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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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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亚诺显然指望南斯拉夫惧怕土耳其，从而把它拉向轴心国并使它同保加利亚有更好的谅解，而南斯拉夫政府看来似乎也在鼓励他持这样的信念。实际上，南斯拉夫政府所惧怕的不是土耳其，而是轴心国家，因此担心当时正在谈判中的英土协定会作出两国就巴尔干的安全问题进行磋商的规定，从而使南斯拉夫遭受损害。墨索里尼对南斯拉夫的有无诚意表示怀疑，最好能看到一些令人信服的姿态，比如退出日内瓦。5月18日察尔奈卢蒂被告知，由于南斯拉夫还没有作出参加轴心国的正式保证，最近的会谈并没有能改变意大利的态度。于是他答应在六个月之内发动一次克罗地亚叛变，并要求给予一千万第纳尔的贷款。齐亚诺答应等他从德国回来后再作决定。
他回国后发现墨索里尼对南斯拉夫日益持敌对的态度，5月26日就同察尔奈卢蒂作了这样的安排：意大利为克罗地亚运动提供二千万第纳尔；在四至六个月内克罗地亚人应揭竿而起，并立即邀请意大利部队开入。新克罗地亚在宪法上的地位几乎与阿尔巴尼亚的地位完全相同，除了王位的实际合一保留到以后再讨论。墨索里尼坚持协议书要由稳妥可靠人士送回萨格勒布交由马切克会签。然而，马切克拒绝了。本姆贝莱斯把这解释为马切克从法西斯主义转向了民主主义和他以承担其他义务，察尔奈卢蒂的解释则是，由于同贝尔格莱德恢复了谈判和克罗地亚与意大利的关系方面的几点问题还需要加以澄清。齐亚诺的《日记》从此以后就不再提起察尔奈卢蒂，本姆贝莱斯则直到10月间才在其中重新出现。与此同时，进行已将一年的谈判在1939年6月10日终于告一结束，由意大利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同南斯拉夫财政部长和陆军部长签署了一项关于意大利供应南斯拉夫价值五亿里拉的军事物资的协定。这时法西斯也更加怀疑南斯拉夫对轴心国的态度了，特别是在保罗亲王7月17日至8月2日访问伦敦之后。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萨尔茨堡会谈中出人意外地不再反对意大利兼并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也已证明是主张墨索里尼跟随希特勒立即发动战争的最能吸引人的论据之一。
希腊，当它象南斯拉夫一样是意大利对外侵略的一条出路时，也是一个对在意大利控制下的领土——阿尔巴尼亚的北埃皮鲁斯地区的提出要求者。而且，一旦西方各国同意大利作战，它们可能会利用希腊的沿海一带和岛屿，这引起了墨索里尼的最大忧虑。同样确实的是，当时希腊的首相、外长和独裁者梅塔克萨斯正竭尽全力不使希腊卷入大国之间的冲突。在1938年11月，被认为是得到梅塔克萨斯信任的雅典某主要日报社社长的确曾访问意大利驻雅典公使博斯卡雷利，建议开展一个促进意希友好的运动。之后，博斯卡雷利拜访了梅塔克萨斯，梅塔克萨斯回顾了造成冲突的所有近因，并向博斯卡雷利保证说，希腊深感自己太弱小，不可能站到任何一方，所以目标总是想奉行一项使地中海各大国保持平衡的政策，希腊和英国之间也没有任何政治协定。他承认，就以对希腊来说，尼翁会议也是一个策略上的错误。
然而，意大利对这些友好表示并没有作出反应；而1939年4月继博斯卡雷利任驻雅典公使的格拉齐，也没有接到关于1928年9月签订的、将于1939年9月30日到期的友好、和解和司法解决条约是否继续有效的指示。对意大利政府来说，这一条约的条款过于“日内瓦化”和过分反对修正旧事物，因而不愿使之原封不动地继续有效。5月12日格拉齐询问了齐亚诺的意向；26日他被告知，意大利既不愿续约，也不采取主动去另订新约。这时候，双方都产生了惊恐和愤恨——希腊方面是由于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意大利方面则是由于英法两国给予希腊保证。在5月11日达拉第重申法国的保证之后，墨索里尼立即带着“有点受委屈的样子”询问希腊驻意公使，为什么他的政府要寻求法国的一个再次声明，看来是对意大利的保证还不满意。后来在7月5日，齐亚诺也表示对希腊的追随执行“包围政策”感到遗憾。希腊公使每次都要为其本国辩护，说很难拒绝英法两国主动提出的保证，和希腊真诚愿意同所有国家，包括德意两国在内，保持友好的关系。
