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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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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34 年间平均每年生产生丝七十一万八千包，在同时期内出口五十一万六千包，据此，1946 年拟订的生产指标只有十四万包，被认为是保守的估计。第一批生丝在3 月份启运出口，但是仓库存货开始积压起来。那些制订贸易计划的人没有考虑到尼龙工业对丝绸市场发生的影响。结果，由于对日本过去的一种主要出口商品的需求减少了，日本的对外贸易很快就出现了逆差。
除了关心对日本粮食进口的限制以外，远东委员会同时也对日本的外贸问题直接表示关切。波茨但公告规定，最终将允许日本参加世界贸易：据此，美国向远东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盟国贸易局，由参加远东委员会的各国派代表组成。该局的职能是就处理日本出口物资问题和作出妥善安排以便就进出口的问题同美国政府进行磋商并向它提出建议。关于政策问题，所有的建议都要得到远东委员会的同意。1946 年10 月10 比远东委员会批准了盟国贸易局的职权范围。此后不久，盟国贸易局举行了会议，主要研究了日本纺织品出口的分配问题，生丝的市场问题，以及与重新开放日本的对外贸易有关的一般问题。第二年，远东委员会批准了专门同外贸有关的三个政策决议。1947 年2 月，委员会要求增加出口物资的生产，以应付世界范围的物资短缺，尤其是那些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地区的物资短缺。日本国内的纺织品消费也受到限制，每人每年不超过二点五磅。
为了指导盟国贸易局，并为了减少在进口物资的来源地或出口物资的目的地方面可能存在的歧视，委员会规定了外贸计划的目标。它建议，决定进口物资来源地的两个主要因素应是生产该项物资的成本最低以及对该项物资的需要最小的国家。出口物资应运到能充分使用所购物资的国家，运到使日本能够以出口物资的收入来购买其所需要的进口物资的国家，运到拥有购买力很强的货币的国家。最后，在1947 年7 月24 日，远东委员会批准了在政府之间进行贸易的基础上指导日本贸易的一些政策，其有效期直到今后允许私人和私营企业进行贸易时为止。出口和进口的政策基本上与前经批准的一样。盟军最高统帅部也被授权在日本使用黄金和贵重金属作为获取外国贷款来恢复日本的和平经济的信贷基础。此后不久，远东委员会根据战前的商业活动情况，确定了参加商业活动的各国的定额；到1948 年11 月，政府间的贸易己为私人贸易所代替了。然而，在这整个时期中，外贸商人经常对加在他们身上的限制提出异议，经常要求重新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这种关系（他们认为）会大大刺激日本的对外贸易。
考虑到上述种种限制，在开头两年中对外贸易的实际数量比较小，就不足为奇了。在占领的头十五个月中，进口的总数反映出麦克阿瑟着眼于粮食和肥料的需要，以防止不应有的疾病和骚动。粮食进口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油和肥料占百分之九。生丝是主要的出口物资，占388 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战前的重要出口物资棉纱和布匹只占百分之一点三。 出口物资与进口物资的价值，分别是1936 年的出口与进口物资价值的百分之六和百分之十九。投降后外贸方面接着出现的两个不幸的特征是：进口大大超过出口；贸易集中在日本与美国之间。出口物资的百分之九十六运往美国，进口物资的百分之六十九来自美国。这种情况同日本在1930—1934 年间的贸易布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时，日本的进口物资只有百分之二十四来自美国，而向美国出口的物资只占出口量的百分之二十三。因此，日本现在（1945—1946 年）
面临着严重的美元短缺。从下表可以看出，同样的倾向在第二年仍继续存在。
在1947 年，出口物资总计为一亿七千四百万美元，等于1930—1934 年间出口物资的十分之一。进口物资上升到五亿二千六百万美元，等于1930—1934年间进口物资的四分之一。虽然贸易的总的情况比前一年有所改善，但出口与进口间的差额却增加到三亿五千二百万美元。缺少美元信贷的情况，随着对美国依赖的略微减少而有所缓和。但是这个有利情况，由于扩大了同亚洲的没有美元信贷的国家的贸易而抵销了。1947 年，从美国进口的物资达进口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二，而向美国出口的物资只占总出口量的百分之十二。要使日本的战后外贸对改善日本的整个经济地位作出显著的贡献，就必须大大增加出口，大大减少进口，特别是减少从美元市场的进口。而且，要使贸易持久下去，必须在亚洲寻找更多的市场。
