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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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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农场1961年秋季撤销，我听人说他和女婿都调到下河清农场去了。女儿在下河清死于空洞性结核病。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新添墩的时候，有个天津青年，是敦煌县文化局的干部，右派。他的工作是演员，娶了个敦煌的姑娘。他在新添墩劳动不到一年就病了，是肝炎。我把他送到场部医务所住院去了。住了半年医院又回来了。他的肝炎转化为肝硬化了，回来后也干不了活，我就叫他在宿舍休息，不下大田。后来他的病情严重了，我给陈天堂打电话要送过去住院，陈天堂不叫送。就是这个不叫送的天津青年有一次跟我说，陈所长什么时候来新添墩，你一定要叫他到我的房子来一趟。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病愈加严重了，已经垂危了——他的眼神已经散了——他又对我说，你打个电话给陈所长，叫他现在就来一趟，我要见他，有话跟他说。我说你口气还大得很！你想见陈所长陈所长就来吗？是打个电话就能叫来的吗？天津青年说，你打去，你打电话去，他肯定来。他不能不来。听他话说得斩钉截铁的，我就去打电话了，结果陈天堂还真来了，骑个自行车来的。于是我把他领到那青年的房子去。那青年躺在炕上，陈天堂进屋后叫了那人的名字，说，我是陈天堂……那青年听见他的声音了，招手叫他过去。他过去了，爬上炕坐在那青年身旁。那青年就摸他的手，摸他的胳膊。摸着摸着，手摸到陈天堂的脸上了，然后就狠狠地抓了他的脸一把。他惊了一下，哎哟叫了一声，从炕上跳了下来。那青年过了半小时就咽气了。
我也不知道那个青年人为什么抓陈天堂一把。从那以后，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去病号身旁了。
马大哥
我再给你讲个文化名人的故事。
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右派当中文化名人是不少的，像师大外语系的教授黄席群，那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编译室主任，全国解放前夕，李宗仁派张治中为代表，率团与共产党谈判，他任英文翻译。是著名翻译家。中国几个著名的翻译家都是他的学生。改革开放以后名噪一时的美学家高尔泰，后来到国外去了，那时候就在新添墩劳教，原是兰州十中的美术教师，南方人。
我要讲的是天水市政协的王鹤鸣。这个人我印象太深。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就知道他出身于诗书之家：曾祖父是道光年间的举人，曾任皋兰县儒学教谕、兰州府教授，咸丰四年解去知县，诏封通仪大夫，官至三品；祖父初为廪生，咸丰年间举人……他的父亲更是惊人，清朝末年进士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到了他这一代，虽无什么功名——清王朝已经消亡了嘛——却被父亲送到美国威廉斯大学学习土木水利工程专业。归国后又一再拒绝出仕，就在天水办私学……教育救国，名闻遐迩。
由于家世渊源显赫，本人历史清白，所以解放后当了天水市政协的副主席。
他是甘肃省著名的书法家。
