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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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背后夺取达喀尔。先前成为障碍的雾蒙蒙的天气现在倒对这场战斗很有利了。但是，自由法国部队没有在指定的时间下午5时30分登陆，于是戴高乐便遵照这时英军司令官发来的命令退回到船上。随同远征的有些英国人认为，如果戴高乐这时登陆的话，这一战役本来是会成功的。这必然仍旧是一个看法不同的问题。
　　9月24日上午，英国舰队炮轰达喀尔约两个半小时之久，下午又轰了一阵。回击的炮火丝毫没有减弱，使军舰遭受一些损坏。25日，又继续炮轰，但是，当英国战舰“决心”号被鱼雷击中腹部以后，伦敦的英国最高统帅部就建议放弃这一军事行动。当地的司令官们也表示同意，于是部队撤退了。它们于9月27…28日抵达弗里敦，没有遭到进一步的损失。
　　第五编　西欧被占领国家
　　第一章　比利时
　　1940年5月，在那些陷于失败和被占领的一片混乱的国家中，比利时的苦境具有某些使人对它感到分外同情的特点。第一，国王对待这场灾难的态度同他的政府的态度并不一致，因此比利时人民极其困惑、满怀怨恨，起初得不到明确的领导，以决定自己的态度。第二，德国人对比利时的政策不同于他们对大多数其他被占领国家的政策，一开始就明目张胆地不尊重比利时的领土完整及其各种机构制度。比利时东部某些长期发生争执的地区立即被并入德意志帝国的版图，而把比利时的大部分领土同法国北部一部分地区合并在一起，完全置于军事管制之下。第三，在德国发动进攻的初期，比利时政府曾命令一批青年逃往法国，希望他们可以为建立一支光复比利时的军队奠定基础，由于法国沦陷，他们未能实现这种愿望，反被屈辱地弄回比利时来，听任德国人摆布。这批年轻人以及比利时其他阶层的人士所感到的沉痛的屈辱，在占领初期被德国的宣传机关巧妙地加以利用。大多数比利时人尽管内心绝望，憎恨侵略者，却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德国胜利了，因而必须同敌人合作。只有少数人对继续抗战，对当时只有英国所单独代表的那种力量的最终胜利，仍具有信心。
　　当利奥波德国王以总司令的身分于1940年5月27…28日夜间提出比利时军队向德国人无条件投降时，他决定按照自己较早时候发表的声明，本人也跟着投降。另一方面，比利时政府已经决定转移到法国，在那里用奉到特殊命令撤退的青年组成的比利时新军继续作战。人们当时希望国王也会从国外继续行使国家元首的职责，并指挥这支新军，但是，他顽固地不肯这样做。然而，他的确就宪法地位的问题征询了三个法学权威的意见。他们正式宣布，投降是国王以总司令的身分作出的一项军事行为，不是一项政治行为，并且鉴于国王已经成为战俘，比利时政府根据宪法有权决定国家今后的政策。尽管这个声明主要是为国王的行为剖白，它的措词以及措词的含意最初仍为大多数比利时人所不知道和不理解，他们倾向于毫无保留地赞同国王的行为，而不赞同政府的做法。甚至当政府成员于5月31日在法国里摩日集会，谴责国王的行为时，这种态度仍占上风。法国的崩溃和比利时政府一时陷入的困境（这种处境使他们考虑返回比利时，谴责先前自作主张逃到英国的一个内阁成员雅斯帕尔），的确使人民的情绪变得激烈地反对所有那些指责过国王的行为而自己又没能抵挡住德军的人，那就是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政府。他们认为国王坚守了自己的岗位，而所有逃往国外的比利时政府官员都是逃兵。
　　公众思想的这种混乱状态，肯定使德国人在初期更易于推行他们的分裂计划，但是，在一系列意义重大的事件的帮助下，比利时人民具有的那种突出的独立和批判的精神逐渐重新显露出来了。由于不列颠之战和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出现，英法两国又恢复了不少信心，正如比利时流亡政府通过在伦敦同英法当局的联合，以及通过利用英国广播公司提供的专题广播节目能够同国内的比利时人取得联系，又恢复了他们的信心一样。而且，同德国人合作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大批战俘仍然遭到囚禁。粮食供应情况更形恶化。镇压爱国人士的初步措施已经付诸实施，德国士兵起初装得遵守纪律，彬彬有礼，这时又故态复萌了。