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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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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把亚洲从与西方接触的有害影响下解放出来的神圣使命的想法，影响了日本人对于他们占领区的土著居民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民族应该与日本合作，来建立共荣圈。任何对日本的反抗就是对亚洲的背叛，因此，用大屠杀来惩罚是合理的。例如，日本人对菲律宾人说：他们起初支持美国反抗日本入侵，日本人就有权把他们杀掉；但是出于亲善友好，日本人并没有这样做，而且这种宽厚态度将继续下去，如果菲律宾人“明白日军的真正目的，并在建设新秩序中与日本合作”。反之，他们就会86倒霉。同样，他们也对新加坡人说：“所有那些沉迷于抗日运动的人都理应处死。然而，他们得到了日本的神圣的怜悯。只有那些扰刮治安的人受到了惩处。这是从大东亚共荣圈的高尚理想中产生的一种怜悯之心。”
既然日本认为这场战争是为所有亚洲民族的利益而进行的，那么，在它看来，它就有权利要求他们为这一共同事业作出牺牲。在进行战争时，日本自己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作的贡献“大大超过了它应该承担的份额”。所以，其他民族应该忍受战争所必然会引起的经济困难，不应该因此而抱怨，他们也应该高兴地为共同事业提供劳役和其他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那些不愿接受这一原则、对日本自愿承担的任务不表示感恩的人，就受到日本人的暴行的答复。例如，日本人对马来亚人说，“完全是由于日本人的开明和仁慈，他们才不至于拴着锁链干活，才不至于象牛马一样被赶进拘留营，他们的女眷才不至于被其新统治者及其士兵拿去玩乐。”
日本人特别强调他们在东亚的文化使命。他们认为这一文化使命是保存那些成为共荣圈组成部分的国家的传统的社会和宗教影响，并消除外来的西方影响。日本人到处谋求加强亚洲社会的独裁主义思想、家长权力至上的观念、血亲观念、集体负责的原则和妇女卑贱观念。
在满洲国和中国，他们谋求复兴儒教，特别是王道观念——日本的孝道主要来源于王道。在暹罗和缅甸，他们以佛教支持者的面目出现，谋求加强退罗和日本的佛教界之间的关系。在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他们同样宣称尊重伊斯兰教；在菲律宾，宣称尊重天主教。天主教虽然是西方传来的，但起码也是独裁主义的；他们谋求同梵蒂冈建立友好关系。的确，他们经常告诫菲律宾人要记住自己是亚洲人，但是，反西方宣传是针对美国的影响，而不是针对西班牙和罗马的传统。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往往使日本人陷于宗教上的矛盾——如在把四个北部马来邦重新割让给暹罗这件事上就是如此。当时暹罗政府着手委派军人作为这些邦的行政官，而且歧视穆斯林，禁止他们的一夫多妻制和对不能读写暹罗文的马来人额外征税。在东印度群岛，日本人对明确的穆斯林宗教政治组织的支持，同印尼民族主义者那种更为世俗的、包罗一切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日本人是始终一贯的——要努力给予他们所统治的各族人民这样的印象：他们必须把日本看作是亚洲文明和文化的领袖。据说，日本的力量主要来自日本的道德和精神理想——特别是忠孝的理想，它的亚洲伙伴仿效这些理想是有好处的。正如上文所述，日本人在他们的占领地区到处竭力要使日语成为居民的第二语言。从日本派来大批教师，不仅讲授日本语言，而且讲授日本的伦理学和历史。日本的国定假日，如“纪元节”（日本帝国国庆日）和“天皇节”（天皇诞辰），成了整个大东亚庆祝的正式节日。日本人也强调他们同暹罗人、菲律宾人和马来人的（真的或者是假想的）种族亲缘关系。根据这一切，可以推断，如果日本能够保持对这些地区的控制的话，它将最终努力使这些地区日本化，就象它企图使朝鲜日本化那样。
