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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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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提出建议是一回事，安排部署又是一回事。在随后的两年里船舶的缺乏竟然成了盟国战略家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它构成了影响事物进展的一个环节。会议面临的迫切的问题是在太平洋地区对船只和部队进行防御性的部署，以便确保同澳大利亚和远东的联系。马歇尔将军拟定了一个防守新喀里多尼亚作为通往澳大利亚途中的主要停留站的计划，但是太平洋地区的这一计划和其他计划所需要的船只，只有把船舶从其他的紧急任务中抽调出来才能筹集起来。在大西洋战场上，美国人同意派遣部队到北爱尔兰去，他们可以在那里完成训练。这些部队不仅将协助保卫不列颠群岛的安全，而且将使要不然便需要留下来保卫英国本国安全的好几师经过充分训练的英国部队有可能用于海外。行动是迅速的。阿卡迪亚会议还没有结束，美国部队已经开始奔赴爱尔兰了。这个行动公布出来作为一种宣传策略，既打击了德国士气，又打击了美国国内残存的孤立主义情绪。
当时的情况异常紧迫，因此在会议上不可能就长远的进攻性战略达成坚定、明确而详细的协议。虽然如此，英国人却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计划：这个计划所根据的假设是，当时正在利比亚展开的攻势将导致北非轴心国部队的全面毁灭。如果这件事实现了，他们希望看到一支美英远征军在法属北非登陆，当然最好事先能得到维希当局的同意，但必要时不得到同意也要进行了。这项以“体育家”为代号的计划实施的日期暂定为1942年春天，但是时间表并没有明确地规定下来。维希的变幻莫测的政策，使丘吉尔焦急地希望如果法国当局突然发出邀请，他就能立即至少派出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去。
在北非的攻势如果取得成功，就会“收紧”对德国的“包围圈”，并为1943年在欧洲大陆大举登陆打开道路。丘吉尔所设想的最后对德作战方式是，由几支人数较少，但装备精良的装甲部队同时在几处地方登陆。他写道：“无须认为需要大量的士兵。如果装甲部队的袭击成功的话，当地人民的起义（必须为他们提供武器）就会成为解放当地的攻势中的主体”。
美国参谋部还没有时间为使用美国部队攻击德国自行制定任何详细的长期计划。因此，马歇尔在会议上提不出任何明确的相反的建议来。尽管如此，他对这项计划即使不是积极反对，至少也是不很热心。其他的美国高级军官也抱着同样的见解。
罗斯福个人对这项北非计划却很感兴趣。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他把达喀尔想象成对美洲半球的安全日益迫近的一种威胁，占领法属北非就会排除掉这一危险。此外，地中海的开放将使供应线大为缩短并减轻对船舶的某些压力。当然，最重要的军事上的考虑是，似乎没有别的计划为不久的将来积极使用大量的美国士兵去攻击敌人提供一个机会。然而为了减轻对俄国人的一些压力，英…美在不久的将来展开进攻，似乎是非常必需的。
罗斯福经常耿耿于怀的最后一种顾虑是美国舆论的捉摸不定的情况。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时期里，美国人的注意力立即大半集中到了太平洋地区，特别是集中在菲律宾群岛的防御上：不难想象，会出现强大舆论压力敦促美国把主要力量转到太平洋去打击日本人的这种情形。这一点如同我们知道的那样，事实上正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属于孤立主义的那些大报所要求的。防止公众的注意力这样集中在太平洋地区的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欧洲战场上发动进攻。到那时，新闻报道就会发生变化，不是完全由来自日本前线的新闻所占去了，而且对一切已经发动的进攻，美国公众的支持是可以信赖的。看来无可怀疑的是，罗斯福坚持要尽可能早日在欧洲战场上把美国部队投入战斗，骨子里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取得了一项协议，即就“体育家”的后勤和其他要求进行研究。谁也没有否认这一行动对盟国的事业会是有利的。问题却是能否获得必要的船只、兵员和设备。甚至在会议结束以前就已经变得很清楚。在利比亚获得全面胜利的希望是不会实现的，而“体育家”计划原来的根据也随着这种希望而消灭了。一支胜利的英国军队在最近的将来不会立即出现在法属突尼斯的边境上，而缺乏这种支援任何登陆行动都不得不采取比最初所设想的更大的规模。因此，尽管罗斯福对英国的计划表示赞同，并不能商定对“体育家”承担任何坚定的义务，更不能商定一个明确的作战时间表。太平洋地区迫切需要的防御性部署和地中海地区敌人力量反击的意料不到的猛烈，使英美的进攻计划制定得未免过早了。
