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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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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谙独裁政权和极权主义的各种问题。
眼前的政策虽出于俄国传统的神秘色彩而暖昧不明，由于俄国传统的笨拙而被歪曲，又由于俄国传统的密码式信号而使人迷惑不解，其实是再简单也没有了。用马克斯·贝洛夫的话来说，当前俄国的政策就是：
谋求同有助于苏联经济建设的国家进行友好交往；防止出现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结成的反苏大集团，扩大同苏联邻国所达成的安全体系，以增强阻止发生新干涉战争的力量。
这一政策是和残酷地推行国家工业化运动齐头并进的。工业化运动不只是为了要提高俄国国内的生活水平，也是为了要给共产主义建立一个强大的防御基地，到一定时候，苏联领导人将在这个基地上主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的解体工作。但一般认为，此种解体并不是由苏联方面的直接行动促成的，而是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引起的未来经济衰退、战争和当地革命运动的结果。由于此种战争而削弱战争中所使用的军队，这显然是有利于苏联的，因为共产国际可以作为多样化的第五纵队而存在。苏联对外政策所包含的主要矛盾十分明显的是，而且不止一次的是，既需要同各国建立并维持友好交往，又需要同时致力于破坏各国政府的主权以及它们协调一致的反共倾向。
共产国际自己对德国共产党人的错误领导促成了希特勒政权的绝对性和长期性，又因华盛顿国务院决心要创立自由世界市场而获得了证实，苏共政治局只是在看到这一点以后，才给自己制定了一条目标专一并压倒一切的鲜明路线，而且从纳粹主义中它又懂得了怎样去履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另一方面的预言，即求助于国联，把它作为搞垮希特勒政权的工具。这并不是说政治局对国联本身怀有什么信心。在这以前，它一直抱着暗自得意而又十分恼火的复杂心情注视着国联面对一个到那时为止最直接影响到苏联的威胁——日本的威胁——而无能为力。然而国联至少提供了一个集会地点，政治局可以披着最冠冕堂皇的外衣，在那里针对英法的自我利益慷慨陈词。不管李维诺夫对集体安全有怎样的想法，对较持现实主义的政治局委员来说，即使严守自己的原来立场，也仍然只能有一个想法：推迟将把苏联卷入的任何战争，哪怕是稍稍推迟也好，只要等它强大得足以从中取利（且不说在战争中求得生存），并且要确保在战争终于到来时（一定会到来的），整个欧洲将乱作一团而四分五裂，苏联则不致遭受重大破坏。
1933年，当李维诺夫将一份计划草案提交日内瓦裁军会议而将集体安全的主张推向第一个高潮时，苏联刚刚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远东方面，它对日本继续实行绥靖，同时一有机会便炫示自己在那里日益增长的力量。在西方，它仍然对外敞开，竭力劝说其他国家同它一起抑制希特勒。1935年，共产国际宣告成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时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互助条约（当然没有同波兰签订）。有迹象表明，苏联终于正在成为一支需要加以认真考虑的力量。接着，在1936年，俄国发生了举国震荡的大清洗。政治局企图通过大清洗使自己的地位最后巩固下来，并保证全国高层领导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绝对一致。清洗持续到1938年，把李维诺夫早先为使西方相信苏联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努力大半化为乌有。因此，当李维诺夫于1938年3月企图召开一次将德、日、意排除在外的大国会议时，他的努力徒劳了。募尼黑协定便是在六个月以后签订的。希特勒已到达了他将于翌年3月15日以之为起点而向前推进的所在了。
我们已经看到，为了建设重工业和一支装备精良的庞大军队，多年来一直是将俄国人民的当前福利作为牺牲的。一旦完成之后，这一宏伟而艰巨的工程确将成为一台规模惊人的战争机器。但是它并未完成，事态的发展证明，甚至到了1941年它也没有最后完成。红军与德军截然不同，它依靠士兵大众远过于依靠干部。它不是一台精密的机器，不会一台又一台各自充分地、无故障始终地发挥作用，最后也不会连成一套高度衔接的强大的超级机器，其强度又不能比各组成部分的总合力量更大。它是同苏联的整体结构相一致的，是根据一个高度集中的有机整体现念建立的。它还由于俄国未能协调生产而蒙受不利，这就是说，装备几乎接近齐全的师，往往因全军缺乏一个小小配件而动弹不得。
