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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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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过一次回家的经历了，这天走到了家门口，我就犹犹豫豫不敢敲门了。我怕过不了姐姐和姐夫这一关呀。上次我妈妈给了我车票钱，我没听人家的话跑到天津去了；这次回来没有任何手续，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来的，还能留我在家吗？
我在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蹓跶，思想里剧烈地斗争着进不进家。我的确想进家去呀，想看看亲人；我的身心都疲惫了，真想在家里睡一觉，休息休息，吃一顿饱饭。我却又不敢进门。我逃出夹边沟很不容易。可以说冒了很大的风险吃尽了苦，我可不愿意叫我的亲人们打个电话就把警察叫来，把我逮起来送回夹边沟去。这次要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说不定要“升级”的。
我在姐姐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整整一夜也没敢敲门。到六七点钟天亮了，第一趟从通县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上了车。什么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结束啦。
汽车到了市里，下了车，我开始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我从夹边沟出来的时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钱，虽然整个路途几乎没买车票，但我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在石家庄买了两只高价鸡就花去三十多元，其他的钱住旅社吃高价饭用了。我想找个临时工干，北京却没熟人，而北京的户籍管理是很严格的，市民们对外来人警惕性极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在街头流浪了三四天，白天在街道上蹓跶，在商店里站一会儿，暖和暖和身体，夜里就去蹲火车站的候车室。正是春节运输的高峰期，流动人口多，我在候车室坐着睡觉并未引起警察的怀疑和注意，但是身上就剩下两三元钱了，我的内心很恐慌：怎么办，花完这两三元钱后挨饿吗？我想来想去，决定去偷了。我也看见了少数人伸着手向人乞讨。这是不犯法的，我却嫌丢人，张不开口向人乞讨，再说，警察看见了就抓，抓住就收容，我还真怕被收容和审查。
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个电筒，又买了一把钳子，钳子插在衣裳里边的皮带上。这天夜里我闯进了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白天侦察好的，进修学院放寒假了，门口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门房的门锁着，没有人。
我是夜间十二点钟走进进修学院的，门大敞着，一个人影也看不见。进了院子我就东看看西走走，看能从哪儿下手。我想好了，如果遇到了人，问我干什么的，我就说找人。我穿着蓝棉布的大衣，长毛绒的领子，里边是一套毛料的中山装，不像个拧门撬锁的。
我走来走去到了一栋平房跟前，看见一间房的门口挂了个牌子：教师进修学院伙食科。好呀，我找的就是这种目标。门上挂着个半大的铁锁，我用钳子钳紧了，用力一拧，锁就开了。我推开门进去，又关上门，从里边上了锁。——这样，就是来人推门，也以为里边有人，就不会起疑心了。房子里有四张桌子，其中的一张是写字台，挂着一个小锁。我没用力就把小锁拧开了。拉开第一个抽屉，里边有七八十斤北京粮票，一百多元钱。这正是我需要的。拉开第二个抽屉一摸，有个公章。我用电筒照了一下——不敢多照，怕外边人看见电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圆形：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中间一个五角星，下边横着一排字：伙食科。这东西对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绍信呀。正好抽屉里还有一本教师进修学院便笺，我撕了点纸把伙食科三个字挡住，铛铛铛盖了五张，撕下来装进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东西我没用，说不定还会招惹麻烦。然后我拉开门大大方方走了出来。
