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震-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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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今晚的女士多么像天使！”他是把玉米棒和秀色可餐的女士作为意念进行品尝的。其实他上腭假牙床不牢固，吃不了玉米棒。他与女人间的长期关系一直是灾难性的。在他创作的惟一一篇关于爱情的小说《再吻我一回》中，他写道，“一个漂亮女人不可能一直像她的长相那般姣好，时间一长就原形毕露。”

小说结尾的寓意是：“男人都是愚蠢的怪物，女人都神经不正常。”

对我来说，人能创造的主要意境就是舞台剧。特劳特把舞台尉称做“人造时震”。他说：“地球人还不知道自然界有时震现象时，就已经发明了它。”这话不假。当幕布拉起，第一场第一幕开始时，演员们都知道他们要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以及不管是好是坏的所有事情最终将如何结局。但是他们别无选择，按部就班地做下去，就好像未来仍然是个谜团。

是这样，当二○○一年的时震将我们一下子弹回到一九九一年，它将我们过去的十年变成了未来的十年，因此，到时间我们都还记得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在下一次时震后的下一次重播开始时，请记住：戏还得演下去！

今年到目前为止最使我感动的人工时震是一出老戏。

这是已故作家桑顿·魏尔德①的《我们的小镇》。我大概已经看过五六遍，但仍然兴趣不减。而今年春天，我可爱的十三岁女儿莉莉参加学校排演，在这部无辜的、感伤的名剧中扮演格洛弗角墓园中一个会说话的死人。

这部戏将莉莉和她班里的同学从演出那天晚上一下子弹回到了一九○一年的五月七日！时震！直到最后一幕女主角艾米丽的葬礼结束，剧场幕布降落为止，他们都成了桑顿·魏尔德想像中过去的木偶。到演出结束他们才能重新生活在一九九六年。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能重新自己决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能重新支配自由意志。

莉莉装扮—个死去成年人的那天晚上，我伤心地想到，她高中毕业时，我将已七十八岁，她大学毕业时，我就八十二岁了，依此类推。还谈什么向往未来！

那天晚上真正对我造成心理冲击的是演出的最后一幕。送葬的人们将艾米丽埋下后，下山回到村里。艾米丽向他们告别，说道：“再见了，再见了世界。再见了，格洛弗角……妈妈和爸爸。再见了滴答行走的钟…‘还有妈妈的向日葵。还有吃的东西和咖啡。还有新烫好的衣服和热水浴……还有睡觉和醒来。啊，世界，你真是太美妙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遘一点。

“还活着的时候有谁真正意识到生活吗？——每一分钟每一分钟的生活？”

每次听到这样的台词，我自己变成了艾米丽。我还没有死。但有一个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前早已与它说过再见，再见了。这个地方看来就像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格洛弗角一样，安全而纯朴，能够理解，能够接受，有滴答作响的钟，有爸爸和妈妈，还有热水浴、新烫好的衣服和其他的一切。

就是：我一生最初的七年，那时先是该死的大萧条以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把事情搞得不堪收拾。

听人说年纪一大你先没了脚力和眼力。这不正确。首先没有的是平行停车的能力。

我发现自己总是唠唠叨叨地讲一些几乎已经无人知道无人关心的戏中的一些情节，比如《我们的小镇》中的墓园片段，或者田纳西·威廉斯是《欲望号街车》中的打扑克场面，或者阿瑟·米勒②的《推锖员之死》中那个勇敢耿直、普通得可怜的美国人自杀后威利·洛曼的妻子所说的一句话。

她说：“要多加小心。”

在《欲望号街车》中，布朗茜·杜波依斯在被她姐夫强奸后送进精神病院时说：“我一直依靠的是陌生人的好心肠。”

那些台词，那些情景，那些人物成了我年轻时候感情上和道德上的界标，直到一九九六年的夏天依然如此。那是因为首次听到那些台词、看到那些场面的时候，我身处整个剧场全神贯注的着迷的观众之中。我被凝固了。

