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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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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美尔在地中海战区的上级是陆军元帅艾伯特·凯塞林……他在1942年4月……荣任南方总司令之职。其统辖范围广及地中海四岸；相形之下，隆美尔只是个陆军司令官，而他是当时的三军最高统帅。担任这一崇高职位，反映了他的卓越的战略才能。但是，他自然而然地不得不将非洲作战的指挥实权交给他那个更加勇往直前的下属。……其后在意大利战役中，我更直接地同凯塞林对抗，论将才，我认为各方面他都远在隆美尔之上。
隆美尔在阿兰…哈勒法的失败 1942年9月
8月19日，亚历山大向蒙哥马利发出下列命令，重申以前的口头指示，并责令他下达到所有部队：
1。 你的首要而迫切的任务，是准备对德意军队发动进攻，以求尽早歼灭他们。
2。 在准备这次进攻的同时，你必须坚守现有阵地。决不可让敌人窜到阵地以东。
正当在沙漠从事准备的时候，当时已有美国第九航空队协同作战的皇家空军，对敌人的各条交通线进行了有计划的作战。
轴心国军队在北非的补给线从未象他们停顿在阿拉曼时拉得那样长，所以他们特别感到燃料紧张。储存在军用仓库中或由车队运输在途的燃料，相对而言，可幸免于空中攻击。但从意大利运油到非洲来，则非用油轮不可，这些油轮便成了空袭的首要目标。
轴心国的油轮，被击沉的比到达目的地的为多，敌人“被迫改用来自希腊的汽油飞行，这是最浪费的做法”。由于燃料短缺，隆美尔想利用8月25…26日月盈之夜进攻的计划拖延下来了。然而，他在8月30日向南翼发动进攻，深入到通向阿兰…哈勒法山脉的英军布雷阵地，但在9月1日午夜被阻停顿下来。
9月2日，敌人整天没有出动，他们的燃料情况发生了新的严重危机，因为我们又曾再一次成功地袭击了他们的油轮，两天内击沉了三艘。随着时间的消逝，对他们来说，显然最后的希望已经破灭，由于不可能停留在这个前进阵地上，势必要撤退。这是德国人所曾占领的最接近三角洲的阵地。……
敌人稳扎稳打地撤退，到9月5日晚，已退回到我方布雷阵地。他们在此转而稳住阵脚，显然想竭尽全力至少保住已经到手的这部分地区。……
得到一小块不过四、五英里地的沙漠地带，绝不足以抵偿物质损失。……但是，阿兰…哈勒法战役的重要性，远不是任何得失的统计或是投入兵力的数目所能表示。这是德军在非洲最后的一击，正如他们所估计，是在我们的实力日益强大而使他们不可能获得胜利之前，他们最后一次取胜的机会。
6月份英国人战争失利的时候，英美正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因此，丘吉尔、罗斯福及其部属能立刻研究需要采取的联合应急措施。这是英国人的大幸，由于美国租借法大规模的援助，亚历山大不再象韦维尔、奥金莱克那样苦于缺少武器和车辆。他特别赞赏他得到的三百多辆备有转动炮塔和七十五毫米大炮的“谢尔曼”中型坦克：“我们第一次得到在装甲、武器、性能方面同德国非洲部队最好的坦克相等的一种坦克。”
丘吉尔在访问埃及时，曾渴望在8月或9月对隆美尔打一胜仗，因为美英已计划在11月初入侵北非，先打一次胜仗对于北非的法国人的态度可能会起决定性的作用。但蒙哥马利于8月19日陈言，他必须有六周的时间才能将第八集团军整顿就绪，并提出以9月底作为发动进攻的暂定日期。这已使丘吉尔失望，而今9月初阿兰…哈勒法一战又需要把整编时间再向后推迟。丘吉尔再度表示失望，不过他最后还是依从了亚历山大所坚持的意见：“在我准备妥当之前发动进攻，纵使不遭灾难，也有失败的危险”，因而一致同意于10月23…24日月盈之夜或其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发动进攻。轴心国军队忙于精心布置他们的地雷阵地和其他防御工事，同时争取增援，但并不十分成功：
许多运载坦克、枪炮、军需和给养的船只，或被击沉，或被迫返航。那些顺利到达港口的船只，也因我方轰炸机对托卜鲁克和班加西造成的严重破坏而卸得很慢；还必须记得，即使是托卜鲁克，它距前线尚有三百五十英里，道路又不堪行。增援的人力……每周平均约为五千人，赶不上病员比率的大幅度增加。也许由于地面部队在沙漠地区的拥挤情况较过去任何时候更为严重，并由于医疗卫生组织工作，特别是意大利军队方面的医疗卫生组织工作不够完善，痢疾、传染性黄疸病等疾病在轴心国军队中非常流行。有些部队的患病人数竟高达他们兵员的百分之二十五。幸而我们自己的医疗工作得力，我们病员的比率没有高出同期的通常情况，也绝不象敌方那样严重，轴心国军队中最重要的一名病员是陆军指挥官。隆美尔自8月以来一直身体不好，并在9月以休假为名，离开北非回德国去了，可是，看来他是无意回来了。
