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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第1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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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材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
左雄又上书说：“孔子曰：‘四十岁而不惑。’《礼记·曲礼》曰：‘四十岁智力强盛，才出来做官。’请从现在开始，孝廉科的人选，年龄未满四十岁的，地方官府不得举荐。凡是被举荐的孝廉，都应先到司徒府报到。如果是儒生，则要考试他所师承的那门学问；如果是在职的文吏，则要考试起草上奏朝廷的表章。并将他们的副本，送到皇宫的端门，由尚书检查虚实，以观察他们的杰出才能，以建立良好的风气。凡是不遵守上述规定的，依法定罪。如果有特殊的才干和能力，当然也可以不限年龄。”顺帝听从。
胡广、郭虔、史敞上书驳之曰：“凡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经学；郑、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显用，年乖强仕；终、贾扬声，亦在弱冠。前世以来，贡举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铲戾旧章，便利未明，众心不厌。矫枉变常，政之所重，而不访台司，不谋卿士；若事下之后，议者剥异，异之则朝失其便，同之则王言已行。臣愚以为可宣下百官，参其同异，然后览择胜否，详采厥衷。”帝不从。
胡广、郭虔、史敞上书反驳说：“凡选举，都是根据才能，不要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制度。陈平六出奇计以佐高帝，不是出自儒家的经学。子产在郑国和晏子在东阿的政绩，也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善于起草上奏的表章。甘罗和子奇受到重用时，年龄离四十岁还差得很远。终军和贾谊名扬天下，都在二十岁左右。从前世以来，实行荐举制度，从来没有改变过。现在，陛下以一位臣子的建议，违背先朝的传统典章，便利并不明显，而人心不满。纠正错误和变更常规，是重要的政事，而既未征求三公府等有关官署的意见，也未和官员们商议；如果诏书颁下，有人会有反驳的意见。要是不准有异议，则朝廷难以实行；要是准许有异议，则圣旨已经下达。我以为，应把这件事交付百官，充分听取赞成和反对的意见，然后查找优劣，仔细地作出公允的决定。”顺帝不听从。
辛卯，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
辛卯（疑误），顺帝初次命令：“郡、国荐举孝廉，限年四十岁以上；儒生必须精通儒家经典，文吏必须善于起草上奏的表章，才得应选。如果有像颜回和子奇那样的特殊才能，则不受年龄的限制。”
久之，广陵所举孝廉徐淑，年未四十；台郎诘之，对曰：“诏书曰‘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是故本郡以臣充选。”郎不能屈。左雄诘之曰：“颜回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岁邪？”淑无以对；乃罢却之。郡守坐免。
后来，广陵郡所荐举的孝廉徐淑，年龄不满四十岁。尚书郎诘问他，他回答说：“诏书上说：‘如果有像颜回和子奇一样的特殊才能，则不受年龄的限制。’所以本郡让我来应选。”尚书郎无法反驳。尚书令左雄又诘问说：“颜回听到一件事，可知道十件事，孝廉听到一件事，可知道几件事呀？”徐淑无话可说，于是，被罢黜送回故乡，郡太守也受到牵连而被免官。
袁宏论曰：夫谋事作制，以经世训物，必使可为也。古者四十而仕，非谓弹冠之会必将是年也，以为可仕之时在于强盛，故举其大限以为民衷。且颜渊、子奇，旷代一有，而欲以斯为格，岂不偏乎！
袁宏论曰：计划一件事情，建立一项制度，用来治世教人，一定要使它可以实施才行。古人所说的四十岁而做官，不是说一定要四十岁才可以做官；而是认为当官之时应在强盛之年，所以举出一个大的界限，以作为一般人的适中标准。况且，颜回、子奇，乃是一代奇才，而要用他们作标准，岂不太偏了吗？
然雄公直精明，能审核真伪，决志行之。顷之，胡广出为济阴太守，与诸郡守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嘉，察选清平，多得其人。
