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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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承担的义务。总而言之，这是美国的希望。
　　莫洛托夫把早先向丘吉尔提过的那些问题又向罗斯福和马歇尔提了出来。他希望能使德国人从俄国前线抽回四十个师。他问道，如果不能牵制住这么多兵力而俄国在1942年战败了，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他还进一步提出，如果登陆推迟到1943年，英美本身或许会面临更加困难的军事问题，因为很难想象俄国前线能维持到那个时候。会谈的正式记录接下去写道：“总统随即问马歇尔将军，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可以告诉斯大林先生我们正在准备开辟第二战场。将军回答说：‘可以’。于是总统委托莫洛托夫先生转告斯大林先生，我们希望在本年内开辟第二战场。”将军那句简短的回答，正是莫洛托夫这次长途跋涉所要听的话。然而马歇尔却尽力指出，他无法保证准能迫使德国人从俄国前线撤出四十个师或是任何其他明确数目的兵力。他解释说，交通运输是英美所能发动的任何进攻的主要限制因素。金海军上将乘机指出，因为需要船只运送物资到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去，这就要直接地和不可避免地干扰进攻法国的准备工作。
　　根据官方的记录，很难生动地想象出直接参加同莫洛托夫会谈的那十几名美国高级领导人当时是什么看法。至于莫洛托夫提出俄国前线可能崩溃这一点是否真诚，这个问题曾在5月31日总统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来讨论。罗斯福相信莫洛托夫的报告是可靠的，不是提出来迫使英美两国摊牌的。根据霍普金斯个人的记录，马歇尔也已经相信，“就算是迫于情势”，1942年发动登陆也将是不可避免的。当时各方面的确都强烈渴望同这位俄国代表取得一次坚定的谅解。马歇尔对他所认为的英国人的半心半意已经不大耐烦，急切地想迫使英国人坚决地承诺在1942年执行“大铁锤”计划，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
　　在随后的会谈中，美国人试图使莫洛托夫同意减少对俄国物资供应的数量。美国人指出，为了能开辟一个规模很大的第二战场，需要俄国在这方面作出牺牲。罗斯福建议，根据新的议定书，供应给俄国的物资不是早先暂定的四百四十万吨，而应该削减到二百五十万吨。削减的部分是把原来计划供应给俄国的一般物资几乎全都取消，军需品则维持原议不动。莫洛托夫对这个建议拒绝接受。他问道，如果俄国人同意削减提供给他们的物资，而第二战场最终又不开辟，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罗斯福赶紧向他保证，第二战场的详细计划已在拟订，美国完全有把握在1942年向法国发动进攻。
　　关于对俄国供应第一号议定书到期后再给俄国提供多少物资的问题，莫洛托夫与美国人并没有达成最后协议。如上所述，这个问题的确直到1942年10月才最后解决，而第二战场的问题也没有作出肯定的安排。在起草向报界发表的会谈公报时，莫洛托夫坚持要在公报中加入下述内容：“在会谈中，双方就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的任务达成了全面的谅解。”马歇尔将军感到这项声明太肯定了，1942年的提法应该删去，然而罗斯福却决定不删。在说明莫洛托夫访问伦敦的公报中也加进了同样的一句，这当然是得到英国政府同意的。该公报以及英苏条约的文本在莫洛托夫安然返回莫斯科后，于1942年6月12日发表。
　　但是英国人不准备让这个公报使他们对“大铁锤”或任何类似的计划承担起无法更改的义务。当莫洛托夫从华盛顿回国途中在伦敦停留下来时，丘吉尔亲自交给他一份备忘录，内容如下：
　　我们正在为1942年8月或9月在欧洲大陆登陆进行准备。如同已经说明的那样，登陆兵力的大小，主要限制性因素是，缺乏可资使用的特殊登陆船只。然而很明显，如果我们采取不惜任何代价的行动，贸然从事某种可能带来灾难性结局的战斗，使敌人有机会庆祝我们的败北，那将既无助于俄国的事业，也无助于整个盟国的事业。到那时候，局势能否允许我们发动这一战役，很难逆料。因此，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保证，但是只要看上去切实可行，我们将毫不迟疑地执行我们的计划。