然而，7月8日格拉齐从雅典报告说，意大利如侵犯希腊的中立，将遭到武装抵抗，而英国的侵犯则只会受到一次强烈的抗议。看来意大利方面的猜疑，由于英国同希腊进行财政和贸易的谈判而更加深了。对希腊人来说，他们日益感到焦虑的是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的不断增援。人们甚至相信，保加利亚想要进攻西色雷斯，意大利的驻军的加强也是为了使希腊人不敢从阿尔巴尼亚边界调走军队。梅塔克萨斯在5月6日向格拉齐提出了阿尔巴尼亚南部意大利驻军的问题。但是10日由格拉齐转达的来自罗马的新保证，远不及这个夏天其余时间继续在阿尔巴尼亚的所作所为那样有说服力。
希腊后备役军人在8月底被征召开赴西马其顿和埃皮鲁斯，虽然没有加以公开宣布。希意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促使梅塔克萨斯和格拉齐在8月21日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在谈话中，前者指责意大利无视希腊为改善关系而作的一切尝试；并提到意大利报刊的敌视态度，多德卡尼斯群岛希腊人的受虐待，意大利对科孚岛和察穆里亚的领土野心，和意大利因希腊接受西方的保证和财政援助而产生的忿恨；他甚至还提到了，1939年6月希腊国王为他妹妹伊雷尼公主与斯波莱托公爵的婚事而访问意大利时据说曾受到不礼貌的接待。而格拉齐这方面则希望探明希腊同英国和土耳其之间究竟是否有秘密协定，以及希腊的常务次长为什么在这时访问君士坦丁堡。他问道，如果土耳其攻击意大利，希腊怎么办？梅塔克萨斯否认有任何秘密协定，并指出，希土两国联盟纯粹是防御性的。据《希腊白皮书》的记载，格拉齐还问起，如果英国施加压力要求使用希腊的基地，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梅塔克萨斯回答说，不需要担心会有这种压力，希腊不想以主动献出基地来放弃它的中立。它只有在它的领土或主要利益受到攻击时，才会去同意大利战争。
当意大利使馆陆军武官前来询问征召后备役军人的事时，希腊总参谋长帕帕戈斯将军又重复了一遍梅塔克萨斯关于意大利侵略意图的最新迹象的那番抱怨话。意希两国的紧张关系直到德国与同盟国家的战争爆发后才有所缓和，那时墨索里尼临时决定赞同非交战状态，并且正在玩弄组织一个中立国集团的念头。
接受西方国家保证的另一个巴尔干国家罗马尼亚，从战略上来说，法西斯认为，它远没有象希腊那样重要。4月30日至5月2日加芬库的访问罗马之行之所以使罗马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是从巴黎带来消息的人，又是恭听墨索里尼关于轴心的私房话的人。罗马尼亚由于接受保证而受到斥责，受到了关于西方的保护不可靠的警告，并得到一个空洞的安慰：即使东欧被分别划归德国和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多瑙河仍流入黑海，而黑海只不过是地中海的一个延伸部分。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两人都强调，意大利同匈牙利、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联系，以及匈南两国的和好。齐亚诺坚持说，意罗两国合作之路是经由布达佩斯的。而加芬库则怀疑他是希望以一个联结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的亲轴心体系来取代巴尔干协约国。
加芬库在来罗马之前和到达后向意大利报界发表的几次声明，显然是没有作出任何承诺的。首先，他详细阐述了罗马尼亚的希望保持它的政治独立；其次，详细说明了两国互为补充的经济利益。1939年上半年与1938年同期相比，意罗两国的贸易总额有了增加，意大利对罗马尼亚的输出也增加了，但意大利从罗马尼亚的进口额仍比它的出口额多。其次一个访问罗马的罗马尼亚政府成员是财政部长康斯坦丁尼斯库，并且不久就宣布了一项协定，它规定以八万吨谷物和三十五万吨石油换取意大利的人造丝、汽车和机器。意大利还提供了造船专家的服务。
