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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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科拉伊奇克把他的讲话录好音之后，在国家军副司令“塔博尔”的陪同下，乘飞机到了华盛顿。一些时候以来，米科拉伊奇克一直想访问美国，以便弄清楚波兰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靠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因为当时英国政府已经明白表示不准备支持波兰拒绝俄国的要求。但波兰人也不能指望罗斯福在总统选举年会明确地答应支持他们，不过他们希望罗斯福由于对国内政治脉搏的敏感，可能会对他们表示一些好感，以免得罪六百万波兰裔美国人。然而米科拉伊奇克这一拟议中的访问，却由于美国方面的主动要求而被推迟了好几次；1944年3月18日，波方发表了关于对波俄关系的看法的一个详细声明后，所得到的唯一反应是访问再次被推迟。随同这一声明，还附送了一份说明波兰人民情绪的资料（由地下组织提供），以及给罗斯福的一个呼吁，要求他向俄国人说项，以保证国家军和地下政权机构的安全。最后，米科拉伊奇克和罗斯福、赫尔、斯退丁纽斯（那时已是副国务卿）和其他军政官员之间的会谈，终于安排在6月初举行。米科拉伊奇克和“塔博尔”于6月6日到达华盛顿。他们与总统进行了几次淡活。罗斯福对波兰历史的知识和对波兰处境的了解，使波兰领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到德黑兰三大国会议时，他说他本人是反对以寇松线作为最后解决办法的，他和斯大林本来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后来还是丘吉尔提出来的。这样斯大林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罗斯福向米科拉伊奇克明白表示，在选举年他不能在波兰问题上承担任何义务。不过他希望将来在某种“比较轻松”的气氛中，他能说服斯大林让波兰保有利沃夫、斯坦尼斯拉夫和德罗霍贝奇油田，虽然也许得不到维尔纽斯。他想，波兰应该得到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斯大林不会坚持要哥尼斯堡。他说，斯大林并不希望波兰灭亡，而且波兰灭亡这样的事无论如何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波兰有着美国人民的道义支持。他认为，斯大林一旦认识到国家军的规模和影响，就会向波兰人作出某种“友好姿态”。
　　总统极力建议，为了创造“比较轻松”的气氛，波兰人应该尝试一下，以消除他们与俄国人之间的分歧。他建议米科拉伊奇克去访问斯大林，同他讨论一些“你们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问题，而不是那些使你们发生分歧的问题”。他同赫尔都强调，米科拉伊奇克应该准备为友好关系作一些让步。波兰人必须设法回避领土问题的任何最后解决办法，但是如果能同意在他们的政府中作一些更动，也许是可取的。在他所提到的那些条件和建议的前提下，他将一如既往支持一个强大和独立的波兰。有必要作一些让步，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应该使自己适应这种情况，如果他处于他们的地位，他也会这样做。他说，英国和美国不会为了波兰而与俄国开战，同时波兰人应该记住，俄国人在人数上要比波兰人多得多。他谈到了戴高乐，作为向米科拉伊奇克提出的一个突出的例子，说戴高乐“在军事考虑的重要性高于一切的时候，却很固执，而且老是着眼于政治问题”。米科拉伊奇克在回答中着重表示，要对俄国人让步是难以得到波兰人民授权的。“塔博尔”向罗斯福介绍了国家军的活动，关于这些活动，罗斯福早先已从地下组织的信使杨·卡尔斯基那里听到过（卡尔斯基是1943年夏天特地派到华盛顿来向总统说明这个组织的规模的）。“塔博尔”同华盛顿的一些军政官员进行了会谈，结果增进了波美之间的合作，并使美国人答应向国家军送去更多物资。
　　米科拉伊奇克还被说服去同奥斯卡·兰格教授晤谈了一次。兰格是波兰裔的美国公民，他刚访问过斯大林（就象另一位波裔美国公民S·奥莱曼斯基牧师那样）。兰格也有这样一个印象，即斯大林不会坚持要求哥尼斯堡。
