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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自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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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仰光拿水果当饭吃的问题，又给主人增加了莫大困难。不过梅赫达博士的家就象我自己的家一样方便，我多少还能控制一下奢侈的菜单。然而因为我究竟能吃多少种水果并无任何限制，我的胃口和眼睛总是情不自禁地超过自己应吃的限度。当时吃饭的时间又没有一定。我个人喜欢在日落以前吃晚饭，但是往往要到晚上入九点钟的时候才能吃上。
那一年，即1915年，正是坎巴庙会①的会期。这种庙会每隔十二年在哈德瓦举行一次。我本来没有多少意思要参加这种集会，但是我却很想到古鲁库尔去见摩哈德玛·孟希朗吉。戈克利的印度公仆社已经派了一大批志愿队到坎巴去工作，潘迪特·赫立达亚纳斯·孔知禄是队长，已故德夫医师是医官。他们请我派凤凰村的人去协助他们，所以摩干拉尔·甘地已经比我先去了。我从仰光回来后，便同他们会合。
①坎巴庙会（Kumbha fair），是印度教徒十二年一次的大庙会的节日，在印度北方省的哈德瓦地方举行——译注。
从加尔各答到哈德瓦的旅程特别使人感到疲劳。有时车厢里没有灯火。车过沙哈兰埔以后，我们被塞上装货物或牲口的车皮。这种车皮没有车顶，头上是炎炎酷日，脚下是烫人的铁板，我们差不多被烤熟了。在这样的旅途上，喉头虽然枯渴不堪，正统的印度教徒还是不肯喝水，如果这种水是穆斯林的。他们要等到有了印度教徒的水才肯喝。应当指出，正是这些印度教徒，当他们有病的时候，医生叫他们喝酒或牛肉汤，或者是由一个穆斯林或基督教徒药剂师给他们水喝时，他们就不那么犹豫，左问右问了。
我们住在圣提尼克坦时就已经懂得，我们在印度的特殊作用就是作清道夫的工作。现在因为哈德瓦志愿队都集中住在福舍里，德夫医师已经挖了一些坑作为厕所。他是雇用清道夫来打扫这些厕所的。这就是凤凰村来的人的事情了。我们建议用尘土盖住粪便并且加以清除，德夫医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建议自然是由我提出的，但是执行这个意见的却是摩干拉尔·甘地。我的任务是以大部分的时间坐在帐篷里，接受无数香客的“朝拜”并和他们讨论宗教和其他的问题。这样我竟连一分钟的时间都没有了。就连我去河边沐浴的时候，这些“朝拜”者也尾随着我，甚至我在吃饭时他们也不离开。至此我才了解我在南非所进行的微小的服务在整个印度造成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值得夸耀的地位。我仿佛是陷在魔鬼和深渊之间。在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我是受着国内千百万人同受的疾苦，如乘坐三等车之类。但是我一到了有人认识我的地方，他们就把我包围起来，于是我又成为“朝拜”狂的牺牲。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更可怜呢，我常常是无法决定的。不过我至少知道，这些“朝拜者”盲目的爱往往使我生气，甚至令人痛心，但是旅行虽然劳顿，我的情绪却很好，很少生气。
当时我的身体还很强壮，可以到处走动，而且认识我的人还不多，到街上去还不会有那么大的麻烦。我在这些闲逛中，看到了香客的心不在焉、虚伪和无聊，比他们的虔诚表现得更加明显。聚集在这里的“沙陀”们，就象是生来专门享受人生中的好东西似的。
这里我看见有一头五脚母牛！我感到惊讶，但是知道的人很快便把内幕告诉我了。这头不幸的五脚母牛是一个坏人的贪婪的牺牲品。我听说第五支脚原来是从一只活生生的小牛身上砍下来的而栽到母牛的肩上的！这种双重残暴的结果是为了骗取无知者的钱。除了印度教徒以外，谁也不会被这头五脚母牛所吸引，而且也只有印度教徒才愿意为这么一头奇异的母牛布施。
庙会的日子到了。这对我来说是个纪念日子。我并不是怀着香客的心情到哈德瓦去的。我从来没有想到以朝圣为进德之助。然而据说有一百七十万人参加了这次庙会，他们未必都是伪善者，或者仅仅是为了游玩。他们当中，无疑地有无数的人是为着功德和自洁而到那里去的。这样的信仰对于人们的灵魂究竟能有多大提高，是不可能，或不容易断定的。
