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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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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后来，他们被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所吸引。虽
然缅甸自从行政上脱离印度以来在自治方面进步很快，但这种进步对急躁的德钦党人来说还不够满意。他们开始指望日本可能会帮助他们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这种思想自然受到东京的欢迎。1939年欧战爆发后不久，一个由三十名德钦党人所组成的团体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们受到日本陆军特工人员南大佐的庇护，接受军事训练。在这个团体中有吴昂山。在其他表示亲日倾向的缅甸政客中有吴苏，他在1940—1941年曾任总理。1941年11月，他为了争取缅甸得到完全的自治领地位，访问了伦敦。但他发现英国政府对此很冷淡。在回来的路上，他被逮捕了，罪名是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继续和日本有联系；他没有被准许回到缅甸。日本人原来想让他当由日本扶植起来的政府的首脑，这样一来，这件事就没有任何希望了。
因此，日本转向巴莫博士。巴莫在1937—1939年间曾任缅甸总理；但是一则由于他的关于社会改革的建议证明为花费太大，二则由于他被怀疑有成为独裁者的野心，因此他下台了。1940年夏天，英国当局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将他逮捕，并判决将他监禁一个时期。然而他有相当多的追随者，特别是在缅甸北部；在仰光据说他并不知名。
这样，在日本入侵缅甸时，巴莫是在抹谷的监狱里，但在盟军撤退的混乱中，他从狱中逃出了。他到了曼德勒，在一段时期中与中国人有联系；实际上，中国的王将军建议他去重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战后，当他在东京被发见而受审问时，他对审问的人说，日本宪兵队发现了他，把他押到眉苗去见奈须大佐，奈须大佐是驻缅日军司令官饭田将军的副参谋长。据巴莫说，奈须告诉他，日本人一直在找他，因为日本人想叫他担任日本人正在组织的缅甸民政委员会的主席。在南大佐的庇护下，日本人把一些德钦党领导人带了回来，这些人组织了一支称作“缅甸独立军”的武装力量。但是现在对这批德钦党人已无法约束了，他们正在利用自己的武装人员向在缅甸的政敌算旧帐，他们特别袭击克伦族人。日本人不愿意在自己的后方发生内故，因此，他们急于想解散德钦党人的武装力量，并由日本人来扶植一个缅甸政权，以此作为一股政治上的抗衡力量，来抑制德钦党人。因此，他们于6 月初在眉苗组织了一个行政筹备委员会。巴莫被任命为主席，结果表明，他果然使缅甸大多数文职官员继续任职并使原已逃跑的人回来。7 月，筹备委员会迁到仰光；8月1日，它发展成为一个名义上组织齐全的“缅甸行政委员会”。该委员会以巴莫为首，它的成员由好几个政治集团的缅甸人组成，包括德钦党人，虽然他们现已丧失了以往的那种优势。
如果巴莫和他的同僚以为自己将会有某种程度的真正独立性，那么他们不久就发现并非如此。事实上，据巴莫在1946年说，他发觉饭田将军本人是同情缅甸人的独立愿望的，但是日本的参谋人员却倾向于另一种想法。奈须大佐对巴莫说，关于独立的任何谈判，时机尚未成熟。日本“顾问”们控制了在仰光的行政委员会的活动，缅甸的省级和地方的官员也发现自己处在同样的束缚之下。缅甸的法庭可以处理缅甸人之间的案件，但是凡涉及日本人或第三国国民的案件，都要由日本人来管。
月本士兵当然完全归日本军事当局管辖，他们在外面一向是为所欲为。任何缅甸人如果不明白日本人的意思是要他做什么，或者接受命令稍有迟缓，那么他总要挨揍和挨耳光。正如在日本人占领的其他一些国家里一样，可怕的宪兵队处理所有的政治嫌疑犯；他们惯常拔出受害者的指甲，这一行动在缅甸人中间引起了一句毛骨悚然的俏皮话：“你的指甲要修一修吗？”宪兵队采用了惯常的鼓励密告的方式，那就是在集市上安放一些白色的箱子，告密者可以把自己想检举的任何人的名字和地址写在纸条上，投入箱内。于是，那个不幸的人就遭到宪兵队的搜捕，并且被押到司令部进行审讯。经过审讯折磨的人，出来的时候（如果他能出来的话），肯定是身心遭到了巨大摧残。在尝到旧本人的这种味道不多久，缅甸人就盼望“矮子先生”离开的那天能早日到来。德钦党的一名颇感幻灭的成员说：“我们以前时常对你们说，英国人在吸你们的血。唔，现在，日本人在这里吸你们的骨髓。”