计划中的大东亚政治结构是从“八纮一字”的观念中得来的。“八纮一字”原指在天皇护佑下日本本土各岛的政治统一；而现在将它扩大到包括整个东亚。日本将成为“领导国”，领导它的一些卫星国；这些卫星国在政治上隶属于日本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基本义务就是共荣圈成员的义务。日本投降后，盟国的调查人员发现了日本打算最后处置征服地区的证据，如果它能够保持控制这些地区的话。这一证据是外务省的一份草稿，日期是1941年12月14日。当时的外务相东乡茂德向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电述，他没有参与制订这个计划，甚至从未看到过，也从未听到过这个计划。他认为这一定是某一下级官员拟定的计划草稿，没有任何约束权力。这个计划规定新加坡岛、海峡殖民地、英属北婆罗洲和沙捞越应成为日本领土，由驻在新加坡的日本总督治理。除了四个北部马来邦以外，马来亚的其他部分应在驻新加坡总督的宗主权之下成为日本的保护领地。驻新加坡的总督对文莱行使同样的权力。荷属东印度群岛应合成为一个印度尼西亚联邦，但其外围地区如荷属新儿内亚、荷属婆罗洲和帝汶岛的荷属部分则挂着联邦“自治领”的招牌继续保持在日本的控制之下。菲律宾应予独立，但是它的独立地位应服从于日本在该地的军事和经济特权。香港也应成为日本的领土，虽然在恢复和平——即重庆垮台——后可以考虑把香港归还中国。
也许，这一拟定的草案最后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但是其中有好多是符合他们在1942至1943年间的言论甚至行动的。例如，东条在1942年1 月22日对国会说，为了保证大东亚的持久和平，“我们准备把那些为保卫大东亚所绝对不可缺少的地区置于我们的权力之下，而对其他地区，则根据各个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未对待。”
他指出，香港和马来亚属于前一类地区。日本政府所采取的行动证实了他的话。香港被置于日本的军事长官管辖之下，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是这样治理的。此外，日本经常提及马来亚是日本的领土；它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的愿望起初是加以阻挠的，1943年5 月31日御前会议上才作出关于东印度群岛问题的决定，这些，前文都已提到过了。
因而，如果日本能保持对这些地区的占领的话，这些地区可能会在政治上形成三类：第一类，直接并吞的地区，那些保证保持日本海军和军事优势的战略要地，即香港、新加坡、婆罗洲、新几内亚和前荷属帝汶岛；第二类，虽然起初由日本直接统治但最后可能给予有限自治的地区，即马来各邦、苏门答腊、爪哇和马都拉，也许还有西里伯斯；第三类，“联盟国”，即满洲国、中国、菲律宾、印度支那（也许名义上仍属法国的主权）、暹罗和缅甸。毫无疑问，日本将在所谓“联盟”
国家的一些战略要地驻军，而所有的联盟国要受条约的约束成为日本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帮手。
在经济上，大东亚圈将成为一个共荣和自给自足的地区。在这里，对日本人在能够永久建立共荣圈的情况下可能会做的事情和他们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实际做过的事情加以区别，那是公正的。日本人大声疾呼地谴责他们发现在东南亚地区经营着的种植园经济，坚决声明他们完全不打算使这种制度永远保持下去。他们指责英国和美国有意忽视其殖民地工业的发展，以便永久维持一种“殖民经济”。他们说，这种情况与日本在朝鲜和福摩萨所做的不同，在那里，大量的资本和劳力用于发展水力资源和制造工业。日本在东南亚的目标，如同在整个共荣圈一样，是使“每个地区生产最适合于它生产的东西，并从其他地区获得它所缺乏的东西”。
在这种言论和类似的关于西方国家的罪行和日本的善意的言论中，除去大量的宣传成分后，我们会从中发现其真实的成分。日本会发现，要以由占领区供给它原料而由它供给占领区成品的方式来组织全部占领区，是不可能的。日本不可能吸收它们可供输出的全部产品，如锡、橡胶、糖，甚至大米。在将来以自给自足原则为基础的战后经济集团的世界中，日本把这些商品重新输出的能力，可能也是很有限的。日本希望同欧洲的轴心国伙伴发展特殊的贸易关系，事实上，它为了这一目的同它们缔结了一些条约。1943年1 月，日、德、意在柏林谈判一项关于战后经济合作原则的全面协定。这个协定包括一项秘密议定书：各签字国同意给其他签字国以比他们希望建立的经济集团中的其他国家较为优惠的待遇。不久以后，在东京签订了一些更详细的贸易协定，当然，所有这些协定最终都成了泡影。
