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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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党执政”有着某些明显的不利条件：各党不管其实力大小，在内阁里都占有同等地位，而且各党间平衡得非常均匀，甚至有一个时候一位正统派的经济学家在国库部负责总的经济政策，而一位共产党人则在财政部主管税收。而且“六党执政”的时候，正是日子很不好过的战争最后一年和继此之后的那段几乎可以说更使人痛苦失望的时期，那时重建工作刚在困难重重中开始，而旧时代的种种腐恶已在悄悄地死灰复燃，来嘲弄抵抗运动所抱有的很高期望。这个时候最危险的特征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这不仅是由于共产党的鼓动，同样重要的也是由于贫困和社会不公正这样一些无可回避的事实。必须处理的首要问题之一是游击队员的复员。游击队员中有很多人，也许多达五十万人，只是偶尔帮助过一下抵抗运动，或者参加得很迟，只来得及赶上最后总起义，或者甚至更迟；但是也有二十万左右男女队员，服务于抵抗运动的时间相当长，相当负责，足以称得上“战斗的游击队员”。政府对待他们并不是很慷慨的，也没有能及时地关心解决他们的疾苦。左派坚持要把大量这样的游击队员吸收到辅助警察部队或陆军中去（虽然军事当局怕共产党渗入，极不愿意吸收他们）。许多游击队员，如果能找到工作的话，是乐于重返平民生活的，但是抵抗运动里当然也有恐怖分子和带枪的好斗分子。而且，游击队员的装备有许多始终没有上交给盟国或意大利当局，据信这些装备被那些遍布于意大利北方的共产党人和右派游击队藏匿起来了。
　　在可能举行地方选举以前，市长和市政委员会是由各省省长征得民族解放委员会同意后从六党党员中选拔委任的。然而，省长们自己是由盟国军政府或意大利政府任命的，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职业文官，同当地的抵抗运动毫无关系。盟国军政府据说甚至任命过这种人去接替代行省长职权的抵抗运动领袖，或比这更糟，还任命过一些同法西斯有瓜葛的人。作为重建正常的议会制政府和准备选举的第一步，政府召开了一个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45年9月25日在罗马举行。协商会议的成员是由所有各个党（不限于参加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那几个党）、各个工会、各个专业人员协会以及退伍军人组织等提名的；某些反对法西斯的前议员也被邀参加协商会议。可是，在协商会议和市政委员会之外，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各省市中的组织系统网实际上形成了另一个临时行政机构，对国王和政府一直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的确，根据与盟军达成的协议，北部意大利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从4月25日起至1945年6月盟国军政府接管时为止，曾经统治过伦巴第。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各党——共产党、社会党和行动党——原希望在未举行大选以前让民族解放委员会行使广泛的行政权和立法权，甚至司法权；但是，为减轻右派的顾虑起见，于1945年6月间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商定即使在选举以前，各民族解放委员会也只应有谘询的权力，而在选举之后就只能保留这些委员会作为党派间的一种联络机构。1946年7月经作出决定，索性把它们全部解散了。
　　地方分离主义也是一个不能不估计在内的问题。在西西里，以安德里亚·菲诺基阿罗…阿普里尔为首的分离主义运动，在某几个负责民政事务的西西里裔美籍军官的赞助怂恿下，显然一直在向两个占领国当局接近，表示友好。意大利当局最后取缔了这个运动，并不得不于1945年12月和1946年1月间派兵去对付分离主义者的队伍。在瓦莱达奥斯塔也有类似的运动。总的说来，许多意大利人也都感到现在是改变一下那种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时候了，这一中央集权的制度还是在十九世纪中，当意大利的许多情况各异的地区被统一起来时由皮埃蒙特人强加给这个国家的，后来中央集权方便了法西斯统治，而法西斯党人又大大地扩展了中央集权。到1946年底，西西里、撒丁和瓦莱达奥斯塔都已获准采用了特殊的地方自治制度。至于南蒂罗尔，除了国际方面的问题外，还有地方自治方面的问题，以及威尼斯…朱利亚的情况，都将在下文说明。
