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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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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6年4月到年底，各大国面临的最迫切、最紧要的问题是：对德国该怎么办。安理会和外长会议上的唇枪舌剑大都含有虚张声势的意味，但在德国的斗争却是很真实、很严肃的。德国位于欧洲中心，德国人民人数众多，又具有专门技术，它的煤和工业产品对于整个欧洲经济很有价值，德国民族还拥有潜在的军事力量，所有这一切配合起来使德国在欧洲以至在全世界成为争夺的主要对象。
1945年9月间，当外长会议在伦敦举行第一次会议时，贝尔纳斯曾非正式地向莫洛托夫建议：各大国应缔结一项条约，保证使德国非军事化。1945年12月间，他在莫斯科又对斯大林提起这件事，当时他得到的印象是俄国人欢迎采取这一步骤。因此，国务院的专家们为此拟订了一份草案。1946年4月29日，贝尔纳斯在外长会议的第二次会议上把这份草案提交给他的同事们。根据这份草案，美国、苏联、联合王国和法国四国政府应承担义务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使德国彻底解除武装，并将组成四大国管制委员会，负责经常进行检查，以确保并无秘密重整军备的情况；如果未来的德国政府违反条约的规定，四大国将立即进行军事干涉。这项条约为期二十五年，还可以予以延长。
从美国外交的传统观点采看，建议订立这样一项条约是同过去大相径庭的新做法。贝尔纳斯希望，这项条约将使俄国人和法国人放心，不再害怕一个新的希特勒，并为早日缔结欧洲和约扫除障碍。条约草案中明确表示，希望在最近期间结束盟国对德国的占领。贝尔纳斯把草案提交外长会议时，一面还建议立刻任命代表着手拟订对德和约。
法国人和英国人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保留对贝尔纳斯提交的草案提出修改意见的权利。莫洛托夫却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只能说是吹毛求疵的。他声称，首要的任务是实现波茨坦协定中所规定的解除德国武装，并使它非军事化。他还主张上述条约的期限应延长至四十年。当时贝尔纳斯指出，草案中有一条讲得十分明确：“任何情况都不能阻止或延缓”把德国彻底非军事化的“过程进行到底”；他还同意把条约的期限延长至四十年。于是莫洛托夫就乞灵于比较含糊地表示反对的办法，他说贝尔纳斯建议订立的条约是“不够的”，不能成为“欧洲及世界安全的可靠保证”。他还反对草案中没有保证德国民主化的条款，贝尔纳斯则认为这一点应列入对德和约中。莫洛托夫反对这项草案的最后一点理由是，其中没有保证苏联应从德国获得的一百亿美元的赔偿。
莫洛托夫提到赔偿时，触及了问题的实质。正如他后来在一篇演讲中所说的那样，红军进驻德国的目标之一是要“保证赔偿的交付”。当外长会议在1946年4月和5月开始磋商德国问题时，美国当局同俄国当局恰恰在对俄国运交赔偿物资的问题上发生了新的争执。美国力求使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俄国代表同意交出一份清单，说明俄国从德国东部占领区已经拿走的赔偿物资，但毫无结果。同样，美国想说服俄国人放松他们占领区同西方各占领区之间的经济壁垒，也没有成功。于是克莱将军决定，在俄国人改变这种态度以前，暂时停止从美国占领区运交赔偿物资。他在1946年5月3日向管制委员会中的同事们宣布了这个决定。
莫洛托夫拒绝接受拟议中的关于德国非军事化的条约以及克莱停止从美国占领区向俄国运交赔偿物资的行动，这两件事剥去了战时盟国对德国采取共同政策的外衣。美国之所以采取上述行动，是由于它不愿在俄国人通过赔偿的形式榨取德国资源的情况下，继续资助德国的经济。俄国人拒绝贝尔纳斯建议的这项条约的行动，必须被解释为他们不愿意准备早日结束对德国占领的一种迹象。同时他们对于经济问题的态度，清楚地反映出他们不愿把自己的占领区同西方各占领区合并。这些决定同有关五项和约的其他决定相比，具有远为重大的意义，即使仅仅由于德国在欧洲固有的重要性的话。
