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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串联红色年代激情泛滥的侵略性青春-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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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雪屏
【】
引子
我以为是的还他一个是，
我以为非的还他一个非，
我以为应该这样办的，
或以为应该那样办的，
便自己打定一个主意或态度。
——邹韬奋
1
倘若不是为她，我绝对不会登上这辆列车。我知道上了车就下不来了，我也知道不上车，恐怕这辈子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月台上的人太多了，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感觉，反正我感觉似乎毛主席昨天接见过的五十万名红卫兵都聚集在这里了。等我挤上这一趟去西北的车，我的裤腰带都断了，只好拿背包带临时扎上。我的伙伴们在十二号车厢，见了他们，我才后悔，我只背了个军挎包，装了毛巾、裤衩和袜子，外加上五块钱、六斤全国粮票，而他们人人都扛着个铺盖卷。看我来，他们都盯着我的蓝裤子，偷偷笑。
他们都很纳闷，见我单枪匹马，脸上都露出疑问的表情：家辉呢？家辉是我们这次大串联的组织者，偏偏就他迟迟不见踪迹。我告诉他们，家辉不能来了，他家昨天夜里被抄了，他爸他妈也被押走了，他得照顾他的俩妹妹。我从裤兜里掏出红卫兵袖章，家辉叫我把这个上交，他不想因为他，而给红卫兵脸上抹黑。
原来学校最大的红太阳造反总部组织了一个大串联队伍，可是要想参加，附加条件太多，还要经受种种的考验，过了关才有资格。比如他们会叫你打你最好的朋友俩嘴巴，或是给某个他们不喜欢的老师的脑门上写上一条标语，如果你的父母被揪出来了，他们甚至会让你押着他们到最热闹的地方游街……
他们这是故意刁难人，家辉说，我们不吃他那套。
更不要说你参加了他们大串联的队伍，一道上少不了给那几个头头拎着包，当他们的勤务兵，他们会拿你当狗使唤。干脆，我们自己单独组织一支大串联的队伍，跟那些混账王八蛋分道扬镳，我们做自己的主人，家辉说。我第一个举双手赞成，江晓彤是第二个，杜寿林本来就是我的跟屁虫，他是第三个。至于谁来当这支队伍的领导，老办法，抽扑克牌，双数赢，单数输，结果，江晓彤的手气壮，头一张牌就是红桃圈，最大，就只好由他冲锋陷阵，而我们跟在他屁股后面摇旗呐喊。
整个车厢，连行李架上和座椅下边都堆满了革命小将，我只好戳着，还只能一只脚着地，金鸡独立。尽管遭罪，但是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漆黑的光芒，我们大多是头一回坐火车出远门，幸亏不要路费，戴个红袖章就能畅通无阻。江晓彤咬着我的耳朵问，你的裤子是谁的，我说是借的，他就笑，我回手给他一巴掌，我知道他是别有用心。昨天接受检阅的时候，我站金水桥东头，半截腰尿憋，又怕我中途离开耽误事，结果把裤子给尿湿了，给我的这些伙伴儿留下个把柄，总拿我找乐。列车启动了，人们都把窗户打开，将身子探出去，跟月台上的人们招手告别，不管认识不认识。车厢的后头，有两拨人开始辩论，一拨是北京大学的，一拨是清华大学的，他们在争竞聂元梓和蒯大富谁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表现得更勇敢更坚强，许是因为地方小，无用武之地，才没动拳头。江晓彤说他一点儿都不佩服聂元梓和蒯大富，他佩服北师大的谭厚兰，也许是我因为不像他那么有雄心壮志吧，就含糊过去了。我知道背地里他总练习演讲，跟列宁一样，一只手揣在兜里，一只手指点江山，不过，齿音字太厉害，他是前年从白城转来的插班生。