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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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保卫它的海运贸易不能有任何指望。北欧是德国主要商业利益范围，这是从重量来说，而不是从价值来说的。
　　意大利海军力量足以威胁英国通过东地中海的交通，并迫使英国商船远航，绕道好望角，尤其是考虑到意大利的潜艇和驱逐舰分遣队，情况更是如此。但意大利海军力量固然可以迫使英国商船改变航路，英国海军力量也能有效地阻止意大利船只经由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而且，只要英国在亚历山大和海法拥有基地，甚至可以阻止意大利船只进入苏伊士运河。因此，封锁地中海出口，英国海军就不仅会迫使意大利船只改道，而且会完全切断意大利同它在地中海以外的主要海运贸易中心的交通。
　　强国在太平洋的相对海军实力完全是另一种悄况。日本海军有足够力量保护其通往远东大陆和西半球国家的主要供应来源的航线，以防英国的干涉；但英国海军能否防止日本对英国同大洋洲贸易的袭击，却至少是个疑问。能否保卫英国同大洋洲的贸易，首先取决于英国在大洋洲、香港、尤其是新加坡的军港的安全。如果英国所要对付的日本是一个单独的敌手，那末英国还有一线希望，能把日本对英国商业的袭击可能造成的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样地，如果英国所要对付的只是德国和意大利，英国海军也可能足以保护英国商船对付德国和（或）意大利的干涉。但英国的海军实力敌不过德、意、日加在一起的海军实力。即使法国站在英国一边，它们的联合海军力量也只比反共产国际公约的伙伴德、意、日的海军实力稍强一点。因此，如果美国的巨大海军力量不投入英法一边，英法联合海军实力有限，就得让1938…1939年的外交去担负起这样的任务，以制止反共产国际国家公然结成反对它们的海军同盟。
　　考虑到强国在军用飞机方面的实力对比，外交手腕就更有迫切的需要了。空中机动性的臻于完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技术和工业进步的最大成就之一。不过，飞机的作战范围并不是无限的。飞机固然几乎不能用来保卫从一个大陆的某个终点基地到另一个大陆的某个终点基地间的海洋通道，但用之于在欧洲打击这些基地本身却是足够完善的。轰炸机的攻击价值是各不相同的（例如，由于大小、速度、装备的差异），其效能取决于它们可能遇到的战斗机、高射炮火等的防卫力量。
　　1939年初，单是德国拥有的可以作战的第一线军用飞机就比英法加在一起的还多。在德国的总共大约二千四百架第一线飞机中，轰炸机差不多和战斗机同样多，而英法合计约二千架飞机中，轰炸机航空分队就没有那么引人注目。如果我们再把意大利为数不足一千架的第一线飞机同德国的第一线飞机加在一起，那末轴心国的空中联合优势就超过了英法的联合力量，比率大约是二比一不到一点。如果把拥有一千多架飞机的日本也计入轴心国阵营，轴心国的空中优势就比英法的联合力量相应地又大了一些。因此，象计算相对海军力量一样，通过对相对空军力量的计算，就看出英法联盟较之德意日联盟是处于劣势，除非即刻能使苏联或美国站到英法这一边。1939年初，消息灵通的专家们一致认为，从军用飞机数目上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胜过苏联。苏联在飞机数目上的绝对比重（三千到四千架）和英法的空中力量加在一起，会同反共产国际国家的联合空中力量恢复均势。另一方面，拥有一千五百架战斗机的美国，不论它作为英法的一个亲密军事盟国可能会多么有用，但除非它本身遭到挑衅，它是不可能被拉进这样一个同盟的。
　　既然反共产国际国家到了1939年已积聚起数量上几可与英法相匹敌的强大海军，又有一支占优势的空军——更不用说地面部队的悬殊了——英法这两个西欧国家就必定要考虑通过谈判同苏联结成联盟来改变这种危险的不利处境的可能性。苏联同西欧国家一样而不同于美国，早就很清楚它已处在受轴心国进攻的危险之中。英法政府对苏联政府作出建议的犹豫不决，以及它们后来为时已晚而又不热情的尝试的失败等，将另外记叙。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考虑之中，三个起了阻碍作用的主要问题似乎是：（1）尤其是1937年大规模清洗武装部队以来，苏联在军事上的价值值得怀疑；（2）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同苏联交往不足取；（3）苏联本身就有领土野心，去鼓励它的野心是不明智的。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在这个赞成或反对同苏联达成谅解的关键问题上，英法政府在制订政策的时候，曾对各强国的国内经济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作过任何对比考察而受其影响，虽然对于国际形势要作出现实主义的评价和处理本应当考虑到这些问题。