当外长会议第二次在巴黎召开时，从1946年7月9日起，再次对德国问题展开了辩论。莫洛托夫试用了一种巧妙的策略。他在7月9日宣读了一项声明，抨击贝尔纳斯建议的关于德国非军事化的条约以及停止向俄国运交赔偿物资这件事。这位俄国外长批评占领军当局未能采取步骤，铲除“德国发动战争和军事…经济的潜力”，并攻击西方占领区当局未能肃清法西斯主义，尤其是未能摧毁它的经济基础——卡特尔和私有土地。他非常强调地重申，俄国要求获得一百亿美元的赔偿，并宣称“务必”交出这方面的物资，不管克莱将军新近发表的那项“非法的声明”。
然而第二天，莫洛托夫又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新策略。他在7月9日严酷地要求从德国获得应有的赔偿后，7月10日又攻击盟国管制委员会公布的德国最近工业水平的计划。他的理由是，这项计划不适当地限制了德国的生产。莫洛托夫还隐约地提到摩根索计划，并暗示西方的对德政策依然受到这一计划的影响。接着他说：“应当给予德国输出和输入的权利，而如果要使德国从事外贸的这项权利生效，我们不应当阻碍德国增加钢、煤以及供和平用途的制成品的产量，当然这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并根据这样的谅解：盟国的共同管制势必建立在德国工业的基础上，特别在鲁尔区各种工业的基础上。”他还说：
当然，我们在原则上赞成同德国缔结和约，但在缔约之前，应成立统一的德国政府，它有足够的民主，能在德国肃请法西斯主义残余，它能担负起应负的责任，足以履行对盟国的一切义务，尤其是向盟国交付赔偿的义务。
不言而喻，我们并不反对成立德国的中央行政机构。……在谈论对德和约之前，首先必须解决组成一个全德政府的问题。
莫洛托夫在这篇讲话中起先还暗示，达到上述目标的主要障碍在于西方各国的政策，它赞成使德国结成联邦，或肢解德国，或把鲁尔区同德国其他部分割开。至于苏联政府，只要德国解除了武装，它就决不会“阻挠德国人民实现他们合理的愿望”。
这是用直接和巧妙的方式迎合德国人的民族感情。莫洛托夫以赞助德国政治统一的姿态出现，并主张取消经济限制。如果实行这种限制，将迫使德国的生活水平永远很低，并通过人为的方式，使德国同英、法或比利时的出口商竞争时处于不利的地位。显然，莫洛托夫仍然要求赔偿并要求国际共管鲁尔区，但德国人已经受到过这些损害，莫洛托夫提出的经济与政治上的补救办法也不会使他们遭受新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莫洛托夫的建议只是使西方国家感到不快而已，因为后者发现自己被迫在德国舆论面前处于守势。
英美两国外长对于莫洛托夫采取的新方针感到愕然。贝文扼要地回答说：英国可以同意把鲁尔区置于四大国监督之下，但必须在德国所有的工业都受到同样的控制以后，而不是在这以前。这至多是消极的反驳，但贝尔纳斯却有比这更巧妙的办法。翌日，即7月11日，他提出应为统一德国的经济作出切实可行的开端，并为此建议把美国占领区同所有其他占领区合并。7月20日，贝尔纳斯向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正式提出上述建议，英国代表于1946年7月30日表示接受。俄国人当然拒绝使他们的占领区同美英占领区合并，法国人也如此。
为了使英、美两个占领区在经济上合并而进行的谈判，是相当旷日持久的，直到1946年12月2日才完成。在组织方面并不怎么困难。两国政府都力求避免使人感到它们要组成一个西德政府。双方同意成立一系列行政委员会来处理德国经济问题的各个方面，如粮食与农业、运输、交通、民政、财政，以及一个总的委员会管理整个“经济事务”等等。这些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德国人。它们分别设在英、美两个占领区的各主要城市中。这种安排固然臃肿，但为了避免设立一个西德首都而被采用了。
更重要的是组成一个英美理事会，其任务是为两个占领区制定共同的经济标准与措施。该理事会有权向德国人组成的各委员会发出指示，后者则将具体执行理事会制定的各项政策。最重要的事务，对外贸易，则交由联合进出口管理局办理，办事人员由英美的公职人员担任。这个机构将收入西方各占领区的出口商品所赚取的外汇，并为德国输入必要的商品而签订合同。在最近的将来预计外贸可能出现赤字，这将通过英美两国政府拨出的补助金来取得平衡。