1942年1 月22日，东条将军向日本国会宣称，日本打算让缅甸独立。日本在官方声明中称赞缅甸是一个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中树立了最好的合作榜样的国家。至于巴莫，则以演说和文章来回答，在这些演说和文章中他特别提到，战前两年，他曾在曼德勒对听众说：“我们在东方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会来救援我们的。”他提出，应当与日本齐心合力，“把英帝国主义永远从缅甸赶出去”。1942年7 月22日，他说，缅甸人“担负着保卫共荣圈西部边界的重要使命，这个共荣圈以日本为核心，将东起太平洋，西至印度洋。”当8 月份行政委员会成立时，他重申了这些关于合作的保证。而饭田将军答复说，只要缅甸今后一如既往继续与日本人合作，那么日本军队将为创建一个缅甸人的缅甸而提供最大的援助。同月较晚的时候，饭田将军到缅甸各地巡视。他回到仰光后宣布，日本人打算在缅甸的每个村庄和每个城镇都至少建立一所学校，并且不久将重新开放原有的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这些学府正如在其他日本占领区内一样，是早已关闭了的。他还说，日本人在缅甸的行为必须“谨慎和检点”，由于缅甸邻近印度，缅甸随便发生什么情况都会对印度产生影响。
1943年1 月28日，东条向日本国会宣布，在一年内将建立一个独立的缅甸国家。
同年3 月，巴莫前往东京对东条这一让步表示感谢。据巴莫自己叙述，他对这事别无其他选择余地。他说，人家叫他根据奈须大佐的后任、副参谋长矶村武亮大佐的意见办事。当他到达东京时，他与东条的第一次会晤只限于正式表示一下日本人所盼望他表示的感谢。在第二次会晤时，东条通知他说，参加对英美的战争是缅甸的责任。
巴莫回到仰光后，成立了一个“独立筹备委员会”。委员会由二十二人组成，由巴莫任主席，于5 月8 日成立。巴莫讲到需要信任日本，又讲到缅甸获得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还讲到共荣圈的理想。但是在战后，巴莫说，当地的日本军事当局对于缅甸即使是表面的独立也不想给予，他们不顾他的反对，组织了这个筹备委员会。
巴莫还说，制定宪法的工作是由日本人做的。的确，他相信日本人原是想在缅甸建立一个傀儡王国，扶立前国王蒂包的孙子为名义上的统治者。他们已掌握了这个缅甸末代君主的后裔，然而，可能是由于他们发觉这种做法得不到支持，所以没有试图去恢复君主政体。虽然他们不得不同意建立一个“缅甸共和国”，但是他们严格控制着它。巴莫说，在7 月份，当他在新加坡与东条会晤后回来时，他发现矶村武亮大佐已准备了一份“缅甸独立宣言”的草稿，并附有一份同日本的基本条约的草稿，还附带一份秘密军事协定，按照这一协定的条款，日军司令官有权采取他认为对促进日本军事行动有必要的任何措施，并有权命令缅甸政府协助执行这样的措施。
如果他认为需要的话，他也有权否决缅甸政府的任何行动。“缅甸独立宣言”于1943年8 月1 日发表；与此同时，以巴莫为“国家元首”的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也成立了。
河边将军（他继饭田将军之后任日军司令官）正式宣布结63束“军政”。缅甸向英美宣战，并与日本签订了同盟条约。日缅双方签约人是泽田廉三和巴莫；泽田廉三曾任日本驻法大使，现被任命为驻缅大使。条约规定，在进行大东亚战争中，缅甸和日本之间将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全面合作。两国也将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细节问题将由两国有关官员协议决定。
宪法宣布缅甸为构成大东亚共荣周的友好国家中一个具有平等地位的成员。据说权力来自人民，但是国家元首拥有全权。的确，巴莫通过一些象过去君主登位般的仪式，被任命为国家元首，并且在日本人所给予的权限范围内，充当独裁者，这使得他的同僚们十分反感。但是他有个潜在的政敌，即吴昂山。日本人封吴昂山为少将，并且叫他指挥缅甸的国防军——后来改组为缅甸国民军。吴昂山这时还担任国防部长的职务。