因此，我终夜不寐，反复深思。这一班虔诚的人生活在一些伪善者之中，出污泥而不染，在造物主的面前，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到哈德瓦来本身就是一种罪过，我便应当公开抗议这件事，并在开会那一天离开哈德瓦。如果到哈德瓦来参加庙会并不是什么过错，我便应当有一种自动的克己苦行，为那里流行着的罪恶进行忏悔以自洁。这在我来说是很自然的。我的生活是以遵守纪律为基础的。我想起我在加尔各答和仰光所受到的优厚的款待，实在是给主人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烦。我因此法定节制我的饮食，并在日落以前进晚餐。我深信，如果我不这样限制自己，将来会给接待我的人，造成很多不便，这样，我便不是为人服务，而是让人为我服务了。所以我法定在印度的时候，每天二十四小时内，食物不过五样，天黑以后绝不进食。我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作了充分的考虑。但是我不愿意使它有什么破绽。我对自己说，假如我生了病，把药物当作五样食品中之一，而不要求特别食品情形又怎样呢？我最后决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有例外。
我严格遵守这个誓言已经有十三年了。这是一种严重的考验，但是我可以证明它也是我的保护者。我认为这个办法使我的寿命增加了几年，并使我避免了很多疾病。
第八章 拉克斯曼·朱拉
到了古鲁库尔会见了身体魁伟的摩哈德玛·孟希朗吉，使我心中释去重负。我立刻感觉到古鲁库尔的宁静和哈德瓦的喧腾恰恰成了一种奇异的对比。
摩哈德玛以充溢的友爱对待我。实行“节欲”的人都很周到。我在这里初次会见阿恰立亚·兰玛德福吉，我立刻便看出他是一个极有力量的人。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结识不久就成了朋友了。
我和阿恰立亚·兰玛德福吉以及其他教授对于在古鲁库尔添设工业教育的必要性问题讨论了很久。临别的时候，我们真是依依不舍。
我早就听见很多人称赞拉克斯曼·朱拉（恒河上的一座吊桥），这桥离赫里希克斯不远。很多朋友都劝我在离开哈德瓦以前一定要去看看这座桥。我想步行去瞻仰这座桥，于是分作两个阶段进行。
我到赫里希克斯以后，有很多游行僧人来看我。其中有一个和我特别接近。凤凰村的人也在那里，这引起那位史华密许多问题。
我们谈到宗教，他晓得我对于宗教有深沉的感情。他看见我从恒河沐浴回来，光着头，也没有穿衬衣。他看见我头上没有“饰嘉”①，脖子上又没有圣环，心里很难过。他说：
“你是一个有信仰的印度教徒，居然不束发，也不戴圣环②，我看见了实在难过。这是印度教的两种外表的象征，每一个印度教徒都应当有的。”
我不戴这两样东西是有一段历史的。我在十岁的时候，看见婆罗门的孩子们将成串的钥匙，用圣环穿住，拿来游戏。我也很想能作同样的游戏。当时卡提亚华的吠舍③家族还没有戴圣环的习惯。但那时正有人提倡一种运动，强迫前三等种姓的人遵守这个规矩。结果，甘地家族里便有人戴上了圣环。有一个教我们两三个小孩子《罗摩护》的婆罗门，给我们戴上了圣环。我虽然没有成串的钥匙，却也弄到了一把钥匙来玩。后来丝线坏了，我不记得我是不是很惋惜。不过我记得我没有再戴新圣环。
①饰嘉（Shikha），一般印度教徒男子在脑后所蓄留的一绺头发，有吉祥和却邪去病之意——译注。
②圣环（Sacred thread）是印度教徒前两等种姓的人达到一定年龄时在一种仪式上套在身上的一根细绳或线的环子，上起左肩下至右胁，以区别于其他种姓的人。因为第三等种姓一般不戴，第四等种姓按规矩不能佩戴——译注。
③吠舍（vaishya）是印度教社会中的第三种姓，多务农、牧和织造，一般不受吠陀教育，身上也不戴圣环——译注。
我长大以后，在印度和南非都有人一再善意地劝我重新戴上圣环。但是没有结果。我的理由是，如果首陀罗阶级①的人不能戴圣环，别的阶级的人有什么权利戴它呢？而且我也看不出我有什么正当的理由遵守我认为并不必要的风俗。我并不反对戴一条丝环，只是戴的理由不充足罢了。
①首陀罗（shudras）是印度教社会的第四种姓，多从事卑贱的工作，故亦称为奴隶阶级。他们无权受教育，也不能佩戴圣环，因为他们是不受神眷爱的——译注。
