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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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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研究同样是一个意志竞争的机会，这种竞争，在获得解决之前，上升到两个政府的最高一级。1942年6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已同意将原子发展工作集中在美国，英国应在一定程度上参加这项计划。工作发展迅速，1942年12月2日在芝加哥大学校园试验了第一次的自持链式反应。这次试验成功给原子发展从实验室转向工业规模铺平了道路；随着这次转换的实施，美国陆军增加了分担这项计划的监督工作。1943年5月1日，这项计划在“曼哈顿区”这一代号的掩护下由陆军工兵部队担负全部设施了。
陆军长官们的警惕性比以前管理原子工作的科学家高得多。为了保密，结果实行了越来越多的严格规定。这些规章减少了传达到英国的情报，1943年5月1日以后事实上完全停止了。从负责“曼哈顿区”的人员看来，没有理由将关于他们工作的情报传播到直接从事工作人员的小圈子以外去，远在伦敦的英国政府官员们当然是在这范围之外了。
这样的事态使英国很不安。丘吉尔于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提出抗议，反对英美在原子发展方面缺乏充分的合作。但是他没有立即提出这个问题。2月初，他与霍普金斯在一系列电报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但霍普金斯不能解决这一分歧。2月底，丘吉尔致电霍普金斯，暗示如果美国坚持保密，英国将在加拿大或其他地方着手一项竞争性的原子计划。这样的办法将难免浪费宝贵的材料和人力；而且，丘吉尔极不愿意放弃英国分享美国原子弹研究工作的权利。
1943年5月，他访问华盛顿时把这个问题以及关于船舶的争议提出来解决。在这两个事件中丘吉尔能够使总统相信，一个较为慷慨的政策是明智的。罗斯福同意交换原子情报应该恢复。发表的公报没有说清楚罗斯福到底接受些什么条件。当然，在以后几个月中，个别的英国科学家按照和个别的美国科学家完全平等的这一基础，参加了美国的原子计划。是否由于丘吉尔抗议的结果，修改了保密规则，使英国政府得以接近原子的秘密，这很难说，但看来未必可能。
英美之间第三个重要的问题是财政问题。按照1942年的安排，所有英国供给美国的原料，不包括在互助协定之内，而用美元信贷支付。制定这种办法，是使英国能够清偿在租借法实施以前所订购的军需品和其他供应品的债务。但是，到1943年夏季，原料的信贷已将这些债务完全清偿。结果，英国的美元余额开始上升。美国官方反对这种情况。他们指出因为英国缺乏美元，所以租借法首先对英国开始。他们要求，如果现在英国帐上出现美元余额，就要采取措施制止余额进一步上升。英国政府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答应。因此，1943年9月由英国方面供给美国的原料被置于互助协定会计工作下。10月，将一些项目——主要是对战后生产会有价值的生产资料——从租借法规定合格的项目中划出去。从此以后，如英国希望接受此项货物，须用美元支付。由于这些改革，结果英国的美元余额的增加速度减低了。
1943年中，不仅租借给苏联的数额变得更大，而且在美国与俄国战时经济之间分工的初步轮廓也开始出现。1942年时俄国最紧急的需要是能直接投入战斗的现成武器。英国有较多的武器储备，它能够供给的武器在1942年所能交付的物品中占较大比例——大约是一半。1943年局势根本改变，红军不再有即将崩溃的威胁。于是出现了一些长期性的问题：即俄国军队怎样才能在一个拖长的时期——也许是几年——内保持其充分战斗力？1943年中期，俄国各厂证明能够向红军供应充足的或者接近充足的弹药、坦克、大炮等等了。但是没有外援，这种努力就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工业材料缺乏；粮食也是这样；工业机械更换及维修的配件也是这样。
