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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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条款公布以后，在自由中国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汪和日本人显然都很为难。支持汪的人说，陶、高两人透露的胁定文本并不是最后的正式协定，只不过是日本人提出的初步要求；汪已经拒绝了这些要求，并已获得修改。但是，陶、高这两个以前支持过汪的人却断言，最后的协定除了在两项条款上稍有更改之外，和他们公布的那个协定完全相同。
　　不管这件事的真相如何，风声泄露以后，其后果是坚定了重庆政府不同日本媾和的决心，使许多动摇不定的中国人决意继续忠于合法的政府。汪在1月16日曾再度向那位大元帅呼吁，要求他在近卫声明的基础上同日本媾和。蒋介石在向全国军民发表的声明中作了答复，他痛斥汪是叛徒，声称同日本达成的这个协定要比1915年5月的二十一条“十倍地致人于死命”。
　　2月1日，米内海军大将告诉日本国会，处理中国事件的“基本政策”仍然不变，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新的中央政府不久即将成立。新内阁的外相有田说了同样的话，他还说日本以及中国的新政权都无意消灭第三国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2月2日，国会会议由于改进党领导人斋藤隆夫对军方在华政策展开了毫无隐讳的抨击而活跃起来。他的发言记录有些部分虽被禁止发表，但是泄露出来的内容已足以说明他的主张。他问道，中国事件还要持续多久，假定近卫所作的日本不强要中国割地赔款的诺言实现了，那么日本的流血牺牲和财富损失将得到什么报偿。他说，在欧洲，“建设新秩序”一词实际上意味着征服和破坏，他问，近卫的几项原则是否真正表达了政府对华的全部意图。他发言的用意是指军方事实上正在试图使中国屈服，而不善于认真玩味近卫声明中那些中听的话。
　　日本政界和外交界有相当多的人与斋藤有同样的看法。其中有些人在同英国大使及其美国同僚约瑟夫·C·格鲁私下会晤时曾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克莱琪和格鲁都希望，这种情绪能增强到足以使日本政府结束对外国在华权益所作的军事干涉，并向中国提出媾和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放弃以建立东亚新秩序而体现出来的全部政策，放弃组织一个经济集团的观念。这样一种发展，将结束西方民主国家与日本的对抗，从而可能使日本不致渐渐投入德国阵营。
　　美英两国的使节竭尽所能促进日本方面在政策上作出这样的改变，自然是一种稳妥明智的做法，但是，阻力非常大，或许竟是无法克服的。日本参谋本部认为，在内蒙和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占有统治地位，是同苏联作斗争的一个必要的预备措施，因此，一项解决办法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给日本，是不会为日本军界中任何一个部分的意见所容忍的。日本在1937年之所以同中国开战，正是为了取得这个统治地位，如果得不到这种统治地位，军方在国内就将威信扫地。另一方面，自由中国政府不会默许这些地区被永远分离出去而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于是，在华北开始的这场斗争，就扩大到了全中国，因而从日本的立场来看，那些鼓吹日本通过一个卑躬屈膝的中国政权来实行对全中国控制的人们，不无一定的道理。如果日本只占有华北，而把中国其余的地方留给一个独立的中国政府，一旦日本与第三国之间发生冲突，这个政府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此外，尽管日本的某些金融和政治集团在私下可能表示如何不满，它们却不敢公然站在反对军方的立场。这种情况已屡见不鲜，而在斋藤事件的结局中再度得到证实。斋藤只不过是在国会中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军方却非要他受到惩罚不可；同往常一样，军方得到了胜利。斋藤被迫退出改进党，3月7日，又被逐出国会。陆相畑大将重申了在华建立新秩序的意向，他说，为此目的，已经有十万名日军献出了生命。3月9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决议，宣称日本已经坚决而明确地制定了处理中国事件的政策，并保证众议院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圣战”的目标。