有了钱有了粮票，转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馆子，又买了二斤点心提着，随时想吃就吃。唉，人要是吃饱了肚子心情都好，心情一好连烟都不想吸了。我买了一盒红锡包香烟，三天才吸完。只是长期挨饿的肚子享受不了丰盛的炒菜和油水，拉了两天肚子。
虽然有了教师进修学院的介绍信，我仍然不敢住旅店，因为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绍信上盖的公章是假的：上边有弧形的一行字，下边一半都是空白，空白的面积太大了。但我的生活总归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晚上蹲候车室，白天到浴池去洗澡，在澡堂子短暂地睡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这样子过了近一个月，手头的钱和粮票快用完了，我就又作了一次案：有一天夜里我在动物园附近闯进一片灯光通明的楼群里。当时我没记下那是个什么单位，只觉得那是个部队的机关，我在院子里侦察时发现有军人在走动。院里有一栋平房，一间房门口挂着个牌子：伙食管理委员会。我拧开门进去，偷了一大摞粮票，一百多元钱，还有十几斤油票。
这一次作案之后我准备离开北京。我怕在北京街头流浪的时间长了，引起公安的注意。谁知就在我离开北京的这天出事了。我偷了七八百斤粮票，在北京猛吃了几天：下馆子，或是花半斤粮票三五元钱买一斤高价糕点。有时为了省钱买平价点心，我也站在副食店里向买食品的北京市民换北京市粮票。但这种时候总是担惊受怕。怕有人追问我哪来的全国粮票……做贼心虚呀！我还把对我来说没有用处的油票寄给了我们家。那次偷了一大摞粮票，但到底有多少斤，我始终没数过，怕叫人看见和引起人的怀疑。这天准备要离开北京了，我想把口袋里的钱和粮票清理一下，就去公厕解手，蹲在茅坑上数粮票。我正数着，突然觉得头顶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抬头看时发觉隔墙那边的茅坑上解手的一个老头解完了手，站起来正伸着脖子往这边看我。我立即把粮票装进口袋，站起来走出厕所。后来我又去浴池洗澡睡觉，醒来之后去火车站买票。在售票处，我刚买完票，两个穿便衣的人走上前来堵住了我的去路，说，同志，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怀疑你，请跟我们走一趟。北京的警察是很文明的，他们还说，我们如果搞错了，我们向您道歉。
原来，我在公厕解手，旁边的那个老头看见了我数粮票，出厕所后盯上了我，在我去澡堂洗澡睡觉的时候报告了警察。那时候的澡堂子不像现在，没有放衣物的柜子。我去洗澡的时候衣物和书包就放在一张床上，警察就检查了我的书包和衣裳，看见了里边盖着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和几沓子粮票。
我被初步审讯后关进了看守所。第二天正式审讯时来了个军官，我才知道那天偷的是国防部机关事务管理局。那军官问我：柜子里还有三大摞粮票你怎么没拿？我回答，我不是惯偷，我是走投无路才偷粮票的，偷这一摞够我吃一年的，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过几天兰州市公安局把我押了回去。没有再叫我去夹边沟而是直接由市中级法院判我6年劳改，把我送到了兰州的八里窑，到六一年又转往敦煌县城郊农场劳动改造。
我后悔从夹边沟逃跑吗？不，不后悔。尽管我判了六年刑，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如果我要是不逃跑，我会饿死在夹边沟的。夹边沟关了三千名右派分子，许多人家里寄炒面饼干，到六零年的后半年也饿死了，我家里的人没寄过一斤炒面一元钱，我能活下来吗？就是在看守所和八里窑，我度过了饿死人最多的那几个月。我的运气真好。
1965年我从城郊农场被转到十工农场。一年后劳改期满不准回家也不准回兰州，又转到四工农场就业。从四工农场转到下河清农场，然后又到了高台农场、新华农场。1969年战备，又从新华农场迁往五大坪农场。最后转到北湾农场。连劳改带劳教带就业，我在农场总共干了十八年。