　　最近，1948年的意大利宪法把全国划分为十九个大区，除行政权外还各赋予立法权。天主教民主党以前虽曾是地方分权原则的有力支持者，但并不急于要冒在国内建立一些共产党国家的风险。实际建立地区自治制度的立法被长期拖延着，到本书执笔时，除西西里、撒丁、瓦莱达奥斯塔以及包括南蒂罗尔（阿尔托…阿迪杰）和特兰提诺的一个大区外，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实行地区自治。
　　（三）1946年的选举和共和国的建立
　　1946年6月2日举行了制宪会议选举并就君主政体问题举行了公民投票。制宪会议的五百五十二个席位中，天主教民主党得二百零七席（八百零八万三千二百零八票）；社会党得一百十五席（四百七十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九票）；共产党得一百零四席（四百三十四万二千七百二十二票）。包括自由党在内的民族民主集团得四十一席；行动党（已开始分裂，最后于1947年12月解散）只得七席；而古格利埃尔莫·齐安尼尼的那个新冒出来的平民党却获得了一百二十万九千九百十八张选票和三十个议席（该党致力争取的对象大体上也就是1919…1922年间法西斯主义所吸引的那部分下层中产阶级分子）。市政选举在1946年3…4月间举行，但米兰以外的其他各个大城市不在此列（它们到10…11月间才举行市政选举），南蒂罗尔和威尼斯…朱利亚也不在内。在这些选举中占优势的仍然是6月大选中领先的那三个党，在许多地方，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是结成联盟参加竞选的，他们赢得了多数大城市。平民党在罗马和南方各地的秋季选举中表现得不错，但此后就湮没无闻了。
　　公民投票结果，赞成共和政体的占一千二百七十一万七千九百二十三票，赞成君主政体的为一千零七十一万九千二百八十四票。少数票为数也不小，这也许是同5月9日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让位给他儿子的这一行动有点关系的。北方倾向于投共和政体的票，南方则倾向于赞成君主政体，但各个区的详细投票数字表明，南方投票赞成共和政体的远较预期的为多。公民投票结果初步公布后，乌姆贝托国王不愿立即同意宣告成立共和国，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紧张气氛，直到他在政府的压力下终于在6月13日离国后，气氛才缓和下来。政权的改变是以相当和平的方式完成的。28日，制宪会议选举那不勒斯的一位律师、无党派人士恩里科·德·尼古拉为临时国家元首。
　　（四）共产主义的挑战　1946…1947年
　　7月12日，德·加斯贝利重新执政，其内阁不仅包括天主教民主党人和其他两三个非马克思主义者，还包括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留在内阁里近一年之久。然而，共产党和天主教民主党都已在摆开阵势准备“冷战”了。天主教民主党在各大党中是最靠近右派的，它所吸引的选民有许多是想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或极端保守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但也有许多是那些认为危险主要来自左派的人。反共成了把该党内部两个极端——大小雇主及地主等的既得利益为一端，主张改革者和较穷苦的人为另一端——连系起来的一条最坚固的、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纽带。不久就在一些问题上（例如在土地改革这一迫切而重要的问题上）暴露出意见纷歧。在意大利，倾向于民主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天主教徒不象在法国那样有力量（加斯贝利本人是个突出的例外），而许多属于温和左派的知识分子则觉得接受不了一个天主教的党，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正被挤压在黑色和红色两大磨石之间。那些较下层的、较少关心政治的选民，特别是乡村中的选民，在作出政治取舍方面，反应就远没有那么迅敏：要是选举日适逢星期天，在去做弥撒的同时顺路投共产党的票，他们是不会觉得有什么错或甚至有什么奇怪的。1946年选举时教会曾插手反对共产党，而在1948年和1948年以后的各次选举中，教会卷入党派政治的程度就更深了。1949年7月，教会宣布共产党人很可能被开除教籍。虽然天主教民主党仍然否认它是教会人士的党，但在1948年以后，该党的选民工作很大一部分是靠天主教行动会——一个听命于教会的非神职人员的组织——进行的，就象它的很大一部分经费来源靠它党员中的富人一样。