然而左雄公正精明，能洞察真伪，坚决地推行自己的主张。不久，胡广出任济阴郡太守，他与其他郡的太守共十余人，都因为受到荐举不实的指控，或被免职，或被贬黜。在被荐举的孝廉中，仅有汝南郡人陈蕃、颍川人李膺、下邳人陈球等三十余人，被任命为郎中。从此以后，州牧和郡太守深怀恐惧，不敢轻率举荐。直到永嘉年间，举荐和选拔，始终清廉公正，国家得到了很多人才。
＇8＇闰月，庚子，恭陵百丈庑灾。
＇8＇闰月庚子（二十八日），安帝陵园恭陵寝殿百丈庑，发生火灾。
＇9＇上闻北海郎精于阴阳之学。
＇9＇顺帝听说北海国人郎精通阴阳之学。
二年（癸酉、133）
二年（癸酉，公元133年）
＇1＇春，正月，诏公车征，问以灾异。上章曰：“三公上应台阶，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则寒阴反节。今之在位，竞托高虚，纳累钟之奉，亡天下之忧。栖迟偃仰，寝疾自逸，被策文，得赐钱，即复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灾眚，兴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选牧、守，委任三府；长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岂得不归责举者！而陛下崇之弥优，自下慢事愈甚，所谓‘大网疏，小网数’。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发愤忘食，恳恳不已者，诚念朝廷，欲致兴平。臣书不择言，死不敢恨！”因条便宜七事：“一，园陵火灾，宜念百姓之劳，罢缮修之役。二，立春以后阴寒失节，宜采纳良臣，以助圣化。三，今年少阳之岁，春当旱，夏必有水，宜遵前典，惟节惟约。四，去年八月，荧惑出入轩辕，宜简出宫女，恣其姻嫁。五，去年闰十月，有白气从西方天苑趋参左足，入玉井，恐立秋以后，将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告诸郡，严为备御。六，今有十四日乙卯，白虹贯日，宜令中外官司，并须立秋然后考事。七，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于时三期，宜大蠲法令，有所变更。王者随天，譬犹自春徂夏，改青服绛也。自文帝省刑，适三百年，而轻微之禁，渐已殷积。王者之法，譬犹江、河，当使易避而难犯也。”
＇1＇春季，正月，顺帝下诏，命公车征召郎，询问有关天象变异之事。郎上书说：“三公在上与天之台阶相应，在下和帝王同等重要，政治离开正道，则寒阴违反时节。现在身居朝廷显职的人，只知争相请托，谋求高位，享受丰厚的俸禄，却不知忧国忧民。他们整日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甚至佯装卧病在床，贪图安逸，可是，一旦接到封官授爵的策书，能得到皇帝的赐钱时，则会重新从病床上爬起来了。患病为何那么容易而痊愈又那么迅速！采取这种态度，想要消除灾难，建立太平盛世，怎么能够作到？现在举荐州牧和郡太守，全都委托三公负责。既然州郡属吏不能称职，就责备州牧和郡太守；那么州牧和郡太守有过失，又为何不去责备举荐他们的人？而陛下不仅不责备举荐者，反而更加优待他们，这就滋长他们怠慢政事的劣习，愈演愈烈。正如俗语所说：‘大网疏，小网密，’即朝廷要求三公过于宽缓，而责备州牧、郡太守，又过于严急。三公不是我的仇人，我也不是疯子在这里发狂，我所以发愤忘食，不断地恳切陈辞的原因，实在是惦念朝廷，希望达到兴盛和太平。我的奏书不选择言词，我就是死，也不敢怨恨！”于是，向朝廷提出七项建议：“一，皇帝坟墓园陵失火，应该体恤老百性的劳苦，停止修缮的差役。二，立春以后，气候阴寒，不合时节，应该选择良臣，辅佐圣王教化。三，今年是少阳之年，春季当有旱灾，夏季必有水患，应该遵照以前的典章制度，厉行节约。四，去年八月，火星出入轩辕星座，应该挑选合乎释放条件的宫女出宫，准许她们自由婚嫁。五，去年闰十月，有白色的云气从西方天苑星座向着参宿的左足移动，进入玉井星座，恐怕立秋以后，将有西羌进犯和反叛，应该事先通知有关各郡，严加守备防御。六，本月十四日乙卯，白色的虹穿过太阳，应该下令朝廷和地方官府，一律等到立秋以后，再审理诉讼。七，汉朝建立以来，迄今三百三十九年，已经超过了三个周期，应该大幅度删除修改法令，有所变更。圣明的君王，应该顺应天心，犹如由春入夏，大地脱去青色衣服，改穿绛色衣服。自从文帝减轻刑罚，已三百年了，然而那些微小的禁令，已渐渐积少成多。圣明君王的法令，犹如长江和黄河，应该使百姓容易避开，而难于冒犯。”
