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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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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反对派有牵连的文官中，有的是纳粹政权早期的官员，还有几个是仍在任职的官员。他们的领袖卡尔·格德勒博士从1930年到1936年间曾在布吕宁手下任全国物价管制委员会主任，后来又任莱比锡市长。沙赫特在1938年前是德国经济部长，1939年前是德国银行总裁，1943年1月以前则是不管部长。波皮茨仍然是普鲁士的财政部长。吉泽维乌斯先在盖世太保后在谍报局里工作。党卫队将领内贝是刑事警察的头子，他成了反对希特勒的秘密计划中最出力的人物之一。沃尔夫·冯·黑尔多夫伯爵是柏林警察总监。这个集团中的其他重要成员——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弗里德里希·维尔纳·冯·德·舒伦堡伯爵、奥托·基普、汉斯·贝尔恩特·冯·黑夫滕、亚当·冯·特罗特·楚·佐尔茨和埃里希·科尔特与特奥·科尔特弟兄等——过去都是在外交界服务的。
这个退职官员的集团大部分（绝对不是全部）是同实业家、大企业和旧贵族有密切关系的保守主义者。比这个集团组织得更为严密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以及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也参加的所谓“克莱骚集团”。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人是：古斯塔夫·达伦多夫、尤利乌斯·勒伯尔（1944年他受审时，法赖斯勒把他说成“德国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列宁”）、威廉·洛伊施纳（前工会领袖和黑森的内政部长，同天主教工会领袖雅各布·凯泽有密切关系）、卡洛·米伦多夫（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之一）和特奥多尔·豪巴赫（德国国旗的设计人）。“克莱骚集团”的中心人物是赫尔莫特·冯·毛奇伯爵，他是俾斯麦手下那位陆军元帅的侄孙，是谍报局国外科的国际法专家。该集团就是以他在西里西亚的庄园命名的。“克莱骚集团”的成员包括彼得·约克·冯·瓦滕堡（施陶芬贝格的表兄）、欧根·格斯登美尔（路德教会的领袖）、阿道夫·赖希斯魏因（社会民主党人）、特罗特·楚·佐尔茨和一些自由职业者、文官以及纳粹执政前各工会的代表。
尽管克莱骚集团一般是反对暴力的（因为他们对于促进精神新生比较感觉兴趣），它却作了不少工作去保持反抗运动的精神动力。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集团多少有点倾向于社会主义，它在右派与左派之间起了桥梁作用，从而促使密谋分子思想上的分歧调和起来。可是，密谋分子之间的有些思想分歧和不少个人之间的意气，仍然直到最后都没有得到解决。举例来说，贝克不喜欢波皮茨，波皮茨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也不受欢迎，而且（似乎）与格德勒也经常意见相左。社会民主党人泽韦林显然不愿意参加有沙赫特在内的任何政府。那个终于把炸弹放到希特勒脚下的施陶芬贝格，急于想同莫斯科恢复友好关系。他在政治方面完全不赞同贝克和格德勒的主张，甚至计划委派一些“军事行政官”同格德勒的内阁共掌大权。然而，尽管他们之间的分歧根深蒂固，格德勒在1944年夏天却能够使不同意见的派系接受一项共同纲领，并说服他们商定未来德国内阁的班子。按照那时格德勒所拟定的内阁阁员名单，贝克将成为“国家元首”，格德勒本人将出任总理，社会民主党人洛伊施纳将担任副总理。外交部长将由冯·德·舒伦堡或者哈塞尔担任（这取决于最初的和平谈判是同东方还是同西方举行），内政部将由社会民主党人勒伯尔负责，司法部将由天主教徒维默尔主持。维茨勒本将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赫普纳则将出任陆军司令。