倘若我是—个人独坐家中，吃着烤干酪辣味玉米片．盯着面前的阴极射线屏幕，对这些场面我就会无动于衷，就像看“周一晚橄榄球”那样索然无味。

早期电视最多只有五六个频道时，即便是一个人端坐家中，阴极射线屏幕上重要的优秀戏剧节目仍然能够使我们感到像全神贯注的剧场观众中的一员。在那个时候由于可供选择的节目有限，因此很有可能朋友和邻居观看的也是我们看的同一个节目，大家仍然觉得电视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那时我们甚至可能就在当晚造访朋友，问一个我们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你看那个节目了吗？嗬！”

一去不复返了。

第七章

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我是不可多得的经历。

特劳特在海滨野餐会上声称，我们的这场战争将在影视中永存，而其他战争则不然，那是因为纳粹的军服很有特色。

在谈到近期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为了石油对某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狂轰滥炸时我们的将军穿的迷彩装时，他的评述语带不屑。“我无法想像，”他说，“这种花花绿绿的睡服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会使他们不易发现，而不是更加显眼。”

“很显然，”他说，“我们正在准备在一个巨大的西班牙煎蛋卷中间打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问我的哪些亲戚在战争中受过伤。据我所知只有一个。那是我的太外公彼得·里埃伯。他是个移民，南北战争中一条腿受了伤以后，成了印第安纳波利斯一家酿酒厂的老板。他是个理性主义者，也就是说，他对传统的宗教信仰存有疑心，如同伏尔泰、托马斯·杰弗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样。也如同后来的基尔戈·特劳特和我一样。

我告诉特劳特，彼得·里埃伯的英国籍连长给他的下属颁发基督教宣传小册子，作为精神激励，而他手下的士兵全是些来自德国的理性主义者。听了我的叙述，特劳特讲述了他自己改编的《创世纪》故事。

正巧，我身边有录音机，于是打开录下。

“请别吃了，仔细听着。”他说，“我说的内容很重要。”他停顿了一下，用左手拇指关节将假牙盘朝嘴的上腭推了推。

每过两分钟左右假牙盘就又会掉下来。他是个左撇子，就同我以前一样，后来我父母硬让我调整过来。我的两个女儿伊迪丝和莉莉也都是左撇子。我们亲昵地称她们俩“提桶伊迪”和“棒糖莉莉”。

“宇宙之初，世上什么也不存在，我的意思是绝对一无所有。”他说，“但是，无中意寓着有，就如上意寓着下，甜意寓着酸，男人意寓着女人，迷糊意寓着清醒，幸福意寓着悲哀一样。朋友们，邻居们，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意寓之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意寓。如果你们对此不满，为何不回到你们出来的地方？“无尽的虚无所意寓的第一件东西，”他说，“其实是两件东西，上帝和魔王撒旦。上帝是男的，撒旦是女的。他们各自意寓着对方，因此在新诞生的权力结构中是平等的竞争者。这个权力结构本身也只不过是一种意寓。权力是由虚弱意寓的。”

“上帝刨造了天和地，”这位早已绝版的老科幻作家写道，“而地无形态，大洋表面之上是虚无和黑暗。上帝的神灵从海面上掠过。撒旦也可以这么做，但她认为为做一件事而做一件事太愚蠢。目的何在？但她开始时缄口不言。

但是当上帝说‘让天上现出光’而光出现时，撒旦开始对上帝心存忧虑。她开始疑心重重，‘他到底想干什么？他还要走多远？他是不是想让我帮他收拾这一副烂摊子？’“接着，事态真的变得不堪收拾。上帝按照他自己和她的漂亮的缩小形象，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给了他们自由，以观察他们如何行事。”特劳特说，“伊甸园可以被看做是罗马圆形剧场和罗马角斗的原型。”

