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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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厮得饕桓黾械淖橹购芸赡苈涞焦膊橙耸种小４哟艘院螅拦本执硬还睦闪⒓械淖橹枰苑穸ā４送猓窃谡夥矫婊共扇×朔炊栽谡剂烨患督⒐せ嶙橹恼撸淙凰峭庠�1946 年8 月成立由一州一个代表组成的非正式的三人委员会来协调全占领区的工会活动。1949 年三个占领区合并后的统一工会组织最后成立时，据说在执行委员会中英占区的代表人数超过了美、法占领区。但是，大规模的组织缺乏经验究竟达到何种程度还难以肯定，这种大规模组织已使南部占领区处于不利地位，莱茵兰和鲁尔的工业集中也可能与此有些关系，甚至有关人员各人的品质才能也都有影响。“法占区的占领当局不情愿给予工会任何真正的自由，但被说服在1946 年9 月颁布一项命令，允许以一个工业为基础组织工会，但只能到州一级为止，而“一般工人的”工会则特别予以禁止。各工会组织之间的接触受到世界工会联合会的鼓励，但世界工联日益为共产党人所控制，它希望夺取工会运动，使之成为谋求统治的一种斗争工具。这就置西方国家占领区当局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不能十分有效地禁止占领区之间的接触，各工会声称希望有这种接触；而占领当局则十分明白它所包藏的危险。在这个问题上，西德领导人无愧于工人们对他们的信任。在几次占领区间会议召开的过程中，他们成功地做到不为自由德国立会所诱惑，没有中计使谈判破裂。
各占领区的工会会员迅速增加，但到1947 年，会员总数仍然是八百万名左右，而工人人口却已接近二千七百万。这种增长对工会运动的作用究竟应该是什么引起了争论。盟国管制委员会在1945 年10 月12 日的第十四号指令中继续推行纳粹的工资冻结措施，虽然承认有244 必要作某些调整。工会一心想避免再次发生1922—1923 年那制通货膨胀，对此措施表示热烈欢迎。
盟国管制委员会还在1946 年1 月26 日颁布第二十六号指令，规定每日工作时间为八小时，每周为四十八小时。不过，大多数工厂总是因为缺乏燃料而缩短开工时间，相对来说工作时间就成为不太重要的问题了；同时，即使企业单位能够支付较高的工资（事实上是付不出的），但由于很多交易是通过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工资水平几乎成为无关紧要的事了。凡此种种，使得工会在签订集体合同确定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很难发挥作用。这方面的工作，在英国人看来，或在某种程度上在美国人看来，乃是工会的主要职能。
此外，在国家不加干预的情况下通过自由协商来确定工资标准，这个问题在德国还是陌生的，因为在1933 年之前，工资标准就早已通过法令规定下来了。工会一向习惯于依靠强制仲裁的办法求得国家的支持，甚至在劳资双方已事先达成协议的地方也是如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部有人提出一种要求，要把工会与正在产生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就象苏占区内的自由德国工会那样。事实上，在许多领域内，已经为工会会员参加各种咨询委员会（例如非纳粹化咨询委员会）和参加控制煤炭与钢铁工业的各种临时组织作好了准备。但因害怕它们同国家机器联系得过于密切，害怕重新卷入好容易才摆脱掉的党派政治，从而损害工会的独立性，所以在公共生活的许多方面，他们在进一步行动上以及在给予工会以一种法定地位上，都有点迟疑不决。这种迟疑不决的原因常常不能为德国人所理解，结果他们对英美管制当局产生了某种不服从管制的情况。
工会施加主要影响的领域是参与联合决定或共同决定。这同德国在1919年到1933 年就已盛行而在投降后又开始在各地自发出现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密切相连。工厂委员会由一个工厂里全体人员（雇主除外）选出，所以通常包括不止一个工会的成员。这样，按照传统和章程，工厂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工会的竞争对手，也必然成为以一个工业为基础组成的工会的竞争对手。英国人和美国人担心工广委员会可能落入左翼分子的手中，而且可能建成一种与效忠的工会相竞争的组织；俄国人则把工厂委员会视为增进工人阶级团结的一种手段。