虽然马歇尔将军没有向会议提出任何条理分明的长期战略。但他对应该指导盟国作战行动的军事管理原则却有一些十分明确的想法。在这些事项上所达成的协议证明，对总的战争行动和英美合作的形成有着最为重要的意义。圣诞节那天，马歇尔向英美参谋长会议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官方记录里记载的他的讲话如下我说的这些话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是同海军或者同我自己的作战计划处商量研究的结果。鉴于我在法国所看到的情形，再根据我所注意到的我们自己的经验，我强烈地感到，应加考虑的最为重要的事项就是统一指挥的问题。我们目前正在解决的问题只是一些琐细的事，除非我们得出一项更为广泛的解决办法，否则这些琐细的事会不断地重新出现。而且除非我们在一个真诚直率的基础上进行作战，否则在各团体、各军种之间存在分歧的情况下，那种局面是无法忍受的。我深信，整个战场——包括空中、地面和舰艇——必须由一个人来指挥。单凭合作，我们是无法应付的。人类的弱点是这样的，他们会非常不愿意把自己的一些部队置于别的军种的指挥之下。如果我们现在就制定一个统一指挥的计划，那末我们的麻烦十之八九就会获得解决。
……我情愿竭尽全力来实现这件事。我们必须在这里决定一个行动的方针，决不能期望在战场上去决定。我赞成由一个人来统帅，不过他是根据这里规定的命令指挥作战的。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不得不这么做，但那是在1918年才办到的，在这以前，大量宝贵的时间、鲜血和财富已经毫无必要地牺牲掉了。
认识到马歇尔建议的激进性质是很重要的。鉴于盟国事业后来在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功，很容易认为，联合参谋机构和战场上统一的指挥是英美战时关系必然的和自然的结果。但是在1941年，这并不是英国或美国战略家的意思和期望。在ABC…1计划中，各国对一定的地区分别负责的原则已经规定下来：每一战区由一国承担起指挥权，遇有必要，其他国家的部队、舰艇或空军将在外国的指挥下作战。但是马歇尔现在提出了一项更进一步的建议。他希望看到在每一战区，不同国家和不同军种的部队一概置于一个司令官的统率之下。另由一个由有关各国和各军种的代表所组成的单一的联合参谋部加以协助。这样一项建议包含着减少各国政府和各个军种对武装部队所行使的控制权。就实际上所实现的联合参谋部和统一指挥权来看，它们标志着一支超国家的武装部队的出现，当然最终并不是不受本国的控制，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而且在日常的管理方面是同正常的国家指挥隔离的。
很可能马歇尔和那些在阿卡迪亚会议时不赞同他的意见的人都没有这样看待这件事，美国海军不愿意接受这一建议，英国人也感到很难加以接受，英国的计划希望保持不同的地区分别负责的原则，甚至对入侵欧洲大陆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也是如此。可以假定的是丘吉尔至少考虑到英帝国的长远前途以及英国在远东这类地区的影响。组成联合参谋部并对英国、美国和其他盟国的部队实行统一指挥，这至少会使英国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变得模糊不清，并且会在世界一些重要的和广阔的地区导致美国的势力取代英国的势力。
最迫切需要作出决定的战区——东南亚——对马歇尔的建议实际上存在的障碍特别大。不仅是英美两国，还有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和印度的军队都在那里同日本人作战，同时在世界上一个不太发达的地区，缺乏足够的交通使建立单一的指挥格外困难。提出了类似这样一些实际的障碍而且由丘吉尔和其他的人着重地提了出来，反对马歇尔的建议，根据记录，丘吉尔曾经说：“那里的局势是这样的：某些特殊的战略据点必须守住，每一地方的指挥官对于自己该做点什么都很清楚。困难的问题在于使用到达该地的资源。这是一个只能由有关各国政府解决的问题。”
哈里·霍普金斯在马歇尔和丘吉尔之间安排了一次私下会谈来讨论这个问题。在长时间的会谈中，首相终于能够估量出马歇尔的决心多么大，尽管有着种种忧虑，丘吉尔还是决定退让了。罗斯福也全力支持马歇尔的论点，所以在保证取得这项结果方面起了他的作用。丘吉尔一旦被争取过去后，正如他所具有的特性那样，立即全心全意参与这项计划，并且马上敦促战时内阁对他称之为“战争获胜者”的计划予以批准。
12月29日，这一问题解决了。阿奇博尔德·韦维尔爵士将军被推选出来就任东南亚盟军总司令。所谓美英荷澳（即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地区的最高指挥权应当给予一位英国将领，这是美国人建议的。英国的参谋长们最初的反映是惊讶而高兴，但是他们随即认识到，在这种提议的安排下，韦维尔将为前途明摆着的挫败受到公开责难。他们感到这对英美的友好可能是有害的。然而，丘吉尔却坚决地打消了这种担心，决定接受提出的这种安排。
