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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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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欧和东欧权力真空引起的问题
在1870年和1871年意大利和德意志相继取得政治上的统一之后，紧接着有六、七年时间，欧洲的政治地图显得比罗马帝国崩溃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简单。在那几年里，五大强国和一个没落了的大国（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占了欧洲的绝大部分，一些小国则嵌在这六个大国之间的缝隙里，特别是欧洲的中部和东部，在那个短短的时期里，其政治格局是最为简单的了。那时。除门的内哥罗和希腊是这一广大地区仅有的其他两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外，整个中欧和东欧都是四大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直接统治的领土或拥有宗主权的藩属。然而，那时欧洲地图上表面标明的颜色却给人以错误的印象。例如，奥斯曼帝国事实上早在1768…1774年俄土大战一结束就已开始瓦解了，而到了1798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这一瓦解所达到的严重程度，已使西方各大国面临了一个“东方问题”。1875…1878年间，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东南部埃迪尔内以西和以北一带国土的瓦解过程又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个帝国迟早必将彻底解体，至此已经成为定局。东色雷斯以外的“欧洲土耳其”终于在1912…1913年间迎来了自己的末日；而到了1918年，整个哈布斯堡帝国，连同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一大部分。也都已走上了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土（一小块残余领土除外）所走的道路。
1875…1878年和1912…1918年的两次欧洲政治大动荡，使欧洲的政治地图在两个方面大为改观。经过这两次大动荡，中欧和东欧原来简单的政治地图大大复杂化了，相形之下西欧的政治地图现在反而显得比较简单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政治地图上，西欧那些建立已久的较小国家——瑞士、三个低地国家、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两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反而少于中欧和东欧几个被肢解、被割裂的帝国领土上迅速崛起的那一大批新兴国家了。这些新兴的国家现占据着这样一大片领土：南起希腊，北迄芬兰，西自南斯拉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东至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
两次大战之间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处境之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这四个国家都象楔子似地硬挤在德国和俄国这两个伤而未残的大国之间，但事实上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内中欧和东欧的所有新兴国家都处于同样的困境。人们虽不明言，却都公认，这些国家“尚不足以自立于今日世界的艰难紧张环境之中”；可是，同奥斯曼帝国废墟上新建起来的阿拉伯国家不一样（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条文中，在讲到这些阿拉伯国家时，就直言不讳地写下了上面那句话），欧洲的新兴国家并没有被置于大国的委任统治之下，国际联盟盟约中给予所有会员国的一般保证，就是这些国家赖以生存的全部倚靠了。不过有关各方同时也都承认，如果真要让这些新兴国家生存下去的话，除国际联盟提供的安全措施外，这些国家总还需要有某种形式的更实质性的保障。大家还承认，仅仅在新兴国家之间相互订立——些防御性条约（如参加“小协约国”和“巴尔干协约国”的各国很快就做到的那样），还是不够的。欧洲各新兴国家总的力量本来就不强，又何况这些国家也象其周围的各个大国一样，是分做前战胜国和前战败国两类的，换句话说，是分做“富国”和“穷国”两类的；而仅仅缔结一些区域性的同盟，既不能向“穷国”保证物归原主，也不能向“富国”保证其领土完整。在这种不顺遂的情况下，这两类新兴国家都不得不向周围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大国寻求庇护，或拜倒在其霸权之下，它们意识到，如果要保卫自己，或是要伸雪旧恨，只有这样做才是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于是，“富国”一类的新兴国家便成为法国的卫星国，而“穷国”一类则成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卫星国。
