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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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淼囊淮蠖鸦炻也豢暗闹霸鹫僖幌隆Ｋ木轮拔癖灰环治Ｋ诙涎敲司玖畈康Ｈ蚊砂投俚母彼玖钫飧鲋拔裼蒖·A·惠勒将军继任。另外，为美国部队新辟了一个印度…缅甸战区，由丹尼尔·萨尔坦将军指挥，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国战区，由A·C·魏德迈将军指挥。然而并没有努力劝说蒋介石授权魏德迈将军来指挥中国部队。到10月，当史迪威被解职后，日本的攻势已经停止，紧迫的危机已经过去。
因为日本攻势的军事危险已经消失，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愈来愈以促使国共双方有所和解为主要目的。赫尔利开始说服蒋，要他相信共产党同莫斯科没有关系。照他自己的说法，他至少是部分成功的。1944年11月7日，他到延安共产党的总部去和毛泽东谈判，结果达成了一项协议，确定了共产党可以据以同意把他们的部队和蒋的军队联合起来对日作战的条件。协定中的关键之处是第二条，该条规定如下：
目前的国民政府将改组为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团体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将颁布并实行一项准备进行改革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全国军事委员会应该改组为包括所有抗日军队的代表的全国联合军事委员会。
在赫尔利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可以使双方达成协议的非常令人满意的基础，但是蒋拒绝了。他反而建议共产党的部队应编入他自己的军队，还要共产党担保支持他的政府，他才承认他们为合法团体。接着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蒋勉强同意改组他的政府，并且答应采取步骤准备为中国制订一部新宪法。然而，这些政治争端还不是主要的绊脚石。蒋和共产党最难取得一致的一点，就是由谁来控制国家的军事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中国政府的代表和赫尔利将军三方面举行的一系列会议都无法解决这个关键问题。1945年2月16日，共产党方面突然中止了这个谈判。赫尔利原先觉得中国共产党人通情达理，这时候他的这个信念已化为乌有了。他报告华盛顿说，他现在确信，美国唯一可以遵循的政策就是支持蒋。
谈判破裂后几天，赫尔利回华盛顿磋商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中国问题暂时还没有爆发。潜伏着的内战前景越逼越近。中国经过这场大战，非但没有变得强大而团结，准备置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反而似乎陷入了一种软弱无力和无政府的状态。这种形势和罗斯福对中国的前途长期抱着的希望完全不相符合，可是要制定决策，倒也困难，在中国的美国官员为此争论不休，华盛顿的意向也不知如何是好。
俄国在对日作战中所应承担的任务问题，在德黑兰会议上一般地已解决了。当时斯大林答应他的盟国，一俟对德战争结束，部队能够调往满洲边界的阵地上时，他立即就对日开战。然而当那些心情迫切的美国计划专家们要作出详细的安排时，他们却遇到了许多耽搁和困难。在德黑兰会议以后的十个月内，对于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所应承担的任务的细节安排进展甚微。更不用提象美国人希望的那样，着手准备在西伯利亚东部建立一支美国空军部队的可能性了。
1944年10月，当丘吉尔和艾登来到莫斯科时，在莫斯科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将军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设法把事情定得更明确一点。因此，他参加了会议中军事问题的讨论。在英国的赞同下，他承担了把英美对日作战的计划介绍给斯大林的任务。等他介绍完毕后，他向这位苏联独裁者提出了三个问题：在对德战争结束以后红军需要多久才能准备好对日作战？俄国人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发动进攻？西伯利亚大铁路有多少运输能力可以用来供应在西伯利亚东部的美国空军部队？