蒙哥马利的计划与以前历次的攻势截然不同，将主攻北面，辅以进攻南面，作为牵制，把敌方兵力拖住在那里。
敌人的战线，可用一扇大门来比喻，北面是铰链所在；推其把手一面，也可将它推开稍许，但不能造成任何严重损害；可是，在它铰链上致命一击，会使敌人的整个战线失据而大门敞开。
阿拉曼战役 1942年10…11月
有一条精心设想的迷惑敌人的妙计，用以使敌人误以为主攻方向将在南方，且将在发动真正的主攻之后；这个计谋果然非常成功，直到发动攻势的第四天，敌人才最后集中全力来抵御这一真正的进攻。这次进攻之前，先是重炮轰击，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景。进攻是在10月23日下午10时开始的，到了26日午后，敌人虽然奋力抵抗，但一条十三英里宽、两英里半到五英里深的缺口给打开了，直接威胁敌人的交通中心。蒙哥马利当即休兵两日，以重振队伍，并使敌人特别是意军误以为他已承认败北而不再攻下去了。10月28…29日夜间，进攻重新开始，敌人被诱，以为主攻将北向海边；事实上，主攻是11月1…2日夜间向西面发动的。敌人作战时，无疑了解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因此使出装甲战长期经验的全部韬略。……随着时间的消逝，敌人逐渐被迫后退。敌人损失惨重，非洲部队不再成为在埃及土地上作战的部队了。
11月2日一役是场决战，敌人定必是在当夜决定撤退的。撤退的迹象初见于11月3日晨，其后越来越为明显。……我方空中攻击的全部压力转移到主要公路，一路上已在撤退的车队，首尾相接，行驶缓慢，成了极好的目标。……
11月4日，加扎勒外围一战结束了阿拉曼战役。轴心国军队能够逃脱的不到原有兵力的三分之一。我们估计敌人死一万人，伤一万五千人；被俘人数在三万以上，其中一万名为德国人。……敌方六百辆坦克中，有四百五十辆丢弃在战场上。……
我方伤亡并不过于严重——死伤和失踪的，共为一万三千五百人，还不到参战人力的百分之八。……就追击敌人而言，这些伤亡无足轻重；11月4日，第八集团军有将近六百辆坦克可投入战场，而德军只有八十辆了。主要问题不在于是否能有足以击溃在逃敌人的强大兵力，而是在于掌握追击速度，不致使供应接济不上。……
这场伟大的战役是个前奏，接着是一连串的胜利，一往无前，直到最后把敌人清除出非洲大陆。在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的英美远征军在法属北非登陆之前四天，我们就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了。全世界都知道轴心国遭受到巨大灾难，所以毫无疑问，这种认识影响了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看法，从而对于协助艾森豪威尔将军完成任务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当7月间轴心国的轻率前进显然已在阿拉曼受阻的时候，（英国）开罗赛马俱乐部的会员们曾请求英国大使向纳哈斯转达“我们对你的万分感激。在近来令人焦虑不安的时刻，你态度坚决，为全国人民和我们树立了榜样，更确切他说，对全国人民和我们是个激励。”这位埃及首相复称：
维护埃及人民的利益，保障他们的权利，使他们不受任何侵害，并鼓舞他们的信心，这些是我必须做到的事。使我高兴的是，埃及人表明他们是有胆识的，有坚定的信心的。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到，在我们的友邦和盟国——英国——处于困难的时刻，支持它是职责所在。埃及政府和人民以及我本人，无不竭诚提供了一切可能的协助，而这种协助并不违背本国的利益；所以使我自豪的是：每个埃及人在此时刻对于祖国，对于埃及的盟国，都尽了责任。
由于按伊斯兰教历选定9月18日为爱资哈尔大学（公元972年）奠基一千周年纪念日，英埃关系在军事局势处于危机时刻几乎受到一次考验。按照安排，国王法鲁克将在王宫为教师和毕业生，并在校内为一万名学生，举行斋月的晚间开斋。但在最后关头，经宣布这一仪式已“因国王政躬违和而无限期延展”。延期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宫廷和华夫脱党政府之间争夺爱资哈尔大学。该校校长谢赫·穆斯塔法·马拉吉是最得国王法鲁克宠信的顾问之一，政府唯恐在宫廷主办下所拟举行的庆祝仪式会形成反对华夫脱党人的示威。
