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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自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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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特别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拉拉·拉兹巴特·莱当选为主席，从孟买到加尔各答有专车专供大会和基拉法的代表乘坐。代表和列席参观的人则聚集于加尔各答。
我应大毛拉·绍卡特·阿里之请，在火车上准备了不合作决议的草案，截至现在为止，我在所起草的东西中总是多少有点避免使用非暴力这个字眼，在我的讲话中更少用到它。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语汇还在形成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用梵文的相当于非暴力的这个字恐怕不易为纯粹的穆斯林听众所理解。因此，我请大毛拉·阿布尔·卡兰·阿沙德给我找一个别的相当的字眼。他建议采用“巴—阿曼”这个字；至于不合作，他建议用“塔克—伊—玛瓦拉特”这几个字。
就这样当我还在忙于为不合作搜索适当的印地文、古遮拉特文和乌尔都文的字汇时，我便被请去为这个多事的大会草拟一个不合作的决议。在原来的草案里，我把“非暴力”这几个字漏掉了。我把这个草案交给和我同车厢的大毛拉·绍卡特·阿里，而没有注意到这个疏忽。到了夜里，我才发现这个错误。第二天早晨，我送一封信给摩诃德夫，请他在草案付印以前把它改正过来。可是我有一个印象，草案还没有更正以前就印好了。提案委员会当晚就要开会讨论，因此我不得不在印好的草案上作必要的改正。后来我才明白，如果我没有预先把草案准备好，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其实我的苦处还不止于此。我还完全不知道谁会支持这个决议，而谁将加以反对。拉拉吉的态度究竟怎样，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看到久经锻炼的战士们正云集于加尔各答，其中有贝桑特大夫、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维加耶罗伽华恰立先生、潘迪特·莫迪拉尔吉和德希班度等人。
在我的提案里，不合作的目的只不过是要为旁遮普和基拉法的错误得到伸雪。然而这一点维加耶罗伽华恰立便不以为然。“如果要宣布不合作，为什么要提到一些具体的错误呢？没有自治权正是我国所忍受的最大的错误；不合作的矛头应当指向这一点才对，”他这么说道。潘迪特·莫迪拉尔吉也要把自治包括在决议中。我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把自治的要求也加入我的议案中。这个决议案经过充分的、认真的、多少有点争吵的讨论才通过。
莫迪拉尔吉是第一个参加这个运动的人。我还记得我和他曾经亲切地讨论过这个决议案。他提出的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我都一一接受了。他答应把德希班度争取过来参加这个运动。德希班度的心是倾向于这个运动的，可是他怀疑人民实现这个计划的能力。直到拿格埔大会的时候，他和拉拉吉才全心全意地接受这个运动。
在这次特别大会上，我特别深切感到罗卡曼尼亚去世的损失，我直到现在还坚信，如果他当时还活着，他在这次会议上一定会给我很大的帮助。而且，即使并非如此，如果他也反对这个运动，我也会对他的反对表示敬意，从中吸取教育，得到好处。我们总是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从来没有伤过感情。他始终使我相信，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情是极为深厚的。就是现在我执笔写这几行的时候，他逝世的情况，依然历历在目。大约是在一个夜半时分，当时同我一起工作的巴特华昙打电话通知我说，罗卡曼尼亚去世了。当时我正被许多同伴所包围，我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我最坚固的堡垒垮了。”不合作运动当时正处于高潮，而我正热烈地希望得到他的鼓舞和启发。他对于不合作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永远是一个令人猜测的问题，而且谁也猜不透。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出席加尔各答大会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沉重地感到他的去世所遗留下来的空虚。在那民族史上千钧一发的危机中，大家都感到缺少了他那深思熟虑的意见。
