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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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那种势力的树立，同样地也不能由我们去把它搞垮。要是法国能够自行掌握同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进行商谈而达成一项满意的条约，那我们是很高兴的，我们说过，这项条约一经签署，我们就立即从这个国家撤退我们的军队。
　　但是，法国外长皮杜尔，下一天在协商议会上展开了对叙利亚问题的辩论，发表了一通演说，出言讽刺挖苦，指责英国的行动造成了法国人的伤亡，掠夺了法国人的财产，以及所谓把一直在麻疯病院服务的法国修女会驱逐出境。他结束发言时宣称，他的政府曾向英国政府建议应把争议提交“五大国”会议，但未得要领。19日继续辩论时，戴高乐在作了所谓英国自1941年以来在近东侵犯法国权力的冗长而概括的叙述之后宣称，他的政府正在要求联合国“调整中东出现的全部问题，既包括法国和英国之间的问题，也包括这两个国家各自同好几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问题”。但是旧金山会议主席（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感到这样的课题会给目前处于萌芽状态的联合国组织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
　　6月22日，英国政府发表了下列声明：
　　各地发生的事件和误会，使我们有必要说清楚英国在近东国家进行干预的理由，从而使人们对英王陛下政府的意图不会有任何怀疑。……英国军队干预之所以有其必要，是由于叙利亚当地发生的事件看来会使整个中东陷于混乱并会妨碍盟国从事战争的努力。
　　英王陛下政府命令中东总司令进行干涉，是为了恢复和维护秩序，以待通过外交途径对近东局势作出一些解决办法。……
　　当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恢复时，撤退那些曾在发生真刀真枪冲突的某些城市积极参加战斗的法军，看来是必要的。这是消除可能进一步引起任何冲突的根源的必不可少的措施。留在这些城市中的法国平民由于有生命危险，所以也把他们撤退了。
　　现在那些发生骚动的城市中的主要的混乱已被平息，所以设想民政当局应尽快并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负起在整个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城市中维持法律和秩序的责任。
　　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首先要对维持它们领土内的秩序负责，全世界会以它们怎样履行这个责任来判断它们的。万一政府可调动的军队不能应付骚动；我们将授权当地的英军司令采取他认为通过民政当局重建秩序、恢复正常管理所必要的公正行动。
　　必须清楚地理解，英国军队的干预并不意味着英国方面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有任何取代法国的意图。英国当局无意以任何方式破坏最后解决近东国家的局势问题。英国武装部队的使用，一定不会是不公正的，如果为了保护盟国的战事利益而不得不进一步出面干预防止动乱，英军司令将对任何肇事有责的人采取行动。
　　下一天，法新社评论如下：
　　……在巴黎，人们注意到表示英国当局建议今后要把维持秩序的责任移交给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的那段声明。对这段声明需要发表两点意见：第一，英国人正在把维持秩序的任务交给那些煽动破坏秩序的人，由于这些混乱，英国军队实现了它们的干涉；第二，英国人从法国当局手中撤销了一种为英国人本身所公开承认属于法国当局所有的权力，这种行径于法无据。英国除以武力赋予权力以外，别无任何权利可以剥夺法国当局的权力并将其移交给其他不论是什么样的任何政权。
　　最后，预期将来发生混乱并规定英军司令对肇事有责的任何人都将采取行动的那句话，巴黎把它看作英国打算在其他地区下逐客令的新措施的序曲。有鉴于此，英国政府似乎正在为它本身进行接管作好准备。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总理和外交部长于6月21日举行会议后宣布：
　　两国政府同意采取一项共同政策，旨在实施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的决议，解除两国政府中在职法国官员的职务，为撤出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所有法国军队并由两国政府接管仍在法国人指挥下的特种部队而努力。
　　两国政府利用这次会议机会重申它们的决心，决不授予任何大国任何特许权或特殊地位。
