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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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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最后一段话说得比较慢，咬字很重，表情也比较奇怪，似乎很沉重很失落的样子。颜哲翻译说：
“你们听！听听他这句话！他说：在我的国家里，人民还远远没有组织起来，什么时候我的人民能像中国人这样干活，我的国家就有希望了！我真盼着这一天哪。”
听了这句话，我们既感到自豪，对这位“黑人铅笔在城市地图上标出，它们就构成一个字母，准确地说，应该是个倒置的W，首尾两点之间距离没那么均匀分配，中间的社大伯”也更亲近了。
最后黑人满脸笑容，与颜伯伯袁阿姨握手，和孩子们轮流握手，还把个子最小的我抱起来亲了一下，同大家告别，坐车走了。
这场淘铁砂运动持续了几个月，那段时间所有学校都没上文化课。但非常遗憾，我们的热情之花最后被证明是“荒花”（北阴土语，指不会结果实的花）。那么多人淘来的铁砂，后来变成了奇形怪状、勉强可以被称作“铁块”的东西，只是为学生们清理校园的义务劳动增添了一点内容。热情洋溢的大跃进很快被抛到脑后，随之是三年灾害，这些忘我劳动的蚁众变成了饥饿的蚁众，唯一保留的生物本能就是觅食――不过，不是像蚂蚁那样为族群觅食，而是为自己的小家觅食。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家和颜家一直相濡以沫。我妈蒸好野菜或豆腐渣馍，总要给颜家送一点。这些从大城市来的书呆子们的觅食本能弱一些，不像我妈，钻窟窿打洞也能给孩子们找来吃食，像马齿菜、灰灰菜、野苋菜、面条菜、扫帚苗、木花（树上长的一种又白又肥的肉虫虫，无花果树上特别多）、蚕蛹、蚂蚱、道士帽（脑袋像道士帽的一种蟋蟀）、豆腐渣、嫩蓖麻叶、嫩刺角芽（这种野菜吃多了会造成贫血，但那阵儿顾不上担心这个）、用包谷棒子磨的“人造淀粉”等。其中的美味是瓜农们用的饼肥，即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残渣，颜色黄澄澄的，吃起来味道满不错呢。
我大姐那时已经在旧城县当工人，虽然远在百里之外，但一颗心仍挂在家里。她空闲时间就四处找野食，检麦穗、遛红薯、采榆钱儿（榆树的果实），然后像田鼠一样，一趟一趟地往北阴的家里搬。有次她动用积蓄买了一小袋黄豆，用自行车拖着，高高兴兴地送回家。旧城县离市里有120里地，等她走到门口，停下车，立即傻眼了：后座的黄豆袋子没捆好，不知道啥时侯掉了。那时候天色已经落黑，再回去找就太晚了，但这一袋黄豆太宝贵了啊。她没有进屋，哭着走上回头路。好在她走时带着一把应急的手电，顺着来路找了七八里地，那袋黄豆还好好地躺在路边，因为天黑，没人发现。大姐破啼为笑，绑好袋子赶紧往回蹬。那天我半夜被惊醒，见大姐满头是汗，正高高兴兴地给妈诉说找黄豆历险记。妈心疼地直骂她：傻，守财奴，天这样黑还回去找，碰上坏人咋办，终不成为一袋黄豆送了命？不过那时虽然人们都挨饿，社会秩序还好，没有听说有拦路抢劫的。