比这更为重要的是军官的情况。苏联长期来缺乏各种领导人材，各级军职几乎都找不到适合的人选，而恰恰当希特勒初显身手的时候，全苏联正慑服在政治保安局的大清洗威力之下，崩溃几隐约可见，因为被清洗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军官达十分之一以上。直到那时，俄国国内外的许多人都有一种想法，以为俄国人在新红军的组织方面是可以引以自豪的。可是，这支新红军突然被摧残得四分五裂，一些年轻、聪颖、富有进取心的指挥官被大量消灭。至于这些清洗背后所有的纠纷，这里就毋需论述，作为本文的目的，只要认识这一点就够了，即此种骇人听闻的疯狂自戕行为并不是轻率决定的，而且政治局对指定执行其旨意的最驯服组织是否绝对服从其意志产生怀疑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总之，在慕尼黑会议的时候，红军正在干船坞里为准备一次大规模战争进行检修。此外，最有能力对抗德国指挥官的红军指挥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则已经不在部队里了。图哈切夫斯基本人不在了。接替他们位置的是一些重新服役的超龄军官——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以及一批老式兵团的指挥官，他们的军事思想还停留在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的确，只是到了1942年，老同志被清洗掉了，从现代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新一代指挥官才得崭露头角。
到了1939年3月，这台军事机器的各个组成部分，或者说大部分，才算千辛万苦地制造出来了，但最后的装配尚未完成，仍然还有缺口要弥补。跳伞表演尽管给人的印象颇深，俄国人却几乎没有自己的战略空军，只有一支极不象样的战术空军。他们还是老一套，把所有的金钱和精力统统花费在大炮上。他们有世界上最可怕的大炮。但是希特勒无意打一场大炮战。俄国人也致力于制造坦克，那种型号的坦克又坚实又庞大，但速度很慢。俄国人没有经过高度机动化训练的步兵为其坦克的后盾，单凭这一点，他们就无法以古德利安的方式使用他们的坦克，这是显然的。机动化运输几乎可以说没有——确实是这样，要到好些年以后美国租借法案开始实行时才有机动化运输。这一切都意味着红军的进度很慢。莫斯科统帅部很可能对德军计划的作战速度有很好的理性估计。但无疑也可以这样说，兵团司令员至少要有一年的战地过硬经验，从实践和理论的区别中，才能懂得——似可说是确信——德国装甲师的行动到底有多快，尤其是伪装成防空部队的携有重型反坦克炮的后续步兵的行动到底有多快。
对于苏联军事机器的状况，希特勒比大多数外国观察家都了解得更清楚。他除了可以从苏联的外部表现对其内部状况作出推断外，还有许多确凿的事实可作依据。德国人不同于英国人和法国人，甚至也不同于捷克人，长期以来就有许多机会从内部观察苏联的战争潜力：主张修订凡尔赛条约的国家的军事参谋们在很早时期就相聚一堂了。德国人对发展苏联潜力提供的帮助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特别是他们帮助训练并装备了红军。他们知道，红军迟早会成为令人担忧的力量，但是这个时候尚未到来。可以有把据地假定，希特勒在1939年3月是看到了俄国的那些弱点的，只是到了当年冬季的芬兰战争时这些弱点才首次暴露于世，后来在1941年德国入侵时又一次暴露。
凡此一切，都使希特勒在策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不难找到答案。这些问题是：俄国人既然如此被故意地冷落，竟还要劝说英法发表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安全的联合宣言，其真实用意何在？苏联在受到英法冷遇之后，是否准备单独作战？如果眼下不会，那末什么时候它才会？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它才会单独作战？