　　罗斯福在会谈后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米科拉伊奇克愿意去莫斯科作一番真诚的努力，以重建与苏联政府的关系。他在电报中还表示了他的“关心”，希望斯大林能接待米科拉伊奇克。苏联驻波兰流亡政府的大使列别杰夫从米科拉伊奇克处获知流亡政府愿意合作后，于6月23日提出了苏联的建议；撤除拉奇基耶维奇、索斯恩科夫斯基、库基耶尔和科特，换上来自英国和美国的波兰人；波兰政府还必须公开声明他们在1943年就卡廷屠杀案向国际红十字会申诉的行动是错误的。米科拉伊奇克干脆拒绝了这些条件。斯大林在答复罗斯福的电报中说，国家军与红军的合作是“当务之急”，但只有改组了那“流亡的”波兰政府，让来自美国、英国、苏联的，特别是来自波兰本国的“波兰政治家”参加进去之后，这一合作才能实现。此外，波兰政府必须承认寇松线。由于米科拉伊奇克的表态中没有“前进一步”的任何表示，斯大林觉得很难建议他访问莫斯科。但是，显然由于丘吉尔给斯大林发去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米科拉伊奇克终于应邀在8月的第一周访问莫斯科（当时红军离华沙已不远了）。
　　7月间，华沙的波兰人接到报告（这一报告又从华沙转送伦敦）说，在沃林建立的那种格局正在维尔纽斯和利沃夫重现，将近7月底时，又在卢布林重现。俄国人当时设想该地区是苏联领土的一部分。不仅如此，他们还小心地采取预防措施，务使该地区内不能建立象1939…1940年间曾经建立过的那种反苏地下组织。
　　1944年7月，当红军的攻势开始时，波兰国家军奉命把俄国人当作反抗德军的战友。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俄国人认为东部地区是苏联的一部分，又由于波苏外交关系还没有重建，因此应当把俄国人看成是对波兰独立的威胁。所以，国家军部队同红军的合作只能是有限的。国家军要尽可能独立作战，只有在俄国人提出要求时，才向他们提供有关德国人的情报，只有在“战术上极端必要”的条件下，才可与苏军人员建立联系。战斗中的协作只限于特定地点；对任何要把国家军部队并入红军或贝林格指挥的部队的企图，都要加以拒绝。
　　实际的情况是，在维斯杜拉河以东地区，有组织的国家军部队与进攻中的红军建立了联系，进行了合作（维尔纽斯战役之后俄国指挥员曾对他们的协助正式表示感谢）。但是一旦俄国人牢固地控制了每一个军事目标之后，他们立即要波兰部队编入贝林格部队或者解散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如果他们拒绝第一种办法，他们的领袖就被逮捕或绑架，他们的部队则被包围和解除武装，甚至被关押。
　　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对这些事态发展大为震惊，7月下旬，米科拉伊奇克给罗斯福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详细叙述了事态的发展，请求他派美国军官到苏联前线去，因为他们的出现也许能对俄国人产生影响，使他们停止对国家军的暴行。而且，俄国人既在7月间越过了寇松线（它的中段与布格河重合），即使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这也意味着他们当时正在进入波兰领土，因此必须澄清一下苏联对波兰的政策。
　　5月间，据苏联报纸宣布，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一个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以便了解波兰爱国者联盟的活动，并受到斯大林的接见。那时，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详情已经公布，人们已经知道它的权力是以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为基础的，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组织类似。6月23日，波兰爱国者联盟承认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代表波兰人民的。根据7月20日和21日发布的两项法令，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取得了对波兰爱国者联盟和苏联境内由贝林格指挥的波兰军的领导权，在第二天发布的另一项法令中，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任命了一个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临时行政当局”，准备在解放区设立临时总部。这个委员会由二十名委员组成，其中十名来自波兰爱国者联盟，十名是“地下运动的领导人”。在后十名中，公开身分的只有五名，因为其他几名仍处于地下状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主席是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中左翼社会主义者集团的领袖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
