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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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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暗示，苏联尤其想利用中国共产党来排除英国和美国在中国北部的一切影响。他提醒他的上司注意，“对于苏联的援助，甚至对于苏联对我们在中国要达到的长期目标所给予的默许，我们都不能过分信赖。”4 月19日，哈里曼就曾警告过国务院，他说，如果在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时候，中国的内部统一还没有实现，那么，斯大林可能会趁机在满洲，甚至在华北，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政权。4 月23日，国务卿告诫赫尔利，苏联的政策可能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并指示他，要使蒋介石深信“早日取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的必要。这不仅是为了胜利地结束对日战争，而且也是为了建立一个基础，使得中苏关系最终能成为一种互相尊重和永久友好的关系。”
然而，赫尔利仍然只从表面上来理解斯大林的表白。在得到了苏联领导人与霍普金斯谈话的报告后，他更坚定了这种看法。霍普金斯是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抱着弥合两大国之间已经出现的分歧的希望，于5 月底到莫斯科去的。5 月28日，这两位政治家在第三次会晤时讨论了远东问题。斯大林表示，他想直接同中国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讨论雅尔塔协定，并希望不迟于7 月1 日能在莫斯科会见宋子文。霍普金斯打电报回来说，斯大林已明确声明，他将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起来，因为他认为还没有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足以成功地完成这一任务。他对蒋介石的看法有保留，不过他还是打算支持他。
斯大林声明，他对满洲和新疆没有领土要求。在同日本作战的过程中，在他的部队可能进入的任何中国土地上，他将尊重中国的主权。他说。他的部队进入满洲时，他欢迎蒋委员长派代表来，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中国的政府机构。他说他同意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并公开声明，美国是战后唯一有能力给予中国经济援助的强国。他认为，在今后的许多年中，苏联要保持国内的经济稳定，需要进行一番艰巨的努力。
第六节 1945年8月14日中苏条约谈判
6 月6 日在旧金山会议上，斯退丁纽斯告诉宋子文，斯大林希望他在7 月1 日以前去莫斯科。三天以后，杜鲁门总统在华盛顿把斯大林对霍普金斯所作的保证以及雅尔塔协定的情况告诉了宋子文。杜鲁门是把他给赫尔利电文的抄本（其中谈到这些情况）拿给宋子文看的；赫尔利将在6 月15日把这份电文转交给蒋介石。6 月14日，宋子文会见了当时已任副国务卿的格鲁，还会见了杜鲁门，目的是为了想知道究竟美国政府答应给予什么样的支持；但是格鲁和杜鲁门都没法确切说明雅尔塔条款究竟具体意味着什么。
很明显，6 月12日，苏联大使已在重庆把有关苏联参战的条件告诉蒋介石，但他没有提到斯大林向霍普金斯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保证。赫尔利在6 月15日把华178 盛顿的信件转给蒋介石的时候，蒋建议：不管中苏签订的是什么条约，美国和英国都应参与；旅顺口应成为四大国（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共用的海军基地，四大国也应讨论把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移交给苏联的问题。蒋介石希望得到的是苏联保证遵守它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中所规定的条款。但他的建议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支持。
宋子文于7 月初到达莫斯科，并开始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谈判。起初，苏方要求中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在满洲让与苏联一块军事区域，包括大连、旅顺及其周围地区与海域；同意由苏联独占满洲的铁路和与之有关的煤矿、工厂及其他企业。而在苏联方面，斯大林答应签订一项条约，保证支持蒋介石，不援助蒋的国内敌人。苏联的条件大大超出了对雅尔塔协定的任何合理的解释，而且也远远超出了蒋介石指示宋子文能够作出的让步的范围。虽然俄国人表示愿意作出某些妥协，但他们坚决要求大连必须包括在他们所建议的军事区域内，满洲的铁路必须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在这几点上，宋子文不能作出让步；7 月14日，他回到重庆同本国政府磋商。
