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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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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进攻。在东方，俄国的沦陷区是在进一步遭到破坏的代价下逐步获得解放的，而俄国军队的反攻，又横越了德国的卫星国（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及其受害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奥地利），从那里一路打进了德国。
有些地区由于实行了“焦土”政策而受到更大破坏，这就是说退却部队采取种种措施将所放弃的地区破坏殆尽，尽可能地使追来的军队无法立足于此。乌克兰在红军于1941…1942年退却时，以及在德军于1944…1945年退却时，深受这种破坏的苦难。而且有些地区除了遭受过境军队恣意抢劫之外，还要受到占领军有计划的征用和掠夺，这在长期遭到德军占领的西欧国家尤为突出。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属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于1946年9月18日给理事会的一个报告，对欧洲所遭受的破坏作了深刻的调查。
战争结束时，欧洲的粮食严重缺乏。大多数国家耕种的土地面积减少，产量普遍下降。由于农业劳动者被征入伍以及被迫离乡背井，使农业丧失了劳动力，而化肥、农业机械、牵引力和种子以及农药、麻绳之类也甚感缺乏。制面包的谷物（小麦和黑麦）播种面积比战前的平均数字约少百分之二十三。1945年的严重干旱又影响了收成，每英亩的收成较平常年景约减产百分之二十五。欧洲大陆（除苏联外）制面包的谷物产量仅为三千一百万吨，而战前的平均数字是五千九百万吨。牲畜的损失也极为严重。猪的头数减少了一半多，牛与羊也损失严重，特别是东欧，动物油与植物油的生产降低了百分之四十。
小组委员会甚至在1946年夏就已估计到：
在欧洲有一亿人口的食物热量水平为一千五百卡或更少些，这将使健康大受损害，使工作能力迅速削弱或丧失。另外四千万人正依赖一千五百卡到两千卡这种仍然是危险的水平维持生活。这些人的住房、家庭设备、用具以及衣服和鞋袜等也非常缺少。
住房供应情况的恶化是由于遭受破坏和限制建筑新住房的缘故。1949年向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表明，欧洲十七个国家内，有两百七十五万六千幢住宅完全被毁，有两百九十二万三千幢住宅部分被毁（不包括受到轻微破坏的住宅），分别占这些国家1939年所拥有的六千五百万幢住宅的百分之四点二四和百分之四点五。战前每年平均兴建新住宅达八十二万四千幢。新住宅拖延未建的非常之多，而且大部分建筑材料需要用来修理部分被毁的房屋。
上述统计数字尚不包括受害最重的德国与苏联。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的估计，德国就有四十九万幢住宅被毁，另有四十一万五千幢住宅遭到严重破坏。
当战争于1945年年中停止时，欧洲整个经济所依赖的错综复杂的交通网实际上是瘫痪了。在一段时间内，除了军事运输队之外，简直没有任何国际交通运输可言。铁路、港口与桥梁曾经是破坏的主要目标。在法国，四千公里的铁轨以及一半以上的铁路编组车场和交通工具转换场都已被毁。在南斯拉夫和希腊，三分之二的铁路系统已不能使用。在捷克斯洛伐克，四分之一的隧道被堵塞。在波兰，百分之七十的桥梁和约三分之一的车站、工场与其他设施都已被毁。
在比利时、法国和波兰，只有百分之四十的蒸汽机车尚能使用。在荷兰，有一半的机车丧失了，剩下的一半已不堪使用。货车的损失相应地也是同样严重的。铁路车辆散失于全欧，所以首先得鉴别货车，使各归原主。由于缺乏备件与设备，及时的修理工作大受阻碍，尽管在这方面军事部门还能给予相当大的援助。
在攻入德国本土并迫使其投降而达到高潮的最后军事行动过程中，设置了路障，毁掉了重要的桥梁。因此公路运输到处都发生困难，在许多地区则根本无路可通。大量的公路车辆被征用或被破坏，而且整个欧洲严重缺乏汽油、润滑油和轮胎。长途民用货运与客运事实上已告停顿。
内河航运同样陷于停顿状态。空袭与破坏活动已毁坏了运河、堤坝与桥梁。当法国于1944年夏天解放时，九千六百二十四公里的内河航线只有五百零九公里可以通航。莱茵河上的船队船只损失了百分之三十五。奥得河上的船队船只则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欧洲大陆大多数地区的工业生产水平大大降低。解放初期，工业生产降到了最低点，法国、比利时、荷兰、希腊、波兰和南斯拉夫等国的工业生产下降到不及战前水平的五分之一。到1945年夏天稍有恢复，法国的指数为四十四，比利时的指数为三十三，然而困难仍然是严重的。