日本人似乎在设想一项长期的经济政策，根据这项政策，日本本国、朝鲜、满洲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有华北，都将成为钢铁、化学产品、机械和机床的生产地区。在东南亚，重点将放在原料生产方面，但纺织品、轻金属品和橡胶制品的生产将受到鼓励。在农业区，为了种植粮食作物供当地消费，单一经营至少要有所缩小。
但是日本的需要将始终高于一切，经济发展主要将由日本人控制。日元集团将扩展到整个共荣圈内，同时，日本银行、商行和航运公司将控制大部分金融和商业活动。在各“同盟”国家，特别是在中国、暹罗和菲律宾，为了吸引国内资本，安抚民族情绪，可能通过经营外表上是以平等地位组织起来的控股公司，合伙提供资金，发展国内经济。前面已经提到过的、1942年以后日本在中国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日本将在各地推行的政策的一个样板。但是制定广泛的经济计划，将是日本大东亚省的特权，并在很大程度上视日本提供必要资金和设备的能力而定。
战争期间被征服地区的经济政策，受到日本军队的需要和战争过程中给日本带来的日益不利的情况所支配。各处的情况都差不多，在东南亚尤其如此。从1943年起，当潜艇和空中袭击使日本的商船航运遭到灾难性的损失时，日本的海外贸易瘫痪了，随之而来的是遍及各个方面的艰难和贫困，如占领军对食物和劳动力的需求，通货膨胀，消费品的普遍稀少，以及城市和其他一贯依靠国外进口食物的人口稠密地区的食物严重短缺等，都强烈地显示了这一点。在长期有战斗的地区，无论是最初日本的占领，或是后来盟国的反攻期间，苦难尤为严重。到了1945年，被占领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和混乱不堪的地步，“共荣”一词已成为笑柄。
为了加强在日本和被征服地区之间建立特殊关系，东条将军决心成立一个特殊机构，来主管并调整对这些地区的政策。1942年3 月对此采取了第一个步骤，成立了大东亚审议会，作为首相的谘询机构。有关这个机构的组织计划是在1942年夏天由内阁企划厅起草的。东乡外相显然首先从内务大臣汤泽三千男那里听到这一消息，他强烈反对这个计划。由于1935年满洲事务局和三年以后中国事务局的建立，外务省的权限已经逐渐缩小。如今有关东南亚国家的事务，外务省将只能管管所谓“纯外交”方面的事。据企划厅大臣星野直树对东乡说，这指的仅仅是仪式上的事务，例如正式接待使节和正式签署条约之类。东乡决心反对这一计划。他起初希望，通过他拒绝同意这一计划，同时拒绝让出自己的职位，能迫使整个东条内阁辞职；他对东条通常处理事务的方式已越来越不满意。但这一点他估计错了，因为东条的地位非常牢固。正象陆军和海军的密使警告东乡的那样，陆海军赞成建立新的省。
汤泽和东条内阁的其他文职人员不太热心，但也不准备支持东乡倒阁的尝试。
1942年9 月1 日，在争论激烈的内阁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东条提出了建立新省的计划草案，并坚持要得到通过。他宣称，大东亚的其他国家对于日本有着一种特殊的血统关系，因此需要这样一个新的省来同他们打交道。东乡回答说，这些国家多半会对新省的创建感到气愤，因为他们会在这个草案中明显地看到自己在政治上是从属于日本的。东乡还说，如果新省与中国事务局相似，那么其后果肯定是不利的。他认为，中国事务局除了激起中国人的敌对情绪之外，什么事也没有做成。
他争辩说，分别建立两个外交机构，在日本外交政策上还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分裂。
东乡还指出，日本尚未赢得战争，如果内阁把精力集中在军事作战上，而把日本对于占领区的永久关系留待以后去考虑，这样将会更明智一些。但东条听不进这些论点。最后，东乡感到自己要推翻内阁的希望是达不到的，他也不可能说服东条作出妥协，因此除了辞职以外，别无他法。暂时由东条自己兼任了外务相。
东乡既被排挤掉，东条很容易就取得了其他内阁成员同意采纳大东亚省的计划。
但当计划提交御前会议调查委员会时，它却受到委员会中一些成员的尖锐批评。这些批评附和了东乡的论据：分别建立两个机构处理外交事务必然要引起混乱，新的措施很可能对有关国家的舆论产生不利的影响。东条答称，为了统一大东亚的政策，建立新的省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他承认大东亚省的权限将不扩展到军事管制下的国家，使这个计划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削弱。他试图缓和这种影响，他说，在这些地区，军队统治将尽早地代之以文官治理，军队本身是希望这样做的。有个议员中肯地指出，甚至在福摩萨，政府机构人员也几乎全是日本人，到哪里去找所有新占领区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东条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说，通过一系列逐步的改革，将允许这一类地区的居民参加他们自己的政府。但是调查委员会对东条以及他的更为驯顺的新外相谷正之的解释并不完全满意。他们想要修改原计划，但为东条所断然拒绝，结果，东条的愿望终于取得了胜利。
