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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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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委员会大厦里有一个餐厅，委员们惯于在一起用餐。一个老练的会议主席往往把中午的体会时间拖延到对某个争论问题作过初步酝酿之后，希望散了会在餐桌上较为轻松的气氛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便在续会时正式提出来。对就餐时间加以策略性地利用，这并不是唯一的办法；俄国人另有一功，他们比英、美人起身迟，饱饱地吃一顿早餐，十一点钟开会还感到有点仓促。下一餐他们一般要到四点钟才吃，因此肚子饱饱的，争论到下午也无所谓；而别人已是饥肠辘辘，却还要进行比较合乎推理的思考来使对方让步。
管制工作委员会的设计者原来打算每个管理局都没有一个相应的德国行政管理机构，以便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交由那些机构去执行。虽然波茨但会议决定不设立中央政府，委员会却考虑在财政、运输、交通、外贸和工业等领域分设中央各部。但由于有待解释的原因，这些部并未建立，而在西部，德国的行政管理机构也迟迟没有在占领区一级的基础上开展工作。这就使盟国各方所负担的任务比原来设想的要重得多，因为他们既要负责向德国地方当局转达已达成的一切协议，又要监督其执行。不设德国中央各部，对大多数占领国来说，就不能储备大量专门性德国技术资料以供咨询或参考。碰到要为管理局的会议准备材料或诸如此类的情况时，他们不得不从自己的资料来源中去搜集整理，这样就要在柏林维持一个本来无此必要的较为庞大的班子。俄国人确实早在1945 年7 月就在其占领区内建立了若干德国中央行政机构，从而大大简化了他们的工作，但当时由于其他影响在起作用，敏协俄国人所提出的事实或数字都不尽可靠。96 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最后结果是使占领区的执行人员与一百英里外的柏林决策总部之间的关系，在组织上和心理上造成了相当大的问题。
英国的组织机构是按下列方式建立的：军事副总督只负责军政府工作。
下面有两个副手，都是陆军少将。一个（负责政策工作的副参谋长）常驻柏林，掌管协调一切有关四国磋商的问题；另一一个（负责执行的副参谋长）
常驻占领区。掌管区内的一切工作。军事副总督本人通常在柏林度过一周的中间几天，在占领区度周未：每周分别在两地举行高级官员会议。各管理处处长之下也有两个（或更多的）副手，大致以同样的方式安排每周的时间和各人的任务。管制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哪一方面，一开始很不明确。由于柏林满目疮痍，因而最初考虑把工作重点放在占领区。到1945年秋季，问题已很明显，许多关键性人物必须留在柏林，工作重点需向东转移。十八个月后，四国机构开始拆台。顺序又倒转过来，人们不难想象这种摇摆不定对行政机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占领区总部（移到柏林后一度改名为“占领区执行部”）设在威斯特伐利亚邻近的一些小市镇上，其中最闻名的是卢卑克，本德、赫尔福德和明登。
这多少是出于偶然。在战争刚结束时，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司令部就设在它正好到达的地点巴成因豪森。当时认为军政府总部紧靠司令部是合乎理想的。没有一个市镇足以单独容纳所有的工作人员，因此分散在几个市镇。总部设在这个地段，有利条件是：大体上处于占领区的中心，而且座落在通往西南和东北的铁路干线和高速公路的连接点上，此外，如果想把占领区总部设在大城市里，就会遇到严重的住房问题，因为所有大城市都被炸得破坏不堪，要么把德国居民大批迁走，否则就无房屋可供他们安身，要么另行建造专用的大楼。威斯特伐利亚的“市镇”实你上未遭破坏，把德国人挤一挤就可腾出住房了。然而住在被轰炸地区之外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就好象是想从莫尔女、莱德伯里、杜克斯伯里、伍斯特、佩尔肖尔和伊大夏姆等地来统治英国一样。