到1943年底，格德勒已经把密谋集团的政府所奉行的纲领拟订就绪。它强调了新政府祈求和平的愿望。这个纲领还提出要彻底抵制极权主义，要建立一个以西方基督教传统为基础的国家。如同可以预料的那样，向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作出了让步：主张把公用事业和重工业收归国有。可是这个纲领对共产党人却没有什么吸引力，虽然赖希斯魏因在最后一分钟曾经力图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参加到这项秘密计划中来。由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部潜伏着一名盖世太保特务，这个企图没有成功，结果还使赖希斯魏因和勒伯尔于7月4日和5日遭到逮捕。这件事情促使他们更想把希特勒尽快干掉，所以仅仅两星期后，施陶芬贝格终于下手了。
1944年7月20日午后，施陶芬贝格置放的炸弹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元首大本营内爆炸以后，接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是富于戏剧性的，但是大部分又是极其混乱的。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无法在这里详加叙述。总的说来，这次起义没有击中要害，因为希特勒没有被炸死，事实上只受了一些轻伤，在以后紧要关头的二十四小时内并没有丧失工作能力。对密谋分子来说，同样具有灾难性的是，通讯大队的费尔吉贝尔将军未能把元首大本营的通讯中心炸毁（这就使元首大本营同柏林仍然保持着联络），而他们的其他关键人士又未能把主要的无线电台加以控制。此外，柏林军事领袖们的犹豫不决也同样是个致命伤，他们呆在本德勒大街陆军最高司令部内等待官方证实希特勒业已毙命，同时还无休止地争论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另一方面，戈培尔以柏林行政长官的身分，却采取了坚定果断的行动打击这场起义的组织者以保卫首都。由于密谋分子未能抓住时机，结果这场政变到那天傍晚基本上已告失败。晚上6时30分前，德国电台宣布暗杀希特勒未遂的消息时，已经能叫德国人民放心，元首只受了“轻微的烧伤和脑震荡，但是没有受重伤”。这项广播，以及元首大本营一再发来的叫人不要听本德勒大街陆军最高司令部的一切命令的那些指示，使一些摇摆不定的人缩了回去，千方百计把自己的罪证掩盖起来。这些动摇的人中有国家军司令弗罗姆，他强迫贝克自杀，又派人把奥尔布里希特、施陶芬贝格和黑夫滕打死。
希特勒和纳粹宣传机器对这次起义的反应是和他们一贯的作风完全一致的。一切都归咎于那“一小撮”将领——那些“愚蠢并糊涂到犯罪地步的军官”，对于他们，如同希特勒在7月21日的广播中所说的那样，“这一次”将按照国家社会党人惯常采用的方式同他们算帐。实际上，对于牵连在内的文官，特别是党内高级人员，象黑尔多夫和内贝，政府始终保持沉默，直到9月才发表了一项相当简短的公告，宣称这些人经过审判已予处决。8月4日，军事“荣誉法庭”开庭，把维茨勒本和其他活着的军官清洗出军队，并交给人民法院去审理。这一件事使人深切地感到，这场密谋主要不过是将领们搞的另一个秘密勾当。
在这场起义失败后的几星期里，希特勒想的只是对所有同图谋杀害他的案件有关的人进行报复，不论他们关系多么间接。正象他在1934年抓住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一个小集团的反抗作为对整个运动进行一次清洗的借口那样，他在1944年11月13日向纳粹党作报告时说，他主张把这一新的“叛乱”作为“彻底检查一下整个国家机构”的时机，而“妥协与折衷办法”都将成为过去的事了。因此，象一个纳粹评论员所说的那样，1944年7月20日“将完成1933年1月30日的工作”。
在这场起义失败后，希特勒发表了广播讲话，在讲话中宣布：“为了最终创造秩序”，他已经任命希姆莱为国家军司令，并且指派古德里安接替蔡茨勒（先前接替哈尔德的那个多少庸庸碌碌、无足轻重的人）为参谋总长。这是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即将对7月20日事件残存的密谋分子，以及那些看清楚这项秘密计划不会成功后企图退缩的较为软弱的分子发动强有力的搜捕的信号。在这次搜捕中，希特勒甚至要求每天向他汇报进展情况，至少有七千名反对派的成员遭到逮捕，大约有七百名军官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对军事领袖们的处置办法，由于剥夺了武装部队法庭的裁判权，改由人民法院审理，因而大为便利。在第一批遭到逮捕和拷问的人中有前国家军总司令弗罗姆（虽然他到1945年3月19日才被处决），他于7月20日在本德勒大街干的自相残杀的勾当并没有能把他自己同这场密谋有关的证据全部毁灭掉。