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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天涯-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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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往回走，思文说：“脚又走痛了。”我说：“这八块钱坐出租车回去不知够不够？”她说：“来得这么苦的钱，真的舍不得用。”走到半路她说：“肚子饿痛了。”我说：“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家了。”她说：“我饿不得，饿了头就发晕。”花一块钱买了一包炸土豆片。我说：“俩人跑这一趟赚了七块钱。”她说：“肚子饿痛了那没办法。”
回到家一算，得了六十多块钱，除了成本赚了五十块钱。思文拿着钱呆呆地看了一会，忽然哭了起来。我说：“哭什么呢，你买土豆片我又没有说你。”她只是哭不说话。我说：“怎么我又得罪你了？”她用衣袖擦着泪说：“下次别发豆芽了好不？”我说：“好不容易找一条缝能赚几块钱，又不搞了！”她说：“两个人忙这一整天，那几天天天要浇水还不算，半夜还要起来，算起来两块钱一个小时也没有。我想起我们自己，真的好可怜啊。国内的亲戚朋友，只以为这里有钱捡，我妈妈知道我们这样，真的会哭的。我们有苦也说不出来。”我说：“有办法谁愿这样？没有办法！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哪天有好办法了我们按那个办法去做，现在没有办法还是按没有办法的办法去做。”她说：“我知道没有办法说服你，没有办法。”我说：“一大袋绿豆还剩几十磅呢，吃得完不？扔了它不？你不想搞你就不搞，我反正要搞。”她说：“你反正不会听我的，我也没抱希望说服了你。没有办法。”
二十一
这天思文告诉我说，她大概是怀孕了。我的心一跳，身上紧张着感到了燥热，一时不知是惊是喜。我马上镇定下来说：“到医院验了没呢？”她说：“还没呢，我想就是的。”我说：“怕又是情绪波动作怪了，要不我明天陪你去医院。”她说：“也可以吧。这次感觉不一样。”我说：“也好，也好，既来之，则安之。”她马上说：“什么叫也好也好，生个加籍公民不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目的吗？”说着眼睛直望着我。我避开她的目光说：“很好，很好”。”她说：“你心里不太高兴？”
我心里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情绪体验明白，被她这一问，倒真象心里不高兴被她发现了，便昂了头迎了她的目光说：“怎么不高兴，怎么会不高兴？怎么会呢？”她冷冷地说：“我倒真的看不出你有多么高兴。”她这一说我倒象在商店行窃被现场抓获，已经无可抵赖非得找一个说明的借口了。我机械地说着：“很好，很好，很好。”我说得很慢，拖延着时间，自己也感到很虚假在掩饰什么。当说到最后一个“很好”时，我忽然想到了便有了勇气，说：“只是我们现在太难太大压力了，我简直就不敢想象……不敢想象再有个孩子怎么应付得过来。”说了这句话我觉得轻松了，又想起赵洁在法庭上说手里拿了一把伞。可是我并没有做贼的心态怎么神态却象个贼！思文听了这句话，脸上却柔和了，说：“怕什么呢，这么多人都生了，也没见有谁就过不去。没想到他会来，可来了就来了，还等到什么时候呢。我都快三十岁了，难道不成去把这孩子做了他！苦也要熬，难也要熬，都是熬过来的。人一辈子就这么回事，没个容易那么一说。”听她说“这孩子”的时候，我心里也泛起一阵温柔，仿佛一个赤裸的胖大小子的影子在眼前一闪。
晚上我感到心神不定，想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情的意义，又怕思文看出我有心事的样子。我拿了教科书说：“我到楼下客厅里去看。”把书翻了几下，就那样打开了捧着下楼去了。下了楼我把一张沙发移动一下，背对了楼梯坐了，又把书摊了放在膝上。我坐在那里心里乱七八糟，一会想会有个孩子了，加拿大公民，又完成一件事；一会又想这一来跟思文的关系就板上钉钉再也无法改变，要她改变现在的性格几乎不可能，一辈子感情生活就这样没希望了，怎么甘心！我心里还萌发着一种新的期望呢。想过来想过去总想不清楚，在心里对自己发狠说：“想什么想呢，想！