　　7月21日苏联境内的波兰军和波兰国内的“人民军”合并，成为统一的“波兰军”；7月22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任命齐米耶尔斯基（过去一向以“罗拉”闻名，原是人民军的司令员）为总司令，同时任命贝林格为副总司令。无庸赘言，在作战时“波兰军”必须听命于红军。在红军进入海乌姆的同一天，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发表了“告波兰人民书”，三天后，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这个文件。告人民书宣布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法令所规定的组织变动，还宣布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治理解放了的波兰领土的计划。它说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所依据的法律基础是1921年3月的“合法的”宪法，而不是伦敦“逃亡”政府所依据的那个“不合法的”1935年宪法。在选出制宪议会以制定一部新宪法之前，1921年宪法的条款继续有效。告人民书号召波兰人与红军合作，奋起打击德国人。它宣称，波兰人与他们东方邻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过去他们一贯互相打仗，现在他们有了兄弟般合作的坚固基础。
　　红军既已到达了“苏联和波兰之间的国界”，苏联政府就于7月26日宣布了它的意图。它说，将让波兰人自己行使政权；俄国人对波兰或波兰的社会制度没有什么企图，红军的出现“完全是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因此，他们决定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就红军统帅部和波兰行政当局间的关系订立一个协定。于是就在同一天签订了一个协定。协定中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应在解放了的波兰土地上设立行政机构。这个机构将支持为建设“波兰军”而采取的措施，并同苏军总司令进行合作和建立有效的联系；苏军总司令将在作战所需要的时期内在波兰执掌最高统帅权。在这以后，波兰的行政权将由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掌握。
　　8月2日，塔斯社的一项新闻公报宣布，苏联政府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将互派使节。尼古拉·布尔加宁上将被任命为苏联驻波兰政府的代表，W·日莫夫斯基则是民族解放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波兰爱国者联盟在8月3日的一则广播中，宣布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已经到达卢布林。十二天后，1944年8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并宣布他们这次会议的所在地卢布林为波兰临时首都。
　　第三节　华沙起义　1944年8月1日至10月3日
　　（一）起义的发动
　　当米科拉伊奇克于1944年7月底离开伦敦乘飞机去莫斯科时，他同波兰的事态发展失去了直接联系。一到开罗，他获悉苏联政府已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了一个协定（这一消息使他考虑不再继续旅行而返回伦敦）；而且仅仅几天以后，他就得到消息说，随着红军接近维斯杜拉河，华沙市内的国家军已在该市大多数居民的支持下举行起义，对德国人展开了攻击。
　　在起义开始前的几周里，波兰流亡政府和国家军的军政领袖们，对波兰境内的抵抗活动应该采取哪种形式问题，看法上有过许多混乱和矛盾。米科拉伊奇克和其他政治领袖显然赞成搞一次遍及整个波兰的总起义，但是索斯恩科夫斯基则反对在没有英美支持的情况下这样做，特别在波兰东部最近事态发展之后更是如此，他建议继续在德国人的后方搞“布尔扎”（即破坏和牵制）活动。“布尔扎”活动的计划原来并不包括城市内部的武装行动，但在1944年7月间国家军军官们修改了“布尔扎”计划，把华沙市内的起义也包括进去。然而，华沙起义的实际行动计划，作为准备在西方盟国支持下或在德国崩溃的情况下举行的总起义的一部分，已经制定了好几年了。当时的局势还由于米科拉伊奇克和索斯恩科夫斯基都因公不在伦敦而变得更加复杂；按照波兰政府的一项决议和米科拉伊奇克所发的一项指令，关于起义这一议而未决的问题，就留给在华沙的副总理扬科夫斯基去斟酌决定了。
