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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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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对在学校里实行义务宗教教育的，而这一制度在军政府1943年掌权后就已经颁布法令实行了。
整个大陆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场选举。尽管精神抖擞，生气勃勃而富有魅力的庇隆与才貌平庸的坦博里尼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民主联盟仍然相信他们会获胜，如果选举是公正举行的话。虽然仍旧保持戒严状态，但报章杂志却获准几乎可以完全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提出批评，所有的政党均准予举行集会。可是许多民主党派的集会却被庇隆派的武装人员所驱散，而亲庇隆的警察部队则袖手旁观，不作公正的处置。
与此同时，身为华盛顿代理国务卿的布雷登，为了忠于自己的诺言，继续攻击庇隆是西半球和平与团结的威胁。同时他还试图争取其他美洲政府的支持。选举原定在1946年2月24日举行，在举行前二星期左右的时候，布雷登断定这已到了采取更直接行动的时刻。2月11日，一份通常称作蓝皮书的备忘录递交给了其他美洲国家的代表。十二小时后，这份备忘录就公布于世了。蓝皮书的内容是根据轴心国在阿根廷活动的情况汇报，包括盟国占领德国后发现的情报。阿根廷政府被控在大战期间曾给德国以援助，并在自己的国家里给纳粹团体继续提供庇护。庇隆被点名为主要通敌者之一。
在大部分选举活动期间，庇隆一直主要强调，他在反对贪婪的地主和资本主义寡头政治的运动中作为贫穷受压迫者的一名战士所起的作用。他慷慨地向工人们许下了诺言，并发布了法令，立即给工人们切实的好处。布雷登的公开干涉反而给庇隆提供了新鲜的武器，使他成为拥护阿根廷自由和独立以摆脱美国佬蓄谋控制的人。庇隆声称，阿根廷的选民们必须在2月24日投票，要末选布雷登，要未选庇隆。
同过去标志竞选运动时的恫吓和派系斗争的情况形成对照，那天的投票却是平静而井井有条，完全实现了武装部队将能保证选举公正举行的许诺。统计票数的工作花了六个星期，但到3月中旬已很清楚，庇隆的胜利已成定局，除非在尚未计票的几个选区内形势突然转向。最后的选举结果表明：庇隆已经赢得了绝大多数选票。他的党在十四个省政府中获胜了十三个，在国会里也取得了胜利。庇隆支持者之所以赢得胜利，实得力于反对党派内部的分裂，而它们的党派休战只限于选出一名共同的总统候选人而已。
（二）阿根廷选举在美洲大陆产生的反响
庇隆的胜利使美国政府中的拉丁美洲政策制订者陷于进退维谷的处境。布雷登和国务院曾寄希望于庇隆为民主派人士所击败。他们可能在理论上采取三条政策中的一条：（1）承认新政府和同阿根廷建立正常关系；（2）不承认和公开反对；或（3）承认，但保持疏远和不友好的关系。他们不准备考虑第一条政策。第二条是排除在外的，除非美国准备单独行事。不论英国政府还是主要的拉丁美洲政府都不想要孤立阿根廷。
拉丁美洲国家不安地看到，曾经一度在墨西哥城和旧金山弥合了的美国和阿根廷之间的争执又死灰复燃了。虽然多数的美洲政府并不比美国政府对法雷尔…庇隆政权更有好感，但公开与之决裂是不符合它们的利益的。况且，美国的高压行径更引起了它们早先对北美的干涉和霸权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愈加坚持它们早先的防卫手段，即不干涉和步调一致的原则。看来似乎越来越清楚了，美国是准备抛弃这两项原则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公开地宣称，在外交事务上不干涉的政策，并不意味着赞同当地的暴政，并且呼吁拉丁美洲国家联合起来同法西斯政府进行斗争。
拉丁美洲政府对于对不干涉原则的任何修改的态度，在它们对乌拉圭于1945年10月提出的建议的反应中清楚地显示出来了。乌拉圭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拉雷塔，在一封致其他美洲共和国的照会中提议，采取集体行动以对付侵犯了包含基本人权在内的民主原则的政府。虽然，这提议当然并未提及阿根廷，但显而易见，法雷尔…庇隆的军事独裁是属于这种性质的政府。实际上还有其他几个拉丁美洲政府也是如此。