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家世的，就因为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班里有个他的老家的同学，多次给我讲过他的家族史；在夹边沟，有个天水政协的右派也对我讲过。我对他很敬重，他来看病时专门问过。
后来我调到新添墩去了，但是他的情况我还是不断听到。
从1959年元月开始，右派们的口粮减少到了30斤，继而又减到24斤，于是偷窃之风日盛：种苞谷的时候偷苞谷，种洋芋偷洋芋。夏收的时候，只要管教干部和分队长看不见，人们就把腰里缠的床单解下来铺在地上，把麦捆子放上去踩几脚，把掉下来的麦粒收集起来偷偷地煮着吃，或者埋到地下，放到没什么东西可偷的冬季挖出来充饥。
可是他从来不偷，别人把偷来的粮食给他，他也不吃。
王鹤鸣瘦瘦的脸，瘦长条身材，干不动重活——那年他就50多岁了——领导照顾他到副业队割芨芨草，编筐子。开荒和平田整地的活很重，筐子损坏太快，农场自己编省钱。
有一次，那还是1959年秋天，我从新添墩到场部去，正好从场部的麦场边走过，看见王鹤鸣和几个老弱病残在麦场边编草席，就走过去问了一声：哎，王老汉，你们怎么编起草席来了？
在夹边沟农场，人们是不能叫同志的，也不敢叫先生，互相之间都叫老李老张，或是直呼姓名。由于他和我不是同代人，不便称他老王，我就学着本地人的称谓叫他王老汉。
王鹤鸣抬起头看我，说，哦，是赵大夫呀，你来了？
他招呼完了我，但没回答我的问题，又垂下头编席，我就又问了一声：喂，问你了，为啥不编筐了，编起席子来了？
他二番扬起脸看我，怪异地笑了一下：赵大夫，你做啥就做去，问这做什么？
我越是奇怪：哎，还怪得很，就不能问吗？
他还是不回答。倒是旁边一位老人对我说，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对别人讲呀！我们编的是棺材。
我怔了一下。那老人仰视着我，说，今年夹边沟已经死去五六十个人了。开头的十几个人是板子做的棺材。后来没木头做棺材了，队长就叫我们编芨芨草席。一张席卷一个人。这事你这个当大夫的不知道吗？
我怔了一会儿，回他：我怎么知道呀，我们那边的病人都是送到场部来，死了不接回去。我怎么知道是用席子卷的！
王鹤鸣胆怯地说，今天你知道了，可不要说出去呀。梁队长不叫我们说。
我看着他谨慎小心的神情很好笑，便说，我偏要说出去！
他害怕地说，不能说，不能说，可不能说呀……你要是说出去，梁队长可就要找我们的麻烦了。
我说，好吧，不说，不说，你放心吧，我不说出去。看把你吓的！
他窘窘地笑了一下。他的身体很虚弱了，脸色黄黄的。我心里突然涌出这么个念头：这个老人，他在给别人编织着棺材，但他能活多久呢？据我知道的，过去了的一年多，死去的大都是老人。他们的身体太弱了，偶染风寒便撒手人寰。他们衰老的身体抵抗疾病的力量不足了。
出于怜悯之心，我问了一句：王老汉，你家里来信没有？老家的情况怎么样？
他说，来信了，家里情况还好。
我问，说啥了？你没跟家里要些吃的吗？叫他们寄些饼干、炒面啥的嘛。
他说，寄了，寄来了两斤炒面，还说以后每个月寄两次，一次寄两斤。我父亲还说……
我说，什么什么？父亲？你父亲还活着？
他的脸勃然变色：什么话，说的什么话！怎么盼人死呢！
我忙赔不是：对不起，真对不起。这不能怪我呀，你也没说过你父亲还活着呀。
他说，我又何曾告诉过你我的父亲已经作古？
我说，没有没有，你没说过。就因为你从没提起过老人。我才当是没有了呢。你父亲多少岁了？
他答：90岁了。
我很惊讶：90岁了！
他又答：啊，90岁。
我真不能想象，人活到90岁是个啥样子。我又问，你父亲哪一年考上进士的？
清朝末年。
听到我和王鹤鸣的对话，有个右派叫了起来：啊呀，老王，你父亲是进士呀，你可是没说过呀。
王鹤鸣说，那有什么可说的！
但人们说，那是你们家的光荣呀。
王鹤鸣忙说，别说了，别说了，叫管教人员听见又批判我，说我宣扬封建主义，坚持反动立场。
但有人还问，你父亲做过啥官？
王鹤鸣说，不说了，叫你们不说了！
