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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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和犹太的领袖们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在美国，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10　日已向阿拉伯各国的代表们保证，根据1945年罗斯福对伊本·沙特的允诺，美国政府在对巴勒斯坦问题作出任何决定以前将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商议；20日，美国国务院邀请双方在一个风内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迪安·艾奇逊评论说，英美委员会只不过是一个谘询机构，因而它的建议并不具有约束力。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的会议，宣布对于因循延误“甚为愤慨”。他们的发言人非常不满地说：美国国务院一般的态度“与其说符合于总统的观点，倒不如说更符合于英国的观点”，而《犹太复国主义评论》驻耶路撒冷的记者则报道说：
　　平心静气地考虑最新的发展是困难的。虽然尽一切努力保持心平气和，血还是非常迅速地在血管中奔流，当钢笔写到纸上的时候，墨水就变成愤怒的红色。对于要同阿拉伯各国协商的决定，伊休夫群情沸腾，这样说并不过分。
　　如果对中东安全有什么危险的话，这种危险更可能是来自犹太人，而不是来自阿拉伯人。。。对于伊休夫的许多成员说来，特别是对于年青人说来，这些事情的逻辑是不可避免的：阿拉伯人凭借其空洞的威胁，再一次迫使英国让步。那末，为什么不以武力为后盾，再搞一点破坏行动，借此试试威胁的效力，表示我们是说得到做得到的呢？
　　第三节　实力的较量和妥协的失败，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
　　由于英国政府对英美委员会报告的态度，这一次他们在工党惠特森年会上受到了批评。这次批评主要来自该党的政治哲学家和主席哈罗德，拉斯基教授。他虽然承认巴勒斯坦的局势是过于复杂，以致人们难于接受一个犹太国的“方案”，但是却提出要求说：不应该容许“阿拉伯的讹诈”和大不列颠的中东战略把十万名欧洲犹太难民变成“唐宁街犹豫和怯懦不决的牺牲品。把那些从希特勒主义折磨下逃出来的犹太人牺牲给阿拉伯国家领导者的一个英国政治家，是不理解社会主义者的设想故基本原则的。”对于这种诉诸社会主义原则的作法，贝文在6月12日以他的实用主义态度作了回答，但有些地方几乎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他宣称，如果采纳立即容纳十万名犹太人的建议，就需要另派一师英国军队到巴勒斯坦去，并且要花费两亿英镑，财政大臣也认为这是办不到的。因此，政府已向美国政府建议，任命一个专家联合委员会来考虑这些有关的实际问题，“财政、军事、运输、住房，以及或许是所有问题中最棘手的一个，即土地问题”；而杜鲁门总统也在前一天任命了一个年阁委员会来研究英国提出的有关这些项目的一份调查询问表。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杂志6月21日的一篇社论问道：“贝文先生是否如此确信，把犹太人拒于巴勒斯坦门外比起放他们进去——从军事观点来看——会使他花钱更少？’按当时的情况看，这就是在宣战，因为16日傍晚“派尔马契”就炸毁或破坏了四座公路桥、四座铁路桥和约旦河上的艾伦比桥，而在第二天傍晚，斯特恩集团又袭击了海法铁路的工厂厂房。犹太抵抗运动如此重新恢复其阴谋活动。促使英国政府决定采取军事当局所力求采取的措施，即授权高级专员对那些据知是参与这些暴力行动的人起诉。在6月29日开始的军事行动中被捕的人当中，有犹太代办处的这样一些著名的成员，如谢尔托克和伯纳德·约瑟夫（但没有本一古里安，他仍然在欧洲），以及犹太民族会议主席戴维·雷梅兹。耶路撒冷的犹太代办处大楼曾一度被占，以便查封文件，特拉维夫的许多大楼也曾被占，据信，一些非法组织把这些大楼用作司令部。最后，英国军队受命尽量逮捕“派尔马契”的成员。
　　两年以后，“派尔马契”的一位营长承认说，英国人完全知道到哪里去搜查和逮捕哪一个。。。我们许多最高指挥官及时得到了警告，但是我们有两百名军官被捉住并被投入监狱”；总计有二千七百人被捕，其中约有七百人在审讯之后被拘留起来。当军事行动开始时，还没有料到有可能彻底搜查军火；但是在靠近海法的亚瓜尔定居地（后来，“派尔马契”一位营长承认，这是他们的主要军火库之一），经过一周的搜查。发现三十三个隐藏在幼儿园的地板下和牛棚等处的军火库，包括十挺机关枪，三百二十五支步枪，九十六门迫击炮，八百磅炸药，四十二万五千发小型武器弹药等等。后来，在8月28日和9月2日之间，英国军队搜查了杜鲁特和鲁哈马，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南巴勒斯坦建立的两个定居地，被“哈加纳”用作收藏从埃及偷运进来的偷窃来的英国军火的寄存处。“我们希望让他们知道，我们只要高兴，随时都可以查封他们的武器，使他们无法活动，”威尔逊少校写道，“或许可以对他们施加影响，让他们放老实些。这种希望是很有根据的，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哈加纳’以其行动一再显露出他们很明白他们是有隙可乘的。”
