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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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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束手无策。6月12日，伊瓦特试图扩大“程序”问题的定义以限制否决权，但他的最后努力也告失败，这一冗长的辩论终于结束了。雅尔塔投票方案连同它的种种含糊不清的地方，原封未动地一起写进了宪章。
到讨论的最后阶段，否决权和修改宪章的问题有了连带关系。当大国的顽固态度变得明显时，希望限制大国特权的人就把希望寄托于将来对宪章的修改上。作为对这种意见的一个让步，会议规定，如果十年以后宪章没有通过正规手续——经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三分之二表决，包括安全理事会全体常任理事国在内一作过修改，就可以根据大会过半数及安全理事会任何七个理事国的表决召集一次会议以修改宪章。这样，十年以后，对修改宪章的否决权就暂停生效。6月18日达成的这一决议，结束了会议关于安全理事会程序这一复杂问题的工作。
最后一次警报发生于6月15日俄国人对大会讨论国际问题的权限提出异议的时候。这时人人都急于想结束这个已经超出规定闭幕日期两周以上的会议。同时，没有人希望看到整个宪章被这个最后的障碍绊倒而完全失败。因此他们在三天后便达成了一种妥协办法。大会被赋予讨论“本宪章范围内之任何问题或事项”的权利。6月21日这个方案被采纳后，会议剩下的一项任务就是通过整个文本了。
最后，6月26日，一切准备就绪。出席会议的代表在他们煞费苦心拟就的宪章上签了字。在签字仪式上，杜鲁门总统很隆重地发表了一篇讲话。他以适度的乐观主义精神说：
你们刚才签署的联合国宪章是一个坚固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上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
我们全体和我们的国家，现在都承担起把你们所写的这些文字化为行动的责任。那些已经牺牲的人、哪些现在活着的人以及那些尚未诞生的人，他们的希望——全体自由国家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的果断的行动上。自由国家具有相当好的生活水平，将在一个友好的、文明的国家共同体中进行工作与合作。
这个新的和平结构正在坚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我们务必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建立起全球范围的理性统治——在上帝的指引下创造持久的和平。 确实，适度的乐观主义精神是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和新闻工作者一般的反应。如果有人对宪章感到完全满意，那人数也是很少的，但是人人都感到这至少是走向世界秩序的一个起点。丘吉尔打来电报祝贺说：“你们为重建人与人之间未来的和平、谅解与亲善的富有希望的基础作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然而，斯大林没有在公开的出版物上发表他的意见。
报纸评论的语调与此相仿。《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1945年6月27月）中说：“国内绝大多数人民都感到满意，因为朝着创造一个能使世界免于战祸的组织作出了良好的和正确的开端。”同一天的《曼彻斯特卫报》说：
这将是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组织，国际联盟就始终不是这样。但是，象国联那样，联合国也只能是签字国之间进行合作的一种工具。如果这些国家有决心使用它，它们将发觉这是比国联较好的一种工具，比较有力而灵活，在权力和责任之间有较好的平衡。如果它们无意使用它，它们将发现可以同样容易地对它不闻不问或把它放在一边。
《消息报》发出类似的调子：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取得的解决办法并不理想，但这是当前可能得出的最好的办法。在各国人民之间建立永久和平以及即时消灭冲突和战争的根源，并不是这个新组织的目标。它的目标更为现实。问题是建立一个组织，它可以依靠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联合力量预防可能的侵略或制止侵略者。……人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联合国宪章的最后文本使以前有过的一切关于创设一个稳定的国际组织的计划显得远远落后。