在盟国并没有联合作战的各战区里，对原有的安排并没有作出任何改变。然而，在中国，经过同中国政府磋商以后，建立了一个盟军的第二战区。蒋介石成了“盟军”的总司令，一名美国将领将被任命为他的“参谋长”。美国在中国几乎没有地面部队。很明显，由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成为副指挥官的这种安排，同美国、英国、荷兰和其他盟国提供部队、船只、飞机和指挥官的那种“盟军”司司令部大不相同。事态的发展使大规模派遣美国部队到中国去的计划落空了，这就使得这种区别更加明显，但在1942年1月初，当这两个新的盟军司令部向世界宣告成立时，这种区别还不十分明显。
关于在战场上统一指挥的原则的协议，引起了在最高司令部内统一指挥的这个甚至更为重要的问题。这使会议比先前更加直接地面临限制国家对武装部队的权力的问题。开始时，一般的问题并没有接触到。讨论倒是针对着这样一个问题：对韦维尔将军的新指挥权将予以什么样的节制？1941年12月29日，参谋长们提出建议，不设立任何特别机构来监督韦维尔。他们认为，这样一个机构将是无效的。它将不得不把同该战区有关的所有小国的代表都包括在内，这样的代表不同本国政府进行磋商就不能共同作出决定来。
罗斯福同霍普金斯讨论过这问题后，拒绝了这项意见。作为代替他建议成立一个新委员会，由三名美国代表和三名英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的各军种联合组成，再由一名澳大利亚代表、一名新西兰代表和一名荷兰代表以顾问的身份参加进去。看看后来称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这一机构起初如何一点一滴、意想不到地成立起来，是很有启发的，这个委员会在大战后来的年代里成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团体之一。这里，在总统订正的关于在一个战区内进行部署的一份备忘录里，就可以看到它的起源。
用哈里·霍普金斯的话来说，当罗斯福的新建议提交会议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英国人很快就把这一争端扩大了。他们指出，权力仅仅限于一个战区的一个国际军事机构，如果无权决定应将什么样的人员和物资运送到战场上去，那将变得毫无意义。但是这种决定，如果不考虑到所有的盟国和所有的战区对战时生产所提出的竞争性的要求，是无法作出的。
在英国人带来向会议提出的建议中，有一项是主张成立一个由英美各军种委派代表组成的常设军事计划组织，英国的计划要求每一国控制整条战线中的一定防区，这个计划组织就是设想出来作为可以协调每一国的军事任务的手段。但是采取任何行动的决定权则仍将由各国政府和它们各自的军事司令部掌握。显然，在远东成立盟国的那些统一的司令部，使任何这类计划不能巧妙地发挥作用，但是罗斯福逐次提出的关于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控制每一战区内“盟国”司令官的建议，是以如何将两国政府现有的资源分配给各战区为根据的。
在随后的讨论中，这两个初步建议被混合起来，于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概念便成了处理这一问题的唯一合理的方法而出现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同罗斯福原来的概念不一样，因为它具有世界范围的权限，它同英国的建议也不一样，因为它不只是具有拟订计划的权力。
然而，在阿卡迪亚会议上指定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权限基本上只是后勤方面的。委员会奉命去“解决以战略方针为根据的广泛的军需计划”，“发布一般的命令，规定分配现有的武器的方针”以及“解决海外行动的先后次序等这些广泛的问题”。这样指派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相当有限的权力范围，既反映了英国原来的建议，又反映了英国政府不愿意过多放弃他们本国军事行动的独立性而把它交付给一个未经考验的机构的心情。但不久就变得很清楚，控制作战物资和控制作战行动是分不开的，因为在没有物资供应的情况下，什么事也办不成。因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不久便被迫要求有扩大其权力，使之涉及全盘的“战争的战略指挥”。委员会职权的这一新规定于1942年4月21日获得了批准。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立的方式以及这个新机构逐步维护其指挥战争的权力的过程，使得一个要不然便会成为大麻烦的问题几乎化为乌有。但是我们不能指望盟国中的小国会赞同一种实际上把他们从最高司令部的核心会议里排除出去的安排。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关于仿照1918年的盟国最高作战会议的方式建立一个包括所有盟国的团体的问题，大家议论纷纷。小国由于期望建立这样一个会议而坐失时机，尽管这个机构在最初成立时似乎规定只具有军事技术方面的有限权力。