他说：“撒旦无法取消上帝已经完成的事。但她至少可以让上帝创造的小玩具少一点痛苦。她发觉了上帝未曾察觉的东西：活着意味着要么乏味得要命，要么害怕得要死。

于是她在一个苹果里装入了各种想法，至少可以用来解脱烦闷，比如牌和骰子游戏的规则，性交的方法，酿制啤酒、葡萄酒和威士忌的配方，以及各种可以吸其烟雾的植物的图画等等。还有如何创作音乐，如何非常疯狂非常性感地唱歌跳舞的说明。还教你在别人踩到你脚趾时如何把他骂得狗血喷头。

“撒旦让一条蛇将苹果交给夏娃，夏娃咬了一口，递给亚当。他也咬了一口，然后两人开始淫乱。”

“我承认，”特劳特说，“苹果里的有些想法对少数品尝者有灾难性的副作用。”这里我们应该说明，特劳特他本人不是个酒鬼，也不是吸毒者，也不是赌徒，也不是色情狂。

他只动笔杆子。

“撒旦别无他图，只想帮忙，很多情况都是如此。”他下结论说，“她用来医治社会病疾的秘方，偶尔会有严重的副作用。但她努力推广的实绩，并不比现今声誉最好的药房来得逊色。”

第八章

撒旦酒宴菜单的副作用，在许多伟大美国作家的一生中产生了不良影响。在《时震之一》中，我构思了一个叫离宫的作家度假村，其中的四个客房套间都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的名字命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套间和尤金·奥尼尔①套间在大楼的二层，辛克莱·刘易斯②套间在三层。约翰·斯坦贝克③套间在汽车房里。

自由意志重新闯入的两个星期后，基尔戈·特劳特到达离宫时惊呼道：“你们的四个摇笔杆子的英雄全都是有案可稽的酒鬼！”

赌博毁了另一个作家威廉·萨洛扬④。狂饮加上嗜赌搞垮了记者阿尔文·戴维斯，一个我十分思念的朋友。有一次我问阿尔①，赌博中获得的最大刺激是什么。他说那是在一场通宵赌牌中他输得精光后获得的感觉。

几小时以后他带着不知从哪儿搞来的钱又回到了赌桌边，也许是向朋友借的，也许典当了用品，也许找了放高利贷者。他在桌边坐下，说：“算我一个。”

已故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德·罗素说，他的许多朋友失于对酒精、宗教或象棋三者之一的沉迷。基尔戈·特劳特沉迷于用墨水在漂白铺平的木纤维纸浆上以二十六个发声符号、十个数字和八个左右的标点符号进行有特色的横向排列，同样难以自拔。对任何把自己想像为他的朋友的人来说，他是个黑洞。

我两次结婚，一次离婚。我的两个妻子，简和现在的吉尔，都曾说过，在这方面我同特劳特十分相似。

我母亲沉湎于富人的生活，习惯了佣人和无穷无尽的开销账单，喜欢举行奢侈的晚宴，经常坐头等舱去欧洲旅游。因此，可以说整个大萧条期间她受尽了孤独症的折磨。

她经历了文化适应！

经历了文化适应的人是指那些自以为是某类人，而发现别人已不再把他们当做那类人对待的人，因为外部世界已经不同以往了。一场经济灾难、一项新的发明、外国的入侵或政治分裂，都能很快产生这种效果，快于你说一声“杰克·罗宾森”①。

在《被放逐到冥王星的一个美国家庭》中，特劳特写道：“对任何种类的爱构成最有效打击的，是发现你原先合适的行为现已变得荒诞不经。”他在二○○一年的海滨野餐会的谈话中说，“要是我没有学会如何在脱离文化和杜会的状态下生存，那么文化适应早已把我的心打碎了一千次。”