　　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年来一直在试图强使英国人屈从于他们的不妥协的要求，他们对英国人的这种正面攻击感到恼火，并在一些无稽的批评中表现了这种怒气。韦茨曼把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现在的地位同谢尔托克之被拘留作一对比，谢尔托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拉起一支二万五千名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军队，与英国人并肩作战，而穆夫提则是：“一个战犯和一个英国的不共戴天之敌”。穆夫提在5月29日，作为一个政治难民在巴黎附近从半监视的情况下逃脱，并冒名用一张叙利亚护照，乘一架美国飞机飞往开罗，韦茨曼说，现在他“坐在一座宫殿里”——似乎这次成功的逃跑是得到英国赞助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宣传说，围捕“派尔马契”，目的是反对犹太工联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和合作村社居留地，克罗斯曼在下院宣称，军队已逮捕了“全部。。政治左派。。认为他们是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贝桑地区的定居地所发表的一个荒谬透顶、颠倒黑白的声明中宣称：“男女老幼，孕妇病人以及跛子，均被用枪托野蛮殴打，用刺刀戳，用脚踩，被踢得不省人事。。。很多人手足断折，失去知觉。”然而，后来一位犹太代办处所赞同的历史学家承认，全国“在第一天军事行动结束后，只有一名英国士兵和四个犹太人被打死。此后，再也没有人被打死。在数十名受伤的人当中（据官方公报的说法是八十名）——移民们计算的数字加在一起就高得多了——只有一个人在医院住了一个相当的时期。”
　　杜鲁门总统听从了英国人一再坚持的意见，认为英美委员会的报告需要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并派遣他的巴勒斯坦问题内阁委员会中的“代表”们到伦敦去，在亨利·F·格雷迪大使领导下，与英国巴勒斯坦问题专家寻求一个谅解。　　与此同时，伊一兹一卢和“哈加纳”的指挥官看到，由于6月20日英国大规模的逮捕，使相当一部分犹太人的自信心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并判定“只有通过一次成功的反击，才能使她们重振士气”。早在春天的时候，伊…兹…卢就想出了一个炸毁巴勒斯坦政府总部的计划，这个总部与军事司令部同设在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的东侧和上面几层楼上，下面几层楼通常用作旅馆。对这个计划及时提交“哈加纳”的指挥官加以考虑，他们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但当时认为尚不成熟。然而，在6月29日英国的围捕之后，他们立即批准该项计划，作为一种报复，并决定在下班之后执行，以免人命损失。
　　在以后几周内，显然他们曾两次或三次要求过推迟拟议中的日期，最后，伊…兹…卢决定在7月22日中午单独行动。卡车上放着装满炸药的牛奶桶，车上配备有穿着阿拉伯人衣服的恐怖分子，开进了（显然是没有设岗的）饭店的厨房入口处，并沿着底层走道一直开到东侧的底层：厨房人员被阻止入内，一位在场碍事的英国军官被开枪打死。恐怖分子在一个不伤人的“爆竹炸弹”掩护下安全逃脱，并嘱咐一个女党徒打电话警告饭店经理人员从大楼撤退，还对靠近饭店的《犹太复国主义巴勒斯坦邮报》的办公室和法国领事馆发出警告。定时信管拨准在半小时后引爆五百磅梯恩梯炸药和硝酸甘油炸药。这次爆炸造成了饭店东侧的整个南部一半房屋的倒塌，炸死英国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九十一名，伤四十五人。
