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震-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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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注意：简不但有阔小姐的风度和服饰，而且在斯沃思摩尔是个优等生，还是学院里一名出色的作家！

我想既然我学的是理科，或许可以成为某类蹩脚的科学家。

第二十六章

在《牛津语录辞典》第三版中，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1834）①的话说到“自愿对怀疑的临时悬置，构成了诗歌信仰”。这种对胡言来之不拒的态度，是欣赏诗歌、长篇和短篇小说以及戏剧所必不可少的。但是，作家的有些断言，实在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

比如说，谁会相信基尔戈·特劳特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写的那些东西：“在太阳系中有一颗星球，那里的人存在了一百万年，蠢得竟然不知道他们的星球还有另一半。

直到五百年前，他们才把这件事弄明白。只是五百年前！

而他们现在却把自己称做Homosapiens②。

“愚蠢？你要说愚蠢？半个星球上的人那时居然还没有字母！他们还没有发明轮子！”

算了吧，特劳特先生。

他好像特别对美国的土著人嘲讽有加。应该说由于自己的愚蠢这些人已经受够了惩罚。据麻省理工学院——我的哥哥、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都在那里获得过高学位，但我的舅舅彼得·里埃伯却没能及格毕业——的教授诺姆·乔姆澌基①所说：“以当前的估计，哥伦布按我们的说法‘发现’美洲大陆时，拉丁美洲可能有大约八千万土著人，另有大约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生活在格兰德河②以北。”

乔姆斯基继续说：“到了一六五○年，拉丁美洲大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被消灭。当美利坚合众国的疆界确定时，土著人口还剩下二十万左右。”

依我的看法，特劳特根本无意再给我们的土著人来一次大清洗，而相反，他也许过于婉转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类对诸如另一个半球的存在、核能利用这类的伟大发现，是否真使得人的生活变得比以前更加美好？我个人认为，核能使人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痛苦，在由两个半球组成的星球上生活使我们的土著人失去了往日的欢乐，也没让“发现”土人、创造车轮和字母的人们变得比以前更加热爱生活。

再次需要说明，我是出生于患有严重抑郁症家族的严重抑郁症患者。所以我才写得这么出色。

两个半球比一个更好吗？我有一段轶事可作例证，但没有一点点科学性。我的曾外祖父更换了两个半球的场所，正赶上臭名昭著的不文明的国内战争，①当兵残了一条腿。他的名字叫彼得·里埃伯。彼得·里埃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买下一家酿酒厂，从此发迹。他酿造的酒中有一个品牌在一八八九年巴黎博览会上赢得金奖。酒的秘密配方是咖啡。

彼得·里埃伯将酒厂交给了他的儿子，即我的外祖父阿尔伯特，而他又返回到了原来的半球。他断定还是那边半球更好。我们的教科书中常常有一张移民下船的照片，但我听说，这些人其实正在上船，准备返回原地。

这里的半球决不是玫瑰花床。我母亲在这半边自杀，接着，我姐夫乘的火车翻落了无栏的悬桥而送命。

第二十七章

特劳特告诉我，时震将他弹回到一九九一年后。他不得不重新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是《狗的早餐）。小说写的是在马里兰州比萨斯达国家卫生研究院搞科研的一位名叫弗里昂·苏诺科的疯子科学家。苏诺科博士认为，真正聪明的人在他们的脑子里有微小的无线电接收器，从别的什么地方获得高招妙策。

“那些聪明仔肯定得到了外来的帮助。”特劳特在离宫对我说。特劳特让疯子苏诺科做他的替身。他本人似乎也确信某处有一个巨大的电脑，通过无线电波发出指令。向毕达哥拉斯说明了直角三角形，向牛顿说明了万有引力。向达尔文说明了进化论，向巴斯德说明了细菌，向爱因斯坦说明了相对论。如此等等。

“那台电脑，不管它在哪儿，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一边假装帮助我们，而实际上想杀死我们这些想得太多的呆子。”

基尔戈·特劳特说。

特劳特说他并不在意重写《狗的早餐》以及自由意志再次闯入以前写过并扔掉的其他三百余篇小说。“写或重写，对我来说是一回事。”他说，“我虽然八十有四，但我就像只有十四岁时一样，充满好奇，充满欢乐，并且发现，如果把钢笔尖放在纸上，它就会自动写出一篇小说来。

