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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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石油设备提出的要求问题等等的备忘录，结果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俄国人不想讨论这类问题，而罗斯福也急于结束这次会议，不愿意在那些通过正常外交途径同样也能处理的细节上花时间讨价还价。
　　波斯的形势激起了相当多的注意。1944年9月，俄国人曾试图在波斯北部取得石油开采权，但是波斯政府的立场是，只要外国军队继续占领他们的国家，就不同意给予任何开采权。俄国人勉强地暂时同意了，但是在1945年最初的几个月中，苏联在波斯北部的占领军开始对地方政府事务行使更为严密的控制，并且煽动波斯最西北的省阿塞拜疆要求自治。这个情况在英国人看来，需要摊开来让大家知道。艾登希望达成一项协议，使俄国、英国和美国的部队早日从这个国家撤退。
　　罗斯福对这个国家也有特殊的和个人的兴趣。当他为了出席德黑兰会议而访问波斯时，他目睹了这片土地的贫瘠。在那以后不久，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即用美国的专门技术去解决波斯的农业和水利的改进问题，作为和平时期发挥国际经济和技术合作潜力的一个范例。他在2月7日的全体会议上对这个计划作了简要的阐述，但是他的同僚无意讨论他的这个主张，所以事情就此搁下了。
　　无疑，俄国人对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在雅尔塔所表现的对波斯的特殊关心，深感怀疑。莫洛托夫顽固地拒绝讨论波斯事务，说这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因此没有就撤军问题和将来谋求石油开采权的程序问题达成协议。
　　2月10日，斯大林提出了修订蒙特勒公约的问题。这个公约规定了土耳其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力。他说能够而且应该重订一个对俄国较为有利的协定，以代替原来的协定。但是因为当时已是会议的最后阶段，他只是建议外长们在下次会晤时应考虑这个问题。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毫无异议地同意了。
　　凡是参加雅尔塔会议的人对于会议面临的问题的多样性简直太清楚了。2月8日，丘吉尔建议今后三国应作出安排，定期举行外长会议，会议的间隔时间不超过三个月，以便处理胜利肯定要带来的许许多多类似的问题，全体都同意了这个建议。伦敦被选定为第一次集会的地点。大家商定，在三国首都轮流举行会议。
　　在2月9日的全体会议上，三大国草草地讨论了丘吉尔提出的惩处主要战犯的问题，这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考虑的唯一值得注意的其他事项。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作出决定，只是把它交给了将来的外长会议去解决。
　　雅尔塔会议于2月10日到了高潮。当时，波兰问题、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接纳法国参加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发给铁托和舒巴希奇的催促他们履行1944年11月协定的电报文本以及关于赔款的声明，全都作出了决定。一切谈判、妥协和推诿的来龙去脉都在这一天的全体会议上汇合到了一起。当这次全体会议结束以后，会议的真正工作也就终止了。
　　那天晚上丘吉尔举行宴会，会上人人兴高采烈，洋溢着一种宽慰和舒畅的心情。第二天，剩下来的工作就是签署会议所制定的文件，并就公报和议定书的措词取得一致意见了。公报中没有提到曾经讨论过的几点问题。它宣称打败德国的军事计划已共同商定，并阐述占领德国和管制德国的种种安排。为了避免延长纳粹的抵抗，它没有提及肢解德国一事。赔款问题、旧金山会议、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关于波兰的声明、关于南斯拉夫的声明以及三国外长今后将举行会议的声明等，统统公布了。而安理会表决方式的详细办法则留待同安理会的另外两个常任理事国法国和中国磋商后再行发表。同样，在联合国大会中让俄国享有多重代表权的协定也秘而不宣。
　　1945年2月12日发表的公报以乐观的语调结束道：
　　我们在克里米亚的会晤，重申我们的共同决心，即在今后的和平时期中，一定要保持并加强在这次战争中使联合国家胜利成为可能和确定的在目的上和行动上的团结一致。……