　　在这次暴行事件发生后的当晚，“哈加纳”最高指挥部命令其下属对英国当局采取顺从态度，“以表示犹太人反对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件”；正如以往发生这类事情时的情况一样，代办处和犹太民族会议对犹太人发表了一个敷衍塞责的呼吁，号召他们“起来反对这些令人憎恨的暴行”；然而，与此同时，新的“哈加纳”指挥者显然恢复了和恐怖分子领导人的共谋活动，摩西·斯奈在哪里停下来，他们就从哪里接着干。“我觉得，”伊…兹…卢领导人写道，大卫王饭店暴行事件“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们与我们的关系也许最为亲密”；“我们长久继续准备协同行动的计划”。与此同时，代办处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些多种多样的宣传途径再次做了他们对摩根将军1月记者招待会所做的事。他们发现，现在正好有一个办法，可以用来转移人们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恐怖运动的注意力。巴勒斯坦地区的总司令（陆军中将伊夫林·巴克爵士），发布了一项限于在他管辖的范因内传达的命令：着即停止军队和犹太人之间的一切社会接触。其措辞如下：
　　巴勒斯坦犹太人对于一连串暴行事件（其顶点是炸毁大卫王饭店中的大部分政府办公室，造成人命的惨重损失）决不能逃避罪责。如果没有一般犹太老百姓的现行的或消极的支持，则真正进行这种犯罪行动的恐怖主义匪徒们一定会很快被挖掘出来，从这方面来说，这个国家内的犹太人都是同谋，都在参与犯罪。
　　我决心要使他们受到惩罚，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以蔑视和憎恶看待他们这种行为。我估计到采取这些措施将使我们的士兵遭到一些困难，然而，我确值，如果把我的道理向他们讲清楚，他们就会懂得这些措施是适宜的，就会用这种措施（这也是犹太民族或任何民族所最不喜欢的方式）去惩处犹太人——打击他们的巢穴，显示我们对他们的轻蔑。这个命令的全文很快就落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命令的希伯来译文贴满了巴勒斯坦的三座主要城市，一位犹太记者乔恩·金奇把它传到了国外。
　　7月31日在下院辩论巴勒斯坦问题的过程中有人就巴克将军的这个命令提出质问时，英国政府感到他们同这份命令的实际措辞必须摆脱干系，尽管他们“表示满意，认为这些指示。。是正当的”，并且“完全谅解我们部队所遭受的这种挑衅”；这个命令在8月9日被撤销了。
　　英国首相出席巴黎和平会议时，贝文生了一场大病（这场病使他在后来的几年中逐渐丧失工作能力），于是便由枢密院长赫伯特·莫里森勋爵来宣布政府的目前政策。他说，英国和美国的“专家代表团”已作出“双方一致的建议”，打算首先使相当数量的在欧洲和国外的欧洲战时流民重新定居下来，并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省，在中央政府管辖下，这些省享有较大穆度的自治。为此，这个国家将划分为一个犹太人省和一个阿拉伯人省，其中前一个省将“包括犹太人已经定居的大部分地方，以及在各定居地之间和周围的相当一部分地区”，而后一个省将“几乎把全部阿拉伯人的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都包括进去”；中央政府将继续直接管理包括伯利恒在内的耶路撒冷地区，以及“目前耕种范围以外的巴勒斯坦南部的三角地带的荒地”。犹太人省和阿拉伯人省将在内部实行自治，而中央政府将单独拥有国防、外交、征收关税和消费税的权力，并在开头时拥有管理法律和秩序的权力。高级专员在同他们选出来的立法机关协商之后，任命犹太人省和阿拉伯人省的各部部长，并可对立法机关所通过的那些法案行使否决权，倘若该法案与所规定的保卫国内和睦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不相一致的话。犹太人省有权在其经济吸收能力的限度以内容纳移民（中央政府有权最后控制），希望在计划付诸实施的一年之内，容纳来自欧洲的十万名犹太人；但阿拉伯人省完全有权拒绝犹太移民。鉴于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双方都需要大规模发展经济、共同的水源应当尽快地进行勘测，但需征得外约旦政府的同意。
　　当下院在第二天继续进行辩论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解释说，政府虽然不打算“把犹太代办处放在次要地位，却有意在伦敦同‘来自世界各地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代表’讨论这个地方自治计划”；并且也同“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国家”进行讨论，虽然并不把穆夫提从他在开罗的新避难所请来。
　　在辩论过程中真相就立刻清楚了，原来这个地方自治计划并不是英国和美国顾问们的新创造，而是战时联合政府属下的殖民部搞出来的一份计划，准备在万一最后确定的分治计划不被采纳时作为替代的方案（当时的殖民大臣奥利弗·斯坦利及其许多同僚都认为这个分治计划是切实可行的，“许多巴勒斯坦问题的权威人士也认为它切实可行而接受了下来”）。斯坦利补充说，他始终把地方自治计划看成是次好的计划。