前面提到过的英土协定甚至比英国给予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保证还要使法西斯政府感到厌恶。齐亚诺竭力促使德国政府反对土耳其，一部分也是想以此来回答德国新近关于行事要有节制的劝告；而且他希望利用人们害怕有英国为后盾的土耳其在巴尔干称霸的恐惧心理，用它来作为吓唬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的一个妖怪。“这两国人对土耳其人的丑恶行径记忆犹新。……我并不存奢望，但是设法重新提起某些旧恨常常是值得一试的”。
第四编 德国
第一章 布拉格的后果，1939年3月
从3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最后解决到31日第一次公开承认“波兰问题”的存在，这中间只相隔两个星期多一点。可是，甚至这一短暂、混乱的间隔也有它自己的停顿、危机和调子降低的节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刚结束的行动的重要性是多大、名声是多臭，对已经过去的事的关注，竟会如此迅速地就被对可能将要发生的事的全神贯注所代替。据说，希特勒在进入布拉格后就曾预言，只要再过两个星期的时间，就没有人会再谈起它了。但是甚至连他都没有预料到，注意的中心会如此瞬息万变，更不用说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了。因为这不可能只是简单地归因于承认——不管是象德国那样自鸣得意，还是象英法那样并不情愿——捷克斯洛伐克已无可挽救，必须作为全部亏损而一笔勾销。倒不如说，这是对于希特勒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中所注入的无理性和专横这些因素——都并不是新的而是向未觉察——的一种本能的适应行动。虽然德国的军事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它的把斯洛伐克变成一个“保护国”，以及匈牙利的征服卢西尼亚，这一切到3月16日傍晚实际上都已完成了；但当时没有人能有把握地说，入侵军队现在总算是达到了他们的尽头，或者可以准确地估计这些事件对于欧洲的其余部分有什么含意。也不仅仅是在巴黎和伦敦，在华沙和布加勒斯特，那里的政府和人民都在问“下次是哪个？”和“还有多久？”。德国人也在考虑这些问题，许多人深怀忧虑，而希特勒本人也还没有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这样，歇了不过三天之后，一股新的紧张浪潮又形成，渐渐增加力量，到3月24日就爆发了。这月18日，西方民主国家在已经缓过气来并对形势作了估计之后，在同一时间内既提出了敷衍塞责的抗议（对此，希特勒早已料到并决定置之脑后），又拿出了它们第一个尝试性的“包围”德国计划（这却是希特勒没有预料到的而且也不能相应不理）。它们集中注意力于罗马尼亚，认为下一步它最有可能成为希特勒的牺牲品，然而结果却证明它们是错了。在接近月底时，它们将要找出第二条线索来。在此期间，头几发炮弹已在那一场“包围”对“反包围”战争中打响，直到大战爆发为止，双方所有的一切外交力量在这场交战中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大显其身手。
据外国访问者报告说，柏林在听到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消息时，人们都迷惑不解并且显然缺乏热情：他们似乎被事态的迅速变化弄得不知所措，希特勒的公开抛弃种族原则没有能逃脱人们的评论，有些人怀疑他的违反誓言已经达到怎样的地步。反希特勒政权的阴谋者组成的小而分散的集团也到处遭到挫败，他们的希望和计划破灭了，他们以一种更为愤慨和惊惶失措的心情谈论希特勒的最近一次不流血的胜利。他们中有一人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无耻傲慢，逾越一切范围、一切礼仪的第一个例子”。在政府的最高级官员中有些人认为，这最后一次大成功与以前各次性质有所不同，它标志着在走向战争和最后失败的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并不因没有对手就不注定要失败。还有些人，象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则准备秘密地断言（他们不敢公开说），随着捷克事件的发生，没落已经来临。对比之下，积极的党员们除对德国战略地位的加强感到胜利和满意之外，还对德国未来开拓的方向纷纷进行热烈的猜测。弗兰科尼亚的地方长官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在3月15日纽伦堡的一次示威游行中预言：“这仅仅是个开始，更大的事件将会接踵而来；民主国家可以跳起来，爱怎么抗议就怎么抗议，它们最终是要投降的。”
