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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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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意大利摆脱了墨索里尼阻止它表达意大利人意志的束缚后，认为它已立即站在同盟国一边，同它们有一致的战争目标，追求共同的理想，并同它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用我的亲密的朋友克罗齐的话来说，“我们立刻感觉到我们站在战胜者的行列之中”。对这样的人民又怎么能够在每一个场合都要他们想起自己是战败者而应该接受被征服者的待遇呢？
事情后来用外交手腕解决了，艾登在1945年1月16日回答下院对这个问题的质询时，就非常留有余地了：
意大利的战前殖民地的前途如何……有待缔结和约时由联合国加以讨论。……意大利政府现在无权要求归还它的任何一个殖民地。对那些殖民地的处理，部分需要在将来进行讨论。
对此，一个美国新闻记者评论说：
英国政府认为，这一补充意见对十分关心鼓励和帮助意大利获得出路而回到民主阵营中来的同盟国当局来说，至少已把大门半开。那些同盟国当局正在与竭力利用谣言来大肆宣传意大利将被各战胜国肢解的意大利北方的法西斯宣传人员和他们在意大利解放区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斗争。
4月5日，博诺米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
“老的殖民地”受到十分明智的治理，特别是在法西斯统治之前的时期。因此，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的居民与非洲的意大利人之间已建立了忠诚和团结的联系，并经受了一切考验。
意大利前殖民地的前途如何，这个问题在欧洲战事结束时就是这样明摆着。这件事在旧金山未作讨论，意大利人曾担心可能会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在那里作出决定。至于联合国以后如何处理，在本丛书其他各卷中另有探讨。
第八章 马格里布的独立要求
第一节 法国和西班牙的政策 1939…1940年
战争爆发时，摩洛哥的苏丹、突尼斯的贝伊、阿尔及利亚的帕夏…阿加和其他穆斯林著名人士纷纷宣布效忠并号召属下人民同法国合作，抵抗共同敌人。与此同时，法国当局却采取了严厉的行政措施来对付在战前几年就开始酝酿自治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这些运动虽然还只具雏形，但已扰攘不安。在摩洛哥，民族主义运动已被镇压；在一系列骚动后，运动的领导人已于1937年10月被拘禁。在阿尔及利亚，主张极端分裂主义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二十五名成员，包括他们的领袖艾哈迈德·马萨利·哈吉在内，于1939年10月被捕，拘禁于沙漠南部。在突尼斯，新宪政党的领导人哈比卜·阿布·拉基巴（布尔吉巴）和他的七个主要追随者被递解到沙漠南部的集中营，随后又被解送到马赛的一个堡垒。
另一方面，弗朗哥将军的西班牙政府对西属摩洛哥的穆斯林却报以青睐，因为他们的军队在西班牙内战中起过重要作用。一个“对当地事务最熟悉、最活跃的专家”胡安·贝格贝特中校在1936年披任命为西班牙地区高级专员。在以后三年中，他和他的僚属忙于作官方访问，授勋，为儿童开办穆斯林学校，在最积极的民族主义领袖之一的穆罕默德·马基·纳西里的指导下创立了哈里发学院，此人在数年前已被法国当局逐出非斯。为了实行东方的新教学法，这个学院从埃及聘来教师，并为来自得土安和这个地区西部的四十个青年学生在开罗成立了“摩洛哥之家”。宗教产业的管理不是由高级专员秘书处过问而被授权予另外一个著名的鼓动者阿卜德·哈利克·图赖斯。
为了使他自己不致在这一运动中受到束缚，高级专员对分享他的恩惠极为注意：马基·纳西里代表的是泛阿拉伯政策，而这项政策正是那个具有更多摩洛哥传统气息的阿卜德·哈利克·图赖斯所反对的。这两个对手相互颉颃，高级专员有时就借助“请教徒”一派起中和作用，这一派主要是由宗教界著名人士组成的。
出于他们对法国的敌意，西班牙当局准许从法属摩洛哥流亡的民族主义者在得土安设立一个国防宣传处。在1940年法国崩溃前夕，纳西里和图赖斯领导的两派联合起来。他们有时甘愿充当轴心国的宣传工具，逃避了镇压，因而他们的活动比他们那些在法属摩洛哥的同志们更有持续性，也更有效力。正如一个美国观察家所写：