　　此外，1　月份有一套与此十分类似的建议提供给英美调查委员会，但被它拒绝了，“因为它似乎并不具有完美无缺的优点”。工党政府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上，第一次遭到来自议会中其他方面、而不是他们自己这边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少数人的严厉对待。奥利弗·斯坦利批评他们说，现在这份计划一直都搁在殖民部里，却又听任英美委员会去毫无目的地白费时间和精力，但政府本来是可以回答说，在令人烦恼的管理巴勒斯坦问题上，如果（尽管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能够最终地导致美国政府对一项解决办法分担责任的话，那么消耗一年的时间，将不算是付出重大的代价。或许最激烈的建议是丘吉尔所提出来的，他王张，政府应当说：“如果美国不来分担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重担（作出规定或是达成协议都可以），我们现在就应公开声明：我们要把我们的委任统治的职责还给联合国组织，我们还要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从巴勒斯坦撤退。”大约两年以后，一位保守党党员宣称，政府在那时没有听从丘吉尔的这番劝告，是“由于顽固不化和用错了的乐观主义两者相结合，并且也是因为它拒绝。。相信社会党不能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达成协议”，这种指责的前一半或许有一部分道理，但是就整个事实而论，就不那么有道理了。1946年8月，对任何一个英国政府来说，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问题上决不是一个可以采取决定性步骤的时刻，这时候，同埃及的条约谈判，以及能否把眼看可能落到苏联卫星国地位的波斯挽救回来，这两个问题都正处于一种微妙的似稳非稳的状态！而在下一年，我们将能看见，在中东总的形势中，变化不定的成分已从这两个重要因素中暂时消除了，于是英国政府至少在那样一个程度上，可以变得比较没有拘束地选择他们的巴勒斯坦政策了。
　　在丘吉尔发表演说之前，事情已十分明显，政府希望美国能接受地方自治计划（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格雷迪一莫里森计划，或称莫里森一格雷迪计划），看样子不会实现。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姑且不谈美国政府和人民传统上一向厌恶在平时对海外承担义务，目前正逢到11月要举行的国会选举的硬仗，无法指望民主党会有所作为，它只可能与反对党共和党争着去讨好那强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压力集团。早在地方自治计划的内容公布之前，詹姆斯·G·麦克唐纳，即英美调查委员会美国成员中两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坚决支持者之一，就曾说服两名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参议员同他一起向杜鲁门总统抗议这个新计划。总统在接见他们时态度非常冷淡，以至他竟想不准麦克唐纳宣读一个表示他看法的简短的备忘录；但他的民主党顾问当中的犹太人显然警告过总统说，如果他的政府继续支持新计划的话，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可能使“犹太人选票”受到影响。杜鲁门举棋不定，在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主持下，他重新召集英美调查委员会中的六名美国成员同新从伦敦回来的内阁委员会“代表”一起讨论这项新计划；这六名委员自然而然地把这个计划看成是一个激进的方案，认为它已经背离了他们早些时候所推荐的方案，便一致建议予以拒绝。总统这才放弃了这个计划，没有听从国务卿的劝告，而且美国也没有参加即将举行的由英国政府召开的讨论这个计划的伦敦会议。
　　与此同时，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在巴黎开会，这是为了本一古里安也能参加，他与他的其他“行动主义分子”同僚仍然列于巴勒斯坦政府要拘捕的名单之中。这个委员会在8月5日宣布，它拒绝地方自治计划；但是十分明显，尽管在大卫王饭店暴行之前，一位犹太抵抗运动的宣传家曾经威胁说，如果英国在移民问题和购买土地问题上不放弃自己的意见，“就要显著地加强斗争”，然而巴勒斯坦的英国军事当局采取的更为坚决的反措施，已动摇了代办处执行委员会的信心。它现在答应撤回比尔特莫尔计划所提出的极端的政治要求，虽然为时已晚，而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仍然把这个计划作为他们的正式政策向英美委员会提出。现在他们在巴黎起草一个计划，要“在巴勒斯坦的一个适当地区建立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犹太国”，除了地方自治计划所建议的地区之外，它应当包括整个加利利地区（这是1937年皇家委员会建议过的）以及整个内格夫即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将占有从杰兹里勒谷往南到希布伦和比尔谢巴两地中间的一条界限为止的那个地区，并且在雅法还有一条通往地中海的走廊。这个计划用飞机送到华盛顿，提交杜鲁门总统。
