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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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耙桓霭驯徽嗟囊磺腥嗽迸懦鲆磺杏杏跋斓木酶谖坏娜婕苹薄Ｕ涣岢柿巳黾苹济挥惺姑司罡咄乘Р柯狻Ｕ�1947 年1 月4 日的法令中最后规定的那样，凡属特别列出的那些公司中的最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以及任何其他有相等的权力和影响的高级职员，都必须离职。这些公司分为三大类：官方的国营公司，例如“日本银行”；从1937 年7 月7 日到战争结束时为止在占领区营359 业的公司；以及财阀的公司。最初列出的三百家公司大多数是经济势力高度集中的企业。为了防止应该被整肃的个人利用家庭的忠诚作为手段去逃避规定，所以禁止三代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去接替被撤换的人。最后，规定那些被整肃的人如果给任何公司的高级职员出主意，或者公司的高级职员采纳他们的主意，都是不合法的。通过对指定的公司中的领导人员的审查，在经济领域的整肃方案下总共“甄别”了六千九百五十一人。其中一千五百三十五名从公司中或政府机关中被撤职或排除。
最后，整肃扩展到公共情报和宣传领域的领导人员。所有曾为了煽动战争、鼓吹独裁、开拓日本占领区而参加过宣传活动的人，或参加过战争的总动员或指导工作的人，都要受到整肃。同样，作家、新闻界和广播界的领导人和那些对战争作过重大努力的时事评论员，也包括在内。对经济领域中的公司，则公布了一张各组织和公司的名单，这些组织和公司的负责人与整肃有牵连。但是直到1947 年6 月底，政府才公布了标准，用以断定哪些人将受到这方面的整肃。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开始审查有关的个人和公司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前四年半内所写的文章和书刊。到1947 年秋天，在这一方面已作了临时性的提名；整个计划到1948 年3 月完成。
从下面的表中可看出，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方数字，一共“甄别”了七十一万七千四百十五人，其中有二十万一千八百十五人受到整肃。考虑到整肃的范围那样广，而这些数字并不大，这是令人惊奇的。如果除去属于第二类的人员（陆、海、空专职军人），只有不到八万七千人受到牵连。这个数目很小，是由于很少有人（如果他们确信有被整肃的可能的话）会冒险保持职位，或者留在政府或商业机关里不走。大家认为还是不要出头露面，不去谋求官职，以避免受到“甄别”，这样总比赖在职位上不定或谋求官职以致后来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不合格人员”的名单上要强一些。有多少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避免了受整肃，这个数字我们没法获得；但是这个数字很可能等于实际上受整肃的人数。因此，受到整肃计划影响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官方所示数目。在这整个期间，麦克阿瑟坚定地支持整肃计划，并坚持说，“这个计划是以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他的‘最初指令’为基础的”。
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回答对经济整肃计划的辛辣的批评时说，受到整肃影响的人员，正是日本侵略的根本原因之一；整肃的概念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概念并不抵触。对经济领域中的公司，则公布了一张各组织和公司的名单，这些组织和公司的负责人与整肃有牵连。但是直到1947 年6 月底，政府才公布了标准，用以断定哪些人将受到这方面的整肃。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开始审查有关的个人和公司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前四年半内所写的文章和书刊。到1947 年秋天，在这一方面已作了临时性的提名；整个计划到1948 年3 月完成。