我是一个毗湿奴派信徒，我的脖子上当然要戴小项圈，而“饰嘉”是长辈们认为必须有的。可是我在动身赴英国前夕，把“饰嘉”剃掉了，因为我怕我光着头会被人取笑，而且我当时以为，这会在英国人眼中被当作是野蛮人。老实说，这种怯弱的心理愈来愈厉害，竟使我在南非的时候，叫我的堂弟恰干拉尔·甘地也把他由于宗教信仰而留下的“饰嘉”剃掉。我怕他留着“饰嘉”有碍他的公众工作，所以不顾他是否难过，一定要他剃掉。
我把这一段经过向那位史华密全盘托出，并说：
“我不戴圣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有无数的印度教徒不戴圣环，还不是照样是印度教徒。况且圣环本来是精神上再生的一种象征，戴上圣环的人应当先立志追求一种更高尚、更纯洁的生活。现在印度教中和印度全国戴圣环的人，是否都能维护佩带具有那种意义的标记的权利，实在是一个疑问。除非印度教本身把‘不可接触’的规矩废除，把一切尊卑贵贱的界限取消，并把其他许多在教内蔓延着的罪恶和虚伪全都摆脱了，不然，印度教徒就没有戴圣环的权利。所以我现在非常反对戴圣环。不过你劝我留‘饰嘉’倒是值得考虑的。我本来是留过的，后来因为错误地怕人家笑话才剃掉的。所以我觉得还应当留起来。这件事我得和我的同志们讨论一下。”
这位史华密并不欣赏我关于戴圣环的意见。我认为不应当戴圣环的理由，在他看来，正足以说明是应当戴的。时至今日，我的态度还是和在赫里克斯时一样。我认为只要有各种不同的宗教存在，每一种宗教都需要某种特殊的外表的象征。但是如果把象征当作圣物来崇拜，或者把它当作比别的宗教更加优越的标志，那就应当把它放弃。今天在我看来，圣环并不是提高印度教的一种手段，所以我认为它是无足轻重的。至于“饰嘉”，我是因为怯弱而剃掉的，所以我和朋友们商量以后，又把它留起来了。
不过话又得说回到拉克斯曼·朱拉来了。我对赫里克斯周围和拉克斯曼·朱拉本身的天然景色是非常赞美的，对于我们的祖先具有这种自然美景的感觉，并具有赋予这种自然美景以宗教方面的意义，不能不肃然起敬。
然而人们使用这些美丽地方的方式却使我极为不安。在赫里克斯和在哈德瓦一样，人们把路上和恒河美丽的两岸都弄得龌龊不堪。他们甚至不惜玷污恒河的圣水。他们本来只要多走几步路就可以隐蔽起来大小便，可是偏偏要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河边自行其是，看见这种情形，不由得心里难过起来。
我所看见的拉克斯曼·朱拉不过是恒河上面的一座铁吊桥而已。我听说这里本来是一座很好的绳索桥，可是有一个马尔瓦蒂慈善家出了一个主意，把它拆掉，以重资架上一座铁桥，然后把钥匙交给政府！绳索桥我没有见过，因此说不出什么来，但是在这么一个地方架上一座铁桥实在杀风景。我当时对于政府虽然是忠心耿耿，对于把朝圣的桥梁的钥匙也交给政府的做法，也觉得太过分了。
过了桥便到了福舍，这个地方糟得很，除了波形铁板斑驳不堪的架子以外，什么也没有。这种福舍，据说是为善男信女们盖的。当时可以说没有人住在那里。住在大屋里的那些人却给人一种不良的印象。
然而哈德瓦的经验对我来说，却证明是有无上价值的。这些经验大大有助于我决定住在哪里和要做些什么事。
第九章 创立学院
我到坎巴庙会去朝圣是我第二次访问哈德瓦。
非暴力抵抗学院是在1915年5月25日成立的。史罗昙
纳吉要我在哈德瓦住下来。加尔各答的几个朋友却向我推荐卫提亚纳士潭。别的人又极力劝我选取拉奇科特。但是当我偶然经过阿赫梅达巴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劝我在那里住下，他们自告奋勇为学院筹款，还要给我们找一所住宅。
我对于阿赫梅达巴有一种癖好。我是一个古递拉特人，我认为我应该通过古递拉特语言对国家提供最大的服务。而且阿赫梅达巴是古代手工纺织业的中心，如果要恢复乡村手工纺织业，这似乎是一个最适宜的地方。这个城市是古递拉特的首都，因此在这里要获得有钱人的资助比别的地方更加容易。
不可接触者的问题自然是我和阿赫梅达巴的朋友们讨论的题目之一。我向他们明言，我应当首先利用机会为学院招收一名不可接触者学生，只要他具备了其他的条件。
“你到哪里去找一个合格的不可接触者呢？”有一个毗湿奴派的朋友自信地说道。
最后我决定在阿赫梅达巴建立学院。
至于住处的问题，阿赫梅达巴有一个律师吉望拉尔·德赛先生是我的主要帮手。他愿意把他在科赤拉布的一所洋房租给我们，我们就把它租下来了。