贝尔纳斯立即宣布美国政府“无条件地赞同”乌拉圭的提议。相反，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国家不是在外交上不作肯定表态，就是反对这个提议。它们不准备接受对它们内部事务的干涉，不论这种干涉是单方面的或是多方面的。此外，它们害怕虽然干涉表面上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美国可能利用它的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优势，对一些弱小国家施加压力，以提供它所需要的支持其进行干涉的多数票。这些国家的疑虑由于国务院官员的声明而更加深了，声明指出，要在美洲国家间的协议中取得完全一致是一种做不到的想法，决议只应该由真正的多数表决通过。
当时在讨论中最重要的一项美洲国家间的协定是取代查普尔特佩克决议的西半球防务条约。经一致同意美洲各政府应于1945年10月底在里约热内卢集会讨论这个条约。在会议预定召开日期前不久，美国国务院通知东道国巴西政府说，国务院希望推迟会期，因为美国政府不想与阿根廷现政权商谈防御条约。其他拉丁美洲政府在作出这项决定后才被告知，因此对事先没有和它们商量就采取这一重大步骤感到不满和不安。虽然，美洲政府间关于缔结条约的谈判继续下去了，但如果包括阿根廷政府在内，美国政府就不打算商订条约，因此是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的，而主要的拉美国家则反对把阿根廷排除在任何谈判之外。
布雷登不仅未能说服大多数拉美政府支持美国对阿根廷政府采取一项坚定政策是符合它们的利益的，而且他的强硬政策还遭到了美国国内一部分人士的反对。他的敌手包括睦邻政策的支持者和不干涉主义者，害怕英国在阿根廷竞争的商业界以及日益增多的持这种观点的一批人，即认为来自西半球纳粹的危险比起共产主义的威胁来，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切望所有美洲国家联合起来抵制这种新的危险。
在这种处境下，布雷登见风转舵了。1946年3月27日，他说，与布宜诺斯艾利斯新政府的外交关系将予以保持，但他重申美国政府不准备签订任何将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西半球军事协议。显然他仍旧希望同其他美洲国家或它们中的大多数国家达成一项协议而把阿根廷排除于外，但已愈来愈明显，任何这样的希望注定是要落空的。美国政府关于蓝皮书中所揭露的问题采取相应行动一事曾向巴西和其他主要南美国家发出函件，到4月初才迟迟收到它们的答复。大体上他们同意巴西的观点，这一观点发表在4月4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巴西外交部长实际上说，大战已结束，阿根廷新政府已经过自由选举产生，巴西政府极想签订一项互助条约，但认为，这样一项条约除非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所有美洲国家都参加签署，将是一纸空文。由于拉丁美洲的答复以及美洲各国间进一步协商的结果，美国国务院更改了它的立场，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准备考虑让阿根廷参加防务条约，倘若阿根廷政府在肃清轴心国影响方面履行其义务的话。
整个1946年，斗争一直在继续着。布雷登在几条战线上进行了一场英勇但不能取胜的战斗。布雷登在国内的最强大的敌手是新任美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乔治·梅塞史密斯和陆军部。美国军事计划制订者都渴望在制订西半球防御计划方面与拉丁美洲政府达成一项协议。他们的防御计划包括所有美洲共和国的训练、组织以及装备的标准化。1945年10月美洲国家间防务委员会提出了一份调整军事力量的报告，1946年5月杜鲁门提交国会一项美洲国家军事合作法案，这个法案体现了防务委员会的许多建议。这个议案如果通过的话，将能通过以美国的现代军备交换拉丁美洲现有不标准的装备而使装备达到标准化。陆军部担心如果不允许阿根廷政府从美国得到武器，则他们将从英国或俄国得到。6月份，前阿根廷陆军参谋长范德贝克将军为争取得到军需用品访问了华盛顿。代理国务卿告知阿根廷使者，在阿根廷履行它肃清轴心国影响的义务以前，美国政府不准备出卖武器给他的政府。
在夏季的几个月中阿根廷做出了几个和解姿态。8月，查普尔特佩克决议和联合国宪章都在阿根廷国会两院被批准了。同月，据报道，庇隆已告诉众议院，在另一场战争中人们将会看到阿根廷同美国结盟。遗留下来的德国学校被关闭了，并对在蓝皮书中提到的几个德国人采取了行动。但是，政府未能将几名被指控的较著名人物加以驱逐，其中包括庇隆的亲密私友路德维希·弗罗伊德。他经阿根廷联邦法院宣布免除其被控的共谋罪。