挨着我的杜寿林一直注视着窗外，谁都不理，保持着与世隔绝的状态，可是，我仔细一端详他，却发现他在啪嗒啪嗒地流眼泪。我问他是不是舍不得他妈妈，他说他没有妈妈了，我说那么你就是舍不得你爸爸，他说他也没爸爸，我就奇怪了，问他究竟舍不得谁，他说他舍不得离开北京。江晓彤很轻蔑地哼了一声，指指车厢的前头，叫杜寿林看看人家，从打上车就拉歌，一首又一首，慷慨激昂。我这才注意到，那是六七个梳小辫的女生，一边唱一边打拍子，很是飒爽英姿，一点儿都不恋家。其中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女生，粉脸上一边一个酒窝，让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她，她也梳着大辫子，也一边一个酒窝，只是她比面前的这个女生的眼睛透明水润。我一直疑惑：她为什么悄然离开我，而且一句话一张纸条都没留下？这似乎是一个秘密中的秘密，我只有找到她本人，才能解开这个谜团。
这趟列车开往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估计我的那些伙伴也都不知道，当初我们只约定了时间，早晨几点到车站，赶上哪辆车就上哪辆车，上去，就直奔十二号车厢，在那里集合。杨东升是第一个上车的，他是从车窗爬进来的，因为人流都堵在门口。杨东升其实比我还小一岁，却已经谢顶了，为此他春夏秋冬都戴着一顶军帽，胸前还别上一溜主席纪念章，谁跟他一挑衅，他就挺着胸脯跟人家叫板：打，有胆子你朝这打！谁敢？借他俩胆子也不敢。这一溜主席纪念章成了他的护身符。他的爸爸妈妈都死在朝鲜战场，他是个孤儿，我虽然不是孤儿，父母都健在，却跟他一样没有家庭的温暖，我妈加入的是红代会，而我爸则在工总造反指挥部，他们俩是对立面，见面就辩论，辩得脸红脖子粗，连饭都不做，我只得四处蹭去。这时候，郑建国跟清华大学的那几个吵起来了，我们赶紧都挤过去声援，江晓彤问郑建国怎么回事，郑建国说他们要抢他的照相机，清华大学的那几个指责郑建国偷拍他们，他们怀疑他是特务，杨东升把我们的学校告诉对方，并解释说郑建国是学校战报的记者……正乱着，列车上的乘警过来了，乘警也戴着红袖章，他把吵架的双方拉到一边，从兜里掏出笔记本来，念一遍公安六条，警告双方要是敢在列车上捣乱，就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论处。这么一说，大伙儿都闭上嘴巴，不再争竞了。早就听说有人在火车上偷人家的馒头，结果戴着高帽子挨个车厢游斗，衣裳被撕成一条一条的布褛，露着半拉屁股蛋子。乘警是个红脸汉子，我们就是三五个加一块，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他把我们矛盾双方隔离开，清华那一拨在车厢后头，我们几个被赶到了车厢前头，正好在那六七个梳小辫的女生旁边。郑建国属耗子的，撂爪就忘，又端起照相机拍这几个女生，好在这几个女生落落大方，不但没跟郑建国吵架，反而摆好姿势叫他随便照，很快，郑建国就跟人家打成一片，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这几个女生是师大的。那个一边一个酒窝的姑娘叫黎彩英，她简直天生是一块做人民教师的材料，跟谁讲话都是一副谆谆教诲的语气，她挨个儿把我们几个的名字问个遍，轮到我的时候，我乖乖地告诉她，我叫石磊。她眯缝着眼睛，仿佛在咂摸滋味似的点评说，这个名字有点儿趣味。后来，我才知道她比我还小，小了足足有十四个月，她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而我却是出生在水深火热的旧中国，出了满月以后，共和国才成立。她温文尔雅，据她说，她老爸却是一个鲁莽汉子，不骂街不讲话，身为大校，竟大字不识一个，所以把女儿送到师大，等她学成毕业，好去教她老爸。