中欧和东欧那片象嵌花图案般地由一群新兴弱国分占着的广大地区，事实上是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这一真空最后将怎样来填补，却是两次大战间欧洲强权政治的基本问题。法国的力量——至少，在法国军队还据有着莱茵河桥头堡的情况下——是否强大得也足以保住这一布满新兴国家的地带，作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呢？还是，德国和意人利将能在这里取法国而代之呢？还是，苏联终将成为中欧和东欧四个十九世纪帝国的遗产承受人呢？
这宗未卜属谁的彩物，是非同小可的。因为，虽然这些新兴同家不论总的说来还是各个说来都是弱的，但各国的领土、物质资源和人力合在一起，如果被有效地掌握在外来的某一个大国的手里，则获得这笔资产的那个大国就会超过侪辈，取得可能是决定性的优势。在两次大战间的那段时期中，英国同美国一样，都真心诚意地而且明显地力求不介入中欧和东欧的纠纷。法国和意大利则都不足成为争夺中欧和东欧的敌手，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力量掌管好这笔资产；而且，法国也同英国美国一样有个不利条件，即在地理位置上同新兴国家地带没有直接通路，中间被罗马…柏林轴心隔断了。当时，在地理位置上，在本身力量上，有可能把这一批新兴国家一起并入自己的国家而使自己变得愈益强大的，唯有德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当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心目中所想望的，无疑就是要通过这一场武力的赌博，第一步征服中欧和东欧各新兴国家，第二步进而征服全世界；而后来当他沿着这条道路达到其胜利的顶峰，使第三帝国不仅成了整个新兴国家地带的主人，而且也成了东至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的苏联西部广大领土的主人，成了比利牛斯山脉以北除瑞士和瑞典外的整个西欧大陆的主人时，他那征服世界的目标确是已经在望了。
“希特勒的欧洲”的解体，早在1942年秋天就开始了，此后则逐渐加速，这就又一次在欧洲产生了一个权力真空，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1875…1878年事态发展所造成的真空，甚至比1912…1918年事态发展所造成的真空还大得多。这一次的真空遍及于整个欧洲大陆，因为，虽然瑞士、瑞典和两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在第二次大战中也象在第一次大战中一样，始终没有遭到侵犯，但如果三大战胜国真要一致决定剥夺其独立主权的话，这些国家是谁都维护不了自己的独立的。当时的形势很明白，这个新的欧洲权力，真空是要由苏联、英国和美国三大国来共同填补的了，但是如何填补，则还是个有待回答的问题。一直到后来，三大国就怎样占领战败的德国和重建的奥地利的问题作出回答时，就自然而然地也对上面那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含蓄的、甚至可能是出于无心而作出的答案。
占领德国和奥地利，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可以各用一支在盟国联合指挥下由盟国共同组成的驻防部队占领全境；也可以把德国和奥地利各自划分成几个区，分别由一个盟国单独占领一个区。两种方案都被考虑过，但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案，因为当事者认为（无疑是很有道理的）由几个盟国联合占领德国或奥地利都是不好办的。作为解决这样一个局部问题的方案来说，把德、奥划分为几个占领区的决定也许是深谋远虑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各大盟国为德、奥这样一个局部问题选定了这项解决方案，实际上同时也就决定了由“希特勒的欧洲”脱胎未久的这个巨大权力真空地带的其余大部分地区的命运。假使战胜国通力合作共同占领德、奥的办法当时果真可行的话，这本来很可能就是走向建立一个全欧政府，也许还是最终走向建立一个全球政府的第一步。反之，当时决定把德、奥划为几个各自为政的占领区，这也就意味着作出了一个决定：凡介乎德、奥两国苏联占领区和苏联西部边界之间的一切欧洲国家应属于俄国势力范围，凡位于德、奥两国美、英占领区以西的一切欧洲国家则应属于美…英势力范围。