11月埃及议会开幕时，首相宣读了英国大使的一封来信，宣称，作为对纳哈斯在6月份所提口头意见的答复，英国已授权该大使通知埃及政府，英国政府“将从中斡旋，以求保证埃及代表在直接影响埃及利益的一切和平谈判中具有平等的地位”。信中还补充说，英国政府未经事先同埃及政府协商，决不参加直接影响埃及利益的任何谈判。
第十三章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独立要求 1939…1942年
“犹太人是具有非凡历史的平凡人”
虽然在1939年第一季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叛乱连续不断，有二百四十八人被杀死，但英国人在1938年9月消灭了实质上属于无政府状态的局面以后，已在重振军威。阿拉伯的好战分子濒于力竭失败的局面。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虽然拒绝了英国1939年5月17日的白皮书，但白皮书所展示的在巴勒斯坦占多数的阿拉伯人十年后将获得独立的前景，却很有可能使温和派同一些极端主义分子分道扬镳。政府在农村中的权威已逐渐恢复。阿拉伯村民开始交出武器。可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把白皮书看作是英国的政策能为暴力和非法行为所动摇的征兆。这时候，犹太复国主义者受到纳粹在整个大德意志境内加紧迫害犹太人的刺激，就要轮到他们来采取行动，发动规模异乎寻常的非法移民。与此同时，一个小而干练的极端主义组织，修正派的伊尔贡…兹瓦伊…卢米（民族军事组织）已进行了多次恐怖行动。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会议号召所有年在十八岁到三十五岁的犹太男女前往登记，以备紧急时刻服“民族兵役”，并起草了计划，如果政府最后执行白皮书中有关限制犹太移民和购买土地的规定，就进行消极抵抗。委任统治常务委员会于1939年6月给国联的一份报告曾指出，他们“认为白皮书的政策很难说是符合委任统治精神的”，这份报告使犹太复国主义者受到极大的鼓舞。
但在英国对德宣战后，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就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忠诚支持英国。犹太恐怖分子的活动全部停止，前几个月一直在活动的非法广播电台也已停闭。对于已登记为“民族”服役的犹太男女，这时由犹太代办处向英国军事当局建议，把他们送到巴勒斯坦“得到承认的犹太部队”参军：最高服役年龄限制已提高到五十岁，将近9月底登记截止时，登记的人数计男子八万六千人，女子五万人，分别占适龄男女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一和百分之四十二。然而这个建议因别具政治用意而未被英国当局采纳。
阿拉伯人方面，由于几个重要领导人近两年来都不在巴勒斯坦，所以他们对这次战争爆发的反应，也就不是那么带有官方性质，但是当地名流则发表了声明，宣称他们乐于随时协助托管国，阿拉伯报纸也自发地号召当地阿拉伯人支持英国，同时并谴责恐怖活动。虽有迹象表明英国政府曾与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进行过谈判，但都一无结果；有关报道因全系来自阿拉伯方面而未经英国官方证实，其可靠程度也就难以估计。据说埃及和伊拉克首相（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已于10月15日离开黎巴嫩，为了使巴格达的政治空气更为自由）曾在巴勒斯坦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和英国之间斡旋。他们的首要目的是为依然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叛乱分子获得大赦，并为此目的劝导阿拉伯高级委员会不妨让白皮书政策经受一次考验。然而，据报道，伊拉克首相曾于11月11日对议会说：
阿拉伯人要求立即建立一个民族政府，而白皮书所定的日期却很遥远。阿拉伯人已经重新作出种种努力以求如愿以偿。我们希望立刻有个结果：关于白皮书中的种种疑点，既有几次声明加以澄清，则在移民问题一经解决之后，英国采取另一办法，在巴勒斯坦创立一个民族政权来平息阿拉伯公众舆论，并不是不可能的。