可是，开始时候报纸上很少探讨这种可能性，它们只表示普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是应当的——的确也是无可避免的——并且过早高兴他说，“甚至连一个正式抗议都没有”。魏茨泽克和在国内或国外关键性外交岗位上的一小批外交部同事，则很难也抱有这样的乐观看法。他们（这时，从15日到19日晚，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都不在柏林，先是在布拉格然后去维也纳）不得不去面对这一政策可能产生的任何反响，而这项政策却又不是他们拟订出来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也没有预先得到关于这项政策的警告，他们知道在道义上也是难以为它作辩护的。然而，甚至连他们也好象满有把握地觉得不会发生有份量的反应。这样，魏茨泽克在15日打电话给阿托利科时就着重地指出，“在我看来，英国人或法国人都不会立即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在伦敦的迪克森同一天报告说：“人们认为要采取一项有力的或有效的反击行动是难以办到的，特别是因为法国人已经明白表示不赞成。我从权威方面听说，……博内今天告诉……菲普斯说，一个人只能要么全做要么全不做。法国已决定采取后者。”伦敦和巴黎的初步反应确实是温和的。迟至17日晚，魏茨泽克已得知的惊人消息也只不过是：英国贸易大臣奥利弗·斯坦利和海外贸易大臣R·S·赫德森推迟了即将进行的访问柏林，那时正在柏林的法国经济代表团团长阿尔芳突然于16日离去，亨德森于17日奉召回伦敦述职——而如果，象魏茨泽克所记录的那样，英国大使那天向他告别时确实曾向他探询“他可以转送给张伯伦用来回击后者的政敌的那些论据”，那么，甚至这最后一个办法一定也已失去了它的一些尖锐利刺。
直到此时外交部同样没有理由预料中欧或东南欧会有任何难以对付的发展。确实，匈牙利已经有一些小规模的、没有条约根据的侵占斯洛伐克领土的行动，但暂时控制住了，有意不使斯洛伐克…卢西尼亚边界问题在23日以前发展到严重的关头，只是到那时似乎才取得了希特勒的明确允许。从波兰——受到德国最近扩张行径的最直接威胁的国家——很可以预料至少会提出某些强有力的抗议，如果这不是一个为时过晚的想从捷克斯洛伐克的毁灭中为它自己取得什么的企图。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波兰打算采取这样的行动。德国驻华沙大使毛奇在15日深夜报告说：“贝克先生……要我今晚会见他，他以显然不高兴的表情告诉我说……在令人惊异的军队开入中，沿波兰边界观察到了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构成波兰外长抱怨的重点的是，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方式，而不是入侵事实本身：用机枪瞄准波兰领土；有侵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分界线的情况；事前未通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尽管如此，波兰方面把这些措施归咎于“下级机关误解了指示，而没有采取反措施”。这场谈话在毛奇作了奉承式的回答后，于是气氛变得更为友好。贝克对斯洛伐克的独立表示满意，并明确否认国外报纸所报道的波兰对它有“特别企图”，他还声明波兰军队并未集结在斯洛伐克边界上。在这次谈话后的次日，波兰及全世界都知道了斯洛伐克已经以它的独立换取了德国的“保护”；行动的机会，如果以前曾存在过，现在可是再也没有了，波兰政府只能设法去确定那种保护的含义和目的是什么。16日，副国务秘书阿尔齐泽斯基催着要柏林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毛奇于是打电话给魏茨泽克建议，“贝克先生显然受到了军队的强大压力，为了支持他的地位，……应向他提供特意安排的情报，以便尽可能地减轻他的对一次广泛的侵犯斯洛伐克独立的行动和来自斯洛伐克的军事压力危险的恐惧”。但是从他18日的简短而模棱两可的答复可以看出，国务秘书目前完全不能提供任何情报，所以毛奇和贝克一样暂时只能等待事态的自行明朗化。