总的说来，俄国报纸强调大国意见一致的重要性，英国的评论则倾向于谈论美国放弃孤立主义的意义和苏联在国际友谊中的新地位，而许多美国新闻工作者对于国家之间的法律、正义和道德原则的前途，比其他国家中他们的同行更抱有希望。但是，尽管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向，三大国报纸上给予宪章的真挚的即使是谨慎的欢迎，却是一个好兆头。
当然，联合国组织的宪章在生效以前必须得到批准。为了在此期间处理问题，成立了个每一签字国都有代表参加的筹备委员会。它负责召开第一次大会，准备这次大会的议事日程，并准备提出有关建议，以结束国际联盟的工作，以及把诸如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贷币基金等这类以前存在的国际团体以及国联的各个附属组织并入这个新机构。
批准的手续进行得很快。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7月2日把宪章提交美国参议院，该院于7月28日几乎全体一致通过了它。只有两个参议员投反对票。这显示出了美国人的意见在1945年和1920年间有了很大的差别。这也反映了政府宣传运动的影响和它对参议院及党派情感的小心谨慎的处理。从一个未来国际组织的计划初具轮廓的时候起，这种情感一直是国务院和总统最为关心的问题。
英国于10月20日交来它的批准书，俄国于10月24日交来。随着俄国的这一行动，需要的多数批准（包括安理会全体常任理事国的批准）已经完成。因此，1945年10月24日，美国国务卿正式宣布宪章已经生效。
国际组织的一次新的实验业已开始，它后面曳着的灿烂云彩比二十六年前国际联盟诞生时带来的云彩要暗淡些。俄国与西方之间的明显的分歧几乎始终搅扰着旧金山会议的工作。人人都认识到，实际上都强调了：新组织的成败将取决于大国未来的外交路线。但是在旧金山会议上，意见已经取得了一致，就象大国之间在以前的会议上那样。看来希望现时已经拥有一个永久性机构的大同盟继续存在下去，发扬光大，直到世界各国能有效地、半自动地使国际争端听候法律程序来处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为了取得这样的进展，大国之间日常的争端和分歧必须和平地予以调解。甚至在旧金山会议还未结束以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要使俄国和西方之间的裂痕不致成为鸿沟，被征服的德国和解放了的欧洲所呈现出的问题就需要及时地和权威性地加以解决。因此安排好7月中旬在波茨坦召开另一次三大国会议。旧金山会议上制定的宪章的命运，显然取决于这次——以及此后一连串一会议的结果。我们现在必须回过来谈谈这些会议。
三大盟国政府在波茨坦举行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是它们在战争时期举行的最长的也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会议。1945年7月，军事问题也下降到只占一个无关紧要的地位，而在德黑兰会议上无关紧要的政治问题却上升起来，支配了整个会议。雅尔塔会议则在两者之间：关于远东的军事交易在那次会议上深刻地影响到欧洲政治前途的争论，并在某种意义上抵消了这种不和。但是在波茨坦会议上，使大同盟连结在一起的军事粘合剂已经差不多完全剥落了。尽管在波茨坦会议前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向杜鲁门建议，美国的政策应该是“鼓励俄国参加对日战争”，但有些美国最高军事领导人却不再热切地希望在战争中得到俄国的帮助了。在美国预定于1945年11月在日本登陆的计划实现以前，美国海军不愿意保证横渡太平洋的对俄海上交通。就美国人来说，在1946年以前，红军在满洲应利用手头现有的军需供应打他们自己的仗。总的来讲，美国的太平洋战争计划与俄国在远东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完全没有关系。英国对日作战的计划也是这样。
俄国和西方国家已经不十分需要在军事上进行合作了。这使和平地和令人满意地解决欧战胜利所带来的政治问题，比以前困难得多。虽然会议开得很长（德黑兰会议历时四天，雅尔塔会议八天，波茨坦会议十六天——古怪得很，正是几何级数），但是最后公报里公布的协议中，有许多只是同意通过一次新的外长会议进一步讨论所有的分歧。所达成的真正协议，特别是关于德国的，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意见一致，而是意味着面对急需对付战败的敌人的问题，双方勉强成交的一项交易。
