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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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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就是美国了。华盛顿政府坚决拒绝承认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见之于行动。1941年3 月，租借法通过后不久，罗斯福总统决定中国将成为这种援助的受益者之一。接着制定了一项用于中国的紧急租借计划，这项计划主要是旨在增加滇缅公路上的运输，美国派了一个技术组去帮助中国人改进这条公路，也就促进了这项计划的实施。结果，每月通过这条路线到达中国的物资增加为原来的四倍光景，即从1941年5 月的四千吨增加到同年11月的一万五千吨。
1941年5 月，总统宣布，保卫中国对保卫美国是至关重要的。接着就派出了一个美国空军代表团去帮助恢复中国空军，并提供方便，使中国飞行员在美国受训练。
此外，1941年春夏之际，在政府的秘密支持下，由克莱尔·李·陈纳德将军指挥的飞行员组成了美国志愿队。
1941年7 月，第一批美国飞行员到达缅甸。缅甸的英国当局允许他们使用那里的机场，1941年10月又允许他们在那里进行战斗训练，虽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他们不能从缅甸的基地起飞去攻击日本。
但是，这类援助以及美英的银行用来维持中国货币的进一步贷款，对中国的需要不过是杯水车薪。长期战争所造成的过度紧张，严重地影响着国民党政府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重庆对于日美在华盛顿进行的旷日持久的会谈极为惊慌，唯恐美日终于达成某项协议而让自由中国听凭命运摆布。因此，当1941年11月赫尔将他提出的与日本妥协的条件通知重庆政府时，愤激的中国人表示反对，尽管这些条件并无多大意义。当赫尔决定放弃达成妥协的尝试，当东京收到美国11月26日的照会（这正是中国人所希望的）以后日本决定要打时，重庆大感宽慰。现在，日本既然向美国和英联邦的联合力量挑战，它就肯定将被击败，而中国的长期的痛苦也将结束。因此重庆政府立刻作出反应，它先向日本正式宣战，然后在德意两国加入日本一方对美作战后，它又对德意宣战。
但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愿望实现了，日本终于被打败和覆灭了，然而国民党中国的劫数也已注定，因为1937年7 月芦沟桥事变以来的长期战争酿成了国民党崩溃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根源。要了解这些根源，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当时中国的国内局势，抗日战争对这一局势所产生的反响，以及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有影响的各个集团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态度的变化。
第二节 中国的历史背景
1936年时，中国的前途似乎是比较光明的。自辛亥革命以来，第一次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和平；工业和贸易状况正在好转；前一年颁布的财政改革法开始见效。这种情景与前几年的动荡和骚乱形成鲜明的对照。看来，在1936年，中国在国民党的训政下，似乎可能终于实现自满清帝国垮台以来它一直在争取的国家统一和强盛了。
这些进展的取得，主要是靠蒋介石的政治手腕。就连当时国民党内外许多批评他的人和他的对手也承认，他是唯一具有维护中国的统一与和平的领导能力的人。
1936年12月，他在西安被监禁时，日本人报道了一条（假）消息，说他已被叛乱者杀害，结果中国所有的党派和团体，包括那些前不久还在示威反对他对日本的“姑息”态度的人，都深感悲痛。他们担心中国再次陷入混乱，并且可能成为第二个西班牙。甚至共产党人在当时也认为，蒋的领导对他们想要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必要的。正是这一信念，使他们在西安为蒋进行了调解。当蒋介石安全无恙并获得自由的消息传出时，全国的宽慰心情是十分明显的。