俄国没有西方国家的援助，就没有资力及熟练的工人来补充这些不足。只有美国能轻易地抽出人力和机械来制造俄国所需要的东西。因此，美国着手供给种类广泛的机械、部件、半制成品（诸如型钢、铜管等等）、化学制品以及工具等等，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供给整座整座的工厂。这些物资的交付帮助了俄国解决不但是战时的而且是从几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所形成的俄国经济上的一个严重问题。俄国从来就缺少能根据蓝图制出精确机器配件的熟练工人，现在，在1943年，大规模的进口机器和配件，可以让俄国集中熟练的劳动力来从事机器的装配和维修。这样就能使技术较差的工人去开动机器，大量生产红军需要的武器。还有，俄国集中巨大的力量从事采矿、运输以及较大的建筑（诸如铁路、新厂房、电力网等等），在这些地方可以大批使用不熟练工人。结果俄国通过租借法，可以利用美国长期积累起来的技术和机械的资本，而且可以把他们技术较差的劳动力集中于制造迫切需要的军需品，并立即运往前线。
在苏联经济与美国经济之间出现的这种关系同1940…1941年英美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很相似。英国和俄国牺牲了它们完整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而集中人力和生产能力来建立军需工业和军队；而且两国都依赖美国供应它们不能很经济地或者很方便地自己生产的物品。
将英俄两国的经济地位加以对比，意味着1942年以后，英国能提供给俄国的援助较少。尽管英国继续向俄国输送飞机和各种军需品以及英帝国出产的原料，但1943年议定书所允诺的数量较之1942年的数量为少，而实际交付比上一年少三分之一。1943年2月以后，前往北俄的护航队再度中止，直到11月，冬季阴暗气候重又来临，能掩护船只不受德军袭击时才再次恢复。
英国对俄国援助数量的减少，交付困难只是一部分原因。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英国自己军队的需要超过了本国的生产。大规模输送物资到俄国去只是意味着扩大对美国的依赖。显而易见，一旦从美国港口出发的直达单程航行能够供应俄国的需要，那末，将原料运到英国，在那里制造后，再把制成品或半制成品从那里运到俄国，那就是浪费船舶运输。再说，如果英国工业拨出大部分力量去供应红军，那末英国本身就不可能集中最大的人力从事战争了。英国也许可以装备别人去作战；但单独地，或大部分地由俄国军队赢得胜利，这样所产生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后果，至少会使英国政府和公众感到厌恶。
美国租借法对俄国援助的性质的改变，可从下列的统计数字中看出来。 运往苏联的租借物资（按百万美元计）
…… 1942 1943 增加百分数
军械和弹药 214 368 72
飞机及零件 303 502 65
坦克及零件 177 75 …58
汽车及零件 149 406 172
工业原料和产品313 853 173
农产品 185 592 220
也许最惊人的是表内坦克数字的下降——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即俄国无需大规模输入坦克。由于乌克兰失陷，以及战前积存粮食的耗竭，粮食装运的需要急剧增加。由于俄国同美国经济间有趣的分工的结果，汽车装运到俄国的数字上升。红军习惯上主要依靠铁路来供应，离开铁路终点时则利用牲畜运输及人力搬运来补充。总之，在俄国，公路是既少又坏。不过，吉普车和运货车的效用很明显，特别是当俄军采取攻势，必须进入铁路交通已被德军破坏的地区的时候。临时调动大部分工业用于生产数目庞大的汽车，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俄国只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运入美制汽车。所以，到战争结束时，红军在战场的机动力大部分是美制的。而俄国军队用来作战的武器和弹药几乎全部都是本国制造的。
苏美战时经济的紧密结合，是由于定期交货在1943年已经能够改善而得到增进。在1942年，每百艘开往俄国的船舶中有十二艘被击沉；而1943年的比例就下降到百分之一。船舶之所以能大量幸免于损失是由于改变了交货路线，取道波斯湾和横渡太平洋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护航队开往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这两个北方港口在1942年牺牲如此巨大，以致1943年夏季再度中断。当停止北极护航队的决定首先通知斯大林后，1943年4月2日斯大林向丘吉尔申诉，他预料最后这将变成为“对苏联的武器和军用原料供应的大幅度的减少”。但是结果不是大幅度地减少，而是向俄国的交货逐月递增（5月和6月的低潮除外），到1943年底达到当年年初呈现的月度供应率的两倍。移交与俄国的船只能广泛利用符拉迪沃斯托克；美国陆军工程师的工作大大扩充了波斯港口、公路及铁路的运载能力，而且由于清除了北非的德军，甚至相当短程的飞机也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不列颠群岛航行到俄国。去俄国的其他空中渡运航线（不过只能利用远程飞机）开始横贯大西洋。这些路线合起来足以补偿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护航队的中断而有余。因此，1942年联络俄国与西方国家间战时经济的这座依靠船舶建立起来的危险的桥梁，在1943年已由更加坚固的结构所代替了。