想也罢不想也罢，你想他生下来他会生，不想也会生，想不想都是一样，想也是空想了，干脆别想！”这样想了心中一阵轻松，用力合上书站起来准备上楼去。书合上时“叭”地一响，一瞬间我忽然感到一种沮丧，脚再不敢迈动，仿佛跨一步就是作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决定。我站在那里呼吸紧张，胸口感到了巨大的压迫感，渐渐的沮丧变成了恐慌和绝望。我喉咙里哼着“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声音含糊，只有我自己能懂得那声音的意义。这样哼着我又颓丧地坐下去，这时心里已经明白，这件事对自己是一个确定的打击。
第二天我骑单车搭了思文去了医院。我对自己心中的阴冷感到害怕，可又没有办法很自然地做出兴奋的样子。我那愁苦的心情一定被她看出来了，她说：“难道你真的怕到这样的程度，我一个女人还不怕呢！孕是我怀，生是我生，你实在要怕还有几个月呢。”我放宽了心，象是被她说中了心事，做出愁苦的脸说：“我真的怕，真的生下来怎么办，自己也顾不过来呢。”我不会扮演一个假面的角色，内心的高傲也使我不屑于这样去做。现在勉强做着，自己也觉得不自然，心里也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反抗。幸好思文转了身去问护士小姐什么问题，没有注意我的表情。
在服务台我们交了社会保险卡和医疗保险卡，领一张卡片填了。护士叫我们等着。为了掩饰自己不安的神态，我拿了桌上的《TIMES》来看。上面报道苏联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发生大规模冲突，这对戈尔巴乔夫民主化进程是个巨大考验。又有麦当娜在多伦多演出，全城轰动。我想着现在在多伦多的话，说不定有机会一睹麦当娜的风采，但还没想得太明白又否定了，门票起码几百元一张，我进得去吗？正胡思乱想，护士叫她，思文就进去了。我想跟进去，护士微笑着扬手挡住了我。我不断地来回踱着，脚根本停不下来。心里祈祷着，希望此事非真，又是一场虚惊。又想着当年母亲怀了我去看医生，父亲的心情不知如何？这时候我对自己的心看得特别清楚，甚至觉得，如果没有这个事实，自己和思文的分手已成定局。这样想着我更加感到了这个事实对我的残酷性。在内心我并不是一个硬心肠的人，我很怕伤害了别人，哪怕无意中给了别人轻微的伤害，我会感到非常不安，这种不安可能还会持续很久，我甚至没有力量去拒绝别人的意愿。
#奇#但是这一次，天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如果这个念头对思文是残忍的，那么也请上帝原谅我在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我在走道里来回地走着，心被撕成了碎片。这一刻与思文分手的愿望是这样强烈，简直在这一瞬间成为了铁一样的决心。我这时觉得痛苦绝对不只是一种精神感受，也一定是一种肉体的感受，不然它为什么这样具体到可以触摸，使我的心如此沉重？我不能解释这时自己这种愿望为什么会这样强烈，以至对于钱的愿望也变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了。我感到了害怕，我想在心里向自己证明，这不过是一时的冲动，是由于要接受一个新的事实而激发出来的过分恐惧，由于人的那种难以实现的意愿就更加强烈的可悲天性。但这种证明不幸却是乏力的，内心的呼声是那样清晰强烈无可回避。我觉得过一会如果这个事实得到最后的证明，我这一生就再也没有幸福可言。
#书#这时思文从诊室里出来说：“医生叫你。”我从她脸上看出，怀孕的事已经确证。我心往下一沉，马上又恢复了冷静，反而有了一种痛苦的顶点已经度过的轻松。医生是一个中年男人，他笑容满面向我祝贺，我也微笑着点头回应。他的话我听不明白，知道是在吩咐做丈夫的要注意什么。出了门思文问：“医生说的你都听懂没有？”我说：“半懂不懂。”她又把医生的话转述给我听，我都应了。单车搭了她往回走，走不多远我停了说：“不知单车能搭不？有震动。”她说：“没有事，医生说该干什么干什么，和平时一样。”继续骑了车走。思文在后面说：“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要是个男的就好了。”我说：“加拿大分什么男的女的，又不是中国，中国城里人也不分了。加拿大女人权利还大些。”她说：“是个男的呢，幸福操在自己手里，女的呢，幸福操在别人手里。还是男的好。”她居然说出这样一番话出来，我真没想到。看起来她已经领悟了男女之间的另一种奥秘，想起来也是我伤了她的心。
