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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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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悬而未决的一段时间，4月6日…5月23日
英国驻柏林代办于1939年4月6日打电报给伦敦报告说，“希特勒先生现在已去贝希特斯加登山间别墅休息，据我得到的消息，他要在那里考虑他今后对波兰的态度。……在他离开柏林之前希特勒先生曾吩咐，波兰问题完全由他自己去处理，报纸，特别是某些地方报纸，应暂时停止攻击波兰。”这些指示，如果确实曾发出的话，一定是来得太迟了，以致未能影响4月7日的德国报纸，这一天它们对波兰的调子突然有了改变。正象诺埃尔在那天向博内报告的，一向持有的那种“谨慎而温和的态度——好象它们怕惊动了它并把它赶到西方国家那一边去”——竟变成了恐吓和威胁：“波兰发现它自己被指控为在一项侵犯德国的政策中变成英国的卫星国；它被警告说，它在冒象其他‘小国’一样成为英国阴谋的第一批牺牲品的风险。”可是，贝克从伦敦回到华沙并没有带回任何确实签署的协定这一事实，甚至现在也还到处在被强调是波兰这把火也许还可以扑灭的一个迹象：
只要波兰还没有为了它的英国新朋友而完全被捆住手脚（4月7日的《法兰克福报》宣称），就仍值得去指出英国目前奉行的政策中所固有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后果，对那些让自己被英国拖住不放的国家，要比对英国自己更加严重得多。
可是，从这以后反波兰的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减退了。4月11日驻柏林的法国代办要他的政府注意“对待华沙的温和语调”和报纸主要是在针对英国发泄它们的怒气这一事实。
在外交方面，形成对照，从此以后就充满了一种极其冷淡和傲慢的气氛。利普斯基不再同里宾特洛甫或魏茨泽克有接触，虽然他除了从4月11到14日曾去华沙作短暂的逗留外，整个4月份都在柏林。于8日离开华沙的毛奇，直到5月6日才返回任所，虽然贝克曾表示要在他向来后立即同他见面。波兰外交部长渴望能平息希特勒的怒气，因此求助于间接的联络途径。
可能是由于贝克的请求，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加芬库于4月7日就已将贝克向他讲过的某些话对德国驻罗马尼亚公使重述了一遍。这些话的大意是，因为“波兰是一个大国，因此不能把自己放在他国的保护之下”；英国单方面的保证必须由一项相互保证协定来代替；由于坚持双边的原则，它没有选择一个集体安全体系，这种集团德国可能会认为是直接针对它的，尤其是它将使波兰的行动同苏联联系在一起。4月16…17日夜间当加芬库路过波兰前往柏林作正式访问时，贝克当然要抓住这一机会在午夜过后不久就登上火车，托他把波兰的处境向德方讲清楚。贝克急于（加芬库于第二天即18日告诉里宾特洛甫说）要使希特勒理解，他没有改变波兰外交政策的方向：同英国的联盟是法波联盟的补充部分，对后者希特勒毕竟从未提出过任何反对。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贝克向驻华沙的各外交代表提供了同样的解释——特别是向意大利、匈牙利和日本的外交使节——这些情况德国代办于4月18日及时地用电报报告了里宾特洛甫。
但是这些试探性的而且必然是迂回曲折的打交道办法没有得到反应。加芬库19日谒见希特勒时代表波兰说了话，但只听到了最不妥协的答复。希特勒特别告诉加芬库说，波兰政府已经成了它自己国内斗争的牺牲品，“不得不对发狂的暴徒们作出让步”。如果它“不能使用刹车的工具，那它就不要感到意外，如果以后它再也不能管理事务的话”。希特勒的提议决不再重复提出，“即使波兰人就这问题来同他接近也罢”。三天后魏茨泽克通知在华沙的使馆人员，毛奇要等希特勒4月28日向国会发表演说之后才回去；同时他再一次指示他们要“保持完全沉默直到另有通知”，这不仅“是指一般政治局势和德波关系方面的任何谈话”而且“也是指其他的事情”。最后，希特勒于28日向国会宣布，他认为1934年同毕苏斯基商定的德波宣言，“由于已经受到波兰单方面的破坏，因此不再有效”。
