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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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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男ㄊ窃�6月7日签订的，这两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外长为此访问了柏林，7月24日双方互换了批准书。
在那于5月23日结束的悬而未决的时期里，有初步迹象表明德国方面有意响应斯大林在他的3月10日讲话中所提出的建议。例如，当戈林和墨索里尼4月16日在罗马会见时，戈林提到据他看来，如果发生冲突法国和英国将站在一起，因此他想向希特勒建议（他说希特勒最近的几次讲话都没有提到俄国，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为了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以使波兰感到忧虑不安，他应该“通过某些中间人小心地向俄国放出试探器”。墨索里尼说，在意大利，他们有一些时候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希望恢复友好关系将能促使俄国对英国的包围企图作出不同意的反应，并采取一种中立的立场。几天之后，在4月20日晚上里宾特洛甫警告日本大使大岛浩，如果德日签订条约的谈判继续拖延不决，德国可能要不得不同俄国达成某种协议；他还提到俄国人为了同罗马而且也同柏林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正在进行“谨慎的试探”。最后，当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5月6日至7日在米兰会晤时，双方同意，“在轴心国和苏联之间的政治关系方面应实现缓和”，但是由于意大利国内政策方面的原因，这一运动不宜推动得太过分。
也是在5月初，德国人曾试图向英国的伙伴——法国非正式地暗示，英法两国希望俄国在牵制轴心国侵略方面进行合作，是很可能会要落空的，想以此来达到暗中破坏英国政府建立“和平阵线”的目的。5月6日，包登夏茨（戈林安插在德国空军中的得力助手）要法国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注意，在希特勒4月28日的讲话中完全没有提到俄国，和当前德国报纸在谈论莫洛托夫和苏联时所表现的“谅解态度”。
你一定已经听到了（他继续说），某些谈判正在进行以及苏联大使和武官的首途回莫斯科；他们在出发的前夕，前者曾受到冯·里宾特洛甫先生的接见，后者由德国军队的司令官接见，并且被详细地告知德国政府的观点。我实在不能再告诉你更多的东西了，但是有一天你将会知道有些事正在东方进行准备。……正象希特勒并不认为他自己在没有得到意大利的同意之前就能够解决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一样，他现在也并不梦想在没有俄国帮助的情况下能够解决德波分歧。
接着，变得更加激动的包登夏茨又说：“波兰已有过三次（原文如此）被瓜分；好，相信我的话，你将看到第四次。总之，我们将这样的来安排这件事（指波德纠纷），使得你们既没有理由，甚至也不打算进行干预。”
4月20日里宾特洛甫向大岛浩提到的“谨慎的试探”以及他们后来恢复德俄经济会谈的事，都记载在另一章中。在那里可以看到，签订一项经济协定的进展是缓慢的，双方都十分谨慎小心；而政治解决必须同时附带有经济安排的主张，则是俄国人在5月初提出来的。这一建议对德国人很有利，因为它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去破坏正在缓慢地进行的英法同俄国的谈判，而且不必采取主动或在这个阶段承担任何义务；另外还可以利用它来推动促进一下日本，正如里宾特洛甫同大岛浩的谈话所表明的那样。之所以不反对俄国人的任何建议的另一个强有力的动机是，德国迫切需要俄国的原料。戈林作为四年计划的最高负责人对这问题特别感兴趣。甚至当他和里宾特洛甫正在谈论同苏联恢复政治友好关系的可能性时（大概希特勒是知道这次谈话并表示同意的），在进行贸易谈判的德国官员们似乎还没有了解到他们的政府可能是想要从俄国那里得到比原料更多的其它东西。