我敷衍着说：“有出息呢，幸福都在自己手里，没出息呢，幸福都在别人手里。你看我不是个男的，工作机会和奖学金都操在别人手里。”她说：“你是特殊情况，不算。我说的是男人女人的区别，你别打岔。毕竟三十岁的男人和三十岁的女人就不一回事，老天爷设计人的时候就没有特别公平。”我说：“那我们生个男的。”她说：“已经都定了，你这都不懂。”又说：“如果生了就把我妈妈接过来带，满一岁了让她带回国去，我们再好好干几年。”我说：“连怀孕这两年差不多就完了。”她又说了很多，我心里正痛苦着，没听清她说什么，她说一句，我“嗯”一声。她忽然提高声音说：“高力伟！”我吓一跳，回头望她一下说：“怎么，又犯错误了？”她说：“你不高兴？”我说：“没有啊，就是想起有点怕，这两年差不多就完了。”她说：“问你什么都是一个‘嗯’，‘嗯’什么呢？”我说：“我想着总有点怕。”她说：“谁知道你想什么呢，你的心思我永远不懂。”
那几天我心事重重，总想着“怎么办”这几个字，却想不出一点办法来。有时候人在某种处境中想挣扎一下，可就是用不上力，眼看了自己的余地越来越小，这时才明白了人也只能如此，他生存的空间就是那么一点，已经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规定好了，并不因为这个人是自己，老天爷就作出一种特别的安排。
这样想着我试图豁达起来，竭力掩饰着自己的内心活动，想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总是越注意就越不自然，内心的清高也在反抗着这种矫作，反而显出一副遮遮掩掩做贼心虚的神态。思文显然已经有所察觉，“处境太艰难”这样的理由开始被她怀疑。有时她以审视的目光望着我，或者，在我做着什么的时候，她静静地坐在那里，双手悠闲地交叠着放在小肚前，以冷冷的目光追随着我的行动。这种沉默使我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我想说几句轻松的话使气氛不要这么凝重，可思维特别的迟顿，勉强笑着说几句，思文也不象平时那样感兴趣，只是淡淡地反问一句：“是吗？”这简直就是在表示说，你的表演蹩脚透了，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这更加强了我那种心虚的感觉。有几次我真的差不多就下了决心要和她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免得这样相互折磨，但总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事到如今，谈一次除了彻底打破幻想之外，又还能有什么结果？
那几天的内心挣扎使我简直要发狂，我感到了神经由于过度紧张而快要崩裂。我想象着大脑中那根细细的肉质的线，渐渐地拉紧再拉紧，临到极限，终于在一瞬间断裂，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然后，大脑中只剩下黑洞洞的一个空间。想到这里我打一个冷颤，拼命摇一摇头似乎想把烦恼甩开。就在这样的心情下，我还要勉力做出若无其事的神态，有时候拿起书来看，在书的掩护下尽情地沉思默想。虽然书上写了些什么却全然不知，但我还是过一会把书翻动一下书页，翻得很响似乎证明着一种事实，并不时地悄悄转悠了眼去观察思文，看她是否已经相信我沉浸在书中了。
终于我彻底意识到这种挣扎毫无意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必须面对现实，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缓和与思文的关系，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当“别无选择”几个字在我心中一闪而过，我感到了一阵痉孪性的痛楚，想着人生这唯一的过程竟如此可怜，在自己最关注的问题上受到如此的制约，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我把“别无选择”这几个字含在口中啧啧有声反复品味，从没有想到过这样的处境在某一天竟会轮到了自己。既然别无选择，那就不必多想，不必任性地放纵了内心的痛苦，徒然增添自己的烦恼。正如走向衰老走向死亡，这事实又何等残酷，但既然别无选择，也就不必焦虑，真的，人不能为别无选择的事情焦虑。命运已经作了这样的安排我没有力量反抗。这样想了我在内心推卸了责任，心境也开朗了一点。
