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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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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装备形成可笑的对照，情报部一面又指出，德国人还不曾打赢过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在战争第三个星期的开头，当苏联军队已经冲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边界全线，与德军在历史上有名的要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师时，《时报》仍然硬说，波兰人的抵抗还不能肯定已被击溃。
俄国人入侵波兰，在法国引起人们对苏联这一行动的含义作了许多推测，它使法国恢复了这样的希望，认为德国这时也许会倾其全力对付苏联，好让法国再推迟行动。
这件事也使法国共产党的党员对这场战争的态度起了变化，并随之而使法国其他各方面对法国共产党的方针也起了变化。法国总工会花了一个月功夫仔细研究了8月23日莫斯科协定的含义以后，在9月25日发表了一件议事记录，认为这个协定背叛了工人，并且宣布，以后不可能同赞成这个协定的共产党员合作。因此，在第二天，达拉第得以顺从右派的吵吵嚷嚷，颁布法令解散了共产党。社会党领袖勃鲁姆提醒他，这样做在国外产生的后果，将给人这样的印象，以为几十万法国工人全是不爱国的。但是，达拉第对勃鲁姆的话克耳不闻。
10月6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的演说中，要求象墨索里尼在德国入侵波兰前夕所建议的那样，举行一次会议，并且着重指出，他并不向法国要求殖民地，也无任何其他要求；实际上，他是在劝说法国同英国的堂吉诃德式的顽固不化一刀两断。尽管法国国内存在着反英的情绪，但是法国报界仍然异口同声地对这篇演说嗤之以鼻。这时尚无迹象表明德国军队在从波兰前线大批调回，以暗示即将在西方发动猛攻；而且要开始进攻，当年已为时太晚。这篇演说中不含有威胁，也没有提到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这件事正是巴黎某些方面的人所害怕的。法国得出的结论是，鉴于苏联在战略上的巨大收获，尤其（象这时正变得很明显的）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收获，希特勒不再那么确信他有能力把战争限制在局部地区，而是需要喘息的时间，好让他在同法、英两国拼个你死我活之前，补充粮食和军火的储备来对付封锁。
10月6日，达拉第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发表的一则临时声明中，对希特勒作了答复，他提到，全面的声明要等同英国磋商后才能作出。他说，盟国作战的目的，在于结束象德国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那样的侵略，并结束每隔六个月就需要进行一次动员的情况；他说，和平只能在尊重诺言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必须对法国的安全和一切民族都有生存和自由的权利提出可靠的保证；他说，法国在同意和德国开始会谈以前，先要知道明确的细节和得到真正的让步。在张伯伦10月12日发表演说干脆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以前不久，达拉第在10月10日的一次广播演说中，告诉法国国民和德国总理，法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决心证明自己无愧于其军民克服困难赢得公正和平的愿望。他指出，英国远征军携带了装备，正在法国领土上迅速进入阵地，英国飞行员经常活跃在前线，两个盟国的海军共同控制了海上。他谈到法国军队在上个月曾进军到德国在萨尔的领土，这些军队并无意识形态上的幻觉或兴师问罪的幻觉，而是知道自己正在为了实践已经立下的誓言而战，这乃是西方的自由传统的精髓。他在描绘法国军队的这种心理状态时，把它同德国的那些亦民亦兵的人们的心情作了对比，他说，这个德国，“在征服了许多地方以后，却不得不对面包、肉类、奶类、糖以及许多其他商品实行配给来开始这场战争”，它不但不能使其人民免于这类匮乏，反而把更多的责任强加在他们头上，使他们在民族问题上感到内疚。