　　与此同时，在青岛正举行着冗长的会议，处理拟议中的“国民政府”与中国沦陷区已由日本扶植起来的政权之间的关系。结果是，汪的政府虽然把所谓的南京维新政府的班底并了进来，但是他对华北的傀儡政府却只取得了完全是有名无实的管辖权，尽管后者的名称从华北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他同蒙疆（内蒙）政权的关系甚至更加微妙，“满洲帝国”则仍然完全独立，不受他的管辖。而且，青岛会议作出的决定并没有缓和华北的傀儡及操纵他们的日本人正在显示的对汪所怀的敌意。
　　在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汪精卫正式宣布他打算建立一个新政权，日本首相在第二天就保证日本给予支持。3月16日，选任前任首相阿部大将为驻汪政府的大使和特使。汪政府于3月30日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当天日本政府再次发表声明，重申对汪精卫和对建立新秩序的支持，但否认要排斥“第三国从事那种符合东亚新形势的和平经济活动”，并提出这些国家应当承认新政权。
　　中国的合法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作为答复，痛斥汪及其党羽是卖国贼和日本人的奴才。中国政府预先发出通知，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承认南京政府，都将被视作不友好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和违反已经缔结的条约的。合法的政府重申它将继续抗战，直至把日本人全部赶出中国领土。
　　然而，蒋介石实际上却大为惊恐，他这时一再要求美国对日本进行制裁，对重庆给予财政援助。但是，制裁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而财政上的援助也只能很有限。3月7日，美国进出口银行给予中国政府二千万美元的信用贷款，规定以中国出口的锡偿还。日本外务省发言人称此为“不友好和不受欢迎的行动”。3月30日，科德尔·赫尔发表一项声明，指出汪政权的成立是日本在中国建立政治和经济霸权计划中的另一个阶段，并宣布美国将继续承认重庆政府是合法的政府。但是，在这个阶段，美国除了口头抗议以外，不能再有什么举动。
　　1940年上半年，英日关系有明显的改善，这在英国和自由中国引起某些忧虑，担心英国政府对其在华政策要作某些变更。英国驻东京大使3月28日在日英协会发表的演说中，有几段话使人更为担心，他谈到了英日相互疏远的不幸后果，然后表明，两国最终都致力于持久的和平，而使两国的政策目标达到完全一致，肯定是那些有建设性的政治家们力所能及的。可是，4月3日哈利法克斯勋爵在答复议会的质询时，却保证英国的政策不会改变，保证罗伯特·克莱琪爵士也不曾想暗示有这样的改变。这位外交大臣又说，英国继续承认重庆，并不妨碍它同日本交好。从这些话和从克莱琪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来看，似乎英国政府仍在希望日本的政策有所改变。东京的报刊评论表明，日本人并不把英国大使的话理解为英国打算承认汪精卫政权。
　　事实上，日本自己也缩了回去，直至11月30日，才把它一手包办的事确定下来，公布了同汪精卫政权缔结的正式协定，尽管有迹象表明，该协定及其附属议定书在几个月前就已起草。南京政府的成立决没有结束日本两派意见的争论，一派赞成直接同重庆谈判，另一派却认为，到一定的时候，汪会在中国人中间得到足够的支持，而使他的政权真正起作用。在1940年的夏天和秋天，日本继续提出建议，倘若重庆方面在其间任何时候作出响应的话，要结束掉分散的汪政权是不会有多少困难的。
　　的确，1940年春天和夏天，德国在欧洲的胜利所造成的新形势，增强了日本想迅速同中国媾和的希望，并指望通过与重庆直接打交道来达到这一目的。可是，这样做的动机，却与当年早些时候显示出来的那些动机大不相同。过激派是想甩掉日本“脚上的镣铐”，以便“对欧洲的战局采取更积极的政策”。主战派的愿望固然是要加紧支援德国征服者，但在这之外，也还存在一种潜伏的忧虑，不知道德国如果大获全胜之后，会在远东采取怎样的政策。德国至今依旧承认重庆政府，对东印度和太平洋也可能有野心。另外，这些人还指望，如果从预期日本能在东南亚征服的成果中分出一份给蒋介石作为钓饵，也许能诱使他听从东京方面的建议。