我看他作色，便转移话题：王老汉，你父亲来信说啥了？
王鹤鸣扬脸对我说，他信上说，受点苦没啥，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乏其体肤……
我哈哈大笑：还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斯人编棺材了——要进棺材了，哈哈哈……
右派们也都嘿嘿笑了。
1960年10月，我又回到场部医务所了，就又经常见到王鹤鸣了。他因为年纪大身体弱没去明水农场，住在农业队迁走后改为病房的房子里。
王鹤鸣的身体彻底垮了。他的眼睛凹陷成了两个黑窟窿，身体瘦得剩下了一把骨头，走路摇摇晃晃的。看见他我很心酸：这个瘦骨嶙峋的老人能熬出去吗？我是尊重他的，尊重他显赫的家族，也尊重他的名气，我就想办法帮助这个老人。经常给他推两针葡萄糖，或者给他几粒康复丸——一种用麦麸皮、枣泥和豆面团成的丸子，小核桃那么大。
我的情况比其他右派都好。自从到了夹边沟，我没有下过大田，没有挖过排碱渠，逃避了重体力劳动，身体没有累垮。平时去伙房打饭，也能比别的右派多打半勺面糊糊。
右派们生活中最可怕的经历要算是10月到12月了。10月，口粮突然减少到十五斤，死亡立即就加剧了，每天早晨要从病房里抬出去几具尸体，多的时候十几具。
但是王鹤鸣坚持住了，有两次去病房，我竟然看见他在帮助其他病号打饭打水，端屎端尿。对于这种特殊的精力旺盛的现象我感到惊奇，我说过他：你近来身体好些了。
……王鹤鸣终于活到了这一天——1960年12月31日。这天傍晚，来到夹边沟农场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日开始遣返所有在夹边沟的劳教人员，分期分批……
场领导用有线广播宣布了这个决定。
根据病号们的身体状况，医务所决定，第一批送到酒泉火车站乘坐火车的是二十六名健康状况较好的病号，而那些重病号则需加强营养再治疗几天。至于那些病危病号，则要送酒泉劳改医院治疗后才能送走，否则可能死在路途上。
陈天堂叫我拿着名单去通知这26个人。
王鹤鸣是其中之一，但是，我在逐屋通知时故意没通知他。而在所有的人都被告知之后，我又回到他住的病房。
他们病房已被通知的三个人正在作准备，没有被通知的病号们也都兴高采烈地议论着自己什么时候能走。看见我又进来，王鹤鸣有点着急，拉住了我的手：赵大夫，这第一批为什么没我呀，我的身体还行嘛。
我故意说他：你着什么急呀。你的身体坐两天火车行吗？领导怕你出事呀。
他说行呀，我的身体行呀，坐两天车没问题，你跟领导反映一下，我明天就走。
看他着急，我说，行吗？你能走吗？能走你就明天和他们一起走吧。
他说，行吗？
我说，行呀。
他说，不跟领导请示吗？
我说，不用请示，你愿走就走。
他以为我在和他开玩笑，反复问我，并叫我去请示所长。我最后说这就是所长决定的，不信你看，这是名单。
他看完名单兴奋极了，把我的一只耳朵揪了一下，说，啊，你这个赵大夫，怎么开这样的玩笑。我还真以为不叫我走了，急出一身汗来。
和他说几句话，我就要回医务所了，他却又拦住我说，赵大夫，不要走，你先不要走，麻烦你陪我去看一下马大哥。
他把我搞糊涂了，我说，哪个马大哥？
他说，不要问，跟我走你就知道了。
农业大队是个封闭的大院，有十几栋房子，就只有东南角和东北角有两个大门。他领着我绕过两栋房子走出东南角的大门，走过供销社，走过农场的大库房，一直往南到了场部办公室跟前，又往西走，来到杂工大院的门口。他先拉着我在大门西边修理组的山墙下站了一下，说了句记下这个地方，然后进了杂工大院。杂工大院也很大，有木工房、磨坊、打铁房、农具房、马厩。这个院子里从前要停十几辆马车，两辆汽车，马厩里要拴六七十头大牲畜。还要住近百名干各种工作的杂工。可是自从大队人马去了明水农场之后，这个大院就空空如也了。马厩里的牲口也大都转移到明水去了，留下的几头大牲口和毛驴之类的也都死光了。只有七八月份的时候调来的酒泉公安团的一个骑兵排的战马拴在马厩里。