（六）停滞的工业生产
从根本上来讲，日本的经济病态是物资有限而需求过大所造成的，不管是粮食、肥料、煤炭、消费品或其他工业品都是这样。除非工业生产增长，否则，要解决由于物资短缺而引起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不幸的是，到1947 年春天（投降后的大约十八个月），日本的工业恢复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前发展。对于这一事实，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许多日本企业界的领导人物责怪整肃计划。
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员则暗示，在远东委员会对赔款问题和工业水平问题作出决定之前，不能期望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工会和左翼政治家们批评吉田内阁和日本的保守势力，怪他们不肯实行控制；其他人认为，私营企业在确切知道拟议中的经济改革对它们有怎样的影响之前，不愿采取主动。政府不时发表听起来颇有诚意的关于努力增加生产的声明；吉田则固执地认为，只要煤炭和肥料的生产指标能够实现，日本的许多经济病态就会不治而愈。不管原因是什么，在1947 年春天，各处都缺少物资，这是明显的实际情况。1946 年的工业生产指数只占1930—1934 年平均指数的百分之三十一点八；到1947 年2 月，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四；到1947 年8 月，上升到百分之四十点五。
这些生产数字与远东委员会所规定的标准相差很远。关于日本的和平需要问题，远东委员会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中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美国认为有必要明确，需要什么样的生产水平，才能将已经开始的各种政治改革继续下去。
将这些生产水平决定下来之后，超过水平的生产力大概可用于赔款。其他国家则倾向于：不管对赔款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可以为日本规定一个最大限度的生产水平，盟国将不允许日本的工业发展超过这个水平。这些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是：1947 年1 月23 日，远东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题为“关于日本和平需要的确定”的政策声明。这项声明规定：日本的和平需要大体上限制在1930—1934 年间日本的一般生活水平。它同时还规定：
“确定上述政策，不应理解为事先为某一特定工业规定某种具体水平。”
因此，战后的日本工业是否应该有一个最390 低水平，这个棘手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显然，这项政策并未授权盟军最高统帅部采取积极步骤把日本的生活标准提高到1930—1934 年的水平。然而考虑到当时的工业生产远低于这一水平，这项政策是向日本实业家作了保证，他们可以将当时的工业生产增加到原来的三借，到那时才能将物资或劳务用来作为赔偿。
（七）麦克阿瑟对经济状况的直接关心
在远东委员会采取上述行动之前不久，麦克阿瑟的经济顾问们说服了他，要他必须采取更积极的措施以确保对日本经济的严密控制。此外，麦克阿瑟也确信吉田政府是没有兴趣进行有效的控制或是采取一项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的。结果，确实有这样的危险存在：经济形势可能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致对政治改革方面已经取得的一些进展会发生一种即使非灾难性的也是有害的影响。因此，1947 年3 月22 日，麦克阿瑟写信给日本首相，预先提醒他，未来的粮食进口计划是按最低标准订的。