“是不是感到奇怪我为什么告诉别人我的名字叫文森特·凡·高？”他问道。我最好还是解释一下，真正的文森特·凡·高是荷兰人，在法国南部作画。他的画现在已列为世界最珍贵的财宝，但他活着的时候只卖掉过两幅。“他自知容貌丑陋，讨不了女人的欢心，同我的情况一样。但这不是全部原因，虽然肯定也是原因之一。”特劳特说。

“凡·高和我的主要共同之处在于，”特劳特说，“他作的画使他感到震撼，虽然所有其他人都认为它们一文不值。

我写的小说使我感到震撼，虽然所有其他人都认为它们一文不值。

“你还能有多幸运？”

对于他的行为和他的作品，特劳特需要的惟一评判鉴赏者就是他本人。这就使他能对时震后的重播坦然处之，毫不感到吃惊。在他个人以外的世界中，有的只是更多的蠢行，就如战争、经济崩溃、瘟疫、海啸、电视明星或者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全令他嗤之以鼻。

自由意志刚刚闯入的那一刻，特劳特在文学艺术院附近地区能够成为理智清醒的英雄，在我看来那是因为他与我们其他人不同。他并未发现似曾经历过的错觉中的生活与真实材料的生活两者之间有何显著的区别。

时震后的重播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灾难，而他却不受多少影响。关于这一点他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写道：“我不需要一次时震来教我懂得，活着只是烂屎一缸。我从我的童年、十字架上的蒙难和历史书中早已了解了这一点。”

下列故事以供备案：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工作的弗里昂·苏诺科是个富翁，他雇用盗墓人替他去找去世的门撒国际①成员的脑子。门撒国际是个全国性的俱乐部，其成员必须是在智商测试，或叫IQ测试中获得高分者。这是一种由语言和非语言技巧组成的标准化测试，将参加测试者与普通的某某某某对立起来，同Lumpenproletariat②对立起来。

他派出的盗尸者也去替他找来在一些愚不可及的事件中丧生的蠢人的脑子，以供比较，比如在车辆如流的街上闯红灯，野餐生炭火时用汽油等。为了不被人怀疑，他们用从附近肯德基炸鸡店偷来的提桶．一次送一个新搞到的脑子。

不用说，苏诺科的上司根本无从知道他一天天工作到深夜究竟在干些什么。

他们显然确实注意到了他对炸鸡的酷爱，总是让人用小提桶整桶整桶送来，而且从来不分点给别人吃。于是他们总是心中诧异：他为何仍然骨瘦如柴？在正常上班时间里，他干他拿这一份工资必须干的活，那就是研制开发一种新的避孕药片，能使性乐趣丧失，这样就可以防止青少年发生性行为。

然而到了晚上实验室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他就把高智商的大脑切开，寻找微型无线电接收器。他认为那东西不可能是用外科手术植入门撒国际成员脑中的。他认为接收器与生俱来，因此肯定是血肉制成。苏诺科在他的秘密日记里写道：“人的脑子只不过是三磅半重布满血丝的海绵体，仅够狗当一顿早餐。如果没有外来支持，不可能写出《星尘》这样的作品，更不用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了。”

一天晚上，他在一个门撒国际成员的内耳侧发现不大于一颗芥籽的一小块鼻涕颜色的隆起物，而此人读初中时一次又一次在拼写比赛中获胜。Eureka！①他又重新检查了一个低能者的内耳部位。此人穿着滑轮溜冰鞋去抓一辆疾驶而过的车辆的门把手。她两边内耳都没有鼻涕色的隆起块。Eureka！

苏诺科又细查了五十个脑子，一半来自笨得难以置信的人，一半来自聪明得难以置信的人。只有几名火箭科学家的内耳部有隆起物。聪明仔们为何智商测试结果那么好。隆起物肯定是原因所在。人体中那么小的一粒，如果仅仅是多余组织的话，那么就像丘疹一样不可能有所作为。

它一定是台无线电接收器！不管问题如何深奥晦涩，肯定是这类小接收器向门撒国际的成员、学校的优等生、电视智力竞赛的参加者输送了正确的答案。

这是诺贝尔奖性质的重大发现！因此，苏诺科在把新发现写成论文发表之前，就去给自己买了一套去斯德哥尔摩领奖穿的燕尾服。

第二十八章

特劳特说：“弗里昂·苏诺科从国家卫生研究院大楼跳入下面的停车场死了。他身上穿着那套永远也到不了斯德哥尔摩的新燕尾服。

“他意识到，他的发现证明，做出这样的发现他没有什么功劳。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凡是做出了像他那样伟大成就的人，都不可能只凭人的大脑，只凭脑壳里面狗的一顿早餐，就可成功。他只有得到了外来的帮助才能为之。”

