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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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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分尬被岬幕疃�1939年8月的锡纳亚会议上达到了目的，那时欧洲委员会放弃了与罗马尼亚主权不相容的一切权力。1939年3月1日，德国终于被接纳参加欧洲委员会。但是1856年的体制现在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罗马尼亚一向致力于摧毁对它本身独立的欧洲保证，现在为德国和俄国之间进行控制多瑙河口的斗争已经铺平了道路。
希特勒后来说过：“对我说来，从一开头就很清楚，我不能满足于得到苏台德…德意志人领土。”慕尼黑会议划定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边界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是无法维持生存的，对德国来说，也不会是一直可以接受的。一个捷克的突出部仍在破坏它的东部边界线，在战略上还需要拉直从西里西亚的南端到厄斯特马克的东北端之间的那一条线。1939年1月16日，希特勒告诉恰基说，从10月到3月之间在欧洲不可能采取军事行动。这是指明德国准备最后征服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个月，前几年德国就在那个月重新实行征兵制，重新武装莱茵兰，又征服了奥地利。1938…1939年的冬天，德国一直在准备完成它在慕尼黑只实现了一半的目标。军事和经济计划均已完备，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的德国第五纵队已高度组织起来，在外交上对布拉格政府又不断施加压力。
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毁灭是计划通过国家的瓦解来实现的。到1939年初，这个国家的三个组成部分已经不再在一个共同的结构内活动，而是各自在国际上存在。卢西尼亚作为纳粹乌克兰的宣传鼓动基地，正在恶化布拉格同波兰和匈牙利的关系。纳粹对斯洛伐克分离主义的利用正为德国进行干涉准备机会，斯洛伐克的极端分子即将在第二幕中扮演的角色正是亨莱因的党在第一幕中所扮演的角色。1939年2月，他们为斯洛伐克独立而进行的鼓动达到了最高潮。布拉格政府必须作出决定，究竟是默认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瓦解，还是采取可能突然引起危机的行动。3月6日，布拉格政府对卢西尼亚进行干预，3月9日对斯洛伐克进行干预，将最积极从事分离主义活动的部长解职。这些行动是布拉格的政府想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全境内确立其权威的最后尝试。
现在德国进行干涉的条件已经具备。在纳粹强大的压力下，在他们的国家可能被移交给匈牙利的威胁下，斯洛伐克的议会在3月14日投票决定斯洛伐克独立。布拉迪斯拉发的人民以冷漠和悲观的态度接受了独立宣告。斯洛伐克人同捷克人的分离就这样凭德国的暴力来贯彻，丝毫不能使他们表示自发的行为，这是他们对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的共和国的最后敬意。同一天晚上，胡斯特的政府也采取同样行动，宣布喀尔巴阡…乌克兰独立。头一天午夜，卢西尼亚人给希特勒发了一个电报，要求他接受喀尔巴阡…乌克兰为德国的保护国，可是并未得到回电。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卢西尼亚省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即喀尔巴阡…乌克兰共和国。它摆脱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束缚，但尚未被匈牙利再吸收，然而它作为所希望的一个自由乌克兰民族的最后残余的化身，似乎也只是象远在喀尔巴阡山另一边的卢西尼亚人的加利西亚公国的依稀重现，那个公国在十三世纪下半叶的蒙古人入侵浪潮中，曾作为古老的基辅俄罗斯世界的最后代表。
