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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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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拨出一些来支援“霸王”计划。要是他们肯这样做，那么拟议中的各项对德作战就有足够的登陆艇可供使用了。丘吉尔声明，他赞同在法国南部的登陆，并拟于最近在罗马附近的意大利海岸发动一次两栖攻击，以便把战线推进到亚平宁山区。斯大林显然不肯表态，只是重申对俄国人来说，“霸王”计划是头等重要的事，同时还逼着丘吉尔告诉他“霸王”计划的进攻开始日将在何时。
这点丘吉尔可办不到，因为他已与罗斯福商定，决定在1944年5月间确定进攻开始日的消息应由总统透露。就在丘吉尔与斯大林私下谈话结束后不久，罗斯福在午饭时透露了这一消息。斯大林这下满足了，并保证俄国方面将准备一次大规模攻势，以配合“霸王”计划。不过他又提出由谁指挥这次进攻的老问题，罗斯福搪塞了过去，说他得再过几天才能作出决定。尽管罗斯福进行规避，尽管这种规避意味着斯大林的三项要求中还有一项未予满足，11月30日早上作出的决定显然成了德黑兰会议的转折点。斯大林的最迫切的要求得到了保证，而在最初两天中一直颇为紧张、颇使人提心吊胆的会议气氛，一下子变得融洽起来。在最后几次会议上开始洋溢着一种轻松自如的同志关系，甚至有一种欢乐的气氛。当前的军事问题既经解决，三巨头便可以不拘形式地谈谈政治问题和其他问题了。按当时的气氛看，似乎他们之间不会再出现什么重大的分歧了。就这样，在11月30日午宴的后半段时间，罗斯福、丘吉尔同斯大林讨论了俄国对不冻港的需要——西至波罗的诲，南面穿过土耳其海峡，东至太平洋。也许出乎斯大林的意料，对于俄国在这几个方向的野心，不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除了赞成，什么也没有表示，但是不作明确的保证。下午举行了一次简短的全体会议，批准上午作出的战略决策。晚上轮到丘吉尔举行宴会，这天又正好是他六十九岁生日，席间热情洋溢，频频举杯相互祝酒。当晚，最引人注意的是斯大林说的那句话，他说倘使没有美国的生产，俄国就会战败。前几天那种紧张关系似乎已经烟消云散。斯大林不再那么拘谨，行为举止象个好朋友和好伙伴，这使罗斯福大为满意。看来，到最后总算万事大吉了。军事协议和个人友谊同时建立。俄国人终于被拉入了这个家庭圈子。毫无疑问，丘吉尔不象别人那样觉得诸事顺遂，但他败而不馁，还有一点可聊以自慰，那就是土耳其人的意见尚有待听取，这样，他也便起劲地和大家一起狂欢了。
第二天，12月1日，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离开德黑兰赴开罗，三巨头则多呆了一天。还有些政治问题要解决，或至少有待讨论；丘吉尔没有绝望，还想设法要别人同意他的计划，在土耳其对德宣战的同时进攻罗得岛。
12月1日午餐时，三国政府首脑同外长们和霍普金斯一道议事。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使土耳其参战？罗斯福和斯大林两人都小心翼翼，生怕把自己拖进一些与“霸王”计划相抵触的义务中去。当丘吉尔提到可能把登陆艇从太平洋调来补足“霸王”计划所需数量的缺额时，罗斯福立即断然否决。总统也不同意为了突击罗得岛而修改关于缅甸的两栖攻击计划。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当丘吉尔、罗斯福两人从德黑兰归国途中在开罗停留时，应再次设法去说服土耳其人，尽管无法对罗得岛进行两栖作战，他们仍应宣战。丘吉尔被授权向土耳其人提供的唯一支持是二十个中队的战斗机，也许还可补上一些美国的轰炸机。但是丘吉尔希望，就这点东西也足以把土耳其人拉过来了，特别是因为他还计划对土耳其人进行威胁，要断绝全部物资供应，并在将来俄国人对海峡地区的特权提出要求时拒绝给土耳其以任何支持。
然后，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俄国人应在何时并以何种方式从意大利军舰和商船队中取得他们的那一份？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人已在原则上同意，俄国应分享战利品，但是他们要求给些时间，以便同意大利人作出安排，并提出在一、两个月之后才有可能把一些意大利船只移交给俄国人。
午餐后，斯大林第三次私下来访罗斯福。总统利用这个机会设法让斯大林了解美国政治中的某些复杂情况。他特别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波兰和立陶宛后裔的美国公民构成了一个重要的选民集团，因而在决定美国对外政策时，这些人的意见必须认真考虑。斯大林回答说，他建议做些宣传工作，来改变这些人的思想使之符合国家的政策。斯大林也许没有认真对待罗斯福这番话。很可能他认为总统把波兰裔美国人的意见抬出来，只是一种荒谬的手段，为的是替反苏政策辩护。可以肯定地说，这位苏联独裁者在决定他自己的东欧政策时丝毫无意尊重波兰裔美国人或其他类似集团的感情。