这支骑兵部队调来夹边沟农场，领导也没有宣布过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就悄悄住进来了。我估计是看到右派们饿急了，纪律也松懈了，偷盗、打架斗殴之风日盛，上级怕右派们暴动吧，是来发挥震慑作用的。1960年的时候，饮马农场和双塔水库都发生过劳改犯暴动的事件。这一排士兵起初一个班驻扎新添墩作业站，两个班驻扎夹边沟场部。新添墩撤销后就都合并到夹边沟场部来了。这些挎着战刀背着步骑枪穿着蓝制服的士兵住在场部招待所里，白天不出来，也不设哨兵，只是晚上有流动哨从农业大院和基建大院门口不时走过。马队经常在夜间出动，去追捕逃跑的劳教分子，但从来也没抓回来一个。原因是他们调来的时间短，对周围的环境不熟悉。
王鹤鸣偏偏把我领到马厩门口，说，进去。
马厩里有三十几匹马，墙上挂着两盏风灯，光线昏暗。
你把我领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看着空旷的马厩里几十匹战马，我疑疑惑惑地说。王鹤鸣却不回答我，往前走去，走到马槽旁站着的第一匹战马前头。他双手合一深深地向嚼草料的战马作了个揖，开口道：谢谢马大哥。在下王某对不起你了，叫你受委屈了。
他顺着马槽走过去，在每一匹战马前都要作个揖，说一声谢谢马大哥，王某向你赔礼了。然后领着我从另一个门口走到院里，站住，把他蓬头垢面的脸和一脸大胡子对着我说：
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要来看看马大哥了吗？
我心里已经很清楚，但我没说。他也静了片刻，又拉着我走出杂工院，站在大门口修理组房子的山墙下，说：三个月了，我每天夜里在这房子后边藏着，等喂料的战士从招待所走过来，进了院子，从小仓库把马料用桶提上，走进马厩，上完了料又出来；我就很快地跑进马厩去，把牲畜没来得及吃掉的马料一把一把抓进这个袖口里。一定要快，迟了，马料和麦草就混到一起了。
我仍然没出声。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1958年初春夏之交的一天，我从菜地边走过，拔了几个水萝卜，扔给在旁边地里干活的王鹤鸣。他竟然不敢拾，他说，不行不行，这不是又要犯错误吗？
他又说，你光是看见我这两个月有精神，可是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有精神。
我和他一起往回走。我就说了一句话：
你的胆子真大呀，你敢偷部队的马料；夹边沟农场就你这么一个贼大胆吧？
他没回答我，拉着我走回病房。他把自己的皮箱从铺脚拽出来说，这里还有半箱子我存下的马料，都是好麦子，你提过去吃吧。我过两天就到家了，你暂时可能还回不去。
我没要他的麦子。我说了句你给其他人吃去吧，就走了出来。
邹永泉
11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在地铺上躺着，对邹永泉说，老邹，明天我想到南寨村去一趟。
邹永泉说，你要去换粮食吗？
邹永泉也在地铺上躺着。躺着，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只要是不去挖野菜，不拾掇吃的东西，我们就都躺着，一动不动，连话都不愿意说。文人小说下载我是9月30日从夹边沟农场迁移到高台县明水农场的，10月10日那天，口粮就从每天十一两＇1＇减少到七两。吃十一两尚且饿死人，吃七两哪能维持生命呢。于是，所有的人都躺着不动了，除去一些确是不安分的挖野菜或者拾点、偷点什么东西的人。其实，躺着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一天有七两豆面糊糊下肚，只要你躺着不动，一点儿也不要动弹，不损失身体的热量，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生命的。