正是这最后一点成为主要的障碍，使谈判没有能顺利完成。因为英国占领区在外贸上的亏损对英国资源的耗费，使英国政府大为惊慌。英国政府尤其不愿为德国需要的进口货物支付美元。可是美国政府也不愿为了两个占领区的合并而增加负担。恰恰相反，在整个谈判中，美国的主要动机是要使德国更接近于自给自足，从而减少美国在这方面的支出。结果，在弥补德国外贸赤字这一问题上，驻德的英美当局无法就各自应承担多少义务达成协议，于是只能把这个问题提交贝尔纳斯和贝文去处理，他们这时（1946年11月）正在纽约举行外长会议。贝文向贝尔纳斯提出要求：在支持两个占领区所需的费用中，美国至少承担百分之六十，但他不能说服贝尔纳斯，最后只得同意双方平均分担。英美两国终于在1946年12月2日签署协定，不久便被人称为“两国共管区”的新方案于1947年1月1日付诸实行了。
当英美两国官员正在进行谈判把各自的占领区在经济上合并起来时，盟国管制委员会一如既往地进行它的日常工作。英美双方正在设法达成协议的步骤，随时通知委员会中的俄法两国代表，并且细心地把大门敞开着，使其他占领国家在将来某个时候也能参加。无论俄国人或英美人都没有否定波茨坦议定书的明文规定：在经济上应把德国视为一个整体。但彼此都下定决心，只有根据自己的条件才同意使德国在经济上统一。
然而在1946年下半年，双方都以为对方终于会让步的。尽管美国决定暂停向俄国运交赔偿物资，管制委员会却依然进行调查研究和恢复支付赔偿的其他准备工作，诸如指定拆迁的工厂，予以估价，分配给有权利要求赔偿的各国等等。或许这种做法使得俄国人认为，美国人其实不过是虚声恫吓，只要苏联作出一些让步，美国最终将会同意实行赔偿计划的。同样，美国官员则希望并相信，只要他们表示相当坚决的态度，就会使俄国人认识到，要获得梦寐以求的赔偿，唯一的办法是同意在经济上把德国视为一个整体，使俄国占领区的资源同西方各占领区的资源统一调配，并同意交出德国向俄国与东欧输出商品的清单。正是这种想法使管制委员会中的各国代表在1946年下半年保持正常的友好的私人关系，并一致同意制定许多较为次要的法规，诸如有关消费税、工会政策、废除纳粹法律、包裹邮件条例等等。
然而，俄国同其他国家的占领军之间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柏林西区发生了几起绑架事件，这显然是由俄国人教唆的。这使不加入共产党的德国人惶惶不安，并引起西方国家的抗议。双方的军人都有损害对方的违法乱纪行为，还发生了夺取铁路车辆等零星财产之类的事情，这些都引起了争吵，从而表明俄国同西方国家多么易于发生冲突。况且，双方都在报纸上或多或少经常地进行宣传战，东部占领区的报纸批评西部当局的行径，西部占领区的报纸则抨击俄国的行为与政策。
共产党的宣传通常并不通过报纸公开进行，而是通过悄悄传播的方式（或者美国人认为如此），他们宣传的主题中有一个很起作用。当时他们散布谣言说：美国人对积极干预欧洲事务的政策所冒的风险与所付的代价感到厌恶，因而不久将从德国和欧洲撤出。俄国人甚至可能当真指望美国人将撤走。罗斯福曾在雅尔塔声称：大战结束后，美国部队在欧洲至多只能留驻几年。贝尔纳斯和杜鲁门制定的政策，除了要达到其他目的外，还要使全部或绝大多数美国占领军能早日撤离欧洲。因此，俄国人并非毫无根据地希望，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行动将同1919年到1920年的情况相仿。
贝尔纳斯决定就美国对德政策公开发表一项正式声明，一方面是为了驳斥上述的那种宣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出一项很有吸引力的政策，以期同莫洛托夫7月10日的声明相匹敌。因此，1946年9月6日，国务卿在斯图加特向坐在一起的德国和美国听众发表演说。当时巴黎和会正在举行，俄国代表同美国代表互相痛斥对方，简直达到越来越刺耳的程度。英美占领区经济上合并的谈判尚处于初步阶段。在欧洲的另一端，希腊游击队运动刚刚重新开始活跃。正是在这样动荡不安的背景下，贝尔纳斯发表了他的演说。官方竭力使这个场合显出隆重的气氛，并广泛宣传国务卿的讲话。
贝尔纳斯一开始就着重指出，美国将不可推诿地、持久地卷入全世界的事务。接着，他申述美国忠于波茨坦协定的各项原则，但宣称，如果这些原则不能成为现实，那末，就必须修改德国工业水平的协议，以提高德国工业水平，而这就要以德国经济统一为前提。贝尔纳斯攻击莫洛托夫提出的从当前德国生产中索取赔偿的要求，认为这显然是与波茨坦协定不相容的。他断然主张要完全消除德国各占领区之间的经济壁垒与差别。他说，“现在是提出下列论点的时候了：应该把各占领区之间的界线看作仅仅是表明各占领国的武装部队为了安全目的而占领的地区的界线，而不是什么独立的经济单位或政治单位的界线。”关于经济的远景，他声称：“必须让德国有机会输出商品，以便它能输入足够的商品，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德国是欧洲的一部分，如果这样一个富有铁和煤的资源的国家变成济贫所的话，那么欧洲的复兴，特别是同德国毗邻的那些国家的复兴，必定是缓慢的。”至于政治方面，贝尔纳斯宣称：