由于贝尔纳斯和史汀生已提醒过杜鲁门：苏联对满洲铁路的控制可能导致俄国人垄断满洲的经济，而“门户开放”就完结了，因此，7 月17日，杜鲁门在波茨坦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位苏联独裁者说，大连应成为一个自由港，并且明显地作出保证，他不会利用他所希望获得的铁路特权来阻碍美国在满洲的贸易。
中苏谈判于8 月7 日在莫斯科继续进行。宋子文很不乐意地又到莫斯科去了，和他同去的是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王世杰，王是中国谈判代表团的名义上的负责人。
美国大使哈里曼根据本国政府的指示，强烈反对把大连包括在拟议中的军事区域内，并竭力主张，大连应成为一个国际自由港。但斯大林掌握着主动权：他的部队现在正源源开进满洲，而且在8 月10日，斯大林告诉宋子文，中国政府最好尽快同意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满洲了。因此，宋子文作了让步。他同意大连可以包括在苏联的租借区内，以换取斯大林的许诺，即在和平时期他不在大连行使军事权力；在铁路管理问题上，他进一步对某些细节作了让步；在苏联保证支持国民党政府、不给国民党政府的国内敌人以任何帮助的问题上，他接受了措词不太明确的提法，而哈里曼和贝尔纳斯则认为提法应更明确些。但宋子文认为“这完全是一个信用问题”，的确，事情是这样的。宋认为他已获得了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蒋介石也对赫尔利说，总的说来他是满意的。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于1945年8 月14日签订。该条约附有两个照会和四个协定。
根据条约的条款规定，苏中双方同意在继续对日作战方面相互协作（第一条）；非经彼此同意，不单独同没有放弃一切侵略企图的任何日本政府缔结任何停战协定或和约（第二条）。条约规定，缔约国的一方如遭到日本的新的进攻，缔约国他方应给予军事援助（第三条）。双方都不缔结或参加任何反对另一方的同盟（第四条）。
双方同意在实现和平之后共同合作，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第五条）。而且，双方进一步“为了便利及加速两国之复兴及对世界繁荣有所贡献起见，同意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第六条）。条约有效期限为三十年，并规定，条约期满时如不通知废止，则该条约继续有效。
在条约的第一个照会中，苏联保证“给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还同意尊重中国对于东三省（满洲）的主权，并承认东三省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苏联还进一步确认，苏联无意干涉新疆。在第二个照会中，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之后，如外蒙古的公民投票证实这种〔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以现在的边界作为国界。”
满洲铁路协定规定，由满洲里到绥汾河及由哈尔滨到大连、旅顺口的干线，合并成为一条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这个铁路由苏联和中国共同所有与共同经营。条约并规定：共同所有与共同经营，应以中东铁路在俄国管理及中苏共同管理时期与南满铁路在俄国管理时期所置之土地及所筑之铁路辅助线而为该两铁路之直接需要者，以及在上开时期所建置并直接供该两铁路之用之附属事业为限。
一切其他铁路和附属事业，应归中国政府完全所有（第一条）。
中国长春铁路委托给中苏合办的公司经营；该公司设理事会，由理事十名组成，两国政府各派理事五名（第三条）。理事长由中国人担任，理事会表决时，理事长所投之票作两票计算。中长铁路局局长由苏联公民担任，副局长一人由中国人担任（第六条）。局长以下的职员，根据局长的提名由理事会派任。条约明确规定，中长铁路是一个商业性质的企业（第一条），只有在对日作战时期才能用于运输苏联军队（第十条）。中国政府负责保护铁路，组织及监督铁路警察（第九条）。
根据第二个协定，苏联和中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海港供苏联和中国的军舰及商船使用（第一条和第二条）。海军根据地的防护，委托苏联政府办理（第四条），苏联有权在该根据地驻军（第六条）；军事管理由五人组成的中苏军事委员会担任，苏联政府派任三名委员，其中一人为委员长（第三条）。民政管理由中国担任，但是官员的任免必须得到苏联军事当局的同意（第五条）。该协定的附件重新规定了海军根据地区域的地理地界，新地界同原关东租借地的地界大致相同，重要的不同点是新地界不包括大连。
