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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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而此战的直接影响却给中东司令部压上了力不能胜的重担，招致了在沙漠地带首次受挫于隆美尔之手，还使英国的威望下降到使伊拉克的极端分子敢于铤而走险，公然要一决雌雄的地步。这些极端分子之所以归于失败，也许纯粹是因为德国人正全神贯注于即将发生的对俄国的进攻；但是这次失败却使其他中东国家的极端分子为之丧胆，不敢再作类以的尝试；1942年夏，轴心国军队深入埃及远达阿拉曼时，那个在反映舆情力求信实的政府统治之下而其居民大都是文盲的国家，竟始终巍然不动。
　　然而深有意义的是，这届埃及政府同前届政府一样，一方面在国防和治安方面同英国人忠心合作，但在英方处于战局危急，不暇他顾的时刻，它又趁机促进民族主义性质的立法，想要砍掉外国公司迄至当时还享有的特权；因此提出了一些法案，迫令各公司在其各类人员中按照规定的百分比雇用埃及人，一切会计工作和正式函件都必须使用阿拉伯语；后者是在1942年6…8月间匆匆通过的法律。1943年初，蒙哥马利把轴心国军队驱逐到突尼斯之后，中东战场的战斗结束，和平时期的政治角逐又复重现，战前的民族主义企求又告抬头，只因有英国的重兵驻屯，这些现象的威力要到战后方才充分显露出来。埃及国王先后于1943年4月和1944年4月两次因英国大使的干涉而未能行使宪法权力，以罢黜他的首相，干涉的理由是纳哈斯政府“不论其过失如何，一直在对盟国提供全面的、宝贵的支持”。可是到了1944年10月，国王法鲁克行使这一权力时就不再受英国掣肘了。还值得注意的是，1943年一项宪法修正案给予伊拉克的君王同样的权力，使他就此可以把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一脚踢开，而不必借助于军事干涉；毫无疑问，这项修正案是得到英国首肯的，而军事干涉业经证明，在1936年至1941年期间，它的祸害已愈演愈烈。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民族主义分子得以在大战结束时赢得完全独立，则是由于英国和自由法国对近东各国的基本政策的冲突所致，单凭他们自己孤立无援的奋斗和牺牲，是未必能从法国人手中争得独立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把“肥沃新月”分割为英法两国的委任统治地，这个局面从来不曾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所接受，他们朝思暮想的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阿拉伯国家，隶属于奥斯曼帝国，或者独立自主。1943年，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颁布了一份机密的蓝皮书，设想将联合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约旦联合成为一个国家，并对居于少数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给予保障；第二步，建立一个阿拉伯联盟，伊拉克和上述“大叙利亚”应立即归并进去，其他阿拉伯国家参加与否，悉听自愿。至于埃及是否应该包括在内，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但是埃及通过首相纳哈斯出面，主张它理应站在阿拉伯集团的“最前列”。那时候，它的经济实力几可与整个阿拉伯亚洲相埒，那是肯定无疑的；埃及国王法鲁克的祖先易卜拉欣帕夏的霸权曾经统治过那里的大部分地区（1833…1841年），这一历史先例对法鲁克无疑地也是有利的；埃及的帝国版图扩展到亚洲的史实，还可以上溯到马末娄克王朝、阿尤布王朝、法蒂玛王朝、图伦王朝、托勒密王朝，直至公元前第十五世纪到第十三世纪的“新王国”时期。因此进行谈判，在克服解决导致阿拉伯世界领袖人物分裂的那些地区之间或王朝之间的分歧和利害冲突上，就花了两年时间。最后在1945年3月问世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公约，强调的是缔约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而只笼统地提到它们日后更为密切的联合。
　　第二章　犹太复国主义