3月14日晚上，希特勒把哈恰召到柏林并在次日清晨举行会晤，这是最粗暴、最臭名昭著而又最足以证明希特勒迫使一个外国政治家服从他的一次会晤。他以空军将立刻毁灭布拉格相恫吓。强迫哈恰签署一项“将捷克人民及其国家的命运置于德意志帝国元首之手”的协议。3月15日黎明，德军从各个方向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在大雪纷飞下迅速推进，希特勒在给德国人民的布告中宣称：“捷克…斯洛伐克已不复存在。”当天晚上，在实行宵禁后街道上已寂无行人时他进入了布拉格，在赫拉德昌尼古堡睡了一晚。3月16日，他从那里发出兼并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将它们作为保护国的法令。迄至那时为止，在欧洲除不时有过小型国家如安道尔和摩纳哥、圣马力诺和爱奥尼亚群岛、克拉科夫共和国以及但泽自由市以外，还从未有过保护制国家。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即便是在受哈布斯堡王朝奴役时，在法律上也还是一个王国，如此古老和大块的土地如今所处的地位却降为西方对伊斯兰世界和原始民族进行扩张的主要法律工具，这表明西方社会的解体较之巴尔干化——它早已从东方基督教世界侵染着西方社会——又前进了一步，即殖民化。西方强国就不再垄断拥有帝国领地的威望了，因为德国已在欧洲取得了殖民地和保护国。
当斯洛伐克在3月14日宣告独立时，匈牙利立即向布拉格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捷克军队撤出卢西尼亚。哈恰正在从柏林返回途中时，捷克政府实质上已接受了最后通牒，同一天晚上匈牙利军队小心翼翼地开始侵入卢西尼亚。以后的两天，匈军由于遭到乌克兰游击队的抵抗，只得在大风雪中沿着山谷缓慢地前进。沃洛辛将国家献给了罗马尼亚，本人也逃到那里去了。可是罗马尼亚却恐慌失措，它进行了动员，预期匈牙利在入侵卢西尼亚之后会入侵特兰西瓦尼亚，还害怕保加利亚在南线采取行动。它自己的国家结构看来正处于危险中，所以只占领了卢西尼亚边界上的几个村镇就感到满足了。3月16日，匈牙利人占领胡斯特并到达了波兰边界，捷列基便在布达佩斯宣布吞并卢西尼亚。占领于3月19日正式完成，不过战斗还继续进行了几天。匈牙利再一次伸展列喀尔巴阡山的山巅，实现了和波兰的共同边界。
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一样，完全的独立只有一天，但它的命运并不是被吞并。3月15日，希特勒离开柏林前往布拉格时，蒂索打电报乞求他将斯洛伐克置于他的保护之下；3月16日希特勒正式复电同意。从那天起，德军开进斯洛伐克，占领了全部战略要地。保护条约是于3月18日在维也纳和3月23日在柏林签字的，根据条约德国实际上已接管了斯洛伐克的国防和对外关系。在柏林又增加一项秘密议定书，使斯洛伐克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成为德国的保护国，在两国之间实际上建立了关税同盟。然而德国对斯洛伐克的保护是临时性的，也是不够明确的。它并未制止匈牙利在3月23日侵入斯洛伐克的东南部，当时德国的注意力正集中于夺取美美尔并占领翁谷铁路线和一些城镇。匈牙利人争辩说，他们入侵是在德国和斯洛伐克的条约在柏林签字前几小时，不过此后的战斗却一直持续到那个月的月底。
希特勒为1939年3月的收获所付出的代价是放弃它的乌克兰计划。他在3月25日告诉勃劳希契，他不再抱短期内设立乌克兰国家的打算。这本是德俄改善关系的必要条件，希特勒不可能看不到他在这方面的利益。乌克兰皮埃蒙特的消失去除了自慕尼黑事件以来东欧政治上最干扰人心和最无法估量的因素。波兰和匈牙利的共同边界意味着放弃实际上曾是德国和罗马尼亚的共同边界，德国当时作出这一点让步是表示它尊重匈牙利和波兰的愿望。然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平静下来的时候，权力的新模式已能看得清楚了，从个别到全体的小国都发现自己的地位大为削弱，匈牙利由于收获领土而使自己沦为奴隶，它的西部和北部同德国接壤的边界现在都已处于附庸地位。罗马尼亚受到德国和匈牙利联在一起的威胁，较之过去德国控制卢西尼亚走廊时更为严重。马扎尔帝国主义在北方一带秣马厉兵，接着也许就要受怂恿而转向东方了。因布拉格陷落而引起了情绪上的反应，罗马尼亚便于3月23日同德国签订了一项它在上年12月曾拒不签订的长期贸易协定；这就使罗马尼亚在经济上成为德国的附庸，但也可能暗示着德国对它边界的保证。南斯拉夫也感到了民族解体的预兆。塞尔维亚人的反应较之东欧任何其他民族更突出地积极，当时在贝尔格莱德要求建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民族联合政府的呼声日益增强，但在克罗地亚，对于在德国操纵下的斯洛伐克自治模式还有不同的想法，而意大利人则忧心忡仲地看到德国的阴影逐渐向阜姆、的里雅斯特和亚得里亚海迫近了。
波兰是最直接受到威胁的国家。来自卢西尼亚的乌克兰危险的消失完全被德国在斯洛伐克的出现所抵销，后者是更为露骨、更为强大的威胁。
1938年秋季和1939年春季捷克冲突的不流血解决以及兼并斯洛伐克，使大德意志的领土得以圆满调整，因而此时有可能根据或多或少有利的战略前提前考虑波兰问题。
德国于3月23日夺取立陶宛的美美尔，这是1939年3月强暴事件的尾声，也可以从反面说明并强调波兰的被包围。“此后德国人对立陶宛十分‘宽宏大量’，希望立陶宛能由于维尔纳而成为它反对波兰的盟国，成为它北翼的另一个斯洛伐克。”