柳纯沛咬着我的耳朵提醒我，让我的眼神委婉一点，这样直勾勾地盯着女生，欠妥。柳纯沛生就一副典型的白面书生形象，是个普希金迷，很得语文老师的喜爱，不过，他的毛病就是命犯桃花，既喜欢女生，也招女生喜欢，因而他的贾宝玉式的故事最多。江晓彤给他设计的未来前景是——这家伙早晚得死在石榴裙下，不信你就走着瞧。就是这么个花花公子，居然敢挖苦我，这让我很是恼火，不错，我是多瞅了黎彩英两眼，那是因为她跟我心目中的那个她有几分相像，仅此而已。
黎彩英问我到达的第一站是哪儿，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要征询江晓彤的意见，就看他准备把什么地方当作他施展抱负的桥头堡了，我们都随大流。江晓彤觉得我们应该从最基层来认知这个社会，程序是第一站到农村的生产小队，然后是大队，然后是公社，再然后是县城，最后，农村包围城市……几个师范生被江晓彤的宏伟蓝图迷住了，愿意跟我们联合行动，她们崇敬的可爱神情深深打动了江晓彤，他满口答应，甚至没顾得上搞搞民主集中。没有谁提出不同意见，其重要的理由是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众人拾柴总归火焰要高。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但是大伙儿都不想说出来。车厢温度太高，每个人身上都是汗，即便是像黎彩英这样跟水蜜桃一样鲜艳的女生，也不禁打起蔫来。黎彩英旁边的一个留齐眉穗的女生打书包里拿出个鹅蛋形的小镜子照了照，不时地拢拢鬓边的头发，或用手绢擦擦汗，黎彩英掴打她一下，嫌她仍然改不掉资产阶级大小姐的恶习，还这么臭洋气。这个女生叫杜亦，是我们这些人当中唯一一个有表的人。那是块怀表，带个银链子，她把它藏在最隐蔽的地方，一般人找不到。突然，一个扎小髽鬏的女孩喊道：我们已经出北京了。杜亦问她现在到了什么地方，那个扎小髽鬏的女孩说到了怀来。她两只圆溜溜的眼睛，掩饰不住兴奋的神情，后来听说她长这么大，连西山都没去过，最远也不过是卢沟桥，难怪从上车她就一直往窗外眺望呢。她叫尤艳。临出发之前，把名字改了，改成尤反修。可是，我始终觉得这个名字跟她娇羞的样子很不相称。我们东拉西扯的时候，杜亦一直不插嘴，皱着个眉头，黎彩英问她怎么了，她耸耸鼻子说这个车厢里是什么味呀？郑建国嘿嘿笑了，除了臭味，还能有别的什么味？你看看，一车厢的人都穿的是解放鞋。杜亦捂着嘴说受不了，这时有人背诵起语录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仿佛是点燃了一根导火索，整个车厢顿时热闹起来，大家一起来，背诵得还挺整齐，把杜亦羞得脑袋都快耷拉到裤裆里去了，露出的只是她雪白的脖颈。江晓彤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她，没什么了不起的，往后多接受一些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好了。杜亦虚脱似的点点头，态度诚恳。我就没江晓彤这两下子，想想，我之所以不具备他的这种威慑力量，大概还是跟我的政治觉悟太低有直接关系。我读报纸，从来不读社论，而江晓彤竟能在一个月之内把《哥达纲领批判》通读了一遍，还做了笔记！就是因为这，江晓彤才成为我们的领袖。我太平凡了，平凡得自己都厌烦自己，比如现在，才离开家刚刚半天，我就想了，想的不是我爸不是我妈，而是我的奶奶和我养的小花猫。我奶奶每天的功课就是两腿支着夹板，纳鞋底子，时不时拿锥子在头发上蹭一蹭，叫锥子尖更滑溜一点。我在家的时候，总帮奶奶打铺扯，把各式各样的碎布拿糨子粘在一起，在太阳下晾干……我正忧郁着，列车忽然尖啸着停下来，因为太急促，车厢里的人倒了一大片，大家咒骂着，惊叫着，失魂落魄着，很多人都打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还有人干脆挤到前边的车厢去，一探究竟，乘警也跳下车，沿着铁道往头里跑。十几分钟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有个牛鬼蛇神畏罪自杀，卧轨而死。当列车再启动时，我们都趴在车窗口上瞅，什么都没瞅见，只瞅见一领草席铺在道边上，露出一双赤脚来——
