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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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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掌握的第二张牌是它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人口中有着重要的德国成分。这张牌在炮制了柏林…罗马轴心并扩大为柏林…罗马…东京三角同盟以后而力量更强了，这是就其侵略性的伙伴关系在拉美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而言。因为在上述三个拉美国家的前两者的人口中，有着不少意大利人的后裔，而在巴西则有不容忽视的日本人的后裔，此外在太平洋沿岸的几个拉美国家中也有此种情况。在轴心国所策动的国旗随着贸易而飘扬的计划中，这些“归化的”拉美人无疑是占有突出地位的。但是德国商业渗透的策略在拉美和东欧所取得的迅速成功很快便开始自行消失，正如对方同样快地看到它在历史的第二页中就必然会遇到种种不利，所以，同样也正由于德国策略的富于侵略性，它在拉美和美国的政治渗透也势必招致自身的失败。
拉美各共和国自最初实现独立以来，其中大多数国家虽然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没有实行过民主治理（除纸上谈论以外），它们却有自己的那一套政治倾向，象美国的一样，同纳粹德国或法西斯意大利的极权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它们政治生活的主要动力是一种宪政期以前的散漫的个人主义，而不是组织严密的宪政期以后的集体主义。历史上与此相似的是同时代的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十九世纪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十六世纪它们自己的征服者的狂飙思潮，以及中世纪宗派间的世仇，浸淫而成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城邦国家的不时杀伐的独裁统治。一种土生土长的拉丁美洲独裁制，不同于由一个领袖训练成一党阵容的法西斯…纳粹式的政治组织，1938年5月热图利奥·瓦加斯总统同巴西法西斯党员之间的一场冲突就说明了这道鸿沟。这一夭折的巴西极权主义运动有人怀疑是在柏林的指示下由巴西籍的德国人煽动起来的。确实，有些在拉丁美洲入了当地国籍的德国人也具有纳粹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德国移民比在美国的更容易脱离大众而以优秀民族自居。不过在那些为着要保持德意志国粹而苦心维持独立的德语学校和社团的德国人中，大部分仍然还是他们各自定居的拉美国家的忠实公民。另有大部分则驯服地同化了，这强烈地表现在天主教徒的德国移民中，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宗教上的阻力使他们同自己的拉美同胞分开；这也是绝大多数意大利移民的心理状态，他们觉得将一种拉丁系语换成另一种拉丁系语并不困难。至于在宗教问题上，他们不是单纯的天文教徒，便是熟谙世事的法国派自由思想家，后者对拉丁美洲本地的知识分子也颇有影响。
因此，尽管轴心国在拉丁美洲有几张硬牌，一向玩得也颇成功，但在1939年已有迹象表明，它们可能开始要输了。不仅是经济竞赛要输，政治竞赛也要输。然而此种挫折完全可以凭出奇制胜而挽回败局。1933年在德国本土，希特勒就在人心有利于他的高水位开始退潮的时刻，突然赤裸裸地凭借必要数量的暴力袭击而达到了他的目的。由于这个原因，在拉丁美洲，正如在欧洲一样，是不可能不考虑军备和战略的，而从地缘政治的观点看来，南美自“凸出部”以内的地区，是西半球的、因而也是美国的致命弱点所在。
在一张按麦卡托投影法画的地图上。一个不懂航海的人看来，西半球似乎是另一个世界，它自成一体，同世界的其他地方不相联接。但在1939年的一名飞行员看来，或者甚至可以说，在1500年的葡萄牙轻快帆船队中的一位舵工看来，地图上的地理分布情况便是另一个样子了。当时葡萄牙的一支轻快帆船队，在试图绕过非洲西边的凸出部前往印度途中，偶尔驶入巴西东边的凸出部，于无意中发现了南美。在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看来，巴拿马地峡不是蜂腰，连脐带也不是，而只是政治地理方面的一项奇迹，它给人以一种假象，好象两个大岛是一个整体——一个与西非的一端隔海相望，另一个则与世界唯一大陆的东北亚的一端望衡对宇，每个岛屿都与自己相对的大陆一角又联接得那么近，至少同相隔加勒比海的其他美洲岛屿一样近。