美国驻柏林的武官在一份报告中敏锐地描绘了新的形势：
德国由于占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在军事上和战略上所取得的利益是巨大的。从战略上看，德国已置身于波兰和匈牙利之间，明确而又永久地防止了波匈反对它的联合行动，而且，如果德国要对波兰采取行动，它现在已控制了通往克杜科夫、林堡和俄国乌克兰的大门。它现在所处的新地位可以把它的军队部署在波兰的三个方面，可以从容不迫地给予又迅速又有力的打击。至于对匈牙利，德国也从西北两个方面威胁布达佩斯，德军所处的地位可以长驱直捣匈牙利的肥沃大平原或通过匈牙利进入罗马尼亚。从德国据有的新的战略地位来看，匈牙利占领的卢西尼亚的崇山峻岭已无足轻重了。
从此以后，小国要么就加入德国的行列，要么就求助于反德各大国的从未履行的保证；可是在第一次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后残存的东欧中立集团的幻想这时终于破灭了。因此，波兰和匈牙利的共同边界正由于其实现的具体情况而失去其主要目的了。希特勒把他对乌克兰的长期计划搁在一边，却换得了当前如此巨大的利益，这正是希特勒策略天才的特征；或则也是形象地说明，当一个大国正处于扩张的春潮高涨时，小国的防御性策略只会倒戈反击自己，成为一股洪流中的支流；“因为在这一点上，权力的本质正如名望一样，总是日益增长，或是象重物体的运动，走得越远，速度越快”。
波希米亚过去在欧洲危机中曾两度充当过主角，十五世纪的胡斯革命不仅是新生的捷克民族主义对德意志权势上升的反抗运动，而且也是在自由的精神道德或思想意识方面所设想的一系列民族革命的第一次革命，此种革命贯穿于全部西方历史，而以民族运动和1918年的威尔逊原则为最高潮；就它的宗教和社会方面的极端表现所产生的国际影响来看，它对宗教会议运动所起的作用正如后来布尔什维主义对国际联盟所起的作用一样。在十七世纪的最初二十五年期间，波希米亚又一次公然对抗德国的天主教，当时它取消了它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关系，另外选举了一个信新教的亲王为国王，这便加速了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波希米亚人在胡斯战争中保持了他们的独立，他们对欧洲的军事优势确实也保持了十七年之久，最后以1436年的协议，与巴塞尔会议取得了妥协，根据协议他们的宗教自主获得了承认。在三十年战争开始时，他们在对抗反宗教改革军队的战斗中，只保持了两年独立，其后自白山灾难性的战败后，他们的独立丧失了整整三个世纪。在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中，捷克人第三次成为欧洲危机的中心，这一次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主角，他们扮演的是一个默然的顺从者而不是一个反抗者，他们在1938年9月对大国的意志只抵制了一个星期。1939年3月，他们一枪不发地屈从了。自十五世纪以来，由于现代国家的实力和组织的增长，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差距是那么明确，致使现在较小国家的人民要保持其独立是那么困堆了。但是希特勒提倡的消灭小国的主张，却加深了大国之间角逐的尖锐化，其趋向是他所不能控制的。早在六十年前俾斯麦就说过，如果哈布斯堡王朝瓦解，俄国所要占有的就不仅是加里西亚，而是全部奥地利斯拉夫人。
至于波希米亚，欧洲永恒的战场，润泽我们的各条河流所发源的大高原，上帝竖在我们大陆中心的天然大要塞，如果落到俄国手中，那就意味着我们被奴役，如果波希米亚在我们手中，那就意味着对沙皇帝国进行毫不留情的和永无休止的战争。我们可以看到奥地利的继续存在是我们自己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
希特勒的治国谋略不懂得他前任的那种有限目标和适度节制，因为他的治国谋略确实实现了俾斯麦政策中的更为深刻的精神特质——暴力、欺诈和骄横。正是1939年3月15日胜利自身带来了俾斯麦所预见到的各种后果。
纳粹于1939年3月兼并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加上前一年征服奥地利，可说是德国历史的恢复和完成。第三帝国是在第二帝国的基础上，但是在更为缩小的边界内建立起来的，新的帝国现在突然以古代帝国的面貌出现，扩展到它以前的东部边缘，并自称有权继承其遗产。如同拿破仑帝国曾经乞灵于加洛林王朝的传统一样，希特勒的大德国也求助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并吞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就重建起撒克逊和撒利历代帝王的东部边界，而且并吞是在明确提到“千年之久的历史”情况下进行的。前一年夏天，在同奥地利合并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杖标志就从维也纳带回到纽伦堡，现在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德国人新的公共节日——就在这里举行。