我们来到明水已经一个多月了，搬了几次家，从山水沟的水洞搬进地窝子，从这个地窝子合并到那个地窝子，从那个地窝子又合并到下一个地窝子，每一次合并，我都发现，是那些总也躺着不动的人在搬家，还有些个别的能偷能抢或者家庭支援颇丰的人，而那些成天在田野上挖野菜捋草籽的人早早倒毙了，被人用被褥或者毯子卷起来抬出去了。因为他的胃从野菜和草籽里摄取的营养补充不了他劳作而失去的热量。
我和邹永泉之所以还活着，除了躺着不动，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我们是单身汉。我们来夹边沟的时候，由于没有亲属在身边，就把单身汉生活的所有财产都搬到农场来了，包括我们平时不穿不用的衣物被褥和好几箱书籍。依靠着变卖或者以物易物搞到食物，增加营养，我们才活到了现在。书籍虽然换不了食物，但拿它们烧火仍然能短时间地温暖一下身体或者烧开一茶缸水。
我和邹永泉也是最近一次合并住处之后才认识的。他原先在新添墩作业站，后来调到北大河采石场筛石头，再从采石场转移到明水农场二大队的——就是场部所在的这条山水沟。我是从夹边沟农场直接来到明水农场的。起先，我的铺和他的铺之间还睡着一个人，那个人被抬出去之后，我和他就相邻而眠了，就熟识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去过几次南寨村换粮食。他对我说过他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五五年毕业。他在班上是团支部的委员，毕业时领导号召毕业生支援大西北建设，他带头报名，以身作则，结果就到了兰州，分在兰州一中教数学。
我回答他：是呀，我是想换些吃的去。你去不去？
他说，不去，我今天哪里都不想去，我的腿软得很，一走路就心发慌。
我说，走吧，换些粮食去吧，光吃草籽哪有心不慌的？
他说，不是不换，我是没有什么东西了，都换光了。
翻一翻嘛，把你的百宝箱翻一翻嘛，看还有啥可换的。咱们一块儿去。
他说，翻也翻不出什么来。你准备的什么呀？
我拍了一下枕头旁的一个包袱说，一套棉衣。前几天我妈寄来的。
他看了一眼包袱，说，刚寄来的棉衣就拿去换呀？
我说，没新衣裳还能凑合，肚子里没食凑合不了呀。你也找一找吧，看有啥换的，拿上，咱们一起去。
在我的催促下他坐了起来，从铺脚处拉过一个棕色的皮箱，又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这是个很大很漂亮的牛皮箱，他说是他工作以后用两个月的工资买的。只是在农场里搬来搬去，擦出了很多硬伤。打开箱子，里边的衬布还很鲜艳。的确，他的箱子里已经空空如也，只有一件衬衣和一条裤子，他往箱子深处翻了翻，翻出两双袜子来。他说：
你看，就剩了一件衬衣，一条裤子。裤子和衬衣明年夏天还要穿，两双袜子能换什么？
我说，把裤子和衬衣都换了吧。你还想得远——明年夏天！你先想眼前怎么活过去吧。
他拿起衬衫来看看，又拿起裤子来。那是一条毛料裤子，他拿起后摸了摸口袋，像是在摸里边装了什么没有。接着他又摸衬衫的口袋，却依然没摸着什么。他咦了一声，很快地把衣裳都掏出来扔在铺上，又从底下翻出一条泡泡纱的床单，看看箱子底。箱子底上只有一杆水笔和指甲刀什么的。他的手划了一下水笔和零碎，似乎有点紧张地叫了一声：咦，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怎么了？
他不回答，双手去摸箱子盖上的一个小布袋。但依然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他真是有点着急了，把裤子和衬衫又挨个地检查了一遍，把泡泡纱床单拿起来抖了抖，并在铺上挪动了一下身体，看看他坐过的地方。