弗朗哥对摩洛哥民族主义的鼓励，初看起来，似乎同西班牙的利益背道而弛。实际上，民族主义运动如果只以解放西班牙地区为目标，那是没有意义的。民族主义者希望整个摩洛哥解放，而十分之九的摩洛哥是在法国统治之下。因此弗朗哥尽可以谨慎地与民族主义者调情以赢得亲摩洛哥和亲阿拉伯的声誉，而让法国去任其咎。他以偏爱摩尔人，并作出诸如为去麦加朝圣的摩洛哥人提供西班牙客轮舱位等这样狡猾的事而已为众所周知。他与法国人不同。法国人正在野心勃勃地推行一个“同化”其殖民地人民的计划，并因此而与民族主义集团为敌，但是弗朗哥却并不打算使北非人民成为西班牙人。
第二节 维希的政策
1940年6月停战后，维希政府获准在法属北非保持的军队以十二万人为最高额。据说用以驻在摩洛哥的约有五万五千人，阿尔及利亚四万五千人，突尼斯二万人，生动地反映了一句谚语：“摩洛哥是雄狮，阿尔及利亚是男子，突尼斯是女人”，使人们对法国民族主义者后来声称突尼斯在那个时期相当不稳的说法不予重视。由于有了庞大的驻军，维希政府维持治安并无重大困难：大部分穆斯林居民习惯于专横的统治，不知有其他政体。而且正如我们所知，由于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身陷囹圄，这些运动已经削弱了。维希政府几个月来忙于恢复法国本土的工作，无暇兼顾海外事务。
但在1940年10月8日公布的一条法律，废除了1870年10月24日颁布的“克雷米厄法令”。这一法令将法国公民身分给予全部土生的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其人数在1940年达十万左右。免受新公布的法律限制的人，只有阿尔及利亚犹太人中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勇受勋的人以及由于曾经为国出力而可能由特殊法令规定除外的人；除此以外的其余犹太人在政治上被降至与穆斯林居民相同的地位。在以后几个月中，维希反犹太的立法，特别是1941年6月2日的立法，适用范围扩及北非，从而使阿尔及利亚犹太人断然处于比穆斯林更为低下的地位。他们不得在军队、警署、地方行政官署、高级行政机关或教育机构中任职，即使他们在战争中卓有功绩也不例外。1942年5月，维希报纸声称，在阿尔及利亚的行政机构中被撤销职务的犹太人达百分之八十二。许多在公用事业的垄断企业中当职员、技工和普通工人的犹太人被无条件解雇。在各种自由职业中规定了犹太人充任律师、医生、牙医师、助产士、建筑师和行政官员的最高限额，对某些军事部门也不予以优先考虑。据维希报纸称，开业犹太律师到1942年5月已缩减到原来人数的百分之十六，医生则减至百分之四十八。犹太人除担任次要工作或从事手工操作外，被禁止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重要商业中参与任何工作，特别是在银行、财政，粮食贸易、出版（纯粹科学性刊物或确属犹太人宗教性质的刊物除外）、电影制片或戏剧以及广播等方面。1941年11月，犹太人被禁上置产或受盘企业，他们手中的财产也大部分被没收。最高限额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受教育的犹太人。1942年5月，维希报纸称，受高等教育的犹太学生已减至原有人数的百分之十七。1942年10月19日的一项法律使公立（初级和中级）学校的犹太学生比率从百分之十四降至百分之七，被除名的学生不得参加最后一次主要考试。在突尼斯，法国总督埃斯特瓦海军上将解释说，在实行最高限额时，照顾到了具体情况，例如在内地，既无法国律师，也无穆斯林律师。在摩洛哥，受到维希政府法律全部压力的只是一万一千个外来的犹太人，十八万名摩洛哥犹太人仍被准许从事手工业和小商业；但放债是被禁止的，那些从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居住在城镇中欧洲人地区的比较富有的犹太人都被赶回到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极差的犹太区去。
与此同时，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总督实行了一项安抚穆斯林的政策。阿尔及利亚极端主义者马萨利·哈吉后来说，1940年11月和1941年3月，当他尚在狱中的时候，总督向他建议“一项由法国人同穆斯林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政策，但以他放弃普选和组织阿尔及利亚议会等等要求为条件”。在他第二次加以拒绝后，军事法庭判处他十六年徒刑；法国人退而求其次，于1941年5月25日发布命令，任命四个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知名人士为维希政府全国咨询委员会委员。