　　8月15日，韦茨曼和代办处执行委员会中的两名美国代表，向英国殖民部建议，把它作为谈判的基础。然而，关于代办处正式参加建议中的巴勒斯坦问题伦敦会议的程序并未达成协议。英国政府坚持地方自治计划作为第一项议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代表可以充分提出修改意见；而代办处则要求完全自由指派自己的代表，“包括一切现在已被拘留或作为拘留对象的人”，并要求在与英国政府协商的情况下，邀请犹太代表团的所有成员，该代表团中将包括代办处以外的重要团体和组织的代表。
　　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最高委员会也拒绝派遣一个代表团，除非这个代表团是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唯一代表参加会议，因此，只有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出席了9月10日召开的会议，他们建议巴勒斯坦的权力应移交给一个单一的国家，这个国家由分别按人数比例普选出来的各方代表来治理。只有在奥斯曼帝国或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时期出生为本地公民的人，或在1939年白皮书发表之前通过入籍取得巴勒斯坦公民身分的人，或在以后取得公民身分并曾定居十年的人，或根据同样条件可能在后来取得公民身分的人，才能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然而，任何情况下，在立法议会中的犹太人代表人数不得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现行的土地转移限制应该保留，将来犹太人移民应受到完全禁止，除非立法议会中占大多数的阿拉伯人议员投票通过其他决议，方可解禁。在犹太人占绝对多数的地区，希伯来语应成为第二种官方语言，而犹太人以及其他团体可以保留私立学校和大学，但必须强制教授阿拉伯文，并受政府监督，“以保持教育水平，防止讲授颠覆性内容，从而创造一种普遍的忠诚”。原来保证给予犹太人的各项权利，未经立法议会中大多数犹太人议员的同意，不得变更。会议就以这样的调子休会二至三个月，直到美国举行选举以及联合国大会和外长会议开会之后再开。
　　与此同时，当恐怖主义组织在9月重新恢复他们的暴力活动时，代办处谴责他们；而“哈加纳”虽然没有重新恢复与政府的合作来反对他们，也发表了一个小册子，谴责他们是靠“匪徒行为、走私、大规模贩毒、武装抢劫、组织黑市和盗窃”的办法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存的。10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和殖民大臣同韦茨曼及其代办处的同僚初步交换意见，在会议上，贝文提出一个想法（和克罗斯曼在下院早已建议过的一样），暂时安排为期三年、五年、或十年的托管，最后导致自治。十分清楚，政府象代办处执行委员会一样，急干想沟通他们之间的分歧。10月4日，作为内阁改组的一部分，克里奇·琼斯从政务次官提升为殖民大臣，他本人是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太同代办处代表的对话继续进行，尽管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个新的声明，威胁要给英国谈判人拆台。对犹太人定居地的军事搜查停止了，另一方面，10月21日在阿拉伯抵制委员会的海法办事处捉了人，因为该委员会的人员曾阻止和没收过境的犹太货物。第二天宣布巴克将军（他对大卫王饭店暴行的无法衡量的愤怒大家还记忆犹新）不久将提升为一支国内部队的司令官。
　　29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内部会议在伦敦举行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他们一方面拒绝考虑在任何情况下的任何限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权利的建议，拒绝在释放现已被拘留达四个月的他们的领导人问题上进行讨价还价；另一方面也谴责了恐怖主义，并号召犹太人拒绝对那些犯有这类罪行的人提供任何帮助。因此，新的殖民大臣在11月5日宣称，政府已经同意释放犹太领导人和在6月中旬围捕中所拘留的其他人。这个月稍后时又宣布，有二千八百名被拘留在塞浦路斯的非法移民，将被准许移居巴勒斯坦，作为11月至1月（1946年）名额的一部分，尽管同时新到达的非法移民继续被送往塞浦路斯。20日获悉，政府部门前因大卫王饭店暴行事件而迁地办公，凡属为之提供房舍而被逐出的犹太人店主以及其他一切人等，将从政府得到补偿；自从对“派尔马契”采取军事行动以来，已经停止为犹太人定居地招募警察（它的核心就是这种警察），这种招募工作将恢复进行。用一位犹太代办处所赞同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是，“这些姿态，尽管半心半意，确实达到了消除紧张气氛的目的。。。如果没有给人以一种新开端的耳目一新之感的话，如果没有重新恢复真正的自信的话，那么至少给了人们一种可以喘一口气的感觉。”