如何对待工厂委员会的向题被迫提出来了，因为有些委员会的成员，按特有的德国方式迫切要求象魏鸩共和国时湖那样确定该组织的法律地位，于是盥自管制委员会柱1946 年1 月10 日的第二十二号法令中对此作了规定；工广委员会的组成不是强制性的，按照法令要求，其明确的权利与职能只限于在工厂一级主持劳资双方谈判。但为了防止两种形式的组织发生冲突，法令坚持要工厂委员会与工会密切合作；西部的工会由于同样的原因，企图通过公布一项与个别雇主签订的“模范协议”来确定工厂委员会的地位，并且开展活动来保证工会会员在工厂委员会内取得席位。这样就使共产党人的希望落了空，他们原来想利用工厂委员会去重新取得因受工会运动发展的影响而被剥夺了的对工人的控制。然而英方的人力管理处担心，在德国组织起来的劳工事业可能因工厂委员会的发展而遭到削弱，并非获得加强，事实证明这种忧虑是有些道理的。“你们的工厂委员会不是从工会运动中产生的，。。〔它们〕是依靠本身的权利，根据一项法令并在该项法令的。。培植下建立起来的，因而在你们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要在你们的组织上进行移花接木。”德国工会联合会成功地把工厂委员会置于恰如其分的严密控制之下，但工厂委员会仍然是在单个工厂内照管工人利益的组织，而工会在一般工人看来则是在高一级起作用的外部组织，使人感觉到它主要是收集捐款的。同时，工会的利害关系所在及其对雇主的不信任导致它要求获得的管理权力，远远超过英国工会参与共同协商的权力范围。在英国当局看来，这又是危险的，而且野心太大了。德国人却回答说：情况有所不同，英国制度的用意是信赖雇主们的诚意，而这种情赖在德国是不存在的。
这种心情在汉斯·伯克勒于上面提到的会议上回答卢斯先生的话里作了很好的说明：我们谈到工人在作出决定时应享受平等待遇，并非是空喊口号。我们想争取这种平等是有其最紧迫和最现实的理由的。我们毕竟生活在二十世纪这个充满前所未有的事件的时代里。工人再也不愿容忍任人摆布的境遇了。必须记住，两次大战及其产生的后果把我们德国经济的缺陷完全暴露了出来。把我国人民和全世界引入两次大战并造成如此可怕后果的，并不是一个好的领导——不管是政治领导还是经济领导。既然我们总是被迫承认德国的雇主阶级目光短浅、顽固不化，既然我们下定决心不再被引进我刚才说到的那种可怕的情景中去，田此我们迫切要求在这方面取得我们的权利。正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决不会象我们雇主那样心胸狭窄、顽固不化、目光短浅。
根据“模范协定”，要同工厂委员会协商的不仅是有关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等问题，而且包括人员配备和晋级提升等一切问题，协定还要求雇主向工厂委员会就生产程序和生产计划提供定期报告，并让工厂委员会查看公司的帐目。这些权利后来进一步得到扩大，在非卡特尔化的工业中更是如此；“联合决定”在战后己取代了工业的社会化。成为西德有组织的劳工所主要关心的事了。
它虽然不完全受到雇主的欢迎，但在德国经济恢复时期确实有助于避免劳工的骚动。要不是这样，可能容易出现持续坚持提高工资的要求。
1946—1947 年冬，由于工会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反抗只对共产党人有利，所以它们对工人们施加了一种可贵的起抑制作用的影响。但是，为了保持对会员的影响，它们不能落得个唯命是从地与盟国消极合作的名声。的确，从很早的时候起，工会就坚持不懈地要求改变盟国的政策。工会发出了下列呼吁：停止拆毁可以用于和平目的的工厂，彻底整顿粮食分配机构，迅速追返战俘，把行政职权交还德国当局。如果认为因为这些工人是反纳粹的，是反共的，他们甚至在有关工业组织问题上也和英美人意见一致，这将是一个错误。恰恰相反，他们同别人一样热衷于使自己的国家从盟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而对于上述那些问题，他们首先是站在德国人的立场上去考虑，然后才站在工人的立场上去考虑。
第二节 教会
因参与1944 年7 月20 日事件而被处死的忏悔教会领袖迪特利希·邦赫费尔在1941 年向一个朋友承认，他正在为他的国家的失败而祈祷，因为他认为这是德国用以抵偿它所造成的一切苦难的唯一方法。决不是所有的德国教职人员的态度都和他相同：有一批人一度则被纳粹钓饵的票面价值引上了钩，真以为国社党会帮助教会达到它的目标；有些时候，这种幻想历久不灭。