　　1939年9月23日，阿部大将辞去外相后，由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继任，谷正之任外务次官。新任外相对外交缺乏经验，他喜欢自称是一个单纯的水手。他以前当过驻华盛顿的日本海军武官，在美国海军界很受欢迎。任命他的用意，是向美国作出友好姿态，表示日本新政府渴望两国弃嫌修好。1911年签订的商务协定即将满期，美国主张禁止对日贸易的情绪日益增强，使日本政治家中那些比较谨慎和头脑冷静的人以及企业界和商界人士大为惊慌。因此，他们急于要在新的协定谈成之前，达成一个暂时的通商办法，以维持已有的贸易关系。
　　至于美国政府，它也不愿使事情走向极端。美国驻东京大使于1939年夏天和秋天正在国内休假，他同总统和国务卿经过深入磋商，认为经济制裁不能迫使日本从中国撤军，并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战争。他和他的英国同僚都希望，日本既然未能使中国屈服，最终将被迫重新制定政策，并放弃在新秩序中所包藏的垄断野心。同时他认为，美国如果坚决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企图，并使日本的舆论界认识到美国决不会同意日本统治远东，这样就有可能加速促使日本改变主意。
　　因此，格鲁返回东京后不久，就于1939年10月19日在日美协会发表了一篇经过仔细推敲的演说，目的是要使尽可能多的有权势的日本人了解，美国对日本的舆论变得强硬到什么程度，以及所以会这样强硬的原因。他告诉听众说，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对新秩序有清楚的了解，知道这意味着“一种闭塞排外的经济体系”，美国决心维护通商机会平等的原则，对于日本军事当局侵犯美国根据条约在中国享有的权益越来越恼火。这篇坦率的讲话用意是要向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如想在商务协定满期之后继续维持正常的贸易关系，明智的做法就是取消对在华美侨的活动所设的障碍和限制。美国政府一面这样向日本表明它仍然坚定不移地反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一面仍不采取任何公开反对日本的措施。在欧洲战事爆发前不久，蒋介石在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曾建议，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远东的冲突，假如日本拒不同意，就开始对它进行经济制裁。这个建议于1939年11月2日正式提出，但彼对方拒绝了，理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冲突，就只得承认日本在其军队已经征服的东西中，有合法的权利占有其一部分，同时鉴于当时的世界形势，要召开会议来考虑对日本采取经济制裁，也行不通。
　　格鲁希望首先解决由于日本轰炸和其他军事行动而使美侨受到伤害和美国在华财产遭损失的三百多起赔偿问题。此外，他还想使长江重新向各国贸易开放。当时，除了从上海到江阴这短短的一段航道以外，这条大江仍然不向第三国的航运和商业开放，尽管日本在这个地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早已停止了。日本的商船表面上出租作为军用，实际上垄断了长江的航运业务，这已是公开的秘密。由于日本商船不够用，中国人又不愿意用日本船运货，长江以往的巨大贸易额减少得可怜，结果不利于日本的商业利益，正象不利于其他国家的商业利益一样。但是，日本军方那些主张垄断的人及其随军人员却不愿意放松对长江航运的控制；英美两国政府虽一再抗议，迄今仍未收到明显的效果。
　　1939年10月2日，野村海军大将声明，新秩序并不要消灭外国在华权益，他还说，他认为日本必须举出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它无意于这样排外。格鲁对日美协会发表演说以后，取得的间接结果是美国大使和日本外相举行了一系列会谈。11月4日，在第一次会谈中，格鲁提交野村“一份详细清单”，列举了从1937年以来美国在华利益受到侵犯的情况，还附了一份日本曾答应赔偿的清单。他提出警告，日本当局必须表明，他们将停止轰炸美国产业，不侮辱美国侨民，不侵犯美国在华商业利益。他指出，若不如此，也许就不能顶住美国公众要求禁止同日本贸易的压力，他还提议，重新把长江向美国商业开放。野村在答复时表明，日本无意把美国的利益排济出中国，但是他指出，美国如继续支持重庆，将为解决美国的要求造成障碍。