　　以狭隘的中东观点来看，犹太复国主义只不过是巴勒斯坦五十万犹太人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但是纳粹的迫害所造成的忧伤与忿懑却使它在全世界的犹太人中成了一股最强大的势力。犹太人在全世界金融和政治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们在人数上的力量，精神紧张和物质资源两相结合，使犹太复国主义具有了远比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更为强固的决心和信念。在一卷较早出版的本《概览》中已经提到，1939年5月的巴勒斯坦白皮书对犹太民族之家的进一步发展限制得如此厉害，实为战争阴影下的英国政府对阿拉伯世界的姑息求全：
　　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方，不论他们是如何满腔怒火，显然是靠得住的，不会去同迫害他们的纳粹冤家结成一伙的，而阿拉伯世界的敌意（在纯粹的军事意义上不论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对于英国在中东生死攸关的地位却会立即构成莫大的威胁。
　　英国根据巴尔福宣言和委任统治书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所承担的“双重任务”一开始就是互不相容的，1939年的限制同1933年到1936年期间犹太人大批移民相比起来，是政策上的硬化，这些情况在当时造成的后果是出现了可悲的尴尬局面，纳粹铁蹄践踏下的其他国家的难民都把巴勒斯坦当作暂时栖身之地，而英国当局却眼看自己在禁止那些从希特勒的虎口脱身的犹太受难者逃奔巴勒斯坦——其所以如此，既不是出于居心不良的“反对闪族”，也不是由于出身非犹太人而无动于衷，而是因为他们深信，这一条狠心的禁令乃是中东战区的政治稳定所不可或缺的，而中东战区又是个枢纽战区，西方盟国只有通过这一战区支援苏军，才能使之在1942…1943年间继续抗击犹太人和世界文明的当前大敌，直至盟军协同准备就绪，最后会师柏林。如若再遇上一点压力，英国人就非得把这一政策的动机加以掩饰不可，要不然就会使德国人更加起劲地利用这个局势，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端同时上下其手；在1941年和1942年中东的几次军事危机期间，英国的政治顾问和军事当局之间在政策上也曾有过一些龃龉，后者因为人力短缺，很想利用自愿效劳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志愿军，而不顾最终的政治后果；英国的白皮书政策在1940年5月以后暂时还受到那位英国首相的宽容，虽然他本人对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复国运动的领导不胜钦仰；这一政策也得到有五百万犹太子民的美国总统的默认，哪怕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直至为了要争取选票而迫使他表明态度），因为他是当代政治人物中最富有恻隐之心的一个，在他周围又有一批犹太人当顾问。来自东欧城市犹太人聚居区的那些一心一意热中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人们，心怀无家可归之痛，抱着对世俗的救世主的信仰，从而使犹太复国运动勃然兴起，无怪乎他们对这一两难的局面只看它的一面，并且在莫名的悲怆中再次吐出了那亘古相传的冤言，“他们无端视我为仇敌。”他们自己的以冤报冤的感情本来就已在千百年来所受到的压迫中愈积愈深，也许不可避免地要在英国官僚阶层那里找一个新的靶子，这些官僚阶层已经和那种种政策结下不解之缘，那些政策都把中东视为迄今尚不知二十世纪的乌烟瘴气为何物的世外桃源，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好生保持它玉洁冰清的姿质，以利于维护阿拉伯世界最讲究排场的一切和英国社会最势利的一切。
　　戴维·本…古里安本来就是一位由于主张立即无限制移民而名声大噪的巴勒斯坦领袖人物。他曾力促犹太社会“不因有白皮书而影响战争，不因有战争而影响反对白皮书”；犹太青年踊跃登记从军，为数之多，使焦急不安的巴勒斯坦行政机关感到为难，而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则紧张地投入了一场虽说是迂回曲折，然而却是决心坚持到底的运动，以迫使白皮书政策改弦易辙。他们的努力因为当局采取了立法措施和行政措施而遭到挫败，未能非法引进大量移民，并在巴勒斯坦取得他们日后扩展所需的位于战略要冲的土地，这就使他们认识到，他们从现存的委任统治下所能取得的已经达到最大限度，如果要达到进一步的目的，他们必须获得更大程度的主权。1942年夏天，希特勒的政策是把犹太人斩尽杀绝，这项消息点点滴滴由东欧传来，因此，犹太复国运动中的压倒多数赞同“比尔特莫尔计划”，主张把整个巴勒斯坦改变为一个犹太国或共和国。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总理事会行动委员会以百分之八十四的多数通过了这项政策，这时德军在阿拉曼败北才不过一周。