沿着这个方向想到了极限之后，我又回过头来想。毕竟，思文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人，她变了这不是她的错，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什么都要自己去争取，什么都是从零开始，要她在外面应付裕如而在家中温柔谦顺，这种要求也太不现实，她不可能随时完成这种角色的转换，毕竟女人不是上帝为了谁的需要造就出来的。我能够理解她但却仍然难以接受她。在这里我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已经转换，我想不清楚这种家庭角色随着环境变化而转换是不是必然的。别人都羡慕她，称赞她，我却从这些话中听到了一种别的意味，一种判断，一种嘲讽，这使我的心更加敏感。我心里伏着一只反抗的兽，等待着，窥视着，渴望着一切反击的机会，让这个机会给自己一种力量的证明。世界上也许真的就有那种强干而温顺的理想女性，这是奇迹，奇迹培养了人们的幻想。但谁去设想奇迹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这个人将是注定了的悲剧人物。尽管如此我也不能就这样承认了我们关系眼下的格局，我总还是个男人，这一点无法改变。我在心里设计着，要软硬兼施想办法改变了她，回到从前。不然我不能想象以后几十年该怎么度过。
我平静下来再也不愁眉苦脸，也能够看一点书了。“历史分析方法”这门课的期中考试，我居然也通过了。试卷发下来逊克利尔在上面批道：“Your English is betterthan I expected。”他不会知道，这是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把重要的地方硬背下来，考试时机械地抄上去的。要我临场去组织文字，我恐怕写不出成句的话来。通过期中考试并没有增强我对学习的兴趣，我的心象散沙一样收也收不拢。我还在想着有机会了还是去找份工作，而不能想象这样再过两年直到毕业，那样我在精神上会拖得精疲力尽。圣约翰斯，这个天涯海角的城市，曾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想象，我现在对它却已经完全失望了。
二十二
现在我能够以平静的心情对待思文，但要说到爱，却仍难爱起来。我没有办法勉强自己的感情，仿佛那是被鬼而不是被我自己控制着，说是说不明白的。生活又回到正常的轨道，但那一层阴影却再也难以拂去。
好几次我突破内心的抵抗，让内心的骄傲在那种游戏的口吻和掩护下，对她做出亲热的举动，玩笑似地说着亲热话：“林妹妹什么事又不高兴呢？《红楼梦》里那个林妹妹是世界上第二喜欢生气的人，第一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其实她心里没有生气呢，你以为她心胸那么狭窄吧。”说了就去拉她的手，在她的手心搔搔几下。又抱了她说：“大家来看啦，高力伟和她太太好亲热呢，就是他太太有点不好意思。”思文把其中的矫作看得透彻。她温和地抗拒着我，把我轻轻推开。我说：“又不理我！又不理我！你猜是你不理我我急些还是我不理你你急些，你自己猜吧！”她淡然说：“算了算了，又何必呢。”我象被揭了衣服，赤裸裸地站在人面前一样羞愧。尴尬地笑一声说：“你这样对我，你以为我脸皮有多厚呢？只有九寸可没有一尺那么厚，我还想给自己的自尊心留一寸余地呢。算了算了，可是你说出来的，以后别怪我。”她说：“是我说的。说了又怎样，可不说又怎样？我要的是真的，不掺水的。别以为自己的自尊心是西瓜，别人的是芝麻。”在茫茫暮色中，她的表情平静如水，让我感到恐惧。我猜不透究竟她已是心如死灰，还是在酝酿着一场新的爆发。
幸好我们都很忙。思文忙着写论文，上选修课，还要帮赵教授工作。我除了上课，看书，做作业，还要时时耳朵塞了小耳机提高听力。其它时间我就弄我的豆芽，一个星期也能赚五十多元，比我的奖学金也少不了多少。星期天我去华文学校上两节课，教那些华人小孩“人手口，牛马走”，也有二十块钱。忙能够使人暂时地忘记烦恼，痛苦也要在时间中去体验。
有一天中午思文问我：“我们现在钱有多少了？”我说：“三千来块吧。”她问：“什么时候可以到一万块呢？”我说：“明年五、六月吧。看起来一年一万块的目标可以实现。”她说：“我想求你一件事。”我想，嘿，她倒学乖了！转念又一想，她一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要打这钱的主意了。想着心中警惕起来，本能地想去保护那点钱。于是我收了脸上的笑意说：“什么求不求的，钱又不是我一个人赚。”她说：“那也有你赚的在里面。