接着，早在1940年9月，德国人犯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要求正式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活动分子的名誉。这一要求，以及他们任命一些公开的卖国贼担任政府中的要职并控制一切宣传机构，都使比利时人醒悟过来，认识到祖国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至于国王的情况，那种赞同他的行径并贬低政府的行径的趋势，前文已经谈论过了。甚至他在1940年秋到贝希特斯加登会见希特勒之行，以及他的妹妹皮埃蒙特公主对他的几次探望，都被人们作了可能的最好的解释。尽管他身边的一些重要成员似乎都是通敌分子，而且还在鼓励别人也同德国人合作，但是，人们并不认为他们就必定是表示了国王本人的观点。国王在大多数人民中的声望有一度非常高，所以，那些通敌分子和爱国人士都利用了他的名义。的确，正是这些通敌分子无耻地滥用国王的名义，才使他的声望一落千丈。而且随着盟国获得胜利的希望日增，比利时人民对国王的极端谨慎也愈来愈感到不满，并且开始觉得国王毕竟作了错误的判断，如果他出国了，在国外领导抵抗运动，那将会更好些。然而，使形势转而不利于国王的最后一个因素，是国王同一个平民莉莲·贝尔丝结婚的消息。莉莲·贝尔丝是一个佛兰芒天主教政治家的女儿，舆论怀疑他同敌人合作，是否属实，不得而知。这种婚姻性质，再加上把婚事隐瞒了三个月（他们在1941年9月9日结婚，到1941年12月7日才由大主教予以宣布），以及人民念念不忘国王的第一个妻子阿斯特里王后，所有这些事情凑在一起便产生一种幻灭的气氛，使那种笼罩在已成为阶下囚的国王身上的迷人的灵气迅速地消失了。
　　国王逐渐不再成为全国的希望与自尊的中心（或是最后的庇护所），这无疑有助于流亡政府巩固其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国王而成为比利时重整旗鼓的中心。一旦他们清除了头脑中的一切姑息思想，真诚地致力于同其他盟国一起无情地反对德国人，他们就可以具备更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一任务。另一方面。那个可敬的但年老而平凡的人物于贝尔·皮埃洛不是一个象法国的戴高乐那样鼓舞人心和精力充沛的领导人，而且由于人们记得皮埃洛政府就他们对待国王和德国占领的态度最初发表的一些谬论，这个政府在比利时始终不得人心，甚至始终没有拥有绝对的权威。结果，流亡政府对国内抵抗运动的控制（它在荷兰和挪威，是一个异常令人满意的特色）在被占领期间至多不过是一件颇有问题的事，而在解放以后，又遭到如此公开的挑战，以致引起了一场严重的国内危机。
　　这个合法政府的自动流亡国外，至少使德国人失去了强迫它成为贯彻他们意志的工具，从而给他们的行为披上一件合法外衣的机会（例如，他们在丹麦就利用了这种机会，因为丹麦的合法政府留在国内）。不管怎样，情况可能是合乎德国人的心意的，因为它使德国人可以不必费多大力气就能在全国建立一个纯军事性的政府。因为比利时是继续对英作战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又是为了德国的战争机器的利益几乎可以进行无穷剥削的经济资源的丰富贮藏所，所以建立一个军政权显然对德国人是最合算的事情。毫无疑问，为了同样的原因，德国人也不想按照他们在其他一些被占领国家的一贯做法，扶植一个“吉斯林”团体来作为傀儡政府。比利时关系重大，德国人是不敢冒这种风险的，他们宁可让那些对立的“卖国团体”经常捉摸不定，使他们互相火并以坐收渔翁之利。把法国北部的两省置于同比利时一样的政府管辖下的决议，同样地主要也是出于军事意图，虽然经济与政治意图也有一定的影响。把距离英国海岸最近的比利时和法国沿海地区置于一个司令部之下，这是适宜的。同时，从经济观点来看，把比利时的埃诺和佛兰德工业区同法国里尔和瓦朗西安周围的工业区形成一个整体也可以认为是得当的。从政治方面说，这项安排使德国人有了一种手段，一方面可以利用维希政府担心失去这些重要领土的心理来操纵维希政府，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佛兰芒的极端主义分子永远保有这些地区成为一个佛兰芒国的一部分的希望来操纵这些极端主义分子。