大多数日本人沉着冷静地对待整肃。在1946 年11 月宣告把整肃扩展到商界领导人之后，东京的主要报纸之一《富士》评论说，整肃“来势很猛，由于人员的替代，将引起暂时的混乱。但是预期整肃将使日本社会恢复青春，也会加速我们国家的复兴。”反对整肃的人，尤其是一些商界领导人，吵吵嚷嚷争取别人的同情，声称他们的继续任职对于日本的恢复是必不可少的。
那些对自己的处理表示不服的人们有理由诉说委屈，因为他们是实施正规的、大规模分类的整肃计划的受害者。其他一些利用自己的官职试图免除整肃的人，发现计划是严格执行的，因而他们同那些无官职的人一样，都要受到影响。
（六）吉田声誉的急剧下降
扩展整肃计划的建议引起了社会上和商界上层人物对吉田的广泛批评，同时，他也面临着工人群众中的一次较大的危机。正如下文将详述的那样，日本战后的劳工运动有三个特点。第一，1945 年底工会法通过后，工会会员以惊人的急剧速度增加。其后十二个月中，会员从十二万六千人增长到近四百五十万人。在管制劳动关系的新法律的保护下，新的工会急切地想试验一下它们新获得的力量。第二，在同一时期，生活费用猛涨，一个严重的通货膨胀趋势促使劳工们试图为增加工资而进行罢工，以改善自己的地位。最后，在“全国产业别工会会议”（简称“产别”）中，特别是在高度地组织起来的国有铁路和交通事业中，共产党的影响很大。这些领导人企图把劳工们保持在继续混乱的状态。有几个工会的新的力量，在1946 年9 月清楚地显示出来，那时铁路工人威胁要罢工，迫使政府不敢解雇七万五千多名工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工争议和卷入的工人总数不断地增加。政府不得不与由左翼控制的“教师联合会”进行持续的谈判。更有甚者，吉田内阁由于拒绝接受“中央劳动关系委员会”关于解决电力工人罢工的裁决和建议，从而激怒了工人。工人们成立了“联合斗争委员会”，以支持“十月劳工攻势”。
工人们要求最低限度的工资，要求调整所得税的豁免率，要求增加每月工资的最高现金支付额——这数额现在仍限制在五百日元。吉田在回答这些要求时，表示要扩充公共工程计划并鼓励工业发展，以解决失业问题，但是他坚持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保持低工资，并坚持最高现金支付额仍为五百日元。
内阁和劳工之间的关系显著地紧张起来。1947 年1 月28 日，十五万多名工人聚合在东京的皇宫前面，又有同样规模的人群在大阪集会，要求解散内阁。
吉田把劳工领袖诬蔑为叛逆的、不负责任的人。最后，劳工们准备在2 月1日举行总罢工。因为吉田无法控制这个局面，麦克阿瑟在1947 年1 月31 日这个最后的关键时刻插手了。麦克阿瑟宣称，在日本目前的情况下，他不允许使用“这样一种致命的武器”；他下令取消罢工。
同时，内阁还遭到其他政党不断增长的反对。吉田希362 望用成立联合内阁的办法来使自己摆脱困境。社会民主党人受到非共产党控制的“全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简称“总同盟”）的有力支持，他们声明，只有采取具体步骤来复兴生产，抑制通货膨胀，并组成一个真正以人民权利为基础的政府，那么他们才同意联合组阁。到这时为止，吉田要实现这样一个计划是无能为力的。此外，吉田企图获得改进党的支持，成立联合政府，也失败了。
吉田面临着可能的总罢工和1947 年1 月31 日国会中可能的不信任投票，采取了改组内阁和增添几名内阁新成员来尽力加强自己的内阁。一位改进党的无任所大臣一松定吉被任命为运输大臣。无党派人士高桥诚一郎取代了一位自由党人，做了文部大臣。此外没有什么重要的变动。
从这些发展来看，很明显，吉田内阁已临近未日。1947 年2 月6 日，麦克阿瑟宣称，他相信有必要尽快进行一次新的选举。他说：自从将近一年前的上次大选以来，在日本的内政结构方面、经济形势方面以及日本人生活的整个方式和格局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不久的将来，有必要获得另外一种民主方式，来表达国民对日本社会目前面临的根本问题的意愿。
（七）基本的立法改革
工人们威胁要举行总罢工，麦克阿瑟要求进行新的选举，这些都引起了政治生活的混乱；此外，还存在着法律体系彻底崩溃的危险。新宪法中包含的新概念和第九十八条中关于违反新宪法的一切原有法律均属无效的规定，要求彻底修改日本的基本法律。这些法律包括民法和刑法、国会法、审判法和其他许多重要法律。因为新宪法将在1947 年5 月3 日生效，所以迫切需要采取某种临时性法律的形式。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大选即将举行，政府不大可能取得对其立法纲领的支持。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盟军最高统帅部不能容许内阁发生危机以致妨碍新法律的通过。通常由法务省或内阁的法制局起草新法律，提交内阁批准，然后由内阁提交国会。事实上，提案先由法务省起草初稿，经法制局审查，然后提交盟军最高统帅部。再由民政局的法律专家们仔细研究提案草稿；必要的改动，大部分是与法务省各局的负责人讨论后作出的。有时候，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员提出对某些条款进行修改的具体要求。
