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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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成立了两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一个设在伦敦，一个设在华盛顿。伦敦委员会于1942年2月10日成立，主要是希望使澳大利亚人对马来亚作战的经过所感到的不满情绪平息下去。可是从成立的那天起，这个委员会就不起什么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人对于由伦敦指挥远东作战一事，是不满意的。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坚持，才在1942年4月1日成立了第二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地址是在华盛顿。罗斯福亲自出任主席，中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加拿大都有代表参加。后来，菲律宾和印度也参加了。公报说，新的太平洋作战委员会将同“伦敦的类似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但是实际上，这个委员会对太平洋事态的发展只起了很小的影响。
　　事实上，这两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是对太平洋地区一些愤怒的小国，特别是对澳大利亚的让步。不论是英国或是美国都不愿把战略方面不易作出的重大决定提交这些小国，受这些小国的审议、批评或阻挠。美国的武装部门特别不愿意让文官去控制或指导太平洋地区或任何其他地区的军事战略。英国和美国已经作出了这一基本决定——首先是对德作战。面对着这个事实，澳大利亚人所指望的及早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去打击日本，是注定要失望的。至于太平洋委员会的较小成员国对联合参谋部的这个和那个决定所表示的异议，它们的努力全遭到拒绝。结果，太平洋作战委员会仅仅成了一个发泄不满的工具。
　　两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使战争的指挥权掌握在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组织手里的种种努力的最高峰。可是由于任何一个代表不同利益的委员会所避免不了的行动迟缓，以及英美两国政府的反对，这个计划完全失败了。澳大利亚和所有其他的小国对重要的战略总是只能发挥有限的影响，好象是从舞台边厢说话那样。由于英美垄断战略方面的决定反映出当时军事和经济力量的现实，所以这个制度运行得很好。看来很清楚，在任何机构内，虽然象澳大利亚、中国、荷兰这样的国家都有着同英国和美国同等的发言权，可是实际上它们却不能作出关键性的决定。大国总不愿把自己的行动交给占多数的小国去表决。
　　就指挥作战而言，太平洋和远东地区军事司令部的改组，比两个太平洋委员会具有更为实际的重要意义。四个独立的而又互相关联的战区建立起来，代替了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和在中国的联合司令部。在新的安排中，统一指挥的原则已被抛弃或忽视了。美国人成立了三个司令部：太平洋、西南太平洋和中国…缅甸…印度。在印度，英国人保持着他们传统的军事组织。这种机构就理论上讲是笨拙的，特别在印度，而实行起来甚至更为笨拙。
　　人们可以猜测为什么马歇尔主张的统一指挥原则被放弃，但在1952年，可以证实这种猜测的资料还没有发表。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的失败一定是一个因素，而在韦维尔指挥下集合起来的那些国家之间的吵闹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新的安排总的说来很明显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一旦商定了，这些司令部就在战争时期一直持续下去。后来再要改善指挥关系的努力至多只是表面上的成功而已。
　　在太平洋，新的安排是由1942年4月4日的一道命令规定的。太平洋地区由美国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负责指挥。他的司令部设在夏威夷，是陆、海军的联合机构，不过海军当然是主要的。另外，在北太平洋、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分别设立了附属的司令部，新喀里多尼亚和新西兰全归入南太平洋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在这个战区里，唯一重要的盟国就是新西兰。新西兰的作用几乎仅仅限于给养和基地设备的供应。新西兰部队大部分逗留在地中海地区。结果，美国人事实上无可争议地控制了全局。根据上文所引的罗斯福3月9日的建议，不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而是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这个战区里行使着最高的作战指挥权。