阻碍工业生产的主要因素是缺少煤、机器和运输工具，劳动者流落四方，体力虚弱和缺乏训练。在许多情况下也感到原材料缺乏，有时是因物资普遍缺少，如木材与皮革等；有时是因外汇困难或是运输中断。
煤的缺乏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欧洲大陆上（苏联除外）1945年7月的煤产量仅为战前的百分之四十二。煤矿业所受战争的影响总的说来并不下于工业，缺乏人力与运输工具，此外煤矿业的维修工作严重地跟不上，又缺少机器与设备来弥补战时的破坏和进行必要的更新。
英国所遭遇的困难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但困难同样是严重的。英国受战争的直接破坏也是严重的，但比法国、荷兰或德国为轻。然而由于英国把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集中于持续六年的战争方面，所以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财富已消耗殆尽，而巧妙地得到平衡的经济结构也遭到了破坏，这个经济结构不但依靠出口，而且也依靠国外投资的收入以及商业、金融和航运业的收入来平衡大量的粮食和原料进口。
根据租借法从美国获得的物资供应，对维持作战力量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贡献。然而供应这些物资的目的与效果是增加受援国的作战力量，而不是放松其利用自身资源的努力。当租借法于1941年3月通过时，美国尚处于和平时期。当时要求国会赞成向交战国提供物资援助这一方针，要防止政治上的批评是不容易的，因此，美国政府认为在号召美国纳税人提供援助之前，有必要说明英国自身的资源利用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英国的出口贸易被无情地牺牲了。从出口工业方面转移到军事任务的人力、原料与生产设备达到了最大限度。1944年，出口数量已下降到1938年水平的百分之三十一。削减某些进口是可能的，但是必不可少的粮食与原料以及军火与军事装备的进口则必须获得供应。这一差额是由美国租借法和加拿大互助协定提供的援助来弥补的。
压缩出口只不过是将生产资源普遍转移到军事任务的一个方面而已。此外，不仅通过征收重税，而且还通过直接限制民用物资的供应，来压缩消费。通过控制颁发工程许可证、管制物资与限制发行新的有价证券等等措施，使非军事的资本支出缩减到了绝无仅有的地步。不仅是设备的改进与扩充受到禁止，而且必要的维修与更新也被拖延下来，达到了灾难的程度。
英国除了由于战争破坏和由于忽视设备维修与更新而招致的贫困之外，它的国外资产也遭到严重损失。英国人持有的以上市的有价证券形式表示的外国投资，被政府征用并在美国、加拿大和其他自治领及印度出售，其数额达到十一亿一千八百万英镑。国外举债（主要贷自美国和加拿大）达到三亿零三百万英镑。英国向英镑区以及其他地区和一些国家获得物资供应，价款以英镑结付，这些国家接受的这笔英镑款项在战时条件下是无法动用的，因此给英国带来了一笔巨额的短期英镑债务，这笔英镑债务在1945年6月达到三十三亿五千五百万英镑，后来又上升到三十七亿英镑（1946年12月），而当1939年大战爆发时，英国相应的净债务（短期英镑债务）仅为四亿七千六百万英镑。事实是，英国已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了。
而且，战争的直接破坏在另一方面又严重损害了英国的无形出口收入。敌人的军事行动使它的商船总吨位损失了一半以上。一部分损失通过新造与获得的船只而得到补偿，但是当战争结束时，英国商船队的吨位不及战争开始时的四分之三。
因此，英国用来进口必不可少的粮食与原料的支付手段严重地减少了，这一缺口是通过从美国获得的租借物资弥补的。但是因为日本出乎意料地突然投降，租借法也就突然停止执行了。1945年8月21日，经杜鲁门的许可，美国通知接受租借物资的各国政府说，租借法立刻停止执行。积存的物资或者已在输送中的物资将通过会谈解决，这就是说对所有这些物资必须付款了，美国对外经济管理局长利奥·克劳利宣布说，为了支付这些物资的货款，可以从美国获得三十年为期的贷款，利率为二点三七五厘。这就是说，或者按照固定年息四点七五厘计算，或者分期等额偿还本金，一开始年息应为五点七一厘。英国经济由此而受到的打击，通过1945年12月6日英美两国缔结的贷款协定，只是部分地得到了补偿。