西安事变确实暴露了中国当时所达到的政治统一是多么的不稳定，中国距离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还多么遥远。它现在既不是封建的国家，也不是中世纪式的国家。在帝国时代，它是通过一个文官机构进行治理的君主制国家。这个文官机构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受到帝国疆域太大和交通不便的限制，这些障碍造成了一种狭隘的观念，并助长了边远省份的半自治倾向。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在这一历史阶段就象工业革命前夕的欧洲，只是它没有欧洲那样的大地主贵族阶级，而只有大量的小地主，这些小地主下面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半自耕农阶级，再下面还有一个由纯粹的佃户组成的“贫农”阶级。在这个国家中相对说来比较小的肥沃的地区，人口的压力不断增长，这就使农田的地价高昂，相应地使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也很高昂。但是习惯力量和可能出现的反抗，对抑制强征的苛捐杂税起了作用。确实，在毗邻大城市的地区，并不是由于乡村的习惯，而是由于商业主义的影响，促使地主住在城里，同时在乡村榨取高额地租。这种社会现象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
帝国及其旧的文官机构的垮台，瓦解了传统的统一局面，开始了一个政治混乱的时期。建立西方式议会政治的尝试证明是无效的，因为这种尝试与中国的经验和传统格格不入。辛亥革命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最重要的现象是军人的势力压倒文官的势力，这从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等督军的崛起就可以看出了。他们的军队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装备很差，食物不足，很少发饷，打仗（如果他们打的话）只是为了抢劫，就象他们的主子一样。
国民党在孙中山教导的鼓舞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按照共产党的式样改组以后，便着手铲除军阀主义，但在这方面仅仅获得了部分成功。一部分旧军阀被打倒了，而另一部分军阀，国民党同他们达成了协议。但是国民党将领本身，无论原来就是国民党员还是后来出于利己的动机新加入国民党的，仍然保留着先前那些督军的许多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自然依靠那些他多少信得过其忠诚的人，特别是依靠他亲手创建的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即使这些人的能力并不总是第一流的。
因此，蒋的权威并不是绝对的，即使对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军队也没有绝对的权威，至于对各省的地方军，特别是对边远的省份例如四川、云南或广西等地方的军队，他的权威就更不那么有效了。在这些地方军中他不得不小心行事；尽管他一直软硬兼施，试图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并取得了相当成效，但这个过程到1937年还远没有完成。
对文职人员的控制情况，也是如此。虽然国民党在组织性和工作效率方面大大优于它以前的历届中国政权，但也仅仅是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实际上还是分裂为各种派别和集团的。尽管蒋握有军权并与“宋氏家族”有姻亲关系，他还是不得不在这些派系之间运用手腕搞平衡。此外，在现代行政管理制度方面，特别是财政制度方面，还只是初具规模。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收入和产盐区的税收。
在1937年战争风暴降临时，中国政府就是这样既初具规模又有分裂倾向的状况。
战争和撤退不可避免地加深了这个政府的缺陷，并导致行政管理上的退步。政府被迫退到广阔、肥沃然而历来是与外界隔绝的四川省避难，当地居民对大批拥入的“下江”人是不怎么热情的。幸存的与外界联系的最好的一条交通线要通过更加遥远落后的云南省，这一地理条件使得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态度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事实上，龙云确实仍然是忠于蒋介石的，不过他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有他自己的条件。
现在，政府已失去了来自间接税的大部分收入，而以新的办法来筹集公共收入的能力又受到行政管理方面种种缺陷的限制。在自由中国被分割的各个“战区”里，由地方长官自行招募军队、自行筹描绘养和发饷的这种由来已久的中国习惯，这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根深蒂固了。这些地方长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文武职能集于一身的，因此他们就成为半独立的了。他们的直属部下效法他们的榜样，无孔不入地损害可怜的招募来的士兵的利益以中饱私囊。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弊病，这些弊病使西方观察家感到震惊和可怖，但蒋和他的许多同僚却对此熟视无睹或漠不关心，因为在他们的经历中，这些都早已司空见惯。即使蒋本人另有看法，他也不能根绝这种罪恶，因为这样做会使他的追随者迅速背弃他而投奔汪精卫和南京的“正统”