次日，伊拉克首相来到开罗同埃及首相进行协商。从11月17日《穆克特姆报》的语气来判断，埃及首相似曾劝告不必如此急于求成：“如目前出于一些明显的、重大的原因不能修改白皮书的政策，＇英国政府＇有权做些事情出来以表明自己的态度”，等等。根据22日《金字塔报》报道，两位首相同英国大使会谈的结果即将转达英国政府和穆夫提；同日，贝鲁特《今日报》报道，阿拉伯人将向英国政府提出一项建议，接受白皮书以两年为试验期。但是第二天，叙利亚报刊发表了穆夫提亲属的一封来信，否认穆夫提或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在白皮书公布以后曾就巴勒斯坦问题考虑过任何建议。在英国方面，高级专员于12月3日发布的公告终于成为谈判破裂的信号，他拒绝对“犯有或唆使犯暴行或刑事罪的人”给予免刑或大赦。
虽然年底以前阿拉伯内部的恐怖活动和抢劫行为继续不断，规模很大，但政治性罪行则有显著的减少，武装匪帮的活动一般在阿拉伯居民中间再也引不起任何民族自豪感，公共治安情况大有改善，所以＇9月29日至11月14日实行的＇公路和铁路交通管制撤销，宵禁解除……大批被扣押的人获释。
12月1日，韦茨曼博士代表犹太代办处向英国政府建议招募一师犹太兵，打自己的旗号，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服役。但英国政府对这一建议的用意及其不难推测的种种可能的意图怀有疑虑，因此宁愿招募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混合的“巴勒斯坦”队伍。“第一次公告是为皇家工兵部队、皇家陆军卫生部队、皇家陆军辎重兵部队和皇家陆军军械部队一共招募一千三百六十人，接着又为工兵辅助部队招募两连人，每连六百人。随后又在这两个混合连之外增加了一个全部是犹太人的尖兵连。”1940年3月20日，英国殖民大臣在下院宣布，一千七百零九名犹太人和三百九十二名阿拉伯人已登记到海外服役，一部分人已在法国。另一些犹太人，既有修正派的，也有承认犹太代办处的权力的，则继续秘密进行使用武器的训练，凡被发觉的，英国军事法庭也继续予以处刑。
1939年底，对犹太族和阿拉伯族大多数居民来说，他们所考虑的主要是经济情况而不是政治：战争爆发时，数达三四百万英镑之多的提存使银行处境相当紧张；国库已停止对海法和特拉维夫市政当局的贷款；装运柑橘的船只不足，它的出口要占巴勒斯坦全部出口货的四分之三，那时柑橘又已成熟待运；登记失业的犹太人已超过二万一千人，或者说是犹太居民总数的百分之四左右，阿拉伯人的失业人数还不知底细。另一方面，据报道，政府在救济方面已用去七万英镑左右，还准备尽可能帮助解决装运柑橘的船只问题，但阿拉伯和犹太种植者不同意实行根据现有运输条件限制出口的定额分配制度。1940年1月3日，高级专员宣布英国政府已授权他以七十五万英镑用于公用事业的贷款和补助来解救困难。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报纸都不断责难政府没有收购约占收成半数的剩余柑橘。柑橘种植者的苦境，因银行宣布不再发放通常的季节贷款而加剧，因为大多数种植者都依靠这种贷款进行柑橘林的灌溉和全面培植。同归于尽的威胁使阿拉伯和犹太种植者联合起来，组成代表团向政府请愿。高级专员在4月15日答复时宣称，银行在政府保证分担风险的条件下业已同意对已核准的申请照旧办理贷款，但不能超过最高负债额。然而，他又补充说，“应该认识到在目前情况下，无论是银行或政府，对于柑橘行业提供的资金，都不可能也不应该超过维持其生存或按照合理估计的出口量进行生产的需要。”他还宣布，本年度对柑橘田征收的农业地产税将减低八分之五，最后还说，政府的援助以改善行业组织为条件。1940年10月颁布了一项法令，设立一个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代表参加的柑橘管理委员会，从而对该业从种植到出口的每一阶段，依法实行监督。
不幸，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这一领域的利益一致，不可能扩大到政治方面。阿拉伯人自然期望政府能实行白皮书宣布的政策，即控制犹太移民入境和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与此相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戴维·本…古里安在1939年10月的一次演说中，却宣布“继续并增加犹太人的迁入”和“扩大我们拥有的土地”为犹太复国主义纲领中两个首要的内容。韦茨曼博士且于1940年1月在纽约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次会议上说，“他相信白皮书并不是反映英国政治家风度的最终言论”，并且宣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准备利用任何可以促使它废止的时局变化。皇家委员会1937年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建议，促使犹太国民基金会比以往更加重视其购买土地计划中的政治因素：