成立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这项协议，引起了这个新机构应在何处集会的问题。很明显，美国人在供应和人力方面都占第一位，而委员会最初的任务就是负责供应和人力的分配。这就为委员会设在华盛顿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而美国首都又正介于欧洲战区和太平洋战区之间这一点，则可以举出来作为第二个理由。因此，英国人也同意新的委员会正常的工作地点应该是华盛顿。
实际上，直到阿卡迪亚会议闭幕以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才正式成立起来。其理由之一是，美国军事管理机构需要作出某种初步的调整。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不存在一个相当于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机构。一个由总统、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陆军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长组成的作战会议不定期地开会。同时，还有一个陆海军联合委员会，负责研究总统交办的专门问题。但是在美国陆海军的高级指挥官中，没有正式的、延续的、日常进行磋商的机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直到1942年2月才正式成立起来。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的这项决定，意味着在大多数会议上英国参谋长们将由代表前往参加。英国委派来参加这个委员会的第一批代表是从已经在华盛顿的人员中就近遴选出来的。代替帝国总参谋长陪同丘吉尔出席阿卡迪亚会议的约翰·迪尔爵士留了下来，成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英国方面的高级成员。他代表丘吉尔本人，而不是代表英国武装部队的任何一个军种。他的任命起先在美国人中引起了一些问题，因为他们对于军事问题竟然和政治混合在一起不很习惯。迪尔因为具有一个政治身分而遭到反对。后来，美国任命（1942年7月）威廉·D·李海海军上将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参加委员会，这样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结果表明迪尔的任命是特别幸运的。他成功地赢得了马歇尔将军以及他的全体美国同事私下的信任和友谊。其程度是任何其他的英国代表从来没有赢得过的。代表皇家海军、皇家空军和陆军的其他英国代表经常更换，而且都没有象迪尔所发挥的那种个人影响。
从1942年1月起，在整个战争年代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直每周召开全议一次，有的还不止一次。在正常情况下，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总是预先分别考虑尚未解决的问题，然后再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会议上把两国的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和调整。然而，认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分歧经常甚或通常总是按国家界限发展的，那就错了。各军种之间的分歧常常掩盖了国家之间的分歧。这种“国内的”分歧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会议上毫不顾忌地表达出来。
重大的战略决定则在罗斯福和丘吉尔于战争的年代里定期举行的会议上共同作出。在这种时候，英国的三军参谋长总在场，并且代替了他们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里的代表。只有可以称之为盟国行政机构的日常工作，才委托给了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但是日常的行政工作是政府的实质，该委员会赋予英…美的军事合作以一种内容和持续性，而这一点是任何其他方法都不大可能办到的。鉴于英国代表同他们在伦敦的上级经常保持电讯联系，他们能够天天有权把英国最高司令部最近的想法告诉美国人，同时也能把美国人的计划和意见通知英国人。随着情况的变化，委员会能够在已经商定的总的战略结构内就英…美资源的支配作出一些调整。此外，委员会还经常检查英…美的作战计划，并且在所有主要的问题上起草建议供罗斯福和英国的战时内阁批准。