下午较晚的时候举行了德黑兰会议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除三国政府首脑外，外长们和霍普金斯也都出席。罗斯福一上来就说，他希望俄国人将会恢复同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但斯大林不愿作出这样的允诺。他声称，波兰流亡政府曾同希特勒一起进行反苏的诬蔑性宣传，而他只准备同一个把对德作战放在首位的波兰政府恢复关系。这个棘手问题很快地被抛在一边，会议转而考虑波兰的疆界问题。丘吉尔和斯大林同意，波兰应取得直到奥得河的德国领土，并就寇松线的确切走向交换意见后，一致同意把此线作为波兰的东部疆界。罗斯福没有参加这些讨论，但对拟议中的安排并无任何反对意见。斯大林说他无意兼并波兰人占压倒多数的任何地区，并同意这样的建议：在杂居地区进行人口交换迁移，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解决办法。在会议行将结束时，丘吉尔又一次提出战后波兰的疆界问题，并试图使达成的协议变成书面的形式。斯大林乘着这个机会提出把哥尼斯堡划归俄国，以便在波罗的海获得一个不冻港。不论是丘吉尔还是罗斯福都未对此表示异议，可是丘吉尔仍未能弄到他力求得到的一纸正式声明，载明盟国在波兰疆界问题上的意图。
就这样，波兰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当会议转而讨论说服芬兰与俄国媾和的可能性时，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斯大林明白表示，他不认为芬兰人已准备媾和。他概括地列举了他的条件：恢复1940年时的边界；在汉科或佩特萨莫建立苏联诲军基地；付出总数相当于芬兰人给俄国造成的损失一半的赔款；公开与德国决裂；把所有德国人驱逐出芬兰；最后还得要芬兰军队复员。与此同时，斯大林否认他有任何把芬兰变成俄国一个省的意图。
最后讨论的问题是德国的未来。罗斯福简略地谈了一项把德国分割为五个独立邦的计划。丘吉尔提出反建议，建议德国南方诸邦，或者至少其中的几个，应并入一个多瑙河联邦。但是，斯大林是反对搞联邦的，并且这样说了；另一方面，他也不认为罗斯福的主意是合适的，因此就决定把这件事全部交给一个月前由各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期间设立的欧洲咨询委员会去研究。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内，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三人同波斯首相签署了一个关于波斯的宣言。这个宣言是由罗斯福推动促成的。宣言中答应在战时和战后向波斯提供经济援助，并宣告有关各方一致希望“按照四国政府一贯赞成的大西洋宪章各原则……维护伊朗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宣言首先是为了再一次向波斯人和全世界保证，无视波斯政府的意志对该国实行的军事占领在战后将不会继续下去。
最后一次晚餐由斯大林作东道主，这一回远不及会议期间前几次宴会那么讲究，时间也短得很，这是因为罗斯福急着要在当晚动身。宴会中没有发生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就这样，1943年12月1日晚上10时左右，三巨头在互道再见后分手了。
长期以来人们期望中的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的会晤就这样载入了史册。会议最令人注目的事情是俄、美双方的军事观点明显的一致，而英国相应地孤立。丘吉尔发现自己出乎意料地处在一个十分困窘的境地，他要求扩大地中海战役的论点全部基于军事理由；而如果说他个人关于下一步该做什么的想法不是首先取决于纯军事的考虑，这也是轻率的，或许是错误的。但是美国人怀疑丘吉尔首先考虑的是战后政治力量的平衡，如何去阻止俄国人控制巴尔干诸国。由于有这一点怀疑，丘吉尔的军事意见大多被看作是意在用漂亮的言词掩盖真实动机的高谈阔论而被一笑置之。
与此同时，罗斯福无疑对首相寄予一定程度的同情，因此，当会谈在开罗继续进行，最后决定应在缅甸采取什么行动时，罗斯福颇有意听从丘吉尔的见解，即使这意味着要让蒋介石失望也在所不惜。毕竟不能在把俄国和中国拉过来的同时搞得同英国人离心离德。要是真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意味着罗斯福未能完成他给自己规定的一项伟大任务，即为大战以及为战后和平而巩固大联盟。