犹太代办处的人员同英国的委任统治官员接触时的举止态度，也立即变得几乎是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代表了。韦茨曼能够直接同丘吉尔和罗斯福打交道，犹太复国主义者还设法要象英国人和美国人那样同苏联打交道。代办处一面同英国人一起工作，同时又致力于组织它自己的地下力量，并赞助一项有系统的政策，即通过偷盗和贿赂从英国在中东的库存中取得武器弹药。犹太复国主义者随后一面大肆吹嘘他们从事这些非法勾当的手法，而在英国采取反击措施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们却又一再发出一阵言不由衷的否认，推卸责任，并且对揭发者反咬一口，大叫大嚷他们搞“反闪族主义”。1944年的恐怖活动到10月上半月为止，造成了巴勒斯坦警方十五人的死亡，并猖獗到谋刺高级专员和暗杀英国派在中东的常驻大臣莫因勋爵。这些行径显然与代办处无关，因为该处与从事恐怖活动的“持异议者”的勾结，在大战刚结束时才开始。但是双方在精神上都早已趋向恶化。犹太人的批评者都指责掌权的犹太人领袖缺乏光明磊落的态度所造成的危害，同时，那些卷入这个问题的英国官员和军人则因缺乏经验而不理解，由不理解而产生了隔阂，在激烈冲突的紧张状态中，这种心情又时时勃然发作成为暴怒和仇恨。
　　第三章　法国的利益和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掌握着近东国家委任统治权的法国，对于受权委任统治毗邻地区的英国，显然怀有一定的疑惧，这种疑惧肇源于两国在中东由来已久的角逐，英国之终于得居上风则纯系法国在1870年的战争中败于德国所致。除了这场角逐之外，在对这些委任统治地前途的看法上还有着根本的分歧：英国方面自1920年以后，即已对阿拉伯民族运动一再让步（与此同时，既设法引导它沿着健全行政组织的道路前进，又设法确保英国人自身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法国的政策，则以法兰西在近东国家负有历史性的“传播文明的使命”的观念为主旨，“大体上，它的出发点一般地在于保护人口居少数的基督教徒的权利，而着重的，则是保护黎巴嫩的完整。”因此，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就同那些在1914年以前领导阿拉伯民族运动的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发生冲突。法国的时事评论员指责英国扶植这一运动以损害法国；法国实行委任统治的历史是两个时期的交替，短时期内设置议会政府，在此期间，居于多数地位的民族主义派立即就同法国的特权发生冲突，而在长时期内，则停止一切议会职能，由法国人通过他们得到谅解的一批当地政客进行统治。表面看来，这种情况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埃及的华夫脱政府和“王宫”政府的相互更迭如出一辙——然而，却有一条根本的区别，即同华夫脱党对立的、以王宫为中心的反对派是以阶级利益和政策的分歧为基础的一个真正的政党派别，虽然不免有点松松夸夸，却也不时有人从华夫脱党倒戈来投，扩充它的阵容。不无相似的是，黎巴嫩的亲法派是以马龙派为主体的那些人组成的，这一派的人，与其说对阿拉伯内地有文化交往与兴趣，确实还不如说是面向着“拉丁”地中海。而在叙利亚则相反，民族主义者几乎包容了一切政见（除了下面要说到的一些少数民族之外），如同1918…1919年间的埃及华夫脱派，即在它还没有定形成为一个政党并开始分裂之前的作为一样；所以法国人所能得到的那种支持主要是他们煽起的少数民族社会的分离主义倾向，或是煽起同民族主义者闹个人意见分歧的结果。此外，1930年签订结束委任统治的英伊（拉克）条约之后，1935…1936年间意大利的侵略威胁促成了英埃条约，使英国的政策目标和华夫脱党的目标暂时得到调和。叙利亚也希望同法国订立这样一项条约作为代价而取得独立，无奈第三共和国不稳定的政府制度，生就没有“和困难搏斗”的能耐，遂使叙利亚的希望化为泡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近东国家的议会机构就悉被封闭，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全遭迫害，给他们罗列了一大串罪名，说他们密谋暗杀政敌云云。情况既是如此，无怪乎1940年法国崩溃之后，叙利亚的民族主义领袖们会向德国停战委员会试探实现独立的前景，虽然与此同时，他们似乎也在通过伊拉克和埃及的温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斡旋，同英国人保持接触。1941年6月，近东国家“解放”之时，自由法国的首脑戴高乐和贾德鲁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必须以订立确保法国的权利和利益的条约为条件。