交货的预定计划仍旧和以前一样，以议定书为基础；不过，导致对苏联物资供应第三号议定书的谈判已不成为最高领导直接关心的问题了。它和租借法管理的其他方面一样，变成了例行公事。谈判早在1943年1月6日开始；第三号议定书于1943年7月1日起生效；但由于有一些较小的调整，一直到1943年10月19日才最后签字。
关于第三号议定书，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加拿大第一次作为签字国出现。这就是承认这样的事实：加拿大有相当多的军需品和粮食剩余，愿意让与俄国；同时也是对加拿大新近自觉作为一个“中等强国”的承认。第二，使三方（或者连同加拿大为四方）资源统筹的原则比以前的议定书更为明确。在起初两次议定书的条件下，实际上可以作相当自由的变更，根据物资是否可以供应以及俄国的意外需要而定。但这两次议定书的措词都允许分配一定数量的物资给俄国，只是在第二号议定书中有这样的词句：以“在战争过程中不能预见的发展”为条件。第三号议定书表明了一个更加笼统的原则：
这里所附的预定计划内的供应物品表，为了适应战略的、供应的或装运的紧急需要，依照这三个供应国家之间可能作出的决定，应将表内所列的供应品在这三个国家之间重新分配。在遇有无法预见的战争发展情况时，它们也有责任作出变更。如果船舶遭受损失，生产减退，或由于其他作战需要，以致计划无法履行时，可对供应品作必要的减少。在另一方面，如果条件许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政府为了增加提供和交付的数量，将乐于随时复审预定计划。
这个原则只是把以前发生过的事实写在纸上罢了，以前曾由于船舶缺乏和北非作战需要，致使盟国对俄国的允诺不能全部履行。
还有，俄国与各供应国不是完全处于同一基础上的。同俄国交换情报始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第三号议定书的草拟和以前一样，俄国提出的请求无需详细的“使用者的正当理由”。但还是正式载明俄国的物资供应的预定计划应反映整个盟军战略及供应这个原则。俄国现在已不再有濒于崩溃的危险。从西方的观点看来，苏联不再是一份反希特勒战争中的消耗性的资产；交付供应品给俄国不能再当作延长对纳粹拚死抵抗的赌注。在主要的盟国之间，经济关系必须与新的政治、军事关系相一致。
这并不是纯粹对俄国有所增益。不管愿意不愿意，苏联经济已成为较大集体的一部分，主要供应品要依靠美国，而获得供应品的交付要依靠政府间逐日进行谈判和计划。因此，在1943年中，俄国就成为西方强国的一个患难与共的、较为亲密的伙伴，并且它不得不调整它的经济，使之不仅要适合于自己的资源和政策，而且还要适合于盟国的资源和政策。这是从三十年代以来的一个大转变，当我们注意到俄国从1943年到1944年间所发展的倾向西方国家的政治态度时，必须将这点牢牢记住。
当美国国会于1941年3月通过租借法时，它的有效期只有两年。因此，1943年3月，租借法就需要重订。为了作好准备，参众两院的委员会举行了意见听取会，审查租借物资管理局行使或滥用租借法所授予的权力的情况。国会和公众的意见一般都支持重订租借法，但有些议员要知道，美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什么利益，他们唯恐总统过于慷慨。罗斯福的主义是：如果每个国家都将其国民收入按相等的比例贡献于战争，那就不应有负债的差额存在，但这一主义——罗斯福于1942年6月在他对国会所作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五号报告中曾试验性地提出过——并未得到普遍的承认。许多议员以及会外人士觉得，但等清偿租借帐目的时候到来，美国应当获得军事基地和航空权，作为所要回收的租借物资酬报利益的一部分。
1943年3月，国会热情地签署了租借法，使总统左右有一些人相信——大概也使罗斯福本人相信——这是澄清租借法理论的一个好机会。每个经济学家都知道租借是不会大规模偿还的。因此，在1943年8月25日以总统的名义提出了“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十一号报告”。在说明信上说道：