黎彩英瞅上一眼就赶紧捂住嘴，没尖叫出来。我则把脑袋扭到一边去，尽量不去看。江晓彤却坦然自若地劝我们，活该，谁叫他自绝于人民来着。可是，他毕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呀！我想说，却没说出口，我知道我要说了，江晓彤有一万句话可以驳我，把我驳得体无完肤。我拼命咬着嘴唇，叫自己镇静下来，可是，我直翻胃，我真怕在列车上吐出来。
不知什么时候，柳纯沛开始一趟又一趟地跑到两节车厢的衔接处的水罐那，帮女生打水，将一个个空的和半空的军用水壶装满，跑得他汗流浃背。郑建国忙着取景，拍摄，叫柳纯沛也给他罐上一壶水，柳纯沛迎头泼了他一盆凉水，让他自己去，不缺胳膊不缺腿，凭什么剥削别人。郑建国叫他噎得上不来下不去，他使劲儿咽了口唾沫，搁在平时，他早就翻脸了，而现在，当着这么多女生的面，他只恶狠狠地哼了一声。也是，打水还得排队，人摞人，跟上厕所一样，灌一壶着实不太容易，柳纯沛拒绝郑建国也很正常，我觉得。不过，郑建国却认为柳纯沛见色忘义，好小子，走着瞧，早晚给你点儿颜色看看，郑建国想。杜亦从包里掏出一把水果糖，递给黎彩英，黎彩英又递给我们几个，我想接，却又不好意思，吃零嘴都是女生的天性，一个小伙子嘴也这么馋就太丢人了，所以，我拒绝了，其他人除了柳纯沛，也都没伸手接过黎彩英手里的糖。杜亦羞怯地将余下的水果糖又放回书包里，撅着个嘴。我有点儿后悔了，早知道她会因此而不快，我就接受她的好意了，再说，我平时也很少能吃上糖，不赶上年节，几乎不可能有糖吃。现在车厢里安静了许多，初次远行的激动不已渐渐淡了，随之而来的是离家的惆怅和忐忑，这么一来，刚才还热火朝天的车厢气氛，骤然间变得又寂寥又伤感。我翻翻书包里的东西，想转移转移情绪，竟意外地发现了一沓明信片，所有的下款都填写好了，是家辉的地址，这一定是家辉放进去的，希望我每到一个地方都通知他一声。家辉的理想是走遍祖国大地，所以才热心地组织我们这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可惜，他命不济，偏偏赶在节骨眼上家里出了麻烦，不能成行。我不禁替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很惋惜。你是不是想家了？黎彩英冷不丁突然问了我一句，我竟无言以对。
我怎么会这么没出息？好男儿志在四方嘛！我铿锵有力地回答她是在迟疑了整整一分钟之后。黎彩英冷笑一下，将视线投向窗外，远处，狭窄的山路，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蜿蜒爬行，扬起的尘土像喷气飞机后屁股上吐出的烟雾。我知道，黎彩英不信我的豪言壮语，其实，我自己也不信。这时候，一声长鸣，一辆迎面驰来的列车呼啸而过，上面坐满了跟我们一样穿着打扮的红卫兵，他们奔北京来，跟我们正好南辕北辙。合着我们出来，就是给这帮小子腾地方，杜寿林愤愤地说。他爸在煤场上班，家就在煤场堆煤末的小屋旁边，因为屋子不通风，他长了一脸痱子。他六岁才跟母亲从乡下到北京来，跟我们相比，他似乎更爱北京。要不是他跟我跟家辉莫逆，他才不舍得离乡背井出去冒险呢。晌午了，车厢里跟蒸笼一样热，我们男生都敞开怀，拿报纸当蒲扇呼打，而女生却不敢，顶多是把领口的扣子解开一个，即便是如此溽热，我还是能闻到她们身上所散发出的那种难以形容的香味，她们一定是天天都用花露水洗澡，不像我，一个礼拜才到我爸的单位浴池去洗一回，还打的是黑胰子，一点儿香味都没有。突然一阵骚乱，原来是清华和北大的那些人告诉大家到天天读的时间了，早请示，晚汇报，一事当前先对照，大家只好掏出语录本来，那些人俨然是领导，肆无忌惮地对大家指手画脚，不就因为他们都穿着军装，都扎着军皮带吗！不就因为他们学校出了个聂元梓、蒯大富吗！他们就有权叫我们把腰板挺起来，严肃一点，还说什么忠不忠看行动。江晓彤愤愤不平地告诉我们，别答理他们，我们收拾行李，准备下车。我问这一站是哪儿？他说他查过列车时刻表，下一站是柴沟堡。喂，你们几个磨蹭什么？那些人冲我们喊。江晓彤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到站了，该下车了。那些人没脾气了，只能干瞪眼。