国民党，但这将是有利于日本人的。
战争的岁月对老百姓产生了严重影响，特别是薪给阶层——城镇的中下级公教人员。政府不得不主要是依靠发行纸币来应付开支，随之而来的通常是物价的扶摇直上。他们试图用控制物价和对大米及其他必需品进行补贴的办法来减轻物价上涨所产生的困难，但在这一点上，他们又碰到了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的活动，而这种活动，是很难以偶尔采用的审判和判处死刑的办法来制止的，因为他们发现，对那些最有势力的违法分子，还是让他们逍遥法外为妙。同时，政府又与那些彼战争状态所加强的旧势力和习惯产生了冲突。当然，如果认为这仅仅是内地省份的地主和商人阶级的过锗，或者在这些事情上把“旧势力”分子同东部沿海地区受过西方教育或西方影响的人截然区别开来，这都是错误的。
在这种情况下，厌战情绪和渴望结束这场长期战争的想法，当然就很自然地传遍了自由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产生过速胜的希望，然而这种希望很快就为失望的痛苦所代替。日本对东南亚的征服使得中国的地位比以前更加孤立，更加危险，因为除了从印度越过险恶的“驼峰”和中印之间的丛林地带的空中运输线以外，中国和西方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而且日本人屡战屡胜的情景严重地动摇了西方列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威信。华盛顿政府和伦敦政府公开地优先考虑欧狲战线和中东战线的问题，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的失望和痛苦。即使中国还没有完全丧失最后打败日本及其轴心国伙伴的信心，但随着国内情况的日益恶化，这遥遥无期的、年复一年地等待着的最终结局的前景，对重庆说来自然是令人沮丧的。
中国人批评美英两国对自由中国的苦难显然不重视，不关心，然而得到的反应却是对中国国民党政权的缺点越来越公开的指责。在对外宣传上，这个政权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一心一德的政府，它正在成功地、深入地实行一种长期的防御战略，从而正在箝制和削弱日本侵略者。它喜欢把小接触夸大成战役，把它所取得的一些成功夸大为巨大的胜利。当然，这样装潢门面并不是什么大错。重庆政府需要得到帮助，因此他们就装出自己是完全值得帮助的样子，装出有能力运用这种帮助的样子。但是，当被说成是第二流的、效能差的、已经消耗了一半精力的日本人猛烈地打击美国和英国并使它们遭到失败和耻辱的时候，在美英两国产生了一种倾向：它们想为其惨败找借口而抱怨说它们上了中国人低估日本的战争潜力和战争能力的当。它们宣称，中国战场简直是日本军队的练兵场，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借以积聚与西方抗争的实力的地方。西方盟国以前曾经对国民党中国有过一种理想化的看法，但现在则反过来对国民党有另一种看法，倾向于忘记：国民党军队在1937—1938年期间总的说来确实打得漂亮，打得勇敢，并且与战争开始时大多数外国观察家的预料相反，日本未能使中国屈服。现在，国民党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的形象是漆黑一团，恰似以前的形象是雪白无瑕那样；然而，正同那个旧的形象一样，这个新的形象同样是远远不符合实际的。
这一切都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好处。1937年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共产党人同意放弃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暂停强行没收地主的土地，把自已的武装力量置于国民政府控制之下。
国民党接受了这一让步。作为交换，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八路军为抗日部队之一。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任命一名共产党代表，并准许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先后在汉口和重庆出版。在1937—1938年期间，双方相当协调地进行了合作，共产党军队在协助抗击日军对山西省的进犯中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但是国共谅解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双方领导人在这一点上都不抱什么幻想。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刘少奇从未正式放弃共产主义，或宣布不受莫斯科控制，或宣称他们仅仅是土地改革者。