二月，复上书荐黄琼、李固，以为宜加擢用。又言：“自冬涉春，讫无嘉泽，数有西风，反逆时节，朝廷劳心，广为祷祈，荐祭山川，暴龙移市。臣闻皇天感物，不为伪动；灾变应人，要在责已。若令雨可请降，水可攘止，则岁无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灾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书奏，特拜郎中；辞病不就。
二月，郎再次上书举荐黄琼、李固，认为朝廷应对他们二人加以擢用。又说：“自去冬到今春，一直没有降雨，并且多次刮西风，违反了时节，朝廷忧虑，到处祈祷，祭祀山川，在烈日之下，舞龙过市，祈求上天降雨。我曾经听说，上天虽然爱护万物，但决不会为虚伪的祈求所感动。灾异是针对人世而降的，最重要的在于责备自己。如果人们一祈求天就降雨，或者一祭祀就没有水灾，岂不是年年丰收，太平可以坐到？然而，灾害所以不能停息，是由于病源并不在这里。”奏忆呈上后，顺帝拜授郎为郎中，郎称病，不肯就职。
＇2＇三月，使匈奴中郎将赵稠遣从事将南匈奴兵出塞击鲜卑，破之。
＇2＇三月，使匈奴中郎将赵稠派从事率南匈奴军队，出塞攻击鲜卑部落，将其击破。
＇3＇初，帝之立也，乳母宋娥与其谋，帝封娥为山阳君，又封执金吾梁商子冀为襄邑侯。尚书令左雄上封事曰：“高帝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圣等，遂致地震之异。永建二年封阴谋之功，又有日食之变。数术之士，咸归咎于封爵。今青州饥虚，盗贼未息，诚不宜追录小恩，亏失大典。”诏不听。
＇3＇当初，顺帝被立为皇帝，奶妈宋娥曾参与密谋，顺帝便封她为山阳君。另外，又封执金吾梁商的儿子梁冀为襄邑侯。尚书令左雄上密封奏章说：“高帝曾经约定，非姓刘的不封王，非有功的不封侯。安帝封江京、王圣等人，于是导致地震的灾异。永建二年赐封参与密谋的功臣时，又有日食的灾变。天文、历法和占卜之士都把这些灾害的原因归罪于封爵。而今，青州正发生饥馑，盗贼还没有平息，实在不应该顾念小恩，而使大典受到伤害。”顺帝下诏，不予听从。
雄复谏曰：“臣闻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谀，然而历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谗谀蒙幸者，盖听忠难，从谀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恶，贵宠，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时俗为忠者少而习谀者多；故令人主数闻其美，稀知其过，迷而不悟，以至于危亡。臣伏见诏书，顾念阿母旧德宿恩，欲特加显赏，按尚书故事，无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时阿母王圣为野王君，圣造生谗贼废立之祸，生为天下所咀嚼，死为海内所欢快。桀、纣贵为天子，而庸仆羞与为比者 ，以其无义也；夷、齐贱为匹夫，而王侯争与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俭约，以身率下，群僚蒸庶，莫不向风；而与王圣并同爵号，惧违本操，失其常愿。臣愚以为凡人之心，理不相远，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惩王圣倾覆之祸，民萌之命危于累卵，常惧时世复有此类，怵惕之念未离于心，恐惧之言未绝于口。乞如前议，岁以千万给奉阿母，内足以尽恩爱之欢，外可不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机急，宜过灾厄之运，然后平议可否。”于是冀父商让还冀封；书十余上，帝乃从之。
左雄再次进谏说：“我曾听说，虽然没有一个君主，不喜爱忠良正直，而厌恶阿谀谄媚。然而，历代的忧患，无不是由于忠良正直而获罪，而阿谀谄媚的受宠。这大概是因为听忠直的言词困难，听阿谀奉承的话容易的缘故。犯罪服刑，甚为人心所厌恶；而富贵宠荣，甚为人心所喜好，所以，时俗风气都是做忠良正直的人少，习惯阿谀谄媚的人多。因此，让君主经常听到的，都是为他歌功颂德的话，而批评他的过错的话，却很难听到，君主执迷不悟，以至于 危亡。我拜读诏书，陛下眷念乳母宋娥过去的恩德，要特别加以重赏。但是，根据尚书台所掌握的成例，没有给乳母封爵食邑的制度，只有先帝时曾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而王圣造谣陷害，酿成了罢黜皇太子的大祸。她在世时，遭到天下人的诅咒；身死时，天下人无不拍手称快。夏桀王和商纣王贵为天子，可是，连奴仆都羞于与他们为伍，是因为他们暴虐无道。伯夷和叔齐是卑贱小民，而王侯都争着与他们为伍，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品德。而今，乳母宋娥亲身实行节俭，以身作则，朝廷文武百官和全国百姓，无不闻风仰慕。而竟然和王圣一样，封爵赐号，恐怕违背她本人的节操，不是她的宿愿。我认为，凡是人心，按理都不会相差很远，乳母也会于心不安，古今是一样的。百姓对于王圣颠覆国家的祸害，记忆犹深，人民的性命，危如累卵，常常害怕今世会再出现王圣这类人，警惕之心并没有消失，恐惧之言还在口中不断地议论。请求陛下采纳我从前的建议，每年供奉乳母一千万钱，对内足以尽恩爱的欢娱，对外可以不遭到吏民的责怪。梁冀的封爵不是紧急的事，应该等到度过这段灾难时期，然后讨论是否可行。”于是，梁冀的父亲梁商，辞退朝廷给梁冀的封爵，前后上书十余次，顺帝才允许。