希特勒一定盘算过，苏联是不会进行一场不能从波兰手里收复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战争的。但波兰是法国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这同捷克斯洛伐克也被认为是该体系的一部分是一样的，而除此之外，波兰又是德国的潜在敌人。如果苏联同法国结盟（更不用说同英国结盟），它能希望从波兰手里捞到什么呢？那是一个具有魅力的局面，充满了各种纠纷的种子。俄国和西欧强国结成同盟是为了捷克斯洛伐克而同德国打仗，那便是一个主张修订凡尔赛和约的国家同另一个主张修订凡尔赛和约的国家打仗，而其争斗的目的却是为了保持俄国所全力反对的一般既成现状。总之，波兰会为了支持捷克人而同正在觊觎其某些土地的所谓盟邦的俄国一起打仗吗？甚至波兰会允许俄国人自由假道它的领土吗？这些就是俄国人在投入战斗以前所必须要加以考虑的问题。
而且，在1939年3月那个时候，即使俄国确也想采取反希持勒的统一立场，是否可以设想法国和俄国，更不用说同英国了，会在事实上走到一起而及时地采取一致行动呢？可是得记住，希特勒从这时起就会小心翼翼地设法抢先一步，使他的潜在敌手们老是在那儿讨论如何能最有效地防止已发生过的事情再度发生。这就是说，除非希特勒另作考虑，或者西欧强国立即发出最后通牒，这时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希特勒占领布拉格了，那样的机会已在慕尼黑被抛弃了。而且，即使俄国人确实受到目睹纳粹在布拉格出现的刺激，感到有必要采取即便是为时已晚的行动，然而正是纳粹已在布拉格这一事实这时已成了一种强大的威慑因素。红军如果不涌进波兰，它在强行穿过喀尔巴阡山的途中，就会失去机动作战的自由，等到他们能够采取行动的时候，希特勒已把捷克斯洛伐克的相当大的部分抓到手里了，而要穿过波兰调度兵力的任何企图都会遭到波兰人的疯狂反对。里加条约的结果为他们保留了无限的可能性。而且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种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叫纳粹高兴的混乱局面，英法彷徨地在一旁莫知所措，希特勒则可以从中捞到最大的好处。
第二章 日本及其侵略范围
1939年初，印度专心埋头于国内事务。此种内向特性的根源埋藏甚深。印度是个次大陆，面积一百五十多万平方英里，人口将近四亿，四周有高山大海的坚固边疆，其自然环境把印度人民的思想引向了注意内部。印度人大多数信奉印度教，这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宗教，它体现一种严格的内部通婚的社会制度，不吸收教外人士，也不接受教外思想。古老的不跨越“黑水”的禁令，以及处身国外时在饮食上和行动上都难以按宗教戒律和规定办理，这就使得许多较高等级出身的印度教徒不能出国旅行。但是印度政治思想的内向性，伊斯兰教徒几乎同样有之。印度穆斯林中间经常存在着泛穆斯林倾向，同他们的信仰一致的宗教社团从西北非一直伸展到东南亚。印度的穆斯林领袖经常为维护其他伊斯兰国家和人民的兄弟般利益讲话，1939年，他们尤其为同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提出抗议。但自1914…1918年战后为恢复哈里发王权的“基拉法”运动瓦解以来，此种国际伊斯兰精神在决定印度伊斯兰思想的倾向方面只是次要的了。确实有许多观察家认为，此种精神之所以被提倡，与其说是因深有感受而发自内心，还不如说是因为要用以作为打击英国统治的棍子。
印度政治上的内向性和自我中心主义事实上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的而非宗教的原因。历史上，在英国统治这一时期以前，印度不存在一般的民主传统，在莫卧儿人统治下，一如在其先前的印度教徒统治下，以及在随着莫卧儿政权的削弱而发展起来的由印度教徒接管的诸邦统治下，治理国家是统治阶级的专门职业。在英国统治下，人民大多数还是文盲，他们并不感到自己对国家有责任，所以对国家在其国际活动历程中的命运，也同样不觉得有什么责任。官方政策视外交和国防为英国统治者的专职或特权，因此当然不会鼓励印度人民产生国际责任感。甚至在印度人日益掌管国内事务的时候，在印度成为国联的一名正式成员国并在世界事务中表面上取得了负责的全权国家的地位的时候，仍然如此。此种对待政府的消极态度，对于用最低限度的武力就能维持住外国统治是多么有价值，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叫人痛心地突出来了。其时印度即将有遭受侵入的危险，但各阶级印度人的共同反应却是有政府在保护他们，这是政府的事情，而不是需要他们去协助政府来保卫自己的事情。
但是，人们不分贵贱都开始感兴趣的问题是，英国人在移交手中的政府权力时应该把它交给谁。其中有许多人对此甚至兴奋到了狂热的地步。印度政界把这个问题看得高于一切，以致对其他都视而不见，这是促使印度抱自我中心态度的主要原因，甚至当周围的世界开始在崩溃时也是如此。英国人和印度人都意识到，移交权力的最后阶段即将到来。威斯敏斯特议会经过长期审议以后，曾于1935年通过“印度政府法”。该法规定将在印度各省建立完全责任代议制政府，委托给省督的只有几项专门的保留权力。在各省之上，设有全印联邦议会及联邦政府，在其主管范围内也享有充分职责和自由，但后者不仅要受总督保留权力的约束，而且还因国防和外交事务保留在英国人手里而受到限制。