前面已经说过，巴西凸出部以南的南美东南海岸，其海路距英国和德国的港口是同距美国的港口同样近的。时至1939年，南美和西欧之间除这一条海上商业航线外，又开辟了一条经由达喀尔的空中商业航线；民用航空既已畅通，继之而来的将是军用制空权；德国人已在为下一步铺平道路。他们在拉丁美洲本土雄心勃勃地开辟并成功地经营着几条空中航线。与此同时，北美同亚洲的联系则是行驶汽轮的航线，从旧金山和温哥华驶往横滨和上海。比起西班牙大帆船第一回开辟的从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驶往菲律宾的马尼拉那条太平洋运输线来，这是一条较短的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使用“纽带”加强了这一条海上航线，因为“‘纽带’虽轻如大气，却坚若铁链”，它沿着落基山脉东麓的一系列新机场，从大陆美国飞越不列颠哥伦比亚，进入阿拉斯加，再继续往前，然后跨越西伯利亚上空而进入苏联的心脏地区。当笔者撰写本文时，即1951年，通过此种空中焊接方法，把北美之岛与旧世界大陆结成一体，其前景看来还大有发展。当北极上空为航空技术所征服时（看来是要被征服的），北美会发现自己在该大陆欧亚一边立即要接触的，不只是阿拉斯加几乎触及西伯利亚的那一块地方，而是由此向东，直达遥对北角的格陵兰东海岸；沿着一条几乎长达三千英里的空中边界线，美国、加拿大和丹麦所属的极北领土，都会和苏联的极北领土相接壤。
在撰写本文时，因技术迅速发展而产生的地缘政治后果，在美国虽然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但在1939年，绝大多数美国人或许都会把这些后果认作只是疯狂的德国理论家异想天开的梦想，没有严肃的事实依据，因而不予理睬。在此种情况下，美国总统就要做说服工作，劝导他的同胞接受自己和他的负责的海陆军顾问已经显然看到的严酷事实，并据此有所行动。
罗斯福总统于1939年1月4日向国会发表一次讲话，那是为行将在1月12日递交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所提出的海军、陆军和“民用”航空预算——除已在编制中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庞大防务计划外——铺平道路。
＇他说＇在我们的周围，到处蔓延着不宣而战的战火——军事的和经济的。在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日益增大的杀人武器——军事的和经济的。在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新的侵略威胁——军事的和经济的。
来自国外的风暴直接向我们的三项制度提出挑战，而这些制度美国人不可须臾或缺，现在一如既往。首先是宗教。它是另外两项——民主和国际信义——的源泉。……
我们知道，如果新的暴力哲学将包围其他各大洲并侵入我们自己的大陆，我们美国人的遭遇将怎样。我们并不比其他国家更能承受同我们的信仰和博爱相敌对的包围。因此，幸运的是，我们这个西半球在一个民主政体的共同理想之下，拥有丰富多样的资源、相互尊重与和平相处并各尽其职的各族人民。……
我们已经懂得，防卫时间的有效选择以及可能发动进攻的远距离地点，都和二十年之前迥不相同了。
我们已经懂得，要保证生存就不能等待进攻开始以后才武装自己，因为进攻的规模和速度都是新的了。
我们已经懂得，早在任何公开军事行动之前，侵略的前奏已经开始，这便是宣传、提供津贴的渗透、涣散亲善的结合、煽动偏见和挑起分裂。……
我们正当地拒绝以武装干涉防止侵略行为，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事就是指侵略根本不存在。口头上的讲话也许无济于事，但战争并不是促使人类意见博得应有尊重的唯一手段。除战争外，还有许多比单凭语言更为有力和更能奏效的方式，它们可以促使侵略国家的政府认清我们同仇敌忾的民意。
最低限度，凡将鼓励、帮助或扶植一个侵略者的任何行动，我们是能够避免的，也是应当避免的，反之，则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已经懂得，在我们精心规划中立法案的时候，我们在中立法的实施上可能出现不平衡和不公正——实际上可能有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受害者。自卫的本能警告我们，我们再也不应让这种事重演了。