在划定边界或类似问题提出来考虑的时候，优先考虑的是购买那些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区。例如，巴勒斯坦分治……提出的时候，基金委员会便加速在北方购买土地……特别是在上加利利买下了更多的边境地区的土地。……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也买了许多整块的土地，以便扩大目前犹太人的定居中心，巩固孤立的犹太人定居点，并扩大例如皮尔委员会拟作为边境的地区。
1940年初，美国犹太国民基金会主席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本委员会的政策一直是购买边境地区的土地，先发制人，借此尽量为可能实行的分治或分区准备地理条件。”一年后，犹太代办处的法律顾问伯纳德·约瑟夫博士在加拿大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说：“战争的第一个年头里建立了八个新的定居点。……我们把这些定居点建立在国境边缘地区，以便在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保证整个巴勒斯坦将归犹太人所有，而绝不仅是一部分。”然而，巴勒斯坦政府对这种有系统的土地购买策略的政治用意是敏感的，因此在1940年2月28日公布了土地转让条例，从而执行白皮书第十六段的规定，该段载明为防止产生大量无土地的阿拉伯居民起见，高级专员有权禁止和管理土地的转让。有三个地区划分出来：5月18日以后，A区土地禁止转让，但受让人如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属例外；B区土地的转让须经高级专员书面批准，但受让人如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属例外；C区土地的转让不受限制。
犹太代办处立即以经济上和政治上两方面的理由对此条例提出抗议。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2月29日宣布总罢工，第二周，在一些主要城市举行示威游行，并大掷石子，其间死了两名犹太人，受伤的四百多人，其中有二十五名警察和士兵。3月6日，本…古里安通知总指挥官，他不准备采取任何积极步骤制止这些骚乱；但同日，由于英国下院就一项谴责政府批准不符合委任统治书条款而且未经国联理事会同意的条例的动议进行辩论，骚乱停止。这一动议的支持者，自然要竭力强调委任统治书的第六款。他们争辩说，既然委任统治常务委员会大多数委员业已宣布白皮书与委任统治书不符，政府在未获国联许可以前就不应付诸实施。他们抗议说，土地自由买卖的C区仅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百分之五，犹太人在该区原已拥有百分之五十一的土地，而巴勒斯坦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三则在禁区A。他们要政府证明阿拉伯人确实由于犹太人购买土地而被逐出家乡，并断言“许多阿拉伯村民”已向政府提出反对这些条例的请求书。然而这些论点的基础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法。提出这项动议的菲利普·诺埃尔…贝克尔在其演说的结语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想法：“犹太人的智力和勇气具有一种生气勃勃的力量，能够开垦锡安山的荒土，在这种力量的领导和示范之下，中东沙漠不毛之地也能恢复生气。”殖民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在答辩中指出，在委任统治书第六款以及该文件的其他条款中，都明确地载明了一种双重的责任：委任统治行政当局一方面要鼓励犹太人在这个国家里集中居住，同时也要保证另一部分居民的权利和地位不受歧视。在战争时期的非常情况下，不考虑巴勒斯坦的形势而等待国联的决定是不切实际的。对土地授受进行控制，多年以来一直是一系列的“公平和有权威的委员会所建议的”。在B区，犹太人购置土地仅仅是受到控制而不是被禁止，这一地区的土地占到巴勒斯坦全部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二，高级专员有权调整各区的范围。高级专员曾告诉他，犹太当局正竭尽全力为增购土地而四出接洽。犹太代办处硬说这些条例是“对阿拉伯人政治要求的让步，而不是保护阿拉伯种植人的措施”，这是不符事实的。虽然他提不出失去土地的阿拉伯人的统计数字，但事实上确实存在着一批无地的阿拉伯劳动者，就由于他们的帮助，叛乱才拖了一段很长的时期，否则是绝不可能的。