　　莫洛托夫对伦敦和华盛顿的访问，使丘吉尔和罗斯福第一次有机会同苏联的最高级官员进行接触。罗斯福乘此机会向莫洛托夫详细说明了他个人对战后世界的种种希望，诸如裁军，经济协定，对世界落后地区（包括英国与荷兰过去在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实行国际托管，以及四大国对战后世界的控制。他向莫洛托夫提出了诸如此类的想法，要他考虑。莫洛托夫未置可否，但彬彬有礼。他和总统讲的是不同的语言，他对未来的梦想肯定与罗斯福的宿愿迥然不同。这两个人都知道他们之间存在的一条鸿沟，罗斯福觉得很不理解，莫洛托夫何以同他以前所认识的任何人都不一样。翻译的问题也限制住了罗斯福一向滔滔不绝的口才，并在他们两人之间造成了恼人的障碍。
　　莫洛托夫的访问还有第二层意义。直到那时为止，美国对俄国的同情，总的看来是不及英国政府的。例如，美国人反对斯大林的领土野心，其强烈程度远远超过英国人，又如美国人对于向俄国提供物资最初曾比较犹豫。但是，作为第二战场的提倡者，美国人似乎成了俄国人的伟大而友好的朋友。英国人不冷不热的态度恰恰成为鲜明的对照。罗斯福从这时起直到他逝世时为止，几乎在英国和俄国之间发生的一切争执中都处于调停人的地位。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他能够经常充当一个仲裁人或调解人——这种角色，他本人觉得很合他的意，而且也非常符合他对于美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的想法。
　　英苏条约以及说明莫洛托夫访问伦敦和华盛顿的情况的两个公报的发表，为盟国友谊的突飞猛进提供了机会。莫斯科于1942年6月18日召开了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要以盛大而特殊的仪式批准英苏条约。莫洛托夫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对西方国家充满了真挚的感情。他的发言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关于第二战场的一段内容。他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将给我们前线的希特勒军队带来不可克服的困难。让我们希望我们的共同敌人在蒙受了重创以后，不久就会体会到三大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合作的后果。”莫洛托夫表达这种希望，并不一定是对事实的肯定，但是在俄国没有一个人想要强调西方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是有条件的。在狂热的时刻，一切保留都忘却了，俄国公众开始认为1942年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已是肯定无疑的了。苏联政府的一切宣传手段都用来传播这一消息。宣传的重点放在当时能够指望得到的对德作战的军事援助上。按照《真理报》（1942年6月20日）的说法，这个条约是“投进敌人营垒里的一颗炸弹”。
　　英国报纸的反映也非常热烈，并且强调了这项条约的长远意义。《泰晤士报》（1942年6月12日）声称“英苏友谊和合作已经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每日电讯报》（同一天）写道：“由美国和英联邦根据该条约规定的方针同俄国采取一致的行动，欧洲可以指望出现一个一百年来最为安全的时期，全世界也可能会进入一种最为幸福的秩序。”《每日先驱报》（同一天）指出：“这项条约本身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保证在胜利以后共同努力去重建欧洲。”
　　美国报纸的评论则比较克制。《纽约先驱论坛报》（1942年6月12日）写道：“……双方坚定真诚和实事求是地交换了意见”。《纽约时报》（同一天）声称这项条约“预示着力量均衡的一次根本变化，这对欧洲的未来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芝加哥论坛报》（1942年6月13日）承认：”总而言之，两国人民的政府都感到，他们有一些共同一致的思想，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在一代人的时期里和睦相处、共同合作。”《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2年6月12日）强调了英俄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并且评论道：“指望通过这次变化建立起象在讲英语的民主的民族之间的那种根本的合作关系，那将是愚蠢的。”《芝加哥每日新闻》（1942年6月13日）评论说：“至于俄英二十年互助条约，那不需要我们关心，……只要它不把矛头指向我们，那是它们的事。”