慢慢地，所有这些能进嘴的东西都越来越难找了，原因很简单，全国有六亿双眼睛在找它们。到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我记得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妈浮肿了。她为全家寻觅来那么多的吃食，但她本人却浮肿了，小腿虚胖，用手一摁就摁出一个深坑，很久不会复原。其实这还算轻的，农村好多妇女饿得患了子宫下垂病，子宫从阴出嫩芽； 奇怪的是有一盆居然挣扎着开出了红色小花，因为隔着远，没看清楚是什么花。雨滴追逐着雨滴，落在我阳台盆栽道里坠下来，用公家免费发放的子宫托托住后才能勉强行走。妈是把吃食匀给我爹和我了。我爹当搬运工，拉人力车，这个活计俗话叫“毁人炉”，干长了身体会熬垮，所以搬运工们即使再穷，吃饭时都不心疼，二两小酒，一盘猪头肉是少不了的。三年困难时期，猪头肉是吃不上了，妈只有从牙缝里省出来一点粮食贴给我爹。我爹知道妈得浮肿病后，很心疼，从此吃饭时逼着我妈先吃。
我记得的第二件事是颜伯伯下了狠心，动用了颜家的老底儿，买了两麻袋红薯干，给我家一袋，他家一袋。他说，再难，也要让两家人熬过这个荒年！两袋薯干共花了250元，这在当时可以买到三间新瓦房了。颜伯伯工资很高，每月150元，是全市教师中最高的。但他们夫妻两个都不会“扣着”过日子，比如他喜欢听京戏，来北阴市后，这儿没有京剧团，他就改听汉剧并很快迷上了。据他说汉剧叫汉调二皇，实际是京剧和所有皮黄腔系剧种的真正源头哩。他虽是本地出生，但不喜欢豫剧，说豫剧唱腔太吵，戏词太土，而汉剧的戏词较为文雅，其剧目如祭风台、李密降唐、九焰山等，他是百看不厌。他每个周六都要带家人去看戏，如果不坐人力三轮的话，就一家三口手拉着手走着去，在我们城市也是一道景观，因为那时不兴男人和女人拉手的。颜伯伯也带我去过几次。他到了戏院门口后不用到售票处去买票，找一个卖瓜子的老头买几包瓜子和一盘精致点心，不用他张口要，老头就会主动把买好的前排好座位的票给他。这种做派，这种奢侈，在我爹妈看来简直是不可原谅的，我妈经常劝袁阿姨：
“袁家妹子，可不能这样大手大脚，好年景也不能忘了灾年啊。”
袁阿姨平和地笑笑，以后仍是我行我素。事实证明了我妈的远见，等灾年来临时，颜家几乎没有什么积蓄。颜伯伯决定买这两袋保命粮，也是倾囊而为了。
可惜他的决策太晚，两袋红薯干全没派上用场。那时国家政策已经变了，给农民们分了自留地，结果，形势好转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我的印象中，不久我们就能吃饱饭了，我妈的浮肿病也很快痊愈。再没人愿意吃那些陈年红薯干，颜家的那袋红薯干生了虫，被颜哲拖出来扔到垃圾场。我家那袋，我妈当然舍不得扔，隔三差五要煮一锅，逼着大家吃，弄得我爹和我对红薯干彻底倒了胃口。我曾埋怨颜哲：
“都怨颜伯伯！都怨他！送我家的红薯干太多，咋吃也吃不完，弄得我整天胃里泛酸水。”
我还威胁他，下次我妈要是再逼我吃煮红薯干，我就端到颜家和他换着吃。颜哲听着我“忘恩负义”的指责，只是笑，说：
“行啊，你就端来，咱俩换着吃吧。我这么长时间没吃，有点馋它了。”
三年困难时期，颜伯伯常常供着我爹吸烟。那年头什么都缺，不光缺吃的，也缺香烟、火柴、奶粉、白糖、针、头发卡子……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颜伯伯多少算是例外，他虽然沦落，还享受着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有定量供应的食油票、糖票和烟票。但谁都没想到，后来为此闹了很大一场风波，导致我爹和颜伯伯基本上断交。
公平说来，这事丝毫不怪颜伯伯，全怪我爹。其实也不怪我爹，因为事件的起因是怪他比别人自觉和厚道――我这么说，只会越说越糊涂，事情是这样的：那个时期，街坊上的烟鬼们打熬不住了，就会结伴到颜家，颜伯伯总是慷慨地掏出“白河桥”香烟散发，让每人吸一两只，多少解解瘾。大伙儿把这起了个很贴切的名字，叫“香烟吃大户”，因为在中原地带的历史上，灾年来临时穷人总要结着伙子到富人家强吃强喝，叫做“吃大户”。日子久了，我爹首先觉得难为情。颜先生烟瘾也不小，来讨烟的烟鬼又多，他一个人哪能管得全？他自己都不够吸呢。后来我爹执意不再参加这样的会餐。弄得颜伯伯很纳闷，一再问我妈：郭家兄弟是不是对我有啥意见？咋不来我家吃大户啦？