　　因此，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行政机构是纯军事性的，当地的最高权力就是该地区的最高军事司令官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但是，他所控制的行政机构却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一为军事司令部，负责处理与德国军队直接有关的一切事宜；另一个为军政府，负责监督比利时全国的行政机构，保证为了德国的战争努力全面剥削比利时的经济。军事司令部下面分设四个战区司令部、五个战地司令部以及若干分区司令部和地方司令部。战区司令部和战地司令部都设有德国军事法庭，各级司令官都有权惩办反对德国武装部队的罪行和破坏治安的一般罪行。军政府的首脑是埃格特·雷德尔将军。他以这一身分在处理民政、政治和经济问题方面充当法尔肯豪森的主要助手。因此，雷德尔的机构又分为若干部门，诸如“经济总部”、“生产”、“司法”、“交通”等等。此外，它还在比利时各个大小企业单位里派驻了专员，并对它特别希望控制其活动的所有机构指派了代表或联络官。同时，德国政府的某些部门——如外交部、宣传部以及盖世太保——都在比利时设有它们自己的代表所主持的办事处。盖世太保在希姆莱的代表容克劳斯的领导下，在比利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机构，奉命对德国人和比利时人都同样进行侦察。
　　尽管德国人的控制在最高一级是全面的、无所不包的，但是，比利时的实际行政工作是由比利时国家的旧机器在继续执行，也就是说，由全体文官在政府各部门的秘书长领导下执行。另一方面，秘书长们这时已取得了按照合法的宪法根本不应行使的权力。他们本来只是对国王的一个大臣负责的政府各部门的常务首长，自身并无任何执行权力，这时却都具有大臣的地位与性质，拥有为了占领国独有的利益而行使的广泛权力。的确，德国入侵的当天（1940年5月10日）通过了一项法律使他们的地位变得有点含糊。该项法律批准了早先通过的一项法律（1935年10月5日），而那项法律则规定万一比利时遭到敌人占领，某些官员应坚守岗位，并授予他们某些通常属于他们上级的权力。不过，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在有关官员“同他们＇平时＇对之负责的上级领导失去一切联系”时才能行使这种权力。而且，根据海牙公约，这些官员只有在占领国尊重该国现行法律的情况下，才有义务协助占领国工作。皮埃洛在答复一个秘书长的询问时写道（1940年5月15日）：“违背国家的法律和特别法令虽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遵守法律条文而有利于敌人推行其计划，那么这也是同样不能允许的。”他又补充说，象1940年5月10日的那类法令，“不论比利时政府在颁布时是如何可以为之辩护，甚至是如何值得称赞的，然而及至它为敌人贯彻执行时，那又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了。”
　　尽管有了这些告诫，原先的秘书长们大多在最初都乐于继续留任，只有一两个人立即拒绝工作，再不然是被德国人强迫离职。但是，一年之内，在这些秘书长中就发生了若干变动，这或是由于他们有所觉悟而自动辞职，或是由于德国人精心策划了一项法令（1941年3月7日），规定了六十岁为某些等级的官员的退休年龄，从而可以将某些不可靠的或难以驾驭的官员悄悄地免职。在这以后，某些关键部门的秘书长是些什么样的人，就可想而知了——都是一些乐于推行德国政策的工具。其中最主要的是内政部秘书长罗姆塞，他的职权大为扩大，使他能控制宪兵队、卫生部门、物价管制机构等，并把同伙的通敌分子都安插在宪兵队、省和地方的行政机构，甚至地方学校（这种学校的教师一般是由地方指派的）中。同样，司法部秘书长舒安也在地方司法官员中安插满了新秩序的拥护者。经济部秘书长利曼把观点相同的人安插到重要的经济岗位上。农业部秘书长德温特把原来的粮食部并进了他的部，并通过全国农业与营养协会（强迫农民参加的一个协会），通过设置特别法庭来审判违反粮食条例的案件，使比利时的全部农业生产都可以为德国人的利益服务。
　　这样，德国军事司令官和比利时的秘书长们就共同颁布了如此繁多的、涉及国家与个人生活各个方面的新法律与新条例，因此最终必然使比利时以前的法律归于无效，并破坏了国家的宪法。德军司令官有权颁布法令，这些法令倘有需要，可以使比利时的一切法律失效。因此，最明目张胆的破坏宪法行为一般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而需要使这种破坏生效的纯行政措施则交给秘书长们去办，由他们颁布命令以付诸实施。虽然如此，毫无疑问，由于冯·法尔肯豪森个人的品质以及德国推行的想以温和的待遇赢得比利时合作的这一总的政策，这个政权最初并不象在其他被占领国家实行的、德国民政与军政机构并存的那种双重体制那么令人难以忍受。但是，等到比利时人民逐渐认识到这个政权的根本目标时（即完全分裂了原来的比利时国家，并残酷无情地掠夺其物质资源以供德国进行战争），他们的敌对情绪和抵抗意志便被激发起来了。到了这种反抗以种种破坏行为和违抗新秩序的行为表现出来后，镇压的措施必然变得更加残酷，采取了种种报复行动，任何假装友好合作（对那些吉斯林集团是一个例外）的外衣全都不得不扯下来了。