我觉得他是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找不到了，就问，你找什么呀？什么宝贝没了？
他的前额上沁出亮光光的一片细碎汗珠来。他说，表，我的表不见了？
我说，表不见了？找找，好好找找。
浪琴，那是块浪琴表呀！被人偷掉了！
偷掉了！你看看锁子坏了没有。
他合上箱盖，检查了一下锁。锁是好的。他又翻过箱子。看看箱底有没有损坏。他下意识地叫起来：箱子好好的，表怎么不见了！
我说他，不着急，不要着急，慢慢找。只要箱子没坏，说明没人偷。但我又责备他：你也太粗心大意了，手表哪能放在箱子里？木箱子人都能撬开，你一个皮箱，一刀就能划开，哪能放那么贵重的东西！想想，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放在别处啦？枕头，枕头里有没有？
他摸了摸枕头，把枕套里塞着的一件破棉袄倒在铺上。但就在这时，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突然又翻起被子来，他的手从被子的一条边摸下去。
立即，他就朝我笑了一下，说：哎呀，吓了我一跳。
我说，怎么，找着了？你呀，把我也吓了一跳。
他笑着说，唉，我忘了。在夹边沟时，我把表放在箱子里，去北大河挖石头时我就装在身上了，到了这儿，又缝在被子里了，我还以为在箱子里呢！唉，记性也不行了。这是块浪琴表。
他笑着擦了擦前额的汗水。然后就拉断了被子上的一截线，从被子里边掏出个缝着的布包。打开布包，一块锃光明亮的手表露了出来。我说：
我看看，我看看，我还真没看过浪琴表是啥样的。这表多少钱？
他把表拿给我看，说，咳，这表可是块好表，比不了劳力士，比罗马表和梅花表要高一档。这还是一块有特殊意义的表。
有什么特殊意义？
那真是一块很漂亮的表，我拿在手里反复看着，然后递还给他。他接过表，拧了几下发条，秒针蹭蹭蹭地走起来，才说，这件事我可是没跟你说过，我是在大学里搞过对象的，对象是比我低一级的同学。我毕业时她还在上学，我报名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西北。我们原来商量好的，等她毕业了我们就结婚，她也来甘肃工作。可是第二年毕业，由于她父亲的反对，她留在上海了。我们的恋爱关系又持续了两年，她终归拗不过父亲，决定结束这种关系。最后分手的时候，她送我这块表，作为留念。
我说，这块表不便宜吧？
他说，不知道。人家是大家闺秀，家里是资本家，买一块表不当回事；我家是城市贫民，没见过这种表，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我们正说着话，突然身后有个人说，邹永泉，翻腾啥哩？
我和邹永泉一起扭过脸去，发现农业大队的副大队长杨生孝站在过道里。他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
邹永泉回答，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换点吃的。
杨生孝说，翻出啥宝贝来了？
邹永泉回答没什么，就剩下一个空箱子。
但杨生孝早就看见他手里的手表了，说：你不是还有块表吗，很阔气嘛。
邹永泉说，一块表能干什么？卖，没人要，换吃的又换不了几斤。
杨生孝说，有总比没有好嘛，换些吃的，能顶几天嘛。我看看。我看看你是块啥表。
邹永泉把表递给了杨生孝。杨生孝先是两根指头穿在表带里掂了掂分量，然后又把表凑近地窝子的天窗，借着天窗上透进来的亮光看了看，说：这是块啥表？还好看得很！
浪琴。
浪琴？还有这名字的表吗？我还没听说过。
我是非常反感这个杨生孝的。两年多快三年了，我们在他的手下劳动，他从来不顾惜我们，总是非常严厉地督促我们劳动。我认为我们饿得皮包骨头，许多人死于非命，他是有责任的。此时听他说不认识这块表，我心里涌出一种莫名的快感，我以轻蔑的口气说，杨队长，甭说你没见过这表，我在兰州长大，在兰州工作，都没见过这种表！