第四十三章 在拿格浦
加尔各答特别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还得在拿格埔的年会上加以肯定，在这里，又象在加尔各答一样，也有无数旁听者和代表们赶来。参加大会的代表人数那时还没有限制。结果，据我所记得的，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数竟达一万四千名之多。拉拉吉极力主张把抵制学校的条文略加修改，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同样地，德希班度也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见，以后不合作的决议案便被大会一致通过了。
关于修改国大党党章的决议也要在这次大会上讨论。小组委员会的草案在加尔各答的特别大会上就已经提出来了，因此这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讨论。这一次要在拿格埔大会上作最后的决定。大会的主席是西·维加耶罗伽华恰立。提案委员会只对草案作了一个重要的修改就通过了。我记得我在草案中曾将大会代表的人数规定为1，500人；提案委员会把这个数字改为6，000人，我认为这个增加是出于匆促的判断，而这几年的经验更证实了我的看法。我以为那种认为代表人数众多就有助于大会的进行，或者就能维护民主原则的想法完全是一种空想。一千五百名代表，对人民的利益极为关心，心胸宽广而诚实，无论如何总比随便选出来的六千名不负责任的人更能够维护民主。要维护民主，人民必须对独立、自尊和团结特别关心，而且必须坚持挑选那些善良而诚实的人做他们的代表。然而迷恋于代表人数的提案委员会，实际上会使得人数超过六千人。所以六千人的限制实在具有妥协的性质。
国大党的宗旨成为大会热烈讨论的一个题目。在我所提出的党章里，国大党的宗旨，如果可能的话，是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达到自治，如不可能，则脱离不列颠帝国而自治。大会上有一部分人要把党的宗旨只限于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自治。这一部分人的意见是由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真纳先生提出来的。然而他们没有得到很多票。党章草案再一次提出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仍将是和平的和合法的。这个条件也引起了反对，反对者的意见是说在党章中不必规定应当采取什么手段，大会经过一场有教育意义的和坦率的讨论以后，仍然维持原议。我认为如果这个党章是由人民真诚地，理智地并且热心地订出来的，那就将成为进行群众教育一个有力的工具，而制订这个党章的过程本身就会给我们带来自治。然而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就有点不相干了。
关于印—穆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和土布的决议也都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从此国大党的印度教徒党员便负起了从印度教中消除不可接触制度灾祸的责任；国大党也由于提倡土布而和印度的“骷髅”建立了生活上的联系，大会通过了为基拉法进行不合作的决议则是国大党为了促使印—穆团结所作的一个重大的实际尝试。
告别
现在该把这几章告一段落了。
我从此以后的生活便完全公开了，差不多没有什么事情是人们不知道的。而且，从1921年以后，我在工作上同国大党的领导人有着那么密切的联系，所以我在描述此后生活中的任何事件时，不能不提到我同他们的关系。今天，史罗昙纳吉、德希班度、哈钦·萨希布和拉拉吉虽然已与我们永别了，我们很幸运地还有很多其他老练的国大党领导人同我们在一起生活和工作。国大党的历史，自从有了我上述的重大改变以来，依然还在创造的过程中。而我在已往七年中的主要体验，都是通过国大党进行的。因此，如果我要继续描述我的体验，我便不能不提到我同这些领导人的关系。而这一点我是不能这么做的，即使是为了礼貌的缘故，至少在目前是不能这么做的。
最后，我对于现在所进行的试验，还不能下确切的结论。因此，我觉得把我的叙述就此结束，很明显是我的责任。事实上我的笔已经本能地拒绝继续往下写了。
我不得不向读者告别，心里自然不无感触。我对自己的体验有很高的评价。我不晓得我是否能够公正地对待这些体验。我只能说，我为了忠实的描述，从来不敢马虎将事。把我所感觉到的和我所确切得到的结论，据实刻画出来，一直是我孜孜以求的。这种尝试给了我心理上一种无法形容的宁静，因为我的宿愿就是要使动摇的人皈依真理和非暴力。