一份日期为4月27日的废除上述宣言的备忘录，在希特勒的演说预定要开始时分别送交给华沙的波兰外交部和在柏林的波兰代办。不过，在秘密的和公开的声明之间，有着某些明显的着重点和次序方面的差别。在单独给波兰政府的秘密文件中，希特勒的最严重控告是关于英波协定。他宣称这项协定在两个方面违反了1934年的德波宣言：它使波兰介入了德英冲突，即使这种冲突并未影响波兰的利益；它还表明波兰已放弃用直接商谈以免受外来影响的办法来解决它和德国之间的一切问题。当1934年德国和波兰开始重新组织它们的关系时，法波联盟已是一项既成事实；因此它不能同波兰新近和英国结成的同盟相比。由于英波联盟，波兰已使自己服从于“一项由另一方提出的、目的在于包围德国的政策”。这就是波兰政府触怒德国的主要事项。它拒绝德国3月间的建议——这些建议在这里逐一列了出来，虽然丝毫没有提到斯洛伐克——同时又采取了部分动员的措施，这些也都受到了诋毁。备忘录说，德国政府被迫不得不宣布，由于承担了“同1934年1月的德波宣言的精神和文字全部不相符合的政治义务”，波兰政府“已经专断地和单方面地使这项宣言归于无效”。尽管如此，备忘录的最后一段仍指出，进一步洽商的一切可能性并未被排除。“如果波兰政府重视以签订条约的方式来重新解决德波关系，那么德国政府将乐于这样做，但是有一个条件，即这样的解决必须包含一项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明确的义务”。
在希特勒的对国会同时也是对全世界的演说中，英波协定对比之下并不显得特别重要，而德国对但泽提出的主权要求却处于显著地位。这个问题，希特勒说，最迟在那个“造成灾难的机构”国际联盟高级专员公署最终宣布结束时必须解决。希特勒所关心的显然是要消除人们以为他主张用武力解决的任何印象，因为他接下去坚持说他承认波兰需要有出海口，可是又补充说这种出海口以及“一条通过走廊的德国道路并不具有不管是什么样的军事重要性。它们的重要性完全是心理方面的和经济上的。”他于是列举了（这次却比较更详细些）3月间向波兰提出的建议，其中有保证德波边界，一项为期二十五年的不侵犯条约以及由德国、波兰和匈牙利共同保证斯洛伐克的独立。在痛惜这些建议被波兰人拒绝之后，他继续说：“但是单单这一点并不是决定性的事实；最坏的是现在波兰，象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前一样，竟相信，在一个不诚实的国际运动的压力下，它必须征召军队，虽然德国自己连一个兵也没有征召，并且也绝没有想到要进行反对波兰。”只是到了这时他才把话题转到英波协定和他自己的随之而来的决定。在结束时他还提到，如果波兰政府愿意的话，德国准备进行“新的契约性安排”。这样，看来备忘录的主要目的虽然是警告波兰不要同西方国家牵连过深，国会演说的主要目的则似乎是要煽动德国人反波兰的情绪，同时也想使西方国家相信，在最后不可避免的解决但泽问题方面，希特勒的意图是合理的，和平的。
希特勒真的希望或盼望，波兰人会被他最近的一击所吓倒，以致被迫宣布接受他们在3月间已经拒绝了的条件吗？这倒底有多大的真实性，似乎是很难判断的。他甚至想要他们这样做这一点也许都不能满有把握地断言。他肯定是十分担心要防止他们再提出那种只能走让妥协道路的任何反建议。对于阿托利科4月29日提出的意大利可以向波兰施加影响的建议，魏茨泽克回答说，他认为鼓励它“向德国提出一些也许是不充分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改善德国处境的建议”是不合时宜的。不仅如此，外交部在5月4日或那天之前准备的一份备忘录（大概是向里宾特洛甫提供6…7日他要在米兰同齐亚诺会谈时所需的情况介绍）中出现了这样的预示性提法：“意大利应尽其所能来参与一项使波兰同一切方面隔绝的政策”。这看来几乎象是德国人已决心采取一项使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即使目前还只是部分地——他们同波兰人的关系，而绝不是通过谈判来全面解决，不管这对德国多么有利。但是这个问题，不管对于历史学家是多么的有兴趣，对于大事记编者来说仍是学术性的问题，因为就事实而论，波兰政府对废除1934年宣言的反应，虽然语气是和解的，但实质上是十分坚强不屈的。5月3日波兰下议院副议长已向但泽地方的一批听众保证，虽然波兰国家承认在但泽的德国人有权组织他们自己的生活，波兰对它在自由市的古老权利的最小要求决不能受任何其他国家的控制：“没有波兰的自由意志和同意，在自由市就不能发生任何事情。”5日，一份表达波兰政府正式的和直接的答复的备忘录由驻柏林的波兰代办递交给了魏茨泽克。