夏，四月，已亥，京师地震。五月，庚子，诏群公、卿士各直言厥咎，仍各举敦朴士一人。左雄复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汉阳地震，今封山阳君而京城复震，专政在阴，其灾尤大。臣前后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财，不可以官，宜还阿母之封以塞灾异。今冀巳高让，山阳君亦宜崇其节。”雄言切至，娥亦畏惧辞让；而帝恋恋不能已，卒封之。
夏季，四月己亥（二十九日），京都洛阳发生地震。五月庚子（初一），顺帝下诏，命三公、九卿等朝廷大臣，对朝政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并各向朝廷荐举一名淳真朴实之士。左雄又上书说：“先帝封王圣为野王君，汉阳郡发生地震，而今陛下封宋娥为山阳君，京都洛阳以发生地震。女人握权，灾难尤其严重。我前后说了许多犹如瞎子一样的妄言，是为了提醒陛下注意，封爵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帝王可以因私情赏人钱财，不可以因私情赏人官爵，应该让乳母宋娥归还封爵，用以堵塞灾异。而今，梁冀已经高姿态地让还封爵，山阳君也应该尊重她原本的节操。”由于左雄措辞至为激烈恳切，宋娥也很畏惧，表示辞让。可是，顺帝仍眷恋不已，终于赐封。
是时，大司农刘据以职事被谴，召诣尚书，传呼促步，又加以捶扑。雄上言：“九卿位亚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节，动则有庠序之仪。孝明皇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帝纳之，是后九卿无复捶扑者。
这时，大司农刘据因职事受到谴责。他应召到尚书台，被人大声吆喝催促快走，还遭到殴打。左雄上书说：“九卿的地位，仅次于三公，在大臣行列中，行有佩玉的礼节，动有学校的礼仪。明帝时，才开始有扑打大臣的处罚，但全不是古典的制度。”顺帝采纳。从此，九卿不再受到殴打。
＇4＇戊午，司空王龚免。六月，辛未，以太常鲁国孔扶为司空。
＇4＇戊午（十九日），司空王龚被免官。六月辛未（初二），擢升太常、鲁国人孔扶为司空。
＇5＇丁丑，雒阳宣德亭地坼，长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举敦朴之士，使之对策，及特问以当世之敝，为政所宜。李固对曰：“前孝安皇帝变乱旧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改乱嫡嗣，至今圣躬狼狈，亲遇其艰。既拔自困殆，龙兴即位，天下喁喁，属望风政。积敝之后，易致中兴，诚当沛然，思惟善道，而论者犹云‘方今之事，复同于前’；臣伏在草泽，痛心伤臆！实以汉兴以来三百余年，贤圣相继十有八主，岂无阿乳之恩，岂忘贵爵之宠？然上畏天威，俯案经典，知义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虽有大功、勤谨之德，但加赏赐，足以酬其劳苦；至于裂土开国，实乖旧典。闻阿母体性谦虚，必有逊让，陛下宜许其辞国之高，使成万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岂天性当然？但以爵位尊显，颛总权柄，天道恶盈，不知自损，故致颠仆。先帝宠遇阎氏，位号太疾，故其受祸曾不旋时，《老子》曰：‘其进锐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为椒房，礼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从，荣显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诸侍中还居黄门之官，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岂不休乎？