1937年初，整个英属印度举行了省立法机构的选举。选举权比1919年制宪法案规定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实际上扩大到识字水平以下。在各省众议院的选举中，印度国大党在一千五百八十五个议席中赢得七百一十一席，在十一个省的五个省里国大党独力赢得多数，在另两个省里，国大党在具有同样政治色彩的较小组织帮助下亦可望组成多数；在第八个省即阿萨姆，虽然国大党所得席位不及三分之一，但它是该邦的最大党派，故首先有权组织政府。只是在孟加拉、旁遮普和信德，首先组织政府的权利输给了别的党派。意味探长的是，所有这些省都是穆斯林在人口中占多数的省。除了西北边境省以外，国大党只赢得很少几个保留给穆斯林的席位。西北边境省的政局完全被一位亲国大党的帕坦人领袖阿卜杜勒·加法尔·汗所控制。穆斯林联盟是最大的穆斯林政党，但从1937年的选举中看，它还是一个少数民众的少数派，它在任何一个省里都未能单独组织政府。
国大党对这次省议会的竞选是“绝不同‘印度政府法’合作，而是跟它斗，设法废除它”。所以国大党的竞选获胜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大党党员是否接受该法规定的公职呢？权力欲战胜了放弃职务的论据。虽然部长级的职位起初是被拒绝的，除非是按照省督不可能接受的条件任命，但经过几个月争论之后，国大党党员终于在十一个省的七个省组成了政府。国大党过去鼓吹的重点是，为了实现祟高的目标——独立，印度各方人士和各行各业必须团结一致，这时它使根据自己竞选胜利的情况来使用这一信条了。它否认穆斯林联盟或其他任何组织有权代表穆斯林；如穆斯林联盟或其他政党不承认国大党有权就重大问题代表全印度发言，它便拒绝同它们在省政府合作；它并且在当时的党主席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精心策动下，掀起了一个要使成百万穆斯林转而归顺国大党的运动。
穆斯林的反应非常强烈，致使这一反应在此后两年多的印度政治历史中成了支配一切的因素，而到了1939年战争爆发时已给印度政治造成了完全新的格局。国大党在政治领域中的无可争辩的至上地位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场争取势力均衡的斗争。要求独立本是支持战争的代价。如果由一个团结的印度提出来，那将是非常难以抗拒的，无奈由于独立引来了内部势力之争，这就削弱了独立要求的力量和效果。
对国大党政策的最初反应是穆斯林的各级人士加强了团结。旁遮普、孟加拉和阿萨姆的穆斯林总理劝说他们的穆斯林支持者参加穆斯林联盟。该联盟第一次把自己组织成为对群众具有号召力的全国性政党。穆罕默德·阿里·真纳不但成了穆斯林联盟的杰出领袖，而且也是一般自信心极强的穆斯林的杰出领袖。1938年，他要求承认穆斯林联盟为代表印度穆斯林的唯一组织，致使国大党和该联盟之间谋求和解的谈判破裂。据称各省国大党政府或其所属机关．都有冒犯穆斯林的事件，其中包括国大党的个别党员或官员，穆斯林联盟公布了这些言之凿凿的报道，使意见分歧又进一步炽热化。大多数对政治稍稍关心的穆斯林都愈来愈认为，国大党本质上是个印度教徒的组织，因此对穆斯林来说，为防止印度教徒的统治而进行的战斗至少必须同为结束英国人统治而进行的战斗置于同等地位。
作为此种双重斗争的必然结果，穆斯林联盟的政策到了1939年便转入一个新的方向。这年3月，联盟工作委员会指定了一个以真纳为主席的小组委员会，研究确保穆斯林在印度独立后的地位的方案。那些注意事态发展的人愈来愈起劲地谈到当时几乎还未为一般公众所知道的一种概念，即巴基斯坦。自1930年以来，在穆斯林知识分子中间就流行着一些要在印度西北部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设想；1933年，已将它命名为巴基斯坦（Pakistan）或巴克斯坦（Pakstan）。随着此种概念的扎根，范围也就扩大，到后来凡是所有穆斯林占多数或由穆斯林管理的印度地区都被包括在内。但穆斯林联盟并未表态，一些较为负责的穆斯林领导人迄1939年为止所考虑的，仍然是在一个松散的印度联邦结构内建立一个穆斯林单位，而不是建立一个穆斯林民族的主权国家。可是在1939年9月，该联盟的工作委员会宣告，穆斯林印度绝对反对任何“建立联邦的目标”，因为这种联邦势必在民主和代议制政体的伪装下造成一个占多数的教派的统治。这样的政体同这个国家的多民族的精神完全不相适合，因为这个国家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并未构成一个民族国家。