一个秘书处和指派来对军事努力的特殊方面提出专门意见的许多小组委员会，确保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获得可以得到的最为精确的情报，使他们能够据以提出建议和作出决定，从而大大扩大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实际重要性。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后来行使的最显著的法律权力是监督盟军司令官的权力，例如在1941…1942年对韦维尔将军或是在1943…1945年对艾森豪威尔将军。随着联合司令部在战争中变得重要起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相应地侵入了各国军事行政机构的权力范围。国家最高司令部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之间人员的交叉，避免了任何冲突的可能性。的确，象马歇尔和迪尔那样的人有时一定忘了他们是作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在行使职权呢，还是作为本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在行使职权。
英美两国协同作战的利益对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立起了支持和促进的作用。然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权力主要在于控制作战物资流向各战区的能力，而不在于命令盟军司令官发动某一作战行动或战役的权力，这样说似乎是公正的。的确，战争的后勤和作战是非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分清这两者实际上是办不到的：供应品、船只、部队、飞机和战舰是所有战役中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同意把这些因素部署到全球去，这一项或另一项军事计划才能成为切实可行。
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并没有作出任何努力使俄国人也来参加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公布出来的文件也没有一项表明俄国人曾经想经常参加委员会的磋商。苏联的制度不适宜于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斯大林不愿意把作出战略性决定的权力委托给别人，苏联的独裁者也不准备把红军的作战行动置于任何一种联合指挥之下。更为重要的是，俄国同日本还没有处于交战状态。新的联合委员会的成立是由于需要平衡并支配英美两国对轴心国两端的作战努力。只要俄国人的全部作战努力是集中在一条战线上对付一个敌人，他们在这方面便不会有份。等到俄国人准备加入对日本作战时，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已经是一个正在发挥作用的机构，似乎有种种理由使这个顺利地进行工作的组织存在下去，而不想把操不同语言、民族利益又同英美两国大不一样的人包括进去，从而冒分裂的风险。
到阿卡迪亚会议举行时，英国在基本的军用补给品方面已经要依靠美国了。丘吉尔访问华盛顿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确保一种圆满的制度，以便在美国、英国和其他需要者之间分配美国的战时产品。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商定以后，这个问题就成为会议的下一个议题了。
和往常一样，英国人有一些明确的建议要提出来。按照他们的计划，应当成立一系列英美联合委员会，上文所提到的军事计划委员会仅仅是其中之一。其他的委员会是：补给委员会，除负责监督军需品的生产外，还负责办理原料的购买和分配工作；军需品分配委员会；船舶管理委员会；以及作为一种可以成立的补充机构，一个协调经济战措施的委员会。罗斯福总统对于设置一个具有这么大职责的补给委员会的建议不大赞成，结果双方商定只立即设置一个联合原料委员会，而把计划和扩大生产的责任留绐各国政府当局。关于成立一个联合船舶调度委员会的建议则没有遭到反对，但是成立一个联合经济战组织的建议却被抛弃掉了。
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协议并不困难。但在军需品分配委员会的组织工作上却发生了长时间的、有时是很激烈的争执。当然，潜在的争端是谁得到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美国军官们大叫大嚷地要求获得各种陆军和海军装备。许多人感到，他们的需要应该首先得到满足，只有剩余的项目才应该给予英国或其他盟国。但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头几个月里，已经没有什么剩余了。如果接受了这样一项原则，那末美国人运交给英国和俄国的物资就会停止或减少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实际上，美国陆军和海军的负责人始终没有直截了当地驳回盟国对大国战时生产的要求，但是他们经常受到下级很大的压力，因为凡是可以生产出来的东西，这些下级全都要，甚至还不够，英国人当然认为，美国提供给他们的供应品不应中断，也不应作大幅度的减少，这是最根本的，对于这一目的，他们是准备全力以赴的。