根据第三个协定，大连成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和航运一律开放。但是，该协定的议定书规定，中国把港口所有工事和设备的一半无偿租与苏联。港务主任由中长路当局在征得大连市市长同意后派一位苏联人员担任。副主任应是中国人，依同样手续派任。通过大连经中长路转运的俄国进出口物资均免除关税，但是，由该港进入中国的物资及由该港出口的物资须缴纳进出口税。在旅顺口设定的军事统制只有在对日作战的情况下才能行之于大连。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关于旅顺口的协定和关于大连的协定，同条约本身一样，有效期为三十年。
第四个中苏协定是关于在满洲的苏军与该地中国行政当局的关系。协定规定，有关作战的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和责任，在作战地带，属于苏军总司令。但是，协定规定，中国国民政府派代表一人及助理人员若干人，在业已收复的领土上，依照中国法律，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以保证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与苏联军队之间的合作，保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军总司令的积极合作。中国军事代表团派驻苏军总司令部，以保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军总司令之间的联络。对中国公民的司法权一般由中国行使。有关财政事项，另定协定。
关于满洲的各项协定的总的结果是，苏联得到了实质上是帝俄从1898年至1904年期间享受过的同样的法定权利；主要的区别是新协定不给予在满洲的苏联公民以治外法权，不恢复帝俄曾经在铁路区域内一度行使过的行政和警察的权力。在给予苏联这些特权上所作的让步，无疑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悔恨，因为这同以前要求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各种特权的倾向相比，是一个大倒退。从中国人坚称他们对满清政府的全部领土拥有主权的观点来看，对外蒙古独立的事实上的承认，又是一帖苦药。
然而，对中国谈判者来说，取得的成果是，苏联保证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不干涉中国内政。如果说话算数的话，那么，条约及其必然的结果是阻止了苏联支持中共反对中国政府，并迫使苏联帮助中国政府重新控制由苏军从日本人手里解放出来的那些地区。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得到的东西比它在条约中所失去的要多得多。8 月25日，中国方面批准了该条约，并在第二天公布了该项条约和有关的协定。中国报界跟着官方欢呼条约是对中国的和平与安全的保证，并且盛赞苏联的政策。美国也表示赞同。8 月27日，国务卿说，他认为条约及有关诸协定“在中苏关系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9 月10日的一个电报中却发出了警告。这份电报暗示，虽然苏联政府答应不干涉中国内政，其目的是想消除人们对中共可能是俄国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任何怀疑，但是俄国人还是可能通过苏联共产党控制中共。电报也预料说，在满洲的苏联当局会鼓励在那里建立一个共产党政权。
如果国民党和中共之间能够达成一项协定，那么，这些悲观的预见就不会象后来的事实那样很快地实现了。但是，我们将看到，赫尔利将军寻求国共之间达成协议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于是，当日本人投降时，中国重新爆发内战的局面已经形成。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在中国开始了一场新的危机，一次比满清王朝崩溃以来所发生过的任何变化更为深刻的变化。
第二编 战后的远东
第一章 在中国的和平努力的失败（1945年8月至1947年1月）
第一节 导言
日本的垮台，其含义远远超过了几十年来力图统治东亚的一个强国的崩溃。它意味着实际上东亚已经没有自己的强国了。尽管在礼貌上中国有了大国的地位，但实际上是另一回事，而且，即使在可能设想的最有利的情况下，中国也难望在若干年内达到过去日本所曾达到的地位。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列强，曾经一度在远东有很大的影响，现在却只能起较小的作用了。从此以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将在日本“新秩序”的废墟上相互抗衡。
随着战时事态的发展，产生爆发性局势的可能性大大增长了。一方面，中国国民政府，即国民党政权，必然成为类似美国卫星国那样的政府，并显然几乎要完全依赖美国给予援助来进行战后各方面的恢复工作。这种倾向可能在莫斯科引起不安和猜疑。另一方面，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潜伏着激烈的冲突。如果这种冲突爆发成一场全面内战，那么，美苏可能采取对立的立场，各自支持一方，而且这样发展下去，最后可能导致这两个主角之间的直接冲突，这种明显的危险是存在着的。