　　西南太平洋地区包括澳大利亚、所罗门群岛、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除外）和菲律宾，全由麦克阿瑟将军负责指挥。1942年3月17日，麦克阿瑟从巴丹来到澳大利亚。当时立即宣布他将担任尚未划定的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司令官。同澳大利亚和其他有关方面的磋商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942年4月19日，麦克阿瑟的权力范围才公开予以宣布。西南太平洋是一个盟国联合司令部，英国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全对它作出了正式的贡献。但是实际上，只有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能够派遣相当多的部队，其他两国的参加都是有名无实的。
　　然而，澳大利亚人却把他们的军队（除了在中东一直逗留到阿拉曼战役后的一个师以外）、舰艇和飞机全置于麦克阿瑟的最高指挥之下。开始时，澳大利亚的布莱迈将军担任地面部队的指挥，而海军和空军则由美国司令官指挥。后来，麦克阿瑟把陆军的指挥权一分为二，组成了一支独立的美国部队，负责朝北向菲律宾发动进攻。尽管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是一个盟国司令部，象尼米兹的司令部一样，但是它却直接隶属于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是间接地受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控制。
　　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统一指挥的原则很明显地遭到破坏。1942年3月作出决定，尼米兹应在太平洋各地行使海军作战方面的战略指挥权，甚至在麦克阿瑟所指挥的地区以内，但在西南太平洋战区，麦克阿瑟对地面部队和以陆上为基地的飞机享有绝对的指挥权。由于海军指挥权同陆、空军指挥权的分开而产生的许多不幸的后果，都是马歇尔早就料到的。当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的战役需要海、空军采取联合行动时，——象他们经常所做的那样——双方配合得并不很好。对立的主张和对失败的互相指责，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关于个人、战略和作战方面的意见分歧相当自由泛滥。结果，这两个司令部之间的关系在战争时期一直很糟。
　　参谋部为什么要把整个太平洋的海军指挥权授给海军上将尼米兹呢？这是容易理解的。如果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维持一支独立的舰队，归一个独立的司令部去指挥，这将是极其浪费的，特别是在1942年，当美国海军力量薄弱，需要灵活调动航空母舰，往返于珊瑚海和中途岛之间，以应付日军的攻击的时候。当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接过指挥权时，日军好象会入侵该大陆并开辟一条主要的陆地战线。在这样的形势下，麦克阿瑟成立陆空军司令部是有意义的。但结果，麦克阿瑟是在新几内亚的丛林区开始作战的，那里并无公路，再加上地形的性质，使陆军完全依靠海空运输提供给养。后来，当麦克阿瑟开始采用跳岛战术时，他同尼米兹的异常关系成为经常发生纠纷的根源。他要靠海军支援和船舶运输，但必须与美国海军当局进行半外交性的谈判，这样才有把握获得他的作战计划所需要的适当的海军支援。
　　解决这些困难的合理办法就是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任命一个最高司令官。但这个办法引起了无可克服的困难。美国海军根本不会考虑把指挥权让给麦克阿瑟，他只不过是一个陆军军人，又同海军并不友好。另一个办法是使麦克阿瑟隶属于尼米兹，但是这样将在美国或许也在澳大利亚引起严重的政治麻烦。结果，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1942年4月的权宜的安排几乎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的时候。