我是这样想，我想把这些钱拿了，再找谁借几千块钱，凑齐一个一万块，买一张money order寄给思华去，只周转一个来回，办了签证马上寄回来，她现在快申请到护照了。”我问：“借钱要付利息不呢？”Qī。shū。ωǎng。她说：“那是要付的，这是在加拿大。”我说：“真的我倒不是舍不得钱，的确你妹妹来了毫无意义，白白地劳民伤财。”她说：“那不关你的事，你不用着这个急。”这件事我本来觉得不合适，她又口口声声说“不关我的事”，我心中的抵触更加强烈。我说：“不关我的事，你倒是说得好听！我们还是夫妻不呢？”她烦躁起来说：“你是个什么意思呢，我说什么你也不听，只要是我说的就一定不听，对也不听！”我说：“可惜你从来没错过。”她说：“我没有精神跟你喷口水，这样固执的人天下少有，舌子讲枯了也没有用。对你这样的人只有──”我马上说：“杀一刀。”她说：“杀一刀也杀不出血来。我找了那么多年找一个人，到底还是误会了，想起来心里一抽一抽的痛。”我说：“那还来得及消除这个误会。”她说：“消除就消除，我舍不得！你吓我吗？我怕！以后再跟你嗦那些这些，现在道理不跟你讲，就算你是积德，做一次好事好不？”我说：“我没有做过一次好事，好吧？”她说：“那也可以这样说，你还以为你是谦虚吧。”我不做声，想起了那天计划好了要改变她，现在该怎么办？看起来要相安无事只有什么事都听她的，在大事情上她一定要坚持的，不会妥协，只有我退让。我心中怎么也服不下去，坐在那里细眯了眼不做声。她过来扯我的手说：“别又想装无赖装过去，存折拿来。”我用力把她的手甩开。她睁大了眼说：“那天医生跟你讲了，我现在情绪不正常是正常现象，你记得不？”我说：“知道自己不正常就是正常。你倒是想威胁我是吗？不要为自己瞎胡闹找理由。”她说：“我威胁你是吗？我心里其实怕是吗？”说着靠拢一步，把拳头虚晃一下。我吓得一让，笑了说：“又来了又要来了。又还想打人吧！”她晃一晃拳说：“我是看你值得打才打的，到哪天我恐怕自己打也没情绪打了。”我说：“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吧，瞎胡闹。”没料到她真的一拳打过来，落在我肩上，说：“我瞎胡闹了！”说着又打过来。我用手拦了她说：“打不得了，再打不得了，再打就会出事了！”
她哪又肯听，边打边说：“打，打！就是要打！对你这样固执的人就是要打，你不喜欢我我就是要打。对你除了打还有第二个办法没有？你自己说！”我一边拦她，嚷道：“打我还要我喜欢你！”她说：“你不喜欢我就要打！”我说：“打一个人还要一个人喜欢她！”她说：“一个人不喜欢我我就是要打！”我开了门想跑出去，她用脚把门抵了，又打过来。我迎面抓住她两只手，她说：“你松不松？不松我数三下！一、二、三！”我还不松，她弯了腰一口咬住我的手背，我痛得叫一声松了手，说：“我跟你说，再打就会出事的，到时候别怪我！”她边打边说：“出事怕什么，要离就离，以为谁稀罕你！还在想着自己是个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吧！”她追得我满屋子跑，我东窜西窜几次想打开门跑出去都被她堵住。这样窜着我感到了羞耻，一股倔劲上来站住说：“你打，你打，反正你现在打人是打惯了。”她扑上来又打几下，说：“我还懒得打了，今天够了。”说着坐在椅子上喘气。我看着她，冷笑几声，冷笑着声音渐渐增大，突然，莫名其妙地，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住了笑我把手拍得“叭叭”响说：“打得好，打得好！”说着开了门说：“太好了，太好了！”慢慢走下楼去。
一出了门就被强劲的风裹住，我哆嗦一下，想上去加件衣服，想想又算了，到厨房里把房东搞卫生穿的塑料雨衣披了。站在门口我歪了嘴朝空中笑一声，自己也不明白是嘲笑还是苦笑，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走过去。
走了不远忽然听见思文在后面叫：“高力伟，高力伟！”我忙躲到人家的门边，看见她在风中艰难地走着，一边叫着急急地过去了，头发在风中一飘一飘的。我又往回走，心中非常平静，没有激动也没有伤痛，只是手足沉沉的有些迟顿。我沿了街慢慢地走，街上没有人，人都被大风吹到屋子里去了。阳光带着一丝温热在大风中照出一个明朗的白天。走了很久我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折回去又不知怎么走到没有到过的街道上去了。忽然听到肚子“咕咕”一阵响，记起还没吃午饭，摸摸口袋有几个硬币，掏出来一只一只数了，有一块多钱。在路边的小杂货店买了两个面包，边走边咬，不知道有什么味道，真跟嚼蜡一样。心想可以骗肚子就算了，勉强塞进去几口。想冷静地考虑一下与思文的关系，想一会也想不出什么名堂，又觉得毫无意义，干脆抛开了不想。我对自己这种平静感到奇怪，想着大概是习惯了。面包还剩下一个实以难在下咽，就丢到路边，心想过一会就会有路过的狗叼走了，又想加拿大的狗可能不吃面包，要吃肉，刚才只买一个就好了。忽然我抬起头，发现自己面前是坡侧的那一片墓地。