　　法国驻近东代表团中的一个成员奥斯特罗洛格伯爵，这时由巴黎带了建议回到贝鲁特，法国政府于7月7日宣布：
　　经决定，由于欧洲战争结束，同意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要求由它们组织一支国家军队，因此将在当地招募的、原由法国人指挥的部队移交给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关于移交细节，将于四十五天内作出规定。
　　据英国方面报道，这是法国人单方面作出的一种姿态，企图打开尚在坚持中的僵局，因为黎巴嫩人和法国人之间虽然举行过一些商谈，但是叙利亚人拒绝同他们建立任何联系。看来两国政府都在坚决执行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的决议，在法国交还两国认为属于它们的一切之前，拒绝进入任何正式会谈。另一方面，7月11日《世界报》的社论宣称：
　　法国由于表示了它能同叙利亚和黎巴嫩达成直接协议＇原文如此＇，从而排除了第三者干预的一切借口。现在应该毫无困难地消除同英国的争论：这种争论业已基本上转到我们没有英军支持能否维持秩序的问题。而同叙利亚和黎巴嫩达成协议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经宣布，营房和军事设施已于7月20日开始移交；两国政府将于25日接管军队。那天宣布了英军总司令和法国总代表之间达成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法军将从叙利亚内地撤退，但目前仍将留驻地中海沿岸和黎巴嫩；法国还将保持某些机场的控制权。这一协议纯属临时性质，决不影响以后有关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退外国军队的决定。
　　因此，导致叙利亚危机的各种因素基本上同1943年引起黎巴嫩危机的那些因素是一样的，不同之处，是由于法国政府已回到巴黎，战事已近尾声，叙利亚民族主义者追求完全独立的心情更为迫切，而法国人则更为自负，这些情绪使双方比1943年更易于各趋极端。至于英国，那个可怕的人物斯皮尔斯，已由职业外交官特伦斯·肖恩接替；但是由于斯皮尔斯在公开演说以及在英国著名报纸的文章中继续发表他的强硬观点，而且只要英国军队仍驻在近东国家，即使英国驻贝鲁特公使在外交上完全正确，也不能减轻法国的怀疑。《经济学家》的文章中，一方面没有放过斯皮尔斯的那种“放肆态度”和“各地许多英国官员对法国人所抱的那种所谓敌视态度”，另一方面也很重视“法国舆论的极端敏感性和法国领导人那种多少有些失常的态度”。事实上，这两次危机主要要由戴高乐本人负责。不是说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盛行的高潮中，最明智的政治家有可能挽救法国的委任统治权；但对一个更富有现实主义的人来说，处在人类历史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期，至少不会幻想：自流产的1936年叙利亚草约签署以来，近东的时代是特殊的一潭死水。当法国社论作者正津津乐道地记叙埃及和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已在鼓动修订战前同英国所订条约的时候，戴高乐却认为吃了败仗和失去信任的法国，这时候是能够达成同样地限制叙利亚和黎巴嫩完全独立的条约的，倘此路不通，也可以迫使英国把它在中东的全部权益拿到国际会议桌上来谈。戴高乐作此设想，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促使法国不让步的一个重要因素恰恰在于法国势力的衰落，这种衰落，毫无疑问又是由于法国政府所在地和近东之间的通讯效能受到影响，使法国的官方情报往往不足为信，而这种不可靠的情报于是又不得不由负责官员们以谎言搪塞来加以“支持”。
　　到1944年，对英国人来说，近东作为一个作战基地的重要性日益减少而居于次要地位，所以这时英国人转而鼓励签订一项条约，使法国人获得类似英国人自己在伊拉克所获得的那种地位；但这种解决办法显然已落后于形势了。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与法国之间的鸿沟，原已很深，由于法国在1941年到1942年间不愿认真尊重他们的地位（法国人宁愿把权力交给一些虚有其表的“稻草”人而不给他们），以及1943年11月法国在黎巴嫩危机中所犯的暴行，这道鸿沟已经进一步加深了。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既然通过法国人对那次事件的弥补而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独立，这时他们无意在条约方面作出止步，英国和苏联的态度又坚定了他们这一立场。总之，1930年的英伊（拉克）条约（英法两国把它看作是它们希望在近东解决问题的样板）和1936年的英埃条约，都已被那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者视为过时的东西，他们只等战争结束后要求英国驻军撤走，这样，法国要想在近东达到签订条约的目的，势必十分困难；但戴高乐对英国的意见置若罔闻，抓住欧洲战争结束的时机采取了行动，这种行动在多疑的近东人看来，完全有高压之势，因此激起了一系列的反应，终于导致念念不忘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自认为有其权益的英国人插手干预而结束了法国在叙利亚的军事统治。