备忘录首先提到德国对波兰的“建议”，说波兰政府并未拒绝过进行谈判，但考虑到1939年3月德国提出的要求不能接受，因此在3月26日以书面提出了一些反建议。对此它有一个月没有得到答复，只是在4月28日才从总理的演说以及从德国政府的备忘录获悉，“只因提了反建议而不是无更改或无保留地接受德国的口头建议，就被德国认为是拒绝讨论”。至于总理4月28日提到的由波、德、匈三国共同保证斯洛伐克的独立，波兰政府以前从未收到过这种内容和这种形式的建议。备忘录的其余部分声明，波兰有权同第三国家签订政治协定，并且否认英波的相互保证同1934年的德波宣言有抵触。最后，波兰政府宣称，虽然它并不同意波兰已违背1934年的条约的意见，它还是准备接受用签订一项条约的办法来重新调整德波关系的建议。
5月5日在国民议会的一次演说中，贝克进一步公开确认和详细阐述了波兰政府的立场。他只是简略地谈了一下德波宣言的废除：“如果另一方的政策和行为同条约的原则背道而驰，我们没有理由要为它的削弱或解体悲哀。”至于1939年3月的德国建议，贝克问道，在它们的背后实际上又是什么呢：
是但泽的操德语居民的自由吗（他们并没有受到威胁），是一个关系到威望的问题吗，还是一个阻挡波兰通向波罗的海的问题（波兰决不允许它自己被人阻挡）？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穿过我们波莫瑞省的交通路线。……我们已经给予德国一切铁路交通上的方便，我们已经准许它的公民在旅行时不必办理海关或护照手续。……我们已经建议将同样的方便扩大到公路运输。……我们对阻碍德国公民同他们的东部省的交通并不感兴趣。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限制我们的主权。
他继续说，这仍然是一个德国政府看来正在向波兰要求的单方面让步的问题。三国共管斯洛伐克的可能性以及不侵犯条约延长二十五年的提议都没有“在最近的任何一次会谈中用具体的方式提出过”，仅仅是间接提到和非官方的暗示而已。也作过“其他各种暗示”（贝克在这里显然是指波兰对俄国的态度的问题），对这些暗示他保留必要时予以答复的权利。至于希特勒所提议的承认和明确接受现有的波德边界，“这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承认根据法律和根据事实都是我们的无可争论的财产的问题”。最后提到德国备忘录的末了一节时，贝克宣称，如果德国政府真的以和平的意愿及和平的做法为指导方针，“那么一切商谈将是可能的，当然，这要以它尊重我已列举的那些原则为条件。如果这种会谈举行的话，由于注意到了最近一时期的经验，波兰政府将……客观地对待问题，但不会不拿出它最大的善意。”
发生争执的双方就这样都表示了乐意恢复谈判，不管是多么的不礼貌和还有着多大的保留。但是，事实上并未举行进一步的谈判。5月6日回到华沙后的毛奇也没有采取主动朝那个方向努力。他在10日发出的一件电报中评论波兰人的士气说，虽然“上星期的好战情绪”已由一种更加宿命论的心情所取代，它的抵抗决心却没有丧失：贝克现在完全是在军队的意见的影响之下，虽然对于英国的援助是否会有效或能否及时到达是有一些疑问的。“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孤立的人敢于发表意见承认接受德国的建议是比较明智的。”不仅如此，莫斯科最近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李维诺夫的被免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波兰担心莫斯科会完全退出包围国家行列的忧虑心情，仍证明要比反对同它加强合作的思想更为强烈。”可是，两周之后毛奇报告说，波兰人“对于现在要依赖英国的庇护愈来愈感到不安”。他们已作出“明显的努力，要同德国进行直接谈判或由第三国进行调停”。他接着又谈到了一次午宴的事，这是由“一位友好的外交家”安排的，是由于阿尔齐泽斯基最近曾表示想亲自会见他，并得到了贝克的明确同意，尽管毛奇心中有保留，认为他不可能“预见到目前从这样一次谈话中会得到任何结果”。阿尔齐泽斯基在这次会晤中用了很大力气来使贝克在德国人的眼中显得无辜，并特别强调他仍然多么希望同德国达成协议——他在国民议会的演说是在军方和舆论的压力下做的，它并不代表他自己的政策，而且第二天“在盛怒之下”他已“把一大叠贺电丢进角落里”。阿尔齐泽斯基最后表示了他自己的信念：“一定要找到某种妥协办法，以免产生一个投降的印象。”对于这一切，毛奇只是回答说，“贝克的声明一点也不能有助于缓和局势。在目前时刻，在我们的宽大建议被拒绝了之后，我觉得再进行谈判是不合时宜的。还要说的话，都已包括在元首的演说中了。”毛奇报告这次谈话的电报，发报日期是5月23日——这一天在总理府召开了秘密会议，会上希特勒宣布，他已决定一有合适的机会就立刻进攻波兰。