但是事实上，日本军队仍然是凌驾一切之上的。巴莫说，他在新加坡见到东条时，向东条诉说日本宪兵队的专断蛮横行为和日本军事顾问的粗暴态度。东条答应抽调一些大东亚省的文官宋代替那些军方平顾问“。据巴莫说，结果是这样做了，但是这一改革没有什么结果，因为这些文官不敢得罪军队，特别是不敢得罪那些参谋人员；这些参谋人员，正如矶村武亮告诉巴莫的那样，是打算统治缅甸的。泽田也同样是无可奈何，而新到任的司令官河边又不象饭田那样宽容。
巴莫颇有才能，抱有一些改革社会和经济的思想。但这个国家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他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日本军队几乎垄断了铁路和水路交通，事实上，他们也非这样做不可。日军征用了大量的大米，并宰杀耕牛，作为食物，这造成了当地粮食短缺和由此而引起的困难。象在其他日本占领区一样，日本军队用纸币，包括伪造的印度卢比，来支付他们所需要的粮食与劳力的费用，从而引起了通货膨胀、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在缅甸，如同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日本人没有能力满足工业产品的需求，由于同西方国家断绝了贸易，工业品供应不足。而另一方面，日本人只要能够搞到船只运输，便从缅甸将棉花、木材和矿石掠取而去。为了增加大米和棉花的产量，以及提高国内的手工业生产，他们发起了一个自给自足运动。
巴莫把这个运动作为新秩序的一部分而加以推行，但是经济状况不断地恶化，不法行为和抢劫案件与日俱增。
日本人用招募和强迫征集的办法，获得了大量的缅甸劳动力。有的被送到“兵补”（日军兵站后勤部）。这些人大部分从事运输工作，在饮食和工资待遇方面比较好一些。但是被强迫送到一般的劳务队去的那些不幸的人，则处境要糟糕得多。
他们被迫干重活，如建造飞机场，修筑公路和铁路等。其中很多人被派去建筑缅甸境内的那一段暹缅铁路，在施工中受尽了折磨。战后，巴莫讲到，他曾两次要求日本当局允许他去视察这些缅甸人的劳动条件，但都被拒绝了。他说，后来，他确实得到了派遣视察员去看的权力，这些视察员力图改善他们所发现的那种可怕的状况。
巴莫估计，在这条铁路工程中，死去了三万缅甸人。巴莫战时在纪念缅甸独立一周年发表的演说中说，缅甸在给三个国家的军队供应食物和原料，即日本军队、缅甸军队和驻扎在缅甸的印度国民军。他说，劳动力和原料的需求是“大量的和漫无止境的”，战争的压力经常是“异常沉重的”。
日本人力图倡导“大缅甸运动”来消除在缅甸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不满。大缅甸运动的目的是把缅甸的统治强加于克伦族人、阿拉干人、掸族人和克钦族人。1943年9 月25日，在仰光又缔给了一项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日本同意把掸邦（除去其中已并给暹罗的两个邦之外）、克伦邦和瓦区并入缅甸；日本在这些地区的军事管制机构在条约签订后九十天内予以撤销。在缅甸人看来，这样做的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补偿缅甸割让给暹罗——缅甸的世仇——的领土。但是，日本给予缅甸民族主义的这种贿赂，对于缓和缅甸人民日益增长的反日情绪所起的作用很小，而且随着战争的总趋势不利于日本，这种礼物的价值显然是可疑的。如同在暹罗发生的情况一样，缅甸的政客们也在开始寻找出路，以求摆脱自己已陷入的与日本结合在一起的那种关系。
据巴莫说，当地的第一次反日运动在1944年6 月间开始发展起来。日本宪兵队加紧镇压，进行反击。巴莫说，他曾亲自抗议过日军这种残酷的方式；但是河边将军对他说，如果他这样讲话，他就要被认为是日本的敌人了。1944年8 月，木村将军接替了河边将军的职务。木村将军和他的参谋部官员都比较倾向于采取怀柔手段。
1944年11月，巴莫再次去东京。他在1946年说，那次去东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争取商定日军从缅甸撤退的问题，以避免盟军入侵这个国家，重新带来各种破坏。
他对继东条之后任总理的小矶将军提出了这个想法，小矶却要他去和陆军参谋长杉山将军商谈。杉山对巴莫提到了菲律宾正遭到的破坏，他说，这是由于菲律宾人没有很好地同日本合作所致。杉山指出，缅甸人应该以此作为前车之鉴。巴莫说，他也向日本外相重光呼吁，重光听取了日军虐待缅甸人民的情况，表示同情和愤慨。
但是，重光不能帮助他反对日本军方，日军企图在缅甸作最后的挣扎，准备对缅甸人的任何背叛行为采取野蛮的报复手段。