他还补充说，它们“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地食物，并公平地分配这些供应品为先决条件的，而这些都是日本政府的责任”。他还说，日本政府必须控制工资和物价，必须对短缺的商品实行并保持严格的定量供应计划，并进行公平的分配。在信的结尾，他说：“当前的形势要求日本政府通过经济安定部尽早采取有力步骤来拟定和实行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对经济和财政的管制措施，这是必不可少的。”麦克阿瑟对当时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注意和关心，表现在1947 年4 月2 日和16 日盟国对日委员会对于稳定物价和工资的整个问题的讨论中。从经济意义上来说，麦克阿瑟的直接关心立即产生了几个重要的结果。首先，吉田正面临选举，而在虚弱的经济情况下老百姓正在变得难以驾驭，因此吉田在给麦克阿瑟的答复中许诺“推行大米配给制，将煤的产量增加到每月三千万吨，制定一种商品分配的新办法，并用平衡预算来制止通货膨胀”。特别是宣布了不再用居民组织作为各地分配的代理机构，并将予以撤销。更为重要的是，促使经济安定部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尽管经济安定部从1946 年夏季起就已存在，但吉田和他的同僚并未给予支持。迟至1947 年2 月，该部仅由少数几个成员组成，而大多数干练的人员仍然留在旧的各省、各控制协会以及各专业分配公司，这些单位对管理机构具有充分的实际权力。另一方面，1947 年6 月上台的片山内阁对进行有效的管理表示积极的关心。旧的分配制度被废除了。曾被吉田拒绝任命到经济安定部去的和田博雄，成了经济安定部的新任长官，他给自己的机构配备了能干的人员。于是经济安定部制定了严厉的紧急措施，于当年夏天在整个日本实行，以一种崇高的但是无效的努力企图遏制在古田统治下已变得无法控制的有害的经济力量。这项计划包括发表一份关于实际经济情况的坦率的报告。这个报告向人们警告说，自从1946 年3 月币制更换以来，仅出现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好转迹象，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危险却不断地恶化，日本正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官价从百分之二百提高到百分之三百以保证制造商的利润，政府雇员的基本工资提高到每月一千八百日元。
然而，这些努力并不足以使片山内阁解决吉田制订的各项政策所造成的困难。在吉田内阁下野之前一个月，日本银行的纸币发行量达到一千零五十亿日元，一年之内上升了百分之七百以上。那一年政府的赤字约为七百六十亿日元，而1947—1948 年度的新预算要求支出一千一百四十亿日元。这些费用可能将来自通常的岁入和从资本税征集到的四百三十亿日元。实际上，片山面对着六百五十亿日元的赤字，这不得不用进一步的通货膨胀来解决。到1947 年底，纸币发行总额达到二千一百九十亿日元。此外，他感到伤脑筋的是许多公司拒绝付税，而收税员又懒懒散散，不愿合作。通货膨胀、提高工资和增加工业生产等各项基本问题，都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第八节 基本的经济改革
（一）引言
在被占领的头两年中，无数实际的经济问题不断地困扰战后的每一届内阁，其中最严重的一些问题来自经济改革计划。早在威争时期，同盟国就确信日本的侵略行动和军国主义不仅是由政治力量引起的，也是由经济力量引起的。因此，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经济改革的计划也开始了，其目的在于摧毁日本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并防止军事力量的复活。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强调农业、工业以及劳工界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这项政策主张解散大的企业公司和银行，并鼓励人们在和平工业中就业。这项政策最重要的结果是：土地改革计划的制定，工会的迅速建立，有关赔偿问题的没有得出结论的讨论，以及解散财阀即家族集团的计划的制订。
正如上述的政治和行政方面的改革一样，每项经济改革的创议、制订和执行，不论是哪一党派执政，总是在进行着。自然，以片山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些改革中的许多措施比以前几届内阁更为热心，而在最初的几个月中，行政上的迟缓和拖延是比较严重的。然而没有一个内阁敢于以自己的政治前途来冒险，而公然反对盟军最高统帅部所发动的任何一项改革。这些经济改革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的影响和效果是逐渐增大和持续不断的。有些事情，比如土地改革，早在1945 年12 月就通过了改革条例，然而直到1947年仲夏才广泛地执行起来。它的全部作用将不可能在一代的时间内感觉到。
最后，由于这些改革是盟军最高统帅部推动的结果，因此，要判断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会永远被日本人民和政府所接受，还为时过早。然而，到1947 年年底，已经能看出：土地改革393 和解散大财团的计划已经被接受了，尽管是相当勉强地接受的。
（二）土地改革
日本土地问题的严重情况并不是战争的直接后果。这是一个老问题。土地太少而大多的人口想在这里勉强维持生活。人口急剧增长，而很少数的人却占有与人口