＇希特勒说＇我已叫人把旧德意志帝国的王权标志送到纽伦堡，不仅让我们德意志人自己，也让整个世界都想到，在发现新大陆五百多年前。就存在一个强大的德意志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帝国长期沉睡。德意志人现在醒来了，而且显得是自己千年王冠的所有者。
求助于奥斯曼传统是以一种新的、更有力的方式，来坚持德国由来已久的在欧洲称霸尤其是在东欧各民族中称霸的要求。里宾特洛甫对松冈说，“新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将建立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古老传统的基础之上，当年它是欧洲大陆上唯一的统治力量。”匈牙利曾对前一年11月维也纳裁决书的不公正表示不满。希特勒在1939年1月对匈牙利外交部长恰基加以叱责时，他说匈牙利人只想到千年之久的圣斯蒂芬王国，但他自己要以古代德意志帝国的名义压倒这些妄想。不过，所有这些说法都表明是现在把过去塑造成为自己的形象。因为从十世纪以来，波希米亚一直是承认帝国的宗主权的，而且在十一世纪帝国几乎把匈牙利降低到附属国，但这个帝国一直有别于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直到十五世纪，与开始形成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相呼应，“德意志民族的”这个字样正式加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号上。希特勒的早期征服比之中世纪的回忆具有更直接的促进作用。这些征服对非民族的过去，来了一个清算，过去德意志人曾被分隔为许多弱小国家或是被分开在俾斯麦帝国和奥匈帝国两个国家之中。这些征服是对哈布斯堡“这个衰微没落的王朝”的最终抛弃，它一直是德国统一的障碍。这些征服又实现了俾斯麦所尽力阻挠的大德国政策。乞灵于古帝国是德国同它过去的调和，所借助的一种虚妄的说法是，暂时破损仅仅是历史的一个插曲。
希特勒成功的要素是战败后的国家复兴、军国主义的传统和一位救世主般的领袖。这些因素以前也同时存在过，但在纳粹德国的条件下，它们却获得了特殊的力量。纳粹运动显著的和表面的方面是战败后的国家复兴。纳粹运动在征服德国的过程中最有力的两个神话就是：从背后插上匕首，即11月平民叛国者从背后刺杀了军队，这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事上并没有打败的虚构；以及凡尔赛强制令，亦即协约国靠武力和背信弃义把肢解、奴役和赔款强加于德国。关于把德国恢复到统治欧洲的地位，它的最有力的要求是平等权利，恢复德国在国际社会的平等权利，终止凡尔赛的奴役。
但是传播和接受上述神话却引向德国和欧洲的一种动乱，其深度远远超过任何恢复民族尊严的冲动。纳粹运动最自豪的夸示就是它在德国完成了一场真正的革命——一次改造，也是一种世界观的胜利，与之相比，1918年的“革命”仅仅是一次政府的更迭。与国家社会主义夺取政权相类似的不是1830年的七月革命，而是法国大革命本身；1939…1945年的大战将是德国纳粹革命的战争，就好象1792…1815年的大战是法国革命的战争一样。
法国＇希特勒在1934年说＇以民族的概念把它的大革命进行到国界之外。国家社会主义以种族的概念要把革命推向国外并且重新铸造世界。……我们的这个革命是伟大的法国革命的真实副本。任何犹太人的上帝也不可能从这场革命中拯救民主国家。
1939年是法国革命一百五十周年，法西斯哲学家早就在宣布法国革命开辟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同法国革命的相似之处，仅仅在于它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终点和对国际秩序的矿坏。因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欧洲历史上的新恶兆。到那时为止，西方国家的各次大革命都造成或确认了向新阶级的权力转移，也相应地扩大了政治和社会的自由。这种情况在已成立的国家内的革命是这样，如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和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革命；同民族独立战争结合的革命也是如此，如十七世纪末叶的荷兰革命和十八世纪的美国革命。