许多教职人员坚持教会应超然于政治之外的传统观念，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准备按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要求而对之绝对效忠；当然，许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抵抗。因此，他们对盟国的胜利，普遍报之以拯民于水火的颂歌。盟国的胜利也因那些曾在新教教会掌过权的德国基督教徒迅速销声匿迹而被欢呼；他们的领袖米勒主教自杀了，余下伪人以罕有的谨慎退居幕后。象工会一样，教会也很明白，它们内部的勾心斗角妨碍了它们对国家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抵抗。第三帝国的经历使它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且普遍地渴望在未来的岁月里不让这种团结烟消云散。甚至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也有了友谊和合作，虽然因为不可能存在具有那种水平的思想统一，在新教教徒内部发生了一种最为重要的变化。1945 年8 月底，符腾堡的主教武尔姆召集了所有可以邀请到的教会领袖在特赖萨开会，决定把新教教会生活中三个最重大的运动联合组成一个新的团体——德国福音派教会。这三大运动就是武尔姆本人于1941 年创建的“教会阵线”、“忏悔教会”以及巴代利亚、符腾堡和汉诺威的所谓“完整的”教会。后者曾经避免在1933—
1934 年间被迫把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塞入他们的宗教会议。选出一个十二人的理事会作为临时的“教会政府”，而永久性的教会制度则被推迟到时局较为稳定的时候再行制定。德国所有主要的路德派、改革派和联合派教会都接受这一决定。实际上，忏悔教会希望立即实行彻底的改组，而保守的路德派则厌恶任何革命性的背离旧宗教的改革信条，上述决定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妥协。作为组织成员的教会都保留其自主权，然而单一的组织机构是为代表大家去行动而建立的，其结果是稍胜于一个联合会而略逊248 于一个教会。
特赖萨会议上保守派的主旨之一涉及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忏悔教会认为，路德派与国家的联盟对德国新教教义来说是不幸的，应切断这种联系。
比较保守的教徒则认为国家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教会的支持。再则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教会的收入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经费短缺将会妨碍急如星火的许多慈善工作和重建工作的进行。但是即使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教会经费所依靠的税款，也是由国家征收的。有极其充分的理由证明，考虑教会与国家分离还不是时候。因此反而采取了与盟国当局接近的措施，其结果是盟因管制委员会在翌年1 月的一项决定中继续维持原定的税收安排。
三个西方盟国在各自的机构中成立了小型宗教事务部门来处理同教会的关系问题；在英、美方面，这些部门起初都是教育部门的组成部分，而且因为这些部门涉及的都是行政管理工作而不是教义，所以配备的尽是非宗教人员。美国宗教事务部门的负责人把诊一部门的任务规定为：
（1 ）不参加教会改组，它只能在内部完成；
（2 ）保证信仰自由，只要不被滥用；
（3 ）向教会提供一向由政府给予的方便，
（4 ）肃清一切纳粹分子，严防在宗教掩护下复活纳粹主义。
总之，这一部门的作用是实行监督，而不是给予积极的帮助，这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六七号指令的总政策是一致的。俄国人虽然似乎没有建立宗教事务部门，但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他们不迫害教会，也没有给教会特殊的照顾（除了在某些地区，把牧师和医生一道列入粮食配给中的第二类）。准许继续做礼拜，但如前所述，忏悔学校和一切青年宗教活动都被禁止。任何一个教会如果得不到传教的机会是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而德国共产党人施加的比俄国人还要严格的那些限制，缓慢地但是必然地驱使教会与政府当局对抗，于是进一步的压制就接着发生了。然而，教会在任何时候都不曾受到镇压，尽管在奥得河以东，德国的传教士连同他们的会友被波兰驱逐出境，而且要求新教和天主教用波兰语做礼拜。