德国人在这个时期感到很大苦恼的是，他们仍没有能够做到使日本政府同他们自己以及意大利人一起签订那项三国军事联盟公约。为这事里宾特洛甫从1938年夏季起就一直在努力做工作，他希望这将有效地使西方国家完全打消在东欧插手干预的念头，而这件事的结果对全世界来说也许同样是关系极大的。关于德意日三国公约谈判的失败和作为权宜之计签订德意钢铁公约的经过分别在其他章节中加以叙述，在这里只简短地略提一下。德日谈判中遇到的主要障碍，是日本坚持要在三国公约的一份秘密补充议定书中写进这样一项保留：如果同俄国之外的第三国家发生冲突，除军事援助外日本将停止给予其他一切援助。日本人还要求有权向美国和西方国家保证，就日本而论，这个联盟完全是针对俄国的。
里宾特洛甫准备在原则上同意，对日本来说联盟主要是针对俄国的；在一场德国同任何其他第三国家之间的冲突中，也不可能盼望它会给予多大的军事援助。但他拒绝同意日本人的要求，把这些原则用书面写进公约或一项秘密协定中。他的让步至多只能是，日本政府的保留可以在签字前由它的大使以发表口头声明列入记录。尤其是，里宾特洛甫明确地拒绝，日本方面有口头上或用书面向英国或法国传递任何信息的可能性。他还细心周到地通过4月4日的一份由阿托利科转交的电报，来保证得到齐亚诺对这一点的确认和支持。
4月20日里宾特洛甫同大岛浩的会见并未得到使日本人参加三国公约的预期结果；到5月初德国领导人决定，单同意大利订立一项双边公约总比根本没有公约要好一些。然而，里宾特洛甫希望得到日本的协助，其渴望的程度很可以从他的用心周到来衡量。他不仅要把门敞开着让日本以后仍可以加入钢铁公约，而且还要排除人们可能产生的这样一种印象，即签订钢铁公约，德国和意大利就放弃了签订一项“三边”协定的念头。墨索里尼同意钢铁公约的措辞应留有余地，使任何以后愿意参加的国家都能加入。这时里宾特洛甫还向日本人提出一项建议，即在签署钢铁公约的同时再草签一项三国公约。可是日方没有同意这个建议，因此5月22日在柏林签署钢铁公约时并没有同日本的任何安排作为补充项目。
第四章 从5月23日开始的反波兰潮流
德国的“等待政策”的发展经过已经在以前几节中叙述过；它从4月初开始，到5月中左右似乎就不再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了。在4月间，希特勒显然是认为，对那三个已产生恶感的国家同时施加适当的外交和政治的压力，就可以使波兰相信依靠英法两国的支持是愚蠢的，而同德国妥协则是必要的。可是，他对华沙的神经战仅仅带来了波兰政府5月5日的不让步的声明。他的大声斥责英国，同隐隐约约地暗示两国仍有和解的可能性交替进行，以及他的努力企图把巴黎同伦敦分隔开，结果也只是引来了张伯伦和达拉第5月11日的公开声明，这些声明确实并未使希特勒完全消除对他们的准备“为但泽而死”的怀疑，但也没有能鼓励他去希望迅速粉碎建立包围防线的企图。
等待政策于是没有能迅速产生效果，在希特勒看来，这就意味着它必须被抛弃。他的意大利盟友并不抱同样的看法。8月间齐亚诺在上萨尔茨堡仍请求忍耐等待，他强调时间将使“包围阵线各伙伴”之间的冲突上升到显著地位，将减弱罗斯福在美国的政治地位的实力，并且将给予德国自己的盟邦——日本、西班牙和意大利本身，以一个非常需要的巩固和准备的喘息时间。但是希特勒本人并没有被这种议论所说动。他觉得需要赶紧行动——这种需要是由于德国国民经济负担过重和不稳定而引起的。“由于我们受到的限制，我们的经济情况是我们只能再支持不多的几年了。……我们别无其他选择，我们必须行动”：他就是这样在8月22日告诉他的三军领导人的。他还告诉他们说：“一切主要是靠着我，靠着我还活着，……很可能将没有一个人还会象我那样对整个德国人民抱有信心。……没有人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所以，最好还是现在就来一场冲突。”
进攻波兰的决定是在5月23日的会议上作出的，当时希特勒的三军首脑们集合在总理府中他的书房里，聆听关于政治和军事形势以及目标的简要介绍。戈林、雷德尔、冯·勃劳希契、凯特尔、米尔希、哈尔德和包登夏茨，连同另外七名官员一起构成了一个由总理来向他们透露他的一些想法的经过挑选的少数听众。一开始先概括地讲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他以德国内部存在的政治和军事推动力同它的静止的国际地位相对照——它的被限制在为它规定的范围之内，完全是由于当世界被大国瓜分掉时它却被排挤在大国圈子之外。不能同意，德国人只应设法使自己适应环境，以回避他们的经济问题的得到解决：“环境相反地倒必须加以改变以适合需要。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不‘闯入’其他国家或攻击别人的领地。”迟早必须在进展或衰落之间作出抉择：没有一位德国政治家能回避它比十五年或二十年更久的时间了。但是希特勒显然无意等待如此之久。他指出，德国目前正处在爱国热潮之中，另外两个国家——意大利和日本，也是同样的情况。除了有细小的例外，德国人已取得了全国的政治团结；这样，第三帝国就已经达到了它不用流血所能取得的扩张的极限。