　　只有我们三国之间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各国之间继续增进合作与了解，才能够实现人类最崇高的愿望——一种安全和持久的和平，用大西洋宪章的话来说，就是“确保在一切土地上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不受恐惧、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度过一生。”
　　这次战争的胜利以及拟议中的国际组织的建立，将为今后年代中创造这种和平的重要条件提供有史以来最大的机会。
　　至少，美国代表团完全相信这些话。罗斯福从雅尔塔回来时，船上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当公报在美国报刊上出现时，美国舆论普遍表示赞同。有些人提出了一些疑问，特别是关于波兰，但是总的来说，这种怀疑和抱怨全被淹没在一片信任和热情的欢呼中了。
　　但是，仿佛象征着不久即将笼罩在雅尔塔协定上的阴影似的，总统一行的横渡大西洋却不是一次幸运的旅行，霍普金斯病得很重，离船改乘飞机回国，一到家立刻便进了医院。他的离开使罗斯福很烦恼，两人冷静地分了手，从此便永别了。另一位多年的同事，也遭到了类似的悲哀结局，罗斯福的副官心脏病发作死在船上。罗斯福遭此损失，个人很受影响。当他到达华盛顿，安排好在1945年3月1日向国会作一个关于雅尔塔会议的正式报告时，他在情绪方面已不再是那么自信了，虽然他对于未来，对于最终能满意地解决和平的问题，仍然怀着光明的希望。在那次讲话的仅仅六星期后，他自己也死了。
　　在雅尔塔会议结束时，丘吉尔可能并不完全象罗斯福那样兴高采烈，但是英国报纸的反应和美国报纸同样热烈。象在美国一样，对波兰问题也有疑虑，而对德国提出那么严厉的赔偿要求这个问题，则认为它可以算是雅尔塔会议的一个缺陷。不过同三大国和谐一致的保证和对德战争的早日结束比起来，这些都是小事情。
　　我们无法断定斯大林当时怎样看待会议的决议。他认为会议的总的成果是好的，这一点从苏联所有报纸对雅尔塔公报的大肆宣传和赞扬上似乎就可以看出。例如，《真理报》出版了报道会议的特刊，并在社论中说雅尔塔会议已经证明，“三大国的同盟不仅拥有历史上的昨天和胜利的今天，而且还拥有伟大的明天。”《消息报》把这个会议称作“当代最伟大的政治事件”。俄国广播电台也同样地转而报道会议的消息和对会议的颂扬。
　　在所有盟国中的许多人看来，大同盟似乎已经顶住了即将到来的胜利所带来的艰苦考验。对持久和平和盟国大国之间的亲密合作的愿望，空前未有地强烈。雅尔塔会议对盟国的公众来说，是一次伟大的胜利。1944年秋季威胁盟国团结的争吵，似乎已经很满意地解决了。随着欧洲的战争明显地临近结束，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以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演说中的高尚情操似乎眼看即将成为不仅是漂亮辞藻的东西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
　　鉴于后来幻想破灭，很难重新体会到雅尔塔公报发表后的日子里的那种情绪。在短时间内，对于在克里米亚达成的协定的犹豫和怀疑就开始表现出来了。由于大国没有能力使雅尔塔协定发生作用，情绪起了相反的变化，这样对协定本身的价值也就引起了争论。可是这时犹豫和怀疑还少，这些协定必须按照1945年2月的情况公正地加以评价，当然，各方都作了妥协。斯大林对苏联在安理会的否决权的限制问题向罗斯福作了让步。罗斯福在远东领土和特权的问题上向斯大林作了让步。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斯大林向英国作了某种让步，而在波兰问题上丘吉尔也退让了很多。
　　如果要估计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这次交易是否合算，有一件事必须永远记住：红军已经占领了东欧的大部分地方，已经有能力置西方国家于不顾，如果斯大林愿意这样做的话。在满洲，日本政府一垮台，罗斯福向俄国人让步的东西，俄国人原来就肯定能全部拿到，或者还会多拿一些。这样，除非有人主张一俟德国崩溃，西方国家就立即应该准备和俄国作战，或者不等到胜利就停止对纳粹和日本人的战斗——这两件事当时都是不可想象的——否则就只能公道地说，在雅尔塔向斯大林作出的让步，只是承认（就波兰问题来说，只是部分承认）当时在军事上的均势而已。