又，诏书所以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权，容请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任，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干州郡，而谄伪之徒，望风进举。今可为设常禁，同之中臣。昔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赐钱千万，所以轻厚赐，重薄位者，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窃闻长水司马武宣、开阳城门候羊迪等，无他功德，初拜便真，此虽小失而渐坏旧章。先圣法度，所宜坚守，故政教一跌，百年不复，《诗》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刺周王变祖法度，故使下民将尽病也。今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也。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乎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若不平心，灾眚必至，诚宜审择其人，以毗圣政。今与陛下共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譬犹一门之内，一家之事，安则共其福庆，危则通其祸败。刺史、二千石，外统职事，内受法则。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由此言之，本朝号令，岂可蹉跌！天下之纪纲，当今之急务也。夫人君之有政，犹水之有堤防；堤防完全，虽遭雨水霖潦，不能为变，政教一立，暂遭凶年，不足为忧。诚令堤防穿漏，万夫同力，不能复救；政教一坏，贤智驰鹜，不能复还；今堤防虽坚，渐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则四支不举。故臣之所忧，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坚堤防，务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虽有寇贼、水旱之变，不足介意也；诚令堤防坏漏，心腹有疾，虽无水旱之灾，天下固可以忧矣。又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如此，则论者厌塞，升平可致也！”
＇5＇丁丑（初八），京都洛阳的宣德亭发生地裂，长八十五丈。于是，顺帝召集三公九卿荐举的淳真朴实之士，让他们对策，并特别向他们询问当代的弊病和应该如何为政。李固回答说：“从前，安帝破坏传统的典章制度，赐给乳母王圣封爵，因而使王圣得以兴风作浪，竟至改变皇太了的继承地位，以致使陛下陷于危境，亲遇艰险。现在，陛下既已摆脱困境，高升帝位，，天下人民，抬头张口，渴望善政。政治腐败到了极点之后，反而容易成就中兴大业。诚然应该放宽胸襟，谋求实行善政。可是，人们还是议论说：现在的事，仍是跟从前一个样。我在草泽民间，听到这种议论，痛彻心肝！自从汉王朝建立，迄今已有三百余年，圣贤世代相继，共有十八位帝王，有哪一位帝王没有乳母的恩情？难道都不知道给乳母尊贵的封爵？只是因为畏惧上天的威严，而又考查经典，在大义上不许可这样做，所以，才没有赐给乳母封爵。现在，宋乳母虽有大功，而又有勤劳谨慎的大德，但是只要加以赏赐，就足够报答她的劳苦。如果分割土地，建立封国，的确是违背汉朝的传统制度。听说宋乳母秉性谦虚，定会辞让，陛下应该赞许她辞让封国的高贵品德，使她成全万安之福。皇后、妃妾之家，所以很少能够保全的原因，难道是他们天性自然邪恶？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封爵太尊，官位太高，又总揽权柄。天道厌恶满盈，而他们却不知道自我克制，所以导致衰败。先帝宠爱阎皇后及其家属，封爵和官位赏赐得太快，所以不久就遭受大祸。正如《老子》所说：‘凡是前进太快的，后退也一定很快。’现在，梁商的女儿身为皇后，按照《礼经》所说，天子不把妻子的父母当作臣属。所以，对梁商本人尊之以高爵，还是可以的。然而，梁家的子弟晚辈却兼有荣耀和显贵，明帝永平年间和章帝建初年间的旧例，恐怕不是这样的。陛下应该命步兵校尉梁冀，以及梁氏家族中担任侍中的人，仍退回到原来所居的黄门之官，使权力离开外戚，归还国家，岂不是一项美政？再说，诏书之所以禁止侍中、尚书以及宫廷中其他官吏的子弟，不得为吏、不得被州郡官府举荐为孝廉，是因为他们手中把持着威势和权力，可以私相请托的缘故。而中常侍在皇帝和皇后身边，其声名和威势震动天下，他们的子弟享受俸禄，担任官职，都没有限度。