那天，颜伯伯家里没人时，我爹像往常那样随便进去。那时邻居们是互不设防的，外出经常不锁门――也没法锁，大炼钢铁后家家没了门钌铞，都懒得重装，这种“夜不闭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文a袖我最喜欢。之前两天它都区别其它的短袖，单件掺着洗衣粉放在红色小塑料桶浸泡，现在应该把它们一起收进屋里，虽然还革后。我爹进到颜家的正屋，忽然惊喜地发现地上扔着很多烟头，不用说，又是一群烟鬼们刚刚来这儿吃完大户。我爹眼睛一亮，忙俯身去捡这些烟头。他觉得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白河桥不带过滤嘴，再馋的烟鬼抽完也得留个烟屁股，收集起来，撕开，倒出剩余的烟丝，撮到烟袋中，既能小小地过一次烟瘾，又不影响颜先生的吸烟，多合算的事！就在这时，颜伯伯回来了，立即大怒！他脸色青白，掏出刚买的一盒白河桥香烟，撕开，刷地撒到我爹面前的地上，冷冷地说：
“捡吧！”
那次颜伯伯是真的发怒了，他身后的袁阿姨悄悄看看丈夫的脸色，没敢责备他，只是忙忙地把地上的香烟拢起来，塞到我爹口袋里，婉言把他劝走了。
当时我妈和我都不知道这些内情，只知道我爹从隔墙回来时满脸通红，喘着粗气，闷坐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只香烟，一只只抉断，再用脚拧碎。我尖声喊厨房里的妈：
“妈！妈你快来，咱爹――不，我爹发神经了！”
妈急匆匆跑到正间，手里还拎着菜刀，看见我爹竟然在毁烟，恼火地嚷：
“你干啥？发癫了不成？这样贵重的烟！这会毁了，过一会儿烟瘾上来，又要急得拧肠掉尾。”
妈扔掉菜刀，急忙趴到地上去抢救那些烟，我也去抢。爹甩开妈和我的手，继续用脚拧，大吼道：
“不用你们管！老子这辈子不会再吸烟了！”
在我家平常是牝鸡司晨的，但爹真的一发威，妈也不敢多说话，只是小声刺他：
“你能戒烟？公鸡下蛋磨盘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小云咱们走，不理他这个半疯！”
但妈这次看走眼了，从那天后，爹真的戒了烟，戒得非常彻底，即使三年困难时期过去，烟不再难买时，他也没有复吸。我妈不久就盘问出了爹戒烟的原由，跑到颜家咯咯地笑：
“颜家大哥，得亏你来这么一下，要不妮儿他爹一辈子也戒不了！你看这多好，钱也省啦，早上起来也不咳痰啦，也不用操心找烟票啦。”
妈在那儿又笑又说，颜伯伯和袁阿姨也陪着笑，但以我不懂事的眼光也能看出，他俩的笑非常苦涩。后来我爹基本不去颜家，颜伯伯则素来不到邻居家串门。两人在路上碰面时仍然说话，但客客气气的，不再有过去的亲密和熟不拘礼。不过我爹从没卖过颜伯伯的不是，当我和颜哲哥哥好上以后――这在我上高一时就已经相当公开了，我爹虽然从来不说赞成，实际上是赞许的。他打心眼里疼爱颜哲，比疼我更甚，这种事瞒不了我的眼睛。
3 情敌报信
恋人幽会时的时间过得最快，我们坐在堰塘堤上，扯着两家的闲话，不知不觉天已晚了。颜哲说：怕是有10点了吧，该回去了，要不冬梅和月琴又该笑话你。我说好吧，回去吧。颜哲站起来，笑着对我张开双臂：
“来吧，咱们的的老程序。”