　　可是，对西方国家来说，特别是对罗斯福来说，雅尔塔会议有点象滑铁卢战役。罗斯福嘴上讲的和内心珍爱的宏大理想同斯大林在波兰和东欧普遍采取的行动是很不调和的，而在远东的那笔交易则肯定是同罗斯福自己的原则大相径庭的。罗斯福为了满足斯大林，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理想，但是他并没有赢得这位苏联独裁者对他的其他理想的支持。罗斯福的原则，即使经过斫削和歪曲以迎合俄国的利益，还是不合斯大林的意。斯大林所要的是一个反德的同盟，不是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假如斯大林曾经有时间设法解答一下罗斯福放在他面前的这个个人的益智谜语的话，他很可能对罗斯福那种用浴盆和民主制度拯救人类，使之摆脱自身那些不幸的苦难的梦幻，报以轻蔑的一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大概认为这样的万应灵药忽略了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资本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奉为至理名言的这一命题，是罗斯福很可能从来不曾想到过的。他是一位改良家而不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位人道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理论家，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科学家。可是在斯大林的想象中，资本主义对于他的党和国家却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威胁，一个当他和资本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打交道时决不能全然忽视，也不能长期忘记的威胁，不管这个代表人物是希特勒、丘吉尔或是罗斯福。
　　雅尔塔的根本失败不在于罗斯福采取了妥协的态度，而在于思想上不能相互了解。罗斯福固然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他的未来的理想世界。但是，在原则和权宜之计之间、在理想和可能之间的实际妥协，一直是罗斯福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基调，通过这两者的结合，他曾经创造了奇迹。可是当他想在国际关系中如法炮制，他的创造奇迹的本领突然一下消失了。原因在于他没有充分地考虑到那条通常把他和西方同俄国和斯大林分隔开来的巨大的思想和道德的鸿沟。如果不是较为广泛地信奉一种共同的道德原则，不是共同接受对使用武力的惯常的限制，没有一种较大的同情心，没有较为坚定的意见一致，没有较为真诚的思想一致，妥协是行不通的。只有按照斯大林自己的条件来接受斯大林，只有无保留地赞同权力的超道德性，才能达成更为持久的协议。但是这对罗斯福来说（也对美国和英国的公众来说），似乎是对人类最美好的希望的类似嘲弄的背叛。
　　在雅尔塔，双方都没有充分认识到把他们如此分隔开来的思想和道德上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却使他们想达成协议的最诚恳的努力变得只是一场彼此之间的相互瞎摸。在这种情况下，雅尔塔协定不能持久是不足为奇的，而在雅尔塔会议之后，尽管几经起伏，大同盟还是显露出日益增多的破裂迹象，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第三编　盟国合作的瓦解　1945年2月…1946年12月
　　第一章　胜利的问题　1945年2…9月
　　雅尔塔会议召开时，红军已经到达通向柏林途中的最后一道障碍奥得河。在会议期间英美联军发动了进攻，准备到3月中旬打到莱因河。盟军的前进显然是为了作一决战。但是各条战线能够推进得多快，以及红军将在哪里和艾森豪威尔的部队会师，这还未见分晓。
　　对日作战方面，各条战线也在移动。在缅甸，日本人正全面败退。随着盟军于1945年5月3日夺取了仰光之后，日本原来几乎对缅甸全境的控制已被粉碎，虽然无数分散的小股日军还留在胜利的英国第十四军的后方。5月间，雨季的到来使得进一步作战十分困难，但总的说来，缅甸战役的战略目标已经达到了。因此，海军上将蒙巴顿的部队的主要力量集中于准备向马来亚进行一次两栖进攻，缅甸的战事就只限于肃清残敌——一项并非无足轻重的任务。
　　在太平洋，美军于1945年2月19日袭击了硫黄岛，4月1日袭击了冲绳岛。这两个岛位于日本之南，分别距离日本七百七十五英里和四百五十英里，由大量英勇顽强作战的日本驻军捍卫着。因此，硫黄岛战役持续了一个月，而冲绳岛则直到1945年6月21日才攻克。日本以敢死机群（包括一架有人驾驶的火箭飞机）袭击盟军的战舰，这给海军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但是日本舰队在1944年10月莱特湾的战役中损失惨重，以致它再也不能企望与盟军争夺制海权了。
　　1945年7月5日，麦克阿瑟将军宣布菲律宾已从日本的控制下完全解放，虽然象在缅甸一样，仍有无数小股的日军盘踞在各个岛上。这一胜利结合对硫黄岛和冲绳岛的占领为在日本本土登陆开辟了道路。两条进攻的跳板在花了很大的气力后，已经建立起来。一系列岛屿基地从夏威夷横贯太平洋，另一系列则从澳大利亚向北伸展。现在，这两条线集中到了日本。在最终登陆之前，对日本本土各岛的空袭不断加强，同时日益有效的海空封锁，通过减少或切断必要的进口商品，逐渐削弱了日本的经济。1945年4月5日，当俄国人正式宣布废除他们同日本在1941年4月签订的中立条约时，日本的处境更加没有希望了。