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学院的名称。我和朋友们商量。有人建议采用“西伐士兰”（服务之家），还有人提议用“塔普凡”（俭朴之家），等等。我倒喜欢“西伐士兰”这个名称，只是觉得没有强调说出服务的方法。“塔普凡”似乎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名称，因为俭朴虽为我们所需，我们却不能自命为俭朴之人。我们的信条是忠于真理，我们的任务是追求和坚持真理。我在南非试验过的办法，我想拿到印度运用一下，而且我希望在印度试一试这个办法究竟能运用到什么程度。所以我的同伴和我选定了“非暴力抵抗”这个名称，因为它同时表达了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服务方法。
为了使学院在言行上有所遵循，需要制订一个校训。因此有人提出一个草案，朋友们都被邀请发表他们的意见。当时所收到的许多条意见当中，古鲁达斯·班纳济爵士的意见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赞成我们的校训，但是建议加上“谦恭”一条，因为他认为青年一代特别缺乏谦恭。我虽然也注意到青年人有这个缺点，我却担心一旦把谦恭订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校训，谦恭就不再成为谦恭了。谦恭的真正含义是自卑。自卑是自救，如若不然，就得采取别的办法以求其实现。如果一个奉行自救的人，或者一个奴仆缺乏谦恭或大公无私的行为，对于自救或服务就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没有谦恭的服务，不过是自私自利罢了。
这时我们这一帮人大约有十三个泰米尔人，其中有五个青年是从南非随我们来的，其余的则来自全国各地。我们一些大约有二十五个男女。
这个学院就是这样成立的。我们同在一个地方吃饭，并尽力象一家人一样地生活。
第十章 在讨论中
学院成立不过几个月，我们就遇到了一种简直没有料到的考验。我收到安立特拉尔·塔卡尔的一封信，信上说：“有一个谦逊而正直的不可接触者家庭希望加入你们的学院，你们能接受吗？”
我心中有点为难。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会有一个不可接触者家庭要求入院，而且不是通过别人，而是由塔卡尔巴巴这么一个大人物介绍的。我把这封信给同伴们看，他们都表示欢迎。
我写了一封信给安立特拉尔·塔卡尔，表示我们愿意接受这一家人，只要他们都愿意遵守学院的校规。
这个家庭的成员有杜达白，他的妻子丹尼朋和他们的女儿拉克斯密，还有一个刚会摇摇晃晃走路的孩子。杜达白在孟买当过教员。他们全都同意遵守校规，于是都入了院。
然而这件事却引起了那些帮助过学院的朋友们的很大意见。头一个难题就是用水井的事；这个水井的管理权有一部分是属于房东的。管理吊桶的人反对我们的吊桶里滴出来的水会玷污他，于是他便辱骂我们，并且还侮辱杜达白。我吩咐大家不要理会他的辱骂，并且不顾一切，照旧去吊水。当他看见我们并没有反骂他，他便自觉惭愧，也就不再麻烦我们了。
然而所有的资助，都被停止了。那位曾经问起不可接触者是否能够遵守校规的朋友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随着金钱援助的断绝，还有一种谣传，说有人要发起社会的封锁来对付我们。这一切我们都有了准备。我告诉我的同伴说，如果我们受到封锁而得不到通常的便利，我们决不要离开阿赫梅达巴。我们宁可搬到不可接触者的地区里去，用我们的体力劳动来维持我们的生活。
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有一天摩干拉尔·甘地通知我说：
“我们的基金快光了，下个月就无法维持了。”
我淡淡地回答说：“那么我们就搬到不可接触者的地区里去。”
象这一类的考验我已经历过不止一次了。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上帝总是在最后一刻帮了我的忙。在摩干拉尔·甘地警告我经济困难以后不久，一天早上，有一个小孩走过来告诉我，说有一个客人在外面的车子上等着要见我。我于是出去见他。他问道：“我要给这个学院一点帮助，你愿意接受吗？”
“当然，”我说道：“我承认我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
“我明天这个时候再来，”他说道：“你在这里吗？”
“在的，”我说道。他便走了。
第二天，就在约定的时间，那辆车子又开到我们的地方，而且喇叭响起来了。孩子们进来报信。那位客人没有进来，我出去见他。他把13，000庐比的钞票放到我手里，然后开车走了。