希特勒然后讲到已选定波兰作为他的下一个牺牲品，并列举理由进行辩解。首先是军事上的考虑，在一个国家的边境上有友好的邻邦，这是很重要的；可是，波兰对德国却心怀恶意，并总是同德国的敌人站在一起。其次是经济上的争论：问题不在于但泽的前途，而是德国在东面的生存空间的扩张，它的粮食供应的保证和波罗的海问题的解决。不仅如此，在东部拥有广大地区是十分有利的（如果“命运迫使我们同西方摊牌的话”），既可作为补充粮食供应的源泉又可作为劳动力的一个来源。最后，希特勒从德国和西方国家可能发生一场冲突的各方面考虑了波兰问题。他认为在这样一场冲突中德国的军事胜利究竟是否能够取得一个迅速的结果，那还是有问题的。波兰在冲突中的态度可能就这样成了局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不仅确信“波兰看到了德国战胜西方的危险性，并将试图使我们不能取得胜利”，而且他也怀疑波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内在坚定性：“所以不存在宽恕波兰的问题，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决定：一有合适的机会就立刻进攻波兰。”
这里所显示的在立即进攻波兰和最后进攻西方国家这两个意见之间的本质上的联系，在十二个星期之后的8月12…13日德意双方在上萨尔茨堡举行的会谈中，甚至得到了更加清楚的表达。希特勒那时告诉齐亚诺说，由于通过波兰的“整个态度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任何冲突中它总是要站到德意两国的敌人一边，它的迅速被消灭，在现阶段同西方民主国家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中就只能是一个有利因素”。至于他进攻波兰的时间，希特勒向齐亚诺解释说：“愈是进入秋季，在东欧的军事行动就愈困难。……从9月到5月，波兰是一大片沼泽地。”第二天，希特勒坚决主张但泽问题必须在8月底得到解决，并告诉齐亚诺说，“但泽可以被慢慢地扼杀，并招致经济崩溃，甚至是饥荒。但泽可以被波兰毫无困难地在9月下半月，特别是10月初以后占领。……如果挑衅行动现在不加注意，他们到了10月当坦克和飞机不再能使用的时候就会被纵容得越发厉害。”他又说：“波兰必须被压制到这样一种程度，使得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打十年之久的仗。”
从5月起，波兰的被消灭是一件既定政策的事，希特勒5月23日在总理府中已经告诉他的听众说：“我们不能盼望重演捷克事件。将会有战争发生。”但是他急切想要作出保证，他的战争将是一场纯粹一对一的德波战争：“决不能弄到同时和西方（法国和英国）摊牌的地步。”
单就打一场地区性的德波战争而论，军事计划和准备都已接近完成阶段，然而希特勒在5月23日却没有提到这些。不过，他的确又讲到了孤立波兰这一德国的外交任务——已列入凯特尔4月3日的指令中——并且很简略地讨论了它的某些方面。关于英国的态度，他表示了罕见的悲观。他怀疑同英国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英国在我们的发展中看到了一个将削弱英国的霸权的建立。因此英国是我们的敌人，同英国摊牌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所以他的讲话的大部分是用来谈发生一场德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大战的可能性。他预测不会有轻易取得的胜利，也不能很快地获胜。一方面把目标放在打一场速决战，但德国也必须准备打一场“长达十到十五年”的战争。
希特勒告诉他的三军将领们说，德国空军没有充分能力作闪电式的入侵英国，但是如果“（英国）舰队被歼灭，立即投降就会出现”。整个冒险行动，取决于出其不意的原则。但这只有波兰不卷入才有可能；德国必须保护鲁尔，因此必须以强力占领荷兰和比利时的空军基地，并在直到须德海的荷兰领土上建立一条新防线。“如果我们不仅打败法国而且还占领和抓牢了荷兰和比利时，那么战胜英国的基础就算奠定了。”