　　事实上，苏联的情况不同于其他六个强国。那六个强国的工业实力有赖于它们的供应线以及其帝国各部分之间交通的安全，而唯有苏联对外部交通线安全的依赖程度不及对本国领土安全的依赖程度。可以表明这一点的是——虽然不能就此作出结论——它的进口额无论从总计数来看或以每百人计算都比较低。在1938…1939年，不仅苏联对外部世界的实际依赖程度很低，而且外部世界也不能把苏联看作是不可缺少的贸易范围。苏联既无强大的朋友，又成了反共产国际集团扩张主义国家敌视的焦点，看来最有可能成为这些国家的侵略的牺牲品。因为，正如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胜利使日本占有更广阔的基地可以从那里出兵进犯苏联领土，同样地德国在慕尼黑的不流血胜利也打开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大门，因为德国占有慕尼黑打断了把这两个旧世界最大的大陆强国分隔开来的缓冲国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
　　另一方面，对英法说来，如何保住它们的供应线和帝国交通使之不受任何干扰，乃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它们按每百人计算的进口品超过了其他任何强国，尤其是英国的贸易分布十分独特，遍布世界各大陆。确实，英法拥有高效率的海军，而且——由于它们在世界范围占有领土——它们占有海军基地的优势，可以利用这些基地保护许多大洋航线。但在1939年，在大西洋上拥有制海权已不象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那样意味着在远东海域拥有实际控制权。鉴于日本有强大的海军，在作战范围上又得到它的南太平洋基地（即它的委任统治地）的加强，英国通往大洋洲的贸易航路就特别易受攻击。因此，如果西欧国家遭到日本的攻击，它们就会发现日本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但没有迹象表明，惧怕挑起日本的攻击是英法政府对于寻求同日本深恶痛绝的苏联结成联盟一事踌躇不决的原因之一；因为——除了苏联也是英法的保守政治家们所猜疑的对象外——看来英国参谋长们正在对这样一个假设进行仔细的分析，即不但有德国和意大利的进攻，而且有日本的进攻，这无论如何都是意料之中的。
　　慕尼黑以后人们最担心的不是日本，也不是意大利，而是德国。但所有这三个强国都在三十年代的不同阶段采取了步骤，单方面改变了它们领土的政治疆界，而且没有遇到过什么有效的抵抗。确实，正如戈林向一个外国外交家夸口时说的：“你只要砰地在桌上捶一拳。接着各个民主国家在国会里发表几次演说，就什么事都没有啦。”胜利是累积起来的，随着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也就愈益得寸进尺地提出更多生存空间的新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过了二十年，这个从前的战败国同意大利和日本一起，不只是准备提出修改条约和帝国主义的要求，而且准备并乐于付诸实施，这是怎么成为可能的呢？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考察德国新近获得的工业和军事实力，并与其他强国相比较。首先必须到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去寻找，即德国在三十年代便把它的广泛的工业潜力日益转向生产作战武器。有两个问题需要阐明：第一，在1938…1939年前生死攸关的二十年中改变了强国相对工业实力的变化是什么；第二，这些变化如何才能解释？
　　第三章　强国的工业力量对比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若干年，当工业的严重失调得到调整、大陆欧洲摆脱了史无前例的货币混乱而出现了比较有秩序的金融局面、战败国的工业和战胜国的工业都和新的领土解决结果相适应时，一些强国——虽然不是全部——很快恢复了它们战前的工业产量。以一国的工业有形生产量的指数作为衡量该国工业实力的主要尺度，全世界1923年生产的工业品超过了1913年，各强国工业品产量超过1913年的年份是：意大利和美国，1922年；法国，1924年；苏联，1926年；德国，1927年。唯有日本的产量从未降低到战前水平以下。而英国则是强国中最后一个于1929年达到——而且还不是完全达到——它的战前产量的国家。各国以及全世界的有形工业产量指数在1913年以后（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领土）的变动情况见下表：