罗斯福认为自己今后将充当仲裁人、和事佬和导师的角色。他要成为这样一个人：要使英国人和俄国人摆脱那种只关心本民族利益的守旧态度，并说服他们按照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家宣言所宣布的道义原则来指导各自的国际活动。罗斯福确信只有以这些原则为基础才能建立持久和平。总统并不认为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轻松的，可是他相信是可能办得到的。也许非在原则和守旧的思想习性（即强权政治）之间进行调和不可，罗斯福却并不过分觉得为难。毕竟，他本人在美国的全部政治生涯就是以这种调和的理想主义为基础的。他的伟大希望是建立一个新的神圣同盟，以捍卫并实行民主政治的而不是君主政治的理想。要做到这一点，一大先决条件是要使最强大的盟国政府领导人改而采取他的思想方法，而罗斯福感到德黑兰会议上在这方面已有了激动人心的进展，他为此而自己感到庆幸。他相信，他与丘吉尔、斯大林刚刚签过字的宣言的最后一段文字原原本本地说明了真相：“我们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我们作为事实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在这里分手。”
的确，1943年12月6日向全世界发表的宣言全文，字里行间都洋溢着罗斯福所感受到的乐观主义。宣言宣称：
我们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国家在战争方面，以及在随后的和平方面，都将共同工作。
关于战争方面——我们的军事参谋们曾参加我们的圆桌讨论，我们已经议定了关于将德军消灭的计划。……
关于和平方面——我们确信：我们的协力同心将导致一种永久的和平。我们完全承认我们以及所有联合国家负有至上的责任，要创造一种和平，这种和平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而在今后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灾难和恐怖。
我们同我们的外交顾问们在一起，曾经通盘考虑过将来的一些问题。我们将力求所有大小国家的合作和积极参加，那些国家的人民，就同我们本国的人民一样，都是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压制。我们将欢迎他们，听他们抉择，到一个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里来。
斯大林的看法只能加以推测。对于已作出的战略决策，他自然是满意的，英、美观点上出现的明显分歧也许更使他高兴。看来，在战后最近几年里，反苏的资本主义联合阵线不成其为严重的威胁了。很可能，他把罗斯福大谈对附属国人民实行托管看作是一种聪明办法，旨在瓦解法英帝国，为美国贸易打开殖民地世界的市场。但是从罗斯福的态度中，他肯定也发现了许多极为费解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合乎斯大林所熟悉的任何型式。斯大林对他人的信任都有十分严格的限度，因而他不大可能认为罗斯福是心口完全一致的。
斯大林从自己的观点来看问题，他成功地回避了就苏联战后政策承担任何义务。东欧和中欧的领土问题及其他问题都还悬而未决。虽然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他的企图同罗斯福的期望以及丘吉尔的意愿相差得很远，可他还能为这么个想法而自己庆幸，就是说那项战略既经获得了一致同意，结果就会给红军以放手行动的权力，在诸如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里，或者甚至在更往西的地方，建立任何种类合乎他心意的政权。总之，这次交锋，尽管有时令人费解，甚至使人担心，仍然是完全成功的。
德黑兰会议的结果不可能使丘吉尔感到高兴，但他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结了怨不会老是耿耿于怀。他发现在他的地中海计划中至少有一部分内容还有机会可以挽救，而如果做到这一点，全部事情可能还有转机，同时也能为1944年“霸王”计划的成功真正地并且严格地准备好条件。事情的转机在于：（1）想办法说服土耳其人参战，至少说服他们允许英国使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以建立爱琴海上的空中优势；（2）想办法说服美国人取消罗斯福已答应蒋介石的安达曼群岛两栖作战。只有这样，地中海方面才得以保留足够数量的登陆艇去实行他对意大利实施两栖攻击以占领罗马的计划，而要是这一着成功了，在法国南部登陆时机成熟前就可能出现骚扰德国人的其他机会，如进攻罗得岛，也许还可沿南斯拉夫的亚得里亚海海岸进行滋扰。因此，丘吉尔在去开罗同土耳其人和美国人举行进一步的会谈时，心情极好。