西线总司令克鲁格自杀身死，总算没有遭到同样的命运，不过在自杀之前，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希特勒，要求他在西线结束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10月里，隆美尔同这次密谋的关系也被查明了，于是给了他一个选择：自杀或是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这位元帅知道，后一种办法意味着肯定判他有罪，还要影响到家庭名誉，他因此在10月14日选择了自杀的途径。然而，这时候已经很清楚，如果大家知道这两位卓越的军人也同密谋有牵连，那么德国军队和人民的士气都将大受打击。为了这个原因，希特勒下令，克鲁格下葬应不举行仪式，同时也不向其他将领宣布他同密谋分于有关。至于隆美尔，希特勒举行了一场令人作呕的国葬，希望这位元帅死亡的真相因此便不会被人知道了。
当希姆莱忙于整顿军队这一任务时，在镇压柏林叛乱中立下大功的戈培尔，则奉命向国内进行新的勒索。7月25日，由拉默斯主持的国家最高当局的一次特别会议结束之后，这位宣传部长奉命出任“总体战动员委员会主任”，有权使“官方各项计划”符合于“总体战”的需要。特别是他将检查“包括德国铁路＇和＇邮政在内的全部国家组织”，以保证“为武装部队和军备提供最大限度的人力”。为了这个目的，他有权“要求国家最高当局提供情报，并……向他们发布指示”。这样，除了希特勒、希姆莱和博尔曼之外，戈培尔成了德国最有势力的人物，有权对政府所有部门和德国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下达命令，规定它们在人力方面对“总体战”应作出的贡献。一个月后，他行使了这项新职权，颁布了一道命令，在德国几乎取消了各种形式的公共娱乐。所有的戏院、音乐厅和酒吧间尽数歇业。德国电台不需要的乐队一律解散。所有“小说和类似的文学作品”的出版（当然，纳粹党的“标准政治著作”的出版不在其内）一律暂停。日报的篇幅进一步减少（自从1942年以后，报刊已受到严格的限制）。许多教育机构，“例如家政学院和商学院”，一概停办。
1944年10月18日来比锡战役（1813年）纪念日那天，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子一律应召参加人民冲锋队，同军队并肩在德国本上上继续抵抗入侵的盟军（这时候，美国第一军已于9月12日越过德国边界，进入了亚琛，而在东线，俄国军队也在东普鲁士边境上作战）。虽然人民冲锋队名义上是“武装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象博尔曼承认的那样，对人民冲锋队的控制则“纯粹是党的事务”。人民冲锋队是根据希特勒10月18日的那道法令成立的，由各行政长官负责其兵员的征集工作和指挥工作。冲锋队参谋长舍普曼是人民冲锋队“步枪射击训练的督察”；希姆莱负责它的全面组织、训练和装备工作；博尔曼则是它的政治事务首长，他显然不愿意向正规的军事当局（包括凯特尔在内）提供关于人民冲锋队的任何情报。这就是说，在战争的最后六个月里，西线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几乎完全操在纳粹党的手里，因为就军队来说，希特勒本人这时已经接管了安排全部作战细节的职责。
在1945年1月30日的广播演说中，希特勒严厉地批评了“那些不肯承认资产阶级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的中产阶级笨蛋们”，从而讲出了最后失败接近时，纳粹宣传中经常讲的一套老调子。在这种宣传中，他们把垂死挣扎讲得倒象有格外深奥的革命意义似的，而且把投降或是退却又说成是等于叛国。党卫队在绝望的形势下没有能继续作战时，甚至他们也遭到了贬黜。希姆莱已经以国家军总司令的身分下令枪毙逃兵的家属。2月12日，凯特尔对帮助部下非法离开作战地区的军官判处死刑。戈培尔曾经劝说希特勒撕毁日内瓦公约，而跟着可能发生的枪杀战俘事件，便会阻止德国士兵向前进的盟军投降。希特勒有一时期的确有过这个念头。事实上，只是由于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坚决反对，似乎才使他没有干出这一新的疯狂行为来。