但是除了这种持续的外交上的冷淡之外，还有其他证据表明，在贝克答复了希特勒之后的那个时期中，德国对波兰的政策迅速地变得强硬起来。例如，关于波兰的德意志少数民族问题，虽然在3月3日突然停顿的德波混合委员会一直没有恢复，在整个4月和5月初期，关于袭击、经济抵制甚至“集体迫害”的事件记录报告却不断地由驻在波兰西部的德国领事们送往本国当局。不过，在5月9日，外交部向各有关部门和当局发了一份通函，表示对居住在德国的波兰人和波兰血统德国人施行报复的事还在考虑之中；13日里宾特洛甫下令在15日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此事；几天以后由于官方意见一致认为采取报复手段“最后将使我们比波兰人受害更大”，因而又放弃了这一计划。15日驻罗兹的德国领事报告说，13日至14日托马休夫城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暴行；这给了德国驻华沙大使馆参赞以在17日提出一次抗议的机会。从这时起为了在伦敦和巴黎进行宣传而系统地利用这一类材料的情况。下面还要叙述。
但泽当地局势的某些发展也似乎表明，到了5月的第二周，德国的政策已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整个4月份，自由市一直处在紧张状态之中，可以认为这是由于执行魏茨泽克于3月29日向格赖泽尔建议的“摩擦”政策所造成的。但是关于突然行动即将来临的谣传每次总是以自行消失而告终，而不可避免的、连续不断发生的波兰…但泽“事件”也难得超过琐碎轻微的水平。不仅如此，但泽的军事化的过程——开始于1938年秋季，当时错误地认为波兰政府可能会默许一个既成事实——自从3月底的大失败后就已中止；在5月初那时的谣言是，但泽的未来即将由一次公民投票来解决。可是，5月15日驻但泽的英国总领事E·H·G·（后为杰拉尔德爵士）谢泼德报告说，谣传德国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已经渗透进来；17日当他又调查了事情的真实性后，他陈述他的结论是，不仅武器和军火供应而且潜在军力的数量都确实有很大的增加。也是在这个时候，德国对于伯克哈特回到但泽去的态度也改变了。因为在3月间魏茨泽克曾坚决主张这位国际联盟高级专员不要再继续前往自由市，而是，仍返回日内瓦；现在却对他明白表示，他的光临但泽将受到欢迎。这件事5月8日已经在格赖泽尔和魏茨泽克之间讨论过，当时国务秘书曾说，虽然他认为德国不会提出异议，如果国际联盟决定让高级专员留任并叫他回但泽去的话；但是“他并不认为现在就伯克哈特的回去问题对他施加影响是合适的”。尽管如此，德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克罗厄尔博士15日在去了柏林一趟回来后立即向伯克哈特本人提到这一问题。他说，在那里他们对于高级专员为什么不回到但泽去有些迷惑不解：格赖泽尔最近曾告诉波兰众议员茨霍达茨基说，参议院要他回去，他知道德国政府也要他回去。在说这话时，格赖泽尔“已超出了他实际上有权可以这样说的范围”。德国政府现在不能说要他回去；但是要他回去却是事实。当伯克哈特询问但泽的和平与安定的前景如何以及关于即将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传说究竟有无其事时，克罗厄尔回答说“举行公民投票的想法已经放弃”，将会有“一个平静的时期”，“在今后几个月内不会有新的反宪法的法令”出现。最后，克罗厄尔向伯克哈特承认，“为什么（德国人）不希望改变高级专员的地位的真正理由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就需要德波双方直接谈判来解决，而这是他们目前不准备去面临的一种局面”。这种借口听起来很有理；但似乎更有可能的是，这时希特勒事实上已经作出他将在5月23日宣布的决定，军事渗透和为了要伯克哈特回来而玩弄的花招，其真正的解释都只不过是因为他担心波兰人他们自己会在此期间占领但泽从而打乱他的时间表。