潜在的不满与不安情绪是不少的，主要是由于战争造成的经济困难。尽管如此，法国人仍有效地控制着他们的全部北非领地直至1942…1943年的北非战役。法国安全部门采取戒备，看来主要是对付轴心国停战委员会在土著中进行的宣传。登陆前在北非极为活跃的美国政工和情报人员所公布的报告，对土著居民几乎完全漠视。这主要倒不是由于美国对人种肤色或文化有何歧视，而是因为只要法国人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和民政当局还健全存在，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九而居于多数的穆斯林同占人口百分之九而居于少数的法国公民相比，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简直是无足轻重的。充其量，美国人员在1942年一度考虑过这样的建议：如果法国或西班牙的权力垮台，他们可能会把流亡在法国其他殖民地的具有号召力的那些摩尔民族主义人物找回来，如领导1921…1926年期间里弗叛变的穆罕默德·阿卜德·卡里姆，或青年学者穆罕默德·阿拉勒·法西等人。
第三节 同盟国的政策 1942…1943年
北非登陆后，同盟国（首先是美国）在政治上所全神贯注的工作按优先顺序排列有以下几项：第一，与一个能够生存的政府达成一项暂时解决办法；第二，对于“食品、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已经荡然无存的”国家，缓和其经济上的困境；第三，废除维希政府反犹太的法律。同盟国同法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解决办法将在本《概览》其他各卷中加以叙述；经济上的困境则是在1943年这一年中通过进口各种生活用品着手处理的。艾森豪威尔和英国常驻北非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两人虽然部保证反犹太的立法应予废除，但当时已任法国驻北非高级专员的吉罗将军及其顾问们认为必须逐步予以废除，以避免在北非法国武装部队中占百分之七十而居于多数的穆斯林作出激烈的反应，当时在突尼斯的反轴心国战役尚远未取胜，这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易受轴心国广播宣传的影响。根据科德尔·赫尔的说法：“法国的指挥官们……明确地通知我们的军事和民政代表，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善意，甚至对他们的不侵犯，不能承担责任”。1943年3月14日，在美国和英国常驻使节在场的情况下，吉罗宣布废除维希政府的歧视性法律，但补充说：“为了消灭一切种族歧视的同一愿望，1870年造成土生穆斯林与土生犹太人之间地位差别的‘克雷米厄法令’一并予以废除。”这意味着虽然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可以根据与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同样的条件，个别正式申请法国公民身分，但他们并不自动取得公民权，而“克雷米厄法令”则曾以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给予公民权。对此，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中央宗教法庭庭长爱德华·德罗特希尔德男爵立即“忧伤而愤怒地”提出抗议。他说：“在非洲出生的法国犹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已经被迫降到远低于法兰西帝国的阿拉伯人的地位”；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和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发表联合声明，宣称这是“不能容忍的态度”。在阿尔及利亚当地，据说犹太人威胁要反对重新武装法国军队，直至他们获得满意为止。他们甚至已经着手在土著军队中进行煽动，以期赢得军人对这个起阻碍作用的策略予以合作。戴高乐主义运动全国委员会（现在自称为“战斗法国”）也要求恢复“克雷米厄法令”，不少犹太人由于维希政府的歧视已经团结在这一运动的旗帜之下。8月1日公布了科德尔·赫尔写给美国犹太劳工委员会主席的一封信，信中赫尔为美国国务院在轴心国军队被逐出北非前支持吉罗的态度进行了辩护，他补充说：