这就为联盟于1940年3月在拉合尔召开的全会所作的关系重大的决定铺平了道路，当时全会决定：任何制宪计划均属无效，除非它所体现的原则是，把穆斯林占多数的各地区均组合成为“独立邦”。
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这两个党代表着英属印度的绝大多数选民。到了1939年，它们出于各自不向的原因，全都毫不含糊地反对促进1935年制宪法案中有关建立联邦这一部分的实现。在国大党看来，这一部分体现了“帝国主义”；在穆斯林联盟看来，这一部分意味着印度教徒的多数，而且可能便是国大党的多数，它是统一的印度的核心。在战争到来的时候，要是有个联邦，那对于实现印度的团结和稳定应是有莫大好处的。但如果在1936年或1937年建立联邦，它究竟能否起作用仍是一个颇费揣测的问题。事实上，由于许多大邦出于各自利害关系而拒绝加入联邦，这就使建立联邦在法律上行不通。结果是，印度依然由根据1919年蒙塔古…切姆斯福德宪法建立起来的一个核心进行治理，只不过由1935年的法案对1919年宪法稍作修改罢了。这就把全部执行权力交给了总督的执行委员会，而未作任何保留，不过总督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否决其委员会多数通过的决议。1941年以后，在印度人拥有该委员会的多数席位的时候，这种组织结构使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了；而在1939年，该委员会的多数还是由既是官员又是英国人的人士组成的。
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并非仅有的两个政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亦非仅有的宗教人士。还有其他政治团体，其中一个是自由党，它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号召力，但缺乏民众支持，另外还有一些先前较狭小的选举权体制下残留的组织。有一个印度教的教派政党即印度摩诃萨波，在英属印度的若干小块地区颇有势力。“不可接触者”，或在册种姓的组织也不止一个，但在政治上都无足轻重。社会主义集团在国大党内部和外部都有。有势力的共产党没有出现，不过共产主义者或接近共产主义的个别人物，对国大党的社会主义派系和其他若干左翼集团是有影响的。
当然，还没有出现在政治上活跃、能够代表全国同胞说话的印度人。应征入伍的印度军队的社会等级依然一如其传统。商人是不愿意因民族大义而使自己的买卖不去适应新前景的。人民群众或耕耘土地，或各安其业，对印度首府或世界各大办公厅所进行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
印度各政党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决定其对日益迫近的战争问题的态度的。国大党多年来所抱的宗旨是：印度不应该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工具，它把西方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都贴上这么个标签。1939年3月，国大党主席与国际事务主要权威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国大党的年会正成功地推动了一项决议，宣称“印度的当务之急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由它自己掌握对外政策，以便同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保持距离”。潘迪特·尼赫鲁当时的著作使人想到，他在把英法和法西斯国家等同起来时是有所踌躇的。但这并未动摇他的结论，一般说来，也并未动摇国大党的结论，即印度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不应帮助英国。这一结论同印度本土不会沦为战场的估计是有关系的，其根据是绝对信任英国的海上力量，因为一个世纪来印度就是依靠这支力量的保护而未遭世界战争的灾祸。潘迪特·尼赫鲁于1938年1月写道：
谁会侵略印度呢？任何欧洲国家是不大可能进行如此鲁莽的冒险的，因为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害怕它的欧洲邻国。苏维埃俄国肯定不会，它是不会侵略别国的。……而日本，只有当中国被彻底打垮，美国、苏联和英国也确实都被制伏，这时才谈得上真实地入侵印度。这又谈何容易。
在战争全面深入，日本业已侵入印度东北部以后，潘迪特·尼赫鲁（1944年夏天）追怀往事，写下了战前形势：