6月，阿根廷在美国的冻结资金被解冻了。然而，到年底，华盛顿政府内部关于把阿根廷也包括在西半球军事条约之内并向庇隆提供武器是否明智问题的争论仍未决定，而为拟订防御条约的里约热内卢会议则已一再延期召开了。
（三）英阿会谈
发现庇隆总统在谈判中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的，不仅仅是美国政府。如我们所知道的，阿根廷在美洲之所以能实行一种独立政策，多半是由于它同英国有着密切的财政和经济关系。庇隆按照自己的经济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政策，极想减轻自己国家对英国的依赖。1946年6月至7月，英国代表团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商讨有关财政和经济问题，包括续订1936年的商业条约，但他们发现谈判非常难于进行。
谈判的要点是：关于战争期间阿根廷在英国所积累的大量冻结英镑的余额问题，英国在阿根廷拥有的铁路的前途问题，肉类供应和续订英阿商业条约问题。英国渴望在这些问题上获得一个全面的解决。但是，阿根廷政府由于英国需要它的牛肉而处于优越地位，因而在它们被冻结的英镑余额问题没有得到满意解决之前，不准备在其他几个问题上签订协议。
最后，在英国就冻结英镑和提高肉类价格的问题作了让步之后，才在9月17日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解决了阿根廷英镑余额、肉类购买合同和英国在阿拥有的铁路问题。双方进一步同意应立刻开始讨论，为签订一项新的贸易条约作准备，以及在这些讨论尚未得出结论之前，旧条约中各项条款的有效期应延长至该年年底。
第二节 拉丁美洲的政治趋势
在巴西，1945年这一年标志着已统治该国十五年的热图利奥·瓦加斯威信的部分衰落。自从1937年解散国会和建立新政府以来，瓦加斯实行了完全的独裁。当时通过的宪法中的主要条款，从来就没有付诸实施。但是，瓦加斯的独裁大体上说来还是宽容的，大多数巴西人起先还愿意接受对他们行动自由的种种限制，作为恢复法治的必要代价。在战争年代里，他们再次忍受了瓦加斯权力的扩张，认为有必要这样以确保国家的安全。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不满情绪日益滋长。瓦加斯在维护他的独裁统治的同时，想以许诺战后在和平安定的适当环境下举行大选的办法来制止批评。虽然瓦加斯认识到在巴西恢复较为民主做法的需要，但是，他所想象的民主形式，并不是西方民主国家所实行的放任自由的十九世纪式的民主，而这种曾包含在1891年巴西宪法上的民主结果只造成了这个国家的政治腐败和一片混乱。
1937年的宪法是遵循独裁主义和民族主义路线的。它所规定的条款使政府有权管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瓦加斯认为，没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他很想为他的国家取得更多的经济独立；并且认为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由国家来计划和指导国民经济，而且，必须对外国资本和企业实行严格控制。在战争年代里，瓦加斯意识到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里同美国紧密合作的必要。这种合作必然意味着允许美国在指导巴西内部事务方面有相当的决定权。巴西人尽管切望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现在感到，由巴西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已到来了。随着和平在望，他们很想重新控制他们的空军基地并送走北美的“占领军”。他们相信巴西增高的威望和地位，使它足有资格在处理大陆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尤其是在对阿根廷的政策中，他们并不打算接受美国的指示，因为他们确信，同他们南面的邻邦恢复良好关系是很必要的。在这些情况下，1944年夏天，瓦加斯决定撤掉他的外交部长奥斯瓦尔多·阿拉纳的职务。因为阿拉纳是一位主张同美国密切合作的强烈鼓吹者，并且被许多巴西人看作是一个受北美影响太深的人物。无疑，在瓦加斯看来，阿拉纳有可能成为他的政治对手这一事实也有一定的影响。阿拉纳是平民党的领导人，他相信在巴西应当恢复自由民主，并反对瓦加斯的政治观点。