联合国家变得更强大了，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以充分的力量贡献于共同的斗争——无论是人力、武器或材料。每一个国家都根据它的能力和资源在作出贡献。……国会在通过并延长租借法这一行动中，明白地告诉人们，美国不要新的战争债务去危害行将来临的和平。胜利和牢固的和平就是我们能够得到偿还的唯一货币。
这个主张在长期反对罗斯福及其新政策的新闻界中引起了一些抗议，有些国会议员对罗嘶福的讲话表示反对。另一方面，支持罗斯福外交政策的新闻界就十分热情地欢迎他的声明。
正当“第十一号报告”提交国会时，罗斯福又一次和丘吉尔在魁北克会谈。他一回来，在1943年9月7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推翻了上面所引的最后两句话，并否认这两句话曾经得到他的批准。在他对记者的讲话中，他的意思是如果不能指望得到货币偿还，那末也希望得到其他方式的偿还。租借法的理论依然象过去一样难以捉摸。
代表美国政府的那些发言人在国会审查租借法的委员会作证中都强调美国政府通过“逆租借法”——或者象英国人那样，更确切地称之为“互助”协定——所得到的利益。美国政府急于要作出“互助”的数字统计，用来感动公众和国会，以影响他们的意见。因此，一旦这些可能搜到的资料汇总好了，罗斯福就利用他“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十二号报告”（1943年11月11日）来说明英国对美国战争所作出的贡献。
从英国支援美国军队所作贡献的性质来看，会计工作肯定是有困难的。在象北非那些战斗区里移交是从来不做记录的。直到1943年深秋开始为在诺曼底的登陆而集结力量之前，联合王国对美军援助的价值并不高，因为那时候在英国驻扎的美军是很少的。所以“互助”协定的主要发展是在这里所述的一段时期以后。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43年间却尽了他们最大或接近最大的能力捐献食物以及其他供应。
1942年间成立的那些联合委员会在1943年中并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加拿大尽力为自己在委员会里取得单独的代表权。尽管英美两国很不愿意——因为它们都害怕要是所有联合国家的成员国都为自己谋取席位，那末委员会将变得非常臃肿——加拿大于1943年10月19日在联合粮食委员会里被给予一个席位，又于1943年11月10日在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里被给予了一个席位。虽然也谈到过让俄国加入联合委员会，但没．有成功；而除了加拿大被纳入这两个委员会外，整个系统依然保持着两国体制。
事实上，由于供应情况变得松动了些，这些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也就不再那么容易引起争论了。有许多事情在1942年曾经引起剧烈的讨价还价，到1943年多半已平定下来而成为原料和生产力的例行分配；同时，也由于出现了一些新的短缺现象，主要出现在民用领域里，那些联合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就扩大了。因此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成立了一系列商品委员会来研究和介绍有关纺织品、轮胎和煤的供应；联合粮食委员会调查研究了出现在诸如牛油之类的食品供应中的各种各样不足情况；联合原料委员会汇报了种种皮革供应品，并在竞购单位之间介绍了公平分配这些物资的一套办法。这些联合委员会的活动都朝着这个方向扩展，反映出的事实是它们各自的政府基本上已经把它们从军事生产的控制中解除出来了；另一事实是1943年间民用物资的短缺现象几乎第一次在美国变得明显起来。为了避免严重的反应，早先为指导军事生产而发展起来的那种计划和事先考虑，现在转而为品种日益增长的民用纺织品生产所需要。通常，这些联合委员会只有顾问权。即使在书面上他们的权力是采用命令式的，实际上并不使用这种权力。
当解放区和占领区的战后救济计划和经济工作的管理计划成为现实时，这些联合委员会就有新的任务要干。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1943年11月9日成立时，就决定该署为解放区申请提供物资。首先向这些联合委员会提出，由它们决定可能取得的供应数量和来源。因为不管怎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大部分的活动在1945年和1946年方始展开，所以，对盟国在救济工作范围方面的合作计划和活动的考虑，看来最好放到以后再谈。