　　第三章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独立要求　1943…1945年
　　1943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政界人士认为轴心国对中东的威胁已告解除，注意他们自己的战略已是时候了。他们试图成立一个有聚合力的团体来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利益；但是由于个人之间的嫉妒、意见分歧以及由于穆夫提和他的一批心腹或被放逐或被拘留而无真正能领导的人，因此他们的努力也无结果。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方面，政府认为有必要在1月23日作出规定，控制为促进扩大武装力量而采用的方法，其中包括：
　　在建筑物内置放炸弹、绑架和囚禁、涂柏油和粘羽毛、灌蓖麻油以及其他较轻的然而也同样应受谴责的威胁方式。除了这些明火执仗的行动外，还有过一次比较不显眼而却同样险恶的恐吓运动，即采用书信、传单、张贴那些据称是不尽义务的人的名单以及各种形式的抵制运动。
　　这些规定引起了犹太代办处的多次抗议；3月23日，政府宣布委任一名建设专员，他的任务是制订战后工农业发展的协调计划，本…古里安在犹太复国主义核心会议和犹太人代表会议的联席会议上猛烈攻击这些提议。这件事情可以作为那时存在于犹太代办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象征。本…古里安说：
　　我们愿意直率地告诉政府，不论是现在或战后，我们和白皮书当局之间不会有什么合作。对于昨天晚上向我们透露的那些计划，我们不会助其实现，因为那些计划的立足点全是为了阻挠犹太人移居入境，全是为了要把犹太人隔离在一个特别的犹太人生存空间之内，全是为了实现白皮书政策，全是为了要剥夺犹太民族的家园。……我们正在制订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制订计划是基于这一事实，即在一千八百万杜那姆的土地上根本没有居民，而另一方面，一个比世界上任何民族蒙受过更大苦难的民族却需要到这里来建立家园。
　　3月份，从英国军火库中偷窃军火和炸药的次数和规模显著增加。不久以后，一个大规模的军火走私组织被发现了，这个组织与非法的犹太哈加纳有关，其组织网分布于整个中东。8月11日，两名英国逃兵斯托纳和哈里斯在军事法庭被控非法据有枪炮三百余件，子弹十二万五千发。他们承认有罪，供出有一个犹太军火走私集团的头目曾同他们接洽并向他们行贿，要他们设法在军队仓库内窃取枪支弹药。他们和两个海法的犹太人相互勾结，由这两人充当他们和在逃的“大老板”之间的联系人。这个大老板名叫耶胡达·坦南鲍姆，别号阿拉齐，曾任巴勒斯坦警察局的巡官。他们的供词涉及本…古里安的名字，并且还暗示一些犹太组织，如犹太工人总工会和工人体育联合会，都有牵连。为他们辩护的军官维尔丁少校声称，这两名士兵曾落入一个非常有势力和极其残酷的组织的陷讲中去，他们一旦被它的触须缠住，事实上就无法脱身。……
　　这是不是意味着由于战争已经远离他们的国境，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已不再面临集中营的威胁，他们的士兵有些人已经陷于这个组织的影响之下，不再为联合国家的利益服务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事态就应当在整个联合国家内广为传播。
　　作为犹太政策泉源的犹太代办处，一直不断地向联合国家大喊大叫要求拯救其被蹂躏的人民，要求给他们这个被压迫的民族以和平，如今却在幕后干着既不利于联合国家又不利于中东前途的勾当，这是不可能的。
　　身为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本…古里安立刻发表下列声明，作为对这一挑战的答复：
　　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对昨天维尔丁少校发出的反犹太主义的和污蔑性的攻击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犹太代办处认为此次事件是一次赤裸裸的陷害，旨在诽谤犹太人民，贬低犹太人在战争中所作的努力，使犹太士兵在英国战友和高级军事当局面前声名狼藉。
　　犹太代办处认为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散布流言蜚语的运动的一部分，这个国家里的一个反犹太团体发动这场诽谤犹太代办处和犹太人社会的运动已经有些时候了，同时，它也企图煽动英美舆论反对犹太人以及损害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前途。