但是，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既不是西方国家以前发生的中产阶级革命，也不是俄国同代人所宣称的无产阶级革命。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就其基本方式而言，它的意大利法西斯先驱也是如此）是由一个在欧洲历史上以前从未有过什么实力和声望的阶级指挥的。而且，这个阶级还得用一个否定通常的阶级概念的词来描述它。这是一场由潦倒失意的人进行的革命，由那些失去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忠贞的分子进行的革命。
德国是无可匹敌的向这种类型革命提供原材料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军队溃散为军事冒险者（他们恃暴力所犯下的罪行，成了共和国初期政治生活的特征），自由团和费梅法庭的兵勇，杀害库特·艾斯纳、埃茨贝格尔和瓦尔特·拉特瑙的凶手。这些复员而又无人雇用的士兵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早来源，而希特勒本人，世界大战的一等兵，就是他们的典型。不过这一场群众运动的普通成员却是由被根除的中产阶级提供的，因为1923年的通货膨胀最终毁了他们。这支为数可观的力量的增加，在1929…1931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德国失业人数上升到五百万，并使国家社会党在议会赢得第一次大胜利时，就得到确认和成为压倒的多数。
但是尽管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造成的，不过它有深远得多的根源，一方面这场革命似乎颠倒了德国历史，另一方面它又偿还了德国的历史宿愿。它以新的尖锐性提出了有没有任何办法对整个一个民族提起公诉的问题，如何叫一个现代国家对遭受极权主义政党的俘虏和败坏承担责任的问题，以及一次成功地反叛拥有民政、军事和宣传权力的极权主义政府在技术上是否可能的问题。纳粹宣传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德国人民和国家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把责任扩散和普遍化，在精神上使整个国家卷入统治者的行动中去。确实，在最终的意义上，每一个国家都反映在它所容忍的政府之中，而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内的反对派的性质只有在大幕降下之前从国家政治生活的活力中才能推断出来。纳粹党在自由选举中从未获得过多数；但在它执政的前一年却成为共和国的第一大党，而议会中各民主政党则未能联合起来反对它，第三帝国的反对派是英勇的，而且就个人而言有时是圣洁的，但是反对派最大的特性是政治上的虚弱和无用。在这一点上正同反对威廉二世及其各位首相，反对俾斯麦，反对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反对派的性质一样。俾斯麦于1866年迫使自由党人投降和放弃权力，从而使普鲁士发展成为代议制民主国家的最后机会破灭了。希特勒接受了中央党的投降和放弃权力。这个党以其高尚的忏悔机会主义最先破坏了魏玛共和国，而且最终以赞成1933年2月16日授权法击破了国会反抗纳粹革命的最后机会，这一法令建立了独裁政体——中央党“曾经公开反抗和击败过俾斯麦，现在却匍匐在希特勒面前”。
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忠于他们未能保卫好的共和国，并且用最后一个姿态——无力然而崇高——一致对授权法案投反对票。但是即使是社会民主党人也继续表现出他们那种已经毁掉了德国的自由的致命弱点。在1933年5月，重新召开国会批准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时，社会民主党人并未再次表现他们的英勇行力：有些人投弃权票，大多数人则同国社党人一起投赞成票。
过去，人们或许认为在第三帝国之内还有一点点残存的传统的正派力量。但这些力量的软弱无能在希特勒占领布拉格之前四个月，在1938年11月反犹屠杀事件中，全都生动地表现出来了。这次屠杀是从1934年6月30日屠杀事件以来，德国国内野蛮行为的最厉害的爆发。