12月2日夜，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一到开罗，就在一起进餐，并交换对斯大林的印象。丘吉尔特别用心地抛却以往的分歧。席间，气氛是轻松的，完全象是在德黑兰紧张工作以后休息一下的样子。第二天，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恢复开会。议题是缅甸。讨论进行了很久，争论十分激烈。英国人不改初衷，仍要求取消计划中的对安达曼群岛的两栖突击，把登陆艇用来进攻罗得岛。美国方面坚持说，已经答应了蒋介石，如果不兑现，中国就可能垮台或议和，这样就会延长对日战争，并使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双方意见针锋相对，各不相让。英国人觉得自己已经作了很大的让步，现在该轮到美国方面稍作退让了；而美国人则认为中国存亡攸关，而且如果自己不坚持的话，英国人事实上就会把对日作战的全副重担压在美国肩上。
12月3日晚，罗斯福和丘吉尔再一次共进晚餐，把当天早些时候两人各自的军事顾问们的争论重演了一遍。丘吉尔把所有的论据都用上了，他最有力的一点是：斯大林答应一等到德国战败立即参加对日作战，这就大大改变了战略形势。中国将不再是不可缺少的了，轰炸日本的空军基地可以设在西伯利亚东部诸省，比设在中国更为方便，而且，届时红军可以就近对付亚洲大陆上的日军。另一个有利于英国人的重要考虑是船只缺乏仍带来很大困难。船只是有的，但只够“霸王”战役、地中海和太平洋之用。要从印度发起一个大规模的计划，除了目前能找到的之外，还要更多的船只，而由于航程漫长，单艘船只的价值也大为降低。到孟加拉湾跑一趟来回所需的时间等于在北大西洋上轻易地作三次横渡所花的时间。此外，现在已经提到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攻击安达曼群岛的详细计划，要求一支意想不到的庞大的兵力，要筹集这样一支兵力怎么说也是困难的。丘吉尔大大利用下述论点，即必须使一切事务，甚至对日战争，都从属于“霸王”计划。他是以美国人自己的论点来对付美国人。不难想象，丘吉尔在这样做的时候感到多么痛快。
起初，罗斯福看来同他的参谋长们一样固执，决定就作不出来。话题接着转入德国的占领区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又引起了冲突。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想占领德国的西北部，而把西南部留给对方。对此，又没作出决定。
第二天，12月4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内继续争论不休，毫无达成协议的迹象。那天晚上，土耳其总统伊诺努抵达开罗，罗斯福设宴招待他。宴会后丘吉尔来了，开始劝说伊诺努对德宣战。罗斯福表示支持，可是大部分话都让丘吉尔去讲。伊诺努只是听着，没有表态。
12月5日，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经过又一天毫无结果的辩论之后，终于出现了突破僵局的第一个迹象。罗斯福不顾马歇尔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的顽固态度，决定非对英国方面的观点作出一个让步不可。他起草了一份致蒋介石的电报，电文说：
同斯大林的会晤使我们介入了暮春时将在欧洲大陆上进行的大规模联合作战，这样就极有可能在1944年夏季以前结束对德战争。这一战役要求大量的重型登陆艇，以致要把足够数量的重型登陆艇用来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作战已不可能实行。……
电报接着问蒋介石，他是准备不管怎么样仍然着手发动对缅甸北部的进攻呢，还是宁愿等到1944年11月，那时可以再答应他进行计划中的两栖作战。丘吉尔同意了这份电报。于是，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12月5日黄昏向总统汇报时，罗斯福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们。参谋长们听了大为不满，愤愤然认为总统对蒋介石背信，这样就会招致不必要地延长对日战争的风险。
由于罗斯福采取了这个行动，第二天上午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再次开会时达成协议就比较容易了。会议决定取消进攻安达曼群岛的计划，指令蒙巴顿制订一个规模较小的作战计划作为代替。蒙巴顿遵照指令提议在日本防线后方的缅甸本土海岸登陆，但是蒋介石拒绝这个提议，认为这样不够，他声称，他不会从云南派出他的部队来参加这次总攻。鉴于蒋介石的不合作态度和丘吉尔要求在意大利采取行动的压力，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1月7日，即开罗会议闭幕后的一个月，才最后决定取消在东南亚的一切两栖作战。他们命令已在孟加拉湾集结的登陆艇返回地中海和英国，并指令蒙巴顿凭着留给他指挥的地面部队和空军尽力而为。