丘吉尔首相于1945年8月24日在下院宣布，他已接到了美国对外经济管理局长的邀请，“立即开始会谈，以本着最能增进相互间利益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为此要派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他当时在英国）偕同凯恩斯勋爵及其他人士前往华盛顿。
凯恩斯于9月12日在美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了他访美的背景。他说，英国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一直想派一个代表团到华盛顿“讨论在彼此有利的基础上结束租借协定和逆租借协定，并讨论随后的财务和其他方面的安排，从而度过正常贸易条件重新建立之前的过渡时期”。在几个月前，当时估计对日作战的时间要延续到1945年底之后，乃决定9月份为开始会谈的适宜时间。日本的突然崩溃打乱了这一时间表。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理由期望租借法在战事结束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执行，也没有理由期望租借法除了用于战事结束阶段的支出外，还可以用于其他任何支出”。
接着举行的谈判持续了将近三个月，于12月6日达成协议。规定的贷款额是四十四亿美元（其中六亿五千万美元用于支付战后剩余的租借物资）。
凯恩斯在上院发言支持这一协定（1945年12月18日），他承认本来想从美国获得一笔无偿赠款。然而根据这一协定而获得的贷款较之按一般商业条件所获得的贷款实际上远为优惠。利率是二厘。直到1951年才开始还本付息，而偿还期长达五十年，每年的偿还额仅为本金总额的百分之三点一八。任何一年，如果英国的出口能力不足以获得相当于1936…1938年期间的年平均进口额，从而使英国政府感到外汇与储备状况欠佳，需要停止付息，它就可以不付利息，不光是延期付息。
在缔结贷款协定的同时，英国同意支持美国提出的关于“提请国际贸易与就业委员会议考虑的一些建议”，其中包括罗斯福政府掌权之始就遵循的自由化政策。1933…1944年期间担任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长期以来就赞成民主党所一贯主张的低关税政策。由于民主党党内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一政策过去却经常受到刁难，因此罗斯福政府于1934年使国会通过了贸易协定法，授权总统同外国缔结贸易协定，并规定如果关税的变动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则这种协定就无须获得参议院的事后批准。又规定最惠国的待遇可以适用于不对美国实施贸易歧视的一切国家，换句话说，对任何一国的某种产品降低关税将适用于从一切不实施歧视政策的国家所进口的同类产品。英国在其自由贸易的极盛时期首创了类似的政策，它在1860年同法国缔结的科布顿条约，就包含了最惠国的条款。
但是在实施最惠国待遇这一原则时却遇到了阻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世界受到空前严重的贸易萧条的打击。世界物价暴跌使任何国家的出口贸易都无利可图。许多国家并不甘心忍受通货紧缩所引起的苦难，也不甘心让它们货币单位的汇价下跌，乃乞灵于进口限制与外汇管制。对任何产品进口实行数量限制，产生了在各个进口来源国之间分配所规定的进口额的问题，从而为在各国之间实行歧视政策，开了方便之门，而最惠国条款对此却无法加以防卫。
实行歧视政策给美国带来了严重困难。一个国家如果是出现国际收支赤字的弱国，则无须对它实行歧视政策，因为为偿付来自该国进口产品的支付手段是绰绰有余的。歧视政策总是针对享有国际收支盈余的强国，其中众目昭彰的就有1934年实行美元贬值后的美国。因此，谋求普遍放弃引起这种歧视待遇的各种措施就成为美国商业政策的最高目标。
1942年2月23日缔结的英美互助协定（租借法“总协定”）第七条就是这一政策的体现。作为补偿租借物资供应的一个方面，受惠国保证“取消国际商业中一切形式的歧视政策，并且降低关税和消除其他贸易壁垒”。
美国政府要求英国支持的、与1945年12月6日贷款协定有关的建议，就是上述第七条的进一步阐述。其中规定将成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来“促进国际商业合作”，特别要“促进国内和国际行动以扩大商品的生产、交换与消费，降低关税，消除其他贸易壁垒以及取消国际商业中一切形式的歧视待遇”。