对比起来，罗马尼亚向外交部提出的问题，如果需要较大的努力才能解决的活，至少不会发现它是无准备的或踌躇不决的。这里所必要的是，控制和解决由于匈牙利进入卢西尼亚而造成的火上加油的局势——但是不能让德国受到损害或明确地卷入，不论它是担任调停人、仲裁者或在紧要关头突然出现来扭转局面的人——办法则必须是既不致引起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战争，也不会为其他有利害关系或无利害关系的国家提供进行干预的机会。对于不大可能的匈牙利默许罗马尼亚当初提出的一项建议，即波兰和罗马尼亚联合占领大约三分之一的卢西尼亚，德国人将会抱什么态度，这是一件需要猜测的事，但是他们肯定不会反对让罗马尼亚对在它东端的某些讲罗马尼亚语言的村庄这一基本的最低领土要求得到满足，还有那条连结罗马尼亚和波兰的铁路也包括在内——只要它是用和平的方式来要求并且单独同匈牙利直接谈判。在贝克同毛奇于15日谈话之后，波兰在卢西尼亚问题上的态度仍有令人怀疑的地方，因为在毛奇那次询问贝克“应否考虑罗马尼亚的愿望”的时候，贝克答复说“这事目前正在波兰的调停之下进行协商”。而罗马尼亚外长于16日告诉德国驻布加勒斯特公使法布里齐乌斯说，波兰人在前一天曾劝告罗马尼亚政府占领他们所要求的地区。但是加芬库同时向法布里齐乌斯保证说，他的政府已拒绝了这一劝告；而匈牙利一方面，恰基很快就报告德国人说，他有礼貌地但坚决地拒绝了贝克提出的当调停人的要求。
还必须坚决地劝罗马尼亚不要采取武力行动，劝它不要存德国会代它对布达佩斯施加压力的幻想，和说服它如果要取得任何卢西尼亚领土，就必须同匈牙利直接谈判并且依照匈牙利的条件。3月15日，罗马尼亚政府要求德国对喀尔巴阡…乌克兰的前途表示意见，重申它愿意遵守维也纳仲裁裁决，愿意参加这一问题的今后国际讨论，但宣称虽然目前它无意派遣军队越过边界，可是如果匈牙利人占领罗马尼亚人所居住的村庄，它将不会“等闲视之”。德国外交部对这些新方针的初步反应是草率的和令人沮丧的；但是在法布里齐乌斯报告说罗马尼亚政府对此事的态度看来在各方面都是忠诚的之后，它的态度稍有改变。它已从布达佩斯方面听到，恰基准备答应罗马尼亚的要求作为它在其他地方让步的报答。魏茨泽克命令法布里齐乌斯去告诉加芬库说，德国政府赞成罗马尼亚的慎重态度，德国相信匈牙利与罗马尼亚直接解决问题是切实可行的，无论如何在目前它不打算当调停人。
照德国外交的目前标准来衡量，这一切都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德国并没有授权匈牙利去侵占特兰西瓦尼亚，甚至也并未寻求过这种匈牙利的侵占——从可以得到的记录材料中也看不出，在这一点上加芬库曾对法布里齐乌斯表示过任何忧虑。对德国外交部来说，罗马尼亚的事情一定是被看作很不重要的，即使是考虑到同德国签订一项有深远影响的秘密经济协定的谈判此时正在布加勒斯特接近高潮。谈判是在罗马尼亚的恳切邀请下，于2月13日开始的。代表戈林（以他的四年计划特派员的资格）主持谈判的沃尔塔特，从一开始就得到指示，应设法“用参与管理石油工业的办法来改进和取得罗马尼亚石油产品的运往德国”；但在讨论的第一阶段，他这方面并未曾施加任何明显的压力，罗马尼亚整个经济倒向德国这一协议在原则上就已达成了。（可是，沃尔塔特自己认为德国可以从这种倒向中得到很大利益的热心估计，柏林的经济政策部却并不表示赞同。它指出，德国在罗马尼亚享有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已多年，即使在一项特别扩充计划下也不可能预期会有明显的改进。）2月22日沃尔塔特回柏林作最后的请示。但3月10日他又回到了罗马尼亚首都，他庆幸自己回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布加勒斯特政界已在考虑内阁改组”——包括更换加芬库和其他两名部长，“因为他们的亲德政策（曾得到国王的支持）已证明是失败的”——如果德国政府并未授权他“签订一项条约或已经推迟了谈判的话”。在沃尔塔特给戈林的最后报告中，他描述了在得到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最初消息后谈判是在怎样的日益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进行的，他也描述了同罗马尼亚经济部长布若尤谈判时的繁琐手续，谈判进展到每一新阶段都必须向由国王主持会议的整个内阁报告；但他没有暗示曾受到想进行吓唬或威胁的任何引诱。到3月16日，国王在原则上同意了条约草案；17日御前会议一致批准了所提出的同德国的协定；同时还批准了加芬库的处理卢西尼亚问题的政策，即在同匈牙利商定一项澄清问题的办法之前把罗马尼亚的军事措施限制在保卫现有边界之内。到18日（星期六）沃尔塔特已在同布若尤讨论最后的文本，他希望条约在下星期一就可以签署了。可以认为，沃尔塔特和魏茨泽克两人都有一些使他们感到满意的理由。可是德国同罗马尼亚的打交道就要变成为几乎是全世界注意的焦点。