　　表II　工业产量（1928年=100）
　　年份　日本　美国　意大利　法国　苏联　德国　英国　世界
　　1913　　37　　63　　63　　　79　　70　　89　　107　　73
　　1921　　65　　61　　61　　　43　　13　　65　　73　　60
　　1922　　68　　77　　67　　　61　　17　　70　　87　　73
　　1923　　71　　92　　72　　　69　　26　　46　　95　　79
　　1924　　76　　86　　82　　　85　　30　　69　　98　　82
　　1925　　82　　95　　92　　　84　　50　　81　　93　　88
　　1926　　92　　98　　102　　　98　　70　　78　　72　　90
　　1927　　93　　96　　95　　　86　　82　　98　　103　　96
　　1929　110　　107　　111　　　109　　118　　101　　106　　106
　　在截至1929年的这一时期，日本的工业进步最大，其产量几乎比1913年增加两倍，意大利和美国的工业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其产量各比1913年增加了近一倍。战争本身对日本就是一个最大的恩惠。日本在战争中被剥夺了许多它原先可以进口的工业品，加以外国对它的商品的需求很旺，它就发现了迅速推动自己工业发展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在采矿、冶金和造船方面更是如此。由于战争而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生产能力后来也只是一部分成为多余。因此，日本从战争结束时大大改善了的处境起步，其工业生产发展的速度类似于二十年代意大利的增长速度。
　　影响工业发展速度的因素是什么呢？产量至少是由三个因素中的一个决定的：（1）工业生产能力，即工厂，尤其是资本设备；（2）一国之内，或其贸易范围之内的原料供应；以及（3）可资利用的人力（包括工时）的数量及其劳动生产率。
　　在日本和意大利，一半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和比较成熟的工业强国相比，总人口的实际收入很低，因此几乎全部收入都用于购买供直接消费的商品，于是购买以及从而生产投资货物或资本货物就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但是要增加整个工业生产，包括提供更多的消费品在内，就绝对有必要在机器方面和建立工业生产能力方面进行投资。这就陷入了真正的困境。一方面，由于没有足够的工业，总产量和实际收入很低，另一方面，由于普遍贫困，要人民少消费多储蓄也就日益困难，因而工业只能慢慢地建立。而日本和意大利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很高，普遍贫困更有日益严重之势。
　　但与意大利形成对照的是．日本有记录的储蓄显然达到了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之间。这个特别高的比例更突出了另一个特点的意义。因为储蓄不只取决于收入水平，还取决于收入的分配；而在所有强国之中，日本的收入分配是最不均的。日本在战争刚结束的时期受国家控制的银行奉行扩张主义货币政策，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商人，都能得到用于开发国内资源的低息贷款。这笔支出创造了新的收入，在收入不均等的条件下，结果是创造出储蓄，取代了原初国内投资项目借以获得资金的贷款。
　　然而，国内产量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要看能否获得外国的机器和设备。虽然出口有所增长，可由其收入支付一部分必要进口品的费用，但外汇拮据的情况却不能完全避免。日本和意大利不同，它幸运的是在战后初期还有战时积累起来的黄金和外汇结余可花。当这些结余花完时，它就和意大利一样不得不利用外资，即借助外国人的存款了。截至1929年，美国在意大利的私人投资已达到一亿二千一百万美元，其中一半投资于公用事业。美国在日本的私人投资达六千一百万美元，其中五分之四是美国公民在日本制造业中拥有的投资。美国除了在有形资产方面的投资外，还为意大利和日本政府在美国出售公债券，为日本出售的债券总额是美国在日本的私人直接投资的八到十倍。外国贷款对日本经济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还可以从这样一点看出来，即在1923…1929年这一时期付给外国人的利息和日本债券债息以及外国在日本的企业的净收入几乎增加了一倍。这些贷款有一部分浪费在进口额外的消费品上了，这部分无助于提高生产能力，但其他部分确实用来进口投资货物，尤其是用来进口工作母机，即用在进口制造机器的机器上的。