第二天晚上，即1944年10月15日，斯大林作了答复。他说在欧洲胜利日以后，他需要三个月来准备在远东发动战争，红军将立刻采取攻势。他估计这项任务需要六十个师。西伯利亚大铁路无法供应这么大一支兵力，所以必须预先在西伯利亚东部建立一个补给站。他说，因此红军对日本的进攻将取决于美国能否在前订的第四号议定书所要求的数量之外再增送补给品。他还说，俄国在“政治方面”能分享些什么必须先弄清楚，那就是，盟国必须同意俄国想对库页岛、满洲等地提出的领土和其他要求。至于给一支美国空军部队运输给养，要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是不可能的：任何必需的物资都必须从海上运来。
10月17日，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中，英国人没有在场，迪恩将军会见了斯大林。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商定一份将由美国提供给远东红军的物资的确切清单。结果，迪恩答应在1945年6月30日以前为六十个师提供两个月的给养，总数超过一百万吨。这是在俄国人以前要求的用于对德作战的物资之外所再要提供的。就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对他打算在满洲采取的对日作战的战略作了一个扼要的说明，并且接受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关于红军作战任务的规定。
这似乎是向前迈了一大步。斯大林在1944年11月6日的讲话中公开把日本和德国一起称为侵略国，这是一个暗示，说明他在对日作战方面新承担起的明确的义务。可是，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俄国人表现出了几乎是同样的拖延和阻碍的态度，就象早些时候他们和迪恩将军打交道时一直表现的那样。派出小队美军到西伯利亚去查勘预定要修建的机场用地，并在其他方面为在俄国土地上建立一支战略轰炸力量进行准备的计划，都遇到了顽固的拖延策略。
最后，迪恩决定整个计划不得不取消。然而，美国参谋长们却不同意，并且指示他坚持下去。这一决定所反映的是一种严格的军事上的估计，因为利用西伯利亚沿海各省的空军基地对日作战是有利的。的确，在雅尔塔会议前后，美国在中国和俄国所推行的远东政策的指导原则几乎完全是军事性的。美国参谋长们认为对日战争在欧洲胜利以后大概要持续十八个月，他们还认为必须在亚洲大陆上找到一支能制服日本部队的强大陆军。既然到1944年底中国人显然还不能承担起这样一个任务，美国军事领袖们便倾向苏联红军，认为他们是最现成的代替者。俄国人在满洲打一仗就会使美国人减少牺牲，并能缩短战争：这就是美国三军参谋长和美国政府所乐于知道的。
1944年9月到1945年2月之间，欧洲的战事对于盟国没有象1944年夏季和初秋那样顺利。在东线，德国人已经能够同时守住布达佩斯和华沙，西线的英美部队发觉德国边境很难越过。补给的困难妨碍了两条战线的进展，而恶劣的气候又使盟国失去了空中的某些有利条件。
1944年12月中旬，德国人在阿登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使艾森豪威尔很感到意外。德国部队突破了前线一段兵力薄弱的地区，把布雷德利的第十二集团军群切成两个不相等的部分。为了应付这种局面，艾森豪威尔于12月19日把德军突破点以北所有部队的指挥权都交给了蒙哥马利，而布雷德利便只负责这个“突出部”的南翼。到1月底，这两位将军已经把德国人赶回到大约是他们原来发动进攻的战线上。当这两位将军的主力在1月16日会师以后，布雷德利将军重新承担起了一个月前移交给蒙哥马利的那部分军队的指挥权。
艾森豪威尔采取的行动是出于便利和普通的识见。但是这些行动却成了英美两国司令官之间、部队之间和新闻记者之间互相对抗的相当不愉快的表现。1945年1月7日，蒙哥马利接见了记者，在接见时似乎暗示：他已经把一种险恶的局面完全控制住并使之转危为安了。美国人对他的话非常不满，吵吵闹闹，他们不喜欢蒙哥马利以恩人自居的那种语调。于是双力互相攻击，你来我住，一连几天报纸上登了不少这种资料，把这件事搞成了一个严重事件。
这件事本身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可是它显示出，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外表面的和谐下面，沙文主义情绪的火山挨得多么近。它为一场老争论提供了新燃料。这个争论是，艾森豪威尔是否应该象他任命空军副司令官及海军副司令官那样也任命一个地面作战部队的副司令官。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照例争辩说，这样一位副司令是需要的，因为艾森豪威尔太忙于政治问题和军政问题，对于战场不能给予充分的、适当的注意。蒙哥马利是这个职位的英国候选人，但是在“突出部”战役使布雷德利和蒙哥马利互相指摘之后，任何这类任命一定会在美国人中产生爆炸性的后果。然而争论暗暗地持续着，一直发展到马耳他会议的时候。英国人的坚持只促使美国人更为顽固。有几个英国记者公开提起了这场关于安排司令官的争论，这也一点没有消除在英美官兵之间已经如此激动的情绪。
