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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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西方国家政府试图组织一个安全体系一事而言，苏联政府事实上在4月中以前一直是被撇在一旁的。在那时提交给李维诺夫的新建议和以后双方的交换意见将在下文叙述。在4月15日收到英国新的建议之后，苏联政府立即向德国进行了试探；但在三周之内莫洛托夫就接替李维诺夫担任了外交人民委员。
　　也许李维诺夫已意识到他的地位不稳，所以他在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还争取主动，作了最后一次的尝试，把副外交人员委员波将金派到英国外交在那里特别活跃的东欧和巴尔于各国首都去作一次亲善旅行。4月25日，波将金到了布加勒斯特，次日又到了索非亚。他在安卡拉停留了一个星期（4月28日至5月5日），在5月7日和8日再度访问了索非亚和布加勒斯特，并在回国途中于5月10日访问了华沙。在波将金第二次到布加勒斯特时见过他的罗马尼亚外长加芬库后来说，波将金在访问期间并没有做什么事，不过是散布了一些“安慰人的空话”，并表达了苏联对其近邻们的善意。加芬库还宣称，波将金特别对苏联向西方国家达成协议的前景抱乐观态度；并对苏联同轴心国可能和解的传闻进行辟谣，说这是德国为了阻挠英、法、俄三国谈判获得成功而采取的一个行动。
　　5月3日，当波将金在安卡拉的时候，他换了一个新上司的消息公布了。李维诺夫因“他本人请求”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位，已由莫洛托夫接任。李维诺夫在莫斯科的外交部当了八年的领导，在此期间，尽管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关于清洗的消息以及其他震撼西方的俄国国内事态的变动等问题从中作祟，他还是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国家在国际讲坛上的威望。的确，他在外交上的成就可与塔列兰在1814年的那些成就相辉映。根据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来看，李维诺夫的离开外交部显然是政策发生激烈变化的一个预兆。正如丘吉尔后来所写的：“这位被德国视为眼中钉的大名鼎鼎的犹太人，顿时象一件破工具似的被扔到了一边，不容许讲一句申辩的话，就被赶下了世界舞台而从此湮没无闻。……李维诺夫的去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当时，莫洛托夫的被任命以及它的含意，曾是使西方深感不安和纷纷揣测的主题；有一些观察家对这种变动也做了正确的解释。英国外交部则倾向于把这事看成是一个警告信号：斯大林可能认为孤立和完全中立（实际上这会对德国有利）要比与西方国家联合更为可取，不过它认为斯大林正在打算“和德国达成协议”那是不大可能的。不过，法国的外交界和官方倒是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例如，库隆德勒5月7日从柏林写给巴黎的信中就曾警告他的政府：导致再次瓜分波兰的那样一个俄德协定可能就近在眼前；5月5日，弗朗索瓦…蓬塞在罗马也提醒他的英国同行说，斯大林“搞掉他（李维诺夫）是为了要同希特勒勾搭”——这种意见洛赖因却感到“难以接受”。5月20日，哈利法克斯往日内瓦途经巴黎同法国部长们碰头时，他问后者是否认为，如果西方国家不能同苏联政府达成协议，俄德达成一项协议的严重危险就会发生。达拉第和博内回答说，这种危险“不能忽视，因为在德国有赞成这种和解的一派人。俄国的政策十分捉摸不定，很可能突然改变。”
　　但是，法国对德俄和解的恐惧使巴黎政府比以往更加迫切地想同苏联政府达成协议。英国政府也认为最好不要改变它的试图把苏联同自己的“和平阵线”挂起钩来的政策，虽然张伯伦及其部分同僚本来就带着几分厌恶来承认有必要向苏联递送秋波，而现在他们必须同莫洛托夫这种人打交道，这就无疑更加深了这种厌恶感。苏联政府这方面则对西方及其卵翼下的国家保证说，莫洛托夫和李维诺夫一样，将会执行原来的政策；但是对德国人说的却是另一种话。
　　第四章　俄德两国和解的背景
　　1939年8月23至24日里宾特洛甫访问了莫斯科并签署了一项俄德互不侵犯公约，这件事使全世界都吃了一惊。但事实上，这股暗流在它突然涌出地面之前，已经在地下流了很长一段路程，而且它的存在也不是被掩盖得毫无破绽的。就俄国方面来说，权衡同德国改善关系的利弊得失这一过程，也许早在1938年秋天就已开始了，或者从那时起加快了速度，如果它开始得更早的活，因为慕尼黑会议之后苏联觉得自己被孤立了，并深深感到西方国家在本质上是敌视苏联的。1938年10月，德国和苏联两国政府同意制止双方各自的报刊和宣传机构对对方领导人的攻击；在这年年底之前，德国人又主动扩大了俄德之间的贸易，并得到对方的积极响应。