　　虽然博尔声称他同意索斯恩科夫斯基的意见，他还是详细地阐述了他当时赞成在华沙单独举行起义的理由。他说起义之所以必须举行，不仅是为了向全世界表明国家军坚决抗德的大无畏态度，以驳斥俄国人宣传的所谓国家军在执行“等待”政策，从而在暗中帮助德国人的说法，而且也是为了防止那些急待奋起抗德的华沙人民接受“人民军”（现已与那些同红军“一起”作战的波兰部队合并）的领导，以及防止他们日后接受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因此，博尔的希望是，国家军至少应在红军入城十二小时以前完全解放华沙并控制其市政机关，而且这一希望是得到民族团结会议一致支持的。如果这个计划成功的话，俄国人将被迫对国家军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将不象在波兰东部采取的那样隐蔽，而是公开使用暴力，地下组织的领袖们希望这样一来会震动国际舆论。既然国家军的计划是独力解放华沙，因此防止同红军指挥员协调行动，显然有利于博尔，而且事实上他在7月间就已向各地的国家军司令员发出指示，命令他们在同德国人作战时尽可能不和俄国人协同行动。
　　俄国人显然指望红军在8月上旬进入华沙，并且希望华沙城内举行起义，但是他们希望起义由地下的“人民军”领导，这样就能使起义和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然后由贝林格指挥的波兰部队进军援助波兰首都，而这支新的“波兰军”将把那个城市的行政权移交给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些打算由于国家军领导的起义而落空，因此设法使“博尔的起义”或政变（他们以后就是这样称呼它的）归于失败是符合俄国人利益的。所以，在起义的头几天，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通知他们城内的同事说，华沙起义不能指望俄国人帮助，他们应尽量设法少浪费生命。
　　7月下旬，在俄国的攻势面前，德国人的撤退似乎正在变为溃败。华沙几座横跨维斯杜拉河的桥上挤满了车辆，挤满了德国军队和平民。有一段时间，华沙的德国民政当局撤离了该市，市内已是一片紧张期待的气氛。博尔在他的总部里不断接到很多报告，说东线的德军部队在崩溃，俄国部队在逼近华沙市郊，维斯杜拉河西岸华沙周围地区德军后备力量明显不足，等等。莫斯科电台和前波兰爱国者联盟主办的电台经常广播文告，号召波兰人奋起反抗德国人，到7月底时这样的广播似乎愈来愈频繁了。7月26日，博尔通知伦敦说，他将把起义的日期和时刻报告波兰政府。由于总理和总司令都不在伦敦，由一位内阁部长克瓦平斯基发出一个回电（显然没有能及时到达），回电中说由于索斯恩科夫斯基曾指示要避免举行公开起义，因此如果博尔下令起义，必须由他自己负责。
　　尽管华沙驻有盖世太保和纳粹党卫队，警备森严，但由于国家军的通讯系统组织得很完善，还是能够在通知发出后二十四小时内动员四万名男子和四千二百名妇女。7月27日，当德国总督菲舍尔回到华沙，采取措施要把居民动员起来建筑工事时，发动起义的必要性就变得很明显了。“人民军”领袖们已在张贴通告，号召华沙居民在他们的领导下奋起抗德。7月31日，博尔的司令部接到报告，说红军已占领了维斯杜拉河东岸华沙郊区的很多地方；在听到苏联部队已突破普拉加前沿德军防线的消息后，博尔就得出结论，认为行动的时刻已经来到。他同副总理和国家军的参谋部人员进行了一次磋商，当扬科夫斯基同意博尔的决定后，就发出了在次日（即8月1日）下午5时起义的命令。事先已向伦敦提出了一个请求，要让国家军正式取得战斗人员的地位，同时请求派波兰伞兵旅来支援华沙，并供应弹药武器。
　　后来，在选择起义时间的问题上，博尔受到了很多批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新“波兰军”的那些波兰人不无理由地指责博尔的战略错误。据后来透露（博尔还引了德国古德里安将军供词中的话来证实这一点），虽然德国人似乎是在混乱中溃退，事实上他们却正在后撤到维斯杜拉河防线，沿着这条防线，他们筑有非常强固的防御工事，而且他们还打算守住普拉加，作为河东岸的一个桥头堡。据说俄国人当时了解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打算不用正面攻击而改用包抄行动来夺取华沙，这就需要时间和准备。而且，红军在波兰的7月攻势过分拉长了交通线，因此他们自然应该在维斯杜拉河这一天然障碍前暂停一下，以巩固战果。俄国宣传部门很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有力的论点，说博尔根本没有打算把起义和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因为他自己承认这次起义不要依靠俄国人的支持。根据此后的事态发展来看，博尔认为该地区德国后备力量不足的估计似乎是不准确的，他自己就提到赫尔曼·戈林装甲师于7月30日开入华沙，增援防守普拉加的德国第七十三步兵师。也许，俄国人攻势的放慢有助于德国人调集后备部队，因为在起义稍后阶段，除负责镇压华沙起义的党卫队大队长冯·巴赫的部队外，又增加了“骷髅”师和党卫队“北欧海盗”师。