我们目前不能冒险行事，让这个重大问题越闹越大。我必须告诉下院，最近几星期以来，我们已接到来自巴勒斯坦的一个极其严肃的警告：尽管外表看不出，但在这表面底下，阿拉伯村庄里面的情况已越来越不稳定，对于英王陛下政府关于保护阿拉伯种植者、农民和劳动者利益的公开保证，也越来越不相信政府具有诚意。该警告且称，那里的百姓会再次对托管国抱批评和敌视态度。
然而，殖民大臣所介绍的关于治安问题的这些想法，却遭到陆军少校维克托·卡扎勒特的嘲笑：
对于阿拉伯人的不满情绪，我远不象我非常尊敬的朋友那么担心害怕。他到底怕谁呢？叛乱将从何而来？是汉志的军队会开来吗？是伊拉克会入侵巴勒斯坦吗？我想，我们在巴勒斯坦还有来自安蒂波德斯的几千军队，在叙利亚还有几万军队，有必要的话，可以召之即来嘛。
还有一位乔赛亚·韦奇伍德上校，在1938年阿拉伯人叛乱时期，就曾出版过一本小册子，鼓励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朋友们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又再次提出那个建议。上次在1939年5月22日至23日的两天辩论后，对白皮书进行的不信任投票仅以八十九票之差（一百七十九票对二百六十八票）遭到失败，可是在战争爆发六个月以后进行辩论的这项动议，则以几乎两倍于上次的票差（一百二十九票对二百九十二票）而被否决。在这些事件之后，从战事发生以来一直偃旗息鼓的希伯来语非法电台又开始对政府政策进行新的攻击，犹太领导人也拒绝了总指挥官的建议：犹太族人要得到合法的保护措施，就必须上缴非法持有的武器，或申报手中的武器数量。
然而，当德国开始入侵西欧时，犹太代办处又重新提出建议，愿意募集一支犹太军队并将巴勒斯坦犹太民族的工业和科学资源供应同盟国在中东的基地。丘吉尔因急于想把已经调往巴勒斯坦镇压阿拉伯人叛乱的英国正规军十一个营调回西欧，因此便抓住可把犹太人武装起来进行自卫的前景，辩解说：“我们始终可以利用我们截断他们和外界往来的海军，还可以利用其他友好势力，以阻止他们向阿拉伯人进攻。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及早撤退，而我们的军队撤离后，不能让他们手无寸铁。”但是高级专员则明确地指出，武装犹太人会有激怒阿拉伯人的危险，据说穆夫提已在5、6月间多次派出专使前来巴勒斯坦调查研究有无使阿拉伯叛乱复活的前景；军事当局对此也持异议。而丘吉尔则宣称：“高级专员，和其他人员一样，也必须服从国家最高的需要”，并在6月6日写信给当时的陆军大臣艾登：
获悉由于当地的反对，从巴勒斯坦抽调几个营的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我对此深感遗憾。韦维尔将军只根据他自己的观点来估计形势，这是很自然的。而我们则必须考虑建立一支劲旅。……我确实认为你和劳埃德＇殖民大臣＇与艾默里＇印度事务大臣＇应该使我们从东方和中东事务陷入的僵局中摆脱出来。
6月25日，他对劳埃德勋爵抱怨说：
你的前任对巴勒斯坦犹太人因武装问题而施加了残酷的惩罚，致使本无必要留下的部队不得不为了保护他们而被牵制在那里。务请确切告知，犹太人用以自卫的有些什么武器和组织。
他认为劳埃德是“一个彻底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而亲阿拉伯者”，三天后又对劳埃德说：
你和我们不得不把大量迫切需要的军队留在巴勒斯坦，证明了你所主张的政策是错误的……总数可能有二万多人。这就是我们几年来坚持反犹太政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当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斗的时刻，竟为了支持只有一部分保守党人所赞赏的政策而使这些十分庞大的部队不能动用，我认为简直是件丢脸的事。
我曾希望你对巴勒斯坦的局势会从大处着眼，把调出英国驻军作为当务之急。我当然不能赞同你为我草拟的那个答复。我根本不能承认在中东和印度的阿拉伯人的感情会象你所说的那样受到伤害。现在我们同土耳其人的关系如此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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