日本战后时期的工业化虽然不是全部，但却主要靠的是私营工商业家的主动性。人们曾经看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给几乎所有惹人注目的经济增长提供资金的”是政府。日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开办纱厂并把铁路收归国有，其明显的目的是鼓励日本偏僻地区的经济发展。国家在八幡拥有最大的钢铁厂；国家拥有军火工厂、制造军舰的船坞、纺织和成衣设施、一支吨位很大的商船队；国家并同私营工商业集团合办电力公司、无线电公司、殖民地开发公司和银行。在这方面，当时存在着许多政府直接投资的机会，政府可以用借来的外国资本安装机器和设备，并通过“政府开支超过税收”的手段从就业不足的大批大批农业过剩人口中吸收“额外的”人就业。这种扩张政策的真正危险在于，吸收到就业行列中来的额外的人的收入总要同用于购买食物和各种消费品的现有收入相竞争，因为食物和各种消费品的供应从短期来说是不会随着一个新钢厂的建立，一条新铁路的修建等等而以同等步伐增加的。
　　由于工业生产能力有限而在扩大生产方面出现的暂时性障碍同原料匮乏引起的障碍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已。日本和意大利许多工业原料都极为短缺。因此，在工业扩张时期（1922…1929年），意大利的进口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多，日本进口额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出口额——其中日本约百分之六十是丝织品和棉织品，意大利百分之二十五是丝织品和棉织品——增加的百分比略高一点。但这两个国家的贸易收支赤字仍然相当大，用无形出口的收入抵补不了。日本企图制止外汇收支的恶化，因而强行增加出口并通过关税以及更直接地通过限制对被认为是国家经济生活所不需要的交易提供进口信贷以限制进口。但这些措施没有一项是完全奏效的。在整个二十年代，意大利和日本的外汇收支都有逆差，它们的外汇率始终存在着压力。之所以没有由此而导致崩溃，没有危及国内的工业扩张，乃是由于外部世界准备把存款转移到这两个国家去。
　　只要外部世界准备为意大利和日本弥补国际收支赤字提供资金，真正限制工业扩张的因素就既不是工业生产能力，也不是原料，而是人力了。人力绝对缺乏的情况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是恰好需要的那种劳力，即有知识、有干劲、有技术的劳力却严重短缺。工业就业的先决条件是那些将要被吸收进工业的人应当具备一定的教育和训练水平，而且，还有一个必备条件，那就是围绕着工业活动的各种服务要顺利进行。运输组织工作效率之低，治安机关及地方和国家行政方面的松垮状态和腐败现象——这一切都取决于人而不是取决于设备和原料——都必须予以克服，才能取得工业的真正进步。在这方面，意大利、日本以及其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是在向前迈进的，但它们的人民中的一个重大缺点是，组织能力、技能和适应性不及西欧那些比较成熟的工业国家和美国的人民中普遍。这个缺点也抑制了意大利和日本工业产量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美国同日本一样，也没有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利影响，美国二十年代人口的年增长率也同日本和意大利一样，虽然是下降的，但仍旧很高。不过相似之处仅止于此。美国在过去就建立了巨大的工业，它有天赋的丰富自然资源，它有高度熟练的工人阶级和朝气蓬勃、富于进取心的实业界和管理人员，他们准备冒险并在技术上应用科学知识和新发现来进行实验。但是从长远来看，美国产量的增长也受到可以利用的生产能力、原料和合适的劳力的制约，不过在短时期内，这些限制远不象欠发达国家那样严重。战后初年的繁荣有助于把它的工业从战时体制调整到平时轨道上来。继繁荣而来的是1920…1921年的萧条，这次萧条虽然严重，但为时不久，因为一旦紧缩通货降低了价格水平，美国企业家对生意有利可图的信心很快就恢复了。无论在国内国外，仍然有待于完成的任务是太多了。工业家开始用更好的机器更换过时的机器，并提出扩大现有工厂的订单，尤其是在电机技术、汽车及化学工业方面，看来所有这些工业都提供了特别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由于人口增长和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的高速率迁移而使建筑物和住房建造方面有了投资出路，这就有力地支持了美国工业生产的恢复和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加之，欧洲遭受战争蹂躏地区的巨大重建任务和世界许多地区工业化的巨大任务给国外投资提供了机会。美国的私人国外投资支持了外国对美国机器的需要，这种需求反过来又有助于增加美国的工业产量。