第二节 赫尔利将军的使命
这些担忧也起了一些作用，促使罗斯福总统在这位中国委员长和史迪威将军之间发生龈龋以后，派遣赫184 尔利将军作为特使去重庆，试图解决国共双方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分歧。
1944年9 月赫尔利到达重庆后，立即同中国政府的官员和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举行会谈。其后，他于11月7 日飞往延安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进行讨论。这些会谈的结果是在11月10日制定出五点协议草案，这个草案由赫尔利帮助起草，并由他作为证人在上面签了字。这个拟议中的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一个由一切抗日政党和政治团体组成的联合政府取代现在的国民政府，同时建立一个由一切抗日军队的代表组成的新的军事委员会。这是为了对中国的一切抗日力量实行统一领导，对中国的一切抗日力量平等分配从国外获得的物资。
国民党领导人拒绝接受这些条款。他们对赫尔利说，他在延安“受骗了”。他们提出了一个三点方案作为反建议，并在11月22日交给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将军，由他在12月初将该建议带回延安。中国政府的条件是：中共的军队于改编后并为国军的二部分，在薪饷、供应方面取得与其他部队同样的待遇，并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应拥护国民政府，共产党的部队应服从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军事委员会可接受一些共产党的军事代表。
共产党人立即拒绝了这些条件，并指出，在他们看来，进一步与重庆政府谈判是没有用的。同时，他们表示愿意继续同赫尔利和魏德迈将军讨论“我们未来军事合作的具体问题，并继续同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取得密切联系。”既然重庆政府拒绝了由赫尔利协助制定的建议，共产党显然是希望美国直接给予武器和军需方面的援助。
然而，赫尔利回复说，根据他的理解，共产党的五点建议是作为谈判的基础，并不是作为不可以降低的要求而提出的，国民党政府的反建议也不是他们的定论。
所以，没有必要中断谈判。他催促周恩来重返重庆，恢复185 会谈。经过赫尔利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进一步交换意见以后，共产党领导人在12月28日通知赫尔利说，共产党不愿意就他们的建议进行“抽象的讨论”。现在，他们又提出了四点初步的补充意见，要求转达重庆政府。这些意见是：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困边区和袭击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和华南反共纵队；废除一切限制人民自由的压迫性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
这时，赫尔利己被任命为驻华大使。1945年1 月7 日他答复共产党说，新的要求背离了“我们原来同意在一般原则上获致协议后才谈及特殊细目之程序。”同时，他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他向共产党作出让步。到1 月20日，赫尔利终于能够告诉共产党，国民党将会作出让步。因此，周恩来于1 月24日口到了重庆，会谈又恢复了。这时，政府方面在原来提出的三点方案之外又提出：在行政院之下附设一个由各党派参加的类似战时内阁的机构；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各派一名军官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就共产党军队的改编、给养和装备等问题向军事委员会提出建议；委派一名美国军官在对日战争期间担任中共军队的直接指挥官，该指挥官应对委员长负责，保证政府颁行的军事法令和非军事法令在其所辖军区的范围内实施。
周恩来答复说，这些建议使国民党处于控制地位，而共产党永远不会同意把它的军队置于国民党的指挥之下，共产党只愿在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中才同国民党合作。在这样一个联合政府成立之后，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委员会改编所有的中国军队，而不仅仅是改编共产党军队。