在英波协定宣布后的一段时间内，德国人在同波兰打交道时所保持的那种外交上的冷谈，也扩大到了用来对待英国和法国。驻柏林的英国代办乔治·奥格尔维…福布斯爵士4月19日报告说，“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们在他们的办公室内和私人场合都显出明确的不愿同我讨论目前有待解诀的外事方面严重问题的态度。”那少数几个比他幸运一些的同事则发现“这个部很少知道或根本不知道在打算中的行动”。魏茨泽克是“既悲伤又缄默”。他非常怨恨英国。17日，奥格尔维…福布斯设法见到了俾斯麦亲王（外交部中唯一的一位多少显示出有“交谈意思”的高级官员），但是只被告诉说，在普通德国人的心中正在产生对煽动包围的英国的“最深刻的敌意”，除非中止这项政策，否则很难设想战争如何能避免。当他提到英国大使回来的问题时，俾斯麦粗暴地警告他，如果把这作为一件公开讨论的事，“答复……不会是和解的”，除非这事不久即实现，否则“德国政府将采取的态度是，它不在乎这里是不是有一位英国大使”。希特勒可能也不会急于派迪克森返回伦敦。
确实，柏林是有理由要感到懊恼的，因为西方国家非但丝毫没有显示出决心的减弱或团结的涣散，反而已经明显地把它们的包围网撒得更广了。意大利4月7日的入侵阿尔巴尼亚促使它们作出新的努力，它们于13日把单方面的援助保证的接受对象又扩大到了希腊和罗马尼亚两国；据悉它们正在加紧同土耳其进行签订一项三国条约的谈判；它们并且于14日又恢复了想使苏联也加入它们打算建立的那个安全体系的努力。不仅如此，它们不久又找到了进一步触怒德国的机会，因为英国政府早已感到的对于它防务中的缺陷的担心现在要以行动来表示了。4月20日张伯伦告诉下院说，他打算成立一个供应部，26日他还要宣布立即实行一项有限度的和临时的征兵措施。这样，亨德森于25日回到柏林时就失去了本来也许可能会有的任何安慰对方的作用，因为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向下议院发表关于征兵的声明之前先把这最后一个步骤通知德国政府并把情况说清楚。可是里宾特洛甫不能见到，大使不得已乃于26日把信息告诉了魏茨泽克，可是这时消息已在德国报纸上出现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提出口头保证说，英国政府宣布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要抵抗侵略，这并不是说它打算包围或威胁德国或意大利。魏茨泽克说，元首本人无疑将于4月28日在国会提到包围的问题。他还宣称，英国对波兰的保证应对后者所持的态度负责，而且很可能已经产生与原来希望的完全相反的结果。
尽管魏茨泽克这样坚持冷淡而又严厉的态度，这时有迹象表明，德国想改变策略，试图同西方国家接近。在亨德森返任前的一个星期中，似乎曾有过两次试国通过非官方的和间接的方式向英国政府表示，只要他们肯放弃包围政策，德英两国的利益还是可以取得一致的。第一次是在4月19日，当希特勒接见罗马尼亚外长并同他谈了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准备在柏林的停留结束后访问伦敦和巴黎的加芬库，不管他得到的印象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他觉得总理讲话的某些部分实际上与其说是对他讲的，还不如说是通过他对他未来的东道主讲的。希特勒告诉加芬库说，如果英国想要打仗，它可以打，但是对他来说这将是一个很大的失望，因为他从早年开始就是一个大亲英派。他的意见一直是，德国同英国必须在一起工作，但是今天那边所奉行的是空想家的政策而不是政治家的政策。”第二次是在三天之后，当希特勒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于22日同奥格尔维…福布斯一起吃便饭时告诉他说，总理还没有放弃同英国保持永久良好关系的希望——“这是他最久远的和最珍贵的抱负之一”。他表示了这样的愿望：“应该让一位精通德语的真正著名人士来这里作一次面对面的交谈，而不要象过去那样要靠译员从中翻译。”