告别前颜哲一定要再和我“亲热”一次的，我投身入怀，享受着他的热吻、拥抱和揉搓。正在情浓时，忽然听到很近处有一声冷笑！俩人一激灵，立即分开身子，我忙整理好衣服，仔细搜索四周。不，不是幻觉，隔着一株蓖麻，仅一米之外有一个清晰的男人身影。他是何时走近的，我们一点没察觉，我们信赖的蓖麻丛屏障反倒成了对方的掩护。我声音颤栗地问：
“谁？”
那边冷冷地回答：“是我，庄学胥。我找颜哲有急事。”
我一下子面庞发烧。我想他一定听到了我们的情话，也看到了我俩刚才的“亲热”。让庄学胥看到这些，比让其它人看到更令我难堪。我们是街坊，学胥哥从小就知道护我，而且在年岁渐长时，他分明对我有意的，但我那时已经选定了颜哲，这让我总是对学胥哥有隐隐的愧意。以后，我能从学胥哥身上看出他对颜哲的敌意。文a我阳台盆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砸在窗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革时他第一个对颜伯伯掷出那块致命的石头，对此我不会为他辩解，那是他内心深处兽性的公开显露。自从他显露了兽性的一面后，我和他的关系就非常冷淡了。不过，私下里我也猜想，当他决定向颜哲的父亲落井下石时，也许，“情敌”的嫉恨是因素之一？
不管怎样，既然让他撞见了，我也得去面对。我绕过那株蓖麻，硬着头皮向他走过去，问：
“学胥哥，你找颜哲有事？”仓促中，我说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话，“你咋知道我俩在这儿？”
他又是一声冷笑：“你问问全农场的人，哪个不知道这儿是你们幽会的老地方。”
我更加脸红了，原来我们自以为保护得很好的秘密，已经成了农场的公开话题。颜哲在身后跟过来，用力拉了拉我，虽然没有言语交流，我也能揣摸出他的意思：你不用在他面前难为情，恋人有点亲热举动算不上丢人事。然后颜哲平静地问：
“找我啥事？”
庄学胥狠狠地撂了一句：“啥事？对你生死攸关的大事！”
我俩有一点吃惊，但也仅是“有一点”而已。颜哲只是一个普通知青，没杀人放火没写反动标语，怕是不会有什么和性命攸关的大事吧。颜哲又拽了拽我，分明是说：沉住气，别听他吓唬。庄学胥知道我们不会信，冷冷地说：
“颜哲，你是不是打算到省里去告赖安胜？”
我们这次真的吃惊了。因为直到目前，这还是只有我俩才知道的私密话。看来庄学胥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
这事是因孙小小而起。农场共有北阴市和旧城县的68名知青，孙小小是年龄最小的，下乡时不足14岁。按说，这个年纪是不够下乡条件的，但孙小小家门不幸，母亲和姐姐都是县里有名的破鞋，据说她上高中的姐在教室里靠墙站着就把那种事办了。他父亲嫌丢人，愤而离家出走，不知所终。
后来，作为政治模范的旧城县在全国率先兴起“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热潮。说起来旧城县其实比当时的全国标杆县甘肃会宁县更早，但会宁县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是在全国出了名。但北京的记者此前到旧城县采访时，到处看到的却是这样的谩骂：
某某是地主婆，某某是破鞋，滚下乡去！
这种口号上不得台面的，比起会宁县自然低了一个档次。而且旧城县的作法太左，哪家该下乡的不服从命令，工作组就到这家吃大户、扒房子，当时创造的办法是：三间的住房只用扒中间一间就行，这样扒房效率最高。全县被折腾得一片鬼哭狼嚎，老百姓当街拦住北京记者下跪哭求。所以上边最终树了会宁县当标杆，而旧城县只能勉强附于骥尾。