　　在起义开始时，国家军和华沙人民都充满了爱国热情，为能够发泄积累了五年的对德仇恨而兴高采烈。在发动攻势的最初二十个小时内，波兰人占领了维斯杜拉河西岸约占华沙三分之二的地区。波兰共和国国旗又一次在华沙上空飘扬：国家军的报纸《新闻公报》每天发表战况和国家军领袖们激励人心的讲话，街上偶或可以听到以前的革命歌曲“华沙维扬卡”的旋律。可是德国人迅速击溃了河对岸普拉加区的起义，固守着那里的桥头堡。华沙的铁路交通在起义期间一直中断，公路交通则绕道驶经架设在华沙北面的浮桥。战斗是残酷的，因为德国人把波兰人当作“土匪”对待，有时拿平民作盾牌用。在开始几天，由于人们情绪激动，波兰领袖们阻止不了弹药的大量消耗，不多久博尔就不得不下令节约弹药。波兰的攻势力量因此减弱了。考虑到武器比较缺少，市民们在同德国装甲部队格斗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很了不起的，他们夺得了好几辆坦克和大量的装备，博尔在8月4日接到报告说，已有五十辆坦克被击毁。打坦克的最有效武器是用一瓶汽油制的叫做“莫洛托夫鸡尾酒”的临时凑合的代用品。
　　起义期间，博尔无疑掌握了华沙人民的绝对领导权，因为甚至共产主义的波兰工人党和“人民军”部队当时也同国家军和华沙人民并肩作战。然而到8月4日，德国人在俯冲轰炸机和重炮的掩护下开始了有组织的进攻，攻势集中在奥霍塔和沃拉。8月7日，博尔被迫把他的司令部从沃拉转移到斯塔雷…米亚斯特科；到8月10日，德国人已能把斯塔雷…米亚斯特科的部分地区、市中心、若利博日、莫科托夫、波维斯莱和切尔尼亚科夫孤立起来。专门镇压起义的老手冯·巴赫，大约在8月的第一周来到华沙负责指挥这次攻势。
　　8月10日以后，形成了一个多少有点稳定的格局。双方的防线可以辨认出来了，波兰人在德国人攻势下失去的土地经常通过反攻而收复。在各个被孤立的地区之间利用城市地下的下水道网建立了通讯联系。8月4日，由两架英国哈利法克斯式轰炸机进行了试飞后，接着从8月11日到16日，每天晚上都有英国、南非和波兰飞行员驾驶的从意大利境内基地飞来的英国皇家空军飞机空投食品和武器弹药；但由于飞机的损失很大，不得不改变空投的地点，把物资改投在市郊的一些接收点。虽然英国广播公司在8月2日就广播了起义爆发的消息，莫斯科电台起初却对此保持沉默。在7月下旬和斗争开始后的最初几天里，波兰人就听得到维斯杜拉河对岸俄国重炮的炮声，也看到了俄国战斗机同德国飞机在市区上空交战；但在8月4日那一天，炮轰突然停止，俄国的飞机也从华沙上空消失，到了8月10日，俄军向华沙的推进显然已经停止了。
　　与此同时，米科拉伊奇克已决定继续他的行程，离开罗去莫斯科。在德黑兰，他接到罗斯福和丘吉尔发给莫斯科的电报副本，在电报中，他们要求斯大林给予友好接待，并改变其（指斯大林）对波兰政府的态度。米科拉伊奇克在他的同事格腊勃斯基和罗默尔的陪同下，于7月30日到达莫斯科。他们在飞机场上受到的接待是冷冰冰的，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也已经来到了莫斯科，并同俄国人签署了互派使节的协议，这一消息并没使局势明朗化。第二天，当莫洛托夫冷淡地问米科拉伊奇克来此干什么时，米科拉伊奇克回答说，他想要会见斯大林，以便讨论联合抗德和波苏关系等问题，并拒绝了莫洛托夫要他首先会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建议。其后四十八小时内，米科拉伊奇克通过英国人的途径，首次获悉华沙发生了起义，这就使他在8月3日晚上9时半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晤有了思想准备。
　　在回答米科拉伊奇克关于联合抗德方面的问题时，斯大林暗示波兰国家军并不想抗德（俄国人一直不无理由地怀疑，实质上波兰抵抗运动对他们的敌视至少不亚于对德国人的敌视）；米科拉伊奇克向斯大林指出国家军在德国占领区从事抵抗和破坏活动的事实，指出红军曾公开感谢过它的帮助，指出西科尔斯基曾试图为国家军取得俄国人的援助（当时斯大林曾说为时“太早”）。这时，斯大林说，国家军没有大炮和坦克，不知能不能控制华沙的局势。米科拉伊奇克问红军是否将提供必要的支持，斯大林于是表示他不信任波兰流亡政府，他说，流亡政府怀疑他想占领波兰。他提请米科拉伊奇克注意苏联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之间的协议（这协议在米科拉伊奇克离开伦敦之后签订），并坚持说波兰国内现已有了新的力量和新的当局。他宣称波兰必须承认寇松线，它将得到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但不包括哥尼斯堡。米科拉伊奇克表示反对，说这违反大西洋宪章和以前的波苏条约，斯大林说可以对寇松线作一些有利于波兰人的调整。不过波兰流亡政府必须首先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取得协议，因为从今以后斯大林只想同一个而不是同两个波兰政府打交道。他还说，他不能帮助国家军，因为他们与俄国人之间没有建立联系，但他愿意用飞机空降一些通信军官去建立这样的联系。