美国政府认为，在适当的防护下，应当让全体德国人民担负起管理自己事务的主要责任。……
各盟国政府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制定若干规则，使德国民主政体能据以管理自己的国家。盟国占领军的数量应有限度，即足以使德国人服从这些规则为度。……
美国赞成早日成立一个德国临时政府。……
……我们不希望德国变成任何一个或几个大国的卫星国，也不希望它受到国内或国外的独裁政权的统治。美国人民希望看到爱好和平和民主的德国人能成为自由与独立的人民，并且永远如此。
接着，贝尔纳斯对于以尼斯河作为德国同波兰的边界线表示怀疑，他说，“在商讨和平解决办法时，各国政府首脑并未同意把这一地区让予波兰”，但他声称，萨尔应划归法国，哥尼斯堡应划归俄国，后者系根据在波茨坦达成的协议。
在这些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声明中，并没有什么崭新的东西，然而，由这样一位权威发言人在如此隆重的气氛中发表这些声明，却是一件新鲜事。贝尔纳斯的讲话中只有一个新观点，那就是他着重指出：“我不希望引起误解。我们决不逃避责任。我们不准备撤走。我们要待在这里。只要有占领军驻在德国，美国武装部队就将是占领军的一部分。”这一番话当然是为了拆穿上述谣言而说的，这确实标志着美国官方观点的一项重大的变化。而且，同美国早先发表的官方声明相比，这篇讲话的一般语气对德国人要友好得多。这一点在声明的结尾中特别明显：
美国不能为德国解脱由于它的领导人发动战争而使它遭受到的苦难。但是美国不想加重这种苦难，也无意拒绝给德国人民一个机会来设法摆脱这种苦难，只要他们尊重人类的自由并走和平的道路。
美国人民希望把德国的行政管理归还给德国人民。美国人民要帮助德国人民争取回到全世界爱好自由与和平的国家的光荣行列中来。
就美国官方的思想来说，这篇讲话把摩根索计划彻底埋葬了，于是一个对德关系的新阶段开始了。在谋求德国的支持方面，贝尔纳斯已成为莫洛托夫的对手。经济复兴、政治统一、自治以及缩减占领军的人数，所有这些目标几乎都会受到全体德国人的欢迎，而且贝尔纳斯关于赔偿问题和波兰边界的议论，使他在同莫洛托夫的斗争中能够大占上风。
或许我们可以揣测，在外长会议的第三次会议上，莫洛托夫之所以同意着手拟订对德和约，是由于贝尔纳斯的这篇讲话、英美占领区合并工作的进展以及克莱将军在赔偿问题上继续持不妥协的态度。不管俄国外长出于什么动机，他在1946年12月12日竟然撤回了以前提出的异议，不再反对任命代表开始仔细考虑对德和约草案，于是外长会议同意于1947年3月再次集会来研究代表们的工作。这年年底，看来也许还能达成协议。可是希腊和土耳其的事态导致美国于1947年3月宣布了杜鲁门主义，从而使这个希望破灭了，虽然在和平解决德国问题上存在着的固有的困难，是否总会阻碍达成协议，这一点也是令人怀疑的。
由于德国是整个欧洲大陆的枢纽，英美人同俄国人为了控制德国而日益加剧的斗争便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不论哪一个大国集团能在德国获得势力，它就可以指望主宰整个欧洲。因此，大国在德国的行动可以说是它们推行的全欧政策的试金石。
看来可以追溯一些迹象来表明在1946年4月和5月以后，俄国和美国的欧洲政策都采取了新的方针。大约就在那个时期，各大国都不再想为了同对方达成协议而危害自己的目标了。象我们知道的那样，美国人开始限制经济援助，只照顾那些政府在政治上“健全”的国家。这方面的标志是：美国于1946年5月10日取消了进出口银行给予波兰的信贷，10月18日又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了类似的行动。这项政策的另一种表现则是美国给予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德的贷款与补助金。