英国政府的希望是，法国对这两国的关系会形成类似他们自己对埃及和伊拉克的关系。可是，自由法国犯了一个错误，它以为只要把法国政府于1938年搁在一旁的那个1936年的法叙草约重新捡起来就行了，似乎法国的威望并未在1940年遭受到一蹶不振的打击，似乎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理当接受他们的论点：小小的自由法国运动已自动承受了战前法国全部委任统治的权力。事实上，自由法国运动的生存，纯粹是依靠英国的庇护和物质支持。英国人发动近东战役，仅不过是因为这个区域是他们的中东防御体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他们只求它在维希政府手里保守中立就心满意足了，但是维希政府当时却居然荒唐地把它开放给德国空军。在这场战役中，英联邦军队的作用大大超过了自由法国。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英国人正式承认法国在近东国家的利益居于领先地位，但由于迫切需要切实解决防御问题和治安问题以及防止一次行将面临的饥荒（1940年6月到1941年7月的动乱时期造成的后果），这就促使他们一步步地（当然事先是几乎没有经过考虑的，更其是英国式的）建立起某种形式的共管。此外，法国人未能同叙利亚民族主义者达成谅解，又回过头来施展战前搞傀儡政府的计策，把宣布独立弄成了一场笑话。民族主义者同埃及和伊拉克两国政府都有密切关系，两国政府的友好态度又是英国在1942年的战争部署中不可缺少的，这就促使英国人对自由法国施加压力，要它恢复议会政府和举行自由选举。然而，在任何方面交出法国的权力都会使自由法国受到维希政府敌对宣传的攻击，这是他们担当不起的。这种情况，再加上涉及个人的和出于自尊的等等动机，是他们坚决拒绝英国人“在近东国家事实上行使权力”的一个因素。
　　深有城府的贾德鲁，在其近东国家总代表的任内，本来就已步步为营，坚决捍卫法国的权力，严防他视为英国人越俎代庖的情况出现。到了1943年春季，他甚至认为不仅有可能保住黎巴嫩信奉基督教的多数派历来对法国的支持，并且还可以使叙利亚的民族主义从倾向英国转而倾向法国。就在这时候，他奉调前往阿尔及尔，要他在戴高乐和吉罗二人争夺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领导权的角斗中一显身手，代表法国处理近东事务的担子便落到次要的人物身上，这些人全神贯注的只是“同斯皮尔斯代表团日夕口角……而看不见那个敏感而满身是刺的黎巴嫩民族主义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日长夜大”。因此当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者通过选举取得了权力并因英国曾努力保证实行自由选举而敢于大刀阔斧地准备通过立法把法国的委任统治权力一笔勾销的时候，在现场就没有一个能负责任的法国人士出面劝阻法方不要采用高压手段，而采用这种手段显然是戴高乐私下口头授权的。
　　美国政府当即对法国的行动表示大不赞成，英国人则认为法国囚禁黎巴嫩总统和政府当局所引起的泛阿拉伯反感业已危及他们的中东基地的安全，在此关头，自由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公开破裂，总算由于贾德鲁的外交手腕而得以幸免，其代价是把大多数与主权有关的职权畀与两国。事关重大的一点却是法国人仍然把持着在当地征募的特种部队，而两国则想把它作为日后武装力量的核心，同时法国人也尽其所能阻止武装当地的宪兵队。直到1945年2月为止，英国的政策都是一贯地敦促两国，特别是敦促比较难以说服的叙利亚，遵循1930年英伊（拉克）条约的路子去同法国人进行谈判；但是成问题的倒完全不是英伊条约那样的条文在隔了这么些年以后同现时要求完全独立的泛阿拉伯目标之间是否还有调和的余地，而是在于欧洲胜利日之后不久，法国总代表带着方案从巴黎回来的时候，同时又有两支部队从法国战舰上岸，英国人“百般劝阻”都未生效，此举诚属莽撞唐突。法国人宣布这是部队轮换，不是增兵，岂能令人置信。新近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的这两国的政府，明知他们要在胁迫之下举行谈判，也就拒不会见法国代表；骚乱有增无已，情况严重到大马士革的法国驻军司令下令出动飞机和野战炮轰击首都，罹难的叙利亚人为数不下五百。自从法国政府回到巴黎以后，戴高乐就一直同他的美英盟国分庭抗礼，以示独立。苏联和美英一样，也已承认近东国家的独立；在英国再度以对日作战的中东基地的稳定受到威胁为理由出面干涉叙利亚的时候，法国孤掌难鸣，唯有放弃它对叙利亚的一切主张，虽然它在黎巴嫩还有一批追随者。