　　投敌的秘书长和其他行政官员都是从吉斯林集团的成员中吸收进来的。诚然，这些集团对于德国人所提供的更多的、更坦率的支持是会感激不尽的。首先，他们本来就希望德国人会允许秘书长们公然代表政府露面。其次，每一个运动都强烈希望在改造他们的国家并为国家重新制定方针时起主导作用。但是，德国人觉得更为有利的是，通过先后使一个个集团相信自身受到德国人的特别眷顾，利用各个集团之间的竞争，使之互相倾轧而从中渔利，并使他们担负掠夺和奴役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工作。这样一种政策特别容易在比利时推行，因为比利时的吉斯林集团数量最多、最为复杂，这又是比利时民族分裂的一种反映。他们各自的目的和宗旨从完全接受德国的统治，并渴望把比利时并入德国的版图，到赞成建立独立自主的佛兰芒国和瓦隆国，应有尽有。由于佛兰芒人在种族和语言方面同德国人有着明显的较为密切的关系，纳粹运动在佛兰芒人中比在瓦隆人中基础更为深厚，而德国人往往比对其他集团更为偏袒佛兰芒吉斯林集团——其主要代表为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也就并不违背常情了。此外，应该记住的是，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比利时时，曾成功地收买了一批佛兰芒人，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就是利用了当时佛兰芒人对他们在比利时国内所处的稍微低下的地位而抱有的相当强烈的不满情绪。
　　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在佛兰芒纳粹党团中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政党。它到了1941年年中，似乎有可能在占领下的佛兰芒垄断政治行动。的确，1941年5月，在德国入侵前就已存在的其他两个佛兰芒法西斯运动，荷兰民族主义团结联盟和佛兰芒雷克斯党（雷克斯运动的佛兰芒分部，雷克斯运动内主要都是瓦隆人）合并起来，加入了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但是，几乎紧接下去德国人就进攻俄国了，而且或许为了欢迎增加精神支持与人力，他们表明准备赞助另外一些佛兰芒法西斯团体，尽管它们的方针不一定同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的一致，而且确实往往还发生抵触。他们还准许这些团体进行宣传，并组成它们自己的准军事队伍和分遣队，开赴俄国前线。
　　到了1942年底，德国人开始斥责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恶意地把它比作荷兰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纳粹党）和比利时的日耳曼…佛兰芒工人协会。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的目标，尤其是它的“大荷兰”的理想，开始受到批判，而兼并主义的日耳曼…佛兰芒工人协会的领袖范·德·维勒在德国人看来则已死心塌地地相信希特勒，从而摒弃了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的“帝国主义与一党主义”的倾向。在瓦隆，德国人对莱昂·德格勒尔领导的法西斯运动（雷克斯党）也给予少量的支持，但是，往往显得更喜欢一个对立的组织，大德意志帝国之友。尽管德格勒尔满腔热情地宣称效忠希特勒，他所获得的报偿并不是他所希望的高官厚禄，而是获准以他自己在瓦隆招募起来的瓦隆军团一名士兵的身分到俄国作战。雷克斯运动从战前在议会中有三十名代表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政党，竟然沦为只不过是个替德国军队和警察部队招募新兵的机构，因为德格勒尔公开投到德国人那一边后，他先前的支持者们就大多立即抛弃了他。的确，当德格勒尔从俄国回来以后，穿着德军中尉的制服，当着德国当局的面，于1943年1月发表讲话，声称瓦隆人是日耳曼人，应为日耳曼社会而战时，他的主要合作者中就有好几个退出了雷克斯运动，不再同德国人合作了。同年3月，雷克斯党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瓦隆军团的招兵工作。不久之后瓦隆军团取得了（党卫队）的地位，更名为党卫队瓦隆旅。