　　正当太平洋上的这些事件预示日本大难即将临头的时候，盟军进攻德国的战役迅速趋向高潮。1945年3月中旬，艾森豪威尔的部队突破了齐格非防线，从瑞士边境直到北海都打到了莱因河畔。实际上，美国第一军凭着一次侥幸的机会，早在3月7日就在雷马根渡过了莱因河，在对岸建立了一个小桥头堡。3月的最后一星期，主力部队渡过了河。北面蒙哥马利率领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在3月23…24日的夜间从韦塞尔附近渡过了河；南面，佩顿率领的美国第三军在前一天就渡河了。
　　艾森豪威尔的计划是，首先以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包围鲁尔区，然后穿过德国中部向莱比锡地区推进。
　　过了莱因河后，英美军队只遇到轻微的抵抗。德国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他们的给养和交通线已经被空袭打得支离破碎。因此，4月1日，渡过莱因河才一星期，鲁尔区便被包围了。4月18日，这样陷入重围的三十二万五千名德军的残余部分也投降了。
　　与此同时，红军在南方获得了重要的进展，结果于4月13日攻占了维也纳。可是尽管他们在1月底以前就到达离柏林不过五十英里的奥得河，俄国人在4月中旬以前始终没有在前线的那一段地区取得多大进展。这三个月的耽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因素是斯大林决定采取的小心谨慎的军事战略。红军不是尽快地向柏林挺进而是花了几个星期向北扩展它在奥得河沿岸的战线，直到攻下了斯德丁，这样为最后的进攻准备了一个宽阔得多的基地。
　　使红军前进速度放慢的第二个因素是德国人对俄国人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使德国士兵在东线打得远比在西线顽强坚决。因此，当艾森豪威尔的军队深入德国心脏地区只遇到零星的抵抗时，红军却发现他们的前进困难得多。德国人的这种行动的确在俄国和西方之间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艾森豪威尔推进的迅速和比较容易，使斯大林疑心德国和西方盟国之间有某种秘密谅解。他的怀疑很快就暴露出来了。1945年3月8日，德国在意大利的司令部派了一名将领去加紧进行投降谈判。会谈本来已经通过秘密渠道开始了，但这时似乎值得进一步继续下去。于是，陆军元帅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建议从他的司令部派代表到瑞士去会见那个德国将领。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批准后，3月11日把这件事告诉了俄国人。
　　斯大林的猜疑大概已经很重。他要求让苏联军官也参加拟议中的会谈。3月15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提出一项建议，主张俄国代表只参加以后在亚历山大的司令部里举行的会谈。但是俄国人认为等他们去参加的时候，或许一项协议已经达成了，他们对这种前景很不满意。因此，莫洛托夫在3月16日的一份电报中坚持要求中止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实际上，3月19日在洛迦诺举行的会议没有产生什么结果，但这时俄国人已非常激动，可能还被特工人员的报告引起了误解，他们不肯相信没有商定什么秘密交易。3月23日，莫洛托夫用强烈的措词对英美人与德国人之间的秘密谈判提出抗议。第二天，罗斯福出面进行干预，他给斯大林打了个电报，向他保证英美的诚意。双方交换了措词颇为尖锐的电报以后，斯大林于4月3日把他的疑虑完全吐露了出来：
　　我的军事同僚们……深信，谈判是确有其事的，其结果是同德国人达成了协议，根据这个协议，西线的德国司令官——陆军元帅凯塞林——已同意开放前线，让路给英美部队东进，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则以答应为德国人放宽和平条件作为交换。
　　我认为我的同僚们是接近事实真相的……其结果是，目前西线的德国人实际上已经停止对英国和美国作战。同时，德国人却在继续同英美的盟国苏联作战。
　　罗斯福在4月4日的答复中否认有任何这样的协议。他说：“坦率地说，由于对我的行动和我所信任的部下的行动作出这种卑鄙的诬蔑，我不能不对你的情报人员感到强烈的愤慨，不管这些情报人员是谁。”丘吉尔也以同样的语气作了回答。当亚历山大于1945年4月4日把他的代表从瑞士召回时，这场风暴就平息了。