比例不相称的大量土地，这两点使得问题更加严重了。结果，有百分之七十的农业人口部分地或全部地依靠租来的上地生活，每年要例的地祖达到当年收我的一半或一半以上。对日本的占领和盟国的政策，使激剧的土地改革成为可能。土地改革的目的在于减轻农民特别是佃户的确苫，让耕地的人有机会占有土地，并在比较公平的基础上重新分配土地所有权。在和田博雄（他后来任经济安定部长官）被任命为农政局局长以后，第一次把一个强迫将土地转让给佃户的计划提交内阁审议。1945 年12 月9 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出一项指令，要求根绝“那些长时期以来损害土地结构的恶弊”。这项指令还要求在三个月年提交给盟军最高统帅部一个规定把土地转让给耕种者的计划。此后不久，内阁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要求地主把超过十至十五英亩的地产都卖掉！颁布这一法律，或许是想采取迅速的行动，以防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更为严峻的命令。1946 年4 月，日本政府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指令，拟订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计划，提交盟国对日委员会审议。盟国对日委员会对日本政府这一计划的主要反对意见是：（一）将大至十二英亩半的土地归入免于转让之列，这就实际上意味着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会受到土地改革的影响；（二）其他一些关于例外的规定，使人很有可能逃避土改；（三》行政机构臃肿，不能保护农民的权益；（四）对农民要求的初期信贷数和现金付款数定得太高。于是，盟国对日委员会对于土地改革纲要的批评意见，连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具体建议，一起提交给吉田内阁考虑。
经盟军最高统帅部不断施加压力后，在1946 年10 月终于制定了两项关于土地改革的法案。第一项法案规定了可以转让给新主的土地和实施转让的方法。这项新法律规定“不在乡地主”必须将他们所有的土地都出售给政府；在土地上居住的非耕种者可以保留二英亩半，在土地上居住的耕种者所保留的土地应限于七英亩半——
北海道除外；在北海道的上述两种人，可以允许他们保留四倍于基本额的土地。原租佃的农户有优先购买土地的权利，可以一次付清地价，也可以分期付款，分三十次付，出百分之三点二的利息。土地的售价，水稻田规定为其租金的四十倍，旱地则为其租金的四十八借。政府既充当买地代理人，也充当卖地代理人。成立都、道、府、县和国家的土地委员会；由选出同等名额的地主和农民组成，
负责执行土地改革纲要。第二项法律是根据1938 年的“土地调整法”修订而成，这项法律禁止地租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并要求此后租地都要订立书面租约。新法规通过以后一个月，土地改革纲要就开始实施了，但是必须先进行广泛的教育，使大家认识新纲要的重要性和意义，才能希望纲要生效。
据认为，这一纲要在三年内执行完毕后，可以使三百万名部分租地或全部租地的耕种者获得五百万英亩的土地。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一项官方声明曾说明这项新法律的意义，说“它是日本在建立一个经济上稳定、政治上民主的社会的过程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这一纲要将在这里制定这样一项基本政策，即耕种土地的人将获得其自身劳动的收益。”
但是，在土地改革纲要贯彻执行时，有些弱点就变得很明显了。首先，通货膨胀使政府为购买土地而支付的代价等于没收。土地售价是以1937 年确定的地价为根据的，所以地主所得到的最高价格是每英亩三千九百十二日元。据估计，这笔款子相当于一年农作物收成价值的百分之七。因此，地主不愿意同政府合作，来执行土地改革纲要。全国农业协会是由地主控制的，它把它的许多有势力的成员安插到各个土地委员会。据估计，这些委员会中有一半是未经选举竞争就组成的。而且，有许多农民还不知道根据新法律他们可得到的权利，因而迟迟不去购买那些他们可以买进的土地。事实上，到1947 年8 月底为止，政府已买进了一百五十七万五千英亩土地，也就是应该转移的土地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但是佃农到这时为止只买进了六万英亩，即不到政府买进的数额的百分之四。因此，在占领的第二年年底，才开始将新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转移给佃户——这原是土地改革纲要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已经得到了通货膨胀的好处，因为粮食产品的价格已经上涨。甚至不购买土地的佃户，也得以免除了过去不堪忍受的地租负担。