在缅甸问题上达成协议后，就只剩下一个项目有待决定了。罗斯福在丘吉尔的压力下一让再让，到了12月5日竟指令他的参谋长们要想尽办法弄到十八到二十艘登陆艇，用来进攻罗得岛，不过这个作战行动还得看土耳其是否参战而定。因此，12月5日夜，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人又一次设法说服土耳其人，要他们相信在1944年2月15日前参加盟国一方才是他们的真正的利益所在。象上一次一样，大部分谈话是由丘吉尔进行的。伊诺努的回答比前一天晚上明确，他要求供给他物资，还要求时间来对土耳其军从进行使用现代化武器的训练。可是罗斯福不同意把大批物资转拨给土耳其，在丘吉尔这方面，又没有多少时间可给土耳其人。对丘吉尔的爱琴海计划说来，现在是唯一的时机，否则只好永远放弃。单用言词无法迫使土耳其人参战，他们不愿冒打仗的风险。第二天，丘吉尔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可是又没成功。美国人与其说是失望，倒不如说因此松了一口气，马歇尔和美国参谋长们生怕如果土耳其人参战，那就不得不大规模地向他们提供物资，因而也就很可能干扰“霸王”计划。
在辩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罗斯福思想上在反复考虑另一个重要的决定，现在是决定由谁来指挥“霸王”计划的时候了。8月，在魁北克曾取得一致意见，由一名美国人来担任统帅，而可供考虑的人选只有两名：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总统试图让马歇尔将军说说他本人觉得怎么办最好；马歇尔私下希望担任战地指挥官，而不是呆在五角大楼的会议室里，可是他不愿表示他的偏爱或判断。罗斯福作出最后决定是在12月5日那天：马歇尔仍留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则以盟国远征军统帅的身分派往伦敦。丘吉尔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是在12月6日。艾森豪威尔将军从罗斯福本人口中得知这项新的任命是在1943年12月7日，那天是珍珠港事件的两周年纪念日，当时总统正在回华盛顿途中的突尼斯逗留。这一任命一直延到总统回到美国以后才公开宣布，那是在圣诞节前夜，罗斯福在电台作广播演讲中报告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情况时说了这件事。
1943年8月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之后，美、英报纸上充满三巨头即将举行会晤的谣传。不少记者更是任意猜测这样一次会晤可能作出哪些决定。有一个大家爱听的想法，正好反映了罗斯福曾提过的一项建议，就是让俄国人参加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和其他联合机构，从而同英、美盟国联系在一起。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实际举行的那几周里，通过各种各样的中立国的渠道，一心探听消息的报纸编辑们风闻了一些毫无根据的关于会议情况的报道；同样，德国广播电台也宣布说三巨头正在开会。
结果，当正式公报发表时，这些消息也就不值一顾了。公报内提到的各项协议大大不如报界的期望，而由于德黑兰会议不许有记者在场，报道中缺乏地方色彩。尽管这样，三个盟国的报纸对公报几乎是众口交赞。俄国报刊对德黑兰会议作了异乎寻常的突出报道，在公报最初发表以后的好几天里，《真理报》和《消息报》连篇累牍地登载着关于德黑兰会议各项决议所作的评论和解析。斯大林的威信全部给用上了。《真理报》评论说：
盟国三强外长的莫斯科会议距今还不远，那次会上所作的决议不仅显示出大不列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三国战时友好合作关系的加强，而且也为战后有效的共同事业奠定了基础。而现在又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迈出了多么惊人的一步啊！
《消息报》写道：“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们举行了圆桌会议，并就战争如何进行以及战后的那些重大问题取得了最充分的谅解。……任何细读宣言的人都会懂得，战争的结局已一劳永逸地决定了。”