尽力设想出三国政府的领导人出席波茨坦会议时的心情是很重要的。但是，俄国人的态度当然只可能是推测。斯大林把他的两个目标表达得很清楚。一个是，他要从德国得到大规模的赔偿。这一点他在雅尔塔已经讲明。自从2月份以后，俄国对赔偿的要求始终没有改变。斯大林在波茨坦的第二个目标是，取得英国和美国对他在东欧建立的新政权的承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和波兰的“人民民主政体”在国内仍然受到强烈的反对。如果要使它们成功，反对分子必须不受西方支持的鼓励，这是很重要的。斯大林要求西方国家对这些新政权给予外交承认——类似于他在1944年给予法国和意大利政府的承认，作为西方国家对东欧的反对党派和团体不感兴趣的迹象和象征。
斯大林定下的第三个目标是，巩固苏联的安全区，特别是在南方。他到底是希望在波茨坦取得英美对这项计划的同意呢，还是想象他能够把一系列西方国家无法取消的既成事实摆在它们的面前，这一点没有人能说。很可能斯大林宁愿取得西方的同意然后行动。正象事态表明的那样，他不愿意冒险行动，不顾英国和美国的强烈反对。然而，在波茨坦开会的时候，他的扩张计划是很清楚的。1945年6月25日，在这次会议举行前三星期，苏联驻安卡拉大使曾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可以重订俄土条约的条件。据非官方的报道，这些条件是：把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军事基地让给俄国，割让卡尔斯和阿尔特温这两个东部的省份，以及承认巴尔干各国的未特别指明的变化。与此同时，俄国人在波斯北部竭力煽动分裂主义的情绪，结果建立了一个阿塞拜疆民族解放委员会。1945年5月31日，波斯政府向俄国递交照会，要求撤走外国军队，但俄国人直截了当地不予回答。假如这些计划当真实现，南方的土耳其可能就变成了北方的芬兰的那种地位，而阿塞拜疆则已成为第二个外蒙古了。
在欧洲，为了巩固苏联的安全区，也需要作一些领土上的变更。在雅尔塔，并没有确定波兰的西部边界，但俄国人不等西方盟国表示同意就把直到奥得河和西面的尼斯河为止的前德国领土交给了波兰人。这一行动在辽阔的德国土地上建立起波兰政权，波兰人很快就开始把这片新领土看作他们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德国居民从这片土地上赶走，以波兰移民取而代之。
第二项变动是把捷克斯洛伐克的最东部分——卢西尼亚，或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归并给苏联。这是在1945年6月29月根据两国政府的协议实行的，或许是作为对俄国人承诺支持捷克向波兰切欣地区提出的要求的报酬。不管怎样，捷克部队在7月6日或者6日以前占领了切欣。俄国人取得卢西尼亚后，不但把所有的乌克兰人团结在斯大林的政权之下，而且使红军控制了喀尔巴阡山的一些重要通道并与匈牙利有了共同的边界。这显然大大加强了俄国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军事地位，可以应付该地区将来发生的任何麻烦。
鉴于斯大林对德国、东欧和中东的政策，人们一定会问，他是否仍然希望维持与英国和美国的友好关系。一般说来，有一个斯大林如何看待他的短期政策和他对欧洲（如果不是对全世界）传播共产主义革命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打倒纳粹党以后，欧洲的情况必然使人料想革命的情绪将会活跃起来，而斯大林在德国的经济目标如果完全实现了的话，将会加深和延长经济灾难，并滋长革命性的不满。可是西欧的共产党并没有举起革命的旗帜，而是参加了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这类国家的政府，不搞它们的实力和威信可以使它们很容易在街头搞起来的那种激烈的宣传鼓动。
西方共产党的行为确实显示出斯大林仍然希望同英国和美国有一个良好的临时性安排，而且他在波茨坦会议前后发表的各种公开声明都表明了继续合作的希望。总之，他既没有明确地、肯定地放弃世界革命的思想，也没有肯定地、明确地放弃同英国和美国继续合作的希望，这种估计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象以往一样，他把苏联的安全置于一切之上。或许，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到相当的时候会自动成熟起来走向革命。同时俄国的边境还需要巩固，并且为了预防德国的迅速复兴，也需要与英国和美国在被打败的敌国的军管事务上取得谅解。他可能曾希望他在苏德之间的边境上的行动不会激起西方的严重反对。但是如有必要，他也准备捍卫他在东欧获得的利益，即使这意味着同英国和美国的决裂。