他听出我的弦外之音了，瞪了我一眼问，这表能值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浪琴表的价钱，但为了表示对他的藐视，我说，多少钱？你问多少钱做啥？你想买吗？一块大罗马多少？——一百二十元！一块浪琴表最少顶五块大罗马，你算算多少钱！
他又瞪了我一眼，显然，他对我的话很不满意，他说，你胡球说啥哩，顶五块大罗马？哪有那么贵的表！
我说，不信呀，不信你到兰州看看去，到兰州中央广场的玉盛祥眼镜钟表店去看看。那里还有几千上万元的手表。你要是比五百元便宜的价钱买下一块浪琴表，我给你输些啥！
他说，我就不信有那么贵的表！
我说，不信？你是说我骗人吗？我告诉你吧，你没见过的东西多了！兰州张掖路有文具店，里边卖的水笔一支二百元！那是美国造的，派克！派克笔的墨水都是专用的……
杨生孝对我的话似信不信的样子。但他一定感觉到我的话语中对他不敬的成分了。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晃了几次，又迎着天窗的亮光看了看表，还给邹永泉。
杨生孝走后，邹永泉收拾一下箱子，躺下了。我也躺下了。大概是刚才和杨生孝说话太多和过于亢奋的原因吧，我觉得有点累。
躺着，邹永泉说，明天你自己去南寨村吧。
我说，你不去了？
他回答，明天你去，把我那条泡泡纱的床单换了。手表我过几天看看情况再说。
我说看什么情况呀？你是盼着增加口粮吗？不可能呀，我们天水老家也饿死人，农民都吃救济粮，也是一天七两。
他说，夹边沟的右派死了这么多，这事中央不知道吗？我想总是有人会向中央汇报的。说不定，有十天半月的，就放我们出去了。
我没再说话，他心里想的，也是我所向往的。我们之所以还能坚持着活着，就是盼着放我们回去的一天。
后来就睡着了。
我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可能是一小时，也可能是两小时，一个人的说话声惊醒了我。我睁开眼睛，看见我的头顶站着个人。那人弯着腰看邹永泉，并轻轻地唤着：老邹，老邹，你醒醒，醒来呀。
听清楚那人说的话，我心里惊了一下，我以为自己睡得太久，到早晨了。因为头顶的天窗抹上了一抹亮丽的晚霞，我把它当成是早晨的霞光了。还有，很多人都是夜里睡死过去，早晨人们叫他醒醒，起床打饭，但他却永远醒不过来了。
我扭了一下头，看了看那人。我认出他是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食堂的管理员刘政德。
这时邹永泉也醒过来了，迷迷瞪瞪说，谁呀？那人说，我，我是刘政德。邹永泉惊讶地说，哟，是刘……老刘呀。他很快地爬起来穿上棉大衣，依墙坐着，叫刘政德坐在铺头上。
我认出了刘政德，就再也没动弹，闭着眼睛装睡着了。刘政德可是夹边沟农场的名人。他原是兰州市秦腔剧院的经理，反右运动中定了个右派，原因是他当经理时剧院演过几出禁演的旧戏，《李翠莲上吊》什么的。可是他到了夹边沟运气好：他参加革命早，抗日时期就搞抗日戏剧，后来到了解放军的文工团，解放后转业到了兰州市秦腔剧团当经理。酒泉地区劳改分局的几个领导都是戏迷，都看过他这个秦剧团的戏。所以他到了夹边沟，局领导就指示夹边沟，这个人要照顾，于是场领导就叫他在食堂当管理员。他的权力大得很，管几十名炊事员。管两千人的粮油菜。有人进去过他的宿舍兼办公室，看见地下码着上吨重的红糖、几大缸植物油。他可以把某个人叫去当炊事员。而他看哪个炊事员不顺眼，立即就能叫你下大田劳动去。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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