　　可以想象得出，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条约和同盟仍然具有多少不祥的含义。公众的注意力仍然主要集中在日本，很多评论家注意到，在说明莫洛托夫访问的公报中，没有提到在对日问题上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俄国不久可能会参加对日作战的希望在美国并没有泯灭，应该首先进攻德国的想法并未越出官方范围而广泛地传播开来。
　　4月间，英美在伦敦就战略问题达成协议后，立即着手拟定详细的计划。最初，英国参谋人员主要从事着这项工作。到1942年6月11日，美国才成立了欧洲战区司令部，由艾森豪威尔将军负责指挥。他直到6月24日才抵达伦敦。他的司令部管辖驻扎在英国、北爱尔兰和冰岛的全部美国陆海空军。英国部队仍完全独立。当时还没有任命一个最高的盟军司令负责拟议中的在法国登陆的行动，因此有关这个战役的一切计划都在委员会中进行磋商。
　　艾森豪威尔来到英国时，满怀希望要使“大铁锤”计划取得胜利的结果，但是在他到达之前，英国人已经把他们的立场表达得更为清楚了。莫洛托夫刚离开不久，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便在6月初抵达了华盛顿，他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举行会谈时，说明了英国参谋部计划人员所遇到的某些实际困难。他特别强调对4月间商定的战略需要作重要修改，但是他没有突出地和绝对地否定“大铁锤”计划。促使英美战略思想协调一致的决定性努力，则留待丘吉尔亲自来做。他于1942年6月18日抵达华盛顿来说明英国人的意见。翌日，他开始与罗斯福在海德公园会谈。
　　丘吉尔脑子里考虑着两个头等重要的问题：第一，怎样对待第二战场；第二，怎样对待原子能。很多国家的物理学家甚至早在1939年以前就已经知道能够制造出威力极大的原子爆炸物。1939年以后的这些年中，英美的试验工作因得到政府的资助进展极快。1940年9月，英国派了以享利·蒂泽德爵士为团长的科学代表团访问美国，两国科学家开始正式交换科学情报和意见。制造一枚能够放射出原子能的铀弹已经越来越有希望，英美两国迫切需要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进行有系统的合作，这一点变得很明显了。1941年10月罗斯福向丘吉尔建议，关于此项计划的工作应该联合进行。为此，一些英国科学家不久就到了美国。美国科学家也为着同一目的而去英国。
　　还存在着许多没有把握的问题。就生产什么对进行战争有用的东西来说，没有人能拿得稳在进一步的铀试验中所花费的金钱和精力不会走进死胡同，可是如果德国人首先试制成功，情况将会怎样呢？德国人手中的原子弹几乎肯定会使英国瘫痪，并在俄国战场上给纳粹带来影响深远的胜利。在具有这种可能性的背景下，停止任何有希望取得成果的努力，不可能是妥当的。
　　到1942年仲夏，美国的原子计划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政府已经批准设立分离铀同位素的小型试验工厂，预期在1944年7月制造出第一批原子弹。英国的资源不足，无法进行同样的发展，否则将造成极严重的负担。因此，1942年6月20日，丘吉尔向罗斯福建议，英国放弃原子弹生产，把一切工程技术和工厂生产都集中在美国。丘吉尔主动提出让英国科学家提供协助，他要求的报偿是英国全面分享从美国经验中所搜集的技术情报。罗斯福答应在美国进行原子生产，并且，用丘吉尔的话来说，就如何分享技术情报“奠定了协议的基础”。
　　原子研究和生产有取得重要的长期效果的希望，但是在当时的局面下，最迫切的战略抉择是在何时以及如何进攻欧洲大陆。1942年6月20日，丘吉尔送给罗斯福一份备忘录，他在这份备忘录中指出，英国参谋人员对1942年的进攻制订不出任何似乎可以成功的计划。他想知道美国参谋部是否已能做到这一点。如果美国人对“大铁锤”没有详细的作战计划（他深知情况是如此），那末他问，1942年能发动其他什么战役？以解除俄国前线的一部分压力，并使英美军队投入对德战斗？他建议重新研究在法属北非登陆的可能性。在这份备忘录中丘吉尔毫不隐讳地声称，英国政府不赞成任何会损失大部分或全部作战军队的牺牲战役。只有在登陆的滩头堡能长久保持的条件下，英军才会出动。另一方面，等到有了令人满意的计划的时候，丘吉尔保证完全分担一切风险和损失。
　　事实上，美国总参谋部没有制订出一种详细的计划，但是马歇尔和他的助手们不愿相信，如果把全部意志和精力都倾注在法国登陆这一目标上，这种计划还会制订不出来。马歇尔认为，即将起程赴伦敦去担任欧洲战区司令官的艾森豪威尔，是能够制订并贯彻这样一项计划的人。因此，不到美国人在解决困难方面已经费尽了心机，美国的军事领袖们是不准备放弃“大铁锤”计划的。