1943年在盟国间经济合作范围内的中心现象，是美国优势的不断增长。不仅英国，甚至俄国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美国的产品。这种国际分工的结果，毫无疑问加强了联盟的联合军事力量，这是合情合理的。然而，经济的依赖和半依赖同时带来了政治的和其他的后果，这又是英国和俄国所不能完全同意的。但是，只要这三个国家凌驾一切的政治目的是相同的——打败希特勒——这些潜在的困难就不会公开显示出来，的确，经济合作相反加强了政治和军事联盟。
1942年11月8日清晨，当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开始在阿尔及尔、奥兰和卡萨布兰卡附近登陆，他们闯进了一个复杂的军事和政治的场所。联军进攻中立地带，名义上是防止德国人占领。从最好的方面考虑，盟国希望法国人积极支持他们，并且希望联军能够向东挺进，不穿越突尼斯而进入利比亚，那里的德国非洲兵团的残部将被从埃及向西攻击的英国第八集团军以及从法属北非推进的新部队所击溃。从最坏方面着想，盟军担心法国人会顽强地抵抗，直至军事失败后才放下武器。这种情况不仅会使远征军在作战中，而且也在战后造成极度紧张，因为面对绷着脸的法国人的忿恨和土人的骚扰，治理北非将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那些制订“火炬”计划的人也非常害怕德国人从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发动进攻；大多数美国军队最初部署在西属摩洛哥边境附近，就是为了防御这种危险。
法国人的情况是一片混乱。在心里觉得纳粹比盟国好的法国人是非常少的；但是进攻的是盟国，维希的贝当政府——北非的军队和行政当局承认它是统治法属北非的合法政权——就立即斥责盟国入侵，并指令当地法国官长抵抗到底。
盟国希望亨利·吉罗将军以他个人的权力和威望能够争取北非的军政领导官员们站到他们这一边来。计划是他应在入侵前不久到达阿尔及尔，推动已经承认他领导的那些共谋者，等盟军一登陆，立即发表文告欢迎盟军，并指令所有法国当局支持和协助盟军向突尼斯推进。由于吉罗11月5日午夜才离开法国，直到11月7日下午才到达直布罗陀，只有采取最顺利而最迅速的行动才能使他及时抵达阿尔及尔。
其所以没有达到必要的速度，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吉罗和盟国之间没有达成确定的协议。吉罗到达直布罗陀时还在酝酿他的法国和北非起义计划，这次起义将会得到美国人帮助。他指望能指挥这次起义并指挥那些可能被指定去支援起义的美国部队。他知道美国人对于把美军置于他的指挥之下是有一些保留的。他也知道美国人不同意他在法国南部的作战计划。但是在吉罗眼里，这两点对整个事业说来是非常重要的。他有责任使美国人信服；假如他们不同意，那末他觉得他就只好全部作罢了。
当吉罗把这些要求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来时（艾森毫威尔已经把直布罗陀接收过来作为这次进攻的指挥所了），他得到的是一口拒绝。吉罗感觉到美国人把“进攻开始日”的日期隐瞒到最后一分钟才告诉他，对他早已谈不上什么坦率不坦率了。他感觉到自己正在被人利用，因而他拒绝与此事再发生任何关系。就在那天晚上，盟军已开始在各地登陆，而吉罗还远离现场，同时又对盟军怀着非常激愤的情绪。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同样地对吉罗感到非常愤怒，他们觉得他们的计划被一个不懂得现代战争的老头儿的愚蠢顽固给搞糟了。盟国原来的计划就这样全部失败。
北非的混乱情况也差不多。在阿尔及尔，那些由夏尔·马斯特将军领导的密谋者竟能在11月8日控制住阿尔及尔市区达几个小时；可是在盟军出现于阿尔及尔之前，达尔朗海军上将和阿尔方斯·朱安将军领导下的正式的当局又重新站住了脚，并逮捕了大部分密谋者，包括美国总领事罗伯特·墨菲在内，他也被关了几个小时。然而达尔朗和朱安都不想真正同盟国作战，所以他们的抵抗显得轻微而且松松垮垮。11月8日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停火谈判开始了，下午6时45分，朱安就向指挥登陆部队的美国将军投降，并交出阿尔及尔。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法军的抵抗比较坚强，也比较持久，只是在进一步的谈判使政治形势大大改观之后，抵抗才宣告结束。