与此同时，希特勒和戈培尔用尽了人所共知的全部宣传伎俩——V…武器运动、文克将军驰援柏林的种种奇闻、希特勒亲自在分别举行和谈的问题上耍的花招、“狼人”运动，以及在贝希特斯加登的“阿尔卑斯要塞”周围作最后抵抗的诺言——竭力想使德国军队和人民相信，即使不能获得全面胜利，战争至少还可以打到一个相持不下的局面。最后，作为阻挡盟军前进的垂死挣扎，希特勒于1945年3月19日下令实行焦土政策。“所有军事设施、交通运输、通讯、工业和后勤设备，以及国内当前或将来可以被敌人用来继续作战的一切有内在价值的物件”全应予以破坏。甚至鲁尔区的重要工业城市倘使在盟军进攻时无法坚守的话，也应予以毁坏。可是，这时候党内外的许多人都开始认识到，希特勒的政策是毫无意义的。例如，拿汉堡行政长官考夫曼来说，他就故意不理睬希特勒的命令，拒绝把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再加以炸毁。同样，他的亲密朋友，德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施佩尔，则下定决心，为了战后德国人民的利益，尽力保全一切可以保全的东西。他于4月16日在汉堡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禁止继续进行破坏，并号召武装部队和人民冲锋队枪毙所有违背这项命令的人。党内和军内的其他人士这时也认为，除了全面投降外，并无其他切合实际的办法。因此，古德里安先在1月里后来又在3月里两次去见里宾特洛甫，要求在西线立即实现停战。这时候，希姆莱和戈林显然也深信必须采取这一步骤了（事实上，前者正在准备通过伯纳多特伯爵同西方大国进行和谈），但是里宾特洛甫（象在紧要关头常有的那样）却显得没有采取行动的能力。
关于希特勒独裁政权的不光彩结局，其他书刊里已经有了详细的报道，因此这里只概括地提一下。希特勒于1945年4月30日在德国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自杀之前，曾起草了一份政治遗嘱。在遗嘱中，他指定海军上将邓尼茨为他的继承人。在这以前，希特勒已经把北方的全部军权授给了他。邓尼茨将成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戈培尔将担任总理，博尔曼将担任纳粹党总裁，赛斯…英夸特则将成为外交部长（过去曾被指定为希特勒继承人的戈林，这时遭到怀疑，认为他不忠于希特勒，已经被开除出党。希姆莱也是如此，他的党卫队头子和德国警察总监的职务则由行政长官汉克继任）。当时，邓尼茨本人在荷尔施泰因，他通过两份无线电报获悉了自己新职务的消息。第一份电报授权他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第二份电报则详细告诉了他希特勒所作出的其他任命。邓尼茨的直接反应就是：根据第一份电报采取行动而无视第二份电报。
邓尼茨的唯一想法是，在投降的细节安排好以前，为德国提供某种形式的看守政府。5月1日，在向德国人民发表的一篇广播演说中，他说明了他的主要任务是，“拯救德国男女，不让他们被正在推进的布尔什维克敌人所消灭”，他还清楚地表明，只有在英美两国妨碍他“完成这项任务时”，他才有意同这两个国家继续作战。两天以后，他派了以海军上将冯·弗雷德堡为首的使者赴律内堡荒原蒙哥马利陆军元帅的司令部去。5月4日，邓尼茨下令停止潜艇的作战活动，第二天他又下令禁止“狼人”活动。希特勒想煽动德国青年在盟军战线后方进行抵抗，这些狼人便是残存下来的一些倒楣蛋。当时，荷兰、德国西北部和丹麦德军的无条件投降业已生效。5月6日，邓尼茨写信给希姆莱（希姆莱要求允许他在德国新政府中成为“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可是没有成功）、戈培尔（那时候，他同希特勒一起在地下避弹室里自杀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德国西北部）、罗森贝格和蒂拉克，免去了他们的职务。几小时后，邓尼茨的外交部长施威林…克罗西克向德国人民宣布，德国的所有武装部队已经向西方国家和俄国无条件投降了。5月23日，邓尼茨海军上将和他的“内阁”的所有其他成员都被盟国作为战俘予以拘留，德国在随后的四年零四个月中完全处在盟国军政府的管制之下。
第二章 新秩序的概念
虽然自从战争爆发以后德国报刊和无线电台不时讨论改组欧洲的计划，但是关于德国打算如何实现新秩序的第一篇有条有理的声明，是德国经济部长瓦尔特·丰克——他生性是一个宣传家而不是一个计划和行政人员——于1940年7月25日向本国和外国记者讲话时所发表的。然而，丰克的主要兴趣在于从商业方面剥削欧洲（新秩序的不少宣传起了有效的烟幕作用），所以他的建议的要点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根据他的建议，人们看到欧洲在德国的指导下从一种双边贸易协定的体制走向多边贸易协定的体制。关于新秩序的政治意义，直到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了三国公约——《科隆日报》称它为“新秩序的大宪章”——之后，它才开始变得明确起来。