孙小小的母亲和姐姐既然是有名的“破鞋”，自然头一批被撵下乡。孙小小不能一个人留在家里又不好跟着她妈，只好“照顾”到知青农场来。知青们都知道这些根由，因而对孙小小有潜意识的歧视。再加上小小有点缺心眼，农村话叫“八成”，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让她成了男知青们经常逗弄的对象。
那天在稻田里拔稗子，孙小小也在，田里尽响着她无忧无虑的笑声。孙小小长得很漂亮，皮肤白嫩，一双眼睛极大，水灵灵的，两颊有两个酒涡。虽然年纪不大，胸脯已经开始鼓起来了。熟识孙家的人们说，孙小小颇得其母姊的风范，母女三人在容貌上都算得是县里头一份。
知青林镜逗小小：“你看你，拔错了，拔的都是秧苗！”
小小看看手里的稗子，不服气的说：“不是，是稗子，我认得的。秧苗我没拔！”
后三个字的谐音让林镜起了联想，他反应很快，马上接过话头说：“你没‘爸’？你‘爸’可多了！”
周围的男知青们马上听懂了，哄然大笑。小小听不懂，气恼地一遍遍重复：
“我没拔，就是没拔！”
她越说这俩字，大伙儿越笑。我看不过，喊过来孙小小，让她到田埂的开水桶给我端一杯开水，小小一向听我的使唤，立即屁颠屁颠地跑过去了。我回头对林镜说：
“林镜，有句话不知道我当说不？我知道你们看不起小小的家世。但那不是她的错。你们要是这么着一直耍弄她，只会有一个结果：让她走她妈和姐的老路。你们愿意这样吗？”
林镜刷地红了脸，很有点无地自容的样子。刚才跟着起哄的其它男知青也讪讪地沉默了。林镜其实是个好男孩，平素与我和颜哲很友善，心地也不错。听了我的责备，以后再也不戏弄小小了，反倒经常护着她。小小也凭本能认准了我，就像小狗小猫能认准家里哪个人最亲它一样。她有什么心里话，一点也不瞒我。
前天晚上，我已经睡着了，忽然有人扯我的胳臂，我睁开眼，原来是外宿舍的孙小小。她俯在我脑袋上方，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不让我说话，然后悄悄拉我出门，一直走到离知青宿舍较远的地方才停下，在这儿说话不会有人听到了。我小声问：
“啥事？把你紧张成这个样子！”
她确实非常紧张，浑身止不住发颤，两眼像高烧病人那样怪异地明亮。我原以为她是让吓的，后来才（非常痛心地）知道，她不光是害怕，更主要是亢奋，而这一幕最终极大地影响了她，让她一生都走歪了。她说：
“赖场长刚从我们屋出来，我就来你这儿了！”
鉴于这会儿已经是深夜，再衬着她异常的表情，这句话让我有了误解：莫非那个色鬼场长把小小怎么了？原来不是，事情是这样的：孙小小与岑明霞和宗大兰住一间房，这些天宗大兰回北阴探亲去了，只留下小小和岑明霞两人。一个小时前，小小刚想睡着，呀地一声有个男人推门进来。天热，男女知青们睡觉都不上门的。那人熟门熟路地走向里边岑明霞的床铺，撩开蚊帐坐到床边，小声和岑明霞谈话，原来是赖场长。两人谈了很久，小小在这边竖起耳朵听，能听出个大概。赖场长说：
“农场已经来了第一批招工指标，可惜不太满意，是县纺纱厂的，集体工指标，不是全民工。让不让你走这批指标，我很犯难。走吧，也许以后有更好的地方；不走吧，万一以后的指标还不如这次呢。你说该咋办？”
听见岑明霞小声说：“我听你的，听哥的安排。”
那边沉默一会儿，赖场长小声冒出一句：
“……也舍不得你。”
“那我先不走，下一批吧。”
后来那边不说话了，只听见床咯咯喳喳地响着。农场各宿舍都是土坯垒的床，上面铺着高粱杆，咯咯喳喳就是高梁杆的声音。小小偷偷抬起头，借着月光观察。透过岑明霞的蚊帐，隐约看见场长趴在岑明霞身上，屁股撅着，一下一下地用力，床的咯喳声伴着他的节奏。孙小小吓坏了，一动不敢动，生怕场长发现她没睡着，其实赖场长那边根本不在乎她。后来听见岑明霞小声央告：
“哥你小心点，别流到里边……”
再后就没有声音了，场长在她身上趴了一会儿，下床走了。孙小小再也睡不着，等岑明霞睡熟，偷偷来找我。