在《时震之一》中，我让特劳特把他的短篇小说《B36姐妹》扔进美国文学艺术院门前拴在捎防龙头上的没盖的铁丝垃圾篓中。那地方在曼哈顿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百老汇西边两个门。那是二○○○年圣诞节前夜那天下午，与假设中将每个人每样东西一下子弹回到一九九一年的时震相隔五十一天。

我说过，文学艺术院的成员不用电脑。而热衷于用老办法创作老式的艺术。他们也经历着文化适应。他们就像蟹状星云中母权杜会的布布星球上那两个搞文艺的姐妹一样。

真的有一个美国文学艺术院。在《时震之一》中，我把它的总部设在一幢豪华的大楼里。楼外门前真的有一只消防水龙头。大楼里面真的有一个图书馆、一个画廊、几个接待厅、会议室和工作人员办公室，还有一个非常气派的大礼堂。

根据国会一九一六年通过的法令，文学艺术院不能超过二百五十个成员，都必须是美国公民，必须是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散文作家、评论家、作曲家、建筑师、画家或雕塑家。

由于死亡，由于那个“狰狞的持镰收割者”①。他们的队伍不断缩小。活着的成员有一项工作就是提名，然后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新人来填补空缺。

文学艺术院的创建人中包括老派作家如亨利·亚当斯②、威廉和亨利·詹姆斯兄弟③和塞缪尔·克莱门斯，④以及老派的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威尔⑤。他们的读者或听众不可能很多。他们工作惟一需要的，就是自己的头脑。

我在《时震之一》中说过，到了二○○○年，他们那类艺术匠人在大众眼里，“就像现今在新英格兰旅游城里制作自殖民时期以来一直被叫做‘转转轮’的一种玩具风车的手艺人一样古怪”。

第九章

新旧世纪交替时期文学艺术院的创始人，同发明了录音机、电影和其他东西的发明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同处于一个时代。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旨在吸引全世界亿万人注意力的发明，还只能发出难听的粗叫和摇曳的光影，还只是生活本身的挖苦作品。

文学艺术院现在占据的大楼，是一九二三年由慈善家阿切尔·米尔顿·亨廷顿出资，麦克金－米德－怀特公司设计的。那年，美国发明家李·德·弗莱斯特造出了新的器械，能给电影配上声音。

我在《时震之一》中有一个二○○○年圣诞节前夜在莫妮卡·佩帕办公室的场景。莫妮卡是虚构的文学艺术院的行政秘书。那是基尔戈·特劳特将《B36姐妹》手稿放入门口无盖铁丝垃圾篓里的那天下午，离时震发生还有五十一天。

佩帕夫人，也就是困于轮椅的残疾作曲家佐尔顿·佩帕的妻子，与我那个极端厌世的姐姐艾丽长得十分相像。艾丽死于很久以前的一九五八年，当时我三十六岁．她四十一岁。要债的一直逼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世上的一切都对她构成了致命的癌症。这两人都是漂亮的金发女郎，这点没问题。但她们身高都是六英尺二！两个女人在青少年时期就经历了永久性的文化适应，因为除了在非洲的瓦图西人①中间．这么高的女人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显得格格不入。

两个女人都有不幸的身世。艾丽嫁给了一个不错的男人，但他在愚蠢的生意中亏掉了他们两人的所有积蓄，而后又再亏了一些。莫妮卡·佩帕是造成她丈夫腰部以下瘫痪的原因。两年以前，在科罗拉多州艾斯本的—个游泳池里，她碰巧跳水落在他的身上。艾丽债台高筑，又有四个儿子要抚养，但至少她只要死一次就了事了。而在时震发生后，莫妮卡·佩帕还得再来一次燕式跳水，朝她丈夫身上砸去。

二○○○年圣诞节的前夜。莫妮卡与佐尔顿正在文学艺术院她的办公室里交谈。他们俩年龄相同，都是四十岁，是生育高峰出生的那一代。他们没有子女。由于她的缘故，他那件器具已不顶用。佐尔顿哭笑无常显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他吵闹主要是因为隔壁家那个五音不辨的孩子。他通过一种叫“沃尔夫冈”②的新电脑软件的帮助，谱写了一部模仿贝多芬但质量尚可的弦乐四重奏。