提出的建议特别针对以下两种形式的歧视得遇：一是诸如英联邦和英国所通行的特惠关税，二是通过分配进口限额所实施的歧视。要英国政府同意放弃英帝国的特惠关税，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丘吉尔在同意互助协定第七条时，得到罗斯福的保证，即英国“在放弃帝国的特惠关税方面，就象美国在取消它的高关税方面一样，不承担义务”。
然而，1945年12月的建议的确明确地规定：“作为废除特惠关税过程中的第一步”，特惠关税不应当再扩大而在有些情况下应予以缩小或消除。这些建议使英国政府稍为明确地表示，原则上支持逐步降低特惠关税直至取消。但是英国政府所表示的同意只限于宣布：
英国政府完全同意这些建议中的一切重要之点，同意在此基础上进行国际讨论，并且在考虑到其他国家所表示的意见的情况下，愿和美国政府一道竭尽全力使这些讨论获得圆满结果。
毫无疑问，美国所关切的是英国从自治领与殖民地所获得的特惠而不是英国所给予它们的特惠。英国之所以执行这样的政策，不仅是出于帝国的感情，而且也出于想保有大大有助于恢复英国出口贸易的有利条件。
英国政府所承担的义务的性质和范围并不是非常清楚地表明出来的。不言而喻，美国政府在拟议的会谈中将走在前面，而英国人则将予以支持，即使根据英国的利益感到有理由加以反对时也不予反对。但是他们不必采取主动，也不必敦促业经阐明的原则付诸实施。“您不该杀人，但也无须爱管闲事地去帮人求生嘛。”
美国的建议要求在进出口方面“普遍废除数量限制”，但是允许有重要的例外。英国政府对未来的国际收支平衡感到担心，不愿放弃重要的限制。然而例外的范围不仅包括战后过渡时期所实行的限制，而且也包括在任何时期为了维护国际收支平衡而可能需要实行的限制。虽说在实施这些限制时应一视同仁，然而这并不能防止一国“利用不能兑换的通货去购买所需要的进口货”。
如果外国拥有一个国家的通货，而其使用只限于购买该国的产品，那么这一通货就是“不能兑换”的通货。这种通货之所以称之谓不能兑换的通货，就因为它不能兑换成其他国家的通货，不能用来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
英国的外汇管制就是利用这一办法来冻结非英镑区所持有的英镑。美国所持有的英镑可以兑换成美元，但这是一个例外；在其他情况下，居住在英镑区以外的人所蓄积的英镑，只能用于购买英镑区的产品。同英镑区往来而发生国际收支顺差的所有国家因此往往要从英镑区进口产品。由此而造成了对于从别的国家进口产品的歧视待遇，而这正是美国的政策所要防止的。
在1945年12月6日的英美贷款协定中加进了第八条（ii）和第十条（ii），规定在协定生效后一年内，英国将放弃下述措施：凡是可用于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下收支的英镑余额应能“自由动用，用于任何通货区的经常性交易，不得有所歧视”。这一点不适用于由于英国的战时开支而累积起来的英镑余额，但是贷款协定认为英国已准备作出安排以便早日解决这些英镑余额问题。
在缔结贷款协定的同时，英国政府答应遵守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协议，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由于要遵守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又再次涉及货币兑换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条款禁止“对经常性国际交易的支付和资金转移加以限制”，但是因为已对“战后过渡时期”作出了有利的例外安排，所以这一条款并未添加额外的限制。凡申请加入基金组织的国家，必须为它的货币单位确定一个黄金平价，从而定出该国货币对美元和其他货币单位的汇率，并且只有在该国国际收支出现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才能变动这一平价。平价的变动连同以前的变动在内（不管是提高或是降低），如果超过原先平价的百分之十，则必须征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
要英国政府承担的各种义务，其整个作用就在于限制英国不得自由采取任何旨在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的措施。特别是，虽然这些义务并不妨碍英国维持对进口的限制和对资本转移的管制，但是英国在采取这些措施时，不能歧视对那些国家（即英国对其货币有特殊需求的国家），特别是对美国的支付行为。
这并不是英国独有的问题。整个欧洲都极为贫困。只有西半球尤其是美国的生产能力尚未受破坏，因而能够对欧洲的需求提供有效的帮助。租借业务结束时曾提供了一些应急的物资，此外还有美军留下的剩余物资等等。法国获得七亿二千万美元的贷款（进出口银行的贷款除外），以购买上述物资；苏联获得三亿六千万美元贷款以支付租借法的剩余物资；其他国家所获贷款较少；荷兰从进出口银行获得三亿美元贷款，荷属东印度群岛获得一亿美元贷款，比利时获得一亿美元贷款。