相反，他们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党国家。他们确实说过：整个共产主义纲领在中国只能分阶段实现，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有一个与中国其他党派及阶级暂时合作的时期。这只是眼前的策略问题，至于目标，不论多么遥远，是始终如一的。所以共产党的行动是以心目中的这一目标为指导的。
日本军队在中国沿着公路和铁路交通干线推进的时候，丢下了大片地区；他们希望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来接管和统治这些地区。然而从战争初期起，对日军及伪军的抵抗运动就在日本人基本上置于不顾的那些地区发展起来了。
这些抵抗运动或游击运动并非都是共产党鼓动和组织的；其中许多是效忠于国民政府的，有些是中国军队的战地司令官——特别是桂系将领李宗仁——组织的。但是，从一开始，共产党人就在这些运动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华北，由于相对地靠近他们的力量中心（以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因而他们更处于有利的地位。
此外，他们的工作效率和组织性比他们的大多数竞争对手都好；而且，在他们所创建或接管的游击区域，他们在人数上虽然不过占少数，但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政治上态度鲜明的、能左右局势的少数，必要时他们可以得到其核心，即经验丰富的战斗部队的支持。共产党在扩大自己的控制区的过程中，确实是同日本人打的——他们对日本远征军进行自卫反击，孤立或拔除外围的日军及伪军的据点。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同样很活跃：他们试图向非共产党的中国游击组织进行渗透，并在需要时用武力予以征服，即使这些非共产党游击组织象他们自己一样是真正抗日的。
这样，在中国沦陷区内地，形成了以共产党为一方、日军和伪军为另一方、效忠重庆而不是效忠延安的游击分子为又一方的三角之争；在这场争斗中，亲重庆的抗日队伍常常受到两面夹击——一面受到日军的进攻，另一面受到共产党的进攻。在1938—1941年期间，这种形势造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之间一系列的摩擦，终于在1941年1 月发展到了中央政府军队和共产党的“新四军”之间的一场相当大规模的冲突，当时“新四军”已渗透到长江以南，正在南京和上海附近建立共产党根据地。这次冲突事件引起了双方激烈的互相指责和要求纠正，但没有发展成双方都还不希望发生的全面冲突。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重庆和延安双方都认为最终将导致日本的失败，因而加强了中国内部两股敌对力量各自为争夺地盘而调动兵力的倾向。共产党如果能取得对华北和华中内地的控制权，他们将比国民党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以便一旦日本人被大大削弱以后，随即占领这些地区的城市和港口，从而以曾经遭受日本人蹂躏和破坏的大部分领土上的主人的姿态出现。但是共产党缺乏武器、弹药和一般的军需物资，因为随着猜疑和敌对情绪的增长，中央政府拒绝向共产党提供这些物资，而且中央政府自己在这方面也感匮乏。因此共产党转而谋求西方（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就是美国）的援助。共产党向访问延安的美国新闻记者，有时还向访问延安的在华的美国外交使团和军事使团的成员保证，愿意同美国合作，并且向他们描绘共产党的目标和成就的美妙图景；而这些美国人中有不少人由于对国民党政权那些十分明显的缺点有反感，就立即从表面上的理解接受了共产党的这种宣传。因此，在一些美国人中，普遍有一种看法，认为共产党是唯一认真抗日的集团，是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同“反动的”、“法西斯的”、“封建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亲日的国民党适成对照。言下之意，共产党是美国租借法物资的最有资格的接受者，是未来美国远征军的最有希望的中国盟军。这正是共产党的目标，而且他们已非常接近于达到这个目标了。
这就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所揭开的中国历史新篇章的历史背景。