这一外交上的遭遇战，通过再度把道德标准放在首要地位，提出了什么是法国明确的“战争目标”问题，这个问题后来在冬季的几个月内又经过详细的讨论，而罗马教皇在1939年10月27日传阅的《教皇最高通谕》中，也通过强调要尊重条约这一点，为商讨这个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与此同时，军备的问题，在这个“两次侵犯的间隙”——如这位总理所说的——也使法国政府花费了许多时间。
达拉第本人在重新武装的问题上所负的责任，也许比其他任何法国人要大。在法国，即使就一个国有化工业来说，要使其能适应军备上巨大扩充的需要，也还需要加以改组，但这项改组的工作却迟迟直到成立了一个军备部方才真正开始，而军备部的成立，则是法国已处于战争状态十天以后的事。新的部长拉乌尔·多特里是一个第一流的工程师，惯于从事大规模的经营。他又是一个保守分子和天主教徒，他的坦率正直的性格和爱国的热忱博得了所有党派的公认。可是，他那种有条有理的作风和按部就班的做法，在早些日子虽然极为可贵，但要应付1939年秋季的紧急情况，却是过于从容，缓不济急了。政府先前已接到许多警告说，到1939年1月以后，法国军备工业将达到饱和点，除非改变原定计划，否则无法接受新的定货。然而直到任命多特里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向国外（在美国）大规模购货，而且甚至在那时，仍是着重购买原材料和机床，从美国的进口中，这些东西逐渐占到百分之八十，可是在需要几千架飞机的情况下，定货却只有几百架。甚至在原有的工厂只要采用某种提高效率的方法就能大大增加产量时，这位部长还是宁愿造新厂。这样做法是冒着使法国丧失独立的危险来保护法国的工业。
正如本卷其他部分已经叙述过的那样，苏联于1939年11月30日沿着芬兰的整个陆地边界发动了全面进攻，而且开始轰炸赫尔辛基。这件事立刻对法国的舆论产生了影响。11月30日，在这消息公布以前，达拉第已到国民议会去要求在紧急时期扩大总理的全部权力。他唱的老调是，自从9月1日以来，法国已经并且还在积聚军备和加强防务，在这背后，法国正在建立戴高乐（任雷诺及其友人这些主战派的军事顾问）所要求的快速“机动部队”，达拉第还说，如果德国破坏了这场“古怪的战争”在实际上休战的状态，法国将以牙还牙予以回击；可是法国决不要在西线主动挑起战争——这场战争将不是单靠军事行动所能决定胜负的。但是苏联在其同盟者攻打波兰以后紧接着就无缘无故地进攻芬兰一事，吓坏了全体法国人，使他们完全警觉起来，并且使他们在权衡了可能发生的种种新情况后，暂时取得了近乎一致的意见。内阁以内和内阁以外的主战派，都认为这种局势为切断德国必不可少的瑞典铁矿砂供应提供了机会，而且，如果同时能在斯堪的纳维亚获得基地的话，甚至还可威胁柏林。极右派看到自己怀疑同俄国结盟的价值得到了证实，他们希望把这场战事变成一场意识形态上的讨伐，并有可能说服意大利参加。左派（自然不包括共产党在内）急于表白，他们对侵略者的态度不因阶级而异，他们同其他任何爱国者一样是现实主义者，本着这种精神，他们施展其全部影响使苏联受到国际联盟的谴责，此后又使法国对芬兰的援助收到效果。因此，对达拉第说来——他执政十八个月以来，除了同德国作战这件事以外，在国内为了应付批评他的人而一直打着防守战——这真是一次天赐的良机，能在作战努力的背后统一舆论，同时又使战事不在身旁发生，直到慢条斯理的法国重新武装的计划赶上战略形势的需要为止。
法国对德宣战书中写明的理想主义的动机，是“保卫波兰和捍卫国际联盟的原则”，蒙蔽了许多法国人的耳目，使之看不到真实的情况，即法国（同英国一样）已预料到自己不可避免要遭受进攻，正在采取公开的防御措施。坚持这种态度，就使芬兰的情况看来酷似波兰的情况，实际上却不同，但是这样做的作用，却是重新展开长期以来在最终同俄国结盟的价值这个问题上产生的争论，使反对这种同盟的人能利用下述强有力的理由：“这个野蛮的国家不仅道德十分败坏，而且衰老无力；因此，作为一个盟国，它是没有价值的，但作为一个敌国，它却很可能吸引住距离我们较近的另一个敌国的注意，直到后者满足了征服的欲望为止；然后我们就可能共同建立起大欧洲的新秩序。”在这个阶段，同英国结盟的可靠性从来不成其为问题；但是，人们问道，既然俄国已经拒绝了美国在芬兰问题上进行调停的建议，假如法国把俄国当作敌国，这对美国的舆论将起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样做会使美国的支援增加呢，还是减少呢？