二十三
站在那里可以看到墓地的全貌。
墓地四周被铁丝网圈着，高高低低不同式样不同颜色的墓碑一层一层斜斜地排下去，一直到坡底，大概有几千个，在太阳之下显得格外沉寂。风吹着落叶在墓碑间滚动，发出簌簌的轻响，又有几片被卷着向空中飘去。枯草在风中摇晃。几只白色海鸥停在碑顶一动不动，又有几只在墓地上空盘旋，渐飞渐低，发出嘶哑的叫声停到墓碑上。我慢慢绕了过去，往下走，我记得马路那边坡侧有一张铁丝网的门。
几个月前我第一次经过墓地，心中一动，又奇怪这么大一片墓地却在城市中心。每天经过，好几次想进去看看，但忙忙碌碌把这件事淡忘了，经过时也不再注意。我绕到门边，马路对面的枫林完全落叶，黑色枝杆铁似的举向空中。小车在马路上来来往往。我从铁丝网门中走进去，里面安安静静没有一个人。我沿了一条小路往里面走，枯叶在脚下发出轻微的断裂之声。这些墓碑高的有一人多高，矮的只齐膝盖。一个大理石的墓碑两米多高，我伸出指头在上面一按，马上感到了那光滑的质感，一种冰凉的感觉传过来。手指移开在碑面上留下一个清晰的指纹印，一圈一圈的看得清清楚楚。我仔细去读上面刻的碑文，在心里翻译过来。这个男人1836年生于圣约翰斯。1905年死去，生前曾经做过二十多年的市政府议员。又一个墓碑只有腰那么高，石质碑的下端生着绿苔。碑前放着一束花，已经枯萎，干枯的花朵还显出最后的残红，在风中颤抖。碑面没有尘埃，显然不久前有人清擦过了。我在墓前蹲下去看碑文，这是一个女人的墓碑，她死去也已经有四十年了。我惊奇地发现碑文上记载着她生前竟是纽芬兰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心跳起来，怕是自己看错了，又一行一行看一遍，在心里翻译着，的确如此。
我努力去想象四十年前的历史学系是什么样子，不知系图书室中可还有她的一部著作？一种空漠而怅然的感觉在心中涌动。四十年后的今天，居然还有人来清擦献花，难道是她女儿？我想象着四十年前的那个风华正茂的金发少女，如今已成白发老妪。几十年只是时间的一瞬，但把一个少女变成老妇人却已经足够。她还记得自己的母亲，就在不久前，她颤巍巍地走过这条小路，在墓前献上一束鲜花。也许，不久以后，她也将告别人世，这个墓碑将永远地被人遗忘。在这个墓碑前我停了好久，看那凹进去的碑文轮廓依然清晰。我似乎朦胧地意识到了一点什么，突然发出几声自己也不明白的“嘿嘿”冷笑，那声音空洞洞的使我自己打个冷颤。我默默穿过整个墓地，然后沿着尽头的小路向上走。墓地最上端是一道石砌的矮墙，我顺着矮墙往回走，一边检阅似地俯瞰整个墓地。我走了十几步，忽然发现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大西洋的一角。我坐在矮墙上，凝望着眼前的一切。在凝神中我听到一种沉闷的隐约声响，这种声音我开始也听到了却没有注意，这时忽然领悟到了可能是大西洋的涛声。我静下心来侧了耳仔细辩别，终于确认了这是真的。
太阳渐渐偏西，大西洋的波涛在疲惫的阳光下远远地闪着万点鳞光。我，一个孤独的异乡旅人，在这遥远的地方，沉默地望着墓地、太阳、波涛。海鸥们在碑顶断续地发出悲戚的叫声，人死去真的还不如一只鸟呢。面对这大片墓碑，生命的有限性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它象墓碑表面一样有着真实的质感。如果不是有这么大一片墓场作证，我很难想象在这么偏远的世界一角，也有那么多人曾经在时间里存在，在这片土地上诞生、成长、奋斗、成功，然后，寂然而逝，在时间之流中化为乌有。曾经存在过的全部痕迹，就是这一座墓碑，这静穆的矗立就是生命的凝结。来了，又去了，如此而已。
时间什么也不是却又是一切，它以无声的虚空残酷掩盖着抹杀着一切，使伟大的奋斗目标，剧烈的人生创痛，最后都归于虚无。一个人一旦理解了时间，他就与痛苦结下了不解之缘。时间使伟大变成渺小，骄傲变成悲哀，使少年的意气风发变成老年的沉默不语，使一切意义变得意义模糊，唯有它永恒存在。它以寂然的平和把许多趾高气扬的人都打败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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