在英占区，宗教事务部门的工作还以随军牧师同德冈教职人员的接触作为补充。1945 年10 月，奇切斯特的主教出席了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议，其后又在柏林参加一次宗教仪式，当时他说：“我十分高兴，今天能在这里讲道。我作为世界教会的一个仆人来到这里，向你们伸出友谊之手。”下一个月，英国教会理事会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德国。代表团的到达正在坎特伯雷大主教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作一次广播之时，他向德国教会伸出友谊之手，同时呼吁在基督教基础上有一个新的开端。在法占区，新教的首席随军牧师也负责宗教事务。”但是，在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中，都普遍存在着对所有占领当局的失望和不满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误解所造成的。有些军政府官员对于教会的故时经历一无所知，而教会方面则认为这是理当知道之事；另一方面，盟国对实施其政策的目的几乎未作明确的解释。但是即使这些表面上的障碍已经消除，产生分歧的其他原因依然存在，而这些原因乃是盟国对德政策的症结所在。奇怪的是，那些分歧却因为新教教会（虽然不是天主教会）是德国唯一公开表示悔罪的团体这一事实而加深了。在特赖萨选出的宗教理事会10 月份于斯图加特会见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时候，他们提交了一份声明，其中有如下的言语。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同我们的人民一道感到十分苦恼，并负有共同的罪责。我们非常痛苦地说，无穷无尽的灾难是通过我们带给许多民族和国家的。。。不错。我们曾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同可怕地体现在国家社会主义暴力政权中的那种精神作过多年的斗争，但是我们要谴责自己没有更加勇敢地挺身作证，没有更加虔诚地进行祷告，没有以更愉快的心情去信仰，没有以更大的热忱去相爱。。。我们寄希望于上帝，通过各个教会的共同服务，当前日趋强烈的暴力与复仇精神会在全世界得到控制，而唯一能治愈备受折磨的人类的和平与博爱的精神会占优势。这份声明不是没有遇到挑战。许多比较保守的教徒，即使他们当年一向是反对纳粹的。也认为向盟国单方面承认德国的罪责是错误的行动。
他们之中有人曾这样说：“历史上犯罪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由彼此互相犯罪的那些人来共同负责的。”天主教教会从大主教到乡村牧师据25 说都一致拒绝接受德国集体犯罪这一观念。帕德博恩的天主教大主教说，他虽然尊重斯图加特声明的精神，但并不认为这种声明应在青年人能听到的范围内公开发表。“为了影响一个人，你必须承认他的正确与直率之处。”其他的人则认为，盟国没有理由为自己的胜利而骄傲，因为这是上帝的功劳，而不是人类的武器所能办得到的事。在这些人士中，对于他们认为盟国想把集体罪责加在德国人民身上那种伪善的做法，怀有很大的憎恨。虽然事实上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但由此所激起的情绪并未有所改变。甚至斯图加特声明的执笔者以及他们的盟国同事都感到不安，生怕这个声明会象凡尔赛条约中的战争罪责条款那样被人加以利用。发起斯图加特声明的忏悔教会领导人回答这些批评说：担心自己的行动被人利用来反对自己，不能作为一种借口不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改悔若以别人的改悔为条件，则将失去其价值。在新教教会领导人看来，他们过去挺身反对纳粹以及现在始终反对上述批评的事实，应该受到盟国的尊敬。同样那些责怪自己没有充分发言反对纳粹的人也决心不再重犯这个错误。大家认为，教会已经从战争中作为这样的一个团体而出现，它能够在没有德国政府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战士来为战败的国家而工作。而且他们发现盟国政策中有许多东西是他们所不喜欢的，是他们认为背离战争时期所许下的诺言的。德国的分割，一些人被逐出东部，粮食与燃料的匮乏，设备的拆除，煤炭的输出，战俘未能遣返，甚至当局不愿给教会办的报纸配给纸张，所有这些都被谴责为错误的。非纳粹化的范围和做法，以及纳粹分子未经审讯就被关押，都是造成不满的特殊原因。教会力求由自己来决定在其内部合乎需要的非纳粹化范围，而要促使它们合作来实施盟国的法律是颇费周折的；在英占区，不得不用命令来迫使天主教教会实施盟国法律。