法国人又给艾森豪威尔增加了一层困难。艾森豪威尔为了要调他的部队去抗击阿登地区德国人的突出阵地，不得不削弱他的南方战线。他曾经建议在阿尔萨斯后撤，必要时可以把斯特拉斯堡也放弃。法国部队正守着斯特拉斯堡，当戴高乐听到艾森豪威尔的意图时，他感觉这样一撤对法国的士气会有严重影响。1945年1月3日在和艾森豪威尔的一次会晤中，戴高乐威胁说，他将取消艾森豪威尔对斯特拉斯堡法国部队的命令，并且说，如果艾森豪威尔不改变他的计划，他甚至要把法国部队从盟军指挥部撤回。在一次多少是激烈的会晤以后，艾森豪威尔放弃了这一点，改变了他的命令，以便保留斯特拉斯堡。
1月初发生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对艾森豪威尔的恢复进攻的计划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艾森豪威尔想向莱因河全面进军，作为孤立鲁尔区的一次大钳形攻势的序幕。主攻将在鲁尔区以北进行，由蒙哥马利指挥；布雷德利则指挥南部的助攻。然而，英国人认为盟军的兵力不足，要发动这样两个攻势是不能胜任的，他们主张把全力投向鲁尔以北。艾森豪威尔反驳说，交通运输有限，鲁尔区以北至多只能维持三十五个师，而假如两线同时进攻，则至少可以用七十五个师的兵力同时对德国人作战。
在这场争论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盟军是否能够不经过长时间代价很高的战斗就突破齐格非防线。艾森豪威尔的计划要求在到达莱因河中段以前先突破这道防线；英国的计划是绕过这道防线的北端，正象1940年德国人在他们著名的攻击中避开马其诺防线那样。英国人一贯担心这场战斗打不好会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阵地战，他们认为只有在对敌人没有固定防御工事的战线最大量地集中空中力量和装甲部队，才能避免这样的后果。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英国人自然乐于想象蒙哥马利是最终攻入德国的司令官，美国人也同样乐于设想布雷德利率领他们打进希特勒祖国的心脏。在“突出部”战役带来的互相指摘之后，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感到他们两人是公开的对手，每人都急切地想说服艾森豪威尔把给养和部队派给自己，让自己去大举进攻，而让对方饿死算数。于是，职务上的和国家间的意见分歧凑到了一起。这种凑合造成了一次最紧张的争论的局面，这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从未有过的最紧张的争论之一，时间正当雅尔塔会议以前、1945年1月31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马耳他开会的时候。
当这些军事上的分歧正引人注目的时候，政治舞台上的事态也没有使英美的合作更容易些。1944年12月6日，英国部队和希腊游击队在雅典发生了战斗。西方世界的大多数报纸立刻以一种对英国非常不利的观点看待英国的行动。英国同斯大林谈妥的让它在希腊放手干的那笔交易当然是秘密的，但是即使人们知道这件事，公众对英国行动的批评锋芒也不大会和缓一些。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英国人好象正在重操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的那一套故伎：没有充分的理由就对那些曾经英勇地同德国人作战的人使用武力，冒着可能破坏大同盟的稳定的风险，向共产党人进攻，并且危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规划的美好的新世界。英国国内的抗议几乎同美国的一样广泛，但是俄国的报刊却保持审慎的沉默。
同时，一场政治危机在意大利爆发了。1944年11月26日，博诺米政府辞职。第二天，一个新内阁在博诺米的领导下试行组织起来，由卡洛·斯福扎伯爵任外交部长。但是斯福扎是丘吉尔所不欢迎的人。首相认为斯福扎言而无信，没有支持意大利国王，而他在1943年返回意大利之前曾对丘吉尔说过他将这样做。因此，驻罗马的英国代表于11月28日明白表示，英国政府不赞成对斯福扎的任命。在许多人看来象希腊事务一样，这是对另一国内政的不正当的干涉，这种干涉也是对大西洋宪章这类文件的嘲弄。