我们希望并要求早日找到方法使阿尔及利亚犹太人恢复法国公民身分。你当然知道，这不再是取决于吉罗将军一个人的事情。根据我们所得的情报，这个问题目下正由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审慎研究中。你可以确信，我们对于这件事所抱的希望，法国主管当局是完全理解的。
10月21日，该委员会在吉罗将军出外巡回视察时决定，“克雷米厄法令”在法律上仍属有效，吉罗废除这一法令是有具体条件的，但这些条件后来未曾颁布。
就美国陆军对穆斯林居民的态度而言，《纽约时报》军事记者的意见可以说是颇具特色的：
北非的阿拉伯问题被过分强调了。阿拉伯人生活在一个封建社会里，就同他们一千年以前的情况很相似。他们意志消沉，疾病丛生，赤贫如洗，委靡不振。虽然许多北非的阿拉伯人对我方的宣传无动于衷，轴心国的宣传也没有能把他们拧成一股统一的力量。
另一方面，从罗斯福和（他派往北非的使节）罗伯特·墨菲以下的一些美国政界人士都没有忘记民族自决的理想，它起源于《独立宣言》，通过威尔逊在1918年所提出的“十四点”，产生了《大西洋宪章》和“四大自由”，而总统自己也率先想象战争结束后在法属北非的土地上将会出现（由美国给以技术援助）幸福的自治。美国公使罗伯特·墨菲“轻率表态”，美国宣传机构则广泛散发阿拉伯文传单，其中刊有《大西洋宪章》全文和对自由有挑动性的消息，这就更不能不促使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的解放就在眼前了。然而，在北非战役时已经无可奈何地开始使自己适应充当大西洋彼岸那个民主国家的小伙伴这一新角色的英国人，则要沉默得多，因为1904年英法缔结协约后的一个时期，双方的官方相互尊重、相互容忍对方的殖民政策。英国的报界，尤其是《泰晤士报》，对于北非民族主义的活动也一向持审慎态度。
第四节 自由法国与突尼斯
同盟国部队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后不到一星期，达尔朗的文告结束了维希部队的抵抗。根据美国报道，从那时起，“除偶发事件外，穆斯林居民对同盟国部队始终是友好和忠诚的”。“在整个突尼斯战役中，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运输系统，从未在任何环节上察觉到可以直接归咎于破坏行为的重大差错。”相反，在突尼斯，轴心国的迅速到达使同盟国部队占领这个地区推迟了六个月，因此情况远较复杂。轴心国的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对犹太居民处以二千万法郎的罚款，并从这项罚款中拨款补助“在同盟国空袭中遭受损失”的人，特别是穆斯林。穆斯林律师和工程师，包括一个著名的民族主义者马哈茂德·马提里博士在内，被委任为各专门委员会委员，指导当地与战事直接有关的各部门。轴心国当局释放了被拘禁在马赛的新宪政党的几个领导人，并在罗马对他们进行训教后于1943年3月初遣返突尼斯。几乎与此同时，意大利指挥官迫使埃斯特瓦总督停止付给法国官员超过同级土著官员薪给的补助津贴，后者对这种做法早就心存不满。由于这般奉承讨好和穆斯林居民长期以来对法国人的厌恶，穆斯林终于倒向德国人而对同盟国的事业并不热心。他们之中有的人为这一方或那一方收买，充当间谍和特务，有的甚至脚踏两头船。
吉罗于5月12日首次访问了“被解放”的突尼斯并会见了贝伊的土著行政官员。在场的贾德鲁记载了当时冷冷清清的情景：
这真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仪式，参加仪式的人曾经驯良地为埃斯特瓦效力，看来他们只是由于一种行政上的自动作用从一个主子转到另一个主子罢了。人们原来希望在他们的脸上会发现一种出于爱国而欢乐的反映。
阿尔及利亚电台于15日广播了一份官方公报：
在就地调查了突尼斯解放后的情况后，吉罗将军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继续维持贝伊殿下的王位不利于这个国家在摄政时期的国内外安全，而法国作为保护它的国家，决心确保这种安全。因此，总司令决定废黜殿下。
对被废黜的贝伊穆罕默德·蒙西夫提出的罪状是：他没有积极地响应罗斯福在同盟国部队登陆时写给他的私人信，信中要求他协同驱逐轴心国部队；相反，他在轴心国部队抵达突尼斯时表示欢迎，在诸如先知诞辰等法定节日接见轴心国高级代表并对好几个轴心国军官授勋；他积极鼓励其臣民志愿参加军事兵工队帮助轴心国家，并遣送数以千计的劳工去德国；他的侍从中有许多意大利人；他自己还充当反法的宪政党的领导人，等等。