如果单纯从战略观点来估计，那么承认俄国对芬兰的进攻并没有危害到法国，甚至也没有威胁要危害法国，如果单从这场进攻为法国提供了对德国采取更有效的行动的可能性这一点来加以判断，那么，就应当优先考虑利用由此而造成的局面，加紧封锁德国和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施加最大的外交压力，来切断瑞典的铁矿砂供应。法国人相信，在这样做时他们能指望得到英国政府和民主党的赞同。在法国，人们普遍认为，如果采取这种政策，俄国由于已经牢牢地保住了它的西北边界，或许会再发表一个中立声明，然后集中力量对付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样将使法国的主要敌人德国的注意力更加分散。
可是，如果目光看得远些，那就得承认，俄国人就其本身来说，是潜在的直接敌人，由于他们同德国结成同盟，因而又是事实上的间接敌人，这样，在盟国面前就摆着两条路：或是坚持不懈地消灭那个距离较近和更加不共戴天的伙伴，或是抓住这时出现的机会，打击其中那个较弱的伙伴，以拆散他们的合伙关系。如果象雷诺建议的那样，走第一条路，就有可能去袭击油田和铁矿（只要盟国力所能及，就同时进行）；但是轰炸高加索的油田，在这个阶段却不应进行，而对芬兰的援助数量虽大，也不应公开予以承认（正象先前对西班牙内战两方给予的援助不曾公开承认一样）。这样苏联就不会为了威信的缘故而被迫立刻宣战；然而，法国如表现出明明白白的主动性，那么可望削弱美国国内反对美国政府支持盟国的政策的那股势力，因为共和党已经在对俄国入侵芬兰大为愤慨了。
其他象弗朗丹那样的金融政治家和象魏刚（他已于12月初从中东到巴黎）那样的军人政治家，他们的目光仅限于成立一个经济学家眼中的欧洲联邦，或者发动一场欧洲精神的天主教进军，向亚洲那些反对基督的邪教异端进行讨伐，他们认为，坚决作出努力，直接对付苏联，有可能赢得德国人的尊敬，有可能使德国武装部队转而反对俄国，并且，在意大利的支持下，还有可能使盟国在西方获致光荣的停战。假如决定采取这种政策，那么可能给予芬兰的任何援助就都应当公开地运出去，但是更为重要的战线却在中东，因为瑞典的铁矿砂对于德国的战时经济固然必不可少，但高加索的石油却是除了供应德国战争机器的需要之外，甚至对俄国平时的经济也是必不可少的——俄国的集体农庄制度完全依靠石油。因此，应当一面对芬兰提供十分迅速和大量的援助，以把局面从牵制那里的苏军转而击败苏军，并为防止俄国在中东先发制人，一面加速实行轰炸高加索油田和在萨洛尼卡登陆的计划。他们认为，这样的一种主动行动，不会得不到美国两党的最大支持，以及南美各共和国，当然还有意大利的支持。
在12月19日在伦敦举行的最高作战会议上，甘末林将军对于波罗的海战线并不热心，尽管他在次日派了一个军事联络官到曼纳海姆陆军元帅的总司令部去。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中，表面上看不出有这样的疑虑。12月21日，它宣布赞成给予芬兰一切援助——尤其是逐渐过时的武器和弹药，甚至还有装甲车和飞机——只要交货的技术困难能够解决就行（第一批货物事实上于20日就已发出）。22日，达拉第向国民议会阐明了他的政策。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须使法国人少流血，必须拒绝任何发动有计划的、尤其是时机未成熟的攻势的建议。人们在看到法、德这两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相对峙，各自呆在工事里无所举动，不禁大惑不解，而“古怪的战争”这个新名词，恰好表现出他们的这种心情。但是他们能抱怨吗？在1914年12月间，法国的伤亡人数共达四十五万人之多；而这次，截至11月30日，总共才伤亡了一千四百三十三人。同时，甚至在国际联盟于12月14日作出决议开除俄国盟籍以前，对俄国宣战的问题，或者至少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的问题，就已在法国报纸上广泛地展开了详细的讨论。