我从来没有指望得到这笔捐款，而且帮助的方式是这么奇特！这位绅士以前并没有到过学院。据我记忆所及，我只会过他一面。没有正式见过，没有谈过，而他竟是给了帮助便走了！这对我是一次绝无仅有的经验。这一笔钱暂时把我们搬往不可接触者地区去的打算搁置起来了。现在我们觉得，一年之内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
正如外面起了风波一样，学院内部也发生了风波。虽然在南非的时候，不可接触者朋友常到我家里来同吃同住，可是我的妻子和别的妇女却似乎不大喜欢在学院里收容他们。我的耳目很快便觉察出来，她们对待丹尼朋虽不是憎恶，至少也是冷淡。经济上的困难并没有使我发愁，但是这一次的内部风波却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丹尼朋是一个普通妇女。杜达白是一个受教育不多但是很有见地的人。我喜欢他的耐性。有时他也发脾气，但是总的说来，我对他的善于容忍，印象很深。我请他忍受细小的屈辱。他不但答应了，而且劝他的妻子也这样做。
我们接受这一家人，给学院上了很有价值的一课。我们一开头便向世界宣布：我们不能容忍不可接触者制度的存在。愿意帮助学院的人都有了精神准备，因而在学院这方面的工作就简单得多了。捐助和担负学院日益增多的开支的人大多是正统的印度教徒，这件事实也许可以清楚地说明，不可接触者制度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点自然还有其他的许多证据，然而印度教徒中的优秀人物肯于帮助一个让不可接触者与别人同吃的学院，这个事实本身便是不小的证据。
我很遗憾，关于这个问题，关于我们怎样处理因主要问题而发生的一些微妙的事情，我们怎样克服一些没有料到的困难，以及其他与体验真理有关的许多事情，不得不从略。下一章也有这个缺陷。我所以不得不把重要的细节省略，因为这出戏中的大部分脚色还健在，在叙述和他们有关的事情而必须提到他们的名字时，不取得他们的同意是不妥当的。而征求他们的意见，或者随时请他们修改和他们有关的章节，事实上是很难办到的。况且这种手续超出了这本自传的范围之外。因此我担心其他的故事，虽然在我看来对于追求真理的人，是有价值的，却不得不加以省略。我的愿望是，上帝的意志也是，把这本书写到进行不合作运动的时日为止。
第十一章 废除契约移民
我们暂时得抛开从开始就经历着内外风暴的学院，简单地转移到引起我注意的另一件事情上去。
所谓契约工人就是那些根据五年左右的契约从印度到国外去做工的人。按照1914年史沫资—甘地协议的规定，到纳塔耳去的契约移民的三英镑税是废除了，但是来自印度的一般移民的纳税问题却还没有解决。
1916年3月，潘迪特·马丹·穆罕·马拉维亚吉在帝国立法议会中提出一个废除契约制度的议案。哈定基勋爵在接受这个动议的时候宣称，他已得到“英王陛下政府在相当时期内废除这个制度的诺言”。不过我觉得这么一个空洞的保证，不能使印度满意。我们应当鼓动立即废除这种制度。印度所以容忍这个制度，完全由于疏忽。我相信大家能够有效地推翻这个制度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会见了一些领袖，在报纸上写了几篇文章，我觉得公众舆论已经确确实实地赞成立即废除。这不是非暴力抵抗一个很好的题目吗？我相信确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从何着手。
同时总督已不再隐讳“终必废除”这句话的含义，据他说，这是“在合理的时间之内有了另外的办法”再加以废除的意思。
因此，在1917年2月，潘迪特·马拉维亚吉便要求提出一个立即废除这种制度的议案。詹士福勋爵拒绝了他的要求。
我旅行全国去鼓动大家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想我在开始宣传鼓动以前，应当先去拜会总督。于是我请求谒见，他马上便答应了。马菲先生，即现在的约翰·马菲爵士，是他的私人秘书。我和他有密切的往来。我和詹士福勋爵的谈话是令人满意的，虽然他只答应帮忙，而没有确切的表示。