十年的间隙过后，自由意志再次闯入时，特劳特从似曾经历过的错觉状态转入无限生机，这中间的过渡十分平稳。

重播把他带回到时空连续统一体的某一个环节，他又重新开始写那个脑袋长在两腿间该长家伙的地方、而他的家伙却长到该长脑袋地方的英国士兵的故事。

没有任何预兆，重播突然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这对任何正在操作自行驱动运输器械的人或乘坐这种器械、或站在这种器械路径当中的人来说，是灾难性的一刻。因为十年来，机器像人一样重复着它们前一个十年的动作，当然也常常出现致命的后果。正如特劳特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所写的：“不管是否‘重播’，现代交通是一场生死就在几寸之间的游戏。”但是，来第二遍的时候，造成所有伤亡的责任在于打嗝的宇宙，而不在人类。有些人看似在驾驶，但并没有真正在操作。他们不能操作。

再引一句特劳特说的话：“老马自识回家途。”但当重播结束时，这匹老马——从轻便摩托车到大型喷气式飞机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却不认识回家的路途了。必须有人告诉它下一步该怎么跨，不然的话就完全成了牛顿运动定律的超道德的玩具了。

特劳特坐在文学艺术院墙壁自己的帆布小床上，操作的是既不危险也不难驾驭的圆珠笔。自由意志闯入时，他只是接着写下去。他写完了小说。那呼之欲出的故事，展开翅膀将它的作者带过了裂着大口的陷坑，而我们中大部分人都有跌落的危险。

只有当他完成了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即他的小说，特劳特才有可能去注意外面的世界中，或者说整个宇宙中正在发生些什么，如果正巧有事情在发生的话。由于他是个没有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的人，他有特别的自由可以在几乎任何场合使用奥卡姆剃刀，或称节俭法则。也就是说。

对某一现象最简单的解释，十之八九要比花哨玄乎的理论更接近真理。

讲到他如何完成那篇被耽搁了那么久的小说，特劳特的解释全没有传统论证的那一套繁琐：什么生活的意义啦，宇宙的能量啦，如此等等。正因如此，这位老科幻作家能够直截了当地切中最简单的真理：过去的十年里每个人都经历了他所经历的一切。他没有发疯，没有死去，没有下地狱，只是宇宙突然收缩了一下，然后又继续膨胀，使得每个人、每件东西都成了木偶，重复着自己的过去。这同时也证明了，过去是不可更变、也是不可摧毁的。这正是：

巨手划过时空。写下历史，

完成了篇章又挥笔不止。

所有的虔诚和智慧。都无法

使它回头，或使半行消失，

再多的泪水也冲刷不掉

已经写下的一句一词。

接着，二○○一年二月十三日的下午，在纽约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以及所有地方，自由意志突然之间破门而入。

第二十九章

我本人也在一系列连续性的行为中从似曾经历过的错觉过渡到了无限生机。旁观者可能会说，自由意志一出现，我即刻驾驭了它。但事实并非如此：时震开始前的一瞬间，我正好将一碗热鸡汤面打翻在膝盖上，从椅子上跳起来，用两只手把滚烫的鸡汤和面条从裤子上抹去。重播结束时，这就是我要接下去做的动作。

自由意志重新闯入时，我不假思索地继续把面汤从裤子上抹去，不让它透过布料，渗到里面的内裤上。特劳特说得不无道理，我的动作是条件反射，缺乏主观创造性，不能被认为是自由意志主导下的行为。

“要是你在进行着思考，”他说，“那么你就会解开裤子．褪到脚踝处，因为裤子已经浸透了，不管怎么疯狂地拍打抹擦都无济于事，阻止不了汤一路渗透到内裤上去。”

不光在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而且在整个广阔的世界中，特劳特肯定也属于最先意识到自由意志闯入的人之一。对他来说，这是件非常有趣的事，而对其他人则全然不同。其他大多数人在他们的错误、厄运、虚幻的成功被无情地重复了十年之后，用特劳特的话来说，“对正在发生的事或者将会发生的事，已经漠不关心”。这种综合征后来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叫PTA，亦即“时震后麻木症”。