　　中国、缅甸和印度的司令部的安排比太平洋地区更为混乱。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瓦解后，缅甸的挫败对于阿卡迪亚会议上决定在中国成立的第二个“盟国”司令部有着同样的影响。我们还记得，蒋介石接受了最高司令官的职务并同意由一位美国将领出任他的参谋长。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奉命担任这个职位，并于1942年3月3日到了中国。那时，日军已开始侵入缅甸。四天以后，即3月7日，英军被迫撤出仰光。仰光的陷落意味着失去了可以很方便地把物资转运往中国的唯一港口。
　　中国已经有三个师驻扎在缅甸北部，史迪威尽力想使这三个师投入战斗，以阻止日军的前进。但英国与中国间的矛盾较为尖锐，蒋介石不愿意将部队的无限指挥权托付给这位美国将领。同时，缅甸的英军司令官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将军与史迪威之间也没有建立起明确的合法关系。蒋介石管辖的“盟国”司令部的地理界限也不明确。阿卡迪亚会议上制订的计划，并没有预见到缅甸会成为一个战区，所以盟国无论在军事上或后勤工作上都没有准备在那里进行一场战争。
　　这些困难并没有因为打了败仗而得到解除。快到1942年3月底的时候，日军重新发动了攻势，到5月，缅甸全境都陷落了。滇缅公路南段的终点落入了日军的手中，此后，中印间的交通只限于航空路线了。
　　印度战线同中国战线的自然阻隔，使业已发生纠纷的权限问题更为复杂。这时候，美军又成立了一个中…缅…印新战区。由史迪威担任司令官。实际上，可供他调遣的大部分是空军人员，他们奉派在新开辟的从印度越过“驼峰”到中国的航空线上服役。这是当时从外面接济蒋介石的唯一来源。但是在驼峰的两端，史迪威与两国当局的关系都非常棘手。
　　在中国，史迪威和蒋介石不断争吵。主要困难是：史迪威的正式官衔是蒋介石的“参谋长”，美国的用意是想使他有正当权力去指挥国民党政府军作战。罗斯福和马歇尔原来希望蒋作为一个盟军总司令，会忙于政治或其他事务，而把有关中国军队的改革、训练和调遣等工作都让史迪威去搞。但是当蒋同意任命史迪威为“参谋长”的时候，他无意赞同这样的计划。他决不愿意将自己的军队交给外国人去指挥，但又觉得对美国公开违抗不大妥当。因此，他采取了迂回曲折的手法，暗中撤销史迪威的命令，或者拖延他所不喜欢的决定。蒋想从史迪威和美国人那里获得的是源源不断的供应品，为了这些供应品，他不惜以奉承的语言去讨好史迪威。然而。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决不会再给予史迪威更多的权力来指挥中国军队。这样的局面简直是难以忍受的，只有一位一等外交家才能通过谈判消除这些障碍，使中国军队可以有效地发挥其力量。史迪威不是一个外交家：恰恰相反，他毫不辜负人家替他起的绰号“乖僻的乔”。
　　滇缅公路被切断后，把作战物资运交中国有着极大的自然阻碍。既然美国人只能利用越过喜马拉雅山脉的空运路线运送一点供应品给中国，蒋介石认为没有理由不用一套空口应酬话去应付史迪威的改革中国军队的要求。因此史迪威将军对改革中国军队的工作做不出什么成绩来。但他却在印度建立了一个训练营，并在1942年年底之前设法在那里着手训练一支人数不多的中国军队，以图将来反攻缅甸北部并恢复由印度至中国的陆上交通。
　　然而，中美在印度的活动实际上就是指同英国的配合和合作。史迪威象中国政府一样，也不能与英国人融洽相处。至于英国人，他们是不大相信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的。他们往往认为分派给中国的供应品无异浪费。他们的印度军队应有优先权。保卫印度，包括维持这个骚乱地区的内部秩序，看来比收复缅甸更为重要，但是史迪威却坚定不移地要尽一切力量去收复缅甸。有了这样不同的看法，英美间的摩擦是不足为奇的。韦维尔被迫放弃爪哇后，立即奉派去担任印度最高军事司令官。韦维尔的司令部与史迪威的是完全分开的，但由于史迪威的行动一部分是在印度，所以他难免要侵犯，或者似乎要侵犯韦维尔的权力。
　　各种供应品的缺乏加剧了管辖权的争执。这种缺乏反映在全面分配时对于其他战区的优先安排。在太平洋地区，美国海军的要求最受到重视，但依照英美军方的意见，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应占优先的地位。中国、缅甸和印度被列入可怜的第三位，这个战区又远离英美，这使什么都加倍困难。供应品的缺乏再加上史迪威的急躁易怒，使盟国在远东的合作充其量不过是风中之烛。
　　盟军有可能进行有效合作的一个领域是在海上。照理说，印度洋上的英国舰队和太平洋上的美国舰队原可以很好地协调他们的活动对付日军。可是，根本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英国海军部觉得他们没能适当地参预美国海军的计划工作。海军上将金脾气暴躁，常常同英国人发生激烈争吵，这使最高级之间的关系颇为紧张。在1942年年初，印度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的关系很不协调。5月，当日军即将进攻中途岛时，美国要求派出一艘在印度洋作战的英国航空母舰去参加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这个要求于1942年5月19日遭到拒绝，所以美国人只得以自己的三艘航空母舰去对抗日本的四艘航空母舰。正是这样的事件使丘吉尔于四月间向霍普金斯发牢骚：“我们两个舰队的行动就好象是两支完全独立的力量一样。”