加拿大虽然从一开始就参战，但它度过了战争时期，还有多余的生产能力，并对战后欧洲的迫切需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它除了对英国提供十二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外，还对法国贷款二亿四千万美元，对荷属东印度群岛贷款一亿四千万美元，对比利时贷款一亿美元。
这些贫困国家的需求具体表现为国标收支逆差。国内不能供应的物资，它们就取之于国外，由此带来了因入超而造成的日益沉重的外债负担。但需求本身并不就能自行取得物资供应。要使需求兑现，就必然涉及到购买力问题。
一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不一定是该国需求的真正尺度；它也许倒是不节制的货币政策的症候。战争留下了一笔无法避免的通货膨胀遗产。由于经受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得到了教训，财政部长们和货币主管当局警觉到了这一危险。岁入和真正从储蓄得来的贷款不可能完全弥补战事的开支，其缺额只能由银行增发的货币来填补。政府则通过物价管制来尽力抑制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趋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作的努力相比，这一权宜之计获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在战争条件下，有可能对民间消费和使用的物资供应加以限制，而战争本身确也需要这种限制。如果不管制物价，那么限制物资供应将会加剧通货膨胀性的物价上涨，但是，由于对物资供应和物价都进行了管制，那么货币的支出自然受到了限制，因为缺乏用货币去购买的东西。多余的货币必然无法花费。
欧洲只有匈牙利和希腊两个国家的货币遭到彻底的崩溃。其他国家则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的祸害。比利时解放后于1944年10月立即设法对付这一威胁，它采用了强制性的贷款办法去消除一大部分通货和银行存款。荷兰、挪威和捷克斯洛伐克于1945年采取了同样的手段来消除各自的多余货币。
英国和美国在战时都实行了物价管制，战后也继续管制。但是美国于1946年6月要延长物价管制法时遭到了反对，所以管制大为放松，到那年年底实际上已取消了管制。
结果是：爆发通货膨胀的潜在力量被释放出来了，物价跟着上涨并持续了两年以上。由于英镑同美元保持固定不变的汇率（一英镑换四点零三美元），美国的物价上涨便扩散到英国，英国尽管实行物价管制，仍然感到了通货膨胀的趋势，随着物价的上涨，美国给英国的贷款所能购买到的物资也就减少了。这笔贷款直到1946年7月才由国会批准，而那时美国物价的上涨已经影响到英国的进口货价格。到1946年底，当英国仅动用了这笔贷款中的六亿美元时，美元的购买力已较一年前缔结贷款协定时下降了百分之二十，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因此，原来认为这笔贷款是够用的，而实际上则不够用了。
美元为所有各国提供了一个规定汇率的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会员国的外汇平价应以黄金或美元来表示。以美元作为外汇平价的基础不过是认可那个行之已久的惯例，而黄金只不过是按照美国一盎司黄金值三十五美元的价格成为美元的等价物而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46年12月16日首批公布的外汇平价表就是以美元为基础规定汇率的，而其中大多数平价在战争时期就已实行了。
任何国家如果必须作出努力以维持其货币的外汇率，那么美元购买力的下降就减轻了这项任务的艰巨性，该国可以容许有一点通货膨胀，而不至于危及它的外汇平价。
法国和意大利在军事占领之下，不得不忍受通货膨胀的后果，两国都感到无法采用物价管制的办法来抑制通货膨胀的趋势。法国不能维持在解放时所采用的五十法郎兑换一美元的汇率，于是在1945年12月把汇率改为一百十九点一个法郎兑换一美元。这就是它通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外汇率，但是到了1948年1月又得再次把法郎贬值。意大利象法国一样，不得不放弃战时的汇率。1946年1月，官价汇率已从一美元兑换一百里拉提高到兑换二百二十五里拉，但即使这一汇率也不能维持下去。在意大利，对于不同的交易规定了几种不同的汇率，意大利并未能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规定的条件。