第三节 自由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表现和经历
日本占领暹罗，明显地预示着即将对缅甸发动攻势，这不仅是英国，而且也是中国和美国所关注的事。起初，只有两个英… 印师和当地的缅甸步枪队守卫着这个辽阔的国家，后来得到了三个英国步兵营和英国第七装甲旅的增援。1942年2 月20日，丘吉尔向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呼吁，要他允许将正在从中东回国途中的一个澳大利亚师调往仰光。但是，尽管罗斯福也参与了这一呼吁，他们却未能说服柯廷同意这样做。
与此同时，蒋介石则主动提议派遣中国军队去缅甸。12月，美英荷澳联军总司令阿奇搏尔德·韦维尔爵士将军前往重庆与蒋介石磋商。在这方面，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麻烦。蒋介石向罗斯福抱怨说，韦维尔拒绝他提供的帮助，罗斯福也对此颇为生气。1 月23日，丘吉尔就此事问及韦维尔时，书维尔说他并没有拒绝过蒋介石。
他说，他接受了中国第五军的两个师去，但要求第六军不要去，因为给养有困难。
然而从韦维尔回答的口气中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并不很想得到中国的帮助。他说，英国在中国的威信已经够低的了，如果承认没有中国的接助就守不住缅甸，那么英国的威信将进一步下降。同时，缅甸人的看法，也要予以考虑，虽然韦维尔在回答中没有提到这一点。缅甸人不见得喜欢装备不好、纪律败坏的中国军队出现在他们的国土上。159 因此，英中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冷淡的。1942年2 月蒋介石对印度的访问也没有改善这种关系，当时印度议会领导人试图动员蒋介石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英国政府答应这些领导人的政治要求。丘吉尔要求蒋介石取消拟议中的对住在瓦尔达的甘地的访问，蒋同意了这一要求，但是这件事加深了他对英国的反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希望派一名高级军事代表去中国。起初，委派了一位高级将领担任这个职务；但此人很不喜欢这个差使，因此，多半是由于马歇尔将军的推荐，终于选中了约瑟夫·w ·史迪威少将。史迪威显然是有资格担任这项使命的，只是军阶不够高，但后来把他晋升为中将，就弥补了这个不足。他在中国已有不少阅历，特别是在1937—1938年期间他担任过陆军武官；他对中国的战事有一些第一手知识，而且他是美国高级军官中唯一能读能讲中文的人。但是这些军事上和语言上的长处被他的急躁脾气抵销了，而且现在落在他肩上的千头万绪的职责，即使让头脑最冷静和最明智的人去于，也是难以协调的。
现在史迪威被派回中国，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指挥入缅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
他以这个身份向这位中国大元帅负责，同时又作为中缅印战区的美军司令在技术上向蒋介石负责。但是除此以外，在有关美国租借法援华物资的一切事务方面，他又是美国总统的代表，而且在这方面，他是不受蒋委员长管辖，而只对华盛顿负责的。
正如他在《文件》中表明的那样，他真正的任务是“进行协调和安抚，保证〔滇缅〕公路畅通无阻，把各派势力揉合起来，并抓住指挥权；总的来说，就是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换句话说，这时，华盛顿当局意识到中国军事当局的严重缺点，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代表在中国，以便促使中国人采取步骤纠正这些缺点。这是一项要求具备外交才能的使命，而史迪威却完全缺乏这种才能。无疑，他从一开始就是不称职的。当蒋介石同意甚至欢迎对他的任命时，这位大元帅大概希望给他派来的这个美国人是了解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困难的，是能够同情他的，并且在他要求增加他认为有资格得到的租借法物资方面，这个人将成为他在华盛顿的鼓吹者。
用史迪威的话来说，蒋介石要史迪威“成为向美国索取他们〔中国人〕所要的一切东西的工具”。
然而，一个懂得怎样来对付中国人的美国代表，是可以不必样样满足中国人的要求而照样能同他们和睦共事的。但是史迪威的日记和笔记表明，他是个充满了严重偏见的人，而且对任何不完全赞同他的主张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他都立刻显出强烈的厌恶情绪。他和许多美国人完全一样，对英国和一切英国东西抱有恶感——也许特别厌恶英帝国。从他的《文件》中的许多辛辣的记载可以看出，他深信罗斯福是被英国人利用的一名小卒，英国得到了美国的帮助，但没有做多少事情来报答美国。他对蒋介石也抱有成见。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他离开美国之前，他在日记中就称这位大元帅为“小角色”了。史迪威于1942年3 月4 日到达重庆。他发现蒋介石对英国人很反感，并坚持中国在缅甸的军队绝不能由英国人指挥。蒋介石告诉史迪威，与其同意由英国人指挥，他宁愿把中国军队撤出缅甸，并说他打算把这一点告诉罗斯福。3 月20日，罗斯福告诉丘吉尔说，蒋不允许把中国第五军和第六军全部调往缅甸，除非他们仍由史迪威独立指挥，而不是由已派往缅甸担任统帅的亚历山大将军指挥。然而到了3 月28日，蒋却终于同意由亚历山大担任在缅甸的全部盟军的总指挥。