我们还懂得了另外一件事——一个古老而又古老的教训，即常备不懈可以大大减少敌人进犯的可能性。……首先，我们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防卫设施，以击退敌人对我们的战略要地和关键设施的突然袭击，因为两者是保证我们坚持抵抗并取得最后胜利所必不可少的。其次，我们必须要有那些关键设施的组织与场所，这样才能立即利用并迅速扩大以适应一切需要，不致因敌人的袭击而有严重中断之虞。
总统宣读的国际形势讲话在随后几个月内就由国会批准了，其行动比言词更有说服力，因为有个别的国会议员也许并不相信局势象总统所说的那样严重。就中立法而论，尽管对总统的愿望还有背离，他们仍投票通过了这些法规以及后来的军事预算，并不明显地表现出踌躇或反对总统的论点，即如有必要，当使用美国武装力量保卫包括整个西半球在内的地区，而不只是英国国土那一部分。关于这件事，即保卫圈的外缘界线应划在哪里的问题，国会同总统及其专家顾问是有分歧的。
把加拿大包括在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罗斯福总统于1938年4月18日在加拿大土地上给它以个人保证，在美国也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加拿人虽不是泛美组织的成员国，可是对它却是热情相待；加拿大也不是一个共和国，但美国仍然认为它是一个完全自治的国家；并认为这个国家在制度、语言、血统方面以及确确实实在地理方面都比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同美国更接近。而况门罗主义所规定的条款已使美国系担了义务，即美国将以武力反对加拿大政局的任何改变，除非加拿大从自治领地位正式改变为法律上的独立。华盛顿所说的意见分歧，不是指美国的防区经陆地向北延伸而把加拿大包括在内，而是指防区的限度：为了要适应上文总统所讲的外交与战争的新情况，防区应向西推进到太平洋的哪一线，向东又应推进到大西洋的哪一线。
置身于遥隔重洋的纠纷之外，这是美国对欧洲在感情上和政策上的支配因素，过去一向如此，而且依然如此，决不会象发生东亚问题时的那种积极程度。当代美国公民的祖先来自旧世界的欧洲海岸而不是亚洲海岸，他们希望把政治上的烦恼抛在脑后。自从把“圆形的世界”改成为“环球航行”这个实用术语以来，迄今已有四百年了，但这并不对美国人的想象力有足够的影响，使他们认清这一事实，即东亚和欧洲只是同一充满危险的大陆的两个相对边缘的不同名称罢了。因此，美国接连好几次到太平洋对面去几乎都是自找麻烦，而这些麻烦又正是它在大西洋对面所急于要躲避的。1853年，它派海军上将佩里去叩日本的大门，把它从两个半世纪之久的沉睡中唤醒过来；1898年，它轻易地把菲律宾群岛从日本鼻子底下夺到手。那是一场战争的附带结果，是根据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原则而打这一仗的，为的是要完全消灭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统治。
菲律宾定于1946年7月4日取得完全独立。美国于1939年就在向此目标稳步的进，而菲律宾人却开始犹豫起来。在殖民国家和它的臣民之间出现这种反常现象是应有的。因为在菲律宾人方面，由于迟迟才认识到，名义上独立的欢乐，可能会在事实上给他们带来比过去在美国手里或西班牙手里所经历的更要严峻得多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屈从。在美国方面，看来其动机倒不是出于一旦同日本交战，美国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防守这一块遥远的殖民地，因而不如及时把它抛弃。主要动机却是一种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帝国主义者”就是怙恶不悛的欧洲人。这种理想主义使美国人对担当“帝国主义者”的角色感到很不自在。另一主要动机是精明善算的美国种植甘蔗和其他菲律宾产品的人，决心要把菲律宾从舒适的美国关税壁垒内部推到荒凉的外部世界去。