希特勒指出，保密是“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先决条件”——除了绝对需要知道的以外，没有人应该知道更多的东西，或知道得更早一些。他还补充说：“我们的目的必须对意大利和日本都保密。”他因此决定下令成立一个对他负责的计划工作小组，专门从事作战的计划和必要的技术准备和组织工作。军备计划应以到1943…1944年完成作为目标。
“白色行动”的详细计划是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勃拉斯科维兹将军于6月14日发布的。根据出其不意的原则，它应该“于1939年8月20日付诸实施”，一切执行细节订于7月中旬再开会讨论。一个星期后，凯特尔在6月22日签发的一份命令中声称，希特勒已大体上批准了送给他看的初步时间表，不过又加了一些为保证机密和出其不意而规定的指示：“为了不致因比通常举行年度演习更大规模地征召预备役而惊动人民”，应进行报道，说这些人是为了举行秋季演习而被征召的；另外，“陆军最高统帅部原建议的自7月中旬起即应把边境地区的医院陆续腾出，必须停止执行”。在凯特尔6月24日的命令中同样表明了对事先保密的注意。在指示德国陆军总司令部拟订完整地夺取维斯丢拉河下游各座桥梁的措施之后，凯特尔的这道命令还要他们同海军总司令部一起考虑，在一次突然袭击德却奥桥的行动中，出其不意的原则是否会由于海军事先在但泽湾的行动而受到“危害”。
可是，德国人不可能完全隐瞒他们的大量军事和经济准备工作。这是进犯波兰和保住他们的侧翼以防英法两国可能的干预所必需的。希特勒于5月14日至20日视察西部防御工程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在6月的下半月巴黎也已知道，沿着整个齐格菲防线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德累斯顿的第四军处于战备状态，德国政府几乎向美国的每一家大公司都采购了大量的物资，包括石油在内。6月27日库隆德勒报告说，据驻柏林的法国武官的粗略估计，已征召了大约六十万后备役军人。并且也注意到这样的不祥迹象，如劝告外国人眷属在8月份不要留在柏林。并报告说德国国防军已接到命令要在8月15日作好准备。两星期之后，在7月13日的一件电报中，法国大使又补充了新的情报，以证明他所坚信的“现在正在采取准备战争的一切措施”。他写道，德国的各部队正在极为机密的情况下不断地改变驻地，有时候，“是在作了象到前线去之前所要作的安排才离去的。……通常是在10月里进行的各级后备役军人的征召入伍”已提前了，而那些应已复员的现在仍留在部队里。已加速进行庄稼的收割，正在紧张地积累各种供应品。随着部分地进驻西部防御工事的完成，在东部，特别是在西里西亚，防御工程在加紧进行，处于比其他一切公共工程更优先的地位。
再往后，在7月25日的一件电报中，圣…阿杜安（他那时是法国驻柏林的代办）甚至能够指出巧妙伪装的部队移动的四个主要方向，那就是：向西部设防地带；向波兰的南部边界（据报告，7月18日乘火车经过布拉格的二万五千名士兵已集结在摩拉维斯卡…沃斯特腊伐和塔特腊山之间，同时在西里西亚看到了大批部队正在向博伊敦移动）；向走廊和波美拉尼亚之间的边界；和向东普鲁士。圣…阿杜安注意到的其他现象有：在每一个同国防有关的工业中都在加紧生产，以致造成劳动力的更加短缺，终于使戈林在7月11日下令限制公用事业工程征用工人；为在工业中使用女工作出安排；征用汽车、马匹以及马达燃料；组织战时医疗队；取消军队的休假和工厂假日；通知飞机工厂停止为生产最新型的飞机而进行的工厂改造，应该以战时的速度继续生产原已在使用的各种型号的飞机。
8月间，一些德国部队进驻斯洛伐克。在取得斯洛伐克政府的同意后，期洛伐克军队也归德国统一指挥调遣。到8月的第三周，德国的军事计划已进行得差不多了。保护德侨的命令已发往波兰，妇女、儿童和大部分德侨应即撤离或躲藏起来；秘密材料，包括党的文件，应即销毁；德国大使馆官员在接到战争开始的天线电报（希望至少在两小时之前发出）后就到华沙的荷兰大使馆去。
在8月22日向他的军队将领们讲话时，希特勒又重复了5月23日向他的高级司令官们讲过的在掉转方向对付西方之前必须先打败波兰的种种理由。他现在甚至更加明确地说道：“长时期的和平对我们没有好处。……即使战争在西面爆发，摧毁波兰仍是首先要办的事。由于季节的关系，要迅速作出决定。不论是否能说得有道理，我要为发动战争提出一个供宣传用的理由。”他最后说：“开始战争的命令随后发出，可能在星期六的早晨。”一切都已准备就序，就等进攻了。