　　另一方面，法国人在北非的属地仍然保持着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1942年11月盟军登陆以前是如此，盟国渡海进攻西西里岛之后也是如此。所以自由法国在这里能够称心如意地不听英美的耳提面命，放手对付萌芽时期的各地民族运动。美国人来到北非，对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宪章曾大肆宣传，未免不现实地（虽然未必是不自然地）鼓励了这种运动。当时法国人在这里的政策是双管齐下，一方面推行经济计划和小心翼翼的政治改革，务使实权掌握在殖民地的法籍居民手中，一方面对民族主义者进行镇压。比大马士革危机早三个星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就引起了势如燎原的农民起义，它遭到无情的镇压。
　　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帝国崩溃的时候，自由法国的军队就赶紧抢占了费赞（的黎波里塔尼亚南方），他们把这块地方视为法国同乍得领土和马达加斯加的交通线上用得着的一个环节；法国人担心，如果泛阿拉伯主义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其余地方为英国治理当局所宽容，就不免要从比先前更加逼近的地区波及他们的北非属地，所以他们在1945年4月完成的一项研究，要求把该国的西半部归并法国，以便使锡尔特沙漠成为法属北非和中东之间的屏障。
　　第四章　英国的政策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在中东的政策在于通过同温和的民族主义力量进行谈判而签订条约，逐步地放弃不涉及不列颠帝国根本利益的那种性质的权力，同时又力求通过那些条约中对英国起保证作用的条款，坚守其根本利益所在的那些阵地。一面实行妥协，同时又把因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解体而暂时落到英国人手中的霸权分为主要成分和非主要成分，区别对待，就是这样一项具有特色的政策起到了（如我们所见）把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同毫不妥协的极端分子分裂开来的作用，虽然温和派能够施展手腕的自由总是受到限制的，即使在他们掌权执政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是由于不负责任的新闻界左右了一批孤陋寡闻、政治上又是感情用事的“知识界”之故。
　　战前的英国本有“地中海”派战略和“好望角”派战略之争，随着战局的进展，两派的争论又以妥协而暂时得到解决：一是由于英国人如若自行撤出地中海，不啻是听任敌人长驱直入印度洋地区，这是事实所不许可的；一是由于对中东战区的补给（除了在最急迫的情势下铤而走险外）有三年之久（1940…1943年）完全依靠开普敦航线。1940年6月西线崩溃，同时意大利又参战，使中东成为可向轴心国发动攻势的唯一战区，为时达两年以上。这种种情况加在一起，足以突出表明中东对英国的战略意义，如果不是加以夸大的话；为此它通过长达一万一千英里的交通线投入中东的资源远比敌方为多。敌方在意大利的1940年攻势陷于一败涂地，使它下降到卫星国的地位，以及希特勒决心进攻俄国之后，就从未对中东感到多大的兴趣。英国和轴心国对支援中东战区所作努力的悬殊情况，在美国的参谋长们眼中是不言自明的，而要得到不可缺少的租借物资的供应，甚至在他们的国家参战之前，就已非要取得他们的一致看法不可。美国海军高级官员于1941年7月24日在伦敦的一次英美防务会议上“声称不论保住中东的阵地有些什么好处，问题在于这些好处究竟有多大，是否值得我们投入庞大的海运和海军护航力量”；但是就在此时，已在计划打通经过波斯的路线，作为西方强国向苏联运送补给品的一条困难最少的通路。这条路线一经定妥之后，美国就拨出了运输力量和租借法基金使之发展畅通；1942年7月，最后决定把轴心国军队驱出北非，作为美英在欧洲联合进攻的第一阶段。
　　鉴于战争初起的年月里，英国在中东的处境朝不保夕，因而同这个地区的各国政府和人民，首先是温和的泛阿拉伯运动保持最大限度的和睦合作，借以撙节它的有限资源，乃是当务之急。在埃及，做到这一点并不太难，英国在那里驻有重兵；1941年，伊拉克的极端分子既经挫败，温和派已重新上台，那里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可是，在近东国家和巴勒斯坦就不单纯是英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利害冲突问题了，不论是在近东国家还是在巴勒斯坦，英阿双方都只是构成“三方面的问题”中的两个方面，还有分别由自由法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构成的第三方面。不待赘言，英国与阿拉伯人的谅解为战争部署所必需，因而必须比充分满足自由法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更居优先地位。