　　佛兰芒和瓦隆的法西斯分子之所以都未能真正控制住比利时，从而在德国人的统治下取得掌握实权的地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未能赢得教会的支持。原来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和雷克斯运动都大肆宣传一种极端的天主教教义，并同教会有最密切的关系。他们就靠了这一点才能够吸引大批教士参加他们的运动——虽然他们始终没有得到上层教士的赞同。但是，等教士看清楚了这两个集团主要是想为德国纳粹的目的出力效劳时，他们除了少数几个微不足道的人以外，都坚决脱离并反对这两个集团，因为纳粹分子反对天主教的行为已经臭名昭著了。这样，教会当局就拒不接纳那些穿政治制服的天主教徒参加圣餐式，也不允许在教堂里展开政治性的旗帜，而他们拒不给那些在俄国被打死的或者在国内被爱国人士“处决”的吉斯林分子做安魂弥撒，则激起了德国人和吉斯林分子一起进行种种威胁。
　　至于教会对德国人的态度，它虽然不反对他们行使根据国际法属于他们的那种权力，却始终准备领导人民对他们违反国际法的许多暴行进行抵抗，并准备大胆地站出来捍卫受到威胁的基督教原则。站在这种抵抗最前列的是比利时大主教范·罗埃红衣主教。主教们不断地提醒信徒，爱国主义和忠于本国的制度是他们应尽的天职。尽管德国人作了长时期的努力，对教会推行一种怀柔政策，但是，教会的爱国主义态度终于使他们生气了，从而带来了种种后果。红衣主教和主教们特别提出抗议的事项是，强迫劳动（德国人于1942年3月推行），把比利时工人放逐到德国去，强迫矿工在礼拜日工作，以及没收教堂的大钟。尽管这些抗议得不到德国人的回答，但是，由于教会在比利时具有强大的势力与影响，它们在维持比利时的民心士气和抵抗意志方面却起了巨大的作用。
　　另一个培养抵抗精神并使之见诸有效行动的非常有影响的地方是大学。在列日和根特的国立大学里，德国人通过吉斯林式的教育部秘书长比在布鲁塞尔的自由大学或洛文的天主教大学里更易于贯彻他们的意志。布鲁塞尔大学因为反对任命吉斯林分子担任教授，同德国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后，被关闭了（1941年12月），学生则由其他大学吸收去了——主要是洛文大学，它很慷慨地免除了这些学生签署通常是强制性的皈依天主教的宣言。1943年3月，德国人颁布了一项新法令，强迫大学一年级的全体男女学生报到，参加六个月的体力劳动。而且，今后凡是没有先参加过至少一年劳动的人，一概不准注册进入大学。根特和列日的大学举行了罢课；校长拒不合作，甚至经过几个月后，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学生报到。洛文大学的校长范·瓦埃昂贝格断然拒绝答应德国人提出的交出学生名单的要求，因此被判监禁十八个月。他的英勇的反抗在比利时人民中唤起了最为崇高的敬仰和热情。
　　在占领初期的抵抗活动中树立优良榜样的另一个很有影响的团体是比利时的司法部门。但是，他们后来同德国人的妥协尽管是迫不得已的，却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失望，并使他们早期抵抗活动的荣光暗淡了。的确，在占领的头两年中，德国人和比利时的通敌分子部感到司法部门是实现他们计划的主要障碍。首先，上文已经提过，国王在投降那天所谘询的那三个法学家作出的决定，使得在伦敦的皮埃洛政府成为比利时唯一合法的政府，从而无法成立任何一种稍具合法外表的吉斯林政府。其次，早在1940年秋，另一个法学家团体立法委员会正式宣布，秘书长的立法权是有明确限制的。其结果是很多诉讼当事人都在法庭抨击秘书长所作出的决定。最后由最高法院通过一项判决（1941年4月7日），宣布秘书长所作的决定大都是不合法的。这时，冯·法尔肯豪森进行了干预，他下令（1942年5月14日）禁止法院有权质问秘书长颁布的法令是否合法，参加这类案件的一些律师也遭到逮捕。1942年7月4日最高法院同秘书长们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秘书长们可以作为一个“团体”集会与立法，但是当罗姆塞于12月自动地颁布一项重要命令时，又发生了冲突。布鲁塞尔上诉法院的法官在裁定由于这项命令所引起的一桩案件时，宣布这项命令是非法的。德国人于是逮捕了这些法官。最高法院的法官接着举行罢工以示抗议。德国行政长官雷德尔回避问题，颁布了一道命令，使阻挠司法部门重要机构的活动成为一项罪行，最终可以判处死刑。于是罢工停止了，德国人释放了被逮捕的法官，双方就秘书长的权力问题暂时达成了一项妥协办法。