负责监督德国行政管理的那些人把德国的生活条件想得过于美好了。他们遇到有点名望的德国人是比较少的。为了与另一个管理处讨论政策问寂；需要乘坐汽车行驶十英里，这种情况对协作毫无好处。最后一点，以威斯特代利亚为中心，对有些管理处极不方便，它们的工作性质决定其主要活动必须在有特殊设备的地区开展。如果1945 年夏季在汉堡或其附近搭赵占领区总部的帐篷或临时营房并逐步改善其条件，这也许会令人更满意一虽然不大舒服。1946 年间，永久性的占领区总部按计划在汉堡动工建造，将来可以移交给德国人用作办公楼或公寓。这个计划，在英国遭到严厉的批评，其理由是建筑材料本来应该用来改善德国的住房条件：它突然受到管制工作委员会减员的影响。实际的建筑计划可能偏向手富丽堂皇，而且惹人注目。
便如果它在1948 年初完成，本可以把其他住房交还德国人使用，提出批评的人忽视了这项计划想要解决困难的意图。
最初，占领区总部的下一级是军部，共有三个，即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汉堡的第八军，驻汉诺威地区的第三十军和驻伊塞隆伪第一军。洛军军长同时也是其所辖地区的军政府长官（地区的界线主要是按军事上的方便来划定的），有两个旅长作为副手，一个负责军务，一个负责军政府的工作。
此外，更下一级的军政府单位；原来是从属于军事组织的，并未考虑到德国行政区域的划分。但不久在州或省一级开始形成行政机构的雏型，军一级军政府人员便自然地围绕这一组织来开展工作。军以下的部队单位也相应地分散驻扎，对州政府下属的98 德国行政机构进行管制。筒而言之，这是一个从建立在英国军队组织基础上的军政府体制过渡到建立在德国地方政府组织基础上的管制工作委员会体制的过程。这种过渡在1946 年5 月1 日起了关键性的变化，因为那一天各军军长放弃了军政府的一切职责；而由文职的州行政长官取而代之。州行政长官的地位与战时英国地区长官有类似之处，其任务是负责即将划归英占区的四个州的德国州政府联系，他们把军一级军政府的班底和所属地区内下一级军管机构的班底都接收过来，直接归占领区军事副总督领导，每月出席一次由副总督召开并由各小组委员会主席参加的会议。这种会议很快成为占领区最重要的会议，虽然许多日常事务仍然经由占领区总部处理。
管制委员会中英方大多数管理处在各级工作人员中均派有代表，直至区一级，不过政治管理处起初在占领区以下各级并无代表，其他某些管理处的代表只派到州一级。县级管制机构通常仅由六人组成，因此职责不大可能专门化。这种安排导致服从双重领导，例如一个技术官员，他既是支队司令官（或地区长官）的部下，同时又要对上一级有关专业领导负责（象在正规军事组织中那样）。有时候，这不免产生麻烦，但就整个情况来说，指挥系统的工作还进行得相当顺利，虽然命令从上下达颇费时间，占领区总部与基层人员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种紧张关系，总部切望缩小地方的管辖特权，而基层人员则认为占领区总部（更不用说柏林）完全不了解实际情况。
但要了解组织情况的全貌，还必须知道占领区内设有蜂窝般的专门单位，它们仅向占领区总部、柏林、伦敦负责——有时甚至好象是对它们本身负责。在埃森有北德煤炭管制局，在汉堡有北德木材管制局，在比勒费尔德99 有管制其他工业的许多机构与铁路总局，在汉堡和科隆有德国人个性研究部，有公共舆论研究所，有广播管制单位，在比勒费尔德附近有一个文具和印刷部门。 此外还有搜集历史文件的单位，有搜集工业情报的单位，有营养调查队，以及其他许多单位，且不提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红十字会之类的国际组织，当然，更不要谈一切与其说和管制工作委员会有联系不如说和军队有联系的许多单位了。每个单位都要求供给住房、粮食和运输工具，而且往往指望获得其他舒适条件。如果供应发生困难，各单位就自己主动设法。一个几乎从无到有的组织在几星期内发展成管理二千三百万人的政府，要对出色的一群专家保持联系并对他们进行监督，不是轻而易举的。谁想要绘一幅完整和连贯的组织图表（如果能跟得上一切变化的步伐），可能会画出活象碎纹石予路那样的东西。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德国人则倾向于放弃这种打算而任其发展。回头来说伦敦，军政府作为一项军事事务，开始是由国防大臣负责的，通过陆军部民事局来过问。但很快就明显地看出，如此紧密地与军事相联系是不恰当的，而外交部又不情愿在本身的许多职责之外再负起管理近五万人的这样一个组织。因此在1945 年10 月采取一种权宜措施，把责任交给J·B ·海因德，授与他兰开斯特公爵郡大原这一挂名头衔，并设立一个在他监督下的“德国和奥地利管制局”（在战地很快就以：“海因德营房”闻名）。德国及其管制问题确实是一个柑当大的问题，要求有一个专门的部和大臣来管理此事，但采取的权宜措施却存在着某些缺陷。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乃是一个低级的大臣。。负责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工作，它一部分属于军务。。很快就和外交部的职责和政策混合起来。这个低级大臣。。