特劳特现在做了一项我们很多人在重播开始时曾试过的实验。他故意胡诌一些不成意思的东西，例如“嘟嘟——哒——嘟，叮叮当当，啊嚏福气，哇，哇”之类。回到第二个一九九一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也都想说些这类的东西，希望以此证明，只要努力，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想说的话，做我们想做的事。当然，我们无法如愿。但是在重播结束之后，特劳特试着说“蓝貂双焦点透镜”之类的话，果然他张口就成。

毫不费力！

自由意志闯入的时候，欧洲、非洲、亚洲人正在黑夜之中。大部分人都睡在床上，或坐在某处。而在这个半球上，绝大部分人根本不处在睡眠状态，因此摔倒的人大大多于其他地方。

不管在哪—个半球，如果一个人正在走路，两只脚支撑的体重不平均，他会失去平衡，朝他或她正在行走的方向倒下。自由意志闯入时，即使是在车辆如流的马路中央，行人由于“时震后麻木症”必然会倒下，躺倒在地面上。

你不难想像自由意志阔入后，尤其在西半球，楼梯和自动扶梯底下是怎样的一幅惨象。

这就是你的新世界！

我的姐姐艾丽真正生活在世界上只有四十一个年头，愿上帝保佑她的灵魂安息。她认为栽倒是人的行为中最滑稽的事情。我这里指的不是因为中风或心脏病发作或腿腱断裂或其他原因倒下的人。我指的是那些十岁或十岁以上、不同种族和性别、身体状况良好的人，在平平常常的某一天突然间全都栽倒。

在艾丽弥留之际，虽然已时日不多，我对她讲某人栽倒的故事，仍然可以给她带来快乐，或者说，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绘她一点顿悟。我的故事不是从电影里看来，也不是道听途说得来的。它一定是我亲眼目睹的说明地球引力的原始例证。

我讲的故事中只有一则是来自专业喜剧演员的。那是很久以前，我很幸运能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阿渡罗剧院的舞台上看到歌舞杂耍表演。那是这类表演消失前的临死挣扎。其中一名演员是我眼中的圣人，十分出色。他表演过程中总是有这样一段插曲：从台上掉进乐池，然后头戴着一面低音鼓爬上舞台。

我所有其他故事——对这些故事艾丽百听不厌，直到她钉子似的僵直地死去——涉及到的都是业余演员。

第三十章

大概在艾丽十五岁我十岁的时候．有一次她听到有人从我家的地下室楼梯上栽了下去：扑隆通，扑通。扑通。她以为是我。于是站在楼梯上端，差点没把她那颗傻脑瓜笑掉。那一年应该是一九三二年，进入大萧条的第三年。

但是掉下楼梯的不是我，是煤气公司来抄表的一个家伙。他拖着沉重的身子从地下室爬上来，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怒不可遏。

另有一次，大概是艾丽十六岁或更大一些的时候，因为那时艾丽已经驾车了。我坐在她开的车中，我们看见一个女人水平地从停在路边的一辆街车中出来。她的鞋跟被勾住了。

我在其他地方写到过，在与人谈话中也提到过，这个女人的狼狈相使我和艾丽笑了好几年。她没有伤得太厉害，自己爬了起来。

还有一件只有我看见但艾丽喜欢听的事，是关于一个巴结一位不是他妻子的漂亮女子、教她跳探戈的家伙。那是在一个渐入尾声的鸡尾酒会的最后部分。

我想那个男人的妻子没在场。他妻子若在场的话，我难以想像他还会去献那份殷勤。他不是个专业的舞蹈教员。包括男女主人在内，在场的总共大约有十来个人。那是流行留声机的年代。酒会的男女主人将一张探戈音乐醋酸酯唱片放上留声机，犯下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

于是那个家伙两眼炯炯，鼻孔闪闪，将漂亮女人搂在怀里，扑通栽倒。

是这样，在《耐震之一》和现在这本书中所有栽倒的人，就像文学艺术院横跨在铁门上用喷漆书写的“操他娘的艺术！”一样，都在为我姐姐艾丽表达敬意，都是艾丽爱看的色情场景：被地球的引力而非性剥夺了道貌岸然的姿势的人们。

下面是大萧条期间一首流行歌曲的歇词：

爸爸昨夜晚回家。

妈妈说，“老爸，累了吧。”

他摸黑想去开电灯，

栽倒在地，扑通一声！

看到健康人跌倒而大笑，这种冲动决不是普遍现象。

我是在一次英国伦敦的皇家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时才意识到这一点的。那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我带着我女儿南妮坐在观众席中，那时她十六岁，而现在，一九九六年的夏天，她已经四十一岁了。那是整整二十五年前的事了。