　　在那年下半年，总算有了一点点合作。例如，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英国舰队在印度洋发动了一次牵制性的攻击。但是这种行动远远没有达到大规模联合作战的要求。随着太平洋战事的进展，随着美国舰队日益壮大，美国人对于取得英国的协助显得愈来愈不感兴趣了。有些美国海军将领好象觉得，对日战争是日本与美国海军之间私下的争端，并不需要第三者插手进去。美国的这种态度，加上英国人又小心翼翼，生怕过于削弱印度洋舰队，这使两国海军只保持着最低限度的合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海军的舰艇确实与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并肩作战，可是它们为数不多，在战争中并不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盟国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合作所达到的水平与在欧洲所达到的水平相比，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别。上文已经提到过出现这种差别的一些原因。史迪威与麦克阿瑟的个性不是有助于同别人进行合作的。由于供应的缺乏，一切雄心勃勃的计划都注定得放弃或推迟。美国军队内部各军种之间的争夺显得特别尖锐。最后，由于地理上的障碍，对日战争变成了两场分隔开来的战争：一场在亚洲作战，由英美从西面提供给养，另一场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由美国从东面提供给养。
　　除了这些军事因素之外，印度和中国都存在着基本的政治困难，大大阻碍了盟国的合作。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半潜在的内战继续分散了蒋介石的注意力，使他不能一心一意地进行抗日战争。的确，正象批评蒋的人所说的那样，他可能认为他的主要敌人不再是日本人了。日本的最后失败可以依赖美国的努力去促成，可是在国内与他争夺权力的共产党却不容忽视，需要注意提防。这种态度就引起了他和史迪威的冲突。史迪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作战能力和他们的俄国顾问是有深刻印象的。在1942年，战争的结束明摆着还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中国问题的这一方面还不很突出，它后来才变得严重起来。
　　但在1942年，印度的政治局势是极其重要的。在那年的头几个月里，日本人对印度的威胁似乎显得特别严重，使印度的领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在短短三个月内打出了一个大帝国的这些亚洲同胞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有些印度领袖憎恨英国的统治，甚至欢迎由日本人来解放的这种前景。但这种极端分子为数不多，而且没有什么势力。甘地采取了和平主义者的立场。他不赞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动，并宣布印度人应该避免战争，既不帮助英国人，也不反对日本人。由于甘地个人的威望，他的意见在印度很受到重视。有些印度人希望如果有办法去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日本人是会尊重印度的中立的。国大党抱着同甘地大体上相同的政见并代表印度民族中政治上积极的一派，要求给予印度独立，并迅速成立一个脱离英国控制的印度民族政府。
　　可是，当世界大战仍在进行时，英国政府决不愿意放弃他们对印度的控制。正如后来战后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在印度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与占人口少数的伊斯兰教徒之间所存在的摩擦和互不信任是印度实现独立的真正障碍。英国人对伊斯兰教的压力特别敏感，部分是由于印度军队大部分是从伊斯兰教徒中招募而来的，部分是由于英国处于保卫中东的微妙的地位，需要那里的伊斯兰教徒的支持，还有一部分则是由于伊斯兰教徒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一个最好的借口，可以用来延长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除印度本身的困难外，印度立即无条件独立的任何方案势必引起英国方面的反对。内阁和议会里的一批重要人物对于英国放弃控制印度的这一意见表示反对，丘吉尔本人或许也应当列入这类人里。