1944年底瓦加斯判定，实现他诺言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在除夕的一篇演说中，他宣布了举行大选的意图；1945年2月22日，放宽了新闻检查；3月，解除了1937年实施的关于政党的禁令。另外还对自由做了许多让步，包括释放共产党领袖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在内的彼监禁的政治犯。5月28日，颁布了新的选举法，并且定于1945年12月2日举行总统和国会选举。被选出的国民议会将负责起草一部新的宪法或者修改1937年的宪法。
联合起来的各反对党组成了一个全国民主联盟。推举戈麦斯将军为他们的总统侯选人。戈麦斯的支持者网罗了各色人等，包括大多数报界人物、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和瓦加斯政权前的幸存者。戈麦斯还得到了希望在经济上保持殖民地式经济的咖啡种植者的支持。在这种经济下，巴西人可用主要出口作物换取进口产品，因此这些人能从戈麦斯的低税政策中得到好处。另一位竞争的候选人杜特拉将军则主张高税政策和继续瓦加斯的鼓励民族工业的政策。这两位候选人都具有保守的思想，并且都主张加强巴西的军事力量。
瓦加斯声明不竞选总统，并希望他的支持者投杜特拉的票。然而他仍然被怀疑暗中打算继续留任。他对杜特拉的支持被许多人看成是一种分化反对派的一时权宜之计。一群瓦加斯的崇拜者结合起来了，取名为克雷米斯塔，他们大声疾呼地要求他们的英雄竞选第三任总统。他们还竭力主张，选举应限于选出一个制宪会议来起草一部新的宪法，而总统选举则应推迟到新宪法制订之后。当然，这将意味着暂时延长了瓦加斯的任期。普列斯特斯也主张推迟总统选举，他在工人和联邦雇员中间颇有影响。事实上，一般都认为，瓦加斯同普列斯特斯已订有密约。这段时期政治气温迅速上升，而且并没有因为9月美国大使在里约热内卢发表讲话，表示选举应该按原来计划进行而冷静下来。
10月29日，瓦加斯撤换了警察总局长，代之以自己的兄弟。不管瓦加斯怎样设法继续当政，三军首脑是并不想袖手旁观的。10月29日，他们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要求瓦加斯辞职，而由最高法院院长暂时行使总统职权。第二天瓦加斯宣布辞职，安详地告老回乡了。
选举于12月2日按时举行，结果杜特拉将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瓦加斯由工党提名，又回到里约热内卢，出任他家乡南里奥格朗德州的参议员。新的国会成立之后立即开始工作，从事起草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在1946年9月18日正式公布。它是1891年自由色彩的宪法和1937年宪法之间的折衷产物。后者的极权主义性质经过修改，给了国会更大权力，但同时许多有关劳工和民族主义的条款仍被保留下来了。
战争结束使其他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发生了变动。战争年代中的趋向是由当政政府继续掌权，原封不动。1945年至1946年发生的那些变动则是通过不同的手段实现的，有些是和平的，有些是革命的。它们在程度上也各不相同，有的引起了政府的政治色彩的明显变化，而有的只限于重点和人物的改变。
1945年，秘鲁和委内瑞拉的执政政府都被具有比较自由倾向的新政府所代替，虽然他们取得政权的方法有所不同。在委内瑞拉，由梅迪纳政府安排的选举被民主行动党成员发动的革命所遏制，因为他们知道，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他们要与政府机器相颉顽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叛乱在10月15日爆发，并在首都进行了几次战斗后，以革命者胜利而告终。梅迪纳总统和他的政治僚属们被放逐，在一位文职人员，罗慕洛·贝坦科尔特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七人政权机构，他宣布该机构只是临时性的，即将尽速进行制宪议会的选举。
在秘鲁，选举在1945年6月10日如期举行。当选的总统候选人何塞·路易斯·布斯塔门特得到了主要由自由主义和左翼集团组成的联合阵线的支持，其中包括由阿亚·德拉托雷领导的受人欢迎的美洲革命人民同盟。
1946年期间在几乎所有其余的拉美共和国中（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智利和乌拉圭）都举行了大选。在后面三个国家中，发生的变化都是在重点方面，而不是在政党方面，而在哥伦比亚情形却正好相反。
在智利，里奥斯总统在任内去世，随即进行了总统选举，冈萨雷斯·魏地拉当选总统。和里奥斯一样，魏地拉也是激进党的一名成员，但是远比他的前任左倾一些。