早在1947 年2 月，盟军最高统帅部收到了二十四份提案草稿。这些提案包括关于下列各方面的法律草案：有关预算的法律、劳动标准、民法和刑法及其程序法、审判法、国会的选举、政党、教育标准、地方政府、政府机关以及反托拉斯管制法。显然，仔细地审查拟议的这些法律，或者由国会去充分考虑，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新宪法将于5 月3 日起生效，这一事实不允许有这样的程序。当麦克阿瑟在2 月中旬突然宣布国会将在1947 年3 月31日解散时，形势变得更为急迫了。因此，事实上，所有贯彻新宪法的法律都必须在那时以前通过。为了应付这样的紧急情况，成立了一个特别立法委员会。委员会由下列成员组成：法务省的官员、法律学教授、其他有资历的日本人士以及盟军最高统帅部民政局的代表。经过两星期的集中工作后，向国会提出了几个包括概括性原则的基本修改的临时议案。这些议案还规定，在新国会集会后，这些议案应予修改。同时，国会同意，在剩下的六个星期的会议时间里，只有那些为贯彻宪法所迫切需要的议案才予以审议，对这些议案的辩论应加限制。议案的通过，由于在盟军最高统帅部里作了程序的安排，变得更方便了。1947 年3 月20 日，一份参谋部备忘录要求民政局对有关国会的一切事情（包括法律的制订）负起参谋的责任。这个备忘录要求总司令部的所有其他各局对提出的任何法律应与民政局协调，以此作为获得官方批准的条件。因此，民政局对于督促通过悬而未决的法律和沟通盟军最高统帅部与国会之间所有的官方联系，是责无旁贷的。摆在国会面前的实际可用来考虑法律的时间很短促（从1947 年2 月下旬到3 月），而处理新法律的方法又有了发展，这样，很明显，国会在这些事情上是无法自由行动的。
新的“国会法”同新宪法所要求的其他一些法律相比，曾被人们较广泛地考虑过；它是当时所讨论的最重要的议案之一。这一法律先在1946 年7月由众议院的一个专门的临时立法委员会讨论，然后在国会第九十次会议的整个过程中辩论。接着，由一个专门的小组委员会在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员们多次商量下编成法典。
它经委员会批准后，1946 年12 月21 日在众议院里经过一天的辩论后就通过了。由于参议院拒绝批准，这一议案便拖延下来，直到国会第九十二次会议上才最后批准。
这一议案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加强了国会的权力和威望。
根据这一新的法律，设立常任委员会，按国会两院中政党的力量比例委派代表。授权常任委员会进行调查，并要求常任委员会举行公众意见听取会。
内阁的议案并不比其他议案有优先权，政府曳无权从会议议程中取消任何一个议案。例会的开会时间延长了，授权国会选出自己的官员，并且不受大藏省的控制而管理其自己的开支。
还成立了一个国会图书馆和参考资料室。
为了准备战后第二次大选和地方的第一次选举，国会第九十二次会议在1947 年3 月底休会，订出了大部分基本的政治改革纲领。当第一届国会开会时，它将根据新宪法和新实施的法律进行工作。此后，那些当选担任公职的人们将自由地使用这一行政机器，这样将大大地便利一个真正“负责之政府”以民主方式进行工作。至于由哪种人来操纵这个新的行政机器，则留待全体选民来决定。
最高统帅部曾拒绝破坏国会的权力，但同时承认“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某些官员轻率地向国会的委员会直接发号施令”。
第六节 暂时抛弃保守主义
（一）大选前的政局动荡
1947 年2 月17 日，当即将来临的大选的选举日程表公布时，日本处于政治混乱的状态。然而很清楚，各保守政党的威望和势力正在迅速地丧失给社会民主党，同时不断传说自由党和改进党要合并。这两个党的领导人都希望有这样的变化，但是对个人的忠诚和个人野心使得这样做不可能。与此相反，芦田均脱离了自由党。改进党决定解散，组织一个新党——日本民主党，和芦田及其追随者合并。民主党的领导人在1947 年3 月31 日正式就职，主要以犬养健、楢桥渡和石黑武重为中心。这个党的有资历的领导人之间有竞争，由于任命币原为总顾问，芦田为最高参赞，斋藤隆夫为主席，这个微妙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个新成立的党作出许诺，将坚持新宪法的精神，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结构，并订出全面规划来实现工业民主化。教育应致力于个人品格的完美和建立世界和平。在经济方面，这个党作出许诺，将充分利用劳资联合管理企业委员会，发展农民组织，并改革税收和公共工程。