　　意大利共产党当时是苏联以外最大的共产党（党员人数在1945年12月有一百七十六万二千零五十六人，1946年6月有二百十二万五千人），虽然法国共产党在1946年选举中得票比它还多一百万张左右。“所有正派的工人……不论种族、宗教信仰和哲学信念如何”，都可加入共产党。知识分子、天主教徒、妇女、退伍军人、前法西斯分子等都受欢迎。共产党在某些农民中取得的成功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1946年共产党员数占当地人口比重最高的两个区是艾米利亚和托斯卡纳，前者是肥沃的农业区，有着大量的贫苦农民和无地雇工，后者虽远没有那么贫困，但那里的农民寄希望于共产党，希望共产党能给他们带来土地改革，使他们从佃农变为自己田园的主人。在皮埃蒙特，共产党的力量强；在伦巴第则是社会党的力量强。共产党员总数中，南方人所占的比重在1947年时只有五分之一，在1946年和1948年只占八分之一。在开始时，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很不重视，甚至有报道说，该党的主要知识分子孔切托·马凯西教授曾于1945年4月间公开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没有教条的经济社会纲领，而把辩证唯物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糟粕”。
　　的确，共产党从其早期——特别是从它最优秀的组织者和思想家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1937年死于法西斯监狱）——继承了一种比较具有自由思想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大战期间和大战后入党的许多知识分子中重又出现。两三年后，似乎对那些“主张‘自由发表意见’和‘自由犯错误’的人”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态度。在当时的共产党报刊和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可以找到一些颇能反映出这方面情况的长篇大论，谈的是党内自由讨论在使马克思主义“活的理论”适用于每个国家特定时刻的具体情况方面所起的作用，和怎样才能使党员们的思想同党的指示命令“协调起来”等等。
　　1943…1946年间共产党的迅速发展是不难解释的。它在法西斯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内保存着秘密地下组织，使它在抵抗运动方面有一个飞跃的起步，其他的党则因完全缺乏经验而在丧失优秀成员。共产党人的勇气和工作效能，在对意大利的解放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党树立了很大的声望，而且正是这些品质，加上它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对手采用的那种毫无忌惮和残酷无情的策略手段，为它赢得了支配抵抗运动的主导地位，在这一运动中，三个左翼政党是常常合力对付其他党派的。由共产党领导、但对非共产党人也开放的“加里波迪”大队，是替该党招募和训练积极分子的一个极好的工具，这种积极分子对党开展民主的或非民主的各项活动来说都是极为必要的。
　　战后共产党人在地方管理和社会福利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例如，他们在乡村里开创了孩子在外搭伙这样一个值得称道的办法。他们的领袖，如果当上了收入优厚的官职，就把薪金交给党（党发给他们较低的生活津贴），或者，如果富有私产的话，则为革命事业慷慨捐献。例如两个当时有公职的共产党人福斯托·古洛和路易吉·德·菲尔波都在南方富有田地，但据悉前者曾把几百万里拉捐献给党，而后者则把他的九个农场交给了佃农。在1944…1947年的意大利，许多人感到，共产党是能够而且愿意帮助他们的唯一政党，而社会党的全盛时代则已经过去了。
　　然而，共产党人远不是以社会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往往表现得要比社会党和行动党稳健得多，他们觉得与其把他们的前途押在大胆的重建政策上，不如在政府中获得一个立足点。在土地改革和产业国有化问题上，甚至在拟议中的资本税问题上，他们的表态都很审慎。象其他一些共产党一样，他们在和平、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自由、尊重人格的问题上一再发表最无懈可击的观点，并且常常痛斥反对他们的某些人，说对方背叛这些理想；但同时，他们常常利用恐惧和仇恨等群众情绪作为手段。1946年时共产党的恐怖活动仍在继续，特别是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区，虽然不象1945年和1947…1948年时那样激烈，而且同样地也是右派恐怖分子的挑衅所引起的。