　　虽然如此，在1942年春季，采取某种步骤去平息印度人的不满似乎是刻不容缓的。英国内阁派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于3月间去印度，看看是否能够达到一种使英国和印度双方领袖都满意的解决办法。克里普斯携带了一项经英国政府批准的明确建议：答应于战争结束后给予印度自治领的地位。这个建议远远不能满足甘地和印度其他领袖们的要求，谈判以失败告终。
　　罗斯福热切地注视着克里普斯代表团前往印度。当谈判正在进行时，路易斯·约翰逊作为总统的特派代表来到了印度，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希望印度立刻实行自治，至少是预备性的。他的活动在印度的英国官员中引起了很大的怀疑。在他们看来，美国人似乎蓄意要破坏英国的统治。罗斯福在与丘吉尔私下通信中劝告丘吉尔采取果断的行动，让印度完全独立，结果遭到断然的拒绝。丘吉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美国的建议，这种情况一般是不多的。他对罗斯福要牺牲英国利益来推行他的理想主义深为恼火。
　　美国人往往夸耀他们管理菲律宾的例子，但英国的行政官员却不愿意学习美国的殖民地管理方式。在美国人看来是促使印度全心全意地参加对日战争的必要步骤，在英国人看来则是对英国的粗暴干涉。美国人越是谈论关于动员印度的人力来支援战争，英国人就越强调印度国内的问题和国大党对盟国事业的忠诚很不可靠。这种看法上的分歧证明是互不信任的根源。蒋介石努力为印度人与英国人之间的意见不一进行斡旋，但一点没能促使英国人比较肯接受外来的建议。
　　克里普斯代表团失败以后，印度人和英国人仍然相持不下。甘地和国大党发动了一场不合作运动，1942年8月圣雄甘地和数千名国大党党员一起被拘捕起来。从此以后，局势继续十分紧张，到处发生骚动。然而到1942年年底，警察和军队已经恢复了大部分公共秩序。由于日军入侵印度的可能性减少，政治危机也随着缓和下来了。
　　认为所有印度人民都接受国大党的观点，这决不是真实的。伊斯兰教徒肯定就不会接受。事实上，除了偶然参加一次反英暴动外还从事其他活动的印度人仅仅是一小部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对国大党提出的政治纲领和要求只具有最为模糊的概念。但是印度的局势却是爆炸性的。在1942年有好几个月，次大陆似乎处于革命骚动的边缘。如果日本人能够发动进攻的话，那末他们似乎很轻易地便可以取得一场重大的胜利。
　　英国人竭力试图建立起稳定的秩序来。他们采用警察方法，有时是很严厉的警察方法，来制止公开不满的现象，建立一支庞大的印度军队的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也加快实行。到1942年年底，加入印度陆军的人数超过一百万，后来增加到二百万人以上。但是这支庞大的军队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充分参加技术复杂的战争，因为招募来的士兵大半都是纯朴的农民。当军队已经训练到具有相当水平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障碍——缺乏船舶及其他运输工具——限制他们把军队调派到各处去打击敌人。结果，这样苦心建立起来的印度军队有一大部分始终没有机会参加战斗。
　　可是，到1942年年底，日本的威胁所造成的第一次危机已经过去。印度国内的骚动不再成为后方的一场严重的危险，而且已经建立起来的一支强大的军队可以击退日军企图对印度本土发动的任何侵略。但在幕后，不仅在英国和印度的政治领袖之间，而且在英国和美国、英国和中国的领袖之间，还存在着摩擦和互不信任。盟国在印度的合作仍然是表面的，内里则深受到基本上相互矛盾的目的的干扰。每一方对其他各方的行动和动机总是尽可能恶意地加以解释。美国人谴责英国人在对日战争中不积极、不重视，英国人怀疑美国人企图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中国人在自己人当中搞阴谋诡计，又同美国人和英国人一起谋求私人和党派的利益。
　　在对日战争中，盟国的合作方面还有一个缺点需要提一提。苏联坚决避开对日战争，继续与日本在外交方面保持正常的关系。在中国，俄国人与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都保持着暧昧不明的关系，但在1942年俄国的注意力和兵力都集中于对德战争，因此无暇在中国推行任何积极的政策。
　　西方盟国同俄国之间的关系总是直接受到俄国前线军事行动进展的影响的。1941年11月，当德军向莫斯科的进军尚未被制止时，英国不能开辟第二战场或派遣大量军队到俄国作战一事，导致斯大林和丘吉尔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12月初，当德军的进攻没有能打下莫斯科便停顿下来，俄军又开始发动反攻时，英国同俄国的关系就变得不那么紧张和激烈了。在这样的形势下，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访问了莫斯科。他于1941年12月7日离开英国。就在他出发的前夕，战争突然蔓延到太平洋，美国成了一个正式的交战国，这显然要求对英国的政策进行一次调整，但艾登没有等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明朗起来，仍旧动身前往苏联首都。