因此，巴莫回到缅甸后，表面上继续支持日本的事业，并保证缅甸要帮助日本反抗盟军的入侵。缅甸国防部长吴昂山那时候也是这样做的；他表面上是领导缅甸国民军站在日本一方作战到底，但到了1945年春季，当日军在缅甸几乎完全土崩瓦解时，吴昂山倒戈投到胜利者一方，把他的军队改名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并置于英军司令威廉·斯利姆爵士将军的指挥之下。为此，日本人对抓到的缅军的亲属进行了野蛮的报复。巴莫说，他对吴昂山打算要做的事已经料到，但是他不能跟着那么干；当时他是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之下。日本人在3 月底解除了留在仰光的缅军的武装。1945年4 月底，仰光失守，巴莫政权解体，巴莫和溃退的日军一起跑到毛淡棉，后来被送往日本
（七）马来亚
月本征服马来亚以后，建立了一个军事管制机构——军政监部。它归指挥第七军区的将军领导，其司令部设在新加坡。然而，军政监部的首脑，即军政监，却是个文官；自1942年4 月至1943年7 月，这个职务由渡边担任。日本人将新加坡市更名为“昭南”（意即“南方之光”），并划为特别市。第一任市长是大达茂雄，他曾在满洲国任官员。他担任此职直至1943年7 月调任东京市长时为止。继任昭南市长的是另一个日本文官内藤宽一。
除新加坡以外，日本人把马来亚分成八个省，每个省任命一名日本人当行政官。
日本人取消了原先的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与马来属邦的区别。他们宣称，这种区别是英国挑拨分歧以利统治的一种罪恶手段。日本人征服了马来的各个索丹以后，承认素丹为他们各自的邦内的统治者，并让他们担任在每一个省内建立的宗教事务机构的首脑。但是那些素丹很快就发现日本人对他们抱有奢望。1942年4 月18日的《昭南时报》谴责素丹们指望和平与繁荣，而没有考虑到怎样才能取得和平与繁荣；并坦率地暗示他们：鉴于素丹们“曾为英国的军费提供过巨额捐款”，现在希望他们也为日本的军费慷慨捐助。1943年1 月21日，素丹们又被召到新加坡去接受日本军务部长的训话。他对他们说，由于财政拮据，“并作为你们愿与日本同甘共苦的一种良好表示”，今后他们所得到的俸禄将比过去减少了。
日本人一开头就明确表示，他们打算马上把马来亚并入日本帝国。1942年3 月23日，日本驻泰国大使馆二等秘书来到新加坡，正式关闭了日本在新加坡的总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的理由是“马来半岛现在是日本的领土了”。此外，1942年4 月7日，日本在原属新加坡最高法院的一座大楼里成立一个军事法庭时宣称，这个军事法庭将处理“日本领土马来亚和苏门答腊岛”犯罪分子。规定日本天皇诞辰为法定假日，并强迫作一分钟默祷，默祷时，新加坡所有居民必须面向东北，朝东京的皇宫站着。马来亚的征服者山下将军讲话中谈到参加这次仪式的是“新加入的马来亚和苏门答腊的日本臣民”，渡边则把他们称作“你们是新吸收的天皇陛下的臣民一大日本的公民”。这期间，《昭南时报》告诉人们说，他们必须称呼“我们伟大的将军”。（山下）和“我们伟大的海军大将”（山本）。一个署名查尔斯·内尔的人是这家报纸的经常撰稿人，他的文章显然是官方授意写的。他反复说：马来亚已经成为日本领土了。他在一篇赞扬日本在朝鲜取得的成就的文章中，把朝鲜称为“日本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可以冒昧猜测的话，马来亚的地位也将是如此。”如同在日本占领的其他土地上一样，日本人竭力提倡学习日语和使用日语。
一度关闭的学校又开办了，修订的课程表中有日语课。为了教授日语，设立了一些专门学校，教师从日本派来：同时，报刊上也登载了一系列的日语教程。日本人告诉人们；使用英语是一种耻辱，“这是剥削和压迫我们的人的语言”。还告诫说，日语知识是将来在商业或其他职业中取得成功的途径。然而，如同在缅甸和菲律宾一样，日本人也允许马来亚暂时通用英语。确实，他们在1943年1 月14日颁布的命令中是那么说的：从当年7 月份起，所有私人通信必须用日语、马来语、汉语、印度语和泰语。但他们不得不把期刊杂志和官方文件排除在这一命令限制之外。尽管他们对这事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并赞扬那些日语基础知识学得相当好的人，但在马来亚，象在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推广日语的努力也遇到了困难。事实上，到了形势显然对日本不利，日本在马来亚的统治看来不会长久的时候，人们在语言问题上欣赏这样一句含蓄的双关语：“英国来，日本去。”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在马来亚也故意使白人俘虏出丑，以激起亚洲人对白人的憎恨和鄙视。日本人利用各种机会公开凌辱被俘的军人和平民。实际上，被俘平民的处境比起初监禁在章宜的士兵的命运更糟糕。日本人控制的报纸嘲笑他们所受的痛苦：“今天，在昭南和任何其他地方，得胜的日本军队带来了新秩序。人们可以看到，欧洲人赤着膊在于以前只叫亚洲人去干的那种活。他们中有很多人洋相出足，干起活来拖泥带水，即使是亚洲妇女千起来也会比他们干净利落得多。”英国人在马来亚的统治被描绘成漆黑一团，并用来同日本人为建设新秩序而作出牺牲的那种大公无私精神相对照。