　　事实上，直到1947年，共产党人始终是试图通过全民族团结的途径来取得政权的。他们创立了同志协会、青年阵线、意大利妇女联盟等一些非党派组织，并从这些组织内部取得了对它们的控制。他们还通过同社会党结盟，终于也控制了原来是在所有党派都参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总工会。他们谋求同天主教民主党达成某种谅解（但后者全然无意于此），还试图把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起来。1934年以来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有一个关于采取一致行动的协定，但共产党曾不止一次为了攫取某些眼前的政治利益而置之不顾，1946年10月27日订立了另一个协定来代替它，从而把两个组织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个新协定所规定的共同目标是没有什么害处的，但它赋与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就不是无害的了。这是反对合并的社会党少数派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朱塞佩·萨拉盖特和其他一些人于1947年1月间退出了社会党，另组意大利工人社会党，而社会党的余下部分则仍在彼特罗·南尼领导下，继续同共产党合作。1947年2月，德·加斯贝利内阁改组，南尼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仍被保留在内，但到同年5月都退出了政府。1946年底，共产党由于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主张对南斯拉夫让步而在一段时期内声望有所下降，1947年以后，它的党员人数增加极少。然而，正如1947年开始的意大利政治新阶段中事态发展所表明的，它仍然是一个强大的组织。
　　第八节　法西斯分子和通敌分子的惩办以及行政机构的清洗
　　1944年7月27日的一项法令授权对下列人员提起公诉：（1）最上层的法西斯分子，对建立和维持法西斯政权及对意大利的参战和战败应负特殊责任者；（2）虽不那么显要，但在政治上活跃的法西斯党徒，特别是早期就加入该党，组织过政治恐怖活动，或者本人犯有罪行而为法西斯政权所包庇者；（3）停战协定签订后同德国人合作者。
　　此后的几个月里，许多法西斯党徒、战犯和通敌分子被提交给按上述法令建立的高级法院。这些审讯中最轰动的是对罗阿塔（前军事情报局长）、菲利普·安富索（前齐亚诺的私人秘书，审讯时为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前阿尔巴尼亚总督弗朗切斯科·亚科莫尼和其他十二人的审讯。这次审讯是在1945年1月至3月间进行的，审讯时就象整个法西斯政权被押上了被告席，其罪状是发动侵略战争；在西班牙内战中搞破坏和恐怖活动（包括进行细菌战的计划）；1934年参与杀害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法国外长巴尔图以及1937年参与杀害反法西斯知名人士卡洛·罗塞利和内洛·罗塞利。在这次和其他几次审讯中，法院判决了若干人死刑，许多人被判处长期监禁；但许多被告或者躲藏了起来，或者仍在北方逍遥法外，而罗阿塔则在审讯过程中脱逃。普通法院在处理较小的法西斯分子方面也行动迟缓。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报纸鼓噪着要惩办所有的人民公敌，其中也包括前政权在大企业界里的那些支持者，他们由于发了战争财而又在重新活跃起来。人们的情绪激动到如此程度，以致在审讯前罗马警察局长彼特罗·卡鲁索时，闹事的群众竟杀害了一个过去当监狱长的证人。