到1940年1月初，两种轮廓鲜明的思想表现了出来。第一种思想由亨利·德·凯里利在《时代报》上作了概括：“不要去同俄国较量；一场战争已经够我们打的了。”这种看法得到了莱翁·勃鲁姆的支持，他在社会党办的《人民报》上提醒人们，德国仍然是主要的敌人。另一种思想的代表者是路易·马兰（右翼共和联盟的领袖）以及外交界的喉舌《费加罗报》与钢铁业巨头和政府高级官员的喉舌《时报》（弗朗丹当时正为该报撰稿），强调对俄国开战在战略上和外交上的好处，认为俄国是“一个泥足巨人，是蛮横残暴而不是真正强大”。1月8日，《时报》向老牌的主战派乔治·芒代尔呼吁，要他承认“我国至高无上的安全要求我们同俄国绝交”，承认“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殖民地”。《时报》在第二天的社论中把雷诺的话重复了一通，要求拿出更大的“劲头”，它说：“封锁摩尔曼斯克只会有好处，这样做将有助于芬兰作出的决定转向正义和正确的一面，而海军在黑海上的行动，则使敖德萨受到盟国炮火的威胁，这将鼓励罗马尼亚在比萨拉比亚遭到任何攻击时坚决不让步。”
由极右派发起的这个援助芬兰的要求，得到了中央党（弗朗丹）的赞同，在曼纳海姆防线开始受到攻击时，进而获得了激进社会党的同意，2月上半月在勃鲁姆与一个从前线回来的英国社会党代表团会晤后，又得到了社会党的支持，最后到2月中旬，又由法国总工会建议其会员加以采纳。1940年2月5日，在巴黎的一次最高作战会议上，达拉第曾表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应当给予芬兰最大的援助，如果必要的话，还要劝说斯堪的纳维亚诸国通力合作。这一点得到了赞同，但是计划未能实现，直到这场冬季战争在3月间由于芬兰投降而告结束时，盟国之间对这个问题仍未作出最后决定。随着俄国的胜利，由于它的侵略而达成的情况，即需要采取措施以使不同政见的法国人趋于一致，这种情况业已消失，此后有许多年未再出现过。
芬…苏和约在1940年3月12日的签订，事实上给予达拉第致命的一击，结束了他对法国政府的不稳定的领导。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内，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就人力使用问题经过冗长的辩论以后，政府曾获得一致的信任投票。在冬季，人们曾猛烈抨击从农庄和工厂抽出大批人力而结果却让这些人在前线或兵营中闲着无事可做的政策，并且日益提出要求，对于那些并非全部时间都在接受军事训练或者从事紧急军事任务的人，至少应当让他们回去春耕和春播，至于熟练的技术工人，则应让他们回到工厂去生产军火和军需物资。军备部长（多特里）一开头曾受到责备，因为他过多地征用了农村劳动力在兵工厂工作，但是他能证明军备工业中的工人，来自农村的至多只占百分之一，而且这门工业本身严重缺乏熟练工人。于是批评又转向臃肿不灵的战时政府，因为它除了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些人由于“特殊的原因”而免于应征）以外，还从生产岗位上雇用了过多的人员。此外，也对军队进行指责：说在征用家畜以供应部队食用和在征用马匹的工作中有混乱和贪污的现象；并说有过多的青年人在基地上担任着舒适的职位，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却在前线。将近2月底时，达拉第以国防部长的身分采取措施以稍稍平息这类怨言。军队指挥官接到命令，将每次至多三十天的特别农忙假制度扩大实施到所有的军队（正在受训的部队除外），准假者可达部队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同时使所有年龄在四十五岁至四十九岁之间的农业工人免服军役。属于前方部队中的第二类预备役的军人，也将由后方年纪较轻的人代替。
这些措施使政府得以答复那些批评它的人，并在3月份第一周内在国民议会中得到了他们的信任票；但在3月12日，国民议会要求就芬兰问题进行辩论，这件事肯定地意味着，政府由于盟国未能进行干涉，必将遭到猛烈的抨击。达拉第告诉国民议会说，法国将参加盟国的远征军，张伯伦在11日已宣布即将派远征军去芬兰，这样，达拉第就得以使这场辩论延期到芬…苏谈判见分晓后再进行。可是，在3月13日，即芬兰投降的第二天，达拉第却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以赖伐尔为首的、非难他的参议院，赖伐尔自从四年前实际上弃政从商以来，第一次预兆不祥地行动起来了。芬兰防务的土崩瓦解，再度猛烈地掀起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战略上的争论，即究竟应把德国还是俄国当作主要的敌人。达拉第看到自己这时要对付的是政治花招而不是真正的舆论动向，就敏锐地坚持，一切质询，无论是芬兰问题，或是对战争的总的指导原则，均应在当时当地提出，不得休会，以免他的政敌借机集聚力量。随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激进社会党几乎占绝对多数的势力，表现在参议院以二百三十六票对零票宣布信任政府对战争的总的指导原则，但同时也强烈要求它更有力地进行战争。不过，也有六十票弃权，这暗示了相当程度的无言的不信任。