我的一贯经验使我确信，除了真理以外，没有别的上帝。如果这几章的每一页没有向读者宣示实现真理的唯一办法就是非暴力，我就会觉得我写这本书所费的心血全都白费了。即使我在这方面的努力没有收到什么效果，读者也应当明白，过错在于方式而不在于原则。我对非暴力的追求，不论是多么诚挚，究竟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因此，我在一瞬间所瞥见的一点真理，很难把它的无法形容的光辉宣泄于万一，这光辉的强烈，实百万倍于我们日常亲眼看见的太阳的光辉。其实我所抓到的只不过是这个伟大的光明的最微弱的一线而已。然而我可以保证说，根据我这一切体验的结果，只有完全实现了非暴力的人，才能完全看到真理。
要和普遍的和无所不在的真理的精神面对面地相见，人们必须爱护最卑微的生物，一如爱护自己，而一个有志于此的人，便不能对生活的任何方面采取超然的态度。这就是我追求真理而不得不投身于政治的缘故。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并以最谦逊的精神来说，凡以为宗教与政治无关的人，其实是不懂得宗教的意义。
如果不进行自我纯洁的工作，要和每一件生物合为一体是不可能的；没有自我纯洁，要遵行非暴力的法则也必然是一种梦想；一个心地不纯洁的人，决不能认识上帝。因此，自我纯洁必须包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的纯洁。而由于纯洁是富有感染力的，个人纯洁的结果必然使周围的环境也纯洁了。
然而自我纯洁的路程是艰难而崎岖的。一个人要达到完全的纯洁，就必须绝对摆脱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感情；超越于爱、憎、迎、拒的逆流之上。我知道我自己还没有达到这三方面的纯洁，虽然我在这方面一直进行着不倦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赞誉不能使我动心，有时反而使我难过的道理。在我看来，克服微妙的情欲比用武力征服世界要难得多。我自从回到印度以后，总感到情欲一直在我的内心潜伏着。这一种感觉使我感到惭愧，但是并没有使我气馁。这些经验和尝试使我得以支撑下去，并给我以极大的快乐，然而我知道我的面前还有一条艰难的道路。我必须把我自己降为零。一个人若不能自动地在同类中甘居末位，就不能解脱。非暴力是最大限度的谦让。
在和读者至少作暂时的告别的时候，我请读者同我一起向真理的上帝祈祷，求他赐给我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非暴力的恩典。
甘地年谱
1869年10月2日 生于印度南部卡提亚华邦波尔班达城，即苏达玛普里地方。
1876年 随父迁居拉奇科特。入小学读书。同嘉斯杜白订婚。
1881年 就读于拉奇科特阿尔弗烈德中学。
1882年 与嘉斯杜白结婚。
1885年 父亲逝世，享年63岁。
1887年 中学毕业，升入巴弗纳伽城沙玛尔达斯学院。因学习困难辍学回家。
1888年9月 赴英就读于伦敦大学，攻法律。遗妻、子于家。
1891年6月 考试及格，获得律师资格，离伦敦回国。1892年 去孟买当律师，因无收入，不到半年即重返拉奇科特，依靠乃兄分给的律师业务生活。
1893年4月 应印度富商达达·阿布杜拉之聘赴南非处理债务纠纷。
1894年 为南非杜尔班印度侨民起草请愿书递交纳塔耳立法议会，反对规定具有50英镑不动产才有选举权的歧视印度侨民的规定。甘地在纳塔耳登记为第一个有色人种律师。
5月22日 南非印度侨民第一个政治团体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在甘地的组织下成立。甘地写了两本小册子：《向南非英国人呼吁》和《印度人选举权》，进行宣传工作。1896年夏 甘地回国，先后赴加尔各答、阿拉哈巴、孟买、浦那、马德拉斯、拉奇科特等地广泛结交新闻界名人和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宣传南非印度侨民的疾苦，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1月 携妻、二子再度赴南非，一子留国内。
1897—1899年 在南非当律师。注意研究印度侨民的生活。
1899年10月 英国人发动的殖民战争——波耳战争爆发，甘地组织了一个300人的印度救护队赴前线为英军服务。
1900年2月 救护队解散。英国政府对甘地的效劳甚为赏识。
1901年12月 应国内友人催促携眷返印度，并赶赴加尔各答参加第十七届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提出一个有关南非印侨的议案，并获得通过。