　　犹太代办处主持人要求英国政府彻底调查事实真相，并采取必要措施以制止诸如此类的政治阴谋。
　　本…古里安同时致函驻巴勒斯坦英军总指挥官说：
　　维尔丁少校滥用了作为辩护军官享有的特权，他对犹太人民、对在中东英国军队中服役的犹太士兵、对犹太代办处进行攻击，出言粗鲁，肆意中伤。……
　　作为受到恶毒攻击的犹太人民的一个代表，一个本身受到蓄意侮辱的人，我要正式宣布维尔丁少校在本案中的行为是不顾事实真相的，也是有失体统的，其态度十足是最卑劣的反犹太主义的典型，我要求他在任何一个容许我可以在平等的地位上同他对质的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上证实他的指责。
　　这两名士兵被判十五年徒刑，然后又充当对两个犹太中间人控诉中的法庭证人，两个犹太人中有一个先前是巴勒斯坦的警察，目前是出租汽车司机，另一个是犹太海员工会书记。被告的答辩是前者对于在他的出租汽车内装运非法武器毫不知情，后者则提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这一控诉是“巴勒斯坦刑事调查局的反犹太官员一手策划的第二个德雷菲斯案件”。在宣判的时候（分别判处七年和十年徒刑），世界犹太复国主义执行委员会的一名驻纽约的委员抱怨说：
　　在战争地带，军火走私是极普通的事。远在战前很久以来，阿拉伯人就在巴勒斯坦干这个行当了，他们的意图则是与民主和联合国家为敌；但是如今巴勒斯坦当局却把一桩牵涉到两个犹太人的例行审判闹得满城风雨而认为是恰当的。为了将事件夸大，记者们奉召专程前往开罗。这次审判为检察官员们的无比恶毒的反犹太人的狂言谰语提供了一个扩音器，并向全世界广播了这些言论。
　　在10月4日举行的一次犹太人代表会议的特别会议上，本…古里安攻击法庭的判决为“误判”，并且认为检察人员伪造罪证。会议一致批准了一项决议，其中一段写道：
　　已往历次骚动和流血事件的煽动者一向认为，在当局人士中，有人赞成采取暴力手段来对待伊休夫和犹太复国主义。伊休夫对发动骚乱的可能，对诽谤诋毁或险恶的用心，都毫不畏惧。在任何条件下，犹太人民重返家园的进程都要继续下去。国家的再生不是通过暴力手段能够达到；唯一的方法是定居、移民和开发。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伊休夫准备同那些阴谋阻碍它将来生存的势力作斗争以保卫自己，并将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卫权。
　　有消息说，沿海平原中部的拉马特哈库维奇犹太人集居地窝藏了波兰军队中的犹太逃兵，而且是一个非法武装组织的训练营，根据这个消息，英国军警于11月16日出动去搜查这个定居地。那里的居民，男男女女都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他们向“入侵者”掷石头、浇开水。率领军队的一位对世界各地民间骚乱富有经验的英国准将报告说，他从未见过可以同这批凶猛的定居者相比的场面，定居者中有一人被杀。军警没有找到武器，但从一些犹太先锋队居住的帐篷的地下掘出了步枪的容器。继20日在特拉维夫举行的抗议大会后，数达几千人之众的一群犹太人冲击一支强有力的警察部队，闯进了区公署，纵火焚烧；英国国旗被扯了下来，升起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警察的援兵遭到大量石块的袭击，在英国军队的增援下，才把人群驱散。在为拉马特哈库维奇死去的那名定居者举行的葬礼上，代办处的政治部负责人摩西·谢尔托克讲了话，他威胁说，如果对定居地的搜查继续进行下去，那么就要遇到有组织的反抗，在下一个月，哈加纳的负责人伊拉休·戈隆布也作了同样的讲话；高级专员向总指挥官发出警告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在目前避免采取会引起同犹太居民发生严重冲突的任何行动。我们已经看到，在1941…1942年间，中东的英国军事当局把犹太复国主义者看作是保卫他们的民族之家的热心的同盟者，因此比巴勒斯坦政府对他们更有好感。而今战争已到低潮，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开始为他们自己的未来战斗作准备，中东总司令说：
　　到1944年1月，犹太代办处对政府的态度已强硬到如此程度，以致任何同比尔特莫尔计划的方针有抵触的行动或者任何实施白皮书的行动，都遭到了反对和阻挠。犹太代办处在某些方面来说，僭取了一个独立的犹太政府的权力和地位。它不再想否认隐藏武器的地窖，而是宣称不仅有权持有武器以备自卫之用，并且有权抗拒合法当局方面对他们进行侦查的任何尝试。事实上，这是公然反抗政府，也可以说到了叛乱已经存在的那种程度。
　　有人发表过这样的看法，1943年曾经有一个机会可以使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转入温和派之手，然而这个机会是“可悲地”丧失掉了，当时在英国显然有人向韦茨曼提出要求，要他重返巴勒斯坦再度执掌领导大权，但是他对这些要求没有反应：