　　这一事态的发展随着1945年4月北方的解放而达到了高峰。提交特别陪审法庭的通敌卖国案约有三万件，每一个这样的法庭设有专业法官一名，另有若干名从民族解放委员会编制的名单中抽签选定的“人民审判员”从旁协助。在随后的六个月里，这些法庭判处了两百多人死刑；但是被处死的新法西斯分子和通敌分子还要多得多，他们有的在抓到时立即被枪决，有的则在经过革命群众方面类似“私刑审判”那样的手续后被枪决。这样死去的人究竟有多少，无法肯定。“意大利社会运动”常常引用的三十万人这个数字大概是远远太高了，至于说1945年4月25日至5月5日间被杀死和失踪的为一千七百三十二人（内政部长马里奥·谢尔巴1952年6月提供的数字）则又失之过低。皮埃蒙特的游击队司令部有过命令把俘获的所有新法西斯志愿部队人员统统处死；虽然这道命令后为设在米兰的游击队总司令部所撤销，但为时过晚，已来不及阻止许多人被枪决。总之，暴力行动的浪潮一直持续到6月底以后。1945年的新闻报道中提到：有九千到一万人，甚至也有提到二万人，死于政治杀害；到5月5日止，都灵的游击队法庭已判处了二千人死刑；连续好几个星期米兰郊外每天清晨都发现尸体；有越狱和私刑；嫌判决过于宽大而发生暴动和罢工；借机报私仇；杀害逃亡者以谋取其财物等。
　　然而节制和通融逐渐占了优势。原来的一些判决经过上诉后减轻了或者撤销了，看到有人逃走，就假装不见了，而1946年的大赦更使数以千计的人身受其惠（到1952年时，游击队恐怖分子已在被提交审讯了，而仍在狱中服刑的法西斯分子只剩下了三百十五名）。政治上活跃的法西斯分子被褫夺公权的时期要到1952年12月31日才告结束，但远在这时以前，象阿基尔·劳罗（那不勒斯的航运业巨头，在法西斯党内从未真正担任过高级职务）这样的人早就能重返政界，充当保皇派的一名吹鼓手。早在1946年12月间，就已成立了一个新法西斯党派“意大利社会运动”，公然自命为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继承者；据它自称，成立不到一年，它就吸收到了十二万七千名成员。
　　公务人员和专业人员的清洗，原定仅仅是要惩办那些积极活动的和有影响的法西斯分子或“法西斯战斗队”时期的老资格党徒，而对于那些只为谋求或保住工作而参加过法西斯党的多数人将不予追究。可是最初，有相当多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公营公司职员和其他一些人被勒令停职，但审查程序却使人们有许多机会可以故意拖延和在法律上玩花招，而且右派势力又强烈地偏向于从宽处理。1944年的那些法令在1945…1946年间打了折扣，结果，被撤职的一千八百七十四名和强迫退休的六百七十一名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中，大部分都恢复了原职，所有较小的处分也都免予执行。到最后，在八十万机关工作人员中被撤职的只有几百人。
　　1944年7月27日的法令还授权国家，对凡是担任过官职或政治上活跃过的法西斯党徒或其近亲或企业合伙人在1945年1月3日以后所取得的资本增益，如提不出足以证明其合法取得的证据的话，得统统予以没收。最后宣布，国家将从五百多个法西斯党徒的财产中收取约二百亿里拉（一千二百万英镑），可是，这里也许同样不难找到法律上的空子。
　　第九节　盟国管制的放宽
　　早在1943年12月27日，意大利政府就要求容许它宣布拥护大西洋宪章原则的愿望，接着于1944年2月和4月又一而再地要求给予完全的盟国地位。英国认为这两项让步可能会有损于盟国在战时管制意大利的自由，也有损于盟国在战后缔结和约时迫使意大利作出领土和其他牺牲的行动自由，因而都表示反对。美国人在意大利宣布拥护大西洋宪章这一问题上同英国人争论了达三个月之久，但在对给予它以盟国地位的问题，则部分地由于考虑到法国、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反应，采取了和英国人相同的观点。
　　然而，1944年8月23日赫尔在答复博诺米的一项请求时，不无同情地表示停战条件可以修改。同月，丘吉尔访问了意大利，通过此行他得出结论，应该给予意大利政府某种信任的表示，即使不是真的订一项初步和约的话。9月26日在海德公园发表的罗斯福…丘吉尔声明宣布了即将就盟国管制委员会、外交关系、经济救济和其他方面作出的一些让步。从1944年10月25日起，盟国管制委员会删去“管制”两字，改称盟国委员会，其中的军职人员越来越多地为文职人员所替代。11月10日，英国驻中东的常驻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继亚历山大担任该委员会代理主席。接着，1945年2月24日的一份盟国备忘录通知意大利政府，此后对日常行政的管制将仅以盟军军事利益所需要者为限；结束了盟国对立法和官员任命的否决权（少数几个军事上重要的任命除外）；并宣布除某些联络官和技术专家外，委员会地方一级和大区一级的工作人员统统撤走，设在“国王的意大利”的大区级机构将于4月1日以前全部关闭。委员会的总部则一直保留到1947年1月31日才撤销，撤销后它的工作移交给了盟军司令部。
　　1945年2月的备忘录还声明，以后将给予意大利在外交事务上使用秘密通讯的便利（但不包括未经备案的密码的使用），作为条件的默契是，意大利政府将随时把它同别国政府的谈判情况通知盟国。早在1944年10月26日，美国政府就曾宣布同意大利重建完全外交关系的意向，1945年1月8日和3月8日，柯克和阿尔贝托·塔尔基亚尼两位大使分别在罗马和华盛顿递交了国书。然而，英国人却只是给他们的高级专员个人加上大使衔，一直到后来和约批准之后才恢复完全的外交关系。