但是，蒙西夫及其拥护者对这些罪状作了如下答复：他不能控制法国军队，他的私人卫队只有一千人左右，武器陈旧，因此除了以宣布中立来答复罗斯福的信外，别无他法；他与轴心国周旋一向是为了顺应时势；遣送突尼斯劳工去德国和对轴心国军官授勋是出于埃斯特瓦的授意；他曾保护犹太居民不受维希歧视性立法之害，等等。此外，蒙西夫及其拥护者还指出，确立为法国保护国的条约（1881年巴尔多条约和1883年马尔萨条约）中并无废黜君主的规定。事实是，在1942年6月19日蒙西夫六十一岁时接位之前，王位继承法规定（如同1617年以来在奥斯曼帝国中的情况那样）王位由王室中最年长的男子而不是由前王的长子继承，因此以前的统治者都是一些年长的、安分守己的、有名无实的人，他们没有干扰过掌握实权的法国总督。相反，蒙西夫早就伙同宪政党要求把实际主权归还给一个突尼斯立宪政府，并于1942年8月2日向埃斯特瓦提出了修改保护领地条款的书面要求，嘱转达贝当元帅。在这一书面要求中，他援引了《大西洋宪章》和英国同意印度于战后完全独立的诺言。据报道，埃斯特瓦绝对拒绝这些要求，并建议贝伊退位。对此，据说蒙西夫答称，他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在这个国家里法国军队是不受欢迎的。据说十个星期后，法国总督在开斋节以官方身分向蒙西夫祝贺时，强烈暗示法国作为保护突尼斯的强国所拥有的权利，而蒙西夫则抓住机会公开要求突尼斯立即实行自治。他利用轴心国部队的登陆以及随后总督权力的削弱，在1943年1月任命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中，两个宪政党的领导人同突尼斯大企业的代表们和大资产阶级平起平坐地显露头角。这些重申突尼斯主权的企图才是他开罪于法国人的基本原因。他于1948年9月1日死于流放期间。在此前后的报刊文章指出，许多法国人那时已经感到废黜他是不公正的，而且铸成了大错；也很有意思的是，吉罗在他的备忘录中对这件事不置一词。其后，法国人严惩了被判决或被怀疑曾与轴心国合作的穆斯林；许多新宪政党人遭到取缔。对这个保护领地“法国毫不掩饰地确立其统治”，使突尼斯政府中一向由法国人充当秘书长的这一职位改由法国中央政府直接委派，在这之前，委派秘书长表面上还算有些行使突尼斯主权的气息。
将近1943年底时，严峻的军事管制有所放松。新总督马斯特将军宣布了一个内容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方案。他严肃地保证他本人将“采取一项使突尼斯社会名流进入政府的政策”。其后，他采取措施，立即执行1937年6月通过的一项突尼斯人和法国人担任公职一视同仁的法令；设立一个新的突尼斯社会事务部，由突尼斯人担任领导；通过法令重新建立突尼斯战前的地区组织，同时恢复在突尼斯战役后为了有利于实行更为专制和集权的统治而废除的由选举产生的地区参议会；改革大参议会，使法国人和突尼斯人两个组成部分以后各占五十三个席位，并扩大咨询范围，不再象以前那样只限于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放松新闻检查；为突尼斯设置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市参议会，法、突参议员各占半数，作为摄政时期各地参议会的典范。
为了使这些改革具有巩固的基础，在穆斯林教育领域中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在进行教育改革的同时，对发展一项“农民”政策作了尝试，官方文件中把它解释为“政府权力机关和私人积极性集中力量为发展社会效用而发挥农民的劳动和土地资源最高效力的专业计划和各项立法、行政、财政措施的总和”——这就是在突尼斯的政策，特别适用于“那些计划中关于农民所占有并耕种的土地的那个部分”。因此，突尼斯在1944年2月成立了“农会”，并草拟了行动方案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问题是如何为突尼斯将近三百万的人口获得粮食，这个人口数字比1881年法国人占领时的估计数字要高一倍多，在过去的十年中每年还以百分之二点五的比率在增长着。在未来的岁月里，工业和采矿的重要性看来没有希望会大大地增加，因为这个国家的磷矿不可能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含磷量高得多的磷矿竞争，而且由于缺乏水力和煤炭，工业发展一直受到障碍。只有在这个国家的北半部地区每年平均雨量才超过十二英寸，但这里的一半土地却为三千个法国和意大利的移住民所有。
为此缘故，虽然农业计划……规定在突尼斯北方兴修水利的某些大计划……但主要考虑的是……占全国面积四分之三的中部和南方的草原地区，那里主要的是游牧人民计一百五十万左右……＇而且＇还在迅速增加。……这些地区的行政当局主要的努力……除了弄清楚土地制度外，看来是针对……（1）发展“农民中心”……部分根据受到灌溉的耕作，部分则如同早先的许多罗马居民点那样，根据橄榄树的种植……；（2）为创设其他“农民中心”作好准备，其中有一些是属于游牧性质的；（3）改进并增加深井……；（4）发展小型水利工程，这项工作看来平凡但却十分重要。……