这十八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是这么过来的：除去两年劳教，再除去六年劳改，就业期间一月挣二十四元钱，伙食费十七元，剩下的七元钱买肥皂毛巾牙膏，还要穿衣，还要吸烟。为了节省每一分钱，一条毛巾剪成两截使用，擦脸舍不得用中间擦，而是用边缘和四个角。这样用的时间长。节省了再节省，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买了旱烟叶。人在忧愁、烦闷和焦虑的时候不停地吸烟，没命地吸烟。烟成了最珍贵的东西，成了生活第一必需品。我经常一顿饭只吃一个二两的馍馍，把另一个拿去换一撮烟叶。我吸过菜叶子，吸过向日葵叶子，吸过晒干的骆驼蓬——一种非常臭的植物。我还吸过锯末。劳动中能偷懒就偷懒，能装病号就装病号在宿舍睡觉。为了偷懒，有时必须撒谎：对管教干部说，报告队长，组长叫我去浇水。管教干部说去吧。到组长那儿又说，报告组长，队长叫我给北湾大队写毛主席语录去。组长说去吧。好了，这一天哪儿也找不到我，我跑到北湾公社给农民漆棺材去了，能混两顿饭吃。遇到要开大会，我主动要求发言，这样就可以用写发言稿的名义休息一天。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生存办法，主要的还是我能写能画，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我经常画主席像。给农场画，借到外单位画，给农村画。借出去画画能把我当人，能混着吃几顿饱饭，还能搞到点烟叶。人都说我是压不碎夹不扁的李祥年，拴在石头上饿不死的李祥年，就因为我能画能写能演能唱，到哪儿都是多干零活少下大田，我的身体始终没有被摧垮。
身陷囹圄十几年，石头城里十几年，除了想办法吃饱肚子就是盼着大赦，盼着甄别，但从来没有过大赦，也没有过甄别。还想什么？还想的就是这辈子完蛋啦，再也见不着俞淑敏了。俞淑敏现在怎么样了？已经嫁人了吧，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幸福吗？
劳改的六年？那当然比就业更惨了：在公安部队的枪口下劳动，早晨像牲口一样赶出来劳动，晚上收监大铁门一响——咣当一声，吃喝拉撒都在监房里。犯人们编了个顺口溜：关禁闭大休息，斗争会看大戏，强制劳动炼身体，枪毙透透气。
由于从城市来的劳改释放人员必须在劳改农场就业，永远不准回家，就永远得不到自由，而我如此地渴望自由，1972年开始我就下决心要自己想办法了：想办法找个农村女人，到农村去落户。说起找对象，真是悲惨极了。我记得在下河清农场的时候，那里有50多名就业的大学生光棍，竟然为了一个瘸子姑娘争风吃醋。下河清公社的女人，瞎子，瘸子，缺胳膊短腿的，都叫农场的就业人员找光了。我是在北湾农场找的，总共说了四个。第一个是天远公社拖拉机站长的遗孀，我画主席像时大队书记看得起我，给我介绍的。这女人有两个孩子，三十多岁，人挺好，我同意，她同意。可是女人来农场了解我的情况，管教干部竟然说人家：你还是共产党员？你怎么能找这些地富反坏右呢……搅散了。在南华大队画主席像，一位公社干部同情我，介绍个女人；我去见面，是个背锅，不到我半截高，擦锅台还要站板凳。第三个是北湾大队的，名叫赵玉兰，年轻，人材好，离场部也近，别人介绍后我自己去找她，她同意了，只是孩子多，才二十八岁，就五个孩子。她之所以同意嫁给我，是为了招夫养子。我咬咬牙也同意了，为了自由，我什么都能忍受。她来农场送过我几次馒头，春节还提过几斤大肉。娘家爹妈我也去拜访过了，说，我们不管她呀，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农场领导也说了好话，说成了，却又出了意外：赵玉兰的弟弟是个油漆匠，给人画柜子漆棺材，而那时我也有时偷着跑出来给人家漆个柜子写个对子，我的水平比他高，他怕我到她姐家落户抢了他的生意，跑到他姐家大吵大闹，又搅散了。
我找的第四个女人，就是我现在的女人，名叫魏万花。她那时三十岁出头，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丈夫是崖塌了砸死的。我是个光棍，她是个寡妇，我同意，她也同意，她跟人说，劳改释放犯就劳改释放犯吧，瞎好是个大学生。我们在北湾农场结婚，借了一间六平方米的房子，是就业人员腾出来的。领导还叫我休息了一星期，算是度蜜月。婚后我立即就打报告：我现在有家了，在农村，我要求到农村落户。1976年，我终于在平铺乡二队魏万花家落户了，成了一名自由的公民。
说到结婚还有个小插曲：结婚前女方要六尺条绒，我没钱买。我给姐写封信，我要结婚了，为的是离开劳改农场，无论如何请你帮助我一下。求你了姐姐。我姐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元钱。姐姐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要结婚了。农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寄去五十元钱六尺布。记住，就这一次呀。信封里还有母亲写的一页纸，说，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确是改造好了，望好自为之。