他们宣称，英国军队萎靡不振，士气低落，不能吃苦，在战斗中无法与日本兵匹敌。
欧亚混血种人也由于追求西方生活方式受到了日本人的谴责。欧亚混血种人被强迫集中起来进行登记，一个日本官员趁此通知他们说，除非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否则“我们一定要考虑严厉地惩罚你们”。一些报纸告诫他们：从此以后要把自己当作亚洲人，准备去当农场主和店主，不要想担任办公室的职务或者受到任何优待。这一类经常的训斥表明；欧亚混血种人并不喜欢这种新的统治。但是他们人数较少，因此对日本人没有构成什么危险。
华人的情况就不同了。新加坡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华人，在马来亚的其他地区，华人也占很大比例。日本人对这些华人的手段是十分残酷的，因而积极活动的游击队员大都来自他们的行列。日本占领马来亚的时候，华人社会为互相敌对的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汪精卫的政治势力和阴谋所分裂。日本人对大家知道的或被怀疑是支持蒋介石和自由中国的人实行恐怖统治。虽然任意屠杀的事情不久就停止了，但是，宪兵队继续逮捕“亲重庆的反日抗日的华人”，凡是将来愿意同日本人合作的人，可以得到赦免。日本人告诉华人：凡曾以任何方式反抗过日本的人，理应处死刑或服强迫劳役；他们会感谢日本人的宽厚和对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热忱的。
日本人要华人为了对这种“宽厚”表示感谢，并证明他们愿意为建立新秩序而合作，向日军“自动捐献”。由各华人团体组成一个代表小组，负责对每一个华人可望捐献的数目作出估计。如果原定收受捐款的期限已到而没有及时缴纳，拖欠者就要受到公开的严厉训斥，并被威胁说：他们得缴纳原定金额的两倍。到1942年6月25日，终于将五千万元功币交给了山下将军。《昭南时报》宣称，这笔金额同华人的全部财富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华人中仅仅一些个别人的财产就不止此数了，华人曾经捐献了三亿多元功币支持重庆。该报还谴责华人曾经抵制日货，并对他们说：对这种行为的“真正赎罪”是无法用钱来表示的。他们应当在建设新秩序中同日本全面合作。后来，报上一再严厉申斥华人醉心于做黑市交易。敲诈勒索，在镇压“共产党穷鬼”时没有同日本合作。虽然华人中有少数亲南京的人以及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和趋炎附势者，但大多数华人实行消极抵抗，并阻挠日本的财政和经济控制措施。在内地，主要由华人组成的游击队坚持积极抵抗；虽然不是所有的人，但是他们中大部分是共产党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党的成员。他们同日本人展开了激烈的小规模丛林战；日本人残酷地处理那些被怀疑是帮助游击队或者不提供游击队下落的华人村民。抵抗运动的战士也同样无情地对叛徒或告密者进行报复。
日本人在占领马来亚期间，曾经得到一些马来人的帮助。马来人大部对英国势力的迅速崩溃感到吃惊，他们起初准备和日本人合作。马来人害怕并憎恶华人，这是容易为日本人利用的一种心理。因此，在追捕华人游击队时，日本人得到了马来人的帮助。然而，也有一些马来人从一开始就反对日本人，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抵抗组织，或和游击队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的残暴统治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贫困，在马来居民中激起了对日本人的愠怒和敌意，这种倾向与日俱增。