美国在太平洋究竟应当承担怎样的防卫义务仍然是一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早在1939年，美国海军就透露了它自己的政策与决心。此项政策与决心本来是可以作为对日本海军的一个预先警告，即它们的美国对手在整个太平洋的广阔海面上有着庞大的海上作战计划，这在后来1941…1945年的战争中付诸实施并胜利地成功了。在美国的糖业界急于要把菲律宾甘蔗种植园摒之于美国关税壁垒之外的同时，美国也同样急于要确保自己在战时能象在和平时期一样从菲律宾获得马尼拉麻，并从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亚获得橡胶、锡、锑、铬、锰和钨的供应。对美国经济来说，这一地区的重要性远较拉丁美洲为大。1939年，美国海军已在太平洋的一系列作为踏脚石的岛屿大事扩充其设施。海军在关岛除改善其海军设施外，还有巩固其防务的计划，因而同国会发生冲突。关岛属美国所有，四周环抱的岛屿从前都是德国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解决以来，这些岛屿都置于日本委任统治之下。众所周知，长期来日本一直在这些岛屿上建筑防御工事，它既违反委任统治条款，又与1922年2月6日五国华盛顿条约第十九条相抵触。该条约自1936年12月31日起失效，后遂使美国从此得以放手对日本破坏国际条约的行为进行报复。美国人虽则厌恶日本人，憎恨他们侵略中国，对美国出口商的唯利是图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是喂饱日本战争机器的主要物资供应者），但这时对日本的一味忍让又再度表现出来，1937年12月“班乃”号事件的严峻考验对此提供了证明。就关岛而论，海军的防御工事不得不推迟执行，因为在有舆论支持的大多数参议员和众议员看来，凡是对日本挑衅并与美国为保卫孤立而重新武装的政策不相符合的计划，国会显然都不愿予以考虑。
如果建议在一个属美国所有的太平洋岛上设防而会引起此种反对，那末，在一个较之关岛或菲律宾距离那个危险大陆更近的大西洋岛上美国应有的政策又将如何，这一问题将会引起大得多的风暴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美国在那儿没有承担法律或道义上的责任。
英国虽不能（也未曾）要求美国给它政治支持的权利，美国却有着一种普遍的固执的看法，认为美国如果敢于走出闭关自守的西半球，它就会有不知不觉被英国利用的危险，因为机敏的英国外交会使它去为英国火中取栗，帮它去保存英帝国，或者为英国的利益效劳。在美国人的心理上，一想到要扮演这种角色，那是最厌恶的了。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就是利用这头怪物才驱使群众紧紧地跟着他们走。为英国利益服务既叫人恼火，置美国利益于不顾又未免冒险，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正尖锐地出现在德国和它的日、意伙伴的侵略取得可怕的进展的时候，而且又是在一个由于当代应用科学的发达而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世界上，这就不能不使美国对自身的安全严重关切，同时也使英国的地位受到更为严重的威胁。要是整个旧世界，连同其所有工业、海、陆、空资源统统落入极权主义国家的三角联盟的控制之下，大西洋仍然可以作为一条足以护卫美国的宽大护城河吗？或者，除非把它的第一道防线设在英吉利海峡，或者甚至摆在马奇诺防线并以确保英国和法国的独立和民主能存在下去为己任，美国就不能有效地保卫自己抵挡住来自东方的进攻吗？或者，只要这两个西欧国家联合起来，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够保卫它们自己和它们的爱好和平的欧洲邻邦，从而附带地——不管愿意不愿意——给美国提供安全而根本无须美国自己采取任何行动吗？
“值得为英国而战吗？”在1939年提出这样的问题就会使美国人心中恼火。孤立主义者历来不喜欢卷入欧洲纠纷，理想主义者则一向讨厌“英帝国主义”。此时，又正值张伯伦和达拉第政府奉行取媚于侵略者而牺牲中国、埃塞俄比亚、捷克斯洛伐克和西班牙共和国的绥靖政策，他们的厌恶遂因不满和蔑视而更增强了。美国人对英法在慕尼黑搞外交投降的谴责确是出于真诚，尽管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看来，来自大西洋彼岸的那一份善意却是恶意。大多数美国人当时都没有想到，1920年美国的不参加国联盟约，乃是英法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面对重整旗鼓的德国而显得软弱无力的一个最大原因。他们没有认识到，由于美国对国联远而避之，它就在两个明显的方面削弱了西欧民主国家抵抗侵略的力量：一是美国不给予支持，这种支持本来会使力量对比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使侵略者根本就不敢萌生侵略的思想；二是英法即使想到要在没有美国的援助下奋起抵抗侵略者的任何打算，却由于捉摸不准中立的美国是否容许它们充分利用海上封锁——这是它们残缺不全的武器库中的最好武器——以对付共同敌人，因而感到左右为难。诚然，后来美国通过禁止美国船只驶入作战区域的法案后，英法便摆脱了上述困境。