墨西哥的选举，结果以米格尔·阿莱曼获胜，他得到了退休总统阿维拉·卡马乔和组织革命党的支持，该党前称墨西哥革命党，除名称之外，在其他方面没有改变。阿莱曼遭到了1945年已被解职的卡马乔政府的外交部长帕迪利亚的反对。如同其他许多拉美国家一样，战争的结束在墨西哥引起了人们向美国重新提出民族独立要求的愿望。帕迪利亚因为过分的亲美受到了指责。他还由于在墨西哥城和旧金山支持姑息阿根廷而招致了人们的不满。在乌拉圭，自由主义者的科洛拉多重新当权。
5月哥伦比亚的选举，使得长期在野的保守党重新上台了。自从1930年以来一直执政的自由党，由于分裂致使保守党有可能取得了胜利。当选的总统候选人奥斯卡·佩雷斯和他的自由党对手并无显著的不同，也是一位具有温和观点的人物。
在玻利维亚，政府再次被革命推翻。比利亚罗埃尔总统不是由于他的倾向性就是由于环境所迫，显然未能履行建立一个比较民主的政府的诺言，这个诺言是他在1944年这个政府被其他拉美国家政府承认之前就作出的。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实行了压迫与恐怖日增的统治。大批反对者遭到屠杀、监禁和流放。1946年6月的一次暴动失败之后，接着一个月后在拉巴斯又发生了一次群众革命。人群袭击了首都的主要建筑物和政府机关。比利亚罗埃尔被追赶到地下室，跌倒在地，叛乱者把他遍体枪痕的尸体从窗口扔到外面的人群中。
第三编 中立国与非交战盟国
第一章 瑞典
第一节 1939年9月瑞典所处的地位
要对瑞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政策作出评价，就必须考虑到这一政策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瑞典力图（但也并非总是成功地）尽可能地严守中立政策；另一方面，瑞典一开始就实行了一项积极的政策，即向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提供慷慨的援助——这种援助并非总是局限于人道主义范畴的。
大战爆发时，瑞典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国联的效能感到失望。国联的破产向人们发出了最后的警告：如果一旦有此需要，这一国际组织在保护瑞典免遭外来袭击上也将证明同样是无能为力的。正由于认清了这一点，瑞典才把它的对外政策建立在“只能依靠自己”这一设想的基础之上，同时它愈益集中精力于自身的防务上面。然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才能赶上形势的需要，而大战爆发时瑞典的防务形势虽有所改善，但离要求则还有很大差距。
1937年3月，瑞典想要借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联盟来加强自己地位的希望在隆德遭到了挫折，因为那时有关订立这样一个盟约的建议被当时的丹麦首相托尔瓦尔德·斯陶宁所拒绝了，其理由是丹麦并不觉得自己已受到威胁，因而不必如此小心警戒。从此以后，瑞典对它东边和南边的邻国——苏联和德国的态度一直是小心翼翼而又焦虑不安。一方面，它力图避免触犯它们，另一方面，力图表明它有权执行一项严格的中立政策。为了证实这后一点，它在1939年拒绝了希特勒提出的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同时也反对英、法、苏三国提出的关于全面保证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独立的提议。
国联于1938年成立的所谓“二十八人委员会”中的瑞典代表厄斯顿·恩顿在1938年1月1日对于瑞典在盟约下的义务作了明确的解释。国际制裁的制度事实上已名存实亡了；国联已变成这样一个团体：它的每个成员国都各自有权决定它想要参加实施制裁的程度。当二十八人委员会的报告在国联第十七次一般性会议上提出的时候，瑞典的代表理查德·散德勒重申了瑞典的意见：采取制裁实际上已变为了一桩任人选择的事情，并得由国联成员国自由作出决定。“据此说来，某些国家——我很荣幸地代表其中之一——可能决定奉行的一种中立政策就应当被认为完全符合于对国联成员国的义务所作出的忠实解释。”这一声明发给了所有国联成员国传阅，但对此官方或非官方都没有作任何评论，这样，瑞典和其他有关国家的这一立场就因此取得了默认。
就在大战爆发前夕，瑞典政府于1939年9月3日采取步骤以使它国家的中立政策充分生效。据著名军事作家奥洛夫·宋德尔陆军上校写道，当时瑞典的防务地位是极不稳固的。9月1日，国王不经议会同意即发布敕令：必须按照先前所作的某些规定，加强防务准备；这一命令将从9月3日起生效。当天召开的内阁特别会议决定，所有有关执行瑞典中立的规定不仅应适用于目前正处于战争中的国家，而且也应适用于可能卷入战争的任何其他国家。此外，瑞典政府还决定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一起分别于9月1日、3日和19日宣告中立。而且，瑞典也参加了比利时国王发出请柬邀请交战国进行谈判的行动。9月9日，议会开会，国王又在开幕式上演说中表示瑞典决心置身于战争之外，同时强调必须大大增加军备费用。