　　在1938年年初的几个月中举行了一连串关于德国向俄国提供贷款的谈判，以便使德国用本国的货物换取更多的俄国原材料。但是讨论陷入了僵局，终于在3月份中断。到了1938年11月，由于德国急需俄国的原材料，戈林只得要求为达成协议再作一次努力。于是决定在即将开始的关于德俄年度贸易协定展期的谈判中再次把贷款问题提出来。因此，当谈判在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司的施努雷主持下于1938年圣诞节前在柏林开始时，德国人就问苏联政府是否准备增加原料供应，使1939年和1940年的每年供应总额达一亿德国马克（或者，如果可能，一亿五千万德国马克）。1939年1月10日，俄国新任驻柏林大使梅雷卡洛夫通知德国外交部说，他的政府在原则上准备根据德国的建议重开贷款的谈判，只是要求在莫斯科举行。德国政府拒绝派遣一个正式贸易代表团去莫斯科，但作为折中办法，同意在1月底让施努雷单独到那里去同俄国专家们建立接触并讨论贷款协定的基础。
　　1月里，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俄国，缓和的迹象都已显露出来了。1月12日，希特勒在柏林为外交使团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学着拿破仑的姿态，走到梅雷卡洛夫面前装出一副很友好的样子同他闲聊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个小小的插曲自然成了梅雷卡洛夫在柏林的同行们议论的话题，同时也引起了莫斯科的重视。在那里，波将金向波兰大使格尔祖鲍斯基提到这件事时，显然感到很满意。大约一星期后，《真理报》在显著位置不加评论地转载了伦敦《新闻纪事报》的一则关于德俄之间即将和解的报道。但是，在1月底出现了波折。同时也主持同波兰人进行贸易谈判的施努雷，在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前往华沙，打算在那里停留几天后再乘火车去莫斯科。他的这个打算是瞒不过他的东道主的，而波兰人自己也没有把这个消息加以保密（早在半个月前，李维诺夫就警告过波兰人要赶快同苏联进行贸易谈判，以便阻止“德国的图谋”）。结果，法国报纸把施努雷将去莫斯科访问一事当作一件政治上的大事报道出来了。伦敦《每日先驱报》1月25日也报道，有一个德国贸易代表团正在去莫斯科的途中，“其目的与其说在于贸易，还不如说是政治性的”。1月28日，德国外交部从华沙召回施努雷，并取消了他对莫斯科的访问。表面上说是“另有未预料到的紧急任务需要他去完成”。
　　虽然俄国人觉得这个插曲是对自己的一个打击，但却未拒绝同舒伦堡开始讨论贷款协定。到了2月底，苏联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显然是很勉强地同意了向德国人提供原料，提供的数量只有德国人所要求的半数左右。但俄国人所要求的贷款数额则比德国人所愿意提供的要大，而且还提出了其他一些不可能被接受的要求。因此，在这个阶段又遇到了障碍。德国的经济专家们决定，纵然德国迫切需要俄国的原料，他们仍不得不放弃这笔交易，或者至少把谈判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这个决定是在斯大林于联共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的第二天，即3月11日，由柏林外交部作出的。接着，俄国外交部生怕德国人不能心领神会，似乎也曾向舒伦堡暗示，这个演说只不过是作为一种政治姿态而已。但是，世界舞台上紧接着发生的下一个事件，就是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3月15日以后的一个多月里，德俄双方似乎谁也没有采取任何可以促进彼此更好谅解的新步骤。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俄国人对西方国家的不满这时正在不断加深。斯大林3月10日的演说中所表达的那种俄国人论点——西方国家的主要目的是使苏联同德国争吵——不但有人主张，而且还有事实为证，于是就更显得理直气壮了。