1942年11月1 日，根据天皇敕令，正式成立了大东亚省，下设四个局：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这意味着，外务省的满洲事务局、关东局、中国事务局、东亚局和南洋局，以及海外省的北方拓植局和南方拓植局，都将归并于这个省。然而它对朝鲜、福摩萨或日本的萨哈林岛没有任何管辖权。
新省的职能，包括管辖在大东亚共荣圈供职的、以前对日本外务省负责的全部日本官员，除去所谓“纯外交”这个受限制的领域以外。新省将监督所有这些地区的其他日本国民的活动，选择和培训准备派赴这些地区供职的日本行政人员，并负责指导这些地区的日本拓植公司的活动。它还担负着促进和监督共荣圈内日本与轴心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系。
新省的工作人员，部分来自满洲事务局和中国事务局的原有人员，部分是从外务省现已撤销的东亚局、南洋局和美洲局调来的官员，还有一部分是陆海军军官。
青木一男，过去曾担任过东京的大藏相，还当过汪精卫政权的最高经济顾问，被任命为大东亚相；山本熊一，1941年曾任日本外务省美洲局长，1942年曾短期担任过外务次官，被任命为大东亚省次官。
建立大东亚省的真正原因似乎是军方想要排挤外务省。军方始终不信任外务省，认为它在暗中反对他们。至于新的省，它对占领地区主要问题的决策方面最多只起谘询作用。各地方自治政府应准予自治到什么程度，那是内阁和大本营之间争论的问题，他们从来就是那样争论的。根据山本自己的证词，他的省无权过问直接处于军事统治下的国家——例如东印度群岛。他在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是受到怀疑的，因为他显然是急于想摆脱对日本统治的残酷状况的责任。但是东条1942年在御前会议调查委员会上的谈话证实了山本的话；如果东条有办法的话，他是不会那样说的。
大东亚省的主要活动是在文化宣传领域方面。它派遣大批日语教师和其他教员或短期讲学讲师到占领地区去。它安排日本和大东亚的儿个“盟国”之间的“友好访问团”。在日本以外的大东亚区域里，有一批批经过仔细挑选的学生被送到日本大学去学习一段时间：大东亚省负责这些学生的活动。大东亚省组织定期的大东亚文艺和科学会议，促进整个地区的各种文化交流。它布置一些学者以日本为“领导国”的观点来编写大东亚历史。人类学家们则埋头于证明日本人和东南亚民族的共同的种族起源，这一工作做得使他们自己感到满意。
1943年4 月重光葵被任命为外相之后，大东亚省开始倒运，而外务省再次走运。
宣布“对华新政策”，给予菲律宾独立，并给它以日本的同盟者的地位，采取这些步骤的目的在于要在敌对的同盟国宣布其远东战争的目标之前抢先一步。同盟国1943年12月在开罗会议上正式发表了这样一个宣言，但是日本人先发制人，于1943年11月5 日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国家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满洲国首相张景惠，南京政府首脑汪精卫，“新菲律宾”总统洛雷尔和缅甸元首巴莫。暹罗总理銮披汶以身体不好为由未参加会议，派了旺·怀他耶功亲王为代表。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代表：
“自由印度”作为观察员列席，但由巴莫代表印度讲话。
东条在表示欢迎的开幕词中谴责英美两国以关心和平和正义为幌子，企图使自己对亚洲的殖民剥削永久化。他说，贸易机会均等的主张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们自己的领土一贯对我们亚洲人关门，因而也就是不给我们这种平等的机会，并阻碍我们的贸易，他们谋求的只是他们自己的繁荣。”东条接着描绘了新秩序的原则，说这种新秩序是以大东亚固有的道义精神为基础的。他把这些原则解释为互相尊重独立自主，发扬“一种优秀的文化秩序”以对抗西方的物质文明，并在互惠基础上进行紧密的经济合作。显然是为了向西方同盟国作出姿态，他还宣称，“我仍正在建立的大东亚新秩序不是关门主义的，而是积极地谋求同世界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建立合作关系，从而对世界进步作出贡献。”