可能斯大林赴波茨坦时确实相信美国不久就会从欧洲撤退，英国的力量将不足以妨碍他的计划。在雅尔塔，罗斯福曾明确地告诉斯大林，美国部队在战斗结束后不会在德国留到两年以上。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来到波茨坦时的心情并没有改变这种看法，因为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加速缔结和约，以便美国部队可以回国。同样地，俄国的经济学家们很可能认为英国的经济虚弱比丘吉尔和艾德礼所认为的还要严重。美国本身则在战争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但又缺乏相当的市场来推销扩大了的工业的产品，这种情况已使俄国人希望在美国发生一场经济危机。这种希望可能已经在俄国对未来的预测中占了重要的地位。不管斯大林有没有这种想法，看来很明显，他认为英…俄…美同盟对于维护俄国的安全是不能胜任的，而与卫星国加强关系作为补充，是必要的，或者如果有必要的话，用以代替那个靠不住的大同盟。
杜鲁门总统和新任命的国务卿詹姆斯·E·贝尔纳斯，是赴波茨坦的美国人中两个主要的人物。他们对于国际交往都没有经验。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自知缺乏经验，因而特别用心为会议准备了明确的议事日程，并了解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情况。在他们看来，将要面临的问题是十分简单的，不管细节多么复杂。对日战争似乎进行得很好，不大需要最高级的注意。然而欧洲必须安顿好，这显然需要大国之间按照雅尔塔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所规定的方针进行合作。开始时，和约的准备工作需要在大国之间私下协商——就象导致成立联合国组织的那种协商。最后，盟国管制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原则应该确定下来。
为了帮助欧洲把事务安排好，美国人愿意走上在他们看来是很长的一段路。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进行的经济援助已经安排就绪。杜鲁门希望这样就够了。为了维持法国和英国在德国的占领军，租借援助是否应该继续下去，能不能合法地继续下去，这引起了长久的辩论。杜鲁门于1945年7月5日，即他动身去波茨坦的前一天，下令规定，租借办法“限于对日作战的用途”，这显然是对这场辩论作出了否定的决定。但是总统并没有下定决心，当陆军部长于7月11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杜鲁门动摇了。
在政治方面，美国人准备会同英国和俄国派遣代表团到欧洲那些政治混乱得似乎需要进行监督的各个国家去，观察并帮助做选举的准备工作。这似乎是建立民主政府的最快和最稳妥的办法。如果俄国和英国的代表团能在这个努力中合作，那末美国人希望，在意大利、希腊、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中选出的政府将是所有大国都可以接受的。
如果认为杜鲁门和贝尔纳斯那么天真，以致想象这种做法大概会取悦于俄国人，那就错了。但是他们的确希望，由于俄国人经常赞许民主选举，认为它是医治政治弊端的特效药，所以他们不能心安理得地拒绝这个建议。在美国人的眼睛里，这一建议只不过是实施雅尔塔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的一个实际办法，这个宣言毕竟是斯大林仅仅五个月前所同意的。再说，选举和此后民主政府的成立于会减少或消除最近巴尔干事态所产生的刺激俄国和西方良好关系的许多因素。并且，那些使俄国在巴尔干北部占优势、使英国在意大利占优势的签订停战协定的政权也会早日结束，如果碰巧美国在这些国家里的威望得到提高，那也不是不受欢迎的。的确，这对于美国的大公无私和忠于民主的原则是一种应有的报酬。
但是，虽然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愿意使美国卷入欧洲事务到这种程度，在整个美国政策后面的指导思想是能够早日撤离欧洲。尽可能迅速地成立民主政府会简化缔结和约的工作，并让美国士兵在短期内回国。同样地，限制美国对欧洲的财政援助，将减轻国内纳税人的负担，并迫使欧洲人自力更生。美国的经济专家们当然了解这个计划距离实际可行的范围有多远，除非美国愿意看到欧洲经历无数的政治动乱和经济灾难，但是美国的政客和一般外行人很明确地感觉到，随着战争的结束，应该是恢复正常状态的时候，而且越快越好。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主要是政客，他们低估了美国公众潜在的慷慨——特别是当慷慨行为有着促进国内经济繁荣的效果的时候。但在1945年，美国国外开支对国内经济可能具有的好处只是经济学家们的抽象估计：国内的匮乏是真实的，把大量的商品运到国外去仅仅换取一点政治上的收获，这种想法似乎是胡闹。