　　4月15日，英法两国向李维诺夫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要苏联公开宣告愿意援助任何抵抗侵略的国家。两天后，4月17日，苏联政府又朝德国的方向靠拢了一步。这一天，梅雷卡洛夫自出任大使以来第一次在柏林拜访了魏茨泽克。拜访的借口是打听俄国从捷克斯洛伐克的斯科达工厂订购的军用物资的交货问题，但梅雷卡洛夫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后，进而又讨论了俄德两国的一般关系。他说，苏联政府没有利用，也不打算利用德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目前的紧张关系。意识形态的不同并不曾影响苏联和意大利保持正常的关系；因此，没有理由说俄德两国的关系就不应也如此；而且正常的关系还可能逐渐发展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三个星期后，在5月5日，施努雷告诉俄国代办阿斯塔霍夫说，俄国人同斯科达工厂签订的合同将会得到履行；但是当阿斯塔霍夫问到德国现在是否准备恢复已停顿了两个多月的关于贷款的谈判时，施努雷说德国仍在审查俄国在上一次接触中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于是阿斯塔霍夫便对施努雷进行试探，想知道莫洛托夫的任命会不会影响德国的对苏政策，并强调了莫洛托夫这个人物的重要性。阿斯塔霍夫说，莫洛托夫不是一位外交事务专家这一事实，对于未来的苏联外交政策是有重大意义的。这次会见后不出几天，希特勒就把施努雷和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希尔格叫了去，要他们详细介绍俄国国内的形势。5月17日，阿斯塔霍夫向施努雷保证说，“德苏两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并无冲突”，因而“没有理由相互敌视”。5月20日，舒伦堡根据柏林的指示，向莫洛托夫建议，现在就可以派施努雷来莫斯科同米高扬谈判贸易问题。然而莫洛托夫回答说，首先应为经济谈判建立好“政治基础”，双方政府都必须好好考虑如何做到这一点。莫洛托夫不愿把话说得更明确、“更具体”一些。正如舒伦堡指出的，“他的这种多少有些固执的态度是出名的”。第二天（5月21日），魏茨泽克打电报给这位大使：“现在我们必须站稳脚步，等着瞧苏维埃俄国人是否会把话讲得更坦率些。”5月30日，阿斯塔霍夫在柏林外交都会晤了魏茨泽克，只笼统地讨论了政治缓和的可能性问题。舒伦堡随即接到通知说，希尔格现在可以“主动地”去同米高扬取得接触，并立即报告俄国人是否有任何重开贸易谈判的建议。5月31日，莫洛托夫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谈到了同德国重开经济谈判的可能性的问题，但是并没有立即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苏联政府从4月中旬到5月末的六周内就这样的迈出了若干谨慎地向德国靠拢但又不至于使自己陷入难以自拔的地位的步子；但与此同时，它也同英法政府进行了谈判。下面需要再讲一些关于这种三国谈判的经过情况。
　　第五章　4月14日至5月31日的英法俄三国谈判：互惠问题
　　前面有关章节讲到1939年3月下半月和4月上半月期间英法同波兰和罗马尼亚进行谈判的经过时，已说明了英法政府在讨论建立对轴心国侵略的抵抗的这一阶段，为什么不得不同苏联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因。当时，加强波兰和罗马尼亚力量的安排，似乎是西方国家的一项最紧迫议程，但波兰和罗马尼亚都拒绝参加任何有苏联参加的国际机构，也不愿接受使苏联有权派遣军队进入它们领土的任何安排。当4月中旬西方国家同苏联重开谈判时，这些障碍仍然是拦路虎。在讨论过程中遇到的其他许多障碍都一一被克服了，可是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的这种态度直到8月的第三个星期仍然不变。这时，苏联政府便利用他们的这种态度作为借口，同西方国家中止了谈判。
　　当英法向波兰、希腊和罗马尼亚提供保证的安排在取得进展的时候，英法两国政府在照顾到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的反对意见的同时，也曾考虑怎样才能更好地使苏联政府同它们试图建立的安全体系也挂起钩来。4月14日，即宣布向希腊和罗马尼亚提供保证的第二天，法英两国的外交部长分别向苏联政府驻巴黎和伦敦的代表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不同方案：博内交给苏里茨一份照会，建议签订一项三国协定，如果苏联或西方国家由于援助波兰或罗马尼亚而卷入对德战争，缔约各方应保证相互支援。而哈利法克斯向迈斯基提出的建议（这一建议第二天由西兹更为正式地提交给李维诺夫），则要求苏联单方面作出承诺，宣布对于抵抗外来侵略的任何苏联的欧洲邻邦，在其愿意接受苏联的援助时，苏联都将给予援助。