再说个小插曲：我在酒泉的下河清农场就业的时候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信里对当时刑满不准回家发点牢骚。我姐竟然把我的信转给农场党委，结果造反派——管教人员——毒打了我一顿。
我在平铺乡二队落户，当了公社社员，可又是个二等社员。队里很穷，打的粮食少，队长不叫我参加劳动，不叫我挣工分，怕我分队里的粮食。实际上不叫我劳动更好，我从队里借了十几块钱，买了几个刷子、油漆和颜料，走村串户给农民画柜子画棺材。箱子上画凤凰戏牡丹，画二龙戏珠，棺材上画百寿图。我每天都能挣几斤粮食，全家吃不完，过年还能提几斤肉回来……
1978年底落实政策，平反，就地安置在靖远县体委工作。平反后的第一件事是给淑敏家写封信，然后我就回家探亲了。回到家中，父亲告诉我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我淌了几滴眼泪，但并不想她。我母亲是街道积极分子，是她把我送回夹边沟的，我们的骨肉情早没了。父亲听了我二十年生活的叙述，老泪纵横，说，你早来五十年或者晚来五十年就对了。在家里我问我姐：我是杀人放火了，投敌叛国了，还是奸污妇女了，你和我划清界限？我还说，我挨饿那些年给你写信，要点炒面、钱，可你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支持我，我几乎饿死。你的心怎么这么狠？这么没情没义？我姐说，我总认为劳改农场是改造思想的，是讲人道主义的，生活上不会虐待人的……
我在家待了一个月，有一天父亲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的淑敏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这一提淑敏，立即勾起我的深刻的伤感，我也在心里呼喊：淑敏呀你现在在哪儿！你收到我的信没有？我还能不能见到你？
我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探亲回到靖远，县体委我的办公桌上放着淑敏的一封来信。
淑敏在信中说，她元旦回家看望父母见到了我的信。读完信她失声痛哭……我的信里写了些什么呢，写了二十年来对她的思念，也写了我二十年来的生活。我的信是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写的：1。自从1958年春天开始我就不给你写信了，为什么？答，1957年底我就成了右派了，我就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痛苦地退却了，目的是让你找一个能叫你幸福的人；2。1960年春节我怎么又出现在你面前了？答，我在劳教中因为想念你而逃跑出来去看你的；3。你叫我第二天早晨去你家，我为什么没去？答，我已经走到你家门口了，没进去，站一会儿走了；4。为什么没进去见你？答，那天进去我就得说谎话，我不敢说真话，如果说了假话，隐瞒我的劳教身份，那就害了你；5。离开你家后我去哪儿了？答，到处流浪……我在信的结尾说，淑敏呀，那次石家庄之行，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被抓回去投入监狱劳改六年，然后是没有尽头的就业……只到今日才平反。淑敏读了我的信失声痛哭，哭了三天，才给我写信。她的信说，你不该瞒着我呀，即使你成了右派我们不能做夫妻，但我可以接济你呀，每月寄一二十元钱是能办到的呀，就像我读书的时候你每月寄我二十元一样。她还说，我真不知道你的情况，不知道这些年你经历的苦难，也不知道你一直爱着我。我还以为你爱上那位篮球运动员了，喜新厌旧抛弃我了……为了你所受的苦难，我一定要报答你。
她履行了她的诺言，一个月后放了寒假——她在天津师范大学当教师——她发给我一封电报：某月某日在白银西站接站。我按照她说的日子去了白银西站，就是狄家台车站，接到了她。
十九年了，从那次在石家庄分手到这次见面整整十九年过去了。这年她四十岁。她一点儿也没有衰老，还像过去一样可爱，一样妩媚，一表人才。她身上唯一变化的就是成熟，略为丰满一些的身材多了一些高贵的韵致。看到她我就禁不住怦然心跳：十九年了，十九年辗转于大西北的劳改农场、劳教农场和贫瘠的农村，我已经没见过这么漂亮这么高贵的女人了，难道她真是俞淑敏吗？她真是来看我的吗？说实在的，我那时真有点自惭形秽，委委琐琐不好意思和她说话。我当时是一副什么样的尊容呀：虽说平反了，当了县体委的干部，但身上穿着一身农民的黑棉衣，外边套了一件的卡布的旧中山装，面带菜色。是她先跟我说话的：你怎么这样看我呀？咱们找个旅馆吧。