　　艾登此行有两个目的。第一，他希望能够使1941年7月12日克里普斯…莫洛托夫协议以初步形式建立起来的英俄同盟正式化。一项象英国内阁希望签订的这种同盟条约，将会约束双方坚持作战到希特勒被推翻为止。这可以帮助消除单独媾和的疑虑。这样一项条约还包含有解决两国政府之间悬而未决的种种争端的意思。而这些争端中最为迫切的是军事方面的。艾登赴莫斯科的第二个目的是，同斯大林检讨一下军事的全局，希望使这位苏联领袖了解英国在对德作战中的军事潜力以及军事部署中所面临的障碍。
　　英国内阁认真考虑是否可以派遣军队到俄国南部战线上去参加战斗，但这项计划要看能否先在利比亚击败轴心国军队而定。1941年12月5日，丘吉尔授权艾登答应俄国人，调派十个中队的皇家空军到俄国南部去作战，但一切计划都由于日本的袭击而打乱了。五天以后，丘吉尔致电艾登说，至少就目前而言，不应提出派皇家空军支援的问题。结果，当艾登到达莫斯科时，他向俄国人提出的困难比援助还要多。
　　至于俄国人，他们则急于想维护自己的这种权利：即在盟国间的任何磋商及一切磋商中，特别是关系到战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都应以平等伙伴的身份参与商讨。大西洋宪章签订时事先没有征询过俄国的意见，这种作法触怒了斯大林。他担心西方国家甚至会使战败的德国保持强大，以便在军事上抵制苏联。斯大林对于战后的安排这样关心，看来颇为奇怪，人们记得，在德国被击败之前，整整经历了三年半的艰苦战斗。但在1941年12月，斯大林可能认为战争结束的日子已经大为接近了。关于在1942年内结束战争的说法，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6月之间斯大林的演说中以及俄国的报纸上曾反复出现过，这虽然不能证明，但的确暗示，斯大林认为希特勒会在德国实力完全崩溃之前，同盟国单独或全面谈判投降。如果这是他对局势的判断，那末，战后的协议显然是迫切重要的。俄国人只要可能，特别应该先发制人阻止给予德国过分宽大的条件，从而让希特勒或是他的继承人再一次来威胁这个苏维埃国家。
　　在军事方面，斯大林仍然声称需要开辟第二战场，但是当艾登到达莫斯科时，日本袭击了英国在远东的属地，很明显，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英国没有多少力量可以腾出来。斯大林也不准备参加对日战争以换取更多英国的军事援助来对德作战。此外，俄国这时刚在发动反攻。斯大林似乎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德军的士气可能会衰落，他们可能会被迫全部撤出俄国。因此，斯大林并没有认真地催促艾登立即进袭法国。的确，他可能宁愿继续单干，这样可以从德军的崩溃中为自己获取荣誉和利益，而无须考虑到英国或美国的愿望。无论如何，双方都没有能立即向另一方提供任何直接的军事援助。因此艾登在这方面的会谈是不重要的。
　　他们的讨论倒是集中在战后欧洲的格局上。在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了他对于解决欧洲问题的看法。他要分割德国并从德国工业中征收实物作为赔偿。总的说来，他建议恢复战前的边界，只是作些较小的更改。不过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所谓“战前”到底应如何解释。根据斯大林的说法，“战前”是指在苏联遭到袭击之前。他主张应当恢复1941年的战前边界。这意味着承认斯大林在1939…1940年所兼并的领土是苏维埃国家的合法的和永久的一部分。斯大林说，作为酬答，他将支持英国任何企图在西欧获得基地的计划。另一方面，如果英国不同意承认俄国所并吞的波罗的海国家以及芬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领土，那末斯大林就宣布他不签订艾登希望缔结的那项同盟条约。
　　英国政府对于这些领土要求并不感到惊讶。在艾登访问莫斯科之前，斯大林的野心在预备性的会谈中至少已经部分表明了。英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含糊的。外交部内有势力的人物确信，在领土方面作一些让步是必要的，艾登自己也倾向于这种看法。但丘吉尔却坚决反对在将来召开和平会议之前签订任何协议，使英国承担支持俄国领土要求的义务。丘吉尔的理由是双重的。第一，毫无疑问也是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坚决反对在召开全面的和平会议之前签订任何秘密协定和作出任何领土安排。如果英国不支持美国的立场，那末两国在战时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经常争吵的根源。丘吉尔拒绝对俄国的领土要求作出让步的第二个理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