还有第三个痛处是比利时。1944年11月29日，英国军事当局得到消息，有人筹划在布鲁塞尔举行一次大示威。共产党分子在这次示威的组织者中显得很突出，人们担心它有可能导致一次充分成熟的政府危机。因此，英国军队奉命阻止示威者的集会。他们顺利地阻止住了。这同在希腊一样，君主政体的前途和解除前抵抗组织的武装问题混到了一起。在这下面暗藏着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一场略加伪装的争夺权力的斗争。
这样，在英国以太上皇自居的三个欧洲国家——希腊、意大利、比利时——中，严重的政治危机于1944午11月底和12月初爆发了。在所有三个国家里，英国的行动都仿佛是存心支持君主政体和较为保守的分子，反对共和主义者和激进派。情况当然是这样：要用正常的方法来确定这些国家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是不可能的，但是英国的行动在许多地方可以被解释为，也已经被解释为反对公众自由表达意志，同时又支持不得人心的国王和那些曾经与纳粹勾结过的人。
这样的看法在美国特别容易被人接受。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在第四次总统选举中获胜。改选后的国会明确地转向美国所独具的那种自由主义，在全世界面前，罗斯福就是这种自由主义的象征。但是英国在希腊、意大利和比利时的政策，不大符合罗斯福的原则，美国政府因此采取步骤，公开表示美国与英国的行动无关。12月5日，美国新任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作了下面这项正式声明：
本政府的一贯立场是，意大利政府的组成完全是意大利的事务，除非涉及重要军事人员的任命。本政府并未以任何方式通知意大利政府：美国方面对斯福扎伯爵将会有任何反对意见。鉴于意大利地区目前由盟国联合负责，我们已向英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重申，我们希望意大利人民遵循着民主的方针，在不受外来影响的条件下，解决其政府的问题。这项政策在联合国家各国获得解放的领土上成立政府时，我们将更加明确地予以推行。
在当时情况下，这就是对英国政策的一个没有多加掩饰的攻击。丘吉尔感到大为恼火。他打了个电报给罗斯福，据某权威人士说，那份电报“很可能是他们全部历史性通信中火气发得最激烈的一次”。但是罗斯福拒绝否认国务卿所说的话。这两个领导人之间的情绪变得非常紧张，也许是空前未有的紧张。
在英国国内，人们对于丘吉尔在比利时、意大利和希腊推行的政策是否明智也产生了普遍的怀疑，特别是在工党和自由党人中间。1944年12月7…8日下院对一项谴责动议展开辩论。丘吉尔遭到尖锐的批评。英国在希腊的行动激起了最大的反对，也是辩论中的主题，但是丘吉尔在答辩中把比利时、意大利和希腊的事务都提到了。他答辩说，他远没有象谴责动议所说的那样，“使用英王陛下的部队去解除希腊和欧洲其他地区民主的朋友的武装”，英国政府是真正地在试图保卫民主，防止建立左翼极权主义的统治。他宣称，在欧洲所有被解放了的国家中，应该用投票，不是用子弹，来决定未来政府的形式。
丘吉尔既不认错也不退缩。他否认英国政府在表示对斯福扎不信任这个问题上曾做过任何不适当的事。这是对斯退丁纽斯12月5日的声明的直接反驳。他把英国在希腊和比利时的行动说成是企图制止武装的共产党方面计划好了的政变，并且否认有任何意图强迫任何国家接受大多数人民所不愿意接受的任何特殊形式的政府。
在丘吉尔的发言中，部分地流露出了他对美国人态度的恼火心情。他直接向美国公众呼吁，要他们把比利时和希腊所发生的事件看作一种警告，并用下面这段话发泄了一点他的愤怒：
可怜的老英格兰啊！……我们不得不承担起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重担，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还要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嘲笑、批评和反对，但是至少我们还知道我们是在往哪里去，知道路途的终点，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这些国家一定要从德国的武装力量下解放出来，并能在正常平静的条件下举行自由的普选来决定他们国家的政府——法西斯政权除外——无论它是左翼政府还是右翼政府。
丘吉尔使这次投票成为对他是否信任的一次表决，结果他以二百八十一票对三十二票获得了支持。可是，这是一次虚假的胜利。在工党的一百七十二名议员中，只有二十三人投票拥护政府，二十四人投票反对，其余的人不是弃权就是故意缺席。甚至在丘吉尔自己的党内，虽然没有人投反对票，可是也不是全部保守党议员都投票赞成他。这次投票表示出，英国舆论多么深远地受到事态趋向的干扰。联合政府从1940年成立起来后始终没有面临过这样的危机，但是当战争继续着的时候，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政治人物都不想危及丘吉尔的领导地位。尽管如此，他的某种精神上的威信已经受到破坏：丘吉尔至少在希腊问题上，不能盼望得到举国一致的支持。