　　但是，在正式讨论尚未开始之前，从埃及传来了打破一切希望的消息。隆美尔已于1942年5月26日向利比亚的英军战线发动进攻。奥金莱克的最早的战况报告是令人鼓舞的。的确，英国人希望会取得胜利。几个月以来，英国增加了中东的驻军，当隆美尔进攻时，英国已经为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做了不少的准备。结果大出所料。6月12…13日，在一个俗称“骑士桥”的高地附近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坦克战。英国的装甲部队大部份被摧毁了。一星期后，6月21日，被围在托卜鲁克的三万三千名英军，向一支人数比他们少的军队投降了。隆美尔所向披靡地向尼罗河三角洲挺进。英军节节败退。到6月30日，英国第八集团军的残余部队退到阿拉曼的新阵地。在隆美尔对这个阵地的进攻被打退以前（1942年7月15…20日），谁都不能有把握地说德军的这个非洲兵团不能胜利地挺进到埃及以至更远的地区。
　　这次战败，以及托卜鲁克的全然出乎意料的投降，正发生在德军在俄国展开第二次大规模进攻的时候。到6月底，德军坦克又一次越过俄国南方的平原，向伏尔加河和高加索挺进。的确，正如马歇尔将军所说的那样，这是“盟国事业的十分黑暗的时期”。只有太平洋上有一点好消息。珊瑚海之战（1942年5月7…8日）和中途岛海战（1942年6月4…7日）已经遏制住了日军的扩张，但是要说太平洋中部的海军优势已经从日本人手里转移过来，那还为时过早。
　　埃及传来的灾难性消息，使得丘吉尔同罗斯福和美国三军参谋长的会谈未达成任何决议就中断了。托卜鲁克的早晨不是谈论未来的进攻战的适当时刻。需要采取一些应变的措施。大家一致认为最重要的是阻止德军窜犯中东。这样一件事若是和日军对印度的进攻结合在一起，就可能导致这两个轴心国的可怕的汇合。因此，美国人同意拨三百辆新式的谢尔曼坦克和一百门自动反坦克炮到中东去，以弥补“骑士桥”战役的损失。这批武器运到时正赶上阿拉曼战役，使英军第一次有了与德军坦克和反坦克炮旗鼓相当的装备。
　　然而在丘吉尔匆忙起程返回英国之前，他仍挤出时间对“大铁锤”战役发表了一些激烈反对的意见。他描绘了血染英吉利海峡的情景，并回忆了1915…1918年战壕里的屠杀。他相信1942年在一个范围很窄的战线上登陆，必将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常常出现的阵地线。但是罗斯福及其顾问们没有马上就接受丘吉尔的意见。最后，只是同意研究各种进攻的可能性：在法国、北非、挪威或者伊比利亚半岛登陆。同时美国将以可能的最快的速度在英国集结起兵力来。
　　英国首相回到伦敦时，不得不面对议会的一次不信任投票。尽管在他执政后的这些岁月里，英军遭到种种不幸，内阁那些党的领导仍旧支持他，只有二十五个后座议员投了不信任票。这是在议会中的一次巨大胜利，因此，也是对领导英国政府的这个人充分信任的突出的表示。
　　但是英美军队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直到1942年7月25日，才作出明确的决定。从托卜鲁克战役到作出在北非登陆的决定，这其间的几个星期诚然是战争的最最危急的关头。盟军的运气已经下降到最低点。埃及告急，不得不减少中东的驻军，以填补阿拉曼出现的缺口。印度国内有发生骚乱的危险，没有人能肯定日军不会向这个辽阔的次大陆长驱直入，并且以解放者的身份受到那里很多人的欢迎。
　　中东危机使美国人把原定运往中国的飞机转到中东战区。此外，美国第十航空队的重轰炸机奉命于6月25日从印度（原来打算从这里支援中国军队的）调往埃及。这些决定大大激怒了蒋介石。他感到中国在紧急关头被遗弃了。当时，由于滇缅公路被切断，盟军能提供的只有空中支援，而这种支援却被大幅度地减少了。蒋要求说明，美国是否还想使中国在战争中支持下去。7月初，他向史迪威将军和美国的参谋部提出了三点最低的要求：派遣三师美国部队到印度来，支援收复缅甸的战斗；运送五百架战斗机到中国本土；以及每月经由驼峰空运五千吨物资给中国。蒋声称，如果上述要求得不到满足，中国即将“作出其他的安排”。所谓其他的安排，显然是指和日本达成某种谅解。中国政府方面进行和平试探的谣言立即传遍了重庆，史迪威将军信以为真，他这时已经完全不信任国民党政府了。
　　在大西洋，盟国的船只继续以灾难性的高速度被德国潜艇击沉。7月7日至14日的这一周内，盟国损失的船只共达四十万吨。假使再这样下去，则被击毁的船只将比新建造的船只多一倍多。其中蒙受主要损失的是倒楣的PQ17护航队，它在驶往阿尔汉格尔的途中被击溃，几乎全部被摧毁了。这次灾难性的经历使得丘吉尔取消了原定8月间驶往俄国的那支护航队。他于7月17日打电报通知了斯大林。六天以后，斯大林给了他一份措辞尖锐的答复。斯大林说：
　　我国海军专家们认为英国海军专家们提出的关于中止驶往苏联北部港口的护航队的几点理由，完全不能使人信服。……至于第二个问题，即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我担心它并未得到应有的认真对待。……我必须十分强调地说明，苏联政府不能默认把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事推迟到1943年。