不幸的是，这项工作的推进无可避免地受到了1943…1947年期间连续五年旱灾的影响，它给整个草原造成了灾难和贫困，尤其是由于萨赫勒＇从苏萨到斯法克斯南面的沿海肥沃大平原＇也受到了影响，因而使这个地区丧失了雇佣季节工的一切可能。在战前，突尼期的粮食平均产量达六百万公担。在1943…1947年期间约为三百万公担，在情况最糟的1945年，产量竟低至一百四十八万三千公担，要不是从法国大量进口，苦难还会大得多。
毫无疑问，这种苦难加深了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管怎样对马斯特将军的改革总是不会满意的。
被拘禁在法国后来被德国人开释的新宪政党领导人哈比卜·阿布·拉基巴于1943年4月已回到突尼斯。由于没有证据足以证实拉基巴曾与轴心国有牵连，他没有受到法国“解放”当局的折磨，但仍处于一种软禁状态，不准离开突尼斯市。于是，在阿拉伯联盟即将成立时，他化装逃离突尼斯去开罗。接他衣钵的是他的副手萨利赫·伊本·优素福。优素福表示他的党不满于马斯特将军的行政改革，因为他所希望的是产生立法议会来控制突尼斯的内阁。突尼斯的民族主义者毕竟是认真看待《大西洋宪章》的，何况最近还看到了法国同意让他们的叙利亚和黎巴嫩“阿拉伯弟兄们”自治。在突尼斯市，至少有二万人于欧洲胜利日跟在宪政党领导人后面列队游行而没有出什么不幸的事故。但在其后几个星期中，由于毗邻的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发生严重叛乱的消息传来，在这里引起了一些骚动，有些欧洲移住民还扬言突尼斯正在酝酿于6月2日起来响应起义。当局采取了戒备措施，“给移住民分发枪枝，出动了一些坦克，从而维持了正常秩序”。总督府发言人宣称政府打算继续执行经济和社会计划，并准许给予较大程度的地方自治，但仍须受法国总督及其秘书长的控制。他们希望宗主国法国紧密团结，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重振法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威望。
第五节 自由法国与阿尔及利亚
同盟国部队的到达不久就激发了具有政治觉悟的少数穆斯林的壮志。他们现在的主要发言人法哈特·阿巴斯生于1889年，其父因服务有功曾由法国人授给军官军衔和荣誉军团勋章。法哈特在阿尔及尔大学毕业后开设了一家药铺，他本人则同当时主张全体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应取得法国公民身分的那些人一起从事政治活动。战争爆发时，他曾在一个战斗部队自愿充当助理药剂师，但在停战后回家，感到自己蒙受了耻辱，因为在业务上同他资格相等的法国人都获得了军衔而他却没有；他回到家乡后，维希政府的总督又不把阿尔及利亚金融委员会的席位给他，而（他认为）战前他曾被选为金融界代表，有资格得到一个席位。于是，在同盟国部队登陆六星期后，他向美国、英国和法国当局提出了一封“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代表的信”，由于美英两方未予接受，他把信件的内容略加修正后于1942年12月22日送交阿尔及利亚政府秘书处。它由一些穆斯林的主要政治人物署名，援引“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宪章》，明白表示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意向是只有在他们选举产生的代表举行会议确定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之后，才参加共同斗争。法哈特显然不仅得到罗伯特·墨菲的鼓励，而且也得到法国在阿尔及尔的穆斯林事务处处长的鼓励，于是他在1943年2月10日提出了一份由穆斯林居民推选出来的二十二个代表签名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这一宣言详细控诉了法国过去“使这个国家整个从属于欧洲”的政策后，要求准予制订一部阿尔及利亚宪法，以保证：
1。 所有居民不分种族、宗教，享有自由和绝对平等；
2。 大规模地进行土地改革以遏止“封建”的土地占有权，并确认广大农村无产者享受合理生活的权利；
3。 承认阿拉伯语与法语相同，都作为官方语言；
4。 言论自由与集会权利；
5。 男女儿童都享受义务教育；
6。 宗教自由，并对所有宗教实行政教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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