假使土地所有权能按照新的土改纲要的规定实行转移，那么农民会有希望在将来避免那种负债一天比一天重的处境。
（三）劳工运动与改革
上文已经提到日本劳工组织的突然兴起，也提到计划中的总罢工在1947年2 月所造成的危机，还提及劳工在政治方面的影响。正如战前日本的情况一样，盟国占领下的劳工运动具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目标。但是，这两个时期有重大的区别。战争以前，在战前工会活动的顶峰时期，只有不到百分之七的非农业工人加入工会；而到1948 年，却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非农业工人加入了工会。而且，战争以前，那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工人领袖被迫在地下进行领导工作，或者从流亡地点指导工会工作；而日本被占领后，他们被释放出狱，并被允许有政治自由。同时，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经常在争夺工会的控制权，有几次盟军最高统帅部进行了直接干涉，以防止共产党人鼓动的罢工。盟军最高统帅部暗示，如果言论自由的权利被滥用，可能不得不对言论自由加以限制；这时，广大工人群众开始对那些职业鼓动家越来越表示不满。因此，到占领的第二年年底，劳工运动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但是，由于劳动省已经成立，规定了新的劳动规程，劳工的前途看来是光明的。
由于1945 年10 月4 日发布了关于公民权的指令，战时由政府主办的劳动阵线组织都解散了，对劳工活动的种种限制也都取消了。发布指令后的第二周，盟军最高统帅部要求日本政府鼓励工人组织工会。于是工人领袖们立即开会商讨组成一个劳工联合阵线的基础。这一试图联合的努力失败了，后来作了又一次努力，也失败了，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一直拒绝受共产党人控制，拒绝依附于他们。在这一年年底以前，采取了又一个重要的步骤来鼓励劳工运动的发展。1945 年12 月21 日，国会批准了一项“工会法”，这项法令主要是仿照1935 年“美国全国劳动关系法”订出的。它使工会的地位合法化，保证工人有组织起来的权利，并鼓励他们进行集体谈判。这项法令禁止雇主因雇员参加工会而加以歧视；根据这项法令建立了国家和都、道、府、县的劳动关系委员会。它还规定了工会必须遵循的程序，规定了在哪些情况下公共企业中的工人有权罢工。
其后九个月里，在1946 年9 月通过“劳动关系调整法”以前，工人的活动有显著的增长。首先，工会会员增多和生活费用上涨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导致了罢工次数空前频繁。罢工的矛头既指向雇主，因为工资太低，又指向吉田政府，因为他们未能控制通货膨胀。在许多次这样的斗争中，共产党人走在最前面，他们欢迎这种斗争，把它作为提高人民阶级觉悟的手段。1946年暮春，他们发动了一次“为生产管理权而进行的罢工”，即要求给工人以管理工厂的职权，并让工人分享工厂的利润。尽管强悍好斗的领导作了不少努力，但是广大的工人群众还没有觉醒到认识有组织的行动的潜在力量。1946年夏季，有两大劳工联盟组织了起来，这一方面促进了工人的觉悟，一方面使得工人中的激进派和保守派明显地分化了。一派是保守的全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在它成立时声称有九十万零五千名会员。它的第一个主席是全国纺织工会主席松冈驹吉。他是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一个领导人，是国会会员，后来在片山内阁掌权时被选为众议院议长。在他的领导下，一个组织严密的总同盟发展起来了，它给予社会民主党人以积极的政治上的支持，拒绝在政治上与共产党人联合行动，但是在一些具体方针上同意他们，例如要求推翻吉田内阁，要求增加工资以应付较高的生活费用等。其对立的组织，即左翼的全国产业别工会会议（产别会议），大致是同前者同时组织起来的，有一百六十万名会员。虽然它否认它与共产党人有任何正式联系，但是它表示出一种明显的对共产党政策的偏爱。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其成员来自最爱闹事的工会，例如铁路和运输工人的工会。这一组织强调政治上独立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为了使罢工有成效，需要按照工业类别组织全国范围的工会。虽然在这个组织所属的许多团体中共产党人不到百分之十，但是他们往往对方针的制订具有完全的控制权。由于一般的工会会员缺乏经验，这种情况引起的结果是共产党人控制了产别会议。例如，产别会议的主席听涛胜见和另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士桥一吉后来公开宣布他们同共产党人关系密切。