那个惹人讨厌的孩子的父亲，还偏偏把他儿子的电脑打印机里吐出来的乐谱拿来给佐尔顿看，问他写得好不好。

就好像那条残腿、那件派不上用场的器具还不足以使佐尔顿情绪失控，一个月前，他当建筑师的哥哥弗兰克由于自尊受到几乎同样的打击而自杀身亡。对的，由于时震弗兰克将被从坟墓里拖出来，当着妻子和三个孩子的面，再次一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得崩裂。

事情是这样的：弗兰克到药店去买避孕套，或者口香糖，或者别的什么，药剂师告诉他，他十六岁的女儿已经成了建筑师，并想从高中退学，因为中学里太浪费时间了。学校为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那些只配进初级学院的低能儿——买了一种新的电脑软件，通过这个软件的帮助，她为这个死气沉沉的地区的青少年设计了—个娱乐中心。这种电脑软件叫“帕拉迪奥”①。

弗兰克来到电脑商店，要求在购买之前先试一下“帕拉迪奥”。他怀疑这种电脑软件对像他这样一个受过专门教育、以建筑设计为专业的人会有什么帮助。于是，就在店堂里面，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帕拉迪奥”完成了他让它做的事，画出了可供承包商按托马斯·杰斐逊②风格建造一座三层停车库的图纸。

弗兰克尽他所能，提出了最不可思议的设计要求，满以为“帕拉迪奥”一定会告诉他去另请高明。但事情并非如此。电脑向他发了一份又一份的信息表，问他设计停放多少辆汽车。由于各城市对当地城市建筑有不同规定，问他建在哪个城市、车库是否也供停放卡车使用，等等，等等。

它甚至还询问周围建筑的情况，是否能与杰斐逊风格的建筑融为一体。它还以迈克尔·格雷夫斯或贝聿铭①的方式向他提交可供选择的其他方案。

它告诉他排电线和管道的方案，以及他能说出的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估计造价。

于是，弗兰克回到家里，第一次自杀。

两个二○○○年圣诞节中的头一个圣诞前夜，佐尔顿·佩帕在文学艺术院他妻子的办公室里又哭又笑。他对他漂亮但腼腆的妻子说：“过去一个人在他的行业中遇到灾难性的大倒退，人们常用的说法是把他的头放在盘子里端还给他。我们的头现在被镊子钳提着交还给我们。”

当然，他话中指的是集成芯片。

第十章

艾丽死于新泽西。她丈夫也是个印第安纳州本地人，两人都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皇冠山公墓。安息于此的还有山地人诗人、终身未娶的酒鬼詹姆斯·维特考姆·莱利①，还有三十年代可爱的银行抢劫犯约翰·迪林格．还有我的父母库尔特和伊迪丝·冯内古特，还有哈佛毕业的人寿保险商、遇到高兴事就说“真是美妙之极”的我父亲的小弟亚历克斯·冯内古特，还有我们再前面两代的祖先：一个酿酒厂老板、一个建筑师、几名商人和几名乐师，当然，还有他们的妻子。

济济一堂！

约翰·迪林格是个农家孩子，从监狱逃出，手持一把用破搓衣板削成的木手枪。他是用鞋油把枪涂成黑色的！此人真是妙趣横生！逃跑期间，他抢劫银行，然后消失在荒野树林中。此间他还向亨利·福特写了一封表示崇拜的信，感谢这位老反犹太分子制造了适合于逃犯用的如此快速便捷的汽车！

在当时，如果你的驾驶技术好，又有好的汽车，就有可能在警察的追捕中逃脱。这才叫公平竞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美国每个人都应得到的东西：一块平整的运动场地！