　　第二次会谈隔了一个月才举行，在这期间，谣传苏日即将达成政治协议，东京方面还暗示，将同莫斯科在商业上达成协议。12月4日，在第二次会谈中，野村重弹老调，保证从未存心使美国财产遭受损失，他说，日本采取的各种限制和垄断办法，纯然属于战时措施，一俟和平恢复就可取消。他举例说，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促进日军占领下的一些地方对美国的出口，并说，美国提出的赔偿要求，其中有三十九项具体要求已经解决或即将得到解决。其他要求也将尽快地处理。
　　直到此时，会谈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正如美国国务院所说，这还仅仅接触到问题的边缘。在华盛顿，赫尔于11月24日告诉日本大使，美国政府认为自己没有义务要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措施。这清楚地表明了，如果日本想在同美国的商务关系上采用它所希望的暂行办法，那就得作出某些实质性的让步。
　　12月18日，举行了第三次会谈，这一次，野村宣布日本政府打算再过大约两个月将长江向各国航运开放。但是他又说，由于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暂时很可能不得不强加某些限制。在经济垄断和日本在华发行通货的问题上，野村含糊其词；显然，在这些问题上，军方将不会让步。与此同时，野村提出一个暂行办法，以指导1940年1月26日以后的日美商务关系，他极力主张，为此而举行的谈判应毫不迟延地立即开始。日本已经作出了让步，这时想要美国投桃报李。日本报刊评论说，日本已经送了美国“一份圣诞厚礼”，美国这时总该将商务条约展期作为报答吧。日本有些民族主义色彩较浓的报刊对于日本作出让步感到不快，宣称外国在内河的航行权乃是旧秩序的残余，同日本要建立的新秩序是根本不相容的。这些报刊还预兆不祥地说，假如美国的反应不象预期的那样，野村将招致严重后果。在上海，日本军方发言人宣称，外国人的“挖苦、怀疑态度”，将激怒日本的公众舆论，妨碍日本作出更多的让步。
　　但是，当日本人在大谈特谈他们的“慷慨大度”时，有关的外国商界却倾向于认为这份“圣诞礼品”是过分菲薄了。长江将只开放到南京为止，这意味着富有价值的中游一段，包括芜湖、汉口这些重要的销售中心，将仍然被日本人垄断。而且，这种受到约束的外国航运业务，甚至也要受到日本军方的限制，外国商界有长期令人痛心的经验，知道这可能会要承受多么大的负担。因此，外国航运界对日本的声明显然缺乏热情。
　　美国国务院在12月11日决定，等1911年的条约满期以后，暂时不对日本的货物或商船征收差别进口税或吨位税。国务院提出要利用格兰特总统原先在1872年发表而后来一直没有废除的一项声明，来达到暂不这样征税的目的。格鲁在2月18日接到了这样的通知，但同时又接到指示说，美国政府认为，在商业往来中，包括美国同第三国的贸易在内，应一视同仁，对此事先取得谅解，乃是谈判新商约的必要前提。
　　同一天，格鲁大概在同野村会谈之后，向国务卿建议，由美国政府提出一个暂行办法，或是提出举行谈判订立新约，新约的批准应以日本履行它已经作出的诺言为条件。他认为，这样一个步骤将能支持日本政府顶住军方批评政府的人，因为倘若野村的建议遭到断然拒绝，那些人将更加振振有辞。赫尔不同意。他认为，日本政府同日本军方没有重大的意见分歧，他还认为，无论如何，要是军方不赞成政府，没有一个日本政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因此，在罗斯福总统的同意下，赫尔在12月20日答复说，美国政府不准备就缔结新约举行谈判，同时在目前也宁愿把采取暂行办法的问题搁置起来暂不解决。不过，美国通知野村说，原有条约的满期，不会造成中断商业往来或改变吨位税和关税。华盛顿在这些问题上将保持行动的自由。
　　同一天，12月20日，对输出炼制优质航空燃油的资料和设备，实行了“道义上的禁运”，这些东西，日本有关方面一直在想方设法从一家美国厂商弄到手。日本在1940年1月6日提出了抗议，结果赫尔和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堀内相互进行了尖锐的指责。
　　12月22日在东京进行第四次会谈时，野村向格鲁表明，他对美国的反应感到失望，他再次催促要与对方协商一个暂行办法，该办法的草案已发给堀内，准备在适当时候送交美国国务院。格鲁在答复时显然说得很明白，希望日本多多尊重美国根据条约在中国享有的权利和利益。12月27日的日本报纸《报知新闻》和《读卖新闻》说，美国正在要求开放南京上游的长江，取消日本在华中和华北实行的汇兑管制，改组华北开发公司和华中振兴公司。