不得不在白厅中有利害冲突的各方之间求得平衡。其他的部，特别是财政部，准会在最初阶段就插上一手。这位尊贵的先生一定。。有点儿象小鱼在大鱼间游荡的感觉。1001947 年3 月帕克南勋爵接替海因德为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并在外交部设有一个办公室，与外交大臣联系比较密切，这时指挥系统便大大简化了。与此同时，仓促成立了一个新的部来解决日常的一大堆原则问题，这样它原来打算结束的混乱情况并未立即有所改变。
管制局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为管制委员会英方提供文职工作人员。当然，军政府的各单位几乎都是由现役军官组成的，但其中不少人已到复员的时候了，虽然可以设法把复员推迟，但违背个人意愿，是不容易办到的，而且也不能无限期推迟。一批军官准备转入管制工作委员会工作，但对其他人，还得寻找一些多少适合资历条件的接替者。在德国和英国都成立了口头审查委员会，但象大多数新程序开始时那样，它经历了若干暂时的困难。候选人员不单要（由那些对于必要的才能有所了解的人）去物色并对之进行口头审查，而且谈条件订合同往往花去几个星期时间，准备行装安排行程也要几个星期。如果来了一道不能说不合理的命令，要求所有参加管制委员会工作的人必须先经过一套基本指导课程的训练，这样准备期又要再次延长了。即使是曾经去过德国的人，也要进训练班，用为他们可以给未去过德国的人介绍情况。尽管怀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愿望（这一品质一般说来颇不易得），但要一个军官从德国回来，复了员，又应募参加管制委员会工作，不出六周时间就以文官身分重返原来的岗位，这确乎是困难的。奥利弗·利特尔顿说的活也许是生动的夸张之词，他说：“招募制度。。就其速度之慢来说，几乎在一切公务程序中列为首位。这表明其中定有道理。”但是在1946 年10月19 日等着去德国的三千六百十三人中，有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已领到六周以101 上的干薪。大体上说，从主要是军人转到主要是文职人员的这一过程已成功地完成了。但与此同时，那些在德国“为了使城镇重新活跃起来而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却得不到什么帮助，由于无从确知接替的主要官员是否会在现任官员离职之前到来，接替者到任之后是否能胜任愉快。虽然有现代通讯设备，却很少有可能从伦敦获得何时派遣接替人员的确切消息，因为开展组织工作的职责是由那么多部门分散掌管的。
人员的主要困难当然在于无法肯定在德国的职业前景如何。虽然那时有许多人信口开河，说什么要占领二十五年，可是财政部却（也许幸而）
持怀疑态度。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至少签订了某些长期合同，但期限很少超过七年，而且在这个期间担任文职缺乏充分保障。往往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即从正规部门中抽调固定的官员来解决问题。在不少情况下是按这个办法执行了，把第一流的人员安插到许多重要岗位上去；凡是以正规文职人员为核心的管理处（诸如政治管理处和人力管理处）都是属于做得最有成效的，但只有愿去工作者才能如此抽调，而各部门因为面临着国内的大量问题，并不是都想把本单位最优秀的人员送到从前的敌国去服务的。德国的生活有许多缺陷，但也有若干可以弥补缺陷的优越之处（例如优厚的津贴），这一切并不完全合乎应聘人的心意。而自1939 年起出国人员许多都不情愿定居异域，另外一些人则一心想回国，不肯失去获得一官半职的机会，因为国内有那么多文职工作要人去干。为前途焦虑也许是过分了。