　　在“伯尔尼事件”发生的同时，英美当局对军事战略发生了最后一次争论。渡过莱因河，包围了鲁尔区后，艾森豪威尔建议把他的主力部队突过德国中部向莱比锡周围残存的工业中心推进。艾森豪威尔采用这个步骤，除了想进一步摧毁德国的工业外，还想阻止德国人撤到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西部的山区里去——德国的宣传人员所说的“国家棱堡”，可是这个堡只存在于他们的幻想中。艾森豪威尔的计划要求将蒙哥马利统率的美国第九军改归布雷德利统率，这样就削弱了在德国北部沿海的平原上的挺进。
　　艾森豪威尔没有经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明确批准，就于3月28日把他的战略计划通知了斯大林。艾森豪威尔认为，他这样做是根据雅尔塔会议上授予他的直接同俄国人进行接触的权力。可是丘吉尔却不以为然。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问题上的纠纷，已经给在雅尔塔所取得的表面上的和谐笼罩上一层阴影。首相认为使英美部队进占最有利的阵地，以便在打败德国后同俄国人讨价还价，这时已经是时候了。他尤其认为艾森豪威尔应该尽可能多集中兵力，抢先向柏林挺进。丘吉尔认为，这一行动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好处是压倒一切的。由于德国的抵抗已经崩溃，单纯军事技术上的考虑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
　　显然，艾森豪威尔在3月28日把他的计划通知斯大林的行动是擅自作出的。丘吉尔对此十分愤怒。他感到艾森豪威尔擅自作出了具有最大政治意义的决定，而自己却还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可是美国参谋长们却支持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英国的把军队集中在蒙哥马利指挥下向柏林进军的战略性建议。3月30日，艾森豪威尔解释说：“……柏林本身已经不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了。”第二天，美国参谋长们告诉他们的英国同僚和首相说：
　　德国的战斗已经到了由战地司令官来决定该采取什么措施的时候了。……唯一的目标应是迅速而全面的胜利。虽然认识到有些因素同盟国远征军最高指挥没有直接关系，美国参谋长们还是认为他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应该得到全面的支持。他应该继续自由地同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进行联系。
　　面对着美国的这种态度，丘吉尔只能屈服。事情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致事实上已经不可能更改这个计划了，因为在4月7日这次争论结束时，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已经越过德国境内，迅速地向着易北河和俄国前线前进了。
　　到1945年4月17日，俄国人终于准备好向希特勒的首都发动进攻了。两支强有力的军队从奥得河开始挺进。到4月25日，柏林完全被包围住。同日，美国和俄国的先遣部队巡逻兵在易北河的托尔高相遇。
　　由于英美军队和俄国军队互相接近，安排一套互相识别的信号，已成为迫切需要的了，同时商定互相停止前进的分界线，也是一种便利，即使不是绝对必要的话。4月14日，艾森豪威尔采取主动，建议在德国中部的进军到易北河为止，并要求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授权他照这样通知俄国人。然而，英国人反对在易北河停顿下来，除非迫不得已。这样，月初辩论过的问题实际上又被提出来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沿着德国北部平原抢先向柏林进军，还是通过德国中部向前推进的争论，而是英美部队在同红军会师以前想要并可能深入德国和中欧多远的问题了。
　　美国参谋长们和新总统哈里·杜鲁门同意艾森豪威尔关于在俄国和英美军事行动范围之间划一条明确界线的建议。4月21日，杜鲁门打电报把他的意见告诉了丘吉尔：
　　美国军队在德国的战术部署是一个军事问题。我认为应该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一定的行动自由和决定权。我想你和我可以致函斯大林，主张三国政府之间商定一个把军队撤到各自的占领区的日期和程序。
　　艾森豪威尔行使了他的决定权，于4月21日通知俄国人，在前线的中部地区（以及前进得最远的地区）他不拟派遣军队渡过易北河和木耳德河。