在马来亚的许多印度人，起初也欢呼英国人的垮台，愿意和日本人合作。日本人把锡克人和帕坦人警察的大部分招募到自己的警察和警察辅助机构中来，利用他们同游击队作战。1942年夏，日本人组织了一个地方性的“印度独立联盟”；伊斯兰教徒不象印度教徒那样乐意加入这个组织，因此受到责骂和威胁。这个联盟成为整个“自由印度”运动的一个分部，苏巴斯·钱德拉·鲍斯是该联盟的领导人。这个联盟通过在新加坡设立的电台广泛地向日本占领地区的印度人和印度国内人民进行大量的反英宣传。1943年10月，日本组织了以鲍斯为主席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这个组织进而向英国和美国宣战。日本答应给鲍斯援助；鲍斯把他的总部设在新加坡，他要求这里的印度各界人士给予“理所当然”的援助，号召他们向自由印度的军队即“印度国民军”捐款和输送兵员。印军战俘在多数情况下是拒绝参加这支军队的，因此他们受到日本人的残酷虐待，对鲍斯和他搞的运动缺乏热忱的许多印度平民也遭到同样的虐待。1944年1 月，“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迁到缅甸，印度国民军参加了日本向阿萨姆的进攻。日本在缅甸失败后，1945年5 月间，鲍斯回到新加坡。他于8 月16日离新加坡去日本，但是两天以后，他的飞机在福摩萨的台北附近失事，鲍斯受了致命伤。日本人在英国军队回来之前，仍然控制着新加坡，他们在8 月23日在新加坡为印度国民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
正如英国战俘所证实的那样，一些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确曾对1942年英国的失败高兴过，可是他们不久就发现，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他们的命运更惨得多。
日本人控制的报纸不时地告诉他们，要为新秩序而牺牲自己；日本人声称，他们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目己正在为建设新秩序而流血和耗费资财。除了强迫捐款以外，确实还作出了种种牺牲。日本人的占领破坏了马来亚的经济；因为橡胶、锡和铁矿石的出口一下子被战争切断了。日本人拿走了他们能拿走的一切，但是由于他们的船舶遭到严重损失，大大地限制了他们把物资运往日本。在进口方面，马来亚以前是依靠缅甸和暹罗提供食物，依靠英国、其他西方国家和日本输入资本和消费品的。日本的占领打乱了秩序，特别是在新加坡，食物的供应不久就发生了困难，直到1943年7 月，第一批从日本运来的纺织品和消费品才到达新加坡。据1943年6 月27日《昭南新闻》报道，从1941年12月到那个时候，食物价格几乎上涨了百分之三百；日本人控制物价的努力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报纸上也抱怨，刚刚运进的一些日本货物就流入了黑市。
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在东南亚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企图鼓励居民增加大米、小米和蔬菜的生产。他们鼓励人们大批迁离新加坡，特别是到柔佛的兴楼附近的“新昭南”和森美兰的马口去建立城市移民的农业居民点。日本的宣传鼓动家们把这些事业描绘得天花乱坠，但是它们的规模很小。例如，据1944年3 月的报道，兴楼大约有九百个移民和二千英亩左右的开垦地。在马口，有一个欧亚混血种人的居民点和邻近的一个华人居民点，共约一千六百人。这种努力显然对缓和新加坡食物供应问题起不了什么作用，那里大米的配给量越来越减少了。日本人通过居民组织和辅佐警察的力量，竭力要使他们的经济控制行之有效，但是，他们不得不和华人作斗争，这些华人是逃税的老手。1945年6 月，日本人开始准备大72批疏散新加坡居民，以防英国人的进攻。他们催促人民立刻登记疏散，有几千人真的走了，但是这些措施只执行了一部分，日本就投降了。
从1943年秋天起，有一些重要的迹象，表明日本人在马来亚的政策有了改变。
报纸不再提马来亚是日本的领土了，而开始谈论所有各种族要进行合作来建设一个“新马来”。原先在行政上与马来亚联合的苏门答腊现在也与马来亚分开了，从后来的情况看，以后该岛的政治发展就按照着爪哇的那个路子去走了。1943年10月3日，日本人宣布：要在马来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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