我在接她之前已经在白银西站招待所订了房间。回到房间，我那种卑琐的心理才得以克服，原因是我们没说上两句话就抱头痛哭。哭啊哭啊，哭了整整半天。后来她擦干了眼泪说，咱们来到一起难道就是为了流眼泪吗？她要我领她去商店。在商店里，她一下子买了一大堆面包什么的，还有饮料。我说她：你买那么多食物干什么，你也没坐过监狱，难道也得了心理饥饿症吗？怕挨饿吗？她笑着不说话，只是叫我抱上那些食物。回到招待所的房间，她把门一关，往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然后才说，不出门了，咱们三天三夜不出门了！
还真是的，三天三夜我们没有出房子。我们就像一对年轻人一样，在那间小小的房子里恩恩爱爱，卿卿我我……把我们二十多年的恋情画了个圆满的句号。三天，那是什样的三天呀：失去了记忆，忘记了痛苦和苦难，也没有伤感。一切都消亡了，宇宙洪荒，天地玄黄，时空之间只有两颗炽热的心鲜淋淋地跳动……三天后，我们又去了兰州。她拿着几张空白介绍信，她在介绍信上写上“我校教师俞淑敏与丈夫李祥年去兰州出差，特此证明”。然后用介绍信在宾馆登记了房间……我们继续享受前三天那种不出房门的幸福……十天后我们才乘坐44次列车北上，我在白银西站下了火车，她返回天津。
这是第一次见面。第二次是转年的夏天，也就是1980年的夏季，她打电话来，叫我去天津见她。天津有我很多亲戚，但是我去了之后她不叫我住在亲友家，而是安排我住在师大附近的一个宾馆里。她说这样见面方便，在一起的时间长。她几乎每天都要到宾馆来待上半天，有时借口散步在吃过晚饭后走到宾馆来看我。那次我在天津整一个月，前十天她丈夫在家——她丈夫是市委的什么部长——后二十天她丈夫出差去云南，又正好是她儿子放暑假，丈夫把儿子带走了，她便叫我去她家居住。我们此生未能成为夫妻，但是那二十天里我们就像真正的夫妻一样幸福，她对我献出了比妻子还深刻的柔情蜜意。在短暂的幸福的日子里，我几次对她说，淑敏，我满足了，你给我的幸福比我一生的苦难要多得多。
我刚到天津的头两天，她曾把她十八岁的儿子带到宾馆来，叫我辅导一下体育。她个子高，她丈夫个子也高，她儿子便也有了一副好身材，且很喜欢打篮球。她对我说，我曾经跟你说过，咱们有了儿子，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名画家或者一名优秀的运动员。现在你看看他吧，能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我认真地调教和测试了那个孩子几次，然后告诉她：不可能了，你儿子的腰腿已经硬了，搞体育为时已晚。她当时掉了几滴眼泪，十分伤感地说，这是他的造化呀！
这一次去天津我还见到了她的丈夫。那是她丈夫从云南回来的第二天，她借口给丈夫洗尘，和丈夫到我住的旅馆的餐厅里吃饭，她也安排我在他们对面的一张桌上吃饭，叫我看一眼她丈夫。吃着饭，我看见她丈夫对她很好，往她碗里搛菜。我当时心里就想，这是很好的一对夫妻，我不应该再和她来往了，我们的缘分该结束了。
但是，后来她又借口旅游和学术交流来过两次，每次都是发电报叫我在兰州等她……
我对李祥年的采访结束了。李祥年送我到白银路。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回到天津，请您去师大看看淑敏，你就说我叫您去看她的。去年她退休了。她是化学系的教授。她六十二岁了，但她还是那么可爱。请您告诉她：快七十岁了，我已是满头白发了，但仍然时时想念着她，没有一天不想她。
驿站长
许多在省交通厅工作过的老人都记得，交通厅有过一个“三·二六”事件。
那是1958年的3月26日，省交通厅和省交通厅下属单位的干部被集中到交通厅的大礼堂开会。你知道不知道，五十年代的交通厅就在中山林，现在的省歌剧团那儿。那一天，一下子抓了四十八个人，都是科以上的干部。那天进交通厅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会抓我的，因为我是省交通厅直属的甘肃省第一汽车修理厂的检验科科长，大鸣大放期间带着一帮交通大学的学生搞实习，我就没参加大鸣大放。开会的头天晚上，厂长还召集我们科的人开会，研究如何降低修车成本，提高修车质量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抓我的什么预兆。所以那天进了交通厅，看见几个警察守住了门，只许进不许出，房顶上也有警察趴着，压着机枪，只是心里暗暗吃惊，觉得出什么事了，可万万没想到要抓我。那天的大会是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李平主持的。他宣布了四十八个右派、反革命、坏分子。前边的二十个人，宣布一个铐一个，带出去。第二十一个是杨子恒，省交通厅厅长，省民盟的主委，宣布他是极右分子。杨子恒把手举起来了，但没带手铐。从他开始，后边的二十八个人都没带手铐，宣布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杨子恒没去夹边沟，人家是上层人士，可以自谋职业，可以开除公职在家待着，可我们其他人就不行了，全都押送到了夹边沟。我是最后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我是定的历史反革命，我上学时加入过国民党。