东条讲话之后，接着是“同盟国家”的代表们发言。他们对东条已阐明的原则表示感谢和支持。11月6 日，大会正式通过了体现日本首相所阐明的原则的联合宣言。
这些活动全都是由大东亚省在幕后精心布置的。巴莫在1946年宣称，每个“同盟国家”的代表团背后都有一个日本官员在指导他们该怎么说和该怎么做。他说，整个议程都是由日本人事先安排好的，不容有任何改动。事实上，占领地区的真实情况对大东亚会议上所确定的崇高理想是一个滑稽的嘲弄。这些地区的人民所遭受的经济上的苦难，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与战争状态是分不开的，不能全怪日本人。在一些地区进行着砌对日本人的武装抵抗，是给双方都带来残酷和恐怖的一种战争。
日本军政监部在各个占领地区所采取的行政和经济措施，同任何占领军所采取的措施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但是日本兵对待赤手空拳的平民的傲慢和残忍行为激起了人们对日本人的普遍仇恨。使得关于共荣圈的全部宣传都成了荒谬之谈。日本兵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日本应征士兵自身受到的严厉管教的结果。例如：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对他们的战俘和他们统治下的平民打耳光的普遍做法，是日本士兵自身从作为新兵入伍那天起就习以为常了。
他把自己从上级那里遭受到的事情毫不犹豫地施加于被征服国家的居民。而且，出了日本，他自己感到摆脱了在国内所受的控制约束；在国内，他们的举止通常都要受到严格的规矩的约束。他相信一毫无疑问，大多数日本士兵是这么相信的——
他的国家有一个神圣使命，要为亚洲本身的利益而统治亚洲，因此他对于那些拒绝接受这种思想的人是残酪无情的。此外，他在日本被灌输的教育使他成为一个和任何白人一样的种族主义者：尽管他侈谈什么泛亚主义和与亚洲人民的血亲关系，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承认其他亚洲人与他是平等的。
结果是，在日本军事占领地区的人民中间激起了对日本人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仇恨。这在1951年讨论对日和约期间就明显地看得出来：当时菲律宾、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对条款如此宽大部感到非常不安，他们非常怀疑日本将来是否会有良好的意念。印度代表们就没有这种恐惧心理，因为印度未曾被日本占领过。
然而，不管1943年11月宣言的原则的实际贯彻与其理论之间有多大的差别，这些原则仍具有重要的政治后果。甚至当事情已很清楚，日本没有希望保持它所掠夺的领土时，它还是紧抱住这些原则不放。1944年11月在东京庆祝宣言发表一周年纪念时，日本再次保证忠于宣言的原则。1945年5 月1 日在东京又召开了一个大东亚会议，企图抵销旧金山会议的影响。据说，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十一个国家的二百名代表，包括安南、柬埔寨和东印度群岛的代表团。这次会议也发表了一个宣言，保证无论在战争中或在努力实现1943年阐明的原则方面，出席会议的国家都应合作。
宣言中还提出在建立世界秩序中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
从这里可看出两个动机：首先，日本政府仍然希望得到某种妥协性的和平。他们知道也们将不得不放弃自己在1942年占领的地区，可能还不止这些地区。但是如果能作出某些安排，使这些国家实际上既不依靠西方也不依靠日本，如果还规定同日本可以自由贸易，那么日本将仍然处于有利的地位。然而，假如日本这个希望落了空（结果果然是落了空），那么日本人心中还有一个作为长远目标的第二种打算。