　　他有一个儿子在皇家空军作战时死亡，他自己有眼病，又是一个负有重要战争任务的化学家，这一切都加强了他的天生惰性＇原文如此＇，而使以本…古里安为首的政敌有利。韦茨曼在一年后才去巴勒斯坦，那时，本…古里安已经巩固了他充当未来的以色列领导人的地位，而韦茨曼则不过是犹太人派驻英国的大使而已。
　　在这一时期，本…古里安和韦茨曼之间的确有过一番实力较量，此事首次公诸于世是在1943年10月26日，前者辞去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犹太复国主义总理事会投票结果，在三十二票中有二十八票不同意他辞职。结果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伦敦同韦茨曼商定，本…古里安可以在1944年3月2日收回他的辞呈，这才解决了分歧。本…古里安对韦茨曼施加压力，看来是想迫使他接受比尔特莫尔计划作为他那时对英国政府谈判的基础；当时，成立国家的要求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政界中已占支配地位，韦茨曼显然是屈服于这一要求。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处在各种压力之下，这种压力来自国内犹太复国主义和修正派两方面的煽动的猛攻，来自军事部门想从沙特阿拉伯更进一步取得石油开采权和飞机降落权，也来自他们在中东的外交代表，这些代表报告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国的煽动正在阿拉伯国家引起日益严重的反响。1942年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派往中东的一位阿拉伯问题专家哈尔福德·霍斯金斯中校在1943年1月23日报告说，除非采取行动减轻紧张状态，不然他担心在战争结束前巴勒斯坦会发生冲突，从而使整个阿拉伯中东陷入混乱。
　　在4月和5月，国王伊本·沙特通知罗斯福，尽管别人竭力促使他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向美国提出抗议，可是他还是克制着，没有这样做，这纯粹是因为他不希望使美国或联合国家在这个时候为难。同时，国务院也已开始同英国讨论霍斯金斯提出的建议，即发表一个联合宣言，保证到战争结束后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充分协商后，才对巴勒斯坦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但如果在战争结束前双方能取得协议，那就是最理想的了。在这期间，韦茨曼同罗斯福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政治会谈，当时萨姆纳·韦尔斯也在场（其时任副国务卿，是个热心的亲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后来写道：在战争发生以前和战争发生以后多次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会谈中，他听见总统，“一个坚信理智和自身利益有感染力的人”向他们表明他的希望，一旦巴勒斯坦建成了一个犹太共和国，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就会被物质利益诱使同它结成联邦——特别是运用外国资本来开发它们的天然资源——它们将会抛弃它们的民族主义偏见。
　　至于韦茨曼，他说圣约翰·菲尔比在1941年就已向他提出，丘吉尔和罗斯福应该把他们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纲领的支持同对伊本·沙特的财政支持和扶植他成为阿拉伯世界“盟主”的打算结合起来；1942年3月11日，丘吉尔曾邀请韦茨曼同罗斯福讨论这个计划，以便在战争结束时付诸实施。韦茨曼现在向总统坚持这样的论点，即如果要谋求阿拉伯人同意犹太人的民族之家（按照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作的解释）。阿拉伯人当然要拒绝；但一旦他们知道这个犹太民族之家已经得到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人支持时，他们就会默认，但是如果他们察觉到这种支持有点儿漏洞的话，他们的态度就会变得“否定、傲慢和破坏性的”。他说罗斯福叫他不要担心他的同情和要解决问题的愿望，并特别提到伊本·沙特，“他认为此人狂热而执拗”。