任何一个在德国干得出色的人很可能会从这个或那个组织得到一系列更多的职务。但是这种焦虑是存在的，从而使提供能够有效地处理管理问题的人员增加了困难。不管怎样，一个新成立的组织总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安顿下来；尽管口头审查委员会精挑细选，还是混进了一些不称职者，不得不予以撤换。配备不当和意102气不投的情况总是难免的。某些组织形式证明不能达到原来的目的，必须予以改变。但管制委员会就是没有时间能够安定下来。它所要处理的问题都是燃眉之急，而且变化无常。委员会的人员处于经常变动之中，由于情况在变化，人员在裁减（1946 年以后），这个组织的确切性质也不得不随之改变。
总的说来，英国似乎和其他盟国一样成功地解决了人事问题。
管制委员会中的英方因为规模大大超过其他三个盟国面时常受到批评。
然而，俄国人的方法不同，法国人的条件不同，无从比较，因此只能试图和美国作一对比，即使这样，某些情况还必须提醒一下。不错，1946 年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中英方的编制总共有二万五千八百十三人，而美国占领区在1945 年12 月只有一万二千人，次年4 月裁减到七千六百人。但美方的行政管理和服务工作是由美国军队担任的，、而英方则专门有一批人担任这项工作，人数超过六千五百人。英方的数字还包括情抵处的三千七百八十人，美方则仍由军队担负这一任务。除去这些数字，英方人数大约是一万五千人。
还要提醒一下，英占区工业最集中，遭到的破坏也最严重。美方人员编制之小，多半由于迅速裁减人力，方针审慎仅是部分原因。虽然有些人批评英国人过于谨慎小心，长期把持着行政事务而未移交给德国人，但也有些人批评美国人在德国人尚未充分稳固足以发挥效能之前就把行政事务移交出去，使自己处于无法确定政策能否得到贯彻的地位。时隔仅仅十年，现在回顾起来，这一问题似已开始显得无关重要，因为英方编制从1947 年以后就逐步缩减了。
美占区的组织方式与英占区大同小异，因为两国管理德国的计划是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于1945 年7 月14 日解散）内共同制定的。开始时两组军官之间的竞争颇为激烈，一方以军事副总督克莱将军为首，他统帅着柏林管制委员会中的美方，另一方以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为首，他指挥着法兰克福的美军司令部民事103（G5 ）处的人员。在美占区的两个军区和柏林的美管区都配有附属于地区司令的军政府人员，并通过他们向法兰克福汇报情况。有几个地区司令精力充沛，能独立思考，把自动决定问题的广泛自由使用于军政府，这是美国工作人员守则中允许战地司令享有的权力。其结果是，柏林的决策部门几乎管不了占领区里的事情。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向法兰克福递送备忘录，要求让各级传阅。备忘录如果不作一番改写，下级就不会当作命令去执行，这一困难法兰克福是深知的。撇开这点不谈，法兰克福的人员从一开始就认为决策者是他们而不是柏林。他们接受华盛顿的指令，或者向克莱将军转达以备四国谈判之用，或者向地区司令转达以便在占领区内执行。这种做法无视国际协议授权对德管制委员会制定政策的事实。1945 年10 月，军政府人员脱离军队领导，从属于法兰克福和柏林的军政府办公处，前者仍是陆军参谋总部的一部分，但于1946 年3 月撤销。那时美占区已经划分成三个州（巴伐利亚，大黑森，符腾堡一巴登）；管制委员会的人员作了相应的改组，由军政府的行政委员（大部分是文职人员）领导。
行政委员直接向柏林汇报情况。
在华盛顿，仍由陆军部负责美国驻德军政府的工作。但总司令的政治顾问和政治管理处则对国务院负责。有一段时期，由于华盛顿未能胁调各个部所发出的指示而造成混乱情况。有好几次各个部的驻德代表接到了对同一问题所下达的互相矛盾的指令。这一困难大体上用下列方法予以克服，即一切指令均通过陆军部发出，而下达政治顾问的指示仅仅视为建议。在德国也制订出一种对照电文并于必要时要求澄清的程序。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华盛顿，国务院主要与国会外交委员会打交道，而陆军部主要与拨款委员会打交道。经常有人建议104 国务院把职责接收过来，但贝尔纳斯未予支持。管制委员会中的美方因1945 年秋部队复员而受到的影响，甚至超过英国，到11 月份，三百万人的部队中已有二百万人回国。