这样，美国人在波茨坦的总的目标，就是尽快地恢复正常。欧洲的困难看来与其说是国家大事，还不如说是恼人的琐事。欧洲仍然是异邦：美国人不属于那个地方。但是在合法的房客再一次接管以前，美国人有道义上的义务在那里做一些打扫房屋的工作。
英国政府发现自己被三种互有联系的重大忧虑困扰着。一是国内的经济崩溃，二是美国过于迅速的从欧洲撤退，三是俄国在欧洲和中东的继续扩张。
随着5月23日战时联合政府的解散和接下去7月5日的大选，英国国内的问题成了首要问题。由于计算军队选票需要时间，选举的结果直到7月26日才揭晓，当时波茨坦会议正开了一半。丘吉尔看到大选后政府可能有所变动，从一开始就邀请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以观察员的身分出席波茨坦会议。选举结果公布后，艾德礼出任首相，丘吉尔就留在英国而艾德礼和他的新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则回到波茨坦来开完会议。
这个变动的影响有点象罗斯福死后美国政府的变动那样，虽然或许不是那么明显。艾德礼和贝文在战争期问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国内问题上，比较起来，特别是贝文对外交事务缺少经验。但是，内阁制保证了贝文和艾德礼对英国政府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至少具有一般的了解，实际上英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使所有的局外人都感到惊奇。但是英国大选和波茨坦会议恰巧同时举行，大概损害了英国在会议上的事业。据一个参加会议的美国人说，丘吉尔在会议的初期异常缺乏准备，而贝文在会议后期所显示出来的，更多的是大刀阔斧的作风，而不是对细节的精通熟悉。
由于发表的资料太少，我们很难肯定地说明英国在波茨坦的目标。有两点是清楚的。英国人希望说服美国人采取一种更为慷慨的租借政策，特别在对占领军提供给养方面。第二，英国人急于想同俄国人达成一种协议，以便可以从德国东部获得粮食，从而减轻英国供应英占区内稠密的工业人口的负担。这些急务反映了欧洲战事结束后英国突然面临的困难的经济形势。
一种对国内岌岌可危的经济形势的敏锐感觉，显然全面地削弱了英国的外交政策。在波茨坦会议上，英国政府似乎没有提出任何很重要的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建议。丘吉尔在1944年10月间与俄国商定的关于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英国也没有努力要重新肯定这笔交易。与此相反，英国和俄国领导人关于希腊、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中最近事态的互相责难成了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两个大国曾在上年10月在这些国家中分摊势力。英国人在南斯拉夫失去了他们的立足点，在波兰似乎也可能会这样。英国控制了一个不安定的、穷困的希腊，似乎完全抵不上新近俄国势力和影响的扩张。只要有希望获得美国的支持，丘吉尔和贝文都不愿意让俄国人新近扩大了的野心得到满足。但是除了口头的抗议外，并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英国确实提出了抗议，但这样做，只激起了斯大林的猛烈反击。
结果，波茨坦的多次会议与其说是具有谈判的性质，还不如说是具有宣传的性质。第二种后果是，俄国和英国的对立比俄国和美国的对立更容易引起冲突。英国人自然比美国人更认真地关心欧洲的事务，而且比美国人更敏锐地认识到，如果德国的经济一点不复苏，欧洲的经济复兴是不可能开始的。不说别的，煤就不得不从德国的矿井里开出来，而这意味着要为矿工提供粮食。粮食，或者必须用德国的出口商品来支付，或者必须通过与俄国人达成协议从德国东部获取。这样，英国人就比美国人更顽固地反对俄国要从德国取得赔偿的要求。在美国人中，对战败的敌人进行惩罚的思想仍然得到一些支持。
因此，美国人发现自己再一次处在中间：他们离英国人比离俄国人近得多，但只要能够调解，他们仍然可以充作调解人。当美国人发现他们的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方案使俄国人不高兴时，他们愿意把问题搁置起来而只说几句虔诚的空话了事。除了在德国外，他们觉得自己对欧洲事务不负有什么直接的责任。如果他们的建议不能使最直接有关的大国满意，那么一个诚实的中间人除了体面地退场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再则，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完全真诚地希望同俄国人保持相当友好的关系，并且能够象罗斯福经常做的那样，希望会发生什么事情来改善未来的关系。因此把有争议的问题放在一边并交给外长会议去处理，暂时似乎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所以贝尔纳斯离开会议时感到，总的看来会议是成功的。