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危机并没有持续很久。1944年12月10日，博诺米组成了新内阁，把斯福扎排除在外。但是新内阁的确包括有共产党人。同样地在比利时，11月28日的示威被驱散后，事情便安定下来，不再干扰大国之间的关系了。但是在希腊，事情的发展却完全不同。全国人民解放军证明比任何人所预料的还要坚强、还有力量，英国人发觉必须从意大利调去增援部队才能把游击队从雅典赶走。
因为雅典的战斗一天天拖延下去，丘吉尔开始感到应该极力促成某种政治解决，结束战斗，拔掉扎进他身上的这根刺。1944年圣诞节，他和艾登乘飞机到了雅典，召集希腊的政治领袖，包括共产党人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其他代表开了个会。希腊人没有能达成一项结束战斗的协议，但是他们的确同意任命大主教扎马斯基诺斯为摄政。这有助于消除对英国的指控，说英国人企图用武力使国王乔治复辟。几天以后，帕潘德里欧辞去了首相的职位，老共和党人尼古拉斯·普拉斯蒂拉斯将军接替了他。为了投合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共和党和自由党分子的心意，普拉斯蒂拉斯是个非常合适的人物。与此同时，全国人民解放军在雅典所采取的恐怖主义措施受到了公众普遍的反对，这也促使他们的势力受到损害。但是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从意大利调来增援的英国武装力量。在丘吉尔试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宣告失败后，一场全面的进攻立刻开始，结果游击队起义者失败了。他们被迫放弃了雅典。1945年1月14日，多少是根据英国人的条件，双方通过谈判实现了停火。接下去在希腊人中的进一步磋商于2月12日导致了明确的和平。根据这项和平协定，全国人民解放军同意解散并交出武器，以换取特赦的保证。
希腊、意大利和比利时的这些事件使英美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但是从现有的证据看来，斯大林对英国的行动却很宽容。他大概认为这些国家是划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也许还欢迎英国在希腊的行动所开创的干涉的先例，因为他预料在罗马尼亚和波兰这样的国家里他自己的部队可能也需要进行干涉。的确，希腊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行为只能被解释为反映了莫斯科的指示，要他们同英国人在希腊和意大利扶植的政府进行合作。斯大林按照自己的方式，正在设法履行1944年10月他和丘吉尔达成的协议。
丘吉尔也在竭力使那项协议生效。他对波兰人施加了可以施加的全部压力，要他们和斯大林妥协。除私下进行说服以外，他还发表了公开声明。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向议会作报告时（1944年10月27日），他宣称：
我希望米科拉伊奇克先生不久将回到莫斯科去。如果不能作出很好的安排，使他能在波兰土地上组成一个波兰政府——一个有关各大国一致承认的政府，那将使所有波兰的诚挚的朋友大失所望。……
在当前这些危急的日子里，如果把时间浪费在犹豫不决，或旷日持久的谈判上，那将是万分遗憾的事情。
但是继之而来的正是犹豫不决和旷日持久的谈判。米科拉伊奇克发觉他政府中所有波兰各党的代表，除了他自己党的代表外，都是坚决反对接受寇松线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决定向罗斯福发出呼吁，希望得到他有力的干预，但是那时候罗斯福正忙于最后阶段的竞选运动。他觉得他不能为了出面支持寇松线而冒失掉美籍波兰人选票的危险，他也不愿公开反对寇松线而得罪斯大林。因此，直到选举获胜以后，米科拉伊奇克的呼吁才得到答复，而甚至到了那时候总统的答复还是闪烁其词的。他一边说美国政府“毫无疑义地支持一个强大、自由和独立的波兰国家”，一边又宣称如果波兰政府、俄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能够为波兰商定一个互相满意的疆界，“本政府不会表示反对”。美国驻俄国的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从华盛顿去莫斯科的途中，亲自把这封信交给了米科拉伊奇克。当他递交这封信时，他根据罗斯福的授权，提议由他出面为波兰人和俄国人进行调停，努力设法使俄国人把利沃夫让给波兰。但是波兰人感到厌恶，他们拒绝了他的建议，理由是：如果他们把这件事交给哈里曼去办，那就等于默默地放弃了他们对东部几省的主权要求。