但即使如此，国会为保卫美国中立而坚持的这一法案，正如罗斯福总统在上引的讲话中和其他场合所指出的，在运用时可能会有利于侵略者。如果在美国人看来，抵抗侵略应该是英法的压倒一切的责任，而不应该把一种想象中的由绥靖而来的国家利益凌驾于其上，那末，英国或法国的对美国批评的答辩者就会提出反问：抵抗侵略难道不同样是美国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不同样是凌驾于美国自己所想象的由孤立而来的利益之上的责任吗？同一道德法则必然适用于两半球的同一人类；因此，如果因近邻才选拔英法作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而应首先与德国交锋，那么根据同样选拔原则，就该首先派遣美国前去援华抗日了。英国人在1939年觉得不合情理的是，一个并不积极的美国的公民们，竟然批评英国在中国门户开放问题上对日本的容忍，而英国这时在欧洲却不得不认真考虑德国随时都有可能发动战争的前景。
再者，如果美国批评的矛头是针对英法统治阶级，指控那些寡头政治集团“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以致危害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独立，玷污了自己的荣誉，只是为了要把他们那已经摇摇欲坠的阶级财富、特权和享受再维持若干年或若干个月，那就不妨予以反驳：他们确实不顾一切所力图保存的生活方式，就是在美国和西欧推崇为民主政治、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的这类事物，而在意大利、德国和苏联却贬之谓财阀民主统治和资本主义等，它们对西欧民主国家和美国的说法并无二致。美国的统治阶级做梦也没有想到，它自己的情况也需要它牺牲享受，而这正是它谴责它的英法同类为了要赎买享受的不惜花费那么不光彩的代价，竟把一个弱小的民主国家付与虎狼。英国人一想到这些，就对美国的批评十分反感，因为这种批评丝毫也没有减轻业已深入美国人心中的对张伯伦政策的不信任感。在美国人看来，英国人如今正在犯着出卖集体安全事业的罪行，而这又正是英国指责美国人过去所犯的。再在考验来到时看一看英国的实际行动，过去它对美国孤立主义的责难现在就开始显得虚伪了。于是在某些美国人心中使产生了怀疑，认为英国过去真正感到痛惜的恐怕并不是美国拒绝支持国联——现在看来，英国人自己对国联也是漠不关心的——而是美国不肯把为英国利益效劳作为自己的任务罢了！
我们将会看到，美国和西欧民主国家之间的误解与气恼是多种多样的，对此，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发动突然袭击的前夕是会估计到的。
英联邦有两处同西半球连结在一起，这就是隶属于联合王国的加拿大和加勒比海领地。它们都不包括在泛美组织成员国的政治协约之内，尽管它们位于美洲地理区域之内。这两条纽带都很重要，因为在1939年，加拿大是英联邦成员国中的第二号强国，而加勒比海的英国领地则处于战略地位，扼制着从旧世界通达巴拿马运河的大西洋入口。象泛美组织国家一样，英联邦的成员国在面临德国进攻的危险程度上也是各不相同的，不过这两个国家集团在地缘政治分布上的这种一般相似之处，却不象两个差别那样显著。这两个差别都对英联邦不利。首先，英联邦的梯形阵势要深得多，从德国火力圈外缘的美洲，一直延伸到处于德国进攻性武器近距离射程之内的前沿阵地，而那些进攻性武器目前又正在成倍地迅速增加。其次，在英联邦成员国中处于此种最危险地位的是联合王国——主要成员国，它的命运决定它的全体属地和伙伴的前途，而在西半球，美国较之巴西或加拿大距离德国的危险地点多少要远一些。事实上，西半球两个最缺少掩蔽的国家之一的加拿大，在英联邦中却是掩蔽得最好的国家，这是有鉴于联合王国位于它和德国之间，而强大无比的美国又与之并肩而立，不论是在太平洋之滨，或是在大西洋阵线。
以上所述是英联邦与西半球之间在1939年的相对不安全程度上的对比，若把英联邦当前战略地位的孱弱与溯自近半个世纪来的强大实力作一更为鲜明的对比，则其间的悬殊就更加明显。自1805年英国海军在特拉法尔加获胜以来的一百年中，英国占有断然无疑的海军力量的优势，足可压倒欧洲海上强国的任何可能联合起来的力量；自1814年迄十九世纪末，英国从未设想其前景会是面对一个在唯一侵略国的军事霸权统一之下的大陆。由于除英国自己外，十九世纪大陆欧洲的四五个互相猜忌的大国便是那时世界上仅有的强国了，因此当时英国用以环绕欧洲及其中东属地的海军力量包围圈，从北海和北大西洋通过地中海而达印度洋，实质上不仅为英国本土提供了万无一失的安全，而且还保障了英帝国的世界各地。然而此种令人羡慕的事态只是一些幸运情况偶尔结合的成果，因而不能寄以持久的希望；所以到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英帝国的一时安全就在几方面遭到严重的损害。