美国的态度倾向于把他们自己的欧洲方案和俄国人支持的欧洲方案互相抵触的深度掩盖起来。或许斯大林还得到鼓励，认为美国人不会试图按照他们那些唱高调的原则行事，不会干扰他的保护国的安全区。英国似乎是主要的对手，因此，在此后的几个月中，俄国的宣传和外交工作都是针对英国的。
但是从非常现实的意义来看，波茨坦会议的根本问题与其说是英国和俄国之间的斗争，不如说是美国和俄国之间的斗争。美国人来波茨坦开会，带着一个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方案。俄国人对于如何安排欧洲的未来，有他们自己的完全不同的想法。当美国的建议没有被接受时，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十分爽快地撤回了他们的建议。但是这种撤回不一定意味着放弃：因为美国人比英国人拥有强大得多的力量来支持自己的政策，所以他们关于应该怎样解决欧洲问题的主张，从长远来看，比英、俄两国的代表关于彼此在欧洲小国内所采取的行动的争吵，关系要重大得多。但是，虽然这种支配着战后国际政治关系的根本对抗在波茨坦变得很明显，它却没有持续下去，也没有演成任何合乎逻辑的结论。
虽然斯大林迟到了一天，波茨坦会议仍然取得一个良好的开端。7月17日，斯大林首次拜访了杜鲁门，并留下来共进午餐。他很肯定地说，他相信希特勒仍然活着，躲在西班牙或者阿根廷，这使美国人吃了一惊。其余的谈话只限于寒暄谈笑。在下午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建议由杜鲁门主持会议。总统立刻开始处理正事。他随即提出他的顾问们拟定的四项建议：设立一个外长会议以准备和约；提出一个盟国对德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纲领；根据雅尔塔会议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采取共同行动，对意大利、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选举进行监督；放宽停战条款并接纳意大利进入联合国。丘吉尔对于杜鲁门的这种轻快活泼态度——这和罗斯福那种不拘形式的习惯形成强烈的对照——有点儿吃惊，他强调在根据杜鲁门的任何一项建议作出行动以前，有必要先进行仔细研究。斯大林已经准备好一系列他希望讨论的问题，并提出他的议事日程的提纲。他提到的项目有：德国船舶的处置，赔偿，俄国人关于托管某些前意大利殖民地的要求，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政府的外交承认，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丹吉尔的地位，叙利亚和黎巴嫩最近的事件，以及撤销在伦敦的波兰组织。丘古尔没有提出类似的纲领，但是说他将准备一个，以后交会议讨论。全体会议对提议的外长会议作了初步讨论后，把这个问题交给三国外长作进一步审查并提出报告。于是第一次全体会议就象开场时那样轻快地结束了。
在这第一次遭逢以后，杜鲁门由于看到斯大林彬彬有礼而感到放心，认为不难和这位俄国领导人达成协议。第二天的进程没有打消这种信念。外长们上午开会，一致认为设立一个外长会议是合适的。这个新机构将起草对欧亚两洲前敌国的和约。外长们商定每一条约应由曾和有关的敌国签订停战协定的国家的代表起草。当这项规定被接受以后，外长会议的组成问题也就解决了。此外又规定，法国应算作意大利停战协定的一个签字国。欧洲谘询委员会将由这个新机构所代替，但是在雅尔塔商定的由外长定期举行会议以考虑当前的问题，则不应与起草条约这项范围较为有限的工作相混淆。
同一天，7月18日下午，外长们把这一协议向全体会议汇报时，全体会议几乎没有经过讨论就接受了。这使这项计划的主要倡议者贝尔纳斯相当满意。7月20日的第四次会议上，一份明确规定外长会议的任务及其辅助组织的文件提出来并获得批准。伦敦被选定为外长会议的永久所在地，第一次会议定于1945年9月1日举行。就这样，一个媾和的机构建立起来了，至少美国人希望并相信经过几个月就可以正式缔结欧洲和约了。
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注意力集中在杜鲁门的第二项建议上：确定盟国对德国的政策。为方便起见，把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区分开来，而在这次会议上只讨论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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