一个芭蕾舞女演员踮着脚趾跳舞，滴答暮，滴答答，滴答答，按照剧情要求跳到舞台的一侧。接着舞台后传来一阵声响，好像她一只脚踏进了水桶，带着水桶掉下了铁梯子。

我立刻狂笑不止。

全场只有我一个人在笑。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类似的事也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交响乐团的演出中发生过。这件事与我无关，也不是因为笑。演奏的一段乐曲越来越强，然后突然间停顿。

坐在同一排离我大约十个座位有一个女人。演奏时她在同朋友讲话。音乐越来越强，她也不得不越说越响。音乐戛然而止，只听见她尖声嚷着说：“我是箍在奶油里炸的！”

第三十一章

那天看皇家芭蕾舞演出受到蔑视后，我同女儿一起去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当她面对面站在艾萨克·牛顿爵士墓前时，她感到一种震撼。如果换成我哥哥伯尼的话，在她那夺年龄，在同样的地方，他还会更加大惊小怪。他是个天生的科学家，但没有一点美术细胞。

牛顿这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凭借着在我们看来只够做狗的一顿早餐的三磅半重、布满血丝的海绵体中发出的信号，似乎道出了许多揭示真理的伟大想法。任何受过教育的人想到这些，都很可能会心潮澎湃。这头没毛的猿猴发明了微分学！他还发明了反射望远镜！他发现并解释了棱镜如何将太阳光束分解成组合色彩！他发现并解释了前所未知的运动、引力和光线的规律！

饶了我们吧！

“打电话找弗里昂·苏诺科博士问问！把你的超薄切片机磨得快些吧，好做显徽镜观察。我们有没有一个脑子给你用？！”

我女儿南妮有个儿子叫麦克斯。现在，重播进行到一半的一九九六年。他已经十二岁了。基尔戈·特劳特死的时候，他将十七岁。今年四月，麦克斯在学校写了一篇关于外表平常的超人艾萨克·牛顿的文章。文章写得十分出色，我也从中了解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牛顿的那些名义上的导师们曾劝他不要老忙于寻求科学真理，要抽出时间去读点神学。

我喜欢这么想，他们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们蠢，而是想提醒他，宗教的幻觉倾向能给普通百姓带来怎样的抚慰和鼓舞。

基尔戈·特劳特的小说《帝国大厦》讲的是一块大小及形状如曼哈顿帝国大厦的陨石，尖头朝下，以每小时五十四英里的匀速向地球撞来。让我们引用他在其中说的话：“科学从来不能使任何人振奋。人类处境的真实状况实在太险恶。”

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人类的处境不会比重播结束后的两小时中更加险恶。毫不夸张，成百万个行人躺倒在地上，因为自由意志闯入时，体重没有平均分配在两只脚上。但是除了靠近自动扶梯和楼梯顶部的人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无危险。他们的情况要比我和艾丽看到的头朝下走出车子的那个女人好得多。

我前面说过，真正造成伤害的是自行驱动的各种交通器械。它们当然不会出现在从前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中。在那里，一切平静无事，尽管外头一片喧闹：车辆的碰撞声、受伤和垂死者的哭喊声汇成强音，达到高潮。

“我是放在奶油里炸的！”果真如此。

时震发生时，那些被特劳特称做“圣牛”的流浪汉，不是坐着，就是斜倚或者仰卧着。重播结束对他们保持的仍旧是那种姿势。自由意志如何伤害得了他们？关于这些人特劳特后来说：“即使在时震之前，这些人身上已经有了同时震后麻木症很难区分的病状。”

一辆云梯消防车失去了控制，其右侧前方的保险杠撞上了文学艺术院的入口处，而且继续在开动。只有特劳特见状跳了起来。碰撞后车辆的行动与人无关，也不可能与人有关。消防车撞上文学艺术院入口后突然减速，将车上头脑迷蒙的消防队员一下子甩上了天，飞行速度同车辆碰撞前从百老汇下山时达到的速度相同。特劳特根据消防队员被甩出的距离做出估计，时速约为五十英里。

减速减员之后，这辆救援车朝左大转弯，从文学艺术院穿过马路，直向一块墓地冲去。消防车冲上一段陡坡，在将到达最高点处停住，然后向后滑落下来。刚才碰撞文学艺术院大门时，变速杆被弹到了空挡！