　　然而——而这一点是美国和正在工业化的较穷国家之间的巨大悬殊——在产品和就业的各个等级上，美国的储蓄都自然增长，不但足以支付国内机器的更新和工业生产能力的扩大，而且还能支付国外的重建和工业发展。美国非同寻常的生产力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出来，按平均数计算，从1925到1930年，美国在全世界自然增长的储蓄中所占的比重是百分之四十二，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占世界储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一到三十五。美国制造业工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可以从二十年代投资景气过程中每个人工时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来衡量。即使在1929年，当美国工业产量达到最高峰时，既不能说在可以利用的工业设备方面的障碍使得进一步扩大产量一般说来已不可能，也不能说，劳力供应方面的障碍广泛地存在着。
　　法国同意大利一样，其某些地区已被堑壕战彻底破坏，战后的当务之急是重建工厂和设备、房屋、铁路等等。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法国的人力资源已严重耗竭。为了克服人手的短缺，二十年代法国成了移民的主要接受国，尤其是接受来自波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移民。到了1929年，战争所引起的这一可怕差距已经得到弥补，这是多亏移民中年轻男子占着绝人多数。但是，尽管有移民，还是劳力的短缺而不是原料的短缺限制了重建的速度。由于归还了洛林德语区，法国得到了几乎和洛林法语区一样多的铁矿储量，由于暂时获得了萨尔区，以及在洛林德语区发现的一个重要煤田，法国战前对煤的进口需求现在减少了；由于合并了阿尔萨斯，法国取得了一个重要的钾碱矿区。新归并的领土除扩大了法国经济的原料基础外，还提供了钢铁厂、纺织厂等等，所有这些工厂尽管已部分地受到破坏，但增加了法国的潜在工业实力。法国在私营工商业家的发动下作出了坚定而成功的努力来解决它的重建任务。法国的劳动力从一开始便得到充分就业，在整个这十年中除1921年的短暂衰退外，实际上是不知失业为何物的。在一个充分就业的制度下，加速重建的工作就要依靠：（1）进口超过出口，（2）减少国内消费，或（3）提高劳动生产率。法国只是在头三年中确实依靠过外部世界的帮助；1921年以后，法国的国际收支就年年有盈余了。因此，重建和工业扩张主要是靠减少国内消费和提高劳动生产来实现的。通过自愿储蓄以及对收入和大众消费品大幅度提高税率，把劳力、原料和生产能力从消费品工业节省出来用于重建目的。至少在1924年以前，储蓄不仅足以为私人投资提供资金，而且还能为政府巨大的预算赤字提供资金。1924年，普恩加赉政府在选举中一败涂地，部分地是因为人民对税收负担不公平心怀不满，部分地是因为对占领鲁尔感到失望，当初占领鲁尔的意图是强迫德国缴付赔款，但结果是鲁尔的全部生产陷于停顿，因而引起德国货币的全面崩溃。新政府动起对资本课税和对最高收入增加税收的念头，致使“富人”不买政府债券而将资本转移到国外，而政府债券在那以前一直是为弥补预算赤字而筹措资金的手段。这种可悲的抽逃资本引起了两个后果：第一，迫使政府——它既不能增加税收，也不能大幅度降低支出——靠向银行借款（即实际上靠制造额外货币）来为其预算赤字提供资金；第二，商品外流（即抽逃资本采取的形式）减少了国内可以得到的商品数量。两项措施都导致价格上涨。1924年到1926年时期的物价飞涨起到了同自愿储蓄和税收同样的作用，因为物价飞涨也降低了消费，并把生产要素节省下来用之于重建目的。不过，借通货膨胀降低消费是以杂乱无章的、不公正的方式发生的。1926年，“右翼”政府上台执政；一切向富人课征重税的计划均被放弃，信心得到恢复，资本又从国外回来，货币事实上稳定在其战前黄金比价的五分之一水平上。与此同时，重建业已完成。重建给法国每一种主要的工业（除丝织工业外）提供了最现代化的工厂。“北部的毛纺和棉纺厂、洛林的钢铁厂以及主要的煤矿现在同世界上的任何工业处于同一技术水平。”