到3月18日，英法两国国内最初阶段的震惊和犹疑不决已告结束，现在已很清楚的公众义愤由官方表达了出来——表达在那一天递交给魏茨泽克的正式抗议书中，表达在17日张伯伦在伯明翰所作的演说中，还表达在法国议会就达拉第的要求授予特殊权力法案进行的辩论之中。这些发展虽然不会被柏林所忽视，但处在人为地激起的愤怒烟幕后面的德国政策执行人基本上是处之以冷淡的。对比之下，西方国家踌躇地但不断地探索某些积极的防止德国进一步侵犯的安全保障体系，引起了德国人的敏锐的警惕和真正的恼怒，虽然是比较逐渐发展的。
也许魏茨泽克是相信“话说得越少，事情好转得越快”的原则，才拒绝接受英法两国3月18日的照会的，他并于20日指示驻苏联的使节“也拒绝在莫斯科进一步讨论这件事”。魏茨泽克所关切的不是指责，而是指责的变成为行动。例如，英法两国召回大使立即引起了报复：18日下午，在他粗暴地接见库隆德勒和勉强地同意会见亨德森之间，魏茨泽克以电话指示驻伦敦大使迪克森去“要求英国政府解释它这样地宣布把亨德森召回伦敦的意图。我们觉得这种宣布方式是不友好的。”在拜访了哈利法克斯后，迪克森打电话回来说，亨德森逗留在伦敦的久暂决定于他向内阁汇报后的结果和事态的今后发展。傍晚时魏茨泽克再一次打了电话，这次是转达里宾特洛甫从维也纳发来的指示，要迪克森立即回柏林报告。20日他以电话给驻巴黎大使韦尔切克下了同样的指示。对于华盛顿的反应也是同样如此：萨姆纳·韦尔斯3月17日的声明和美国政府20日的照会几乎没有受到评论就过去了。但是在18日的傍晚，德国经济政策部长维尔已经在以卵击石般地对付美国财政部，后者刚发布了两项命令：一项是在17日，对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来的产品暂停给予最惠国待遇；另一项是在18日，对来自德国的一切课税货物征收百分之二十五的“反倾销”税。维尔打电报给驻华盛顿的代办托姆增，就第一项措施指示他：“你应口头上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种措施——除了认为它是一种“表示不赞成的政治姿态”而感到愤怒外——他估计还将使大德国的出口削减八千五百万马克，并相应地减少它已经过度紧张的外汇资源。23日托姆增奉命对另一项命令也提出了抗议。在这里也曾考虑过报复措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很遗憾地予以放弃了，因为它们必将对德国自己的经济产生不良的影响，结果是只能接受这种局面。
与此同时，至今没有采取行动的德国报纸也终于起来怒斥英国和法国了。3月19日的《法兰克福日报》不祥地提起“未解决的问题”，对其中有些问题，例如西班牙，尚未采取决定性的最后步骤，而其他一些问题，首先是“法意纠纷的领域”，还“很少触及”。有些社论还注意到德国的原料来源仍感不足，和它的殖民地要求仍未得到满足，或暗示德国谴责英德海军协定。半官方的《德国外交…政治通讯》第二天发表了一篇长的声明书，叙述德国召回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不仅仅是形式，而是表示德国政府对英国的态度，特别是在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态度，感到不满”；诉说英国似乎是“反对德国的地位有任何加强，反对德国平定和保卫归它所有的生存空间”；并威胁说，“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确将被迫不得不彻底地和果断地改变它的基本态度”。
这些谴责本身并没有什么意思或重要性，其所以要加以引用只是想表明，德国宣传部一方面对那时希特勒的真正意图是无知到了何种程度，另一方面它对英法两国焦虑方向的新转变又是没有准备到了何种程度。因为虽然总理心中想的肯定是未来，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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