　　雅尔塔会议没有给意大利人带来什么鼓舞，他们对自己被排斥在旧金山会议和联合国之外也深感不满。在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上，以及在会议之后的整个秋天，美国都曾建议修订停战协定，作为对意大利共同对德作战的酬报。意大利政府是愿意就有关占领的一切事情缔结协定的；但苏联政府不同意给予意大利不同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待遇。1946年5月至6月的外长会议谈妥了一项经过修正的停战协定，撤销盟国委员会和某些军事管制，并授权就英美军队保卫意大利境内交通线问题由意英和意美直接签订协定，但意大利政府对此建议显然没有反应。几星期后，巴黎和会就着手拟订和约。和约于1947年2月14日签字，最后一批占领军则于1947年12月撤走。
　　第十节　战俘和战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战俘或“军事拘留人员”的一百五十万意大利人中，落在英美手里的有五十五万八千人。这些人中，到1945年4月时已有一万八千人以年龄、健康，或具备特殊条件等理由而被遣返，其余人员的遣返工作，虽由于缺乏运输船舶以及英国不愿失去农业劳动力而被推迟，但在1947年初亦告完成。到那时，1943年被德国人拘留的那些人中已有六十三万五千人从德国回来，有九万人从巴尔干回来。最悲惨的是1942…1943年苏军冬季攻势后在乌克兰失踪的那十万人的遭遇。1943年初的苏联广播谈到过好多万名战俘，但到1945…1946年间开始遣返时，苏方正式宣布将予遣返的意大利战俘总数仅为二万一千零六十五人，而其中的八千五百二十二人原来是在德国人手里而不是在苏联人手里的；1947年2月27日，意大利国防部长明确地说，这些战俘有百分之九十四已死于俄国，大部分死于1943年上半年。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把还有些人在劳动营里活着的希望完全抛掉。
　　战犯的审判和惩办，是说明意大利处境异常的又一个例子。英国军事法庭不仅受理对盟国军民所犯罪行的案件，也受理对意大利人所犯罪行的案件，审讯结果，有一个德国将军被判处死刑，另一个被判处十年徒刑。同时凯塞林本人和他的两个部下冯·马肯森将军和梅尔策将军也被判处死刑（后来减刑为终身监禁）。因为他们三人曾下令在罗马郊外阿尔德阿蒂内的沟坑里屠杀三百三十五名人质，而凯塞林还发布过对平民实行报复性暴行的命令。
　　另一方面，意大利人被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列为战犯的有一千二百零四名，列为嫌疑犯的有六十九名；被英国和各自治领提出控诉的有战犯一百七十名，嫌疑犯九名；被希腊提出控诉的有战犯一百七十九名，嫌疑犯十一名；被南斯拉夫提出控诉的有战犯七百六十四名，嫌疑犯四十二名；被法国提出控诉的有战犯八十名，嫌疑犯五名；被埃塞俄比亚提出控诉的有战犯八名，嫌疑犯二名。在战争罪行委员会自编的该会工作《历史》上发表的那些较为出名的被判罪的战犯的一长串名单中，唯一的一个意大利人名字是尼古拉·贝洛莫将军，他是因杀害再度被俘的英籍战俘而于1945年被枪决的，但是在盟国法庭上还审讯了许多别的意大利人，作出并执行了别的一些死刑判决。在科西嘉和希腊，也有一些意大利人被控对当地居民犯有罪行而受审（在科西嘉，全部是缺席审判），在挪威则有一名意大利人由于他在参加德国保安机关工作期间犯下的罪行而被处决。墨索里尼本人和其他一些本来可能会被要求提交审判的人，有的当场就被意大利人自己处死了，有的则受到意大利法庭的审判。然而，另一些“被要求交出”的人不仅仍然活着，有的还在政府中任职。埃塞俄比亚提出的战犯名单中第一个就是巴多利奥；南斯拉夫提出的战犯名单里有1947年时任意大利国防部秘书长的塔德奥·奥兰多将军和那年的内政部副部长阿基尔·马拉佐。该两国政府都一再要求盟国把它们所提名单上的战犯交出来，但都没有结果。
　　第十一节　经济重建
　　即使在大战以前，意大利的经济情况一直是险象环生的。它的人口出生率，以前是欧洲各国中属于最高之列的。尽管当时推行着法西斯的人口政策，出生率已从1921…1925年的千分之二十九点八下降到1936…1940年的千分之二十三点三（到1950年时已下降为千分之十九点二），但即使如此，在此后若干年内每年大概还要多养活四十万或更多的新增人口。在略小于英伦诸岛（包括爱尔兰全部）的意大利，人口已超过四千万人，意大利远没有英国那么物产丰富，煤和其他矿藏贫乏，它的土地除波河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