世界形势看来是在走向大规模冲突，欧洲国家集团是以英法为首，苏联则联合了若干东方国家。美国对这两个集团都保持距离。……印度舆论则不可避免地站在苏俄和东方国家一边。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人已普遍赞同共产主义，尽管社会主义思想吸引了日益增多的人。中国革命的胜利受到热烈的欢呼，被视为这是印度的自由行将实现、欧洲对亚洲的侵略即将消灭的征兆。我们对荷属东印度、印度支那、西亚国家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深感关注。新加坡之变成巨大的海军基地，锡兰的亭可马里海港之兴建，看来都是为即将发生的战争进行普遍准备的组成部分，英国将试图在战争中巩固并加强它的帝国主义地位，粉碎苏俄和东方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虽然是尼赫鲁个人的看法，但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国大党知识界的代表性意见，而国大党是印度最大的和最全面的政党。许多国大党党员甚至对即将发生的世界冲突抱着更消极的态度，他们采纳甘地提倡的“非暴力”主义。甘地这时以非官方身份在印度政治幕后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必须记住，绝大多数印度人是文盲，又加上十分贫穷，对这类事情是毫不关心的，除了自身经历外，对世界大事实在一无所知，甚至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对国际事务也远不如对印度国内问题那么重视。
很能说明国大党态度的特点的是，它强烈反对帝国议会于1939年4月提出的一项修正1935年宪法的法案，因为在紧急情况下中央政府得按该法案将共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置于诸省之上。此项措施被认为对印度在大战时的防务是必要的（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却认为无法容忍，因为这将使“将省政府不由自主地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1939年春天和夏天，印度部队被派往亚丁、新加坡和埃及，国大党对此也抗议说这是“违背印度人民公开宣布的意志”，尽管认真研究过这类事务的人都懂得，印度的防务只有在印度洋周围地区方能支持住，而不能株守在自己的海岸上。这次出兵海外导致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号召中央立法议会的国大党议员拒绝出席下届全会，并警告各省国大党政府“不得帮助英国政府的备战工作”。
穆斯林联盟的正式态度比较克制。迟至1939年8月28日，它的工作委员会才宣布，“决定世界大战爆发时穆斯林的态度尚属为时过早”。此种审慎态度似是出于几种动机。由于联盟的政策和力量主要来源于感情上的反印度教和反国大党，而不是反帝国主义——尽管在印度当时的政治活动中，原则上是不能把反帝的调子唱得低于国大党的——其领导人时刻准备着投入他们等待着的真正战斗。幸而联盟对于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并没有象国大党那样一心一意地接受它，而是半推半就的，所以不受约束。联盟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已预先显示了他后来高度成功的领导策略，他认识到联盟“最高指挥部”同旁遮普和孟加拉政府——这两省很可能在战事爆发时支持令中央政府——之间的分裂对联盟的团结和实力是致命伤，并且认识到从策略上考虑，有利的方针是利用国大党可能犯下的错误和可能出现的分裂。所以穆斯林联盟对战争的正式态度始终是模棱两可的。这是又一个确实的例子，说明了印度政界对即将面临的世界大灾难的看法，都是按照自己的国内问题而反映出来的。
锡兰在走向自治的时候所面临的社区问题和印度很不相同，而且幸运的是，程度要温和得多。锡兰人口约七百万，其中僧伽罗人占三分之二左右。僧伽罗人大多数信仰佛教，但也有少数信仰基督教而且占有重要地位。泰米尔人（为印度教徒，但也有少数人信基督教）一百五十万，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古代入侵者的后裔，其余三分之二是新近来自印度南部的移民，大部分是临时性的。其他比较重要的少数民族有来自马拉巴尔海岸的马拉亚兰人、“摩尔人”（阿拉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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