同时，在伦敦的波兰人中，内部摩擦已到了十分尖锐的阶段。米科拉伊奇克显然愿意在领土问题上妥协，这使他在大多数流亡的同僚中变得很孤立，因此1944年11月24日，他决定辞职了。托马什·阿尔齐谢夫斯基继他成为流亡政府的总理，以米科拉伊奇克为首的农民党没有参加新政府。
1944年12月15日，丘吉尔在下院的发言中，公开表示了他对这种事态发展的反应。对于伦敦的波兰人没有接受寇松线，他毫不隐讳地表示失望。他说，波兰新政府已经组成，“它的形式在某些方面我的确不能赞同”，他把米科拉伊奇克描写为“唯一能在最近的将来照亮波兰的明灯”。美国的反应仍然是犹豫不决。12月18日，斯退丁纽斯发表了一项声明，实际上只是重复了一个月之前罗斯福给米科拉伊奇克的那封信。
自从1944年9月以后，红军在波兰一直没有动静，但是斯大林正计划于1月初在前线的这个地区恢复进攻。虽然米科拉伊奇克10月间在莫斯科时似乎愿意去说服他的同僚接受寇松线，但是他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斯大林决定从此不再考虑伦敦的波兰人。12月31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声明自己是波兰临时政府。1945年1月5日，苏联政府承认了它，并且立刻任命了大使。美国政府也作出了反应，它在1945年1月1日宣称，他们建议继续承认在伦敦的波兰政府，英国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步骤。
在波兰玩弄的这些花招，是1945年1月13日俄国发动新攻势的序曲。红军进兵迅速，到1月17日，已把德国人从华沙赶走。几天之内，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便迁移到了古老的波兰首都，并且已在红军的后方承担起管理波兰领土的任务了。同时，在伦敦的波兰人向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提出抗议，但是没有受到十分同情的理睬。英美两国政府没有一个愿意承认共产党统治的波兰临时政府，可是也很难设想出安排一种令人满意的折衷办法。象许多其他事情一样，这个问题也暂时搁置起来，留待三大国的领袖在雅尔塔去解决。
在莫斯科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之间的那几个月里，南斯拉夫的事务悬而未决地拖延着。铁托和舒巴希奇尽管在夏季签订了协定，仍然觉得彼此很难妥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一半对一半的协议也依旧可望而不可及。当时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君主政体的前途。1944年11月1日，舒巴希奇和铁托商定，在公民投票决定南斯拉夫人民是否要国王彼得回来以前，应该先组成一个三人的摄政团。但是国王最初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他却要舒巴希奇在1945年1月22日辞职。于是英国政府对年轻的国王施加了压力，劝他改变主张，到1月底他作出让步，同意关于摄政团的建议。可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当舒巴希奇提出担任摄政的三人名单时，铁托觉得其中两人都是不能接受的。当雅尔塔会议开幕时，事情就这样僵持着。
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领土问题，影响到南斯拉夫和盟国的关系。1944年9月，铁托公开声明，他打算把的里雅斯特并入南斯拉夫，后来他又宣布了对奥地利的卡林西亚省的主权要求。就在这几个月里，铁托同保加利亚人就马其顿问题进行了复杂而暧昧的谈判。我们有理由相信，铁托当时很想组织一个包括南部所有斯拉夫民族的联邦，把保加利亚人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门的内哥罗人和马其顿人联合成为一个联邦国家。在这方面，俄国人的政策极为重要，因为铁托和保加利亚政府内占统治地位的派别都是共产党人。因此一般说来，他们对斯大林的指示至少是听从的。巴尔干联邦老早就是共产国际针对东南欧的纲领的一部分，不过斯大林本人到底是否欢迎这样一个主意，让一个即使是共产党领导的大的南部斯拉夫国家出现，这恐怕是很值得怀疑的。总而言之，尽管铁托和季米特洛夫（不过他们对建议中的联邦国家应该采取什么形式意见不一）两人十分热心，什么事也没有干出来。
在法国，戴高乐作为临时政府的首脑常常对英美两国政府的行动感到气愤。他特别气愤的是，法国政府连续不断地被排除在盟国核心的协商之外。当他没有被邀请去参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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