车辆凭着冲力攀上了斜坡。巨大的马达隆隆作响。风门杆被卡住了。对地球引力的惟一抵抗是它自己重量的惯性。驱动轴和后轮已经脱开！

接着发生的事：重力将这头吼叫的红色巨兽拖下了西一百五十五大街，然后倒行着向哈得孙河滑去。

这辆急救用车虽然不是正面冲撞文学艺术院的入口，但震动十分强烈，把门厅的枝形水晶大吊灯撞落到地上。

这盏花哨的吊灯只差几寸就砸到武装警卫达德雷·普林斯的身上。自由意志闯入时要不是他笔直地站着，体重平均地分配在两只脚上，他就会朝前方，面对着正门栽倒下去。吊灯很可能会结果了他。

你要说有运气？时震发生时，莫妮卡·佩帕下身瘫痪的丈夫正按门铃。普林斯正准备朝前面大铁门走去，还没来得及跨步，身后画廊的一个烟火警报器突然响声大作。他凝固了。该朝哪里走？因此，当自由意志闯入时，他仍处于那个进退维谷的困境。他身后的烟火警报器救了他一命！

特劳特听说了烟火警报器奇迹般地让人躲过一劫的事后，他引用了凯瑟琳·李·贝兹①的歌词。他没唱，是道白的：

啊，美丽辽阔的天空下，

庄稼翻滚着金色波浪，

雄伟的紫色山峰，俯视着

硕果累累的平原！

美国！美国！

上帝恩泽四方

播下善德和兄弟情谊

从东大洋到闪闪的西大洋。

基尔戈·特劳特跑进现已被撞开的大门时，由于时震后麻木症，这位穿制服的前囚犯呆若木鸡，不知所措。特劳特大喊道：“快醒醒！看在上帝的分上，快醒醒！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

大铁门已平倒在地上，上面喷涂的字叫人莫明其妙：“他娘的艺”。特劳特不得不从上面踩过去，大步慢跑到普林斯跟前。铁门仍然与门框紧紧扣在一起。门框受到撞击整个地从周围的墙体上脱落下来，门、门的铰链、门栓和“猫眼”都仍像新的一样，丝毫未损，只是门框对失控的云梯消防车几乎没有抵御能力。

来装铁门和门框的包工头，在把门框固定在墙上时偷工减料。他是个骗子！特劳特后来提到他时说：“叫人奇怪的是，夜里他居然还睡得安稳！”这话对所有偷工减料的包工头都可以说。

第三十二章

一九九六年，也就是延续至二○○一年的重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在几次演讲中提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一名学生。我开玩笑说，我根本就不该学这门专业，因为我忍受不了原始人。他们真是愚不可及！我对把人当动物研究的兴趣衰退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妻子生下了一个孩子，叫马克，我们需要钱。我妻子的全名是简·玛丽·考克斯·冯内古特，她死的时候叫简·玛丽·考克斯·雅莫林斯基。

简在斯沃思摩尔时是优等生，获得芝加哥大学俄文系的全额奖学金。她怀上了马克之后，决定放弃奖学金。我们在大学的图书馆找到了俄文系主任，一位从斯大林统治下逃亡的神情忧郁的人。我记得我妻子告诉他，她不得不退学，因为她有了后代的负担。

即使没有电脑做记录，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对简说的话：“亲爱的冯内古特太太，怀孕是生活的开始，而不是终结。”

然而，我想说明的是另一门课，要求我们阅读现已进天堂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①的著作《历史研究》，并做好讨论的准备。他写到挑战和对挑战做出的反应。他认为各种不同的文明，或生存，或淘汰，关键在于他们面对的挑战是否超过他们的应付能力。他举了一些实例。

这样的解释也适用于那些想表现出英雄主义的人，尤其适用于二○○一年二月十三日那天下午自由意志闯入时基尔戈·特劳特面对的情况。如果他在时代广场那一段地区，或在某一主要桥梁或隧道的出入口，或在飞机场——飞行员们在重播期间已经习惯让飞机安全地自动起飞和降落——那么，这种挑战就是特劳特，或者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应付的了。

特劳特听到隔壁碰撞声后走出住宿营，看到的场面虽然可怕，但卷入其中的人员不多。死亡的、垂死的人零星地散布在各处，而不是叠成一堆或囚禁在燃烧的或撞坏的飞机和车辆中。这里的伤亡者仍然是个人——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都仍然具有个性，从他们的脸上和衣服上都能看出许多故事来。

在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