至于俄国方面，它力求对已经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东欧各国加强共产党的控制。采取的形式是同这些卫星国签订一系列贸易协定，从而使它们在经济上依附俄国，还有一种形式是采取若干政治措施，旨在通过操纵选举，使共产党领导的临时政府合法化。1945年11月间，匈牙利和奥地利举行自由选举的结果，使俄国人感到失望，因而他们变得很谨慎，不想使自己再遭受同样的挫折。所以在罗马尼亚和波兰，他们处心积虑地、有计划地使用警察行动压制反对派的政党，迟迟不进行选举，直到警察机关有充分时间能保证共产党选举获胜。结果，罗马尼亚直到1946年11月19日才举行选举，而波兰的选举则延宕到1947年1月19日才举行。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多数。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抗议置若罔闻。
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仍然不怎么活跃。在整个1946年间，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全由联合政府统治，共产党人在其中只占次要地位，但是，特别在意大利，有迹象表明，共产党人是有所准备的，他们可能发动政变来夺取政权。1946年秋天，在意大利北部好几处地方，发现了共产党及非共产党的游击队所隐藏的武器。谁都无法预测，到1947年英美部队根据和约撤走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共产党人在法国不象在意大利那样强大，而且法国的经济状况也并不那么萧条。然而，戴高乐将军正是因为不能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而于1946年1月20日向法国政府提出辞职的。同年5月间，关于法国共产党打算发动政变的传闻使美国政府大为吃惊。此外，在那一年中，作为党派政治的插曲，法国内阁象走马灯一般迭相更替，令人感到不安。
在东欧和西欧之间存在着一个捉摸不定的地带。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奥地利都不属于丘吉尔所谓的铁幕两边的任何一方。美国和俄国的部队在1945年12月撤出捷克斯洛伐克后，捷克人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在1946年5月27日的选举中，共产党人得到的选票最多，因而在6月1日成立的联合政府中，由一位共产党人担任总理。可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行动方式比较象西欧的共产党，而不大象俄国占领的那些国家的共产党。该国政府是名副其实的联合政府，共产党人在其中占有的主要地位，相当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意见。
在匈牙利，小自耕农党在1945年11月举行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所以接着成立的是一个共产党人只占少数的政府。尽管俄国部队继续占领该国，匈牙利政府的领导人显然在若干有争议的问题上都站在西方一边，例如，关于多瑙河航运的管理问题。但1947年春天发生的事态将证明，这个政府没有在人民中间深深扎根，否则实际上就可以不睬俄国的愿望了。然而，在1946年这一年中，小自耕农党仍然执政，俄国人延缓了对它采取决定性行动，直到和约结束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后方才下手。
奥地利象德国一样，是四大盟国占领军的会合处，然而又不象德国，它有一个统治全国的政府。在1945年11月的选举后，这个政府肯定是反共的了。在西方占领当局的支持下，奥地利政府竭尽全力在全国树立真正的权威。尽管俄国掠取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战利品”，奥地利政府仍能使自己的国家幸免德国和朝鲜的命运。各占领区并未成为独立的天地。尽管奥地利在对抗的占领军之间被搞得支离破碎，它却仍然成为一个社会与政治的实体。
希腊则处于特殊的地位。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惟有它成为一项美国计划的实际试验场所。美国试图在那里贯彻雅尔塔会议关于欧洲的宣言。由于美国的倡议，组成了一个国际代表团去监督希腊的选举。俄国拒绝参加，理由是这一步骤很不适当地侵犯了希腊的主权。这样，斯大林就避免了开创一个先例，否则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那样的国家里搞起来，将使人非常难堪。俄国的拒绝意味着，在1946年3月31日希腊举行选举时，只有美、英、法和南非的观察员在场证明选举的结果体现了正统的民主主义。