但是教会曾经抵抗过纳粹，在盟国面前无意于卑躬屈膝；诚然，它们相信，它们今后要在这个国家树立权威就得取决于现在的不屈不挠。武尔姆主教在答复大主教的广播讲话时写道：我们以严肃的责任感和关心来提请你注意，盟国的胜利251 并不单纯是善对恶的胜利。随着对我国的军事征服和占领而来的是对平民百姓施加暴力行动，此种行动在盟国国内也激起了同样的愤愤不平。从那时起，在某些占领区采取非纳粹化措施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也并不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给人以更高度的正义和人道的印象。在最后一批原料和机器从德国那些与军备生产毫不相干的工业部门拿定的时候，向德国人民发出的许多呼吁，要他们设法自救，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听起来只是一种嘲弄。谁也讲不出目前在德国东部上演的悲剧严重到何等程度。但看来我们必须作这样的设想：它将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成为牺牲品。
红衣主教福尔哈贝尔和巴代利亚新教主教迈泽尔于1945 年12 月联名要求美国当局尽快处理政治逮捕案件，给予囚犯家属通信的优惠待遇，并放宽关于限制发给老年有病者养老金的规定。1946 年春，由科隆的红衣主教弗林斯和莱茵兰的主教们就有关在俄国及其他地方德国战俘的命运共同签署了一份严重抗议书，并按指示在所有天主教堂的布道坛上宣读，结果成为一种正义的呼吁。后来，在1946—1947 年冬，红衣主教弗林斯因说了下面的话而使占领当局颇为愤慨，他说：“我们也许阻止不了个别人拿走维持其生命和健康所迫切需要的东西，如果他不能靠工作或请求来获得那些东西的活。”
德国教会在它们与盟国的关系方面所特别坚持的是需要获得那种它们视为基督教徒的待遇。明斯特的主教冯·加伦在大战期间对于纳粹扬言要对盟国的轰炸进行报复曾经予以驳斥。他在1945 年宣称，这件事使他有权利“用同样的方式去谴责许多出于仇恨和渴望对我们先前的敌人进行报复的言行”。而武尔姆主教也在前面所引用的信件中质问道：英国人和德国人难道不应该“在为我们的罪孽而殉难的上帝面前并以他的名义来订立一个盟约，宣布宽恕而不是复仇吗？”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要求，如果不在某些地方使之终止，将会把世界引向灾难。
毋需多加思索就可明白，这样一种态度在盟国当局看来是多么讨厌。有些人认为，教会为了争取以“宽厚的”252 和平取代“严峻的”和平，出来阻挠占领的目的。另一些人比较单纯地认为，没有哪个德国人有资格对于处理其国家的方法怨天尤人。显然牢骚埋怨不仅倾向于强调占领的缺点，无视占领的成就，而且毫无历史常识。他们不去注意盟国对德政策是怎样制定出来的，也不注意那些政策又是在怎样巨大的困难情况中贯彻执行的。他们也无视这样的事实，即战争的进程使德国为四个独立的大国所占领，而各大国对其余三国都只能施加有限的影响。有时候那些批评好象是故意不想去了解各项政策为什么要制定的原因。但这种意见龈龋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谁要把绝对价值用之于人事，就可能产生这种冲突。而教会在所有的组织团体中最有资格要求以运用绝对价值为其任务，而且拒不承担考虑到种种困难的任何义务。这是至善论者与事务家之间年深日久的冲突。此外，德国的教会因为太不关注政治领域，不坚持把宗教原则运用于公共生活而长期受到谴责。这是教会领袖们在战后想予以克服的一个缺点。尼默勒牧师在特赖萨会议上说：“在真理、正义和自由的思想方面，基督教的信仰与民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必须在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来。”1946 年1 月在德特莫尔德召开了英占区的教会领袖和国家官员的会议。决定教会承认在建立以社会正义为基础的世界和日常生活的事态方面有合作的任务。基督教民主联盟这一概念就意味着基督教具有从事政治事务的职能。另一方面，当时的巴代利亚州总理赫格纳博士在1945 年11 月说道：“每个好基督教徒可以无保留地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每个社会民主党人可以无保自地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具有同样趋势的另一个迹象是忏梅教会在柏林建立了一个神学研究院，该院学生并不专门研究神学而是探索向一切科学提供一种新的宗教基础。