听着小小绘声绘色的描述，我止不住手足发冷，那是缘于极度的愤怒。说句没道理的话，如果赖安胜把那个贱女人唤到场长室里去，不管他咋样干，我肯定不会这样愤怒。但他竟公然当着另一个女知青的面！当着一个14岁的女孩子！他竟然一点也不担心别人告发他！
早在知青下乡之前，“上边”就深知女知青们面临的危险――女知青和他们的男上级。一边是比农村姑娘嫩生风情的城里女学生；一边是握有生杀大权的、又常常处于性饥渴状态的农村男干部。这种双重的不对称会造成什么后果，那是不难想象的。所以，上边制订了保护女知青的强力措施，甚至比保护军婚更严厉。在旧城县就曾发生过轰动全县的一件事：一位女知青到公社邮局去寄信，一个同她相熟的男职员一时发贱，开了一个过头的玩笑，顺手拿剪刀把她的辫梢剪掉一段。这位姑奶奶大怒，立即喊来男知青把那人痛殴一顿，又告到县里。县革委极为重视，最后那人被判两年徒刑，开除公职，罪名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犯”――也亏得法检两院能想出这么机智的罪名，因为那人仅剪了一个辫梢，划入“流氓犯”不大够格的。这桩案子确实震慑了不少农村干部，他们相互见面时会开一些荤玩笑，说：一堆嫩生生的香瓜放到眼前不敢啃呀，叫咱们干眼气。
可是在我们农场，那个色鬼竟嚣张到这样程度！孙小小盯着我，一双大眼像猫眼一样发亮。我强使自己冷静下来，考虑片刻，劝小小说：
“可不敢告诉别人！这是大事，如果你说出去，又没有真凭实据，赖安胜一定饶不了你。”
小小一个劲儿点头，说我只信得过云姐你一个人，我只对你说，绝不会告诉别人。我劝她回去睡吧，岑明霞不一定睡熟的，如果她发现在那件事之后你偷偷出来，肯定会怀疑你。小小说：
“好的好的，我就回，我这就回。”
但她并没有回去的意思。我问：
“小小你还有啥事？”
小小的问题显然不好出口但又非常想知道，她犹豫片刻，还是问道：
“秋云姐，岑明霞说‘流到里边去’，那是啥意思？啥子流到里边？”
我没料到她会问这样的问题，窘得脸上发烧。我喝道：
“别问了！这些东西不该你知道的。快回屋吧。”
看我生气，孙小小不敢再问，乖乖地回去了。看着月光下她已经开始发育的身影，我止不住心中发冷，因为我已经预见到小小的未来。她因历史的阴差阳错，看到了这个年龄本不该看到的事情。这些劣性刺激太强烈，让她对性事的兴趣远远超出14岁孩子应有的限度。我想，她很难逃脱她母亲和姐姐的覆辙了。
我果然不幸而言中，孙小小次年招工回城，那年她还不足16岁，很快变成一个纵欲无度的淫妇，情人是论打计算的。直到20年后，那时她改名叫孙肖晓，是市骨科医院的护士长，和第三任丈夫离了婚，仍每天去他家住，影响很坏。我那时和她基本没有来往，有一天在街上偶然遇上她，扯了一会儿闲话。那年她大概有三十七八岁，总的说来漂亮的“硬件”还在，大眼睛，白晰的皮肤，胸脯丰满，两个迷人的酒涡，身段也保持得不错。但当年少女的光艳是永远失去了，只能靠粉底和眉影来弥补了。她的穿衣相当新潮，迷你裙，露肩的T恤，这在当时的北阴都是为天下先的。但我总觉得她和真正的年轻姑娘不同，那些新苗是从新时代中长出来的，骨子里都带着新潮；而孙肖晓却是在努力追逐一个不属于她的时代，有点悲剧性。
闲谈中，鉴于往日的友情，我把那些街谈巷议告诉了她，也委婉地劝了几句。孙小小非常真诚地、坦率地、理直气壮地说：
“云姐你不知道内情。那个不要脸东西和我离婚之前提的有条件哩，非要我答应，离婚后再陪他睡100次。当时我为了能痛快离，只有答应了。我现在是数着指头去他家的，只要睡够100次立马就走，一回便宜也不让他占！”
我唯有叹气，不再劝她了。那时有一个随意的想法，单是因为孙小小这一生的堕落，赖安胜就死得不屈。