　　丘吉尔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对斯大林的谴责不作回答，于是保持缄默。
　　中止护航队驶往俄国的消息，对斯大林一定是严重的打击。当时，德军正在南方冷酷无情地全力向前推进，俄国人的士气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到7月中旬，从西方获得援助的希望已成泡影，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没有希望。这时看来，已经约定的物资与军需品也不能按计划运到了。苏联政府采取步骤以古怪的间接的方式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群众。1942年7月23日，莫斯科所有的报纸都刊载了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3月间接见美国《生活》杂志记者的一篇访问记，其中着重指出了英俄之间长期的互不信任，以及英国存在着的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把这篇访问记这样古怪地转载出来，显然是想要打消民众对于第二战场即将实现的说法仍然抱有的一点信心。这暗示俄国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自己，对英国不能作为一个盟国那样真正加以信任。
　　当俄国政府和人民受到这些打击的时候，战场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1942年7月27日，有关方面宣布罗斯托夫陷落了。这件事的本身并无特别重大的意义，问题在于它几乎是不战而降的。看来红军的士气似乎已濒于崩溃。除经济方面外，从各方面看，1942年7月是苏联抵抗希特勒战争中的最低潮。到同年的8、9月，一种新的精神——斯大林格勒的英勇精神——开始传播开来。在士兵和平民感染了这种精神后，即将崩溃的危险便消失了。德国人不会满足于罗斯托夫，他们在红军的士气可能再度濒于崩溃之前，还需要赢得比这更大的胜利。
　　就在这几星期中，英美军事领袖之间的分歧到了整个战争期间最为严重的阶段。在伦敦，艾森豪威尔发现英国人不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讨论“大铁锤”计划的优缺点。在艾森豪威尔来就任新职正好两星期后，即在1942年7月5日，丘吉尔邀请他以及他的主要助手马克·克拉克将军到契克斯举行周末战略会议。首相抓紧机会告诉美国人，他觉得在1942年对法国发动进攻是鲁莽的，而且无论如何对俄国人不会有重大的帮助。他提议改为进攻北非，这样就能最有成效地使用美英两国在1942年所能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在随后的一周中，和英国军事领袖们一起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使艾森豪威尔认识到1942年在法国登陆所必须克服的种种障碍。到了7月10日，他已经相信在1943年秋天或者甚至在1944年以前，不可能发动一场有相当希望可以战胜德国的大规模进攻了。
　　艾森豪威尔和他手下的参谋人员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这些意见。他们觉得英国人的意图十分可疑，认为英国人可能夸大了进攻的困难，以掩盖他们决定不发动一场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主要进攻。这种猜疑使艾森豪威尔不愿意接受任何替代的计划（例如，丘吉尔提出的北非计划），因为他认为一旦发动这样的战役，就必然要移用准备进攻法国的人力与物资，以致当1943年或1944年进攻法国的时机到来时，英国人又有新的借口好来阻挠这个计划的执行。美国的军事领袖们既然认识到英国人4月间不是完全坦率的，这时对于英国人在6、7月里是否坦率也就发生了怀疑。因此，他们对于最终将会实现的大规模横渡海峡的进攻的保证，也打了折扣。丘吉尔4月间的骗人把戏结果是偷鸡不着蚀把米。
　　正当这种交换意见在英国进行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开始讨论在1942年把美国的主要军事努力转向太平洋的可能性。这种想法向来非常投合美国海军的心意。马歇尔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健全的军事战略要求首先集中力量对付德国，但是他对于他所认为的英国人的阻挠和半心半意感到非常厌恶，因此这时他也改变主意，考虑可能对日本采取什么行动了。