首先，现代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军备上的应用已使两种新武器发挥作用，那就是潜艇和飞机。这在英国同一个大陆强国进行的任何实力较量中，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英国的岛国安全地位和海面舰只优势这两项长处。潜艇对英国的威胁已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将会看到来自空中的威胁。
其次，为侵略目的而用暴力结合起来的大陆威胁——因拿破仑覆灭而一度匿迹的一场恶梦——随着德意志帝国的掘起而复苏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已经显示出它的实力，那时已需团结全世界其余国家的共同力量才能制止它征服世界的野心。到了1939年，德国处在一个同普鲁士传统相形之下几乎显得是人道的政权统治之下，却更象凶神恶煞似地决心要于一场新的侵略行径了。
第三，欧洲大陆——不论它是否仍然注定是群雄角逐的场地或是由一个具有超级力量的强国独放光芒的所在——已不再是世界上除英伦三岛外唯一存在着列强的地方了。当十九世纪尚未告终时，美国和日本都已各自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这部分要感谢英国海军力量在十九世纪自动提供的保护。此种保护作为保卫英国利益的副产品，囊括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地，反对除英帝国本身而外的一切潜在侵略者。那两个在环绕大陆欧洲的英国海军包围圈以外的新兴强国，却在后方挑起了英帝国十九世纪的防务。
英国政策对这一新挑战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同这两个新兴海洋强国确保友好关系。1939年，这仍然是英国的对美政策。然而英联邦和日本之间任何真诚和持续的友好前景却被一笔勾销了。这首先是由于美国以及英联邦太平洋沿岸的自治领对日本日益感到恐惧和敌视。这一态度对1921…1922年华盛顿海军会议的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其次，由于日本在1931年发动的以中国为牺牲品的侵略行径到1939年还在全力以赴地进行着。对这样公然破坏自己庄严保证的国联盟约的日本，英联邦的成员国是不能给予正式支持的——因为对所有英联邦成员国来说，国联盟约和凯洛格公约仍然是它们明文宣布的公开政策的基础，也是它们为数可观的公民团体的个人理想。
确实，当日本在1931年证实了所有对它的意图的最坏预感都没错之后，澳大利亚的舆论和政府政策几经摇摆，终于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几乎是好战的态度转变为颇有绥靖味的态度了。这种显然自相矛盾的现象之所以产生，一种解释是出于当那只令人担心已久的日本虎向着与澳大利亚所处地区相反的方向猛扑过去的时候，澳大利亚——至少是在某些部分人中间——觉得如释重负。澳大利亚小心翼翼地惟恐日本在中国不能餍其所欲，此种转移日本向澳大利亚进攻的矛头的希望不但是不光彩的，而且也是短视的。因为当时日本主子所想的，一旦大陆冒险得手，则随时都会有继此而起的进一步冒险，如果不得手，则为掩盖其失败而会向其他方向进攻。众所周知，日本海军对陆军自1931年以来所享有的活动范围颇为妒忌，毫无疑问，它早在渴望着要有它自己去征服的天地了。
看来似乎是，此种来自日本新兴力量的危险，可以由反日秤盘上的新兴力量更强大的美国砝码去抵消而有余。然而那时美国政策完全是一个未确定因素，这在任何其他国家的政策中不能不考虑到，所以就不免有些左右为难了。因为如前所述，美国人的感情被撕裂为两半，一方面憎恶日本的侵略，另一方面又决心不卷入战争，不去为英国火中取栗——即使这场火的纵火犯是日本人。
就1939年的情况而言，在环绕欧洲的英国海军力量包围圈之外，还存在着属于大西洋沿岸六个大陆欧洲国家的海外帝国，这预示着十九世纪英帝国的安全将被打开第三个缺口。
在英国海上势力鼎盛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它努力约束自己别对夺回的利益再贪得无餍，以免自己的幸运地位招人嫉妒。它有过十分痛苦的教训，那是在1778…1783年的调整力量对比中，所有其他国家都一致坚决地攻击它，因为二十年前的力量对比对它是太有利了。于是，在拿破仑战争后的议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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