同时，由于全国性的和都、道、府、县一级的劳动关系委员会都已建立，劳工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根据工会法批准的劳动关系中央委员会在1946 年3 月2 日举行了开幕会议。但是，直到劳动关系调整法通过以后，劳动关系中央委员会才成为处理劳资纠纷方面的重要因素。劳动关系调整法草案是在1946 年4 月提出的，是要在公众意见听取会上讨论的第一项国家立法。这项法律的目的是订立和平处理争端的方法。它规定了仲裁、调停与和解这三种应遵循的步骤。必须仲裁的，只是那些影响公众福利和某些等级的政府工作人员的争端。另一方面，在有些情况下，只要有一方提出要求，劳动关系委员会就可出面仲裁。中央委员会和各都、道、府、县委员会都被赋予大权。它们由三个方面的成员组成，资方和劳方可自由地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第三方面则代表公众，其成员由劳资双方从政府推荐的名单中挑选。劳动关系委员会被赋予权力如下：调查研究劳动条件，传唤证人，调阅劳方或资方的记录和帐册，以及举行公众意见听取会。虽然劳方反对这一法案的某些条款，例如限制政府工作人员的罢工权利的条款，但是这一法案实际上对于劳工运动是大有好处的。这个法案照原来起草的文本于1946 年9月20 日通过。
由于得到外加的经费而且增加了人员，这些劳动关系委员会的效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例如，原来国际劳工局秘书处的成员鲇泽岩生被任命为劳动关系中央委员会的行政主任。成立了一个劳工学会，这个学会公布劳动关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并向工人们解释劳动关系委员会的职能。劳动关系委员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调解了一次由于政府计划解雇七万五千名工人而产生的争执，这一解雇工人的计划原来大有惹起一场罢工之势。由于劳动关系委员会的努力，政府被迫在决定要罢工的日期就要到来之时撤回了自己的计划，并答应成立一个劳资会议来讨论合理化方案。
在通过了劳动关系调整法以后，有组织的工人，特别是左翼的“产别会议”，发动了一次攻势，一般称为“十月劳工攻势”。在这个时期，工人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下面的三个问题上：集体谈判的结果应写成书面协定，应有能支付生活费用的最低工资，应保证不会由于工业改组而大批解雇工人。这段时期里最重大的争论问题，是有关电力工人的问题。政府拒绝接受劳动关系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其理由是他们建议的工资数额太大，会使通货更加膨胀。劳动关系委员会由于有强大的社会舆论的支持，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并没有造成停工，而且解决方案有利于工人。
在新法律提供的保护下，劳工运动进入了最活跃的时期。成立了由三十个劳工组织（包括“产别会议”和“总同盟”所属的单位）的代表组成的联合斗争委员会，以策划一次政府工作人员的罢工。这个联合斗争委员会声称它是代表将近四百万人说话的。它要求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最低工资，减轻低薪人员的所得税，取消每月支付现金工资五百元的限额。它拒绝了劳动关系中央委员会的调解方案；它没有从政府方面得到任何有希望满足这些要求的支持。
这个运动蕴藏着产生一次总罢工的势头（因为政府工作人员包括日本大多数的交通运输和电讯工作人员）。激发起这次运动的因素，既有国内的力量，也有国外的力量。1946 年12 月6 日，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正式通过了一项关于日本工会原则的政策。这项政策所主张的有些原则，早已通过工会法和劳动关系调整法在日本贯彻执行了。但是日本的法律对于工人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一点也没有提到。远东委员会相信，工会的发展以及工会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是在日本人民中加强民主趋向的途径，这正是波茨坦公告所要求的。因此，远东委员会规定，“应允许工会参与政治活动及支持政党”。
虽然远东委员会对于这一问题仔细商议了好几个月，但是这一政策正式通过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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