江晓彤从裤兜里拿出个哨子来，鼓起腮帮子使劲儿一吹，我们的人马立刻集中起来，这个哨子还是我前天夜里撬开体育老师的抽屉偷出来的，差一点儿被发现。
黎彩英她们几个咬了咬耳朵，突然宣布，我们也在这里下车！就这样，在全车厢的注目礼中，我们两队人马大摇大摆地下了车，望着列车又轰隆轰隆地开走了。我们在小站的角落发现了一个压水井，欢呼着跑过去，压上水，一边喝一边洗头，浑身都浇得精湿，我们倒无所谓，黎彩英她们就是另一番景色了，透明的衣衫箍在她们凹凸有致的腰肢上，难免唤起我们难以按捺的情愫。幸亏江晓彤挺身而出，招呼大家排好队，立正，稍息，报数——男男女女加起来，正好十五个人。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出了站，一直前行。我们去哪儿？我悄悄地问江晓彤。江晓彤严肃地抨击了我一句，安静，遵守纪律。他面沉似水，每一个字后面都点上一个感叹号。众目睽睽之下，我觉得很丢脸，不再言语，只将两眼直直地注视着前方，眼睛里充满着怒火。他江晓彤在班上也不过就是个政治课代表，跟我差不多，我还是语文课代表呢。小镇上的人，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显然新鲜得要命，追在我们屁股后面瞧稀罕。为展示革命小将的精神风貌，我们把胸脯挺得更高，步子也迈得更整齐。但是，我们都尽量不把自豪表现出来，只是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时的嗓门比平时大了一倍。这个小镇，只有一条街，不到二十分钟就走到头了，再往前，便是土路了。两边的垄沟里有水，水里有蛤蟆骨朵，搁在以前，我们早就下手去捉了，可是现在，我们的身份特殊，不再是初中学生，而是挖出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阴谋家的尖兵，我们要立场坚定，斗志昂扬。
这时候黎彩英说：小心，小心点儿——
2
“你问的都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你不提，我都快忘了，当乘警那会儿我才三十来岁，现在，老了，都退休十来年了。天天对着电视机打盹儿，谁要把电视机关了，我跟着就醒，非得开着电视机才能睡着觉。”
“我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坐过您的车。”
“我迎来送往的少说也有几百万人次了，叫我记，指定是记不住了。”
“我倒还记着您，你变化不大，就是留起了胡子。”
“那些年乱啊，”退休老乘警说，“值班时总是提着心吊着胆。”
“这么多年，我只要一闭上眼，就总能梦见我第一次出门的情景，那次串联几乎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心说，什么时候有工夫，我一定沿着早先走过的路再走一遍，现在，我终于闲下来，可以重温旧梦了。我找的头一位就是您，当班的都换成年轻人了，问谁，谁都摇头，幸好查到一位原来在您那趟车组当厨子的师傅，他告诉了我您的地址，这不，我就找来了。您瞧，一晃儿，当时才十七岁的我，都小六十了，嘿嘿，不能不说是岁月无情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要找回过去，我呢，这些年就是尽量地想忘记那些事，忘记得越干净越彻底越好。我也是活该，缺德事也不是没做过，这就是报应。”