这样一来，欧洲一些国家战后的结盟关系也就此定局——德、奥两国的苏联占领区与西方国家占领区之间的边界，成了贯穿德，奥心脏地带的一条军事分界线，在该线俄国一侧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好，英美一侧的丹麦、挪威、低地国家和法国也好，它们归入哪一个阵营，都就此定局了。而且，欧洲国家的这一重新组合，是和当时军事力量的现实情况相一致的；因为，在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军事力量已被消灭的这个地方，德、奥境内苏联占领区和英美占领区之间的商定的分界线，大致也就是俄国的势力同来自北美的、经英伦三岛这个中继站而到达欧洲大陆的势力处于均势时的交界线。
就这样，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军事分割占领也决定了欧洲很多其他地区的命运，可是意大利和东南欧的问题却并未因此而得到解决；因为，在欧洲的这一地区，俄国势力和美英势力之间的平衡线并不是穿过奥地利和德国的。这里的界线位置，除非能象划分奥地利和德国一样事先谈妥，否则就得试着去找，也即是说，对崩溃中的希特勒帝国的这一部分领土，双方就得去竞相占领。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在莫斯科曾就这一地区的问题争取达成协议，他在半页纸片上写了如下的建议，作为英苏之间的一项谅解：在希腊，英国同美国一起应拥有百分之九十的决定权，苏联则拥有百分之十；而在罗马尼亚，双方势力的比重则应颠倒过来（就是说，那里百分之九十的决定权应归苏联）。丘吉尔在计划中还提出：在保加利亚，苏联应占决定权的百分之七十五，而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双方应各占一半。丘吉尔把写有这些决定人们命运的数字的半页纸片推到桌子对面，斯大林在上面用蓝铅笔勾了一下，又递了回来。
诚如丘吉尔随即就向斯大林指出的那样，作成这笔非正式外交交易的方法和速度都可能给人以一种玩世不恭、不够郑重的印象。可是，这两位政治家在1944年秋天这样谈妥的百分比，如果从全盘来看而不是就各个项目分别来看，那确乎是颇有先见之明的。后来在“希特勒的欧洲”的这一部分彻底瓦解之后进行的最后重组，证明当时预计的准确程度相当惊人。最终的结果是：苏联在罗马尼亚操有决定权的百分之百，美国则接替英国在希腊掌握了百分之百；虽然苏联在匈牙利的势力也达到了百分之百，而不是只有百分之五十，但这里的所得却被1948年的损失抵销了，那年苏联在南斯拉夫，连丘吉尔划给它的百分之五十也一并丢掉了。只有在保加利亚，最后的结局明显地不同于丘吉尔的预计，因为在那里，西方国家连丘吉尔当初要求的百分之二十五也没有到手。不过，苏联在保加利亚取得百分之百决定权的这一好处还抵不上由于土耳其加入西方国家阵营而带来的损失。先是，苏联曾威胁土耳其，要它同意对外高加索的苏土边界作一番调整，并把黑海海峡一带的土耳其领土和领海上的几个基地租借给苏联，但是结果都没有如愿以偿。因此到最后，苏联势力范围和西方势力范围之间的界线便起自波罗的海南岸，贯穿了整个欧洲大陆，达于黑海西岸。罗马尼亚连同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都划在这条界线的苏联一边，而希腊连同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则归在西方一边——南斯拉夫人经过了短时期的亲身体验，尝够了俄国霸权的现实滋味，终于把先前自愿同苏联建立起来的友好结盟关系割断了。
五、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的破裂
由此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重组，就是把德国武力征服下的欧洲统一局面，变为分成两大势力范围的局面；这种分割是由于各大战胜国未能保持欧洲大陆统一的结果，而这种统一恰恰曾经是被它们打败了的对手的唯一的然而却是非凡的建设性成就。希特勒用强力造成的欧洲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统一，是针对欧洲最迫切的需要而提出的一个切实可行的答案；诚然，希特勒解决欧洲问题的方式方法是蛮横的，是通过侵略行动来实现，采用野蛮手段来推行，而且是以此来为德国民族的自私目的服务的，这一切都使欧洲那些不情愿的受益者们感到深恶痛绝，但是，欧洲为了摆脱德国的残暴统治，竟不得不把这种残暴统治带给欧洲的仅有的一大好处抛弃掉，以作为一部分代价，这是欧洲很大的不幸。如果再考虑到，在“希特勒的欧洲”分成两大势力范围之后，处于分界线俄国一侧的那许多欧洲国家与过去唯一的不同只是德国的残暴统治换成了俄国的残暴统治（除芬兰外都是这样），这就越发使人感到不幸了。但最不幸的还是：德国的对手胜利后造成的欧洲结盟新貌，使希特勒的受害者们和反对者们赖以熬过整个战争的那些希望都落了空。欧洲分为两大阵营、各由一个非欧洲的超级大国充当盟主的这一新秩序，不仅没有给这个备受破坏、困顿不堪的大陆带来它所渴望的那种政治稳定的局面和免于恐惧的生活，反而带来了又一个回合的政治对抗和紧张相持，大有爆发成为一场以欧洲为战场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势。