偏袒自由法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的人们责斥此项政策既伤天害理，又急功近利；但是“冥顽不灵，因为是自己的意见而固执坚持乃是异端邪说的特点”。卷入不道德的战争勾当的各国政府都为“事实的规律”所控制，都没有多少纵横掸阖的自由，它们的唯一选择往往只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者。那些批评和谴责英国政策的人们，都该想一想，他们可能另行提出来的任何政策会有何等样的后果，然后再来表明这些后果不会象对负责官方政策的人士所担心的那么严重；批评家们总是做不到这一点，半是由于他们缺少官方人员所能拥有的充分情报，半是由于他们存心无视彰明较著的事实。英国的政策是听命于铁一般的必要性行事的。其他办法必将使温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同我们疏远，危及中东的安全，而在1940年到1943年期间，这里始终是全局安危所系的战区；至于自由法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我们疏远却无损于战争部署，因为他们究竟还处于不能不和我们同舟共济的地位。
　　英国政府于1939年7月28日任命韦维尔为总司令，从而把他们在中东地区的战略计划和战略协调工作集中起来；但是类似的政治事务和经济事务的就地协调工作却被延误了近两年之久，到了这个时候，韦维尔肩负的重任，千头万绪，并且又都和政治经济事务密切相关，确实已不是他力所能及。丘吉尔承认：“他手下的作战机构，力量过于薄弱，使他难以应付四五个同时进行的战役加在他身上的一大堆事务”，霍普金森先生在他为本书撰写的一章中对此有所补充：
　　很显然暴露出两大问题。……第一，中东总司令……应尽可能减轻他的行政管理方面的负担，特别是补给问题。第二，政治和军事已千丝万缕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在处理整个中东问题时需要某种协调的因素。
　　结果是在1941年6月29日任命了一位负责中东事务的国务大臣，并设立了中东补给中心。而在将近一年以前，丘吉尔在“不列颠之战”期间作出果敢的决定，派兵增援中东，使之成为主要战场之际，竟没有任命一位大臣，这是一件憾事。如果1941年德国人对中东地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英国的资源无论如何也不足以用来进行抵挡，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如果英国早日在开罗派驻一位国务大臣，至少可以保证与伦敦保持更有效的联络，胜过艾登在1940年底和1941年初先后访问开罗，而且常驻大臣的意见也许多少可以有助于设法避免1941年春天受命于伦敦把资源和力量分散的做法，那种做法是危险的，看来是英国战时中东政策中最严重的错误。
　　其他在细节上的错误无疑是有的，虽然对于许多问题都还没有发表过官方的说明，同那些比较不负责任的批评进行抗辩。犹太复国主义和自由法国的要求何以会从属于一项安抚大多数阿拉伯人的政策，其原因已如上述，抱不满情绪的有关各方指责英国官方政策无理偏爱阿拉伯人，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若说有一些英国文武官员——一般不是位居显要的——或者出于感情用事，或者出于利己主义而对阿拉伯人关心，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批评英国的人对于有人也如此对待犹太复国主义和法国，却不置一辞。有人揣度，阿拉伯统一运动和阿拉伯联盟都是英国人搞的花样，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因为英国的政策只限于顺应政治上活跃的阿拉伯人的趋势，并设法使他们对较为过度的激情有所节制，仅此而已。艾登在1941年5月29日的著名的声明中，表示同情阿拉伯的统一，继而又保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他的首要企图是为了在当时千钧一发的战略形势下安抚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默认由于一年以前未能对他们作出某种让步，才给了伊拉克的极端分子可乘之机。英国的某些有关方面（虽然也不是最富有经验的方面）或许还存过这样的希望，对他们表示这样的同情之心，加上英国人对1943年和1945年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又给予不可缺少的支持，阿拉伯联盟在战后定会支持英国的政策作为报答；因为，飞机航程的日益增大虽使英国不再象过去那样迫切需要占有中东基地，以维护其帝国交通线，但是这个区域拥有全世界业经查明的石油蕴藏的百分之四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