　　也许因为是最常使用，所以最为有效的抵抗武器，就是那些秘密报刊。这些秘密报刊仅就其数目之多（约二百种）和内容的多式多样来看，确实是令人可畏的。德国人已经控制了公开发行的报刊，使之掌握在吉斯林分子手中，从而完全改变了它们的方针，为德国人的宣传目的服务。因此，迫切需要出版一些新的秘密报刊来抵销德国人主办的那些报刊，重新恢复全国的民心士气，并把少量的、可以依靠伦敦广播电台播送的一般新闻以及大量国内消息提供全国，同时还指示可以在何处和怎样进行最为有效的抵抗。秘密报刊最大的力量来源在于它们不是集中在一处的——全国所有的城市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报纸——但是，由于大量发行显然有困难，这样做既是出于需要，也是非如此做不可的。另一种力量的来源是秘密报刊内容的多式多样，这是比利时国民性格的较为直接的反映。它们几乎迎合了各方面的兴趣，几乎可以看到各种政治色彩的东西。各报之间经常展开纯政治性的论战，但是大家都认清了共同的敌人并与之战斗，而且在秘密工作的实际问题上都共同合作。
　　至于比利时一般公众的抵抗运动，它的发展并不象它的组织起来那样缓慢。甚至在早期个人抵抗的形式——如故意使行政工作与警察工作发挥不出效力，在工业生产中采取“怠工”的策略，对德国人普遍采取敌视态度等——故意使德国人的控制机器疲于奔命，使德国人在掠夺中不能得到全部利益，并促使他们对自己最后的胜利感到不安和怀疑，这些方面倒也颇有成效。而且，很多个人的明显反抗行动，如杀死可恨的吉斯林分子，破坏工业或交通等，都是早在组织进行这类抵抗的团体成立以前就自发地干起来了。根据当时报刊上的大量报道和关于这一问题的可以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很难对比利时反抗行动的实际发展、性质、规模和次数，以及占领国对这些行为所进行的报复，得出一个简明的概念来。早在1940年7月8日，德国人在经由布鲁塞尔电台发出的一次广播中就第一次承认，有人破坏电话和电报通讯，并扬言要全面进行报复。从那个日期起，经常出现一系列有关破坏交通、谷物、汽油库、工厂等等的类似的报道和公告。德国人最初采取的报复办法是，把若干遣返的战俘再次囚禁起来，强迫比利时人守护工厂或军事设施，以及征收集体罚款，但是，报复办法逐渐更加严酷起来，直到开始枪毙人质。大约在1941年2月以前，处决爱国人士、破坏者或人质总是尽可能保守秘密，但在1941年9月19日，德国人发布一道命令，宣称比利时境内被拘留的全部政治犯（据信这时约有四百人）均应作为人质。遇到德国军人和警察人员受到袭击而又抓不到肇事者时，就枪决一批这些人质。如果这样一次袭击造成了死亡，那至少要处决五名人质。
　　将近1942年底时，破坏行动与报复行为的比率急剧上升，而且直到占领结束时一直都在上升。同时代的德国人方面的某些简略的资料，有助于对这类情况作出一个公正的估计。1943年4月24日，德国占领当局宣布，从那年年初起他们已逮捕了“三百一十名恐怖分子”和“五百二十二名共产党工作人员”，其中凡未“立即枪决”而已“移交军事法庭者，也应处以死刑”。同时，他们列举了对“通敌的党派成员的生命财产进行过一百八十八次袭击”。1943年7月20日，英国广播公司在纪念比利时独立日的一次广播中指出，自从德国人开始占领以来，他们已“处决或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了”三千多名比利时人。
　　1942年和1943年德国人对比利时和西欧其他一些被占领国家无情地推行了一套征集男女到德国工厂劳动的制度，在比利时工人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在1943年2月和5月间，要把大批比利时人押送到德国去的威胁，激起了列日、沙勒罗瓦、拉卢维埃、蒙斯和维尔维埃这些大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