1902年12月 应邀赴南非准备向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递交请愿书，请求给予印度侨民平等的待遇，但是没有结果。
1903年 在南非研究印度契约工人的问题。
1904年 在南非创办《印度舆论》周刊，并在杜尔班附近花了1000英镑买下100英亩土地建立“凤凰村”，志愿参加该村者都得参加体力劳动，维持同样简朴的生活，开设印刷厂，自行印刷《印度舆论》。
1905年 致力于印度侨团各教派的团结工作。
1906年4—6月 朱鲁人反英起义，甘地倡议以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名义组织救护队为镇压“叛乱”的英军服务。但英军叫他去照料朱鲁伤员，这使甘地对被迫害的朱鲁人发生了同情。甘地从前线回来后，即与凤凰村人员讨论节育问题，并把他的决定告诉他的妻子。从此甘地实行了1900年以来从未坚决实行过的绝对节育的生活。
8月 德兰士瓦政府规定印度“苦力”（对一般印度人的蔑称）居留八年以上者始可定居德兰士瓦，并须办理登记手续，否则将受处罚。甘地组织侨民为取消此一规定而斗争，无结果。
10月 甘地参加南非印侨代表团赴伦敦请愿，会见了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和首相，终于取得他们同意停止此项政令。
1907年 德兰士瓦与奥朗吉殖民地合并为自由邦后，这个法令又被议会通过了，并定于1907年7月实行。后因受到抵制，政府又延期一月，仍受抵制。在这次斗争中，甘地初次运用了“非暴力抵抗”的办法，而于12月最后一周被传讯，并被判驱逐出德兰士瓦。但甘地拒绝离境。旋即入狱。后来南非政府建议如印度侨民自动进行登记，该法令即可撤销。甘地接受此项建议。
1908年1月31日 甘地获释。但是那个法令并没有取消，甘地即劝印侨将居民证焚毁，进行非暴力的抵抗，并举行群众大会抗议政府背信弃义。
9月29日 甘地再度被捕，并判处罚款25英镑或做苦工两月。他接受后者，拒绝前者。
12月初 甘地出狱。
1909年2月 甘地又回德兰士瓦，因无证件，又被判处徒刑三月，于5月24日获释。
6月23日 甘地率代表团到伦敦请愿，但是没有结果。旅英期间同印度各界人士和英国朝野有广泛接触，“印度自治”的概念开始形成。
11月13日 离英返南非。印度国内对甘地领导的斗争予以大力支持。
1910年5月 甘地在约翰内斯堡近郊办托尔斯泰农场，并开始同托尔斯泰通讯，深受托尔斯泰非暴力思想的影响。1911年 为了抗议南非歧视印度人的移民法，甘地组织了非暴力抵抗运动，并于5月间同史沫滋将军达成了临时协议，双方暂时妥协。
1913年9月 甘地再度组织印度侨民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以抗议歧视印度侨民的立法，嘉斯杜白也参加了，并因此被捕。
10月 甘地领导2000多印度矿工进行罢工，徒步自新堡至伏尔克斯鲁斯特，要求政府取消征收三英镑人头税的法令，甘地因此被捕，监禁九个月。
1914年 史沫滋将军在印度侨民和舆论的压力下与甘地取得了临时协议，取消了三英镑人头税，承认印度人的合法婚姻，同意印度人按了指模之后，即可进入南非。 7月 甘地离南非取道伦敦回国，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甘地即为英国政府组织印度救护队，他自己则因病于12月回国。
1915年 甘地回国后到处旅行，以了解印度的实际情况，并在阿赫梅达巴创立非暴力抵抗学院。
1916年 甘地继续旅行全国各地，在贝奈勒斯和马德拉斯大声疾呼，反对不可接触者制度，主张经济自主。
10月 甘地参加阿赫梅达巴印穆（斯林）政治领袖联合会议，力主印穆团结。
12月 国大党在勒克瑙会议中通过了印穆合作公约。1917年 甘地赴三巴朗调查靛青工人受剥削与折磨的情况，促使政府成立委员会进行调查。比哈尔省政府后来接受了委员会的建议，废除靛青工人的契约制度。
1918年 甘地赴阿赫梅达巴组织纺织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甘地并以绝食迫使资方让步。阿赫梅达巴罢工结束之后，甘地又赴凯达县组织农民进行抗税运动，迫使政府同意免征歉收农民的田赋。 1—4月 参加印度总督召开的作战会议，并应总督之请积极为大英帝国招募新兵以应欧洲前线之急需。
1919年 为了抗议政府通过的剥夺人民民主的劳莱特法案，甘地在孟买成立了非暴力抵抗大会，并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定于4月6日举行全国总罢市。甘地因违禁进入旁遮普被捕押解回孟买。旁遮普阿姆里察发生了英国军警屠杀集会群众的惨案，孟买和阿赫梅达巴等地群众为抗议英国当局暴行，发生暴动，捣毁警局，各地纷纷宣布戒严法。甘地认为群众行动有违非暴力原则，亲赴阿赫梅达巴宣布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甘地为宣传非暴力抵抗的原理，在孟买创办《新生活》周刊并接编《青年印度》周刊。