“那时候，不是常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我也理解您，您受了不少罪，一年冬天，因为得罪了在车上闹事的造反派，而把您绑在车门口的踏板上一天一宿，解开，您都冻僵了，差一点儿送了命，单位为此还批了您，将您调到一个小站去维持治安，一待就是十年，直到您退休，也没再给您调一级工资。听说，您那时候死的心都有，洗脸，总把头浸在盛满了水的脸盆里，迟迟不出来，想憋死自己。不久，雪上加霜，您妻子跟您又离了婚，嫁给了别人，她嫌您太窝囊，一辈子都没个出息……”
“退休以后，我老伴又跟我复婚了，还给我带来了一个她改嫁时跟人家生的闺女。她那个下海当木器行老板的丈夫出车祸遇难了。”
“可是，在我年轻的心灵里，您戴着红袖章，掐着腰朗读‘公安六条’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印记，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有时候，同学聚会时，我们还常常提起您，觉得您那时候特威风，都闹着跟您一样去当个乘警。”
“你快别说了，所有过去的事我早忘了，实在忘不了，就喝酒，一茶缸子一茶缸子地喝，想办法去遗忘。”说着，退休老乘警不禁打个寒噤。
那天，我跟老乘警早早就睡了，因为明天我还要继续沿着我四十年前走过的路一直走下去……
3
我们刚进这个小村，迎接我们的是一群羊，呼啦啦地向我们跑过来，吓得黎彩英一个劲儿嚷嚷，小心，小心点儿。一群羊就把我们的队伍冲得零七八落，人仰马翻，原来以为羊是很温驯的动物，没想到它们竟会这么威风八面，一对犄角厉害着呢，顶你个跟头绰绰有余。放羊的一老一少赶紧拦截它们，拢在一块堆。江晓彤过去问他们，这里最穷的生产队在哪儿？没等老头开口，放羊娃就抢着说最穷的是六队，就在土坡后面。杜亦也问一句，穷能穷到什么程度？老头在鞋底子上磕打磕打烟袋锅说，穷到大小伙子们都娶不上媳妇。江晓彤一听就高兴了，我们就奔那去。放羊娃嘱咐我们，你们找嘴巴，他是队长。女生轰地都笑了，居然还有人叫这么奇怪的名字。嘴巴长了一双眯缝眼，对我们特别热情，把我们分别派给几户人家，喝了粥，嘴巴问江晓彤有什么吩咐，江晓彤说我们先下到各家各户做一下社会调查，然后再开一个报告会，向广大贫下中农介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嘴巴直拍大腿，太好了，乡亲们就爱听个新鲜。我跟杜寿林、杨东升住一屋，擦把脸，脱下鞋，凉快凉快，本来趴在我们旁边的小狗，闻到我们脚臭，嗖的一下蹿出门去，再也不进来了。我们捏着鼻子磕掉鞋窠里的沙尘，又重新穿上，把鞋带系得紧紧的，免得臭味漏出来。我们要去做社会调查的那家，是个孤寡老太太，就一个人过日子。
公家人到俺们村来，都喜欢住在我这，清静，没人搅和，孤寡老太太不无骄傲地说，她为领导对她的信任而感到莫大的慰藉。
这么说我们也开始享受公家人的待遇了，我们想笑。
我们就跟真正的公家人一样，给孤寡老太太扫院子，担水，把水缸装得满满的，又将坍塌了的院墙拿石头垒起来。
当年游击队就是这样吧？杨东升悄悄地说。
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我们现在终于有了尝梨子滋味的机会，可是调查的结果却叫我们大失所望，这个生产队连个地主富农都没有，想找个能触及灵魂的对象都难，更没有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像嘴巴那样的小队长还拿工分过活呢。孤寡老太太一边咯噔咯噔地摇着纺车，一边跟我们拉家常。这个村一共有三十户人家，老太太仿佛是泄露什么天大秘密似的对我们说，以前村子大，住着百来户。我问那些人呢？老太太小声告诉我们，村长不让说出去。我们求她半天，她犹豫犹豫，嘱咐我们千万别外传。我们满口答应，老太太咬咬牙终于说，那些人一半是度荒那年出去讨饭，再也没回来，另一半是饿死了。