迪林格只抢阔佬大户，抢武装警卫看守的银行，而且事必躬亲。

迪林格不是个阴险的面堆笑容的骗子。他是个运动健将。

总有人起劲地在公立学校的书架上搜寻煽动性的书籍，这种举动永远不会停止。但两种颠覆性最大的作品却无人问津。而且丝毫未遭怀疑。其中一个是罗宾汉①的故事。虽然约翰·迪林格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显然他从罗宾汉的故事中得到了澈励：这是一个男子汉生活中该如何行为的体面的榜样。

在当时美国非知识分子家庭中，电视上的无数剧目尚未充斥孩子们的头脑。他们只听过或者读过有限的几篇故事，因此记得住，也有可能从中奇*书*电&子^书学得点什么。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英语国家，《灰姑娘》总是这类故事中的一个，《丑小鸭》是另一个。再一个就是罗宾汉的故事。

还有一则像罗宾汉的故事那样对既定权威表示不屑的是《新约全书》中描述的耶稣基督的生平。《灰姑娘》和《丑小鸭》则不属于此类。

在联邦调查局那个没结过婚的同性恋局长J。埃德加·胡佛的命令之下，联邦调查局的雇员枪杀了迪林格，在他带着女友从电影院出来时，当场将他击毙。他没有拔枪，没有带刀，没有向他们冲去，也没有企图逃跑。他像其他人一样，从电影院走入真实世界，从幻境中苏醒。他们杀死他是因为长期以来那些戴浅顶软呢帽的联邦调查员，都被他弄得像精神失常的傻瓜蛋，他们无法容忍。

那是一九三四年的事。当时我十一岁，艾丽十六岁。

艾丽哭了，发了火。我们两人一起咒骂与迪林格一起到电影院的那个女人。那个婊子——没有什么别的可以称呼她了——向联邦调查局告了密，告诉他们迪林格那天晚上会在哪里出现。她说她将穿一条橘黄色的莲衣裙。那个走在她身边同她一起出来的难以描述的家伙．就是联邦调查局同性恋局长指定的头号公敌。

她是个匈牙利人。有句老话说：“如果有个匈牙利人做朋友，你就不需要有敌人。”

迪林格葬在皇冠山墓地离西三十八街篱墙不远的地方，艾丽后来同他的大墓碑一起照了相。自从我那位枪疯子父亲在我生日那天送给我一把点二二口径半自动步枪后，我打乌鸦也常常来到他的墓碑前。那时乌鸦属于人类的敌人。只要一有机会，它们就会吃我们的粮食。

一个我认识的孩子射下一只金雕。两侧的翅膀拉开有那么长！

艾丽反对杀生，于是我不再打猎，父亲也不干了。我在前面说过，他是个枪疯子，打猎是为了证明，虽然他是搞艺术的。从事建筑设计、绘画和制陶，但他并没有女人气。我本人在公开的演讲中常说：“如果你真想把你的父母气疯，而又没有胆量去搞同性恋，至少，你可以去干艺术这一行。”

父亲认为他仍可以去钓鱼，来表示自己的男子汉气质。

但是我哥哥伯尼又把他的雅兴给搅了。他说，这就像在砸一个瑞士手表或其他精工细制的器械一样，是一种糟蹋。

我在二○○一年海滨野餐会上告诉基尔戈·特劳特，我的哥哥姐姐如何使父亲为钓鱼打猎而感到羞耻。他引了一句莎士比亚的话：“忘恩负义之逆子，甚于毒蛇利齿！”

特劳特是自学成才的，连高中都没有毕业。他能引用莎士比亚的话，我当时略略感到吃惊。我问他是否熟记了这位伟大剧作家的许多名言。他说：“是的，亲爱的同僚，其中还包括一句完全概括了人类生活真谛的描述，以致后来的作家再写任何—个字只能是多余。”