在欧洲以外，战争也同样造成了破坏性的经济后果，但是不同的国家所遭受的损害是不同的。中东所遭受的直接破坏比较小。埃及遭受过入侵，但是几乎整个北非的战事是在沙漠地带进行的。埃及同其他中东国家乃成为物资供应的重要来源。在埃及基地上的英军和盟军开支庞大，因此埃及、巴勒斯坦以及其他毗邻国家积累了英镑余额。在战时条件下，这些国家的进口被限制到最低限度。这笔货币不能用来购买商品，它的持有者也不愿将货币冻结在证券上。结果积累了大笔货币，等待花费，而且相应推迟了这种花费。这笔货币的一部分分别以各有关国家本国的通货形式掌握在私人手中，货币主管当局（埃及国家银行、巴勒斯坦通货管理局等等）拥有的英镑是这些通货的后盾，另一部分则以英镑的形式掌握在相当多的商人手中。
因此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强大的，有关国家企图以物价管制的办法来加以控制，然而所取得的成就却比英国小。由于它们拥有英镑作为多余通货的后盾，这样就把通货膨胀的压力又转嫁到英国，加剧了英国通货膨胀的趋势。
印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印度从1942年到战争结束一直都存在被入侵的危险，防务支出沉重。但是印度也是中东和东南亚地区英军和英联邦军物资供应的重要来源，所以它积累的英镑余额达十亿英镑以上。
远东是几个主要战场所在地。中国自1931年以来就同日本发生冲突，而从1937年起同日本激烈作战。整个东南亚或被日本占领，或者至少也是在它的控制之下。那里遭到了同欧洲一样的破坏和经济情况恶化的悲剧。
除中国外，联总所给予亚洲的援助是微乎其微的。各个殖民地由它们的宗主国负起责任，可是这些宗主国所能分让出来的只不过是它们业已枯竭而负荷过重的资源中的很小部分。由于中国重新爆发内战以及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缅甸和马来亚各国出现的国内混乱，恢复工作的进程不久就受到阻滞。
然而那些按照原始方式组织起来的农民社会，其恢复能力是颇为显著的。农业由于能够自给自足，一向不依赖机械化设备，所以能够依靠自身的努力，采用惯常的简单的生产方法来进行恢复。
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锡矿开采已经减少到很低的水平，但是锡是非常重要的产品，可以吸引资金来重建已被破坏了的工厂。另一方面，日本的制造工业不仅遭受到破坏，布局被打乱以及原料缺乏，而且失去了市场，所以1946年的产量只有战前的五分之一，而在随后的岁月里进展也极缓慢。
第二章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引言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创建的组织之一。这个组织一开始就打算成为临时性的，而且在那些非永久性的组织中，它也是比较短暂的一个。可是联总在这类组织中很突出，因为它虽是临时性的却并不短命。创建这个组织的思想本身就是历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联总成功地把这一思想变为行动，也是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联总业务结束后五年多的1954年，我们可以相当有信心地预言，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临时性组织，今后还会三番五次地被人们提到。而联总在其短暂的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所取得的经验，使未来的政治家在遇到类似任务时，将仍然会对它发生实际的兴趣。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内，联总经历了酝酿、诞生、活动与解散的过程，当时地球表面上凡有人居住和可以通行的地方，已由于近代西方技术的惊人发展而联结成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人类在技术方面实现世界规模的联合，这一成就，已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其结束以前终于确实达到了全世界范围的事实所证明。可是这个令人伤感的事实，也证明这样一个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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