在以后几个月的时间里，瑞典便致力于加强国防，并同所有交战国建立了关系。它从几个大国那里得到保证：不但它的中立将受到尊重，而且这种尊重将体现在做到尽可能地不干扰它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然而，瑞典的商船队还是深深感到大战给它们造成的影响。瑞典船只不得不屈从德、英两国的管制，而早在1939年9月的第三周，就已有几艘瑞典船只被德国鱼雷击沉。瑞典当时即向柏林提出抗议。11月25日，瑞典又抗议德国在厄勒海峡南部布雷，这是根据瑞典的四公里海域要求提出的。此外，瑞典还因德国军用飞机越过国境提出了抗议。
第二节 苏芬战争
1939年10月19日，由于苏联邀请芬兰就某些具体的政治问题进行谈判，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首脑在古斯塔夫国王的提议下，在斯德哥尔摩会见了芬兰总统。会见时讨论了与阿兰群岛的防务有关的对芬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可是，没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准备提供军事援助，尽管当时的瑞典外交大臣散德勒赞同进行这种干涉；但他的政府却坦率地宣称：瑞典不能派遣军队，因为这一步骤可能会使瑞典最终卷入战争的漩涡。有人曾说，这一决定是受到了瑞典当时脆弱的防务地位以及瑞典政府忽视了立即动员其工业资源这一事实的影响；这后一步骤直到1940年1月之后才被采取。不过，瑞典已作出允诺，只要芬兰需要，它将给予军事以外的援助。10月7日和9日，瑞典政府分别对柏林、伦敦、巴黎、罗马和华盛顿采取了外交步骤，以期说服这些国家拯救芬兰摆脱威胁着它的危险。此外，瑞典又于10月12日会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对莫斯科采取了一项外交步骤，强调了芬兰同北方国家的团结；政府还训令它在柏林、伦敦、巴黎、马德里、罗马、东京和华盛顿的使节，倘若被人问到此事，则应申明芬兰和俄国的冲突将会在瑞典造成严重局势。10月23日，散德勒告诉俄国驻斯德哥尔摩的公使科隆泰夫人，瑞典把芬兰的亲北方倾向及中立视为波罗的海的一个均衡要素，因之如果苏联使芬兰的这种地位发生任何变化，则将影响到俄国同瑞典关系的基础。11月2日，向莫斯科递交了一份关于这一内容的官方政府公报。
在苏芬战争爆发的时候，瑞典的中立第一次经受了十分严峻的考验。对阿兰群岛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已被否决。至于瑞典的总的态度，对“中立”这一字眼的使用是小心回避的。“尚未发生任何情况使我们要改变开始以来所采取的态度。”但是人们感到，国际局势使瑞典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政府，于是，在12月14日，一个由各主要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宣告成立。在那天之前，外交大臣散德勒因反对瑞典在阿兰群岛的政策而辞职，受命继任他的遗缺的是一位职业外交家克里斯田·根瑟。新政府在向瑞典人民发布的一项公报中提到了苏芬战争的爆发，并对芬兰所处的困境表示深切的关注。但是，他们同时又强调说：“我们在言论和行动中要遵守必要的审慎态度，以免给政府的工作带来更多的困难和危险，”这是“我们大家和每个人的民族义务。”这一“精神上中立”的要求，是重申首相于10月12日发出的呼吁，同时也显示了对德国人的种种要求无可奈何的屈从，德国人的种种要求在战前即已开始，而在大战爆发后则压力越发加剧了。必须说明，大多数瑞典人民在整个大战期间对于政府的这一要求是始终服从的，其结果正如特尔斯特吕普所写的：“早就出现有一种远离现实的、不健全的中立空想，它提出这样的意见，譬如说战争实际上与我们毫不相干，中立国在道义上远远胜过那些卷入战争的大国。”当一些报纸不理睬这一“完全中立”的要求时。政府却还是设法强制实施它。此外，对一些以“攻击口吻”表示反对“一个外国强权”的报纸，政府提出了几起诉讼。起初，这类诉讼的矛头只是指向共产党报纸；但是，1939年12月，著名新闻记者蒂尔·内尔曼由于在民主报纸《挑战报》上发表了攻击希特勒的文章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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