　　在这次会见时，迈斯基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告诉哈利法克斯说，苏联政府考虑到英国对罗马尼亚提供保证，准备也参加援助罗马尼亚，但希望知道英国政府在以下两件事上的看法：“实现这种援助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和参与援助罗马尼亚的有关各国能起何种作用”。由于他得到的指示只适用于罗马尼亚，所以他也讲不出他的政府对于要它单方面发表声明的建议会有怎样的想法。第二天，李维诺夫“友好地倾听”了西兹就英国的建议向他所作的说明。但是到了16日，李维诺夫再次见到这位大使时却说，在正式作出答复之前，他的政府希望对于迈斯基向哈利法克斯所提出的问题能先有一个答复。在同意发表一项将会“使它盲目地承担义务”的声明之前，他的政府“想知道，到紧要关头时英国和其他国家准备走多远，以及期望从苏联那里得到些什么”。李维诺夫还表示了对波兰和罗马尼亚有很大的怀疑。从这次会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俄国接受英国的建议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事实上，第二天，17日，西兹就从李维诺夫那里收到了一份反建议，这项建议企图（按其制订者的意图）把英国要苏联单方面发表声明的建议同法国关于相互保证的建议结合起来。俄国人认为这样“在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俄国人建议缔结一项有效期为五年到十年并附有军事协定的三国公约。这项公约应规定，不仅在欧洲对缔约国任何一方进行侵略时应相互支援，而且还应“向位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并与苏联接壤的东欧各国，在它们遭受侵略时提供包括军事性质的援助在内的”援助。苏联的建议还规定，英国政府应公开声明，它对波兰的保证只有在波兰遭受德国的侵略的情况下才适用；波兰…罗马尼亚联盟则应声明只有在波兰或罗马尼亚遭到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否则就是针对苏联的，应予以废除。
　　如果后面这两条规定被接受的话，那么，立刻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公开而又带有挑战性地把波兰和罗马尼亚拉进反德阵营，而这正是这两个国家极力要避免的；关于援助俄国邻邦的方案，则甚至会产生俄国实行军事占领的更可怕的前景（这方案不同于英国的方案，它略去了“如果提出要求”就将提供援助的条款）。而且，早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波罗的海地区的俄国各邻邦对于俄国向它们伸出的保证体系的厌恶程度，并不亚于波兰和罗马尼亚被迫成为俄国援助对象时所产生的厌恶。3月底，苏联政府曾通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政府说，对它们国家的独立的威胁将被认为是影响苏联利益的事件，因此将要求由俄国进行干预。两国政府协商后于4月7日答复说，它们决心捍卫它们国家的独立和完整，抵抗来自任何方面的攻击，并将由它们自己来决定是否接受外国的援助。4月17日，在附有给予波罗的海各国以保证的条款的俄国方案交给英法两国政府之前，俄国愿向所有国家特别是它的邻国提供援助以反对侵略的广播已为这些邻国听到。结果，芬兰外交部长4月20日在赫尔辛基对英国公使说，芬兰政府对于俄国援助的建议感到气愤，如果正式提出来，他们将予以拒绝。
　　俄国各邻邦在接受它援助的问题上所持的是如此明显的反对态度，这是接下来举行的六个星期的外交会谈中不能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在法国和英国之间以及在这两个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相互交换意见时，每一个政府心中主要考虑的事和它们的主要目标，多少还是明确地摆了出来——虽然俄国人习惯于把着重点换来换去并不时地引进新的论点，这就使得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他们真正的目的和意图感到有点迷惑不解了。