关于前已谈过的招募人员问题，因距本国较远而更加困难。“美国军政府办公处的几乎每个单位不是人浮于事，就是人手不足或配备很差。”1945 年7 月31 日，美占区军政府有一百六十五名医务人员；三个月后只剩下七十七名。按照计划，要求在11 月30 日的人数为五十九名，而其中只有十二名可能具备二个月以上的经验。造成混乱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是负责提供人员的部门内部经常变动，因此谁也不能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办完一个人的申请手续，各种文件一直是束之高阁，谁都不知道有哪些文件。这一情况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在政策问题方面，很少有人把自己提出的建议贯彻到底。例如。在华盛顿制订对德国工业管制计划的人，没有一个人被派到柏林去执行旨在贯彻波茨但协定的计划。只有少数几个重要岗位，其人员保持着合理的连贯性。
俄占区的苏联军事管制机构是在1945 年6 月9 日组成的。在卡尔斯霍斯特的柏林司令部和五个州之间也没有中间一级机构，理由很简单，柏林本身就处于俄占区的中心。但与美国人一样，中央权力开始时是薄弱的、在早期，莫斯科直接同负责州的司令官打交道。俄国组织机构的最显著的不同点是俄国人在1945 年7 月就着手建立德国中央行政部门，这可能是希望在波茨坦协定所规定的中央各部成立时俄占区的这种机构就可以作为核心，过了好几个月，英占区或美占区才开始成立占领区一级的德国机构，即使在这时还是强调这种机构的作用在于咨询而无执行权。另一方面，俄国人很快就开始l05 向德国中央机构颁发指令，由这些机构向各州传达必要的指示。
这样便自动限制了当地俄国司令的自由行动。他们仍对军政府负责。上级只是通知他们向德国方面发出了什么指令，要他们监督那些指令的贯彻执行，而不是告诉他们遵循什么政策（他们可能服从或可能不服从的指示）。莫斯科也停止直接同他们打交道，但与占领区内独立工作的组织还保持直接联系，这些组织多半是与工业和赔偿有关的，其自主权限制了卡尔斯霍斯特司令部的权力。红军对军政府负有更多的直接责任，在其他占领区内情况并非如此。政治委员制度使红军本身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州以下似乎很少驻有部队。由于建立了德国州政府这种形式的可靠工具，俄国人不需要进行严密的控制。几乎无法证实俄国人是否遇到其他盟国所遇到的人力问题，但从战争中伤亡人数之多和重新建设的需要来看，人力问题可能是存在的。在最初几个月内，他们肯定是人手缺乏，而他们一些最重要的官员直到1945 年11月或12 月才到达柏林。另一方面，他们大概能够命令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人去德国服务。
法国驻德国的机构是以法国人根深蒂固地反对建立任何一种类似德国中央政府的机构为根据的。因此，他们的主要司令部仍留在巴登一巴登。柏林的工作人员无权指挥占领区的工作人员，两者都直接由巴黎管辖。柯尼希将军即使出席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会议，也尽可能少去柏林。结果是法国驻柏林人员班子小，级别低，而且缺乏权威。在四个占领国中，他们对四方讨论问题所作出的贡献要算最少（这也许最终意味着他们浪费的时间比谁都少）。他们住在法管区北部边缘的弗罗赫瑙，经常遇到供应困难，特别是运输方面的困难。
在法占区内，组织机构分力行政管理总署，财政经济管理署和法律与公安管理署，都设在巴登一巴登。各州总部的管制当局集中组成一个州高级代表团。这一机构如何进行工作，看来无从得知，这是很可惜的，因为106这个机构给人的印象是比英、美的体制更能保持平衡。从表现的特征上看。
法国人在设立他们的组织时似乎丝毫不去考虑中央机构的形式，即使设想这种形式对他们来说是合适的。他们对占领区控制极严，委派德国人做的事比别的占领区要少得多。1946 年12 月，据说他们有一万一千人参加军政府。
这就是说每一万个德国居民有十八个法国人来管制，英占区是十对一万，美占区是三对一万。据报道，在巴登一巴登的法国人多于德国居民。不谈一谈柏林，便无从看到盟国组织机构的全貌。柏林由一个小型的管理委员会来治理；四个管制区的司令在一个叫做军事管制总部的机关里聚首开会。