前边戴手铐的二十个人都判刑了。
宣布我的名字的时候，身旁坐着几个大学生，有两个哭起来了，有一个问我，怎么办？我没说话，把自己戴的罗马表摘了下来，叫他送到我家去。
到了夹边沟，我在农业队劳动了十几天，就被调到副业队去了。我是汽车修理厂的工程师，到夹边沟农场几天，农场的司机就知道了，就跟场领导说，王新修是大厂来的修理汽车的行家，就把我调到副业队了，专门修汽车。夹边沟农场里只有两辆汽车，一辆是英国造的大卡车司蒂贝克，另一辆是美国造的大道奇。没车修的时候就修农业机械、缝纫机和自行车。夹边沟农场原先是劳改农场，劳改犯转移走时留下了十几辆自行车。那都是好自行车，三枪牌的，还有蓝翎。
在夹边沟农场，相比较而言，我是没受什么罪的：修汽车和农业机械是技术活，不是很累，再说刚去时吃四十五斤口粮，也能吃饱。可是，交通厅去的其他人可就受苦了。交通厅去的人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就搞业务的知识分子，他们岁数大，原先就体质弱，手无缚鸡之力，叫他们在基建队和农业队劳动，挖大渠、开荒、平田整地抬土，累得受不了，粮食也不够吃，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这些人里，岁数最大的是王玉峰，那年他整六十岁。
我认识王玉峰很早了。我是抗日战争后期，1944年从重庆工学院——就是后来的西南工学院——毕业的，学的汽车修理和维护专业。那时候没有毕业分配这一说，只有招聘和应聘之说。当时国民党也在开发大西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正在重庆招聘技术人员，我就报名了，录用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属下有八九个运输大队，我分在三大队。三大队的驻地在酒泉县，于是我一下子从重庆到了酒泉县，在三大队当技术员，修理汽车。汽车修理工作是很辛苦的，全队一百八十辆汽车，哪儿都去。于是我经常跟车去乌鲁木齐——那时叫迪化——去哈密……有时车在路上抛锚了，捎个信打个电话来，我就要带着修理工开上汽车或搭着便车赶过去修车。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在甘新边界星星峡设有一个站。我看到过许多人写的回忆录中说，抗战时经过柳园转运站去新疆去苏联或通过柳园转运站进入甘肃。不对，柳园那时什么都没有，站是设在星星峡的。它也不叫转运站，它的名字就叫西北运输管理局星星峡站。柳园到星星峡还有六十公里。对于这个问题，《红旗飘飘》一书中有一篇《悲壮的历程》写得对，说几乎全军覆没的西路红军几百人在李先念的率领下从河西走廊突围到了星星峡，新疆军阀盛世才派来十几辆大卡车，从星星峡把他们接到了新疆。为什么盛世才派的汽车从星星峡接西路军将士呢，就因为星星峡那时是甘肃最西边的一个统制局的站。这个站不大，站长、站员加上招待所服务员共计不过三四十人，但是这个站很重要，苏联援华的战争物资——汽车、汽油，装在箱子里尚未组装的飞机，枪炮子弹，都是由苏联的司机开车直接运到这里，交接和卸货，再由我国的司机开着他们开来的汽车或者用我们的汽车把货物运往内地，运往抗日前线。那些苏联来的司机坐汽车去哈密，乘飞机返回苏联。这个站既是转运站，又是汽车站，还是个驿站。从新疆来的旅客乘长途车到了这儿要换甘肃的客车，要重新买票，要在这儿住宿；民间的商用汽车从哈密驶来，必须在这儿过夜和加油；那些从巴丹吉林沙漠走出来还要去新疆的骆驼商队也要在这儿歇息和养精蓄锐，然后才能走向几百里的戈壁瀚海……
这个站在现在的柳园火车站西边六十公里处。那里是一片荒凉起伏的山峰。山不高，山头像大海上奔腾向前的浪涛，是一片拥挤的丘陵。就是这片丘陵之间，有一条像河道一样的峡谷，人称星星峡。这是内地通往新疆的唯一通道。星星峡站在这条峡的西口，一片宽阔平坦的荒滩，有一个能停二百多辆汽车的大院。院里有五六栋接待客人的平房，每栋有十几间。有宽阔的堆放货物的仓库。
这个站的站长就是王玉峰。
我第一次见王玉峰是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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