示相信工部局当局将继续进行调整，以满足日本人的公平合理的要求。它称赞工部局在处理仍由其控制的那部分公共租界内的恐怖分子活动时所表现的能力和效率；并暗示，日本政府如能承认这一点，并让工部局恢复对公共租界北部地区的完全控制，那将是正确的做法。
5月16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把从他的美国同行那里得到的国务院指示原文用电报拍发给英国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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