每个司令有两名副手，一个负责驻军，另一个负责军政府。负责军政府的代表组成一个附属委员会，它对军事管制总部的关系犹如协调委员会对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关系。在它下面也设有各个委员会，负责主要的市政工作。在德国方面，柏林由议会（市议会）和执行部门（市政厅）来治理，由一个市长领导，接受军事管制总部的命令。各占领国在其管制区内负责管理自治区（专区）的行政机构。在1945 年7 月前俄国人单独管制柏林的那几周年，他们把那些合意的人安置在市政厅和专区的大部分行政岗位上（虽然不尽是共产党人）。其中有些人证明为极不合适，西方盟国不得不把他们撤换掉。在1946年10 月市议会选举前要更换市政厅的人员是不那么容易的，而且需要运用某种机敏的手段，来防止市政厅在未经军事管制总部授权和在违犯占领国怠愿的情况下，对专区的行政机构进行干涉。但在1945—1946 年冬季，军事管制总部确实成功地制订出一个联合粮煤计划，同意确定全城定量和税收的共同标准，并在克服了某些困难之后，成功地确定了举行选举的基础。当然，对这样一些问题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其后果一定比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中意见不能一致所产生的后果更迅速；更具体地暴露出来。而在最初那几个月里，还没有哪个占领国愿意承担公开破裂的罪责。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第七章 德国状祝
如果不考虑到占领时总的形势，便无法理解和评价盟国对德国的占领。
前面几章旨在提供种种背景知识，下面几章则想作更深入一步的阐述。然而，所有这一些都好象是一个人在用纯科学资料来解说布吕格尔的一幅画的魅力何在，而特殊情节的色彩却未加描绘。不过，要使一个从未身历其境的人获得一种不偏不倚的印象，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这就要求既具有伊夫林·沃和阿瑟·凯斯特勒的笔法，又得具有格雷厄姆·萨瑟兰和奥斯伯特·兰开斯特的画艺。占领期间生活的最显著特色之一是喜剧与悲剧并存，是宽厚与同情和凶残与罪恶共处。但人们无从知道打着呃说“整个世界在可怕的动荡之中”的乔克塞·戴利什么时候才可能不打断博伊尔夫人哀悼亡儿的哭泣。以下各页充其量只能聊以弥补一下这种缺陷。
也许要指出的第一点就是：整个社会货币暂时不起作用了。就盟国方面来说，货币已为等级所取代，膳宿供应与交通工具这两项重要的生活必需都依军阶而定。我们在国内讲笑话，说到一个人发迹的情况，他是从用方桌一跃而用写字台，从用玻璃水瓶一跃而坐扶手椅，从用毛毯一跃而欣赏绘画。
可是在德国，实际上整个生活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这种基础上实行配给。一个人的军衔或准军衔决定了他住什么房子，在何处就餐，用几个仆人，享受怎样的旅行待遇，住什么样的旅馆，甚至决定他来卧车睡卧铺的权利。什么东西部由当局来提供，大部分由为此目的而从德国国外进口的库荐品中提供。
情况竟至于此：如果要请一个颇有名望而不是军人的乐团指挥到占领区来巡回指导，而又要保证他享有应得的舒适待遇，那108 么先决条件就要让他接受一个同级陆军少将”的军衔。这样一来，一切都迎刃而解，要什么就有什么了。在德国，每个人都有他或她的“同级”军衔，虽然作为平民，外表并无任何军阶的标志，但当他们的夫人出场时，“同级陆军中校鲁宾逊夫人”
便和德国的传统称呼“政府副参议施密特夫人”媲美了。就连乳臭未干的人也渐渐懂得军阶。曾听到一个男小孩问他的游伴：“你的爸爸当什么？
我的爸爸是个‘特别’长官。”当然，配给食物和房屋是要收费的，但与开销或工薪收入相比，是不算高的。烟酒要买，但两者都不上税。在英国度过战争年代的人，如果酒痛未偿，可以立即开怀痛饮，因为甚至于松柏酒或德国杜松子酒的售价只有六便士一杯，那是很吸引人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机会用钱，或竟无机会用钱，就连看戏看电影通常也是免票入座的。在德国铺子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买。只有兵营里的食品店可买到东西，而且削价供应。出纳员是“德国最孤独的人”，向他们提款是很少有此必要的。
事实上，情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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