我们听得胆战心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她说的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她说就是前几年的事。我的身子抽搐了一下，用耳语似的声音嘀咕了一句，我怎么没见报纸上报道过呀？老太太说那是报馆的先生没来我们这瞅瞅。杜寿林嘟囔道，难怪这里这么贫瘠荒凉呢。老太太说，逃荒的人倒是走了，他们舍不得宰着吃的那些看家狗就业障了，没人喂，最后都成了野狼，到处叼孩子……我们叫老太太说得直起鸡皮疙瘩。我记得头两年，有个邻居说度荒时饿死过人，结果叫派出所带走了，一年多才放出来，手上俩指头被掰折了，谁再问他，饿死人的事是真是假，他赶紧拨拉着脑袋说这都是他造谣。从老太太坯房出来，我对杜寿林、杨东升说，这事传出去影响不好，干脆我们就把它烂在肚子里算了。杨东升唯恐江晓彤问他们，杜寿林说，问也不说。我们仨达成了共识，所以当江晓彤问我们有什么收获，我们都摇摇头，这里的乡亲们太闭塞，急需我们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江晓彤挥挥手，赶紧召集大伙儿到场院上去开会，我问为什么这么急？江晓彤说天黑就没法开了，这地方没电，都睡觉早。突然他见我们仨一人手里举个顶花带刺的黄瓜，怀疑我们顺手牵羊，就问是哪儿来的。我告诉他，一个孤寡老太太在自家菜园子摘的，非给我们，我们不要，她还不干。来场院开会的都是些庄户汉子，黎彩英问嘴巴，怎么没有女同志？嘴巴说他们这里的妇女不兴出头露面，天天烧火做饭，来客人，也不上桌陪。黎彩英说这是歧视，嘴巴说这不是歧视，是习俗。江晓彤把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壮观景象给社员们叙述了一遍，听得社员们一个劲撇嘴，啧啧称奇。可是，当江晓彤号召社员们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嘴巴苦着脸直嘬牙花子，他说队里钱紧，小队会计要买一瓶墨水都得合计老半天，更别说去买大字报纸了。这让我们很是扫兴，觉得现实跟我们想象中的贫下中农距离太大了，最后，黎彩英提议用我们带的红纸写几条标语，张贴在村里最显眼的地方，男生中我的毛笔字最好，女生中字最好的是尤反修，我写的标语是“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尤反修写的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不管怎样，我们总算在这里撒下了一把革命的种子。吃晚饭时，乡亲们给我们贴了一锅饼子，熬了一锅粥，我们每个人都给了钱给了粮票，嘴巴不收，江晓彤说你要不收钱，我们就不吃。嘴巴没办法，只好由着我们。我们听说村头有条河，正好可以洗洗，就兵分两路，男生一路，女生一路，跳进齐腰深的小河里扑腾，本来我想脱个精光，可是江晓彤反对，还给我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据说现在我们常说的那条“不调戏妇女”，战争年代原本是“洗澡避女人”。在水里扑通累了，我们躺在柳树下边，一边晾刚刷的解放鞋，一边享受片刻的宁静，枕着胳膊眺望着黄昏的天上漂浮着的零落云彩。到这时候，我才感觉到疲劳。浑身骨头节都疼，我发现江晓彤们也是龇牙咧嘴，但是都忍着，尽量不表现出来，既然他们能忍，那么我就也能忍。我揪了一根草，叼在嘴上，故作轻松地望着天，那双秋水一般清澈的眼睛突然又闪现出来，此时此刻，她在哪里呢？一想到她，我的鼻子就不禁有点儿酸。开饭了，黎彩英她们来叫我们，我懒洋洋地爬起来，拖着疲乏的双腿，往回走，黎彩英她们那些女生反倒兴致正浓，个个脸蛋跟牡丹花一样嫣红，毫无倦意。嘴巴居然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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