在4月28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和在27目的一份致英国政府的备忘录（于同一天就递交给了伦敦的外交部）中，希特勒最后终于宣布了那项他从1938年秋季或甚至春季起就在秘密考虑的决定，关于这项决定，他于4月1日在威廉港发表的演说中已经有所暗示。在备忘录和演说中，他申述了一连串相同的意见。英德海军协定的基础——实际上也是它的前提——是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以及每一方理解和尊重另一方的重大利益。但是虽然德国一贯尊重英国的利益，把它自己的抱负严格限制在同英国的利益不相冲突的范围之内，对比之下英国政府却收回了它的信任，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即不管德国在什么地方陷入了冲突，英国政府总是要采取反对德国的立场——甚至当英国的利益丝毫不受影响时也是如此。这样，通过它的包围政策，它就单方面地使海军协定失去了它的基础，并使该协定和1937年7月17日的补充声明全都“失去作用”（同一天的海军协定的第三部分也是这样，在这一部分中规定了双方有互换情报的义务）。尽管如此，希特勒仍希望避免同英国进行军备竞赛，因此德国政府愿意继续遵守1937年协定中有关性质方面的那些条款。不仅如此，如果英国政府愿意的话，德国政府“高兴地准备”“就这里产生的一些未来的问题”进行谈判，而且确实是欢迎这样的一种前景，即“在可靠的基础上达成一项清楚而又明确的协议”。
于是，在实质上，这些信息是表明对包围采取了一种敌对的报复行动。但是它们的前后关系和所使用的语言，使它们显得当事人的心理十分矛盾，其令人吃惊的程度并不亚于希特勒在九天前对加芬库发表的声明。4月1日在威廉港，当他只是暗示要废除海军协定时，希特勒严厉地攻击了英国。不过他还是用了温和的语句，并且承认有钦佩之意，承认感情受到了伤害，对于他现在要进行实际的打击感到遗憾：他的一贯要求友谊不仅是由于情感，而且也是由于他确信英帝国的存在“对于整个人类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是一个不可估量的价值因素”；摧毁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世界上的殖民工作的想法，在他看来仍“只不过是人类不负责任的破坏性的发泄罢了”。他感到深为遗憾的是，英国竟把同德国作战视为当然的事——“因为我曾经向英国提出的、并且将继续提出的唯一要求，只不过是归还我们的殖民地。但是我总是把话说得十分清楚：这决不应成为一场军事冲突的原因。”希特勒在他演说中专门讲到英国的那部分的开场白中，以极大的谨慎小心为他的1938年初以来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政策进行详细的辩护，这一点也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它表明自从在3月间那个胜利日子他预言“捷克事件”将在两周之内被人遗忘以来，他已经又走出了多远——甚至自从四周前在威廉港发表那篇只含有最粗糙的自我辩解的演说以来，他又是已经走出了多远。而且他向英国表示愿意谈判的语气，比起同一演说较后部分向波兰表示的又是多么的更加热诚。
的确，全篇演说——包括在演说结束部分希特勒对罗斯福总统4月15日的“和平呼吁”的答复，和演说中有关波兰的那一部分——虽然是对德国听众讲的，却似乎构成了一个巧妙的企图，想使西方民主国家的官方和舆论放弃那广泛的“包围”政策，特别是放弃支援波兰的政策。不过，在伦敦和在巴黎都看不到有任何热情愿意为已悔悟的绥靖主义者们把半开的门开得更大一些。库隆德勒4月30日从柏林报告说，他注意到官方对法国报界接受国会演说的态度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原指望它能产生深刻的印象并引起分裂法国舆论的争吵”。而亨德森在5月2日同里宾特洛甫的一次不愉快的会见中，则不得不聆听关于演讲的“一篇冗长的解说”。最后对方还断言英国正在计划进攻德国；可是它已准备好打一场六个月的战争，如果需要，甚至可打二十年。
这位英国大使后来告诉他的法国同行说，他从这次谈话得到的印象是，在这位外交部长的内心已经起了影响深远的变化：“一年以前……里宾特洛甫相信英国和法国都不会去援助中欧或东欧。今天他承认情况适得其反，然而他仍不相信对于但泽也会如此。”
由于英国和法国采取了组成一个和平阵线的步骤，它不仅是面向华沙，而且也面向着布加勒斯特、雅典、安卡拉和贝尔格莱德，因此德国人现在以怀疑的态度注视着这一切。甚至在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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