自由党人在大选时对他们的政纲没有作什么更改。他们强调尽可能通过自由放任政策来增加生产，又强调优先发展主要工业。他们主张取消对食品的管制，主张税收改革和劳资之间更密切的合作。另一个保守的政党—
—人民协同党——赞成他们所谓的“协同工会主义或在协同基础上组成工会”。虽然他们反对工业国有化，但在许多方面，他们的基本政策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政策相似。
正当保守的党派失去人心之时，社会民主党在加强力量，受到人们的支持。社会民主党反对大藏大臣石桥的抑制通货膨胀的计划，认为那是不现实的，虚伪的。他们要求停止支付政府公债的利息，要求稳定通货，并把“日本银行”收归国有。他们提出国家严格管制煤、铁、钢和化肥工业，作为达到国有化的第一步措施。全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不顾该组织内某些左翼领导人的反对，再次声称支持社会民主党，这样，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就加强了。
此外，该党拒绝支持总罢工，理由是罢工的目的与其说是经济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并把罢工描绘成是“一种谋杀凶器”。最后一点：社会民主党人继续拒绝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阵线。
另一方面，共产党人支持了某些不得人心的事情，因此降低了自己的声望。他们曾在这一年的年底领导了一次劳工攻势，坚持要将总罢工进行到底。
他们主张进一步扩大整肃，并要求政府行政机构民主化，包括警察的改组。
选举日程安排如下：1947 年4 月5 日：地方行政官员、知事、市长和村长。1947 年4 月15 日：为那些没有获得选举所要求的总票数的八分之三这一最低选票的候选人举行的专门选举。1947 年4 月20 日：参议院。1947 年4 月25 日：众议院。1947 年4 月30 日：都、道、府、县议会议员。
1947 年3 月29 日（新党正式宣布成立前夕），芦田和楢桥同作者单独谈话时都表明，他们认为他们的党没有自由党那样保守。事实上，芦因声称，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实际行动上相差并不很远，应能顺利地一起工作。楢桥自称，他对民主党的新生负有责任，说他“正在把那些支持对资本主义加以限制的党员集聚在自己周围；党将强调相当偏左的政治哲学，以赢得工人和农民的支持”。这两个人都深信他们的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能获胜。在快要举行大选时，有八个人脱离了自由党，十七个人脱离了人民办同党，使得民主党成为众议院中的领寻党。
他们坚持主张取消他们所谓的“农村中的封建经济成分，实现主要工业国有化”。尽管这些建议中的最后一点对贫困的工人和农民来说具有吸引力，共产党人显然在失去人们的支持，而这些支持就转移到社会民主党人方面去了。
虽然各党派在大多数问题上持有各自不同的立场，但两个最大的保守的政党在修改选举法问题上联合起来反对其他各党。在国会快要休会时，自由党和改进党提出修改选举法，规定每一区代表的单一投票制（与一人多选区投票制相对而言），并规定增加选区数目。这些建议对三个小党——协同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是不利的。经过一场艰苦的斗争（这使得国会的会期不得不延长），修改方案总算通过了；这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增加了保守的政党当选的机会。
保守的政党在修改选举法中可能获得的某些好处，由于整肃范围的扩大而失掉了。国会一休会，新的“民主党”一经正式宣布成立，整肃范围就扩大了，这影响到几个新的政界领袖。其中民主党人受损害最大。首当其冲的是楢桥，其次是犬养、石黑和地崎（都是新党领袖），都被宣布为无资格担任公职。自由党的两位领导人（其中一人还是内阁成员）也被清除。与保守的政党中当选人员的严重损失相对照，社会民主党受到这次新的选举影响者只有两人。