我的旅行从孟买开始。杰罕济·贝迪特先生打算用帝国公民协会的名义召开一个大会。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先行开会，以便草拟一个决议案在会上提出。史丹立·李德博士、拉鲁白·沙玛尔达斯先生（现为爵士）、纳达罗建先生和贝迪特先生都出席了委员会会议。讨论的题目是规定一个时期，请政府在这个时期内废除这个制度。当时有三种建议，即“尽速废除”，“在7月31日以前废除”，还有“立即废除”。我主张限期废除，因为如果政府在期限内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便可以决定应付的办法。拉鲁白先生主张“立即废除”。他说“立即废除”比7月31日的期限更短一些。我说明人民未必懂得“立即”这个字的意思。如果我们要他们采取一些什么行动，我们必须用一句更加确定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解释“立即”的含义——政府有政府的解释，人民又有人民的解释，至于“7月31日”，这是不会使人误会的，如果到那一天政府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就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李德博士明白了这种说法的力量，最后拉鲁白先生也同意了。我们于是决定7月31日是政府宣布废除这个制度的最后日子。这个决议在公众大会上通过了，而印度各地的集会也都相应地通过这个决议。
嘉芝·贝迪特夫人竭尽全力组织了一个妇女请愿团去向总督请愿。从孟买来的妇女，我记得有塔塔夫人和已故狄尔莎夫人。这个请愿团的影响很大。总督提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答复。
我到过卡拉奇、加尔各答和其他各地。到处都有很好的集会，而且人民的热情无比高涨。宣传鼓动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
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是独自一个人旅行，因此有许多奇妙的经验。罪犯调查局的人员总是尾随着我。但是因为我没有什么隐秘，所以他们也不来烦扰我，而我也不给他们什么麻烦。幸而我那时候还没有得到“摩哈德玛”的头衔，虽然认识我的人，见了我也时常大声呼喊这个名字。
有一次，特务人员在好几个车站上找我的岔子，他们查我的车票。记下号码。我呢，自然很愿意答复他们所提的一切问题。同车的旅客以为我是一个“沙陀”或者是一个“法吉尔”①。他们看见我在每一个车站上都受到了骚扰，便为我抱不平，大骂那些特务。他们抗议道：“你们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老是麻烦这个可怜的沙陀呢？”他们又对我说：“犯不着把车票给这些流氓看！”
①法吉尔（fakir），化缘修行的人——译注。
我温和地对他们说道：“把车票给他们看看也没有什么麻烦。这是他们的职务。”旅伴们还是不满意，他们越发对我表示同情，并强烈反对这样虐待无辜的人。
其实，特务倒没有什么，真正的苦处还是坐三等车旅行。我最难受的经历是从拉合尔到德里。我是从卡拉奇到加尔各答去的，路上要在拉合尔换车。车上实在找不到坐位。客人都满了。能够挤进去的人都是靠本事，如果门关了，便从窗口爬进去。我必须赶到加尔各答去参加一个日期已经确定的集会。如果我错过这一班车，我就不能按时赶到那里。我上车的希望几乎已经没有了。谁也不愿意帮我忙，这时有一个挑夫发现了我的狼狈样子，便跑过来对我说：“给我十二个安那，我替你弄个坐位。”“行，”我说道：“只要你给我弄到一个位子，我一定给你十二个安那。”这个青年便从这个车厢到那个车厢去向旅客们恳求，可是谁也不理他。车子快要开了，有的旅客说：“这里没有坐位了，不过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他推上来，他只好站着。”“你看怎样？”那个青年挑夫问道。我立刻答应了，他便从窗口把我的身体塞了进去。我就这样上了车了，而那个挑夫也赚到了十二个安那。
那一夜真是一场考验。别的旅客好歹总算是坐着的，我却站了两个钟头，用手抓住上铺的链子。这时候，有一些旅客不断地烦扰我说：“你为什么不坐下来？”我向他们解释我是无位可坐，但是他们不容许我站着，虽然他们自己是直着身子躺在上层卧铺上。他们这样扰乱我，并不觉得烦腻，而我也总是温和地回答他们，并不以为嫌。最后，他们总算软化了。有人便问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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