在美国，有几个总是反对罗斯福的参议员指出，在俄国对于波兰及其他苏联邻国的企图方面，公报一字未提。但是，总的反应是强调胜利在望，以及永久和平的希望。《芝加哥每日新闻》（1943年12月7日）说：“依我们看，德黑兰会议的真正意义在于俄国表示，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公众的幸福，愿意当一个真正的伙伴，不仅在履行一项共同的战争策略方面是这样，而在从事一项共同的和平策略方面，也是这样。在战时联合，在和平时期联合，这就是联合国家！”
英国报纸的调子差不多同样热烈，尽管有几家报纸，如《曼彻斯特卫报》（1943年12月10日），曾指出战时的同盟到头来破裂的事情在过去见得多了，但是可以告慰的是现在反映出来的前景比1918年好多了。至于使丘吉尔屡屡失望的情况，英国报纸并无暗示。当时支配着英国方面评论的是一种新的信念：战争的结束终于清楚地在望了。
1943年12月17日，罗斯福回到美国。圣诞前夜，他向全世界发表广播演讲，他说：
我们＇即丘吉尔、斯大林和他本人＇从大处，从广阔的目标着眼，而不是枝枝节节地，讨论了国际关系。但是就从我们实际讨论的内容来看，即使在今天我也能这样说，我不认为在俄国、英国和美国之间会出现什么无法解决的分歧。……
用一句美国口语中不太符合语法规则的话，我可以说我同斯大林元帅“相处极好”，他为人既有惊人的、不留情面的决断力，又有坚定的好脾气。我相信他真正代表俄罗斯的良心和灵魂；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同他以及俄国人民相处得非常好——真的非常之好。
总统接着强调不得已时用武力来维持和平的必要性，并嘲笑了那些“乐天派的傻瓜”，这些人以为对美国说来孤立主义是一项现实可行的政策。
在会后回国途中，丘吉尔在北非病倒了，安东尼·艾登代表他向下院作了报告。对于未来和平问题，艾登说：
只有当一种国际秩序在力量和团结方面都比企图向这种秩序挑战的敌人来得坚固强大时，反复出现的战争威胁才可对付。有没有可能建立这样一种秩序呢？这种秩序的基础存在不存在呢？
六个月以前，我还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回答，事情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但是今天我可以回答了。我的回答是一个强有力的“是”字。是的，基础是存在的。我真正地确信，三大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可能性，不，还不止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愿望，不仅要在战时继续合作，不仅要在停战后重组欧洲时继续合作，而且此后也要在世界上维护一种有秩序的发展以及持久和平方面继续合作。”
现在回过头去看，很清楚，希望三大盟国之间长久地保持和谐局面无异于水中捞月。事实上，德黑兰会议的真正意义是：盟国只能够在军事战略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事实也是如此。在战后问题上并没有达到真正的一致。在对涉及的问题只是模模糊糊地探索了一下以后，所有重要的决定都留待未来。德黑兰会议的伟大成就在于决定了对德的最后战略。先前，英、美的一些会议也是这样，围绕着军事问题这个中心；在这以后的会议就以和平问题为中心了。而在这些问题上就远远没有那么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见。在这个意义上，德黑兰会议在盟国关系的性质上确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德黑兰会议后，和平问题赫然耸立在人们眼前，随之，盟国各国互相歧异的民族利益所造成的困难就突出了。与此成比例的是，合作越来越困难，冲突越来越明显，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能够调解得了。
两次开罗会议的意义完全不同。关于远东战局的决议是在1944年年初几个月里在对日基本战略作大修改的过程中产生的。中国不再是个牵动全局的因素，蒋介石原想在战争结束时能够拥有一支足以使他的政府具有不能轻视的力量的军队，而情况这样一变，他的机会也就落了空。
总的说来，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比之整个大战期间的任何国际性会议，对于世界的未来是最重要的了。从军事观点看，这两次会议是真正的转折点；从政治观点看，今后的难题并没有清楚地显露，因此尽可以根据军事协议大大乐观一番，更何况俄国同西方的良好感情又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顶峰。但是，在英、美之间出现了裂缝，到了1944年这些裂缝就更明显了。英国参谋长们在地中海问题上的意见受到压制，而美国参谋长们在缅甸问题上的计划遭到否决，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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