赫尔利继续向不情愿的委员长施加压力，要他采取步骤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蒋介石终于在2 月3 日同意邀186 请所有党派的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考虑采取措施结束“训政时期”、建立一个由各党派参加的政府和统一全国武装力量。然而，蒋介石向赫尔利表示，他认为共产党的真正目的是想以他们的一党统治来代替国民党的统治；如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话，共产党希望获得苏联支持以实现这一目的。
关于苏联参战的问题，当时正在雅尔塔会议上进行最后的安排。在雅尔塔会谈的过程中，斯大林说他不理解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不维持杭日统一战线。蒋介石应该担负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责任，但他需要有新的人在他周围工作，而在中国共产党中是有一些人材的。罗斯福总统回答说，赫尔利和魏德迈在促使国共两党的联合方面，比他们的前任做得较为成功。他认为纠纷的主要原因是双方领导人都不肯让步。
2 月19日，赫尔利离开重庆，去华盛顿述职。他情绪很坏，非常生气，因为他感到自己谋求和平的努力正遭到美国外交部门的某些官员的破坏。这些人被分配在史迪威手下充当政治顾问，他们完全同意史迪威的厌恶、鄙视国民党政权而赞许共产党的观点。他们完全不理会当时的美国大使高斯，高斯在政策上的影响是很小的。
这些官员的报告，在美国政府的很多部门中广泛流传；有些报告实际上直接送到罗斯福的朋友和亲信霍普金斯那里。他们认为未来是属于共产党的，而不是属于国民党的；从这点上来说，他们都是亲中国共产党的。因此，他们鼓吹美国应扩大对中国共产党提供军事援助的政策，以加速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人的军事行动。他们反复宣称，如果美国政府把根据租借法所提供的援助只给蒋介石的话，美国就会被看作是蒋介石的伙伴；这样，共产党就会疏远美国，而向莫斯科谋求援助；如果美国奉行另一种政策，就会使共产党远离莫斯科。这最后一点看法是极端错误的——以后的事态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后来，当187 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中苏集团建立起来以后，这些人被指责为故意作出错误的分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利益而不忠诚于自己的政府；他们后来就被赶出国家机构，不能再担任公职。
但是必须记住，在1945年，赫尔利将军同那些官员一样，也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更接近于土地改革者——象斯大林称呼他们的那样，是“人造黄油共产党人”——
而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然而，赫尔利强烈反对关于中国共产党也应得到美援的建议。他相信中国共产党抱有获得美援的希望，他们得到了史迪威的过去的助手们的暗中支持；他觉得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希望正是中国共产党对他在国共之间谋求和平的努力采取不妥协态度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共产党抱有从苏联得到援助的希望。他认为，如果共产党人能去掉这两种想法，他们就会放低自己的条件，到那时，就能达成一项解决办法，避免中国的内战。但是，他觉得外交部的一些官员正背着他怂恿共产党人，并在他们给华盛顿的报告中批评他；他还觉得，美国政府没有给予他有权要求得到的一切支持。1945年1 月，共产党朱德将军直接向魏德迈将军提出借款两千万美元的要求，他们要用这笔款项策动中国的“傀儡‘部队携带武器和装备投奔共产党。朱德建议，这个要求不要让赫尔利知道。但是一直回避参与中国的政治阴谋的魏德迈，却把这件事告诉了赫尔利，赫尔利反对这一计划，结果，朱德的建议毫无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在同美军打交道时可以撇开赫尔利的这个迹象，在赫尔利看来又是一个证据，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受了那些理应属于他的部下并应支持他的政策的美国人的怂恿才这样干的。所以，他带着愤怒的心情回华盛顿去了。
二、赫尔利在收到美国驻重庆代办乔治·艾其森签署的于2 月26日发出的一封很长的电报后，更加生气了。这份电文是反对赫尔利政策的美国驻华代表中的政治和军事人员举行的一次会议的讨论结果。该电文中建议，应该告诉蒋介石，美国政府打算同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集团合作，并向他们提供装备给养。电文中提出，一开始并不减少对蒋介石的援助，但是要叫蒋介石建立一个有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把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军队编入蒋介188 石的部队，并把这些部队置于美国军官的指挥之下。假如蒋介石拒绝接受这些要求，电文暗示，他将有可能被抛弃，就象南斯拉夫的米哈伊洛维奇被抛弃而由铁托代替那样。赫尔利强烈反对这些建议，最后他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总统决定继续只给蒋介石一方以援助的政策，同时坚持美国要努力促进国共两党的和解，并争取在中国国民政府内进行一些改革。赫尔利的反对者大部分被调高中国，但是这些人在国务院还是有他们的支持者。