第二天晚上和颜哲幽会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颜哲顿时勃然大怒，发怒的原因和我一样：不光是因为赖安胜诱奸女知青，更因为他做事之嚣张。颜哲甚至骂了粗话，而他过去是从不骂粗话的：
“我操他妈！禽兽不如的东西，色胆包天，太不把知青当人了！我明天就去县里去告他，县里告不倒我去地区，去省里！”
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已经经过一天的沉淀，所以比他冷静一些。我说：
“我不反对你告，但是得慎重。这种事岑明霞绝不会承认的，孙小小这种见证人也十分靠不住，年纪太小，又缺心眼，不定让赖安胜怎么一唬就唬住了。弄不好赖安胜会反咬一口，说你陷害革个人的职业习惯。巷子里叶子葱翠，老屋子年久失修，多是低矮红砖房，好些房子里还用着原始的马桶，属于简易的痰盂，我命领导干部。”我又说，“你告还不如我告呢，至少我的出身比你硬，再说孙小小是对我说的。”
我的话让他冷静下来，他想了想，摇摇头说：
“你不能出面。一个姑娘家绝不能和这种事搅和在一起。”
他说得也有理。姑娘家和这种事搅在一起，身上再干净也会被泼上一身污秽。最后我们商定，先不去告，暗地里收集证据，等有把握了再说。这会儿听庄学胥拎出我们的密语，我十分吃惊，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些话我从没告诉过第三者，想来颜哲也不会说。我忽然想到：既然庄学胥今天能悄悄来到我们身边而不被觉察，也许那天他也来了，偷听了我们的谈话，又向赖安胜告发？也许他一直在跟踪我，贴近我们俩的身边，用阴森的目光，看他心仪的姑娘咋和另一个男人“亲热”？我在心中再次仔细地捋一遍，确信这个推理有八成是对的。这让我止不住心中发颤――不光是因为对这件事的恐惧（太可怕了，如果我和颜哲在这儿亲热时，一直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们？！），而且是对人性的恐惧。如果庄学胥真的干了这些事（跟稍、偷猫鼠在青瓦屋顶追逐，或者，已经接近尾声，猫捕获了它的猎物，眼下正挑逗。屋里的人将衣服挂在窗外，巷子中砖瓦紧凑地窥和告密），那这人就太可怕了。
但为什么他又跑来为我们通风报信？我没来得及继续想下去，因为庄学胥紧接着撂出一个惊人的消息：
“赖安胜已经知道颜哲要告他，他打算‘做掉’颜哲以除去后患！凶手都找好了，是咱场的陈得财和陈秀宽。”
我俩大吃一惊。不过虽然震惊，我们打心眼里不信。赖安胜确实是个坏种，说他干啥坏事我们都信，但这么公然策划杀人未免太离谱。就是有这个阴谋，也不会轻易让庄学胥知道吧。也许这只是庄学胥的阴谋，他想挑起颜哲和赖安胜拼命，好从中渔利……庄学胥显然深知我们的思路，断喝一声：
“你们以为他不敢！别迂了！你们只用想想，如果奸污知青的事捅出来，他会得到啥下场，就知道他敢不敢干了！”
我俩一惊，立时悟到庄学胥的话是对的。据说赖安胜已经在农场里弄了两三个女知青当相好，从岑明霞这件事看来，那些传言不会有假。如果全都坐实，那他至少是10年徒刑，如果撞上“严打”，挨枪子儿也是可能的。“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他为了保住场长的宝座，为了避免坐牢甚至挨枪子儿的下场，以他的六分流气四分霸气，当然会毫无顾忌地铤而走险，反正他没有更多东西可以失去了。
我和颜哲确实是书呆子，即使在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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