如前所述，到5月底时希特勒已决定以武力来达到他在波兰的目的；而在最后三个月的和平时期里，他的复杂的外交政策是谨慎小心地打算协助使波兰屈服。除了作好同波兰作战的军事准备之外，德国的政策遵循以下五项十分清楚的方针：
（1）蒙蔽世界的耳目，使之看不清希特勒的真实意图； （2）拒绝和回避关于调停和谈判的建议； （3）使战争局部化，并把发生冲突的责任完全推到波兰和英国身上；（4）把但泽的紧张局面增加到一个危险的水平，同时在军事计划完成之前必须阻止纳粹党人在自由市的过分急躁行动； （5）同其他国家分别进行单独的交易以孤立波兰。
在6月的下半月，德国人显得日益关心于减少英法两国对德波之间即将爆发冲突的忧虑。6月16日同库隆德勒谈话时，魏茨泽克曾“主动地表示，据他所知，目前一切都很平静，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为什么局势会在不久的将来变得更为紧张”。两星期之后，里宾特洛甫就德国外交人员应该使用的语言发出指示：“自从声明废除1934年德波协定以来就一直在对波兰施加压力，现在的问题就是保持这种压力，以使波兰逐渐恢复理性。然而，目前并没有意思要赋与这种压力以一份最后通碟的性质，即明确宣布德国的要求或时间限度。”驻巴黎的韦尔切克大使被通知去告诉法国人说，德国人“不是在寻求一场冲突，而是要使问题得到一个解决”。
6月30日再一次被召见时，库隆德勒从国务秘书那里得到新的保证，即据他的看法，没有理由预期德国方面会在但泽采取突然行动：“那里显然存在着紧张状态，它不可能继续数年之久；但目前，我仍以为只有发生意外事件，才会引起一场冲突。为此，他们是需要比那些我们迄今有时仍要加以抱怨的人更加严肃稳重。”魏茨泽克甚至还隐隐约约地暗示了德波缓和的可能性。他宣称，他必须承认，波兰政府最近已表现得“更加冷静和有节制”；他甚至想象他能够看出“一些迹象，表明贝克先生愿意为解决我们的困难寻求一个基础”。以他惯有的敏锐观察力仔细地研究了魏茨泽克所发议论的用意之后，库隆德勒在给巴黎的又一份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中提出了他的看法：很可能希特勒还没有打定主意，或者他是希望“麻痹西方国家的警惕性，以便在突然面对既成事实时，它们只好仅限于在口头上提提抗议”。
两星期之后，当库隆德勒在回法国休假之前为了把代办圣…阿杜安介绍给魏茨泽克而拜访后者时，他发现这位国务秘书已经不象以前那么随和了，因为这时里宾特洛甫已收到了博内7月1日的照会，但泽也已成为张伯伦10日在下议院发表的一项声明的题目。当库隆德勒问道“现在他是否看到同华沙会谈的可能性”，魏茨泽克回答说：“如果我可以提到波兰报纸上关于华沙立场态度的报道的话，我看不到有什么可能性，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我相信目前除了等待和尽可能地保持安静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恶劣情绪，德国的外交并没有背离当时紧急局势所需要的更加精巧的策略。随着7月份渐渐过去而莫斯科仍没有任何明确的表示，西方国家在但泽问题上的态度则变得十分坚定，毫不妥协，魏茨泽克在6月30日曾稍微提到过的、有可能实现缓和的主题，于是也就愈来愈占据显著地位。例如，魏茨泽克于7月22日发给所有德国驻外使团一份通函，命令他们要特别强调德国外交政策中的“和平趋向”。与此同时，7月11日库隆德勒报告说，一位“在国社党内居很高地位的人士”向他的一位同僚讲了一些有所示意的话。据这位提供消息的人说，里宾特洛甫不再能得到元首的充分信任，元首特别指责他“有意对他隐瞒几条证明英国有强大战争潜力的消息”，和“在但泽这件事上，使他承担了一项困难的任务。如果不能赶快找到一种满意的解决办法，就要冒损害德国威信的风险”。他继续说道，似乎“波兰人可能还会提出一些我们的政府将同意考虑的建议。当然，华沙必须对我们作出巨大的让步，但是要打算达成一项使双方都满意的协议，现在还不算太迟。”在向巴黎转达这一信息时，法国大使本人还注意到德国报纸最近对波兰采取了更加温和的态度：
有几家报纸宣称，但泽不是一个可以作为宣战理由的事件。《德意志总汇报》在写到合理的解决完全处于可能的范围之内时，它甚至似乎在欢迎举行协商。在政府圈子中也可听到同样的调子，他们是在要人们领会：如果波兰提出建议，我们是不会拒绝磋商的。