这时候，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已无关紧要了，因为到3 月7 日，从暹罗向缅甸南部蜂拥而入的日军已迫使英国人撤出大港口仰光。英军正向缅甸中部撤退，希望能在那里站住脚。这时，中国第五军的一个师已经到达前线，另两个师在约二百英里以外的缅甸北部；中国第六军在掸邦，控制了腊戍和滇缅公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史迪威要把中国第五军的三个师全部集中到东吁作战，但蒋介石反对这个主张，他要集中力量防守曼德勒。他指出，从人数和火力来说，由三个师组成的中国的一个军大约只相当于日本的一个师。至少，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是对的，事实上他的估计还是乐观的。看来，在能把物资从缅甸转运到中国去的唯一的良港和铁路终点站仰光失守后，蒋介石在缅甸所主要关心的是使他自己的军队免遭失败。但是鉴于史迪威的坚持，大元帅一面假装同意他的计划，一面密令中国将领们制造困难，在行动上尽量放慢。这使史迪威大为恼火，他认为失去了一个大有可为的机会。然后，到4月中旬，战役的危机来临了。日军先攻击仁安羌附近的盟军西翼，摆出了要包围那里的一个英国师的残部的架势。史迪威派中国部队去救援，暂时减轻了那里的压力。
但是随后日军在东翼发动了主攻。他们歼灭了中国的第五十五师，席卷而上，攻陷腊戍，于4 月底切断了滇缅公路。日本人的这一胜利意味着盟国失去了整个缅甸，因为如果盟军有任何停下来进行抵抗的企图，计本人都能予以挫败。一部分中国部队在日本人到达之前就已经逃回中国；其余的则同史迪威及其几个美国助手一起继续进行战斗，穿过缅甸北部的丛林和山区进入英帕尔；亚历山大带领英军残部也已赶到那里。
日本征服缅甸，必然给中国带来长期的不幸的后果。现在，中国实际上已与盟国隔绝了。到中国的通道，现在只剩下从阿萨姆基地飞越群山连绵的“驼峰”到昆明和重庆的空运线了。美国空军由小规模开始，把这个困难而危险的空运业务逐步扩展成一个空运机构，到战争结束前夕，通过这条航线运往中国的物资，比以往任何时候通过滇缅公路运送的物资还要多了。但是在1942—1943年间，运输机和物资都很有限，因为在盟国计划中要优先考虑其他战区的需要。这不仅是一个先打击德国然后倾盟国全部力量打击日本的问题（尽管这是同盟国战略的基本总概念，而且事实上也非如此不可），同时还有一个怎样用最有效的手段来击败日本的问题。
在后一个问题上，英美的战略计划一致赞同对日本进行一场海空战，以切断其交通运输线，孤立其各股分散的兵力，最后以入侵日本本土相威胁。这项计划虽然最终将证明对达到同盟国的全部目标是显著有效的，但起初看不出它能够解决把驻扎在亚洲大陆上的大量日军驱逐出去的问题。在这方面，本来中国似乎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如果能开辟一条通路，使盟国的援助物资源源流入中国的话。但是这个前景消失了，部分地是由于中国本身的缺点和内部的分裂，部分地是由于1943年秋斯大林明确许诺，俄国终归是要帮助对抗日本的。
这样，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降到了配角的地位。当然，中国是重要的，因为它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否则这些日军便可被自由地用于其他地方了。中国的领土还被用来建立美国空军基地，可以从这些基地出发袭击日本的船只。但是，仅此而已。因此，中国不象苏联或英国那样，它从来没有获得过振奋人心的胜利，能在战争后期弥补战争初期的失败和损失。事实上，1944年，当其他同盟国捷报频传时，中国却比它在八年奋战中的任何时候更濒于崩溃。现在，日本军队在中国领土上肆意横行；迄今未遭蹂躏的省市，现在也遭到了侵犯和破坏。
这种不幸的局势降低了中国人的士气，加剧了折磨这个国家的种种弊端。国民党中国的自由职业者、低级官员和广大士兵陷于赤贫和事实上的饥饿。这些人的苦难使那些发战争财的人（囤积居奇者、投机倒把者、贪污腐败的文武官员）的财富和显赫以及政府在对付这些邪恶方面的无能显得更加突出了。这一切都有利于共产党人。他们无疑是比较廉洁，比较有效能的；他们不需要供养大量的城市人口，因此他们的问题相对他说来比较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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