　　另一方面，科德尔·赫尔则说，这时总统“为国王伊本·沙特的强有力的性格所吸引，渴望同他缔交”。5月26日，科德尔·赫尔向伊本·沙特转达了总统的口信，“赞赏国王的有益的合作和同情的谅解”，表示希望有关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在战争结束以前对巴勒斯坦问题达成友好的谅解。他还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政府的意见是：“未经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充分协商，不能作出改变巴勒斯坦基本情况的决定。”7月，总统指示霍斯金斯向伊本·沙特建议，要他同韦茨曼或犹太代办处的其他代表进行商讨，同时他邀请国王或其王室中的一员在不久的将来访问美国。然而伊本·沙特在8月份拒绝会见韦茨曼，他说未经同其他阿拉伯代表商讨，他不能代表巴勒斯坦说话，更不能把这个国家“交给”犹太人，即使假定他一瞬间愿意对这样一个建议予以考虑。同时关于这些转弯抹角的谈判也已在美国泄露，足以引起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击：纽约市的一位国会议员犹太复国主义者伊曼纽尔·塞勒于8月18日写信给罗斯福，以进行一次国会调查相要挟，“除非国务院不再荒谬地反对巴勒斯坦成为犹太人的安身之处”；他指责霍斯金斯和另外两名官员曾经“为出卖巴勒斯坦效劳”；作为“处于绝境的最后一着”，他呼吁总统在魁北克会议上（8月17…24日）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家园”向丘吉尔说项。在美国陆军部的反对下，霍斯金斯建议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英美联合宣言暂不公布，8月22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双方政府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9月27日，罗斯福告诉霍斯金斯，他认为巴勒斯坦应置于一名犹太人、一名基督教徒和一名穆斯林的联合托管之下，使它成为所有这三种宗教的一个真正的圣地。在那年的晚些时候，国务院认真地考虑了这个意见；但由于那时不存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共同的、友好的基础上携手的可能性，过早地企图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有使近东陷入混乱的危险，暂缓采取行动，等待一个更为有利的时机，乃是上策。
　　然而，对于处境窘困的国务院来说，来年也不可能是“有利的时机”，这也是势所必然；因为1944年11月就要举行总统选举，根据选举制度，只要得到了一个州的哪怕是最微小的多数就可以在选举团里囊括该州的全部选票，这就鼓励了压力集团进行疏通活动。就象下面所说的那样：
　　纽约占四十七票，而选举总统只需二百六十六票。纽约州投这个或那个党的票（那是一千三百多万人口中相对少量的票数就可以决定的）将会在选举团内造成九十四票上下，这就清楚说明为什么纽约州的政治斗争是总统竞选的关键，而在较小的程度上，象宾夕法尼亚（三十六票）、伊利诺斯（二十七票）和俄亥俄（二十三票）这样的大州，也都具有这样的作用。在过去的四分之三世纪中，没有得到纽约州的选票而当选为总统的只有一次。……
　　纽约、伊利诺斯、俄亥俄以及人口稠密的马萨诸塞和新泽西等州，通常都是“难以逆料”的，也就是说，在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中，它们都可以仅仅由于几千张选票之差而转向这个或那个党，大约百分之九十的美国犹太人都集中在这几个“难以逆料”的州以及密执安和宾夕法尼亚，但后面这两个州在政治上并不是那么难以逆料的。
　　由于预计选举是势均力敌的，任何一方也担不起风险来让强有力的犹太复国主义压力集团把犹太人的选票投给他的对方；1944年2月1日，国会两议院面临由两党成员发起的决议，这些决议回顾了1922年的一份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之家的决议等等，然后继续说：
　　由于欧洲的犹太人遭到残酷迫害，已经清楚地表明有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的必要，以便为大批受迫害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避难所：因此，需要通过决议，美国进行斡旋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便达到下列目的：为犹太人自由进入巴勒斯坦打开门户，要有殖民定居的充分机会，以便犹太人能最终把巴勒斯坦重建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犹太共和国。
　　在决议进行辩论前，传来消息说丘吉尔已向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暗示，他将欢迎国会承认他们的要求。这则消息出现在2月4日的纽约《每日新闻》：
　　阿巴·希莱尔·西尔弗博士今天在华盛顿对坐在午餐席对面的首都记者透露，几天前丘吉尔告诉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钱姆·韦茨曼博士说，他认为他自己是“巴尔福勋爵的政治后嗣”……就个人来讲，他是反对著名的1939年5月的英国白皮书的。但是丘吉尔必须在美国国会认可之后才能在那个布满了宗教和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