　　但是，野村已经作出了军方所能允许的最大让步，而且，他正遭到他的对手们日益强烈的反对，说他在“绥靖”美国。12月27日，军界和政界有五百多知名人士在东京集会，通过决议，特别反对再向英美作任何让步。这些人中间，有曾在平沼内阁担任外相的有田。面对着这场酝酿中的风暴，阿部和野村都无法取得进展。格鲁和野村此后似乎都没有再举行过会谈，1940年1月中旬，阿部内阁倒台。接着上台的是以海军大将米内为首的内阁，有田再度出任外相。
　　1月18日，有田通知格鲁，他已指示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同美国国务院继续研究原有商约满期后的商务关系问题。第二天，有田宣布，新内阁将履行其前任对开放长江所作的保证。但是，两个国家的观点如此分歧，无法弥合，有田未再继续格鲁和野村先前一直在进行的会谈，他后来告诉格鲁，因为他觉得要在这时候谈判新的商约是白费劲。在华盛顿，美国通知日本大使，不能议定一个暂行办法。因此，在1月26日以后，美日两国之间的商务关系就不再遵守任何条约规定，而是过一天算一天了。
　　2月1日，有田在日本国会第七十五届会议开幕之际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说中，宣布日本无意排除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华的合法权益，但是这些权益不免要受到军事行动的影响。他宣称，日本政府已竭力避免损及外国的利益，甚至不惜造成日军在战略上的不利地位。他声称，没有商约的局面是不稳定的，为相互的关系普遍地带来了困难，这是不合乎日美两国需要的，日本将再作进一步的努力，争取缔结一项新的商约。
　　在此期间，日本报刊对美国一直在进行谴责。连一向观点稳健的《中外商业》也在2月9日说，美国正在推行一种故意敌视日本的政策，而同一天的《朝日新闻》则极力主张全国要防备出现“最坏的情况”，声称日本一定不能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说美国的目的是要使日本无法建立东亚新秩序。
　　由于野村虽答应开放长江却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暂行办法，也由于他胆小懦弱，在对方是否会作出相应让步尚无把握之际就单方面作出让步而遭到了严厉的抨击，因此米内内阁的语气比较强硬。2月17日，有田在国会说，日本政府不受其前任发表过的声明的约束，3月4日，陆相畑大将在国会宣称，长江是否开放以及何时开放，决定权掌握在军方。反对重新开放长江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在日本《改造》杂志二月号刊载的一篇异常坦率的文章中表露了出来。文章的作者指出，恢复他国商行在长江的自由竞争，将毁掉许多已经创办的日本企业。其中包括华中缫丝公司，由于上海的中国缫丝业已经被迫暂时停工，这家公司在当时几乎完全垄断了丝的原料。日本的棉纺和航运公司也将受到损失，而别国具有外汇价值的货币进入中国市场流通，将对日本的军用票产生有害的影响。
　　日本驻华军官中大多数人的看法是，宁可打仗也不向美国让步，日本至多只能准许美国以日本控制的工商机构为媒介与中国通商，象在满洲国那样。而这种办法恰恰是美国——以及英国——一再提出抗议表示反对的，因为它否定了通商机会均等的原则。但是，日本政府不会也不能在这件事上让步，就连野村已经答应的在长江问题上作出非常有限的让步，也仍然不能兑现。
　　反之，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赫尔认为，日本竭力要使欧洲的交战国家撤走军队和军舰，以及日本扶持汪精卫政权，进一步证明了日本军方和政府都决心要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满洲国。1940年4月和5月，当日本开始表明关心荷属东印度的前途时，华盛顿认为，这是它对那个地区也怀有侵略野心的证明。这些事态的发展加强了赫尔的决心，只要日本仍准备谈判，就继续同它谈下去，但是不向它作实质性的让步，“使它猜不透”美国的意图。
　　4月26日，有田向格鲁提出建议，这预示会谈将在东京恢复，但在上述情况下，不能期望谈判会有什么结果。6月初，日本外相和美国大使开始商谈，范围涉及两国之间的一切争论。在会谈中，有田再度建议商定一个临时的商务暂行办法，并提出美国停止援助重庆政府以及同中国的新秩序合作等问题以供讨论。他还建议把整个太平洋划分为日本势力范围和美国势力范围，由两国采取一致行动予以维持。