日本一直在进行工作，在占领地区帮助开展独立运动，以保证不管战争会给日本本身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西方大国决不可能恢复到战前状态。用这种观点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长期斗争中的第一个回合罢了，尽管日本最初可能遭到失败，最后还有希望获胜。如果日本能够设法削弱西方在远东的力量——事实上它是那样做的，那么它仍然可望在将来的某个时期实现自己的野心。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4日宣布决定投降的诏书中不得不说：“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1945年8 月21日，日本军队在新加坡召开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军队发言人宣布“根据天皇的命令，大东亚圣战即将结束，但是我们对于日本的存在和大东亚的稳定这个理想决不会破灭。”
日本的投降和解除武装意味着这样的美梦不可能实现了——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在这期间，日本已成功地破坏了亚洲伪旧秩序，使英国、法国和荷兰不可能重新获得它们在远东的战前地位。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间接说来还有印度的独立，国民党在中国的垮台以及印度支那的长期冲突，都是大东亚圣战的后果。在这些事态的发展中，大东亚的理想都淹没在当地的民族运动中了。
将来的事实会显示这一狭隘的看法是否会继续存在，或者证明更远大的大东亚理想是否会复活——如果不是由战败的日本来使其复活，那么就是由其他某个新兴的大国来使其复活。
第二章 1942—1946年的日本外交
第一节 日本、德国和苏联
日本与其轴心国伙伴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表面上受到它们在1942年12月11日所订条约的支配。条约规定了三国将“以一切可以采用的有力手段共同战斗”，直至战胜英国和美国为止。他们保证“如果没有相互的完全谅解”，不对英国和美国单独休战或媾和。它们也都同意在战争胜利后，在以1940年9 月27日三国公约为基础建立的世界新秩序中，继续保持紧密的合作。
根据该公约，日本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而其他两方也同样承认日本在大东亚的98领导权。三国同意在努力建立各自的新秩序方面进行合作，并在它们中间任何一方受到未卷入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的国家的攻击时，务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互相援助，但明确规定本条款对苏联不起作用。三国公约还规定建立联合技术委员会来讨论有关执行公约的细节问题。
在这些政治协议之外，还补充了一项军事协定。这项军事协定是1942年1 月18日在柏林签订的，签字的有凯特尔将军、马拉斯将军（根据三国公约建立的三国军事委员会的意大利首席委员）以及日本的坂西将军和野村直邦海军大将，他们分别为驻德国首都的陆军和海军武官。当时的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后来宣称这项协定是对他保密的。协定规定了日本作为一方，德国和意大利作为另一方的军事行动范围。
旧本的范围是“自东经70度左右向东到美洲大陆西海岸的海域，以及位于以上海域中的大陆和岛屿——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群岛和新西兰”。它还包括大约间一经度以东的大片亚洲陆地。
但是日本根据以后和其盟国的协议，可以超出这个协定中所规定的区域。
协议还规定，如果英国和美国的海军力量主要集中在大西洋地区进行活动，日本将派出部分海军前去同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会合。反过来，如果英美海军主要集中在太平洋地区，那么，这两个欧洲盟国的部分海军也将派到太平洋来帮助日本。
1 月18 日的协定还规定，三国公约国在计划和执行重要军事行动方面要保持联络，并交换军事情报。他们还要在进行经济战争中以及发展德、意、日空中和海上交通中共同合作。
但是，尽管有这些条约，德国和日本都选择了单独进行战争的做法。两国都各自走自己的路，追求自己的目标。很少关心其盟国在做什么以及自己的行动对盟国的利益影响如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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