　　后来，分界线向北延伸，把波罗的海的卢卑克划在英美区域之内，并且向南沿着一条假想的路线通过卡尔斯巴德、比尔森和林茨向前伸展。当1945年5月1日这一建议提交俄国人时，他们欣然同意，但是三天以后，军事形势急转直下，艾森豪威尔因而建议他也许可以更向前进军，直到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易北河西岸。俄国总参谋长对这一建议表示激烈的反对，因而没有实行。结果，尽管波希米亚没有红军部队，尽管美国军队已顺利地开到卡尔斯巴德…比尔森一线，并且有可能至少前进到布拉格（捷克人已经在那里起义攻击德国人，很需要援助），但美国军队还是遵守原先商定的界线，把解放捷克首都的荣誉留给了红军。
　　同时，等待已久的德国的崩溃于5月份的第一周成为事实。5月1日，德国电台宣布希特勒死了。邓尼茨海军上将接替他成为第三帝国的首脑。5月2日，柏林的残余守军向俄国人投降了，意大利境内的德军也向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投降。5月4日，荷兰、德国西北部和丹麦的德军向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投降。为了避免邀请俄国代表参加谈判，这些投降全被称为“战术性的”，但是在“伯尔尼事件”以后，英美当局认识到俄国人变得那么多疑，因而一心一意坚持要德国向所有三个盟国政府正式投降。
　　海军上将邓尼茨尽可能避免向俄国人投降。他就任时宣布，他的任务是把德国从布尔什维主义下拯救出来。他的办法是指令德国士兵向英美方面投降。由于这项命令，加上担心俄国人会报复，德国人纷纷投奔英美的集中营，以求庇护。许多曾同红军交战的德国部队的司令官都企图率领整队有组织的部队投降，但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部下很拘板地拒绝接受这种投降的要求，理由是“战术”投降只能行之于同自己作过战的军队。
　　邓尼茨尽可能长时间地坚持这种做法，但艾森豪威尔扬言他准备封闭他的前线，不让逃避红军的德国人过来。这位德国海军上将知道事情完了，于是授权他的代表到兰斯的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俄国和法国的代表也出席参加了1945年5月7日清晨举行的仪式。但是斯大林不满意于这种以英美为主的仪式。他对于德国向西方作出的“战术性”投降怀疑，并且担心德国人可能实际上仍然服从邓尼茨的命令，只向英美方面投降。这些考虑使他拒绝承认兰斯投降的有效性。他坚持要在柏林举行第二次投降仪式。因此，5月9日，即根据在兰斯签订的投降条款停止战斗的次日，在朱可夫元帅设在损毁殆尽的德国首都的司令部里举行了第二次仪式。在这次仪式以后，斯大林才认为战争结束了。
　　但是关于兰斯投降仪式的消息是无法扣压的。德国电台在几小时内，当然也就是早在柏林仪式能够安排就绪以前，已经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全世界。再则，一个目睹兰斯投降仪式的美国记者不顾规定发布新闻的日期，提前于5月8日上午9时30分将这个消息电告合众社。这使丘吉尔和杜鲁门总统处境很尴尬。他们要求斯大林同意把正式宣布欧战胜利的日期提前，结果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决定单独行事。因此，当英国和美国在5月8日庆祝他们对德胜利的时候，俄国人却延迟到次日才庆祝。这一差异象征了欧战的最后几个月给盟国带来的不和。象在一些联盟中常见的那样，胜利并未巩固友谊。尽管在当时的兴奋下出现了俄、英、美战友情谊的种种衷心的表现，三国政府在幕后仍然发觉有许多要争吵的事情。
　　在雅尔塔缔结的关于欧洲前途的协定，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表面的。事态的发展很快使得甚至那些最不愿意接受现实的人也不得不接受现实。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两星期内，西方和俄国的外交官在罗马尼亚问题上的争执尖锐化了。到5月份的第一周，即雅尔塔会议后还不到一个月，关于波兰的谈判陷入了僵局。在公开的场合，美国和英国的官员竭力缩小他们自己同俄国人之间的冲突，采取了一种强作乐观的看法。私下里，他们认识到欧洲政治的前途正处在危险中。
　　首先是罗马尼亚的事态达到一场危机的程度。8月23日政变后最先组成的政府于1944年12月2日由拉代斯库将军领导的一个新内阁接替。这一变动使共产党控制了政府某些重要部门，主要是内务部和公安部，但拉代斯库本人及其大多数部长则决不是共产党的应声虫，而且罗马尼亚军队仍然是反共的堡垒。这种情况不符合俄国人的愿望。早在1945年1月，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访问莫斯科，大概在那里接到关于促使罗马尼亚政府进一步改组的指示。他们回国后，反拉代斯库的骚动便被组织得规模越来越大，直到1945年2月24日布加勒斯特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