赫尔利于1945年4 月下旬回到了重庆。这时，中国国民政府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了。共产党人借助于日本军队转移到其他战线作战的形势，正稳步扩大他们对华北内地的控制。毛泽东于4 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自豪地宣布，“解放区”已有九千五百万人民，他还把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同他断言的在国民党区域内普遍存在的悲惨生活作了对比。虽然他宣称不打算马上建立一个完全共产主义的中国，同时重申他过去的关于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他坚定地宣布，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前景正走向光明。大量的美国援助物资正源源不断地飞越“驼峰”运到中国；蒋介石和魏德迈的关系是融洽的，魏德迈象赫尔利一样，了解委员长的难处，也看到蒋介石政府的缺点，但能婉转而友好地提出批评和建议，不象史迪威那样粗暴和抱有敌意。蒋介石作出了一些反应；虽然魏德迈没能在中国部队中做到他希望做的那么多的改革和整顿，但是他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美国高级军官被任命为中国高级军官的顾问；美国下级军官则帮助训练中国的部队。其结果就见之于中国地面部队于1946年5 月在美国空军的配合下，击败了日本在湖南西部的最后一次进攻。当时，日本人虽然还固守着几个重要城市和空军基地，固守着中国南部海岸，但他们已开始从内陆撤退。原来打算在美国从海上袭击的配合下，由中国陆军在广州—香港地区登陆进攻的计划，由于日本投降而未实现。
尽管重庆和延安部没有预料到日本投降得那么快，189 但是到1945年复，事情已经很清楚，日本的末日近在眼前了。因而，虽然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还在进行会谈，但实际上双方都是在拖延时间，要看看日本被彻底打败后的形势如何。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去记录1945年6 月和7 月间进行的没有结果的会谈了。
第三节 赫尔利将军的失败
日本的投降立即在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引起了一场危机。
由盟军最高统帅发布的总命令第一号①任命蒋介石为接受除满洲以外的全部在华日军投降的唯一代表。
但是8 月12日，共产党朱德将军却命令他的部队以解除日军武装并占领日军所控制地区为目标发起总攻。8 月13日，蒋介石电告延安，指令共产党部队留在原地，不要采取独立行动。他得到的回答却是延安广播电台的一阵反抗，声称中共军队承担了抗周战争的重负，它最有权接受日本的投降。8 月16日和8 月20日先后两次邀请毛泽东来重庆协商避免内战的问题、都遭到拒绝。8 月21日，在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将军的副总参谋长清将军抵达芷江与何应钦将军商谈投降条件，何应钦通知清说，日本部队只能向中国国民政府指定的人员投降。②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所占领的地区只限于华西和华南，很明显，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华北和华东的一些港口势将落人共19产党的手中。为此，中国政府请求美国给予帮助，以确保由它来接受日本投降。根据这一请求，美国为国民党空运了三个军，这就使它得以占领华东和华北的一些战略要地，其中包括上海、南京和北平。美国还提供船舶运送另一些国民党军队。与此同时，在国民政府的再次请求下，五万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登陆，协助政府控制该地区并遣返日本人。这样，国民党政府就控制了华南、长江流域和华北一些主要城市，并且接受了大部分在华日军携带武器弹药的投降。与此同时，虽然共产党人的主要企图遭到挫败，但他们还是大大扩大了自己在华北和华中腹地的控制范围，并获得了数量可观的日本军事装备。接着，他们就着手破坏平汉、津浦两条铁路，以便尽可能阻止国民党在北方巩固势力。
在双方竞相控制华北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恢复谈判。8 月26日，也就是公布中苏条约的那一天，毛泽东接受了请他去重庆的第三次邀请。两天之后，他在赫尔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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