　　法国工业生产继续扩大，主要原因是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加之，由于法国出口盈余相当多，不会有原料和设备短缺的事来牵制工业的发展。唯一的限制是人力短缺造成的，而这一限制可以通过进一步移民入境，或甚至通过更有魄力地把人口从农业转移出去来消除。在当时的条件下，法国工业的恢复搞得十分出色。确实，“在1919年时要是有人预见到，不到十年之后，法国竟会从它的苦难中如此彻底地恢复过来，而且是几乎全靠它自己的努力恢复过来，那是过分乐观的”。象美国一样，法国1929年在工业上比1913年强大得多。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联合王国的工业产量从未超过其战前水平，这和所有其他强国的经历形成惊人的对照。其所以惊人，是因为骤然一看，经济恢复的条件似乎对英国非常有利。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人力损失虽然严重，但仍较法国为小；它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扩大而且没有受到破坏；它通过出口换回原料的前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光明，因为它的主要出口竞争者即德国和比利时已被暂时消灭。
　　同几乎所有交战国一样，英国在重置存货和修理工厂和设备方面也要花许多力量才能恢复旧观。此外，英国重建工作的需要主要还靠把它的商船队恢复到战前规模。它在这方面的任务同国土受到军事行动影响而整个整个区域遭到彻底破坏的国家所面临的任务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当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英同干劲十足地投入重建工作，三年之内，医治创伤的工作获得成功，英国商船队业已恢复，而且1922年的世界航运吨位确实比1913年差不多提高了百分之五十。这种为重建目的而提出的直接需求达到饱和，战后的繁荣遂告中断，而作为一个起因，利率提高到百分之七便宣告了1920…1921年萧条时期的到来。
　　在萧条后的缓慢恢复期间，英国商人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刺激因素要比美国商人遇到的更为有限。如果私人投资利用闲置的生产能力和人力受到妨碍，政府就可能会进行干预，创造有效需求。但事实上，财政政策减损了而不是增添了有效需求。在整个二十年代，中央、地方和社会保险机关的统一预算表明略有盈余。
　　在这种情况下，便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国外需求的恢复上。但是在1922年以后，世界其余地方的产量和就业增加了，英国的出口却没有恢复到预期的水平。没有充分认识到英国工业现在不得不适应的世界格局已经根本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局面了。出口不能充分恢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内燃机的发明缩小了煤的需求，因为内燃机意味着石油代替了煤被用于公路车辆（作为一种运输手段，公路车辆已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铁路），世界上的船舰也愈来愈多地用石油而不用煤。依靠褐煤和水的落差的电力得到发展又进一步降低了对煤的需求。第二，在那些英国从前在其销售中占有支配性份额的制造行业中，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实行了工业化。新的工业——往往受到人为的保护——迫使较老的工业国家接受调整的负担。第三，当欧洲受到战争蹂躏的农业地区完全恢复生产而又没有引起曾在战争期间扩大了生产的地区的相应收缩时，农业价格下降了。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食品进口国是从这一价格的下降中得到好处的。但是，外国人从他们的产品中得到的收入少了，他们可以花费的也少了，所以，外国对英国工业产品的需求从未完全恢复。而且，英国海外投资下降到战前水平以下，因此不象过去那样去支持外国对英国产品的需求。就英国出口工业面临的困难是由于技术的变化和外国工业化所致而论，除非根据新的情况作出重新调整，是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改变这种困境的。就上述困难是由于英国成本昂贵所致而言，振兴出口工业的唯一办法——在成本没有很大降低的情况下——是叫英镑贬值；但是由于在1919年已放弃了金本位制，英国政府坚决打算重新建立，而且事实上确实在1925年按旧平价用金本位重新建立通货。
　　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很复杂。主要动机无疑是想恢复外国对英镑的信心，在纽约日益加剧的竞争面前再次坚持伦敦作为国际金融界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