　　从俄国人所使用的论据，如李维诺夫和后来的莫洛托夫在莫斯科，迈斯基在伦敦，苏里茨在巴黎，以及俄国的报刊，可以推断俄国人的立场就是关心自身的安全，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俄国人显然觉得，英国4月14日的建议是要他们承担新的义务，这可能是很艰巨的义务（正如俄国人所觉察到的，有关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他们无法避免地必须立即直接援助那些可能成为侵略的牺牲品的东欧国家），而且承担这种义务还可能给他们招来德国的直接进攻。他们担心这种进攻可能通过波罗的海国家来进行；他们也还记得在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曾签字断送掉他的国家的自由，连一个抵抗的机会都没有给它。难道不会出现波兰或罗马尼亚，或两个国家同时，在德国的软硬兼施面前让了步，从而没有进行使英法的保证实现所必需的那种抵抗？如果发生那种情况，俄国人将不得不在自己的国境线上和德军作战；而他们现有的各项条约却只能给他们以一点点并不十分靠得住的法国的援助，那就是根据1935年5月2日的法俄互助公约（它并未附有军事协定）从法国得到的援助。由于这些原因，俄国人希望他们所参加的任何安全体系，在阻止侵略上能具有最大的效用，并且能给他们以最大的保证来实行自卫，如果德国的侵略不能被制止的话。特别是，他们认为，这个保证的体系不仅必须扩大到沿他们国境线的所有缓冲国家，而且必须赋予他们以干预这些国家的权利，即使他们的干预不仅不是应请求而做出的，而且肯定是不受欢迎的。他们还认为，在他们和两个西方国家之间应该有完全是相互的义务关系；他们可以期望得到的援助数量也应该尽可能早地在一项军事协定中予以明确规定。
　　从一开始法国政府就完全了解俄国人要求相互承担同等的义务。它在自己的4月14日建议中已考虑到这一点，并在紧接而来的谈判中一再敦促英国政府同意俄国人的这一要求。不管怎样，根据法国政府的官方声明，它主要关心的是，要尽早获得俄国援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它声称：它自己准备接受英国提出的任何能使俄国人满足的方案，同时也仍抱着想使自己的方案成为协议的基础的希望。5月初，博内怀着这种希望曾进行了一次不适当的干预；但在此之后，有好几个星期，法国人是满足于让英国人掌握谈判的，对英国的每一项建议都给予支持。
　　至于英国政府，它发觉，在4月中旬到5月底的这段时间内，它自己答应俄国人要求的步子走得比它开始时打算的还要远。英国政府原先的想法是把波兰当作一块基石，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一条“和平阵线”。它给予波兰以保证，是希望从此制止德国侵略，如果德国决心要发动战争，则希望波兰的互惠保证将迫使德国在东西两线上作战。由于英国政府指望波兰扮演这个重要角色，它处处小心谨慎，唯恐动摇了波兰的信心。象俄国人一样，英国政府也清楚地认识到地理因素的重要。事实上，它知道，当波兰或罗马尼亚同德国作战时，要给予援助就只能由俄国或通过俄国来给予，因此，要紧的是使俄国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善意的中立，可能的话，应让它在和平阵线中积极合作。同时，英国政府在面子上又很难强迫俄国去援助那些不愿接受它援助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政府同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一样感到担心，即同苏联的密切联合可能会激怒德国而不是遏制住它；使英国政府感到更担心的是，同俄国订立条约不但会使英国国内发生意见分歧，而且会疏远其他友好国家。尤其重要的也许是，它怀疑倘若发生战争，它期望从苏联得到的物质援助是否能超过订立条约所蒙受的损失。
　　由于这些原因，英国政府是对4月14日自己提出的建议——要俄国单方面声明愿意援助波兰和罗马尼亚——抱着强烈的偏爱而开始这个阶段的谈判的，认为它比法国的缔结一项相互保证的条约的建议要优越得多，更不必说俄国提出的缔结一项附有军事协定的三国条约（换句话说就是军事同盟）的反建议了。但是，到了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英国政府的态度已有所前进，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准备满足俄国人的愿望。但是它仍极力想要保卫小国免遭不受欢迎的干预；可是它惊愕而沮丧地发现，为此目的而加进它的新建议中的条款，在俄国人的眼中却使建议变得分文不值。