1947 年4 月的选举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因为在日本，选举在地方选举委员会而不是在警察监督之下进行，这还是第一次。而且，在日本历史上，由选举出来的人担任地方行政职务，并获得参议院席位，这也是第一次。有鉴于此，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员支持开展一次有力的教育运动，以唤醒选民行使他们的新的职责。盟军最高统帅部还关心不使军管人员干预实际选举工作，命令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明确的中立，只做观察员，并将违法行为告知有关的日本官员。
第一次选举是在1947 年4 月5 日举行的，选举村长、町长、市长和都、道、府、县知事。由于三十二名前知事出任候选人，而各保守的政党在很多情况下联合起来只推选一名候选人，因此各保守的政党取得大多数的选票，就不足为奇了。在选出的四十六名知事中，有二十二名是前知事。另有四名曾经担任过其他政府职务。在选出的市长中，有一种类似的倾向，即选举过去有经历的人员；在多数悄况下，这意味着当选的是各保守政党的成员。然而，从下列表中可以看出，党派关系在选举中并没有明确地表明，因此无党派人士在各级选举中占有的比例最大。由于这些无党派人士中的大部分人政见保守，所以他们愿意为自由党或民主党服务。尽管社会民主党的地方长官候选人所得的票数比民主党和自由党两者合起来所得到的票数还要多得多，但他们只有四名候选人当选。
第二次重要的选举是在1947年4月20日选举新参议院的二百五十名议员。如同在地方行政官员的选举中一样，无党派人士占上风，在所有党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了最多的选票。如下表所示，社会民主党拥有较其他各党更多的代表数。这个新的参议院还有另一些有趣的特征。根据对议员的职业分析来看，大部分是实业家，占五十三名；人数占次多数的是参议院的前议员，占三十三名，新议员的平均年龄比过去一属议员的平均年龄轻十岁。十名妇女第一次当选。
从政治角度看，最重要的选举是1947年4月25日369举行的众议院选举。新宪法确认众议院为国会的主要的一院，并赋予它权力，可以坚持要求内阁辞职。因此，吉田内阁能否继续下去，取决于这次选举的结果。从下表可以看出，虽然社会民主党得到的席位最多，即一百四十三席，但没有一个政党赢得绝对多数。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增强百分之三十以上，这是在损害协同党、自由党和民主党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很明显，不管新的首相属于哪一党派，如果内阁想要获得对其政策的支持，就必须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议员们的其他特征表明，新国会与旧国会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例如，几乎有一半议员（二百三十八名）曾经是前国会的议员。而且，吉田内阁的十一名阁员全都当选了。大多数知名的社会民主党人，如片山哲、加藤勘十及其夫人静枝、松冈驹吉和西尾末广，也当选了。有一点使人惊奇的是共产党领袖志贺义雄在选举中被击败，虽然野坂和德田当选了。
关于这次选举的报界评论，反应不一，因为没有一个政党从人民那里得到明确的委托。但是《朝日新闻》评论说，社会民主党人处于优势地位，可以通过三个主要政党联合内阁的领导，来达到对经济的有力控制。盟军最高统帅部在1947 年4 月27 日发表评论说，在这次选举中，“日本国民坚决地、决定性地摒弃了〔共产党〕领导，以压倒多数选择了一条温和道路，恰好位于两个极端的中间地位，可以保证维护自由和提高个人尊严。”
（二）社会民主党的短暂优势
选举之后不久，马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当民主党和协同党已经同意片山组织内阁时，