欧洲战后分成俄国势力范围和英美势力范围，这个局面本来已很不幸，而不久前曾经结成同盟对共同敌人作战的两个大国集团的一场争吵，又进一步使事态变得如此严重，这是什么缘故呢？当然，根据那套强权政治经来看，大家知道，若是仅仅为了要打赢一场战争而缔结同盟，则胜利到手，同盟往往也就分崩离析。大家也都知道，取得的胜利愈彻底，同盟的拆伙大概也愈快。这个道理似乎很可以说明，1945年合力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的这些大国为什么到了1946年就会闹翻；因为当初的实际情况很明显，苏联和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联合，只是由于双方都面临着即将被德国人毁灭的共同危险；同样也很明显，在1945年欧洲胜利之日，第三帝国军事力量之耗竭，尤甚于1918年第一次大战停战时的第二帝国或1806年耶拿之战败北后的普鲁士。然而，对1945年的战胜国来说，历史上的这两个先例却也是两个触目惊心的前车之鉴，就是说，对德胜利不管看来多么彻底，往往难免与时俱逝。那末，这些连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历史事实的教训，为什么未能在1945年欧洲胜利日之后保住最近这一次反德同盟而不使散伙呢？
也许，美国人之所以对美俄保持友好关系的必要性估计不足，是由于他们对始终存在着的德国军国主义威胁没有充分觉察的缘故；因为美国人也许从来也没有意识到，在1940年法国沦陷之后，美国一度也同英国一样有被德国武力征服的危险，那时英国要是垮了的话，美国可能也会感到自己是支持不住的。可是，俄国人的头脑就不至于这样不开窍，1946年苏联之不惜同美国和英国闹翻，是不能用这一条来解释的；因为，俄国人在一生中已经两次目睹自己的祖国横遭德国军队的蹂躏破坏，这种一而再的可怕经历必然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打上了畏惧德国的烙印。那末，为了什么缘故，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打赢，苏联就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日益挫伤它西方盟国的善意呢？为什么在那些靠俄国武力而摆脱德国占领或支配的东欧国家的战后重组问题上，苏联要这样咄咄逼人，不许西方盟国有一点点实际的发言权呢？为什么1946年4月29日莫洛托夫要拒绝贝尔纳斯提出的一项为期二十五年、到期还可展期的四大国条约的草案呢（该条约草案规定，德国应完全解除武装，应采取检查措施防止其秘密重新武装；万一条约遭到今后哪一届德国政府的破坏，四大国应立即进行军事干预）？为什么在同年苏联政府宁愿放弃美国建议提供的一笔贷款，而不肯接受美国的建议所附带的经济条件呢？为什么在1947年苏联自己既拒绝马歇尔援助，又不准它的东欧卫星国接受这项援助呢？
推测起来，俄国人是不相信美国或任何其他西方国家嘴上所讲的友谊和建议提供的合作和援助是出于真心的。相信了这一点的话，就同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统信念冲突了；而且，尽管克里姆林宫里的决策者们可能也同近代早期的罗马红衣主教一样根本没抱多大虚幻的信念，但是他们象十六世纪的红衣主教一样，也难免要受到他们自己那个世界里当时流行的信仰的影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总是受了自己官方信条的约束的；而共产主义的信条则要求其信徒相信所有“资本家”一律都是凶恶成性的野兽。可是，克里姆林官的主人即使再做些表面姿态，继续把色迷迷的美国“资本家”搂在怀里，这对他们又有什么损失呢？他们肯定决不会由于缔结了拟议中的那个针对德国的相互提供保证的条约而给自己招来什么危险；订了条约以后他们完全可以一面假意敷衍，一面把美国的财政经济援助收受下来，用这笔意外之财加强自己的实力，静待将来某一天，等到坦然不疑的美国老百姓再一次迫使华盛顿政府撒手不管欧洲那些历来使人受到损害的纠葛之后，再动手也不迟。为什么苏联政府偏要这样直率地在美国人面前公开表示出对美国的敌意呢？要是俄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存心要引起美国人对苏联的警惕，是要促使他们奋起反对俄国的图谋，那末，俄国人要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妙的办法，倒是无过于此了。但是谁也不相信他们的目的真是如此。