　　米科拉伊奇克最后同意会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并在8月6日举行了联席会议，由三名波兰流亡政府的成员会晤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人万达·瓦西莱夫斯卡、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安德雷伊·维托斯和“罗拉”…齐米耶尔斯基将军。米科拉伊奇克又一次拒绝承认寇松线，拒绝废弃1935年宪法而改用1921年宪法的建议，会议以僵局结束。但他还是向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个充满热情的请求，呼吁他们援救华沙人民。这个请求显然使他们有所感动，虽然万达·瓦西莱夫斯卡坚决否认华沙有任何战斗（在米科拉伊奇克访问期间，俄国人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员一直对华沙当时究竟是否在进行战斗表示怀疑，米科拉伊奇克提出博尔发来的电报为证）。齐米耶尔斯基则表示了要向华沙的守卫者提供支援的愿望，要求得到关于他们所在地点的更具体的情报。次日，米科拉伊奇克会见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最有权威的成员、波兰工人党的共产主义者领袖鲍列斯瓦夫·贝鲁特，他是不久前刚从华沙回来的。米科拉伊奇克要求他援助华沙人民，帮助维护波兰的主权，设法阻止俄国人逮捕国家军的成员，贝鲁特对之毫无反应。他说，他认为与苏联的关系比边界更重要。但他准备提出一项具体的建议。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承认他（贝鲁特）是新波兰政府的总统，米科拉伊奇克就可以回到波兰当他的总理，此外还可以把十八名内阁部长中的另外三个部长的职位给与米科拉伊奇克在伦敦的同事。米科拉伊奇克不同意，说只有在达成的协议（指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之间的协议）“合乎宪法”、合乎波兰“最高利益”的情况下他才会回来。这次会见终于不欢而散，因为贝鲁特对米科拉伊奇克说，如果他作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朋友回到波兰来，他们是会接待他的；但是如果他以一个不再被苏联所承认的政府的总理身分回来，他们将把他逮捕。次日，莫洛托夫也参加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与米科拉伊奇克的会议，打算亲自听听前几次会议的结果。他很快就发现米科拉伊奇克将继续拒绝共产党人的建议，要在他的访问期间达成协议，看来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
　　8月9日，米科拉伊奇克和斯大林的第二次会见没有象第一次那样亲切。当斯大林问华沙是否有战斗时，米科拉伊奇克拿出了卡卢金（他在起义发生后不久来到博尔的司令部，自称是红军的情报官）致斯大林的信，具体列举了华沙守卫者的需要，请求斯大林给予援助。斯大林告诉米科拉伊奇克说，他原曾指望红军于8月5日或6日到达华沙，但德军的坚强防御造成了无可避免的“小小耽搁”。他说，第一次会见后派往华沙的两名红军通信军官都在跳伞降落时牺牲了，但他将查询有关这个卡卢金的情况，如果这些信件和请求是真实有据的话，他将派一名苏联联络官去，并将尽力去帮助波兰人民。
　　米科拉伊奇克进行了一次毫无成果的访问之后，于8月10日离开莫斯科，回到了伦敦。
　　共产党报刊继续按照俄国人的调子否认或贬低这次起义。他们说，那只是“逃亡”政府在幻想华沙有什么战事，他们还指责国家军与德军勾结。莫斯科电台对这件事一直保持沉默，直到8月8日才承认起义的事实，它表扬了“人民军”的英勇，同时否认国家军提出的关于红军的攻势已在华沙市郊停下来的指责。8月13日的一份塔斯社公报（莫斯科电台和英国广播电台都广播了这份公报）说，在苏联最高统帅部和起义者之间从来没有建立过联系，所以华沙的事态发展，只能由伦敦的“逃亡者集团”负责。
　　（二）斯塔雷…米亚斯特科之围
　　德国人在华沙拥有完全的制空权，他们运来了重型攻城武器，除了坦克部队和步兵部队通常所有的设备，又加上炮兵掩护外，他们还使用维斯杜拉河上的炮艇、装甲列车、迫击炮和专门引起爆炸的小型“歌利亚”坦克。但尽管如此，波兰人还是保持他们高昂的斗志。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