　　全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这时正在选举出席第二十二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的代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这是第一次举行；而犹太代办处的领导人需要有这样一个喘息时机，以便使他们能够组织起对他们最近的政策改变的支持，即他们现在愿意接受仅仅在巴勒斯坦的一部分（既然不可能在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然而，当12月9日大会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时，十分明显，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中更好战的一翼有希望形成一个强大的阵线。韦茨曼以勉强的百分之五十一的代表票数当选为大会主席；他在他的主席致词中推荐执行委员会的分治计划，本…古里安也同样推荐，他们受到毫不妥协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副主席伊曼纽尔·纽曼博士的斥责，说他们放弃了在1945年8月伦敦会议上予以重申的比尔特莫尔决议，该决议要求在一个“不可分割和不能缩小的”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
　　执行委员会中两个美国成员之一，内厄姆·戈德曼博士，曾把新的计划带到华盛顿，并同韦茨曼一起在8月15日把它交给英国殖民大臣；他回答说，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必须准备作出“惨痛的让步来打破目前的政治僵局”以摆脱外国统治并给大规模移民打开大门，1942年的比尔特莫尔计划，以及它所要求的对整个巴勒斯坦进行委任统治，是建立在战后儿百万犹太人能够立即移居巴勒斯坦的设想这个基础之上的；但此事并未实现，而设想美国会同英国在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占有巴勒斯坦问题上认真地发生争吵，也只是一种幻想。拉比西尔弗再次抨击他所说的英国政府的“有组织的阴谋”，即企图否认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权利”；他表示担心，执行委员会的分治计划将会削弱他们在伦敦会议上进行讨价还价的力量，他并且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的代表参加会议。这场政治辩论是由韦茨曼来收场的，他回忆说，1944年他曾希望从丘吉尔政府那里获得一个“或许是建立在巴勒斯坦的一个相当大的地区上”的犹太国，由于斯特恩集团杀害莫因勋爵，这个希望便被粉碎了，他说，这是“最近几年来使我们一蹶不振的一场最大的灾难”。
　　韦茨曼所持的论据是本…古里安在驳斥拉比西尔弗与伊曼纽尔·纽曼时候用过的，他宣称，在南巴勒斯坦建立的新定居地，要比讲一百遍关于抵抗的话还有价值，“特别是准备在耶路撒冷或者特拉维夫进行抵抗、却在华盛顿和纽约讲这种话。。。当你把别人送去充当英国枪炮和坦克的炮灰时，在道义上、财政上和政治上的支持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对美国好成分子进行的一场正面攻击，它显然使这位年高德欲的主席遭到来自伊曼纽尔·纽曼的反击，被斥为“蛊惑人心”。韦茨曼在讲话结束时对想走捷径的办法提出警告，特别是警告恐怖主义，说这是“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国家身上的一块癌肿”：我们经常对我们自己援引爱尔兰、布尔人和其他民族革命运动的例子。但是忘记一件事。。。假如你们对好时光终将到来这一点失去信心，而想通过与犹太人的道德、犹太人的信条或犹太人的历史不能相容的手段来获得赎救，我对你们说，你们这是在对冒牌的神灵烧香。。。去重读一下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吉书吧，按照我们伟大的先知和圣人的教义去检验一下我们所作的和我们所想作的事吧。他们知道犹太民族的本性和品格。“犹太国将通过正义而得到赎救”——而不是用任何其他手段。
　　用一位当代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次大会呈现出一片混乱不堪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