当然，由西方来解释俄国的政策，至多只是作些猜测，看来最说得通的一种猜测就是：苏联政府在采取行动、挑起同美国的争吵时，并非不知道后果的严重，不过他们认为，两害相权，同美国保持友谊要付出的代价更大，因而就准备承受这一较轻的祸害。俄国要同美国保持友好的话，代价是必须放弃它在东欧和中欧的目标；苏联政府权衡之下一定是认为，为苏联的安全着想，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这些目标所能获得的好处，肯定要胜过对美关系上化友为敌所会造成的损害。
俄国人一生中已经两次眼见配备常规武器的敌人地面部队从西面由陆路侵入自己的祖国，因此对安全问题一定已变得非常敏感；而在1944…1946年这一决定俄美关系前途的关键时刻，他们一定还是在用原子武器出现以前的战争条件考虑着他们国家的安全问题。在这种战争条件下，苏联防止另一次来自西路的入侵的最可靠的保障，看来恐怕并不在于同德国以西的一些岛国订立同盟，因为，这班岛民至多也只会象上次大战中那样，迟迟才来开辟第二战场救援俄国，弄得不好的话，他们下一次说不定还会同他们的德国资本家伙伴勾结起来，一起对俄作战。苏联最可靠的保障看来恐怕是，在德国东侧也即苏联自己一边取得一条宽阔的缓冲地带，永远置于红军的军事控制之下，而且，在俄国人看来（就西方观察家所能推测的而言），有两个非军事性的条件如得不到满足，这一军事控制还是不保险的。一个条件是，红军通向后方的交通线沿线各国，也就是从德国境内的红军前沿阵地到苏联西部边界以内的红军基地之间的那些国家，都必须在经济上不受西方的任何干预，不论这种干预表现为私人工商企业，或表现为多瑙河内河航行权之类的条约权利，都要一律清除干净。第二个条件是，这些国家掌权的政府必须是顺从苏联政府的意志的，而且其顺从的程度必须是苏联政府能够信得过的。后来的事实表明，苏联政府简直不惜牺牲西方的一切友谊，决心使用一切手段，正当的也好，不正当的也好，务必要在俄国势力范围内的所有欧洲国家中把听话的政府都搞上台去，并使它们长此保住政权。在苏联政策制订者的心目中，这一首要目标凌驾于其他考虑之上，这正仿佛是一块礁石，一等到德国那股征服的浪潮退落下去，露出了礁石时，战时的大联盟就触礁破裂了；因为，在中欧和东欧大部分有关的国家中，唯一能够指望听命于莫斯科的，只有实权操在该国共产党人手里的那种政府；但是，在大部分这样的国家中，如果真是让人民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自由表达其真实意愿的话，要由选民以多数票自愿选出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政府是永远办不到的。
当红军在东欧和中欧节节推进，把德国人从一个又一个国家中驱逐出去，因而产生了现在该怎样重新组织这些国家的政府的问题时，俄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发现他们是能够找到一个双方都同意的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新成立的政府必须既是“民主的”，又是对苏联友好的；可是，由于双方都把“民主”政府理解为自己那一种色彩的政府，而现时俄国的政权性质和西方国家又大相径庭，因此双方的协议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已。要使双方真正能够就双方同意的原则中那两项条件的基本实质取得一致意见，那就必须使俄国人相信，在现已处于他们控制下的国家中，他们尽可以容忍西方观念中的那种“民主”政府（即由自由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议会，以议会中的多数为基础组织政府）而又不致危及苏联的安全。然而有这样体制的政府而真能见容于俄国人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芬兰。
乍想起来也许会觉得奇怪，在这许多国家中俄国人偏偏挑中了芬兰予以优容宽待，甚至还颇加尊重；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各个卫星国中，早已证明芬兰是俄国人最危险的敌人，而且，尽管第三帝国业已崩溃，芬苏边界也已移至维堡以西的新线，可是芬兰那无法更改的地理位置仍然使它紧贴在列宁格勒的旁边，近得令人不安。那末为什么苏联唯独要对芬兰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呢？要是它在别处，特别是在波兰也实行这种政策的话，它同西方盟国的友谊本来是可以保持下去的。俄国人的对芬政策可能决定于这样两个考虑，第一，在这一地区他们能够使自己的国家在军事上处于极为安全的地位，而且事实上确也做到了这一点，因而再在政治上采取进一步的保险措施就显得多余了；第二，他们深信，芬兰人已经有过教训，知道芬兰若要生存，决不可再刺激苏联来把芬兰从地图上抹掉，这个教训必将成为芬兰人指导今后行动的方针。