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个供可能参加联合政府的各党考虑的方案。这个十点方案包括控制财政、工资、物价，以及对增加的食品生产的供应的平均分配问题。主要工业如煤和钢铁之类不受国家的管理，除非在必要时，为了使其有效地增加生产，国家才加以管理。黑市投机买卖要取缔，交通运输系统要改进，工业恢复要通过劳资双方自愿合作来实现。这个方案被民主党和协同党所接受了。自由党要求社会民主党从他们党内逐出左翼分子，作为其参加内阁的一个条件。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拒绝满足这个要求，因此自由党依然呆在内阁之外，成为主要的反对党。1947 年5 月24日，片山得到两院几乎全体一致的赞同，被推选为首相；一星期后，他便宣布他的内阁组成。内阁由八名社会民主党人、七名民主党人和两名人民协同党的代表组成。这个联合内阁取得了众议院总共四百六十六个席位中的三百零五个席位，但在参议院二百二十个席位中仅有八十八席。片山哲作为日本第一个基督教徒首相，在该内阁成立时的演讲中说，应该实施必要的控制，全体国民都应平等地承担牺牲。他在结束演讲时说，民主原则必须有基督教的博爱和人道主义精神贯穿在其中。
无疑，片山对于维护人民新取得的自由和提高公民的个人尊严，比他的任何一个前任都更加关心。他的政党的纲领主要是为人民利益而制定的，但是现实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使他在实现这一纲领时很少有选择的自由。由于吉田的政策（例如吉田拒绝对通货膨胀采取有效措施）而加剧的许多经济病症，被社会民主党继承了下来，最后导致了他们的倒台。工业生产远远落后于当前的需要。主要原材料、设备和消费品供应短缺。赔款问题还没有解决。然而，走向更大民主化的总趋势正继续加速发展。第一届国会改进了它的议事程序和立法地位。对旧的警察部队和检察官制度进行了改革，新的全国性的都、道、府、县和市的警察制度建立起来了。取消了政治影响强大的官僚机构内务省，并计划设立“总检察长署”，作为内阁法律方面的顾问，以取代法务大臣。可是在片山任职期间，左、右两极化的趋势在增强，这种趋势对1948 年2 月10 日内阁的垮台和社会民主党影响的急速下降起了作用。
第一届国会于1947 年6 月23 日召开，于1947 年12 月9 日休会。会议选举社会民主党人和民主党人作为其主要官员。总同盟主席、社会民主党的得力支持人松冈驹吉当选为众议院议长。副议长田中万逸是一个民主党人。在参议院中，议长松平恒雄是一名前外交官，民主党的领导人，而副议长松本治一郎是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两位议长都十分了解国会重要性的增加。松冈在他的开幕词中强调这一点：国会是制定法律的唯一机构，肩负的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更重。由于规定为议员增设秘书人员，给众参两院的议长更华丽的住宅，给各常任委员会主席小轿车使用，国会的办事效率提高了。由于众议院坚持要求有权修改大藏大臣提出的预算，以及两院坚持要求自行掌握休会的时间而不依从内阁的愿望，国会的威信也提高了。
片山内阁的政治弱点，从它的立法方案难于获得批准这件事上明显地表现出来。四个月过去了，国会还只通过了十七项政府的议案。可是就在国会体会之前，内阁却设法匆匆地通过了约四十项补充的法律。片山内阁面临的最困难问题是经济问题。在1947 年6 月初，内阁宣布了一个“紧急经济方案”， 目的在于保证工人们食品的充足供应，控制工资和物价，消除通货膨胀和增加生产。经济安定部发表了一份关于经济实际情况的报告，加强了控制。社会民主党的真正弱点，从其提出的煤炭控制方案上出现的僵局，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因为他们党的基本主张之一是主要工业逐步实现国营化，又因为增加煤炭生产是日本工业恢复的先决条件，所以政府集中力量于煤炭业的国营。1947 年5 月年阁宣誓就职之后，马上就宣布，作为一种紧急措施，要将煤炭工业划归国营。计划在六个星期内给国会提出一个议案。民主党和协同党强烈反对内阁的这些提议。他们主张只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实行管制，而且只授予建议成立的协商会议以谘询权。由于遭到强烈反对，这个煤炭控制议案直到1947 年9 月25 日才提交国会讨论。两个月后，一个经过修改并删去了那些意味着实际由国家管制的条款的无关宏旨的法案最后被通过了。
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人曾竭尽全力以争取更多的人支持自己的方案。
他们掀起了一个通过宣扬牺牲、合作和自愿工作等新精神来重建祖国的运动。他们还企图建立一个宣扬民主的新联盟，以提高全体人民的觉悟，使他们能在民主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新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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