11月 甘地在德里主持基拉法会议，第一次提出抵制英国的“不合作”主张。
1920年8月1日 为了抗议英国所加于土耳其的苛刻和约，甘地发动了一次不合作运动，号召受封者退回爵位封号，抵制学校、法院等，提倡纺织土布，不买英国布。其后甘地到旁遮普、信德、马德拉斯等省旅行，宣传基拉法问题，力主印穆团结。
9月 国大党在加尔各答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甘地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在修正案中加上自治的要求，把印度自治同印穆团结联系起来。甘地宣称，如果按他的计划行事，印度可望在一年内获得自治。
11月 甘地在阿赫梅达巴创办古遮拉特国民学院，宗旨是印度统一，保存固有文化。
12月 国大党在拿格埔举行年会，修改党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甘地提出一年内自治的口号，再度获得支持。
1921年1月 加尔各答3000大学生罢课响应一年内自治的口号。
2月 甘地赴加尔各答为国民学院揭幕，全国各地创办国民学校之风大盛，学生纷纷离开英国学校，抵制英国式教育。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和不合作运动，甘地同时宣传社会改革、印穆团结，特别是不可接触者问题。全国有五十万人举行罢工，局势极为紧张。印度总督李定勋爵于5月邀见甘地，但是没有结果。
7月 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在孟买通过决议提倡纺织和服用土布，抵制英国布，并决定抵制威尔斯王子的访问。甘地则旅行全国各地宣传服用土布。
9月 甘地削发，上身裸露，从此始终保持此一装束，丘吉尔讥为“半裸体的游方僧”。
10月 甘地等五十人发表宣言谴责印度政府迫害穆斯林领袖阿里弟兄，后来由于他们被判处两年徒刑，全印国大党会议还通过决议支持甘地等人的宣言。
11月17日 威尔斯王子抵达孟买，全印举行总罢市，孟买发生大规模骚动，甘地则以此种行动有违他的非暴力主张，遂进行绝食，以示“忏悔”。全国许多省份的国大党组织被宣布为非法，政府并开始大规模的逮捕。
1922年2月1日 甘地向印度总督李定勋爵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举行全国各党派圆桌会议讨论印度地位问题；要求释放被捕的不合作运动者，公开宣布不干涉非暴力的活动；要求开放言禁；限期于七日内加以接受，否则即将展开全国规模的“文明的不服从运动”。
2月6日 政府发表公报，完全加以拒绝。
5日 联合省乔里乔拉村农民举行示威，警察开枪，群众即纵火烧毁警局，21名警察被烧死。11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应甘地请求推延全国展开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的计划，而以纺织、改革和教育活动来代替。12日甘地进行五日的绝食。甘地的决定引起了党内外的普遍不满和攻击。但是英印政府并不以此为足，于3月10日将甘地逮捕，并判六年徒刑。全国反英运动进入低潮。
1924年2月5日 甘地因盲肠炎施行手术获释。
3月22日 甘地开始同罗曼罗兰通讯，并重新主编《青年印度》和《新生活》，重新宣传印穆团结的重要性。
6月 国大党在阿赫梅达巴举行年会，甘地提出四个议案：
1。党员每日至少须纺织半小时，每月十五小时，至少须向党组织交纳纺纱三英两；
2。党的负责人员如不接受指示执行任务将被视为出缺，而由他人递补；
3。凡忠实履行下列五种抵制者，始得被选为党的负责工作人员：机织布，政府法庭，学校，封位和立法机构；凡已在位而不能履行者应辞职引退；
4。谴责政治暗杀的行动，确定此种行动有违自治目的和非暴力的原则。上述提案遭到自治派的强烈反对，但仍以多数通过。摩迪拉尔·尼赫鲁批评甘地此举极为专制，引起国大党内部的分裂。
9月 科哈特印穆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死伤155人。甘地为了促成印穆团结，进行了21天的绝食。26日在德里举行了印穆团结会议，甘地因绝食未参加。会议的第一个决议即重申印穆将致力于团结事业，要求甘地停止绝食。但会议充满分歧，特别是在护牛问题上。
11月 国大党年会开会。甘地和达斯、尼赫鲁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停止不合作运动，但以后国大党员必须交纳2000码土布以代替四安那的党费。
12月26日 国大党在贝尔关举行大会，甘地当选为国大党主席。
1925年初 甘地旅行卡提亚华、中印度、孟加拉、马拉巴和特拉凡哥尔、马德拉斯；下半年旅行比哈尔和联合省，大力宣传土布运动和废除不可接触者制度的主张。各地集会通过决议抵制洋布。