　　英国政策在朝接受一项三国条约方向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两个阶段。在截至5月的第二个星期为止的第一阶段中，英国政府仍希望能够说服苏联政府接受它修改过的、要苏联单方面发表声明的建议。从4月17日收到俄国的反建议到5月8日英国把修订过的建议送交莫洛托夫这三个星期中，大部分时间是用在同法国政府交换意见。法国政府强调，它确信苏联政府在给予第三国援助方面是不会满足于一项针对德国进攻的间接保证的。英国政府则坚持说，只要讲清楚在英法两国政府为了履行它们的保证义务而自己进行干预之前，不要求俄国人插手干预，这样就应该可能使俄国人感到满足了。它争辩说，在这种情况下，英法两国政府将是已经尽了它们最大的努力来对付德国；即使俄国承诺了一项直接的保证，它们能够为俄国的利益效劳的也只能到此为止。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在这个阶段都没有考虑把波罗的海各国包括在提供保证的体系中。法国人在口头上高唱对小国的援助只有在它自己要求的情况下才应该向它提供的原则，并且特别赞同应该对波兰的观点加以考虑。但是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比法国人更加重视应该尊重小国的感情。
　　4月21日，英国把一份经过修改的要俄国单方面声明的方案送往巴黎，并于28日送交给华沙和布加勒斯特。这三国政府都接受了这个方案，虽然法国政府对俄国人是否会接受表示怀疑。然而，5月3日，当博内同俄国大使苏里茨进行谈话时，“在热烈的争论中，并为了消除（俄国大使的）疑虑”，他就把法国4月14日的建议的文本当场作了修改后交给大使，以迎合苏里茨口头表示的异议。由于法国的建议，即使在修改前也已经走得比英国准备要走的远得多，所以，显然，法国在这个时候把它重新提出来就有可能赶到英国的前面，赢得俄国对它自己修改过的方案的赞同。
　　博内在巴黎会晤苏里茨的那天，也正是莫洛托夫取代李维诺夫当外交人民委员之日。5月6日向西兹发出了训令，要他在把英国的新建议提出之前，彻底查明这次的人事变动的确不意味着政策的变化。新方案的目的在于使俄国人相信，并不是要求他们“单独地去”反对德国。它包含一项单方面的声明，其中应提到斯大林在3月10日的演说中所发表的原则声明，和英法两国对波兰和罗马尼亚承担的义务；并同意“如果大不列颠和法国由于履行这些义务而卷入战争，苏联政府将立即给予援助，如果是要求其援助的话；援助并将按照某种可以被接受的方式和条件来提供”。
　　5月8日，西兹同莫洛托夫有过一次据他说是“不太投机的会谈”。莫洛托夫立即向西兹保证，苏联的政策没有改变，李维诺夫4月17日提出的建议仍然有效。西兹于是解释他的政府的看法说，这个建议对实际困难估计不足，将需要一个长时间来进行谈判，也许会使波兰和罗马尼亚感到为难。“波兰政府对于同苏联在政治安排方面过分密切联系感到踌躇，这一点苏联政府是很清楚的。这种踌躇不决很可能被认为是不应该的，但无疑它是事实上存在的，所以必须予以考虑。”因此，英国政府相信，接受俄国的建议的时机尚未成熟，并希望他们对英国的新方案给予同情的考虑，事实上新方案的确赋予了对于共同行动的相互保证。莫洛托夫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英国政府是否建议立即开始军事会谈。西兹避而不直接回答。莫洛托夫接着宣称，根据他的情报，波兰对于同苏联联合的态度现在已有了改变。西兹只能说，他的政府没有这种印象。莫洛托夫接着又抱怨说，俄国4月17日的建议一式两份分别送交英国和法国后，收到的答复却各不相同。西兹解释说，两国政府是从各自的角度来看待讨论中的这些问题的，任何一方都不反对另一方表达它自己的意见；显然莫洛托夫对西兹的这种解释是不满意的。莫洛托夫还不客气地批评了英国政府拖延答复俄国4月17日的照会。
　　在这次令人沮丧的会晤之后，5月9日晚塔斯社发表了一项公报。它指出，英国5月8日的反建议（对此法国人未加反对）将迫使苏联在英国和法国为履行其对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义务而卷入军事行动时，立即给予援助；却只字未提西方国家给予苏联互惠的援助。鉴于这一公报的发表，5月10日张伯伦在下院发表一项声明。他提到了哈利法克斯同迈斯基9日的会晤，在这次会见中，哈利法克斯向这位大使保证，英国的建议绝对没有意思要苏联政府“去进行干预而又得不到陛下政府或法国的支持”。这一声明并没有使俄国人平息下来。5月11日《消息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表明了苏联政府对完全的互惠的重视：
　　苏联过去主张，现在仍然主张，如果法国和英国确实有意要在欧洲建立一道反侵略的屏障，那么就应该建立起一个互相援助的统一战线；它主要由欧洲的四个主要国家组成，即英国、法国、苏联和波兰；或者至少由英国、法国和苏联三国组成。本着互惠的原则，这三个国家应缔结一项互助条约，对受到侵略威胁的东欧和中欧其他国家提供保证。……英国的建议回避了法英苏三方签订一项互助条约的问题，并认为假如英国和法国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