因此，围绕着拟议中的军需品分配委员会的权力和组织问题所形成的辩论是紧张的、长时间的。英国原先的建议是以军事上分区负责的原则为基础。他们提议美国战时生产的一定部分应该分配给英国，就象根据《对俄国供应第一号议定书》已经对俄国所做的那样。然后，英国的一个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就把英国政府可以获得的全部供应品分派给军事上由他们负责的地区内的各国和各军。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个委员会则对供应了英国和俄国的需要后剩余下来的美国产品作出同样的安排。根据他们原来的建议，英国在军事上负责的地区包括欧洲被占领的国家、近东以及英国的自治领和殖民地。拉丁美洲和中国则交给美国人去负责。
这种意见没有能获得出席会议的任何一个美国人的赞同。他们决心自己来控制美国战时所有产品的分配，不过在一些特殊的问题上，他们却愿意让英国人拥有发言权，并且愿意承认这项总的原则，即供应品应该送往需要最为迫切的地方去。美国人特别主张成立一个单一的军需品分配委员会，由它按照新成立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战略指示把英美两国生产的产品分配到世界各地。鉴于美国生产的潜力很大，而且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又设置在华盛顿，这样—个建议实际上肯定将使美国人对所有各战区的军事计划具有主要的发言权。英国人极不愿意接受这项建议，因为这将意味着他们在军事问题上全面地牺牲了他们的自主权。
这场争论直到1942年1月14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才告一段落。结果，双方达成了一种不很稳定的妥协办法。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设在华盛顿，一个设在伦敦，分别以哈里·霍普金斯和比弗布鲁克勋爵为首。华盛顿委员会负责处理美国制造的全部军需品的分配，伦敦委员会则负责处理英国制造的全部军需品的分配，虽然一致通过的文件并未作明确规定，哈里·霍普金斯却声称，他的委员会将被视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
英国人极其勉强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是有条件的。他们同意对这种安排先试行一个月。实际上，这种安排在战争的年代中一直有效。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为军需品分配问题发生的摩擦并未结束，但是对可以生产出来的军需品的分配又商议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总而言之，这个办法还是行之有效的，它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发挥其影响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基础。鉴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是通过华盛顿的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去安排美国军需品生产的，他们的决议能够并且的确导致军事行动。比较起来，伦敦委员会起的作用较小。它实际上有点象华盛顿委员会的一个分会，而不是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用书面形式商定的那个对等的机构。原因是英国的军需品生产比美国为少，必要的原料要靠华盛顿配给。因此，华盛顿委员会通过给予和不给予原料和制成的军需品，实际上控制了不少英国的战时生产，而伦敦委员会对美国的经济则没有可以与此相比拟的支配力。
尽管如此，伦教委员会在自己的范围内却享有实权。欧洲各国的流亡政府同英国人的关系就跟英国人同美国人的关系相去无几。的确，它们依赖英国施舍的程度甚至更大。同时，除加拿大，英国各自治领的军事装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英国的生产和供应品的分配。然而，和美国巨人比较起来，英国的确是微不足道的。阿卡迪亚会议上通过的决议的结果就是为英美的联合军事管理设立一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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