9月 国大党在巴特那举行年会，在甘地倡议下成立全印纺织者协会。
12月 甘地开始在《青年印度》周刊连载他的自传。1926年 甘地退居阿赫梅达巴非暴力抵抗学院，一方面休养身体，一方面整顿该学院并进行巩固全印纺织者协会的工作。
12月 甘地赴阿萨姆省戈哈地参加国大党年会，提出反对南非种族歧视的决议，并把它同取消国内不可接触者制度的主张联系起来。
1927年 上半年甘地又旅行孟加拉、比哈尔、中央省、马哈拉斯特拉、卡那达克等省邦；下半年旅行迈索尔、马德拉斯、泰米尔纳德等地，宣传服用土布、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取消贱民阶级、统一言语等问题。
10月 甘地应印度总督邀请赴德里商谈英国政府即将宣布成立西蒙委员会调查政府系统工作情况的问题。
11月 甘地访问锡兰。
12月 赴马德拉斯参加国大党年会。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刚从欧洲和苏联访问归来，提出印度独立和反帝决议，甘地认为过激，未参加讨论，但同意穆斯林联盟划分选区的建议以促进印穆团结。
1928年2月 西蒙调查团到达孟买，全印各地纷纷举行总罢市和示威游行，发生流血事件。
5月 甘地参加马德拉斯国大党全国会议。这次会议通过决议要求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并决议召开全国党派会议，以抵制西蒙调查团。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等人则要求完全独立，并在党内成立“印度独立同盟”。
12月 国大党举行全国委员会会议，甘地提出自治领议案，并限期于1930年12月31日以前接受，否则将重新发动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等少壮派加以反对，要求同英国断绝关系。最后甘地的议案修改为一年内获得自治的议案。
1929年2月 甘地访问信德省。
3月 访问缅甸。
3月底 甘地返加尔各答，参加一次群众集会，会上焚毁英国布，甘地因此被拘留。政府还在全国逮捕工会领袖，构成所谓米鲁特阴谋案，全国各地罢工罢课风起云涌，暴动四起。
5月 甘地赴安德拉旅行六周。
5月底 甘地参加孟买国大党全国会议，决定于1930年8月以前组织750，000人迎接革命高潮。
6—11月 访问联合省各地。
9月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瑙开会，甘地支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当选为国大党主席。
10月 印度总督艾尔文勋爵宣布英国政府准备召开圆桌会议讨论印度政府组织法问题。同时，印度各党派领袖集会德里，要求给予自治领地位，并发表共同宣言，甘地也参加了。
12月 艾尔文总督邀请甘地等人商谈自治领地位问题，无结果。国大党全国会议在勒克瑙召开，由于新任主席尼赫鲁的坚持，甘地同意将党章宗旨之“自治”改为“完全独立”，并通过相应的决议。
1930年1月2日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决定于1月26日全国举行大示威，支持完全独立的决议。但是甘地并没有积极参加，因为他认为印度还没有得到自治，谈不上独立。他提出11点要求，如禁酒，减少田赋、盐税，释放政治犯，取消罪犯侦缉局等，如得到满足，即可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
2月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开会讨论如何展开文明的抵抗运动，甘地建议以争取削减盐税为主要内容。
3月2日 甘地致函印度总督，提出上列要求，否则即将展开全国性的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总督加以拒绝。
3月12日 甘地挑选了来自全国各地的78名志愿人员，亲自率领自沙尔玛第出发至丹地海边淘盐，成千上万的人随行，各省纷纷响应。甘地便到各个滨海地区向群众进行动员教育。政府则加以残酷镇压。5月4日深夜甘地在苏拉特县被捕，全国举行大罢市和罢工抗议政府暴行，抵制英国布，形成革命高潮。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禁止集会游行。
7月 英国政府为缓和矛盾，宣布将在伦敦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印度地位问题，吁请各党派领袖参加。
1931年1月 圆桌会议在伦敦举行，国大党无人参加。 1月26日 英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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