　　7月8日至15日是严峻的时刻。7月8日，英国参谋长们正式通知他们的美国同僚，“大铁锤”计划必须作为一个毫无希望的计划而予以放弃。美国的三军参谋长细细玩味了这个不受欢迎的消息后，于7月10日正式向罗斯福总统建议把美国的主要力量从欧洲转移到太平洋。他们已经提出了两种有关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攻势的计划，一种是麦克阿瑟将军拟订的，另一种是金海军上将拟订的。就在丘吉尔离开华盛顿的那天（1942年6月25日），金向马歇尔将军建议占领所罗门群岛，作为对日本发动攻势的开端。一星期后，1942年7月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一项计划，其内容兼有麦克阿瑟和金的那两种计划的特点。当天他们就下达命令占领“图拉吉及其附近的阵地”，作为收复新不列颠…新爱尔兰…新几内亚那片辽阔的地区的第一步。那个艰难而旷日持久的瓜达尔卡纳尔（图拉吉附近的阵地之一）战役就是这道命令的结果。这一战役于1942年8月7日开始。除了杜利特尔对东京的空袭（1942年8月18日应为1942年4月18日。）外，这是美国在太平洋上发动的第一次攻势。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所罗门群岛发动进攻的决议，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7月2日下令进行的作战，规模较小，并没有使用美国地面部队或空军的主力。这个决议于7月10日呈报罗斯福时还悬而未决。最后，只有罗斯福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才能够决定美国的战略。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过是他的军事顾问。
　　现在，要完全重述一下当时的思想感情已不可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绝不是团结一致地支持太平洋计划的。约翰·迪尔爵士私人同马歇尔很接近，他于7月15日向丘吉尔报告道：
　　毫无疑问，马歇尔对于他最初热爱的计划仍然一往情深，但是他深信欧洲计划缺乏真正的推动力。虽然召开了会议，进行过讨论，但时间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德国今后再也不会象今天这样忙于东线的战事。如果我们今天不利用它当前的忙乱，我们将会在西线面临一个强大的德国，以致我们不可能对大陆发动进攻。到那时，我们只能在空中互相搏斗，但是作出决定的时机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另一方面，他又说：“金的战争是攻击日本人。”
　　长期存在的那种业务上的猜忌在这里发生了影响：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役中将占主要的地位，陆军则将在欧洲战场上占主要的地位。每一军种认识到这些事实，都偏向于支持那种会提高自己的作用的战略方针。完全丢开这些业务上的猜忌不谈，美国人最初采取的战略——首先进攻德国——至少有三点有利于它的理由。第一，美国集中力量于太平洋会意味着放弃同英国和俄国进行任何有效的合作。第二，德国比日本更为危险的论点不是容易反驳的。第三，在美国舰队取得海军优势之前，很难在太平洋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可是要取得这种优势，首先必须制造数百艘战舰，而在1942年这些战舰还没有制造出来。如果首先在太平洋发动进攻的决定维持不变，则大批地面部队只得袖手旁观，等候海军实现它的造船计划。
　　实际上，一时的气愤使得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在太平洋发动攻势的计划。马歇尔将军很可能把太平洋计划看作部分是对英国施加新的压力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认为这种用意是使他在7月中旬倾向于太平洋计划的唯一理由，那似乎是不符合他那种爽直的性格的。他更可能是这样想的：“没有英国人，1942年在欧洲便什么事也干不成，所以让我们在太平洋尽力而为，不要无限期地保持守势。”
　　当然，罗斯福多少是超越了这种影响到他的军事顾问们判断力的军种之间的竞争的。丘吉尔担心，如果横渡海峡发动进攻，一定会损失惨重，罗斯福对他的这种忧虑也比较同情，他对于同英国结盟也比他的军事领袖们重视得多。此外，罗斯福对欧洲的兴趣和关切通常总是超过对太平洋地区的。所有这一切以及毫无疑问还有些其他的因素——可能还包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