　　这些建议等于要美国承认日本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霸权。赫尔不赞同这些建议，他一如既往仍然坚决反对任何这样的发展，并想使日本放弃它的帝国主义打算。但要为此目的而对东京增加压力，则时机尚未成熟。当务之急是要阻止日本和德国合作。因此，会谈乃继续下去，目的在故意拖延时间，而不是希望真正达成协议。会谈隔一段时间举行一次，没有任何具体的结果，直至米内政府下台为止。实际上，野村在上年11月倡议的商谈，已足以表明日美两国观点的根本分歧，要解决这一分歧，不是一方改变立场向对方让步，便是诉诸战争。双方这时都还不希望发生后一种情况，因为双方都在注视着欧洲局势的发展，等待着事态演变的结果。
　　在欧洲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月中，日本的舆论在对待各交战国的态度上是有分歧的，但在支持日本政府推行的不卷入欧洲战争的政策上，却完全一致。亲轴心派仍然畅言无忌，渴望同德国缔结军事条约，由于当时对德苏协定群情愤慨，使他们不能取得多少进展。波兰迅速被德国击溃，英法按兵不动，都被德国的对日宣传以及崇拜德国的日本人大加利用，反之，盟国海军所确立的全面的制海权，未尝不对日本海军界产生了影响。甚至对德国征服波兰一事，也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有些日本人同情波兰，认为日本同波兰的关系一贯友好，特别因为日本一向把波兰看作西方防御苏联的堡垒。在大多数日本人的心目中，对苏联的畏惧和猜疑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再加上还有些惊恐，生怕在这场战事中，苏联在欧洲的几个对手也许都会打得筋疲力竭，而使苏联成为主要的得益者。此外，日本人还正在为可能发生其他的情况而担忧。一种情况是欧洲的战争可能陷入僵持的和局而很快结束。在“假战”期间，这种情况似乎很有可能出现。另一桩使日本人焦虑的事是，预期德国在欧洲得胜之后，将要进而觊觎远东，同日本的意图发生冲突。在1940年春天和夏天德国似乎快要获得全胜的时候，这种忧虑对日本的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述种种相互矛盾的期望和忧虑，所产生的总的影响是促使人们支持阿部和米内两届内阁所奉行的政策，即不卷入欧洲战争，力图在欧洲战争结束之前结束同中国的冲突，以免日本可能面临一个敌对的联盟。
　　至于英国，它因正在与德国交战，故而不愿日本也起来反对它。英国政府希望尽量避免采取任何行动来激怒日本的舆论，迫使日本投入德国的怀抱。因此，英国在运用其海上威力以切断德国与日本的贸易，以及在处理因中日冲突而发生的问题时，都持慎重态度，看来这是明智的。而日本呢，自跻身于大国以来，当一个中立国还是第一遭，因此对作为一个中立国应有的权利就很敏感。它很有理由抱怨德国不分对象地进行潜艇战和水雷战，使日本的航运也同其他中立国的航运一样遭受了损失。但是，由于英国在海上占上风，英国对付德国进口的措施，以及在1939年11月27日的报复令实施后，英国对付德国产品输出所采取的措施，最引起日本的关注，也最激起日本的恼怒。
　　英国政府在坚持其切断德国海外贸易的总的权利时，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来抚慰日本人的感情。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在报复令实施以后，日本政府向德国购买的商品中，凡是日本迫切需要的，都获准通过英国海军封锁线海运到日本。英国一面又开始同日本政府商谈，目的在缔结一项协议，规定日本出口到德国的物品，以期在发货地点就对禁运品拒绝接纳，但是商谈没有得出具体的结果。这样一种办法同英国与其他中立国商定的办法类似，将是合乎需要的，因为日本取道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西伯利亚铁路继续同德国进行贸易，包括输出铜和禁运单上的其他原料。不过，也许由于日本害怕英国会把其海军控制范围扩大到日本沿海，这项贸易后来逐渐地减少了。
　　战争爆发时，有许多德国商船正停泊在美国港口，不敢再冒险出航。英国政府获悉，德国政府正在出钱要船员取道日本和苏联回国，这些船员正在订购日本船票。德国政府显然打算把这些海员编入德国海军，包括潜艇兵种，英国政府乃决定予以阻止。第一批大约五十名德国海员登上了日本班船“浅间”丸，一艘英国巡洋舰奉命前往拦截。原打算在离日本海岸很远的地方进行拦截，不料遇到暴风雨，直至日本船已经到达离日本海岸只有三十五海里的地方，这艘巡洋舰才完成任务。1940年1月21日，英国巡洋舰在这里截获并强行登上了这条日本船，从五十名德国旅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