尽管中常侍表面上保持谦让和沉默，不干预州郡官府，然而谄媚之徒望风举荐他们的子弟。因此，从现在起，也应该为他们设立固定的禁令，和宫廷中其他官吏一样。过去，馆陶公主请求任命她的儿子为郎，明帝没有答应，仅赏给她一千万钱。明帝之所以不在乎巨额赏赐，而在乎小小官位，是因为如果任命官吏失才，将会危害百姓。我又听说，长水司马武宣、开阳城门候羊迪等，没有其他的功劳和品德，刚一任命，没有经过试守一年，便直接担任官职，这虽然只是小的失误，但却逐渐破坏了过去的规章。先朝圣王制订的法令制度，后代君主应该坚决遵守，无论政事或教化，一旦遭到破坏，一百年都难恢复。《诗经》说：‘上帝反反复复，百姓尽受劳苦。’用以讽刺周厉王擅自改变祖宗的法令制度，使下民都深受其害。而今，陛下有尚书，就像上天有北斗。北斗是上天的喉舌，尚书也是陛下的喉舌。北斗掌握元气，运行四时。尚书接受天下奏章，传达君王诏命，将政令颁布到全国，权力至大，威势至重，责任至巨，如果尚书不公平正直，灾难一定降临，的确应该审慎加以选任，使尚书能辅佐君王，推行善政。而今，和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官吏，在朝廷，则有三公、九卿、诸位尚书，在宫廷，则有常侍、黄门，犹如一个大门之内的一家之事，平安时大家共同享福，危亡时大家共同遭殃。州刺史和郡太守、封国相，对外代表朝廷统管职事，对内受朝廷法制的约束。标竿弯曲，测出的日影必然歪斜；水源明澈，水流必然清洁，犹如一敲击树根，整棵树的枝叶都会摇动。这样说来，朝廷号令，岂能失误？维护治理天下的法令和制度，是当今最迫切的任务。君王管理妥善，犹如河川之有堤防。堤防完整，虽遭连绵大雨和水涝，也不会成灾。政事和教化一经确立，即令暂时遇到荒年，也不必忧虑。如果让堤防穿孔，虽万人同心协力，也无法再挽救。政事和教化，一旦遭到破坏，即令贤人智者上下奔走，也不能重新恢复。现在，堤防虽然坚固，但已渐渐有了孔穴。犹如一个人的身体，朝廷是心腹，州郡是四肢，心腹发生病痛，则四肢不能举动。所以，我所忧虑的，在于心腹的疾患，不是四肢的毛病。如能巩固堤防，致力于政治教化，先安定心腹，整顿朝廷，尽管有盗匪寇贼，水灾旱灾，也不足以放在心上。如果堤防被破坏，心腹有病，尽管没有水旱灾害，天下却实在令人担忧了。还有，应该罢黜宦官，削减他们权力，仅保留品德方正的常侍二人，在左右听候驱使；再保留有才智和高雅的小黄门五人，在殿中供职。如此，批评自会停止，就会达到天下太平。
扶风功曹马融对曰：“今科条品制，四时禁令，所以承天顺民者，备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天犹有不平之效，民犹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屡闻恩泽之声而未见惠和之实也。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赡而人足之，量其财用，为之制度。故嫁娶之礼俭，则婚者以时矣；丧祭之礼约，则终者掩藏矣；不夺其时，则农夫利矣。夫妻子以累其心，产业以重其志，舍此而为非者，有必不多矣！”
右扶风功曹马融回答说：“现在，各种法令条规，以及春夏秋冬等四时的禁令，用来承受天命，顺应民心的，都已具备，而且很完整，不能再有增添了。可是，上天仍然有不平的反应，百姓仍然嗟叹抱怨，原因在于，百姓虽多次听到朝廷要施行善政的声音，却没有见到善政的实惠。上古所谓使人民富裕，并不是能做到家给人足，而只是酌量财富的多少，制定适当的用度。所以，出嫁和娶妻的礼节俭省，男女就可以及时婚配。丧葬和祭奠的礼节简单，死者就可以及时掩埋。只要不误农时，农夫就能取得好的收成。既有妻子儿女的牵挂，又有家庭财产的顾虑，抛弃这些而去为非做歹的人，即使还有，也肯定不多了。”
太史令南阳张衡对曰：“自初举孝廉，迄今二百岁矣，皆先孝行；行有余力，始学文法。辛卯诏书，以能章句、奏案为限；虽有至孝，犹不应科，此弃本而取末。曾子长于孝，然实鲁钝，文学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观，内必有阙，则违选举孝廉之志矣。且郡国守相，剖符宁境，为国大臣，一旦免黜十有余人，吏民罢于送迎之役，新故交际，公私放滥，或临政为百姓所便而以小过免之，是为夺民父母使嗟号也。《易》不远复，《论》不惮改，朋友交接且不宿过，况于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为公者乎！中间以来，妖星见于上，震裂著于下，天诫详矣，可为寒心！明者销祸于未萌，今既见矣，修政恐惧，则祸转为福矣。”
太史令、南阳郡人张衡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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