“那是哪一句名言，特劳特先生？”我问。

他说：“‘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男男女女都是过场的演员。’”

第十一章

经过许多年的努力和失败之后，我显然已无法再能写出可供发表的小说了。去年春天我在一封给老朋友的信中，解释了何以如此的原因。这个朋友是爱德华·缪尔，诗人兼广告商人，与我同龄，住在斯卡斯代尔。我在长篇小说《猫的摇篮》中说，如果没有合乎逻辑的理由，某个人的生活老是与你的纠缠在一起，那么他很可能就是你那“Karass①”

的成员，是上帝为了办成某件事而把你们投放在一起的组合。爱德·缪尔②肯定是我这一“Karass”的成员。

让我告诉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在芝加哥大学时，爱德也在该大学，但我们互相不认识。我到了纽约的斯克内克塔迪为通用电器公司当广告员，爱德也去了那儿，在联合学院当教师。我辞掉了通用电器公司的工作，搬到科德角，他又在那儿出现，为“好书俱乐部”招收新成员。我们最终碰面了。不管是不是在为上帝办事，我的第一个妻子简和我本人成了“好书俱乐部”一个分部的负责人。

他在波士顿找了个广告职业，我也搬到了那座城市，但并不知道他已先我而行。爱德的第一次婚姻破裂时，我和妻子也一刀两断，而现在我们又都在纽约。但我想说明的是以下一点：我给他寄了那封关于作者心理阻塞的信，他把信进行了改动后又寄还给我，使它看上去像一首诗歌。

他略去了信后致礼的部分以及开头的几行，是称赞他联合学院的学生戴维·马克森所作《读者心理阻塞》一书的话。我说，现在不管小说写得多么精彩，很少有人为之所动，在这种时候让他写出了这么一本好书，戴维不应该感谢命运。一些诸如此类的话。我手头没有用普通格式写的原信。改成诗体后，它是这样的：

不必感谢命运。

在我们离去时，

不再会有人为纸上的墨水怦然心动意识到它的价值。

我遭受着一种疾病的折磨很像轻度肺炎，

但应称为轻度的作家心理阻塞。

我每天在纸上涂满文字，

这些小说决不会有个什么结果，

我发现它们一文不值。

《五号屠场》被一个德国青年改成了剧本，

将于六月在慕尼黑首演。

我不会前去捧场。

没有一点兴趣。

我很喜欢“奥卡姆剃刀”

或称“吝啬法则”，就是说对现象最简单的解释也常常最为可信。

通过戴维的开导，我已明白，在我们的体态英语帮助之下，作家的心理阻塞正在发现我们爱戴的人的生命真正是如何结束的，而不是如同我们希望的那样。

小说是一种体态语言。

管他呢。

亏得爱德进行了这样的改动。另一则关于他的不错的故事发生在他为“好书俱乐部”当旅行推销员的时候。他是个小诗人，偶尔在《大西洋月刊》之类的杂志上发表一些诗作。但是他的名字与一九五九年去世的苏格兰人，大诗人爱德温·缪尔①几乎一样。有些涉猎广泛而又迷迷糊糊的人问他是不是那位诗人，指爱德温。

有一次爱德对一位女士说，他不是那位诗人，她表现出极大的失望。她说她最喜欢的诗歌之一是《诗人为他的孩子掩饰》。看事情给搅的：这首诗正是美国人爱德·缪尔的作品。

第十二章

但愿《我们的小镇》是我写的。但愿滚轮冰刀是我发明的。

我曾问已故的海明威的朋友和传记作家A·E·霍奇纳，如果打自己的那一枪不算，海明威有没有向人开过枪？霍奇纳说：“没有。”

我曾问已故的伟大的德国小说家海因里希·伯尔①，德国人性格中的基本弱点是什么？他说：“顺从。”

我曾问我收养的三个外甥中的一个，我的舞跳得怎样？他说：“还过得去。”

我落泊时曾在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