公约的第一条和第二条，为强调轴心国在东西两方的目标基本一致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文本（根据这两条，日本承认并尊重“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德国和意大利则对日本“在亚洲的新秩序”作出了同样的声明）。可是，它们还是十分强调轴心国之间经济方面的合作。根据里宾特洛甫的意见，德国领导下的“欧…非半球”与日本领导下的东亚势力范围之间应当“按照宽宏的方针”进行“自由贸易”。这种贸易关系不是以地区对地区，而是以国家对国家为基础的：象以前那样，“日本将同欧洲地区的独立国家直接进行贸易和签订贸易协定，同时德国和意大利将同日本势力范围内的独立国家，如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等直接进行贸易和签订贸易协定。”欧洲国家（例如荷兰）有殖民地在远东的日本生存空间之内的，将从欧洲大空间的剥削中得到一份补偿。对整个欧洲来说，新秩序将带来的好处有：消灭失业现象和保证粮食生产国的剩余农产品有销路，并且可以不受世界物价波动的影响。同时，“德国的生产斗争和四年计划”可以作为蓝本，“经过适当的修改，在欧洲付之实施”，这样欧洲大陆依赖海外供应的程度就将减少。但是在这阶段，关于欧洲未来的经济组织并没有作出较为明确的承诺。事实上，想要知道新欧洲将“象一个卡特尔、联营机构，还是康采恩”的“形式主义者”受到了告诫，他将“不得不等待一个长时期，直到他的法律上的愿望在新秩序本身中得到满足”。
在签订三国公约时，罗森贝格通过1940年10月27日《人民观察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阐明了新秩序的基本宣传概念。这个罗唆的纳粹理论专家争辩说，德国支持划分生存空间来取代十九世纪的经济与金融帝国主义，同时互相保护属于“生存空间”的各国人民。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这种意见时，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那类事件就不会重演了。因此，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欧洲大陆，一个经济上大部分是自给自足的，政治上则是完全独立的大陆。在那里，大德国将起着“波罗的海与地中海之间的联系作用”。如同德国内政部的施图卡尔特所说的那样，当前的这场战争已经扩大了德国人民团结的概念，使之成为欧洲人民团结的概念。这一发展的结果，据另一个纳粹作者说，将是以生存空间的法律来取代国际法。在这场新的“革命”中，指导原则将不是民族自决，而是生存空间的自决。
由于意大利成为三国公约中名义上平等的伙伴，地中海和非洲就受到了重视，因为该国的主要野心据认为是在那里。“欧洲…非洲”地区被认为是一片单一的“大空间”，而地中海则起着“连接欧、非两个地区的水桥”作用。德、日两国承认意大利的主要利益在这个地区，而德国对非洲的权利要求据说是极为适度的。据里宾特洛甫说，“如果德国能够收回以前属于它的殖民地，它大体上就满足了。”意大利将获得非洲土地的最大部分，至于英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属地，那“可能将由德国、美国＇原文如此＇和日本三国瓜分”。
在这阶段，纳粹时事评论员显然觉得很为难，不知如何来说明苏联在轴心国侵略计划中的作用，它即便不是积极的伙伴，也是一个关心的观察家。这并不是说，纳粹评论员清楚地看出，三国公约同1939年8月的纳粹…苏联协定有着基本的矛盾。相反地，他们费尽心机来着重说明，三国公约（俄国在1940年11月差一点也参加了这个公约）并不是针对苏联的，因此不会影响到德苏关系。根据雅赖斯博士1940年10月6日在《科隆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当前这场斗争的结果将是建立一个“政治的欧洲”，它和所谓“地理的欧洲”是不尽相同的。这个“政治的欧洲”到俄国的边界为止，因为俄国本身是一个大陆，所以它可以说是德意两国势力范围以外的一片截然不同的大空间。