芬兰投降之后，由于芬苏边界的后移，由于芬兰把它南海岸上赫尔辛基以西的波卡拉半岛的一个基地租让给了苏联，由于苏联取得了从芬兰湾南岸起直到加里宁格勒（哥尼斯堡）并包括加里宁格勒在内的波罗的海东岸各地，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波罗的海的制海权和制空权都已从德国移到了苏联手里，因此，苏联政府十分放心：今后与苏联为敌的西方任何侵略者想要象德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利用芬兰作为进攻列宁格勒的“跳板”，在战略上是再也办不到的了。再者，从俄国人的角度来看，波罗的海对岸的瑞典保持中立，不但是增加了一重安全保障，而且也是苏联对芬兰较为宽大的一个特殊的理由，因为，要是苏联把国际棋盘上的这个小卒吃掉的话，瑞典看到俄国人这一步棋威胁太大，可能会因此而投入西方盟国的阵营寻求保护，对此俄国人是不能不有所顾虑的。
而芬兰人呢，他们对俄国的反感并没有消释——这种反感还是在1890年前后到1918年之间由于一再要使芬兰俄罗斯化而种下了根子的，1939年以后又由于两次俄芬战争而进一步加深了。但芬兰人已经认识到，他们在军事上完全处于苏联手掌之中，现在是这样，今后还将是这样，因此他们如果还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的话，今后必须小心谨慎，避免做出任何会引起俄国人疑心的事情，也只有在这个前提条件下，俄国人才愿意让他们保留这份独特的权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世界其他部分被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时，苏联在斯堪的纳维亚这一段交界地区的表现是很不错的，不但对它过去的敌国芬兰是如此，对它的盟国挪威和丹麦也是如此。对于这两个盟国它都扮演了西方那种含意的所谓“解放者”的角色，红军赶走了挪威极北地区和丹麦波恩霍尔姆岛上的德国驻军之后，都及时撤出。因此在斯堪的纳维亚，那不可避免的重组过程终于获得了一个使有关各方都比较满意的结局。不幸的是，在另外那一段大得多的交界地区，即从波罗的海南岸直到黑海西岸和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欧洲半岛整个颈部地带，情况就没有这样良好。在那里，苏联要取得军事上的安全保障比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困难，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处境也不是那么有利。不错，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跟芬兰人不同，他们对旧敌哈布斯堡王朝的传统仇恨，遗下了一股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感情，把他们同俄国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塞尔维亚当权的那一派，今天有双重的理由同苏联关系格外密切，一是他们都信奉共产主义，二是南斯拉夫需要俄国人支持他们对的里雅斯特的领土要求。但是另一方面，波兰人、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其敌视俄国则都不亚于芬兰人，而且对俄国人来说他们也肯定要比芬兰人难弄。这三个民族都明显地缺乏现实主义的常识，而芬兰人则正是凭着这种现实主义的常识，才奇迹般地赢得了俄国人的信任。罗马尼亚人可能性格柔顺些，但是马扎尔人的倔强，波兰人的既死硬又不现实，则都是出了名的。
“希特勒的欧洲”解体以后，俄国人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便面临着一个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难题，其不易应付，同英国人在希腊碰到的问题不相上下。不过，英国人在希腊终于搞得比俄国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的任何一国（芬兰除外）都成功。由于希腊各个派别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而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又决心要用暴力革命来夺取政权，这就促使英国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的市内和周围一带对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采取了军事行动；丘吉尔也从不讳言，为了挫败共产党在希腊搞突然袭击的企图，只要有此必要，他就打算在希腊动用英国的军事力量。但英国人在希腊一旦在战场上击败了希腊共产党人之后，也就达到了迫使其就范的目的；随后，他们又充分利用了共产党人的过火行为在希腊所引起的反感。在这样一种改变了的气氛下，英国运用外交手腕，使希腊举行了一次大选；以希腊当时激烈而又充满报复情绪的政治空气而言，那次大选的投票情况也许可以说已是最近乎自由的了，大选结果，反共分子赢得了多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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