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想当然地认为，在参议院3月13日投票以后，总理将会着手在内阁中进行一些更动，这些更动至少足以使他不再兼挑国防部和外交部的重担，让他能腾出身来倾全力于总的政策指导。人们认为，倘若先前有一个专职的外交部长，法国在芬兰的严重外交失败可能避免，而在法国这时面临的新局面中，任命一个专职的外交部长，比以往更有必要。人们可能期望的另一个变化，是任命一个情报部长：人们普遍批评检查制度在执行中的专横顽固，尤其在对待报界方面，尽管不久以前总理曾亲自过问此事，保证有政治评论的自由，但是他长期来迟迟不任命一个能由议会召去质询的部长，却进一步激怒了这些人民的代表。此外，人们还责备他在12日的国民议会会议上避而不向议员们坦白说明芬兰局势的真正严重性，责备他从而实际上用欺诈的手段使有关芬兰问题的辩论休会。在他们看来，他在拒绝了国民议会要求进行辩论的建议之后，却同意在参议院展开辩论，这对他们不啻在伤害之外又加侮辱。
因此，当国民议会在3月19日开会时，达拉第所面临的乃是一个愤怒的会场。经过一次连续（没有间断）将近十二个小时的秘密会议（一直开到20日凌晨），激进党的一项表示信任政府的决议以二百三十九票对一票通过，但是有三百票弃权，其中包括社会党集团、弗朗丹的所谓“中央党”（左翼共和党）的全部议员以及路易·马兰的共和联盟的大约四分之一的议员。这一次的警告可不能再置之不理了，按照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两位议长的劝告，达拉第在当天即3月20日向共和国总统递交了他本人及其内阁的辞呈。
谁来接替达拉第当政府首脑，这一点是没有多少疑问的。保罗·雷诺在报界的朋友们一直在领导这场运动，要求以更大的“劲头”来领导战争，这批才子们好久以来一直戏称他为“太子”。雷诺同出身于外省的达拉第迥然不同，“没有什么能深深地打动他，正象没有什么能打动那些生在巴黎的人一样”。他的头脑生来就灵活，又在“工艺学校”受过严格的理性主义训练，他坚信只要具有足够的知识和精力，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或者，更确切地说，凡是能够按照逻辑解决的事，就也能够在物质和社会的领域内得到解决。他这种本质上的乐观精神，以及他爱好当众发挥其出色的雄辩口才的习惯，使他的同伴们目眩神迷，也吸引住了其他的“工艺学校的人”，但是在一些不是那么聪明机智的人看来，雷诺却只不过是镁光照明弹发出的一道寒光罢了；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人们通常对他是羡慕而不是喜欢，甚至也不是尊敬，连那些最最拥护他的人，往往也是从他同自己事业的关系来考虑怎样对待他，而不是把他当作一位受人爱戴的领袖或者决定法国命运的人。对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雷诺早就在其中察觉出逻辑上的缺点，并且立刻臆测到其可悲的后果。
雷诺原先是代表他在下阿尔卑斯的故乡的议员，这时是巴黎布尔斯选区的代表。他在1935年12月底由于反对霍尔…赖伐尔计划和拥护集体安全的政策而脱离了弗朗丹的左翼共和党以后，到这时已有好些时候保持着自由身分，去潜心研究财政金融问题和在国民议会中充当戴高乐军事理论的代言人。由于这些原因，他既受到左翼，尤其是保罗·富尔领导下的和平主义派别的怀疑，又（同芒代尔一起）由于反对慕尼黑协定的立场，而受到路易·马兰的右翼共和联盟的怀疑，这种立场自然而然也引起了激进社会党及其主席达拉第的不快。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他很可能在挑选部长人选时，单单根据他们的能力，根据他们是否已经受过考验忠于他，或者估计会忠于他，来决定取舍。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宁可沿用党派政治的惯常做法（他在这方面丝毫不内行），并且企图象达拉第在1934年那样，把内阁组成得象是议会的一个缩影。他能够组成内阁，要大大感谢莱翁·勃鲁姆的宽宏大量，后者本人虽然不愿担任职务以免激怒右翼，可是却让六个追随者参加内阁（有三人担任部长），并且答应在国民议会中给予全力支持。至于路易·马兰的共和联盟，雷诺只给了它一个海军部副部长的职位。