但是，如果德…意的生存空间到那累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桑河便中止的活，那就没有满足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提出的在东方扩张领土的愿望。因此，直到1941年对俄国发动进攻后，生存空间的鼓吹者才能强调新秩序转向俄国扩展的种种利益。根据1943年3月21日《德意志总汇报》的文章，大欧洲的生存空间“只有伸展到东方草原和四周沿海地区时”，才有可能永远获得保障。而同大亚洲空间的联系也就得以建立起来了。正象一个作者所说的，对苏作战并占领东方领土，能使原来已经过于偏西的重心移回到大陆的中央，从而达到恢复欧洲均势的目的。因此，把东方地区合并进来，乃是一个联合的欧洲当前的任务之一；各国的舆论都开始认识到这项任务的重要性，而不只是把战争当作保卫欧洲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的一种手段了。因此，每一个国家必须考虑一下自己对这一共同事业将作些什么贡献，并且“必须以合作者的姿态参加这个宏伟的欧洲大厦的兴建工作”。那些新空间的鼓吹者还坚持说，每一个国家必须“完成自己的革命”（即按照纳粹原则进行政治刷新），因为这种国家革命将是欧洲全面奋起的一部分，而欧洲的全面奋起将会带来一种“欧洲大家庭的感情”。
德国报刊和电台正是以这种精神欢呼轴心国及其卫星国的代表应召到柏林去，重订大肆宣传的1941年11月25日的“国家法”中的反共公约的。德国外交部的发言人称这次会议为“第一次欧洲大会”。据说，这次大会表明：新秩序与战斗在东方的欧洲“十字军”具有共同的意义。为了纪念这次大会，德国电台播送了一支名为“欧洲之歌”的新歌，鼓励欧洲大陆各国人民为团结和消除国际上的不和而战斗。与此同时，柏林邮局使用了一种特制橡皮邮戳，上面刻着“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欧洲联合阵线”字样和一张饰有剑与字的欧洲地图图案。1941年11月28日的《德意志总汇报》趁着当时这股热情发表文章说：“欧洲合众国终于摆脱了不和、斗争和苦难而诞生了。”
这时，他们开始讨论一些异想天开的计划：以西欧最优秀的人民去开拓俄国被占领区，因为在这些日子里，他们经常鼓励青年人和农民承担起到东方地区去建立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农民壁垒的工作，党的冲锋队（即SA）被派遣到东方去促进殖民计划，而德国许多大学里则全开办了“东方问题研究”的讲座和机构。据称，自从1942年6月荷兰东方中队成立以后，三百万荷兰人可以在俄国被占领区内开辟的“现代殖民地”上过起较为美好的新生活。就德国本身而言，开拓东方地区据望可以大规模地重新分配边远地区农民的土地，而这久已是纳粹最渴望完成的计划之一。
纳粹技术专家和宣传人员提出的另一个同样狂妄的计划是：开发大空间的自然资源，并使成员国在物质方面彼此更为接近。为了弥补这个地区燃煤供应的日益减少，他们打算利用地中海和刚果河流域“潜在的水力资源”供欧洲工业使用，并在直布罗陀海峡兴建一座巨大的发电水闸，利用“大西洋流入的海水”去推动涡轮机。同时，还计划铺设一条“横跨欧洲的铁路”，把顿涅茨盆地同威斯特伐利亚的工业区连接起来，使西方可以较为方便地获得东方的丰富矿藏。将来有朝一日整个俄国“向欧洲开放”的时候，可能还将铺一条四米宽轨距的铁路，连接东西两方，上面行驶六米宽和七十米长的大型客车，其车速将高达每小时二百五十公里。欧洲的运河系统也将大规模地改进——包括完成奥得河…多瑙河之间的运河工程，使黑海与波罗的海连接起来，还要开掘一条“欧洲苏伊士运河”，通过阿尔卑斯山，使上莱因河与波河连接起来。德国的邮电部门也将把电报和电话设备改进得焕然一新。据说，他们已经同“欧洲的所有邮政管理部门”合作，“正在制订一项成立一个综合性欧洲邮政联盟的计划”。
就领土方面讲，要建立大空间就需要接受许多全新的概念，并且要修订一些原有的概念。以德国本身而论，它必须突破“俾斯麦帝国”的狭窄边界，因为今天的德国是“作为一个超国家的主宰者”，正“承担起超出民族国家范围的责任”。因此，“德国的概念”不再受“地图上标明的任何边界”的约束。还有，大空间本身“并不是一个地球物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因为“整个领土可以成为凌驾于国家领土之上的一个统一体”（人民空间）。这样，大空间的地理界限不需要以任何现存的边界来划定。维尔纳·戴茨这时提出了“真实的和幻想的大生存空间”这个令人争论不休的课题。他称真实的大空间为“国际大家庭的自然生存空间”，它的特性、范围和形式，都是来自这种“国际大家庭”的“生物本质”。他把“欧洲国际大家庭”的大生存空间列为地球上六大主要地区之一。1942年3月8日的《德意志矿业日报》曾经较为含糊地提到一个“大西洋欧罗巴经济空间”。
就行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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