威廉·约尔丹在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宣告德意志民族主义目的时，结尾中说“人人享有自由。但是，祖国的权力和利益高于一切”。自从那时以来，这一呼声一直成为德国历史的主题，而在纳粹中宣传中达到顶点。第三帝国是依靠恐怖手段的政府体制，然而它却深得民心。它为全体德意志人实现了他们最深切和最含混的愿望：恢复自信心。恢复自信心就是恢复民族骄傲，通过镇压少数民族完成国内统一，通过征服斯拉夫人实现德语民族在大帝国内的合一。纳粹革命，就象法国革命一样，在国家生活中继续进行主要航程的同时，扩大河岸和加深航道。它集合起德国历史上的所有力量，普鲁士军队的军事狂热，容克的肆无忌掸的固执和他们对波兰人的仇恨，工业家与其中产阶级的支持者们关于经济帝国的要求，以及“奥地利使命”（哈布斯堡王朝曾以此证明它在东欧的支配地位是有理的）。纳粹革命给予所有这些力量一种恶魔似的干劲和激情，这是通过它们以前从未得到过的群众支持而造成的。这种强化使许多倾向在实践中过了头，以致走向反面。第三帝国完成了普鲁士对德国的统一，最终抹掉了古代帝国的各邦，就象法国革命最终抹掉了法国王朝的古代省份一样。但同时，它也毁掉了有历史意义的普鲁士。社会民主党的普鲁士一直是魏玛共和国的堡垒，却毁于1932年7月巴本的政变之中，这是纳粹接管权力的序幕，旧普鲁士贵族也为德国南部和莱茵兰起家的纳粹新贵所取代．而它本身则在1944年7月提供了反对那位奥地利的元首政权的几个最后的无效的对抗者。不过第三帝国在一个更重要的方面颠倒了俾斯麦的工作，一方面继承了他为了排除德籍奥地利人而建立起来的小德意志帝国，一方面又以1938年的征服和并吞所出现的大德意志帝国来取代它。
虽然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德国的现象，但是它同样地也是德国为其组成部分的文明的危机。
纳粹德国的罪恶是非常令人不安和令人受到威胁的。这不在于那些也许是希特勒或条顿族思想所特有的特点中，而是在于那些容易在其他国土上和体制内发生的特点中，而且还在于有些人根本没有想到德国而在十九世纪就在预言的那些特点中。
国家社会主义是德国的法西斯形式，而且是最恶毒的法西斯主义形式，但是法西斯主义既不开始于，也不结束于德国。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它最先在一个比德国人更有教养、更有智力的民族，在一个拥有更为古老文明传统的国家，而且两千年以来一直是天主教教廷所在地的国家夺取了政权。屈从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膜拜希特勒的德国之间具有若干相同之处。两国的国家统一都迟于西欧其他国家——仅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六十年才统一。两国都没有代议制政府的传统。两国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不满意：德国是作为战败国；而意大利成为大国的要求只是勉强地被接受，（虽然它是战胜国之一）其所获得的赔偿比所索取的要小得多。这些情况使得意大利和德国同样容易接受以新的极权主义形式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病害。不过，这种病害对于整个西方文明来说是地方性的。
吉本在思考野蛮人入侵造成罗马帝国的覆亡时，得出的结论是：大炮和堡垒现在组成不可攻破的防线来抵御鞑靼人的骑兵，欧洲现在对于未来任何野蛮人的入侵是安全的，因为，在他们能征服之前，必须先停止作野蛮人。如同我们可以从俄国的例子中所了解到的那样，他们在战争科学中逐步取得进展，总是伴随着和平及内政艺术方面的成比例的提高，而他们自己也必须在被征服的文明国家当中值得占有一席之地。在吉本著书以后的一个世纪里，象推翻罗马帝国那样的外来野蛮人入侵欧洲的可能性完全没了，这是因为欧洲文明扩展到全世界，而使这种旧式野蛮人的半阴影荡然无存的缘故。但是未完全与欧洲文明同化的大众对这一文明的压力并没有消失。这是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人口极大增长所造成的。在吉本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四代人时间里，欧洲的人口增加了两倍多，北美洲的人口则增加了四十九倍。自由制度如何在群众起来的情况下存在下去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所专心研究的问题，他们置身于社会主义运动之外，有托克维尔和米尔，伯克哈特和阿克顿。他们一般地用恺撒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对立极端的词来表达这一危险性。但是拉特瑙在1919年把那个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革命群众运动解释为“野蛮人的垂直入侵”，十年以后，奥尔特加…加塞特在一本著名的书中发展了这种思想，他把“大众的反叛”描述为时代的主要倾向。他的著作对那时已成为欧洲政治确立的特点的法西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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