这次选举的结果，人民党——一个保守的保皇党——获得了全胜。新成立的希腊政府立即忙于组织一次公民投票，以决定君主政体的前途，结果国王乔治二世应召回国。新政府对共产党当然采取压制的政策，同时人民面临的经济困难是令人沮丧的。这些事实促使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于1946年夏天重新活跃。但是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游击队的再次活动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国际共产主义，归根结蒂是俄国共产党与政府利用它们在希腊能利用的具有爆炸性的人事题材来发动内战。当战时组成的全国人民解放军于1945年解散时，部分人员越过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国境，到了国外，这些人在1946年夏天又回国来，成为新的游击队的核心。他们能通过北方边境得到重要的援助，尽管从绝对数字上讲，通过山间小道能够运来的武器与补给品数量是很少的。
在1946年的最后几个月，重新活跃的共产党游击队日益壮大，而起先过于自信的希腊政府很快便泄气了。更严重的是，陆军和警察往往不足依恃。士兵们不愿使同胞流血，并害怕万一共产党人取得胜利将对他们进行报复，因此他们在追击游击队时常常是半心半意的，而还出现一些开小差的现象。
对于英美政策来说，希腊的新形势提出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对此西方首先诉诸联合国。1946年12月间，希腊政府向联合国指控北部的邻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但联合国无法使希腊内战停止，甚至不能阻止越过边境给游击队送来的支援，这时西方便决定采取更为有力的步骤。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他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援助各自由民族抵抗那些企图奴役它们的武装小集团或外来压力”。总统还向国会建议：应该在军事与经济上给予希腊和土耳其特殊援助，俾使这些国家能制止共产党的扩张。随着杜鲁门主义的形成，“冷战”进入了一个明确得多的新阶段，欧洲的命运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1946年4月和5月，远东各国在政治方面发生的变化，和大约同时在欧洲发生的变化几乎同等重要，这是非常巧合的现象。这里只须述及两件事。这两件事至关重要，为整个亚洲地区未来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一件大事是英国于1946年5月16日发表了关于印度的《白皮书》。这个文件提出了一项计划：召开印度立宪会议，为将来治理该国起草宪法。此外，文件中还声明：统治印度的迫切任务将托付给一个“临时政府，其中各部部长，包括国防部长在内，都将由印度领袖们担任”。整部《白皮书》中主要的论调是，希望印度尽快独立。至于英国政府在决定印度政府未来形式方面的影响，则故意使之减缩到最小的程度。文件的最后一节反映出全文的调子：
最后，我们要对现在有机会完全独立的印度领袖和人民说几句话。我们以及我们的政府和同胞本来希望，印度人民自己能够就制定新宪法的方式取得一致意见，这部宪法将成为他们生活的准则。但是，尽管我们同印度各党派一起已竭尽全力，各方面又都表现了很大的耐心与善意，这个希望却无法实现。所以，现在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建议……我们相信，这些建议将能使你们在最短期间实现独立，而且丝毫也不致于引起内部骚乱与纷争的危险。……
我们希望，独立的新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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