批评达拉第的人们先前曾要求成立一个小型的、紧密团结的战时内阁，这个内阁通过经常举行会议，至少应能象一个工作过度的总理——他兼任两个部长，有脱离内阁和国民议会的倾向——同样迅速地作出决定。为了满足这个要求，雷诺在提出他的新班子时（他急欲尽可能讨好很多方面，把人数从十八名扩充到三十五名），宣布其中有八人将作为战时核心内阁每周开会三次，此外，各部之间的经济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为了响应进一步的要求，应有更大的洞察力来处理外交事务，新总理决定把这个部长职位留给他自己兼任；与此同时，又说服德·蒙齐留任市政工程部长。最后，达拉第本人也未经多少劝说就留任国防部长。
人们看到，雷诺在3月22日向国民议会提出这份内阁名单时，神态紧张而不自然，一反常态，在过去，他在那里经常是骄横自负，盛气凌人的。他这时六十二岁，第一次以政府首脑的身分出现。他的简洁练达的内阁声明，能言善辩，人们注意到，这一点得力于高乃依，而不是得力于国民议会所喜欢的那种更热情、更有个人特色、更流畅奔放的文体。雷诺说，法国进行的是总体战。敌人“从苏联的背叛中得到了帮助”，正在把斗争推向一切能够料想得到的方面，在打击的同时，还伴之以可憎的恶魔般的破坏。因此，法国也要全力以赴孤注一掷：战胜就挽救了一切，而屈服就失去了一切。在结束演说时，他说，他的政府的目的，是“激励、集中、指导法国的全部精力于战争并获得胜利；镇压一切可能来自任何方面的叛国行为”。他说，法国人将由于知道有“本国和帝国的巨大资源”而获得勇气；他们将坚定地密切注意他们的“令人钦佩的盟国”；他们的思想将“念念于法国的永恒的天才”。议会很不耐烦地听取了这个声明。尽管雷诺提到“苏联的背叛”，但是他吸收社会党党员入阁一事仍然受到了右翼的指责，说他又在走回人民阵线的老路：为了报复，右翼就联合大多数激进社会党党员，指控雷诺串通勃鲁姆推翻了达拉第（顺便提一下，达拉第同意参加新内阁的事，他自己一派的人事先并不知情）。对于这种“预先制造好的危机”的说法，勃鲁姆以雄辩的言词愤怒地予以驳斥，可是他的话虽然驳倒了对方的论点，却丝毫未能使那些持有这种论点的人平息怒气。事实是，随着抗议的信件从各个选区纷至沓来——在这些信中（尤其在农村选区的来信中），激进党领袖的个人威望仍然很高——国民议会正在开始后悔它迁怒于达拉第的做法不对：事实上，对于芬兰的瓦解，法国国内当时的反应根本不象巴黎报界的夸大宣传和一些打着如意算盘的小集团曾经设想的那样混乱。事情变得很清楚，雷诺内阁只有达拉第支持，才能维持下去，但也不会维持得更久。至少，右翼人士的悔恨，流露了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愤怒心情之几乎轻浮的冲动：他们先前的批评，实质上是反对法国未能做到向苏俄宣战。
在答辩时，雷诺为他的内阁的规模（激进党进行批评的主要目标）辩护，提到了今后要求内阁处理的工作是繁重的。他宣布将继续执行前任的政策，努力使法国人少牺牲（这时有些人鼓掌）；他作出保证，要在法、英阵营内，把那些使两国的经济，也许甚至还有财政分割开来的障碍一个一个地排除掉，希望其他国家有可能聚集在这个合作核心的周围。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有必要使这些国家看到一幅新欧洲的美景，而不仅仅是恢复战争以前的原状。
在投信任票时，新政府以二百六十八票赞成、一百五十六票反对和一百十一票弃权（共和联盟和激进社会党）获得通过：这就是说，实际上只有一票多数。雷诺立刻召集内阁会议，要求全体阁员，尤其是十名激进社会党阁员表明立场。这批人退出了会场，达拉第（在内阁投票时，他由于出席参议院欢迎他的仪式而未在场）极力主张他们全体辞职。但是肖当、康平希、克耶、拉穆勒指出，这样做将意味着同社会党决裂，到下次选举时将造成灾难；于是他们决定留任，但在两星期内阐明立场。雷诺得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坚持干下去；在国民议会下次于4月2日开会以前，他还有整整九天的时间可以活动。
在议会中得到的这次险胜，此刻必须在外交领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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