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赞美的发展。如果教会要在世俗事务方面产生影响的话，它们就会试图对构成德国真正政府的盟国施加影响，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教会所持立场的种种原因到时候终于在英美工作人员中得到更好253 的理解和尊重。谁也不会愿意去设想，盟国政策遭到批评的方面正是人们要想突出赞扬的方面。但是，西方盟国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明显地产生出盟国在寻求解决德国问题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有一批人或许希望找出最能与跟国求同之处，但他们不愿意按盟国的条件来合作则是清楚不过的。他们同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一道，首先要求由本国负责的领袖人物自由地解决自救问题。他们虽然愿意考虑外来的思想，但不打算全盘采纳。比较保守的教徒并不特别相信民主的种种优点；他们中有一位说道：“借助于一种政治制度来设法医治德国人民的唯我独尊的毛病，就好象把马缰绳套在马尾上一样。只有在人们已达到成熟阶段，能亨人间的自由，克尽人间的义务的时刻，政治制度才可以认为是名副其实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首先要求盟国帮助的是创造经济和外事方面的条件，使新社会有机会生存下去。与其说教会对共产主义敌意很深，倒不如说这种敌意助长了对于盟国的政策心怀疑虑，这种政策好象永远要把德国一分为二，要让德国东部的同胞几乎没有希望早日得到解放。这些人并不是按照恰好为盟国所喜欢的任何调子跳舞的木偶——因为他们之所以象木偶，仅仅是由于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在后面牵制。
第十七章 结束语
本书已就盟国占领德国头几个关键性月份的情况作了概述。这种占领不仅应视为一个历史过程——虽然所有这种过程都是独特的——而且是一次行之非易的修好实习。盟国要寻求答案的基本问题是：怎样才能防止德国发动扰乱世界的周期性侵略呢？用什么办法才能最有效地使战败国服从战胜国的意志，并确保在以后的岁月里战败国所推行的政策能够遵循为战胜国所满意的方针呢？
在理论上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有三个，一是剥夺战败国的侵略手段，二是消除其侵略欲望，三是明确指出侵略必将吃亏。要剥夺侵略手段而不在同时剥夺生活资料是难以成功的，在军队依靠工业的今天尤其如此。因此，254这就往往引起侵略欲望，结果与第二种方法背道而驰。但是，推行第二种方法必须包括形成一种思想观念，这是命令或武力威胁所无能为力的。况且，对社会进行深入观察就可以突出地看到思想观念在一定文化中普遍流行的程度，而此种思想观念乃是一定文化的历史、社会、经济和地理环境的产物，不易于用产生某种效果的方法去加以塑造。
既然没有激情就无从进行战争，在愤怒和复仇情绪的鼓动下，往往促使采用第一种解决办法。但在同时，经验与人情两者都否定惩罚性的解决办法，而主张宽大。在大多数情况下，持这两种见解的人都是非常坚决的，无法完全对之施加影响，但他们又是过分优柔寡断，不能毫无保留地自行其是。结果所采用的折衷办法往往被认为憾事，其原因是：惩罚太甚，不能消除侵略欲望；宽大过度，则不能消灭侵略手段。有人提出，两种解决办法中的任何一种只要系统地贯彻到底，就可望取得成功，而中间道路必然是行不通的。
这一结论是否正确，也许值得怀疑。不管怎样，这种结论背后的思想是空想主义的，因为产生这两种解决办法的动机都是出自人的本性，在媾和的任何时期都有可能出现。而且，教养儿童和改造罪犯的经验似乎都表明需要宽严结合，或者如大卫王所说的怜悯与诚实相结合。只讲严格的人，遭人憎恨；一味让步的人，不受尊敬。两者之间的中间道路于是就包含在重修旧好的第三种办法之中了。因为，要明确指出侵略必将吃亏，如果只说侵略将遭到压倒一切的力量的回击，这是很不够的，还得展示出和平政策必将开花结果的某种前景。处理个人之间的问题，要做到不偏不倚尚且不易，涉及到国家之间的问题，那就更难为力了。一方面，要表明使用武力将在实际上遭到反对，而且是决定性的反对，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另一方面，要在国家之间建立那种在处理个人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相互尊敬和体贴的关系，也更为困难。两者之间所需要的那种均衡，是无法开出一个精确的处方的，正确的比例如何，将因时因事而异。然而，尽管难以找到正确的比例，但是只要能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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