直到7月底德国报纸才突然转变为一种攻击性的调子。里宾特洛甫办公室的一位官员那时写道：“德国报纸对波兰采取的那种果断态度，已经使驻在柏林的外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们大吃一惊。他们显然是已经……习惯于德国报纸一向用来对待波兰问题的那种自我克制态度。”
可是，直到7月后期外国人还仍然相信但泽问题可以再搁一个时期。7月21日在德国宣传部新闻处负责人，一位伯默尔博士，向驻在柏林的外国记者们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这个部对要求人们消除忧虑的宣传运动还作出了新的贡献。伯默尔宣称，元首和德国政府认为但泽本身并不是一件交易品：它必须无条件地归还给德国。不过他们确信，这问题可以和平地解决，他们也愿意它能这样地解决。不管德国或但泽参议院已经采取或可能采取什么军事措施，都纯粹是防御性质的，因为它们不能忽视军事解决的可能性，尽管它们自己有和平的意愿。无论如何，德国不想促成一个危机以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并且确实不盼望有一个所谓的8月危机。伯默尔本人确信，波兰人最后会答应德国的要求，英国施加的压力也可能会促使他们这样做。但是伯默尔的安慰性质的声明事先没有让里宾特洛甫知道，并且使他感到十分气愤，认为声明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德国外交部发表了一篇评论，对于伯默尔声明得到的巨大宣扬表示惊异，并指出这项声明并未提出新的内容。事实上，到7月21日，这位德国外交部长已经得到了某些消息，消息的性质一定已经使他有理由相信，令人厌恶的、拿时间来赌博的政策可能不久就要被抛弃。同俄国人的贸易谈判，则决定恢复举行。
虽然希特勒曾大声宣告他的甜蜜的通情达理，和同波兰和平解决问题的愿望，但他坚持不再重复他在春季提出过但已被波兰人拒绝的“宽大建议”，这就清楚地表明，他的谈判概念就是对他的以下这些要求彻底投降：割让但泽和一条通过走廊的有治外法权的交通路线。当波兰人准备讨论细节并同意稍作让步时，他们在原则方面是不愿让步的。希特勒的要求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同波兰的主权和独立不相容的。的确，在8月底，当波兰看到俄国站到了德国一边时，有迹象表明，它可能准备在但泽地位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但是希特勒那时已决定要打他的仗了。无论是罗斯福总统的防止战争的努力，还是梵蒂冈的同样目的的尝试，都没有能使希特勒改变他的方针。荷兰女王威廉敏娜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8月28日要求由他们从中斡旋，以便通过协商来求得解决，但得到的答复是不能让步。
6月13日，魏茨泽克曾对亨德森说，英国的政策似乎是在朝着防止同德国发生战争的方向努力。但是当英国大使提到英德两国就裁军、国际贸易和殖民地问题举行讨论的可能性时，魏茨泽克只是说他已通过另一渠道从伦敦方面听到了同样的消息，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来对待“这种还不具体的议论”。在这个时期，英国对于使德波两国举行谈判已失去信心，正在试图用给予同英国的贸易和殖民地方面的让步来代替让德国如愿以偿地在东欧自由行动，从而使希特勒改变方向。迪克森在描述他的最后一次会见哈利法克斯时，把“利用协商来解决对抗的可能性在各方面都受到阻碍”的责任推到英国身上。
8月15日，魏茨泽克告诉亨德森说，虽然在8月5日以前同波兰人进行协商也许曾经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还要想德国能够首先出来作任何姿态，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了”。似乎除了波兰完全接受德国的要求之外就毫无其他办法了。魏茨泽克能够提供的唯一忠告是，西方国家应该使自己了解波兰的真正态度，并得出正确的结论，那就是，“波兰必须毫不迟延地在那尖锐的但泽问题上和对我们的整个做法上采取一个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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