11月8日上午，吉罗在直布罗陀表示愿意就最高指挥权问题与艾森豪威尔妥协；而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方面，他们也急于要抚慰吉罗受了伤害的感情并取得他的合作。协议达成了，显而易见是在盟国和法国的军事司令部相互平等和彼此独立的基础上达成的。双方的合作可在上层由吉罗和艾森豪威尔之间协商建立；而下属部队则由在当地驻军多的一方进行指挥。同时艾森豪威尔还答应承认吉罗作为民政机构的首脑和驻北非法军部队的总司令。
就凭借这个协议，吉罗在第二天，即11月9日，飞往阿尔及尔。几小时后克拉克将军也跟着去了。他们一到那里就都发现当地军政形势与他们所预料的大不相同。主要的事实是：在法属北非的许多司令官，除了少数例外，都很不乐意承认吉罗将军的权力；而有些人还把他看成叛徒，或者说得再好至少也是犯上作乱的家伙。第二个几乎同样重要的事实是，维希政府的法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弗朗索瓦·达尔朗也在阿尔及尔，并凭着他所负的职责对北非的法国陆军和海军行使着合法的权力。
当吉罗发现他无力指挥北非的法国各部队的司令官时，他就退居到策划把他弄到非洲来的那一派成员之一的家里。他在那里沉思冥想，而他的支持者们则责怪他没有及时夺走达尔朗的指挥权。吉罗的处境确实非常为难，因为他也尊重贝当的合法权力，而正是这种尊重贝当的态度支配着大多数北非法国军官的行为；同时他不能轻易宽恕美国人迫使他到北非来采取行动而对他的计划又置之不理的那种做法。
与此同时，克拉克将军拼命想找到这样一个人，这个人要能够结束还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进行着的战争行动。克拉克的想法是，只要可能，就让法国人自己去处理他们的事务。首先，他需要在整个法属北非实行停战。其次，他需要法国人在他们自己人中间能达成一项协议，成立一个盟军总司令能够与之打交道的民政和军事的政权。假如可能，克拉克想让吉罗根据刚刚在直布罗陀达成的协议走马上任；不过，他对吉罗在军事或政治方面的判断力不敢恭维，而且遵照让法国人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原则，他倒很乐意和别的人打交道，假如法国的官员们也这样希望的话。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别的人只能是达尔朗了。
达尔朗的头脑里显然是矛盾重重，无所适从。11月8日，他同意德国提供飞机援助；而就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他又授权阿尔及尔投降。象其他法国官员一样，他渴望以贝当的名义行事；同时他不渴望在胜利者一方露面。到11月10日早晨他第一次会见克拉克时，他还是决不定该怎么办，不过，经过开始时的拒绝以后，最后他答应下令停止在整个北非的敌对行动。
在奥兰，当地的法军司令官于11月10日用电话把自己的意图通知了达尔朗以后就投降了，但他还未接到达尔朗下达的在北非全面停战的命令。当时法国的军事形势就是这样，有达尔朗的命令也好，没有达尔朗的命令也好，总归是要投降的；达尔朗的命令不过给当地法军司令官的决定加上一个合适的法律上的名义罢了。在卡萨布兰卡，战斗持续延长了几个小时，直到11月11日早晨，摩洛哥的法国长官奥古斯特·诺盖将军根据达尔朗11月10日的命令才宣布停战。官方关于这种延误的解释是，摩洛哥的法国官员们对达尔朗下令停火的电报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只是在信使亲自把停战令交给诺盖以后，他才同意服从命令。
这种说法是否真正代表诺盖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11月10日贝当正式否认达尔朗是北非法军的总司令而任命诺盖来代替他。在诺盖看清楚军事和政治事态如何演变之前，他很可能选择不听达尔朗的命令的做法的。11月10日，美国海军对卡萨布兰卡的成功的炮轰，坦克从南方的逼近，以及奥兰投降的消息，一定已使诺盖相信，在摩洛哥继续抵抗是不可能长久的。因而看来很可能是这样：诺盖的决定投降与其说是服从达尔朗的命令，不如说是大势所趋。这一点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主要论